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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华书局供应的春季开学用书澳门新葡萄京娱乐app:,也是上海这座城市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11月,是由新文艺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分出扩大组成,以编辑出版中国古代文学书籍及今人对古典文学研究论著为主,也兼及古代历史、哲学等方面的古籍和论著,该社于1958年7月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图书都是使用中华书局版号和徽标,坊间有说中华书局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不是一个单位,其实都是凿空之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编辑出版工作一直到1978年上海地方成立古籍专业出版社为止。

  1. 整理国故运动的需要

新京报:国家这几年一直在强调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华书局又做了哪些准备?

早期中华书局业务上的最大亮点,是编辑出版了实用、新型的工具书《中华大字典》。

  1936年,中华书局的图书出版达到空前绝后的最高峰,出书种数1118,册数2279,中华书局员工已有5000人。中华书局达至全盛时期,陆费逵声誉日隆,1936年6月重任为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成为全国出版界的巨擘。1937年春,中华书局“扩充资本,一次增足为400万元”,年营业额约为1000万元,全国各地分局四十余处,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中华书局的营业额中,一大半来自于印刷业务。中华书局得以有力量以印刷反哺出版,辅佐教育。

经营奇才陆费逵让中华书局初露峥嵘

自商务印书馆提出影印《四部丛刊》后, 中华书局亦开始筹划印行同种类型之书, 即《四部备要》, 该书以经、史、子、集四部进行分类, 内容广泛。21922年始出版第一集, 至1934年出齐, 分印连史纸和赛宋纸两种;1934年重印五开本, 洋装本;1935年又发售洋装句读本。在版本选择上, 力求通达实用, 多采用清代学者校注过的本子;在印刷技术上, 采用聚珍仿宋体排印而成, 每种书上都印着“杭县高时显辑校”“杭县丁辅之监造”等字, 以示其特色。3《古今图书集成》于1934年发布预售广告, 全书于1940年出齐。影印该书时, 中华书局费力颇多, 巨资收购康有为所藏的雍正铜活字本, 再将原书拆散, 且对原本进行描修, 用白粉涂去墨污, 制版后再行印刷, 以九拼一的形式加以影印。

生于1962年,自1987年东北师大古籍所历史文献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分配至中华书局至今,历任编辑、副主任、主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总编辑。2007年任中华书局总经理。

中华书局现办公大楼

  书映丹青,墨染春秋,中华书局和上海美专百年同行、并世齐辉,一个世纪间,这两个名字早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符号,在中国美术史和出版史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成为近代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匆匆翻过的一页,也是上海这座城市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启和推动着中国美育的启蒙和进程。

新农出版社成立于1946年,农业科学家余松烈与郑广华、邵霖生等是发起人,出版了不少农业科学书籍,对农学教育以及普及农业科学知识起到了促进作用,在当时农业界很有影响。1953年,新农出版社并入到了中华书局。

4 《上海掌故丛书》 (10册, 32开) , 搜集元明清三朝上海的名家著述14种, 见《中华书局总书目》 (1912-1949) , 第591页。

今年,中华书局迎来了百年华诞,为此,该局出版了《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以及一套四本的《岁月书香》等,并举办了多种纪念活动。持续到本月31日的中华书局百年历程暨珍贵图书文献展,3月16日在国家图书馆稽古厅开幕。近百种民国出版物珍稀版本,集中展示了中华书局创立伊始凭借教育教辅图书开基立业的历史和伟绩。此次展出的梁启超、胡适、顾颉刚、林语堂、徐志摩、钱锺书等人与中华书局的书信、手札,都是近现代文化史、出版史上弥足珍贵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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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费逵,重视教育和出版事业,其为时人所知,起先并非他出版家的身份,而是他一系列见解独到、说理透彻而又平实可行的教育改革主张。1905年他发表的《论设字母学堂》、《论日本废弃汉字》,是我国改良文字、统一语音运动的先声。1908年秋,陆费逵应商务印书馆之聘,任国文部编辑;次年春任出版部长、交通部长兼师范主任。时与蔡元培等过从甚密,教育主张颇为一致,他也以改革教育和传播新学为己任。l909年2月,商务印书馆创办《教育杂志》(月刊),请他担任主编。他以《教育杂志》为阵地,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普通教育当采俗体字》,被后人称为汉字简化运动的开场锣鼓。陆费逵曾被人形容为“见事明、处事敏”,并自称“好言教育,尤好谈学制”,举凡学校制度、教育行政、学校行政、课程制度及女子教育等,都有深入的剖析和不俗的见解。他是提出取消“读经”课程的第一人,也是“为小学生减负”的大力倡导者。他的教育理念,如力主缩短在学年限、减少授课时间、初小男女同学等等,对民国初建时教育方面的兴革,影响至深。三年后,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修订新政权课程,很大程度采纳了陆费逵的意见。

