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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的废除意味着中国封建教育的终结,之学与近代西学中

传统中国的近代转向,需要面对的不仅是现实世界内物质层面与制度层面的建设问题,还有更加深层的“意义世界”重建问题。清季民初中国社会的剧烈激荡与变革,外层物质文化、中层制度文化与底层思想文化的变迁,其实并不同步。改试西学策论后,考官阅卷仍然坚持“圣贤矩矱”;留日进士剪辫易服,也还要仰赖旧有功名与政体;癸甲进士入民国后,主要还在维系传统的“意义世界”。凡此种种,都可看出社会各个层面文化的变迁并不均质,步调也难于一致。晚清新政主要致力的,更多还是针对中层制度层面进行改革。透过进士馆的个案也能看出,清廷其实对此不遗余力、用心良苦,但未收其效,已失其政。科举革废,帝制终结,使“制度化儒学”失其依托。但是,“‘制度化儒学’的寿终正寝,并不表示中国文化的消亡,甚至也不表示儒学的消亡”。传统儒家在制度层面的瓦解,并不意味着其在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影响完全消失。制度的儒家已然终结,但文化的儒家尚在延续;经学化的儒家已经退场,而子学化的儒家尚有新境。透过考察进士馆的设立运作及癸甲进士的升降浮沉,亦可得见中国近代转向中制度建构的努力与曲折,以及文化传统的断裂与延续。

中国诗学素有以身体比拟诗体的传统。明人胡应麟《诗薮》有云:“筋骨立于中,肌肉荣于外,色泽神韵充溢其间,而后诗之美善备。”其实“史之美善”也可作如是观。韩策此书便可称“骨肉停匀”,既关注“活生生的参与者”,又以制度和机构为骨干。

在中国传统社会,科举制度是历代王朝的抡才大典,其影响扩及教育、选举、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习俗、心理等层面。因此,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中国早期现代进程的影响不可小视。

原标题为:中国历史上的“高考”

综合晚清科举成功者以及民国和当代大学生的数据,1865年以来,中国教育精英的社会来源(家长职业)发生过多次显著变化,形成了特点分明的四个阶段:

尽管如此,晚清政府无论从笼络人心,还是稳定时局,抑或重拾权威的角度考量,都不能将进士这一拥有正途最高出身的精英群体弃之不用,但也不可依样照旧全收。因此,特于1904年在京师大学堂附设进士馆,详定章程,延聘名师,且新科进士免费入馆、厚以廪饩,俾其以速成路径,掌握近代法律、政治、经济、外交知识,以佐新政。因此,进士馆课程的整体设计思路,是在《论语》所谓“果、达、艺”三项从政素质框架内,分别开设相应学科,希望将新科进士既往接受的经史辞章教育革新为西学法政教育。在具体操作上,则力图将传统翰林院的“学馆”与新建大学堂的“学馆”衔接,将传统的人才“分科”具体化为近代的课程“分科”,并将传统资政的“经邦济世”之学与近代西学中“法政经济”学科相糅合。同时,也希望通过切实管课,整顿嘉道以降翰林院庶常馆学业涣散、有名无实的弊病,令新科进士勉力学问,要在“讲求实用之学”,兼求速成和切用。

近年的许多近代史研究著作越来越偏社会科学,而日益远离人文性。这在我一个中文系出身而对近代史有兴趣的外行看来,诚为遗憾之事。我们或许该追问:史学究竟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没有人、没有温度的史学有无独立存在的意义?中国固有的文史传统,在史学科学化的潮流中,还有无容身之地?

在晚清,“废科举”几乎总是与“兴学堂”连在一起,新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初步完善是废科举最直接也是最明显的一项成果。1905年废科举之后,各地兴办学堂的数量和速度都出现了一个高峰。全国的学堂在1905年仅有8277所,1906年就达到23862所,1909年则达59117所。与之相应,学堂学生也从1905年的不足26万人上升到1909年的1639641人。这种情形足以说明,废除科举对于兴办近代学堂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状元一般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儒林院编修,其他进士擅长文学书法者授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其余的分别授为各部主事和知县等,正式进入了仕途。在北京孔庙院内,今天仍然竖立着元、明、清三朝的进士题名碑,学者姜鸣在《天公不语对枯棋》中对其有一段精彩描述:“这里有3座元碑,77座明碑,118座清碑,记载了600多年中中榜的5万数千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及考试名次。它是古代知识分子孜孜矻矻、宵衣旰食、皓首穷经地拼搏奋斗,终于通过国家级考试,晋身上流士大夫阶层的象征,是胜利者的丰碑。”

京师大学堂

最后,作者还勇于尝试在史实基础上总结一些“模式”。比如论及清末科举由“渐废”转为“立废”的过程,韩策提出了“交互激进”的模式。最初,只是袁世凯提出“增实科”,同时旧额“每科减一成,减至五成为止”,亦即改革后科举的新旧学对半开,旧额最终仍可保留。孰料号称老成的张之洞更为激进,声言“留此五成,顽固不绝于天壤”,袁世凯随即提出“渐废”旧额。下及1903-04年的三科递减方案,直至1905年的立停科举,都是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陶模、端方等督抚之间竞相以趋新为政绩,“交互激进”而使变革加速度不断飙升的结果。对这一模式的总结,不仅可以阐释清末科举由改而废的机理,更可推而广之,用以观察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趋势。

科举制度集教育与选举功能于一身,它的废除对政治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方式也产生了巨大冲击。在传统社会,读书人接受君君臣臣、尊经尚书的学术训练,并将其引以为不可动摇的绝对价值观,科举制度则为专制政治的延续不断地输送官僚后备力量。废科举、兴学堂以后产生的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接受了自由民权思想,日益获得独立的人格和开放的思想。这就意味着传统政治资源自我补给、自我更新、循环往复的方式难以为继,同时为现代社会所需的新兴知识精英也迅猛崛起。1903年月12月,清政府颁布《各学堂奖励章程》,规定各类学堂毕业生经考试,给予举人、贡生、进士等出身,并分别等第以翰林院编修、检讨、内阁中书或知县、七品京官等录用。在清末推行官制改革和举办宪政、地方自治的过程中,一些新兴部门及职位需要专业型的技术和行政工作人员,也为学堂学生的入仕提供了可能。新式知识分子在各级政权中的任职,既改变了官僚组织的构成,又对王朝体制下政权现代化的改造和建设产生了重要推动力。

北京孔庙进士题名碑

在这一阶段,之前几乎无法进入教育精英阶层的工农子弟迅速成为教育精英最重要的来源。根据对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1952年全部本科生学籍卡所做的研究,受“出身照顾”政策的影响,20世纪50、60年代高校新生中工农子弟的比例迅速提高,并很快在国家和地方两级都达到了垄断地位。1978年恢复高考并取消出身照顾政策后,工农子弟依旧是大学生的重要来源。

癸甲进士政治立场与政治认同之转向与分化,亦颇微妙而曲折。作为科举正途遴选的“天子门生”,他们理应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作为帝国庞大官僚体制内的成员,他们整体也倾向维系既有体制的存续。当然,其间时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进士馆派出留学人员兼有官僚和留学生双重身份,其外出留洋,不免接触革命思想,可能影响其政治取向。不过,他们此时也还是尽量维护现有秩序,因为他们本是旧有体制的受益者。今日研究似不宜为了符合后定之论,过早、过分拔高部分进士的“政治觉悟”;当然也不宜因此而苛责于人,谓该群体“革命性”不足、不肯与旧体制彻底决裂云云。以他们的经历和身份而言,此种艰难而缓慢的转型才是他们在那个时代中的真实境遇。实情如此,必至渐见立宪无望,革命蜂起,其政治立场才随之逐渐转变。其间,从天子门生、钦命职官到民选议员、国民代表等,癸甲进士的政治身份和认同开始发生微妙转变。少数进士开始将其“忠爱之诚”做出忠于一家一姓、一朝一人与忠于一国一群、职事大政的区分。传统意义上君即国、朝廷即国的观念,逐渐遭遇到来自内部的严峻挑战。新知阶层逐渐“判国家与君主为两途”,成为清廷不愿接受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最终,部分影响甚大的“天子门生”也站到天子对面,转而倾向同情革命,乃至与革命党人合作,共同助成清朝灭亡。此种“种瓜得豆”的结局,确非改革之所乐见。当然,如果跨越新政十年及清廷成败的论域,则可发现晚清改革对近代中国转向与国家建构的重要意涵。民国肇建后,统合该群体的旧有体制已不复存在,他们的政治认同进一步分化。其中有总体支持民国而内部再分派系者;有企图复辟帝制而视民国为“敌国”者,乃至有投敌附伪而身败名裂者;其间,又有在国共两党及中间各派选择与斡旋、辗转进退者。其群体内部的复杂分化远甚前清时代。时代世局之迁移大势,诚有为个体及群体难以逆料和逆转者。