不捐细流,何以能成大江大河甚至大海。100多年的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是充满了坎坷,虽然有危机的时候贱卖资产,但更多的时候是不断地兼并,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壮大,才能根深树老,以至百年和百年以上。以出版界的中华书局为例,1912年元旦成立时,中华书局资本金是2.5万元,五年不到,1916年资本金已经是160万元。到了1949年5月,中华书局资本金为400万元。

[17]刘洪权.民国时期古籍出版与现代文化建设[J].出版科学, 2010 (2) :105.

重拾梦想 中华文化走出去

中华书局1937年出版的《辞海》上下两册

  1949年以前,中华书局出书达5800余种,作者数以千计,其中不少人在各学科领域独当一面或颇有建树,卓然成家。荦荦大者有梁启超、马君武、谢无量、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郑振铎、巴金、刘海粟、徐悲鸿等等。

先说文明书局,这是陆费逵的老东家,他曾担任文明书局襄理,之后自文明书局去了商务印书馆,再从商务印书馆独立出来创办中华书局。文明书局比商务印书馆更早出版教科书,文明书局第一本教科书《蒙学课本》在其创办之初的1902年就出版了,而商务印书馆的第一本教科书《最新国文教科书》是1904年12月出版的。随着1912年中华书局成立,教科书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文明书局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1915年,文明书局发生火灾,让以书画出版为主的文明书局受到极大损失,碑帖字画悉数被毁,经营困难,当年即被中华书局盘入。陆费逵和陈协恭等创办中华书局时,得文明书局经理俞复很多帮助,由中华书局盘进文明书局也就理所当然。中华书局收购文明书局后,文明书局的招牌依然在出版图书。民国六年(1917年),突然出现存户听信谣言而集中提取存款的挤兑风潮,造成流动资金短缺,形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史称“民六危机”。当时,文明书局被作为质押以度时艰,后被中华书局提前赎回。1932年9月7日,文明书局登报通知寄售客户:“本局结局在此,现在屋已退租,希于9月20日以前前来结算,收回未售件,过期代捐慈善机关,不再通知。”至此,文明书局完全并入中华书局。文明书局当时培养了很多中华书局的高级职员,除了陆费逵、陈协恭,还有沈知方和沈鲁玉等人。

  1. 古代笔记小说出版

中华书局旧址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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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上海美专与中华书局的文化联姻

中华书局100多年的发展中,从小到大,自身壮大的同时,也在不断兼并其他公司。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是一位经营奇才,他先后收并了文明书局、民立图书公司和聚珍仿宋印书局。

陆费逵执掌中华书局长达30年, 这一过程中其个人的超强操控能力和把握能力得以显现, 甚至逐渐形成其独特的出版文化理念, “陆费逵的文化观, 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出版理念, 成为中华书局营业的重要指针”, [18]甚至是“中华书局以陆费逵为中心, 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 除刚性的管理制度外”,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陆费逵风格’”。[19]吴永贵曾归纳陆费逵的个性特征为“预见的眼光”“学人的素养”“商人的精明”“出版家的执着”“家长的作风”等, [20]其独特的文化出版理念, 使中华书局的编辑队伍、作者队伍等深受影响。[10] (32) 针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而言, 陆费逵个人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其祖上的原因。陆费伯鸿的先人陆费墀曾以翰林院编修任总校官, 前后达20年, 陆费伯鸿对其先人的学术是十分向往的。在他所写的《校印〈四部备要〉缘起》等文章中曾多次表露了这一情愫;[6] (252) 其次是其苦心经营中华书局, 商人的身份与角色使之在出版物类型上遵从市场的需求, 这“决定了他们的古籍出版热情, 必然很大程度上受着商业利益的驱动”;[15] (482) 就大的时代环境而言, 是由国故整理思潮和新图书馆运动产生的巨大古籍整理出版物的市场需求。