韩策此书在方法论上的另一特点,是精于史料辨析和阐释。

为了保证各地学务的顺利开展,专门化的教育行政和教育管理系统亦随之建立起来。1905年12月,奉旨成立的学部下辖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五司,以及翻译图书局、学制调查局和京师督学局三局,成为全国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教育行政系统正式从礼部独立出来。次年在各省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一员,与藩臬二司并重,统辖全省的学校教育事宜。提学使之下设有学务公所,佐提学使参划学务,并备督抚咨询。此外,清政府还积极鼓励民间的兴学行为,倡仪各府厅州县广泛设立劝学所、教育官练习所和教育会等组织,延聘士绅参与学务。这样,在清政府及民间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府到民间,完整的教育行政和教育管理系统终于架构起来。这是清末教育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完整的新学制的确立,教育内容的转变以及教育行政的日益专门化都表明,至少在教育领域,废除科举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科举:古代的高考

·1953—1993年,工农或无产者子弟成为新的教育精英优势群体

当然,由于晚清局势复杂多变,加之决策所依赖信息的不全以及个体认识和判断的局限,这种“理性选择”未必能导向最优方案和效果。纵观进士馆创办全程,作为最高政治权威所在的清廷、承担制度规划的中枢官员、负责实际执行的馆中教员职员,以及作为改制对象和受教者的进士群体各方之间,虽然有相互依赖的共通利益,但是实际也各怀其志,反复博弈的结果就是开办进士馆的预期成效被削弱。对于末代进士群体而言,需要直面的问题也很现实和迫切:学问与仕途如何兼顾,新旧知识结构怎么衔接,朝廷/ 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能否调和。晚清中国在这些分歧中展开改革,使得许多看似设计较好的制度措诸实践时,遭遇不少困境。比如,科举改制中,最终采用的是“旧瓶装新酒”的套路;进士馆官立、官办、官读“三位一体”的现实,使其未能避免所谓“科举时代的劣根性”及“老爷式学生”的弊病;而留学教育的展开,也因求之太速以致良莠不齐,程度参差。

清末的官制改革、学制改创、预备立宪,为癸、甲这两科最后的进士拓展了迅速上升的途径,一改清中叶以来官场的拥堵局面。而随后辛亥革命的勃发,又使其出路严重分化。尽管如此,其中许多人如汤化龙、谭延闿、沈钧如、袁嘉穀、陈黼宸等,在民初政坛、法律界、文教界仍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前往后看,清季最后两科科举所奠定的人际关系,在民国史上依旧影响深远。

晚清以降,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和西学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中国知识界开始深刻反思科举制度的弊端,改革科举、兴办学堂的呼声日益高涨。1905年9月,清廷下诏,自丙午科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此,实行长达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被废止。

民国年间的高考考生臧克家

近代随着西方工商业文化的冲击,商人也成为中国社会上层群体的来源之一。但是,与西方商人凭借财富而直接跃居社会权力核心不同,中国的商人群体仍然需要官衔作为掩护,以保障自己社会精英的身份。在官衔只能通过科举或捐纳等方式获得的硬性约束条件下,中国商人的财富只用通过转化为政权或教育身份才能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而且其角色依然属于“异途”而非“正途”。所以,中国长期是居庙堂之上的国家权力体系和民间教育体系相结合的社会,权力精英和教育精英仍然是社会上层的主要来源,其他社会群体必须将自己所拥有的资源转化为权力或教育资源才能获得社会精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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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策是尚小明教授的学生,从留日学生、学人幕府,再到民国以来大学教员,尚教授多年来专力于士人群体研究,形成了一套综合人物行迹与量化统计的独到方法。韩策选择癸卯、甲辰两科进士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当是得自师传。癸、甲进士是中国漫长科举史上最后两科会试的成果,但其意义决不止于“最后”。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出自辛丑科举改制的“策论举人”,实为戊戌以来朝野不断争论科举改章的产物。