我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顾颉刚全集》。当时我们做的时候,没有得到任何的资金支持,仅仅因为对顾颉刚先生,对他所做的学问,对他的这些著作有深深敬畏或者是敬仰,这促使我们毫不犹豫地做了这样的抉择。事后当得到人们的认可之后,你的那种心理满足非常重要。我记得2010年12月25日开顾颉刚先生的会,他的女儿顾潮讲到,顾先生的日记里,他有一次病危的时候曾经写过一次遗嘱,就是他的书都要交给中华书局,组织学术编辑委员会来整理出版。每次回顾到这一幕,我的内心都非常坦然,并有一种巨大的满足感,觉得这事我们做得太对了。

1935年中华书局工作人员在新购德国凹版印刷大电机前合影。

  1911年秋,27岁的陆费逵筹备创设中华书局,中华书局甫一成立,首先是在教科书上,祭起了“教育革命”的大旗“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陆费逵提出了“用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两个口号,出版发行中小学适用的《新编中华教科书》,先后发行小学课本44种,初中及师范课本27种,体例新颖,顺应潮流,几乎独占市场,达到“日间订出,未晚即罄,架上恒无隔宿之书,各省函电交促,未有以应”的境况。民国初年,借着几乎独占了中小学教科书市场的东风,中华书局迅速扩张,不仅在教科书市场继续攻城掠地,并凭着对时局的把握,开始大量出版传播中西方文化的书籍与杂志。这既满足了当时教育改革的需要,也为中华书局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立图书公司是于右任为主创办的图书出版公司,具体创办时间却有多种不同说法,当前刊行的“于右任年谱”说:1915年,37岁,“于右任创办民立图书公司刊行善本丛书,同时作为讨袁的掩护”。但核郑孝胥日记,其实民立图书公司在1912年就已经成立了。当时,商务印书馆的郑孝胥对民立图书公司的成立非常关心,其1912年7月31日日记写道:“张继、胡汉民、熊希龄、于右任、汪兆铭等发起民立图书公司,招股百万,编译、印刷二部已成立,此商务印书馆之劲敌也。”说民立图书公司成立于1912年7月,应该是比较准确的,也和现存图书版权页上的时间比较相称。早期的民立图书公司出版图书很少,于右任因为揭露宋教仁案被通缉,逃到日本后,得知日本学者在明治维新后重视西洋轻视中国古籍,将一些过去流传到日本珍贵古书随意处置。当时清廷驻日公使的随员杨守敬为了保存中国典籍,广为搜罗,并在东京就地精印了《古逸丛书》100部。对这事于右任印象很深,从日本返回后,决心以刊印善本丛书为民立图书公司的目标。他出重资将中国图书公司最新式的印刷机器转盘过来,他自己总负责,康心如为总经理,张季鸾为编辑,开始张罗印刷古逸丛书。但因兹事甚大,做成不易,加上革命家终究难耐书斋的寂寞,最后民立图书公司也就盘给了中华书局。

1940年以来, 对于如何进行古籍界定, 争论了很长时间, 相关领域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总体而言, 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1) 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编撰出版的图书; (2) 1911年以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编撰出版, 凡内容涉及古代学术文化, 采用传统著述方式, 并具有古典装帧形式的图书; (3) 以少数民族文字编撰出版的古籍图书; (4) 外国人在古代中国编撰出版的与中国思想学术有密切关系的著译图书。贯穿于这四个方面的一条基本原则, 无疑就是时间的下限。”[1] (194) 著名版本学家曹之对此也有专论, 认为古籍“是指1911年以前抄写、出版的图书”, 同时“民国时期出版的线装图书 (古人所著) , 通常仍然当作‘古籍’来看待”。[2] (5) 由此可见, 对于古籍的界定时间下限大部是位于1911年即民国时期以前。如何界定民国之后所出版的涉及古代内容之书籍, 有学者提出“古籍整理”说。[2] (3-4) 从时间上看, 应先有古籍, 再有“古籍整理图书”, “古籍整理图书”系“古籍”的衍生物。因此, “1919年以后, 不管著述或整理方式是汇刊、辑佚、点校、注释、评议、考证, 也不管其出版形式是影印、铅排、线装、洋装, 其学术成果皆当纳入‘古籍整理’的大范畴, 皆宜称为‘古籍整理图书’或‘古籍研究著述’”。[1] (195) 学界对于古籍概念的分歧反映了学者从不同角度的认识与分析。曹之的概念较为中肯, 但其中漏洞亦明显, “上述时间下限是粗线条的。出于保管利用的需要, 民国时期出版的线装图书 (古人所著) , 通常仍然当作‘古籍’来看待”, 而如果以1919年为分界点, 则易于把“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和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都划入‘古籍’中”, [3][5]也不恰当。

1915年,中华书局推出《大中华》杂志,主任撰述者为梁启超。杂志发刊宣言书由陆费逵执笔,称杂志的目的在于养成国民世界知识,增进国民人格,研究事理真相以为超验上下之指南针。陆费逵在向股东大会报告中说:期于杂志界放一异彩,即使直接无盈利,然精神上之利益无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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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38岁的陆费逵写下了“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的感言。作为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自19岁投身书业,并自许书业为终身职业,从此没有离开过中华书局,毕生尽瘁于此。“书业与教育互为表里,今日发未盛,皆教育幼稚之故”,他以教育人办实业的姿态,践行“开启民智”的宗旨和主张,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推行新式教育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史上,写就一篇皇皇“华国大文章”。

时代机缘使中华书局成为古籍出版的龙头

[16]刘洪权.民国时期古籍出版业对图书馆建设的贡献[J].图书情报知识, 2004 (2) .

陆费逵可谓自学成才的典型。当时南昌有一个阅读报社开办,他隔日去一次,朝九晚五,以大饼馒头为午餐,时间久了,便与管理员相熟,可自由出入,三年间阅书无数。1902年,十七岁的陆费逵与朋友捐集经费自办小学,后来随日文老师吕星如去武昌,由陆费逵为吕星如的三个弟弟教授国文算学,吕星如则执教日文,彼此互不出学费。

中华书局1915年出版的实用、新型工具书《中华大字典》

  “印刷原为美术师,我来草昧未开时。椎轮大辂溯经历,进步于今不算迟。”1924年上海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会时,陆费逵已成为书业商会副会长。1932年陆费逵撰文道:“上海书业公会会员共四十余家,资本总额九百余万元,其中商务印书馆五百万元,中华书局二百万元,世界书局七十万元,大东书局三十万元,此外都是一二十万元以下的了。”“全国所用之教科书,商务供给十六,中华供给十三,近年世界书局教科书亦占一部分。”“商务、中华两家印刷较前大为进步,雕刻、凹凸版、橡皮版、影写版……以及种种印法,或为从前所未有,或为从前所未精,现在颇有观止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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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民国时期的中华书局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着力尤多, 总体数量上, 所出版的古籍整理出版物是除商务印书馆之外, 其他出版机构不能达到的;从古籍整理出版物的种类而言, 内容包括广泛, 四书五经、诗词曲赋、医药文献等都有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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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的字典,已经陈旧不堪,不能适用,陆费逵组织人力,历时四年,在1915年出版了《中华大字典》。共收字46867个,增加了近代方言和新词汇,包含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是民国时期最早、最完备、也是一直到20 世纪80年代我国收字最多的一部字典。所收汉字多于《康熙字典》,而且校正了其中四千多条错误,被全国的《图书馆协会月报》评为当时唯一的好字典。

  1912年元月,在上海,“中华书局”应运而生。同年11月,《上海图画美术院宣言》在《申报》上发表,昭告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美术学校的诞生。自1912年至2012年,中华书局和上海美专如今同步百年华诞。中华书局,不仅凝聚了一大批怀抱共同理想的学界大家和艺文泰斗,更将刘海粟、徐悲鸿、李苦禅、钱松喦、关山月、张伯驹等艺林巨擘的书画汇聚一堂,为上海滩平添几多文化艺术霞光,使上海这座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同时文化变革思潮涌动,迅速成为中国近代文化艺术中心与新闻出版重镇。