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在教育领域内出现的进步还表现在新学制体系的建立和逐步完善。1902年8月和1904年月1月相继颁布的“壬寅”、“癸卯”两个学制,首次在中国确立了具备现代意义的学制体系:初等、中等、高等三个级别的教育层次分明,且分类细致;除普通教育外,还包括各类专门教育,如师范学堂、法政学堂、存古学堂、农工商矿等实业学堂以及方言、医学、体操、美术、警务等专门学堂。1906年,清政府颁发“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意味着教育从传统时代以儒家学说为全部内容的仪式化全能主义向实用化、专门化的转变,新的学堂教育不再单纯注重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教养,还进行职业教育和知识教育。儒家学说虽然仍以清王朝国教的形态继续存在,但在教育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已被打破,经学仅仅作为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门类存在,不再具备统率一切的意义。由此可见,科举制度的废除意味着中国封建教育的终结,同时促使中国社会对于“科学知识”日渐重视,并使之制度化。

高考是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不仅牵动着千千万万父母和孩子的心,也备受国人的瞩目。每逢这个时节,不管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说起“今年高考如何如何”之类的话题,高考在中国已成为一场全民的盛筵。

四、余论

癸甲进士可谓同时代读书人之幸运者,赶上科举“末班车”而成为末代天子门生。然而,他们也赶上一个仕途壅滞的晚清时代,更是一个前所未遇的变革时代。朝考授职后,他们或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或签分各部为学习主事,或分发各省为即用知县,其实大多并无实缺。其后或入进士馆修业,或在阁部学习历练,或在地方办学理政,或派遣出洋游学,辗转于各职位之间,辛苦候缺。癸甲进士在清末阶段的任职,呈现出“整体严峻”、“比较优势”与“内部分化”并存的事实;清末官制改革,加之两科进士多有新学经历,对其补缺晋升有利。不过,其中仍约有半数尚未轮得实缺,清朝已被推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仕途就此终结。从帝制到共和的政体转换中,连接该进士群体仕途的阶梯并未被完全阻断。尽管旧朝已没,政体已新,但他们毕竟拥有进士出身这一关键“象征资本”,加上前清政界的任职资历,以及新旧皆备的教育经历,让其中善于因应者成功过渡,华丽转身,从天子门生变为民国精英。进士群体在传统中国的“成功阶梯”上,已近登顶;进士馆教育和留学经历,又有助接上新的“成功阶梯”。部分进士成功连接前后阶梯,进入民国后不仅能保持原有地位,甚至在社会纵向流动中继续上升。当然,此途之外,亦有部分进士选择继续忠于清室,不仕民国,乃至为“复辟”南北奔走;或有进士投身新闻、法律、教育、金融、实业等,发挥其所长;又或乡居著述,教学育人,募化劝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乃至直到1949 年新政权建立,仍有部分健在进士继续出仕,或以其他方式发挥影响。

近代以来流行的“平等看待史料”之说,其实甚有问题。史料从来就不平等,围绕同一事件,不同史料的物质属性、载体、文体有别,都将造成阐释有效性的差异。与发掘新史料同等重要的,是还原史料的文献属性,辨析史料层次。

科举制度的废除打破了传统的精英选拔机制,使得社会精英的构成呈现多元化趋势。旧时代的举贡生员通过种种途径进入到新的社会结构中,新时代的学堂学生则因科名奖励的沿用而被继续冠以进士、举贡等名号,同样参与到社会流动当中。以新式教育制度为中介,社会精英的流动不再局限于“学而优则仕”的一元模式,开始向各行业逐步扩散。知识精英构成的多元化和职业取向的多样性不仅表明中国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及其功能的分化,而且促进了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其实类似于高考的这种人才选拔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从古代的科举考试到晚清民国时期的大学招生,无不昭显着今天高考的影子,它们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与传承。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战略的调整,特别是近10年以自主招生为标志的各种高招方式的改革,中国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再次发生转变,1952年以来的较均衡全国模式出现松动。以北大自主招生为例,2007年和2008年北大自主招生中,58所被北大确定为具有“校荐”资格的高中占据了50%以上北大自主招生名额,但这些学校基本以北京为主。可以推测,如果自主招生制度继续推行,中国教育境精英的地理模式将会再次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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