经过1949年前后各三次的扩张和兼并,中华书局的规模和名气愈发大了,这里有出版人的睿智,比如陆费逵;也有时代机缘,比如1949年后出版方向的确定和大手笔合并,以及大批古籍专业人才的调入。从1958年到1978年将近20年时间里,全国古籍类图书出版几乎都由中华书局包办,此举让中华书局成了读者心目中古籍类读物出版社的不二选择。

一、古籍与古籍整理出版

在当代人的读书生活中,中华书局一直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是当普通人通过阅读打破现代与传统的界限,追寻自身所在社会的文化之根,中华书局就成为重要的涉渡之舟,使得于当代成长起来的我们,没有全然隔阂于传统文化而成为文化的流浪儿。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来,陆费逵敏感地嗅到一个新时代即将要来临,准备出版一套适用于革命后的教科书。当时中华书局供应的春季开学用书,包括初等小学国文、修身、算术、习字等5种,高等小学历史、地理、英文、理科等8种,中学用书27种。这是清王朝覆灭后第一套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令人耳目一新,立即风行全国,中华书局这套“中华教科书”几乎独占了当时全国中小学教科书市场。从而赚得了创业后的“第一桶金”!

  陆费逵曾言“社会之盛衰,国家之存亡,国民人格之高下,端于我著作者是赖”。并多次强调,作者和出版家都应对国家、社会要有高度的责任感。也正是基于这种理念,陆费逵感到出版人文化责任之重大,他在《书业商之修养》一文中写道:“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是最卑鄙龌龊的。此两者之判别,惟在良心上一念之差;……所以我们当刊行一种书的时候,心地必须纯洁,思想必须高尚,然后才可以将最有价值的结晶品,贡献于世;否则,不但于道德方面要抱缺憾,即自己良心方面亦受责罚” 。他自己不论是任主笔或做主编,笔底波澜,言论每每不同凡响。

1916年,聚珍仿宋体的铅字铸成后,因字体秀丽古雅、极似宋刻而受到出版界、印刷界的赞誉。丁三在和丁辅之弟兄便在上海创设聚珍仿宋印书局(有人讹为聚珍仿宋印书馆),书局成立后主要从事代客印简帖、名片等业务。起初,丁氏拟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并于1917年为商务印书馆排印过《大观录》《习苦斋诗集》《居易堂集》等诗文集。因商务印书馆想取消“聚珍”二字,丁氏不肯。1919年起,中华书局确定盘入聚珍仿宋印书局,并保留“聚珍”二字。1920年6月,双方议定2.6万元的盘入金额,1921年始议妥全部条件,正式订立合同,当年6月6日的《申报》刊登了聚珍仿宋印书局的启事:“本局已并入中华书局总厂,以后关于法律上权利义务完全由中华书局代表。”1921年,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用聚珍仿宋字体排印,出版后受到社会的喜爱,中华书局因为仿宋字体深受欢迎 ,1921年还特意成立了“名片部”承揽业务,获得了很大的社会效果。

注释

2004年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2006年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将国学热推向了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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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年,中华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陆费逵出任局长。同年,参与在北京召开的读音统一会,致力于推行国语注音字母及国语统一运动,并以中华书局为推行机构,编辑、出版国语、国音读物。自1917年始,陆费逵拟定了出版教育丛书的计划。到1945年,出版物共计60多种,涵盖成人教育的各个方面。同时,针对“国民教育”的启蒙,逐渐创刊八种杂志。其中1915年1月创刊的《大中华》,由梁启超主编。1934年创办的《新中华》,第一期发行即过万,巴金、郁达夫、傅雷、丰子恺、杨宪益等人均为当时作者,从而与知识界建立起互助互信的同盟。

公私合营后,中华书局为了配合当时的经济建设,于1954年5月新组建了财政经济出版社,同时还保留中华书局的牌子,中华书局同时也迁到北京。一直到了1957年,中华书局的出版方向才明确了,也才开始专注于出版古籍。据说是当时的领导人说,中华书局保留下来做中国古籍,商务印书馆保留下来做洋古籍,于是这两个老牌出版社都保留下来了。1957年3月,古籍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这次并入让中华书局如虎添翼;1958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成立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中华书局逐渐成为中国古籍出版的龙头老大。

[9] 黄卉.20世纪中华书局戏曲文献出版综述[M]//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 2013:222.

守正不易,出新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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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书业与教育互为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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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掘到第一桶金后,陆费逵便寻求扩张之道。1913年,中华书局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大增,三年后即成为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全国第二大出版公司。在这中间,为增加自己的势力,中华书局不惜重金购买印刷设备,同时合并一些小的出版社,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局,以地方书店为依托,任职经理者皆为一方贤达。

创办之初,中华书局在社会上的声誉和影响即令人刮目相看。1915年,民国政府农商部奖励全国大实业家七家,中华书局就在受奖之列。同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中华书局的雕刻钢凹版制品荣获博览会金奖。

  中华书局与学者文人的关系是良好互利的。中华书局对作者的版税从不拖欠,对作者的约稿恪守信用,约后即使不能出版,也要说明理由并支付相当的稿酬,而作者借支稿酬更是常有之事。作为委身书业的知识分子,亦将中华书局当作教育机构,在贯穿智民之梦的同时兼顾安身立命。中华书局跟文人学者的互动,形成了良好的文化生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华书局的出版方向一变再变。1950年,国家出版会议初步商定,中华书局出版方向是医药卫生以及农业书。1952年10月,教育部和出版总署统一成立了专门的教科书出版委员会,中华书局又失去了教科书这个主营业务,出版专业调整为农业、经济、外国语文,以及中国文史旧书等。确定出版方向后,中华书局开始迎来了第二波兼并的历史。考虑到当时社内农业方面人才缺少,于是中华书局就兼并了新农出版社。

  1. 适应新图书馆运动的需求

承担一个民族文化积累与传承之职,非一家出版社可轻易胜任。中华书局百年探索与努力,功已大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陆费逵总经理大费气力组织人员编纂了《辞海》。它集中国单字、语词和百科于一体,鉴于宏博气势,取“海纳百川”之意,故名《辞海》。经过主编舒新城和50多名编辑人员多年艰辛努力,《辞海》上册终于在1936年11月出版了。次年6月下册问世。《辞海》规模大,编选精,共收入1万3千个单字,10万条词汇,吸收了更多的俚语、历史词汇以及中外新词汇。《辞海》比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不仅收录新词条跟多,而且释义也有改进,被评论家称为“后出转精”。《辞海》与《辞源》一起,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案头工具书。解放战争时期,行军要求轻装上阵,毛泽东却要警卫员始终带着《辞源》和《辞海》,可见这两部书之实用与重要。

以上说的是中华书局在新中国成立前盘进的几个出版公司,都是在陆费逵手上完成的,后来爆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华书局的经营进入了一个动荡期,一直到1949年后,兼并历史又有了新的内容。

[11]王建辉.教育与出版:陆费逵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 2012.

比如商务办有《教育杂志》,中华就有《中华教育界》;商务有《英文杂志》,中华就有《中华英文周报》;商务编《新字典》、《学生字典》,中华就编《中华大字典》、《新式学生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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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知道古籍出版社的人并不多,因为这个出版社存在时间比较短。古籍出版社成立于1954年6月,是当时出版总署的直属社,社长由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兼任,编辑人数不多,但都是声名如雷贯耳的大家,有徐调孚、张静庐、章锡琛、曾次亮、丁晓先、陈乃乾、陆高谊等。1956年12月,文化部根据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副总理的指示,拟加强中华、商务的出版工作,其中一个举措就是将古籍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组成中华书局的编辑部。1957年3月,这个成立不足三年的古籍专业出版社并入了中华书局。

基于以上两种原因, 陆费逵在中华书局古籍整理过程中, 时常会表达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古今图书集成》由陆费逵提议影印行世, 甚至对古籍整理过程中的细节亦会做出自己的决定, 如1936年9月11日, 陆费逵对古书排式和定价提出意见:“最普通之古书一律排32开报纸本。读本正文三号或二号, 小注新五号或五号, 无注者用新四号。非读本可用五号。定价最普通者每页一厘半, 次则二厘。查明商务‘国学基本丛书’之定价, 如形式相同, 宜低不宜高”。[7] (147)

李岩:我们现在讲的是百年再出发。开启未来之门要如何做?你的每一个起步,都是以现实做基础的,现实的根基很重要。所以,我们首先还在继承,在继承中创新。我一直在关注我们现在很多百年的,或者更长久的企业,它能做到基业常青的重要特点,还是在继承中创新,而且创新占的比重还是非常大的。

中华书局1912年出版符合共和体制的“中华教科书”

民国时期, 中华书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展开古籍整理出版物的刊行工作, 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做出了贡献。据不完全统计, 从1912年到1949年, 中华书局出版“重要古籍600余种”, [3] (87) 其中又较为集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 正如时评所说, “这个年头, 不知以何因缘, 中国古书竟大走红运”。[4]

至2002年,中国出版集团成立,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中华书局不得不立志改革,直面市场。机会奇临,中华书局宋志军,偶然在电视上看到阎崇年在百家讲坛的讲座,联系后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首印五千,之后以上万册的印量连续加印,在市场上获得极大成功,接着做了一系列正说历史书系。

左五为创始人、总经理陆费逵。《中华大字典》、《辞海》等辞书的巨大成功,得力于总经理陆费逵的组织与经营布局,也得力于他对印刷技术的极大重视。1935年中华书局在上海澳门路建成新的印刷总厂,购置先进印刷设备德国凹版印刷大电机,这是德国政府印刷局的专利,为当时世界最大、最快的凹版印刷机。1937年春,中华书局总资本扩充至400万元,在全国各地和香港、新加坡开设40余个分局,年营业额1000万元,进入全盛时期。

  1. 陆费逵个人的文化因素

为体谅作者昏夜握管,斗室彷徨,中华书局在报酬方面竭力从丰,对无名作家,亦是如此。因为稿酬低,足以灰壮士之气,戕杀天才,阻碍文化发展。其对作者的稿费、版税并不单以销数多少为据,好作品,即使亏本,稿费和版税率都定得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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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民国时期中医典籍出版研究, 见杨东方、周明鉴《民国时期的中医典籍出版》, 《中国出版史研究》, 2016年第4期等。

现实没有抒情那么美好。中华书局在上世纪90年代一度跌入低谷,负债经营,举步维艰,主要靠银行贷款。1997年,中华书局曾做过时尚、旅游、教辅等书籍,但均告失败。1996年开始的6年间,有近半数的员工选择了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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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周其厚.早期中华书局经营的“陆费逵风格”[J].中国出版史研究, 2015 (2) :171-182.

无论中华书局粉丝们作何感想,一个出版企业若要安身立命,且仍保持玉树临风之美仪,驾驭市场的能力是必备的杀手锏,而市场又往往与整个社会的文化底蕴与文化诉求相关。全民爱清宫穿越戏的时代,一个出版社心高气洁坚持出易安居士全集或饮冰室全集,难逃以卵击墙的悲壮结局。

1916年6月落成的静安寺路192号 中华书局印刷总厂

[6]俞筱尧.陆费伯鸿与中华书局[M]//俞筱尧, 刘彦捷.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北京:中华书局, 2002.

1949年至今,中华书局累计出书2万余种。在顾颉刚、唐长孺、王锺翰、王力、钱锺书、季羡林、任继愈等各界学者和金灿然、张静庐、杨伯峻、周振甫、李侃、赵守俨、傅璇琮、程毅中等专家学者型编辑的共同努力下,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了《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宋词》《永乐大典》《孙中山全集》等古代、近代经典文献,以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基本典籍。特别是从1958年至1978年,由中华书局组织整理、编辑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被公认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的通行本。此外,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文史》《文史知识》《中华遗产》《中华活页文选》《书品》《月读》等期刊,在学术界、读书界、教育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1915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牌证书

[15]吴永贵.民国出版史[J].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1.

李岩:很多业界人士,现在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最好的表现形式,在数字化平台上还是数据库。现在有一些机构,已经做了一些小规模的数据库。实际上,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计划,中华书局在申请立项,要建设一个庞大的中国历史文化资源总库。我们现在做的是基于中华书局本身已经具有的出版资源,就是传统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新编诸子集成》,《十三经》等等,这些最基础典籍的数据化的工程我们基本上应该是做完了,有两三亿字,不能说号称多大。但是我们做的这个,它首先建立在现在的研究水平上,相对比较精准,标点、校刊错误率是比较低的我们电子版和纸本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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