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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就是从帝国和家族秩序中游离到民间的知识分子们所组成的社会,上海成为了中国新式报刊发展的中心城市

在《转向大众》的背后,我仿佛看到百年之前的言论巨子,迎风而立,叩响新的时代的门楣。

《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李礼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第一版,58.00元

在近代中国,不须说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即使是国立大学,国家权力的干预亦相当有限,有相当的自主性。大学的自主性基本掌握在教授手中,学校拥有自身的文化标准和精英选拔标准。由于学校掌握了知识生产的核心权力,又将这套文化标准推广到社会,通过对商业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技术精英的培养,以现代的学统为网络,建立起一个遍布全国的精英网络,从而拥有了现代社会独一无二的文化权力。

年轻的光绪皇帝也认识到了新式出版和公众出版、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在百日维新期间,他认可了出版的合法性,1898年7月26日,他的政府规定《时务报》为官方控制的报纸,由康有为主持。新式报刊在此期间备受瞩目,在1898年6月科举考试改革宣布之后,报刊的内容甚至出现在科举考试的试题中。考官们从报纸中选择题目,让考生就时事展开论述,而考生也为了准备考试而学习报刊。由此,阅读报刊的需求越来越大,书店也开始印行报刊文摘并通过销售来获利。1898年的考试改革废止了八股文,并重新定义了考试的实质。然而9月的政变使得科举改革失败,而八股文也随之复辟了。

而时下,报刊登陆中夏的百年之后,又一轮的媒体变革跌宕其间,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媒体阶层正在形成,一方面,传统媒体从业者们正从凛冬将至的担忧之中感受到彻骨之寒,另一方面,新技术的拥有者分明感到了从旧体系中分享权力的早春气象。一边是传统媒体的人才流失,另一方面是借助网络,新的表达场域正在形成。

资深媒体李礼的这本专着以政治社会学视野关注近代报人在晚清的出现与影响,首次以精英变迁和政治抗议的视角考察传媒精英在近代中国如何生成,以及体制内“清议”如何转化为一种体制外的反抗力量。晚清是中国的大变革时代,报人群体的兴起,不惟是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而且在“清议”转向代表大众的“公议”进程中,催生了中国的“第四权力”,该书从社会变迁等相关角度,再现了这一惊心动魄的过程。

在漫长两千年的古代历史之中,中国士大夫作为四民之首,曾经是社会与国家的中枢,在朝辅助帝王共治天下,在野作为地方精英领导民间社会。士大夫阶层成为最有影响、举足轻重的社会重心。那么,到了近代以后,当传统士大夫逐渐自我演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以后,其社会政治影响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是继续成为社会的重心,还是被社会边缘化了?关于这些问题,近年来学界有不少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余英时先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 他所提出的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断被边缘化的看法,得到了相当多的认同和回应。余先生的看法固然有其道理,道出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下行的一般趋势,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一下行趋势, 并非知识分子的全盘溃败,相反地,现代知识分子比较起传统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影响力不仅没有下滑,反而有很大的提升。一方面是社会政治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是文化影响力的提高。为什么这两种看起来似乎是悖论性的现象会同时在近代中国发生?个中又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这些问题,将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1872年,《上海新报》被《申报》取代。《申报》由两位英国茶叶商人Frederick和Ernest Major创办,是中国早期报纸中出版时间最长的,一直出版至1949年5月。《申报》报道地区、全国和国际大事,1905年在《时报》的影响下改革,与其说《申报》是一个新式的政治机构,不如说它是一个商业信息服务机构。Ernest Major自己也曾在1875年10月11日说这份报纸是出于商业目的创办。《申报》的商业新闻逐日持续更新,他们的编辑体系重视商业事件,对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它刊登的政治类代表性文章通常冗长而浮夸,往往不能切中时下而是琐碎无聊。1880年代,这些文章更趋保守,甚至聚焦于那些十多年前的新闻事件和话题。《申报》当时主要的竞争者是《新闻报》,也主要刊登商业新闻。《新闻报》创刊于1893年,创办者包括外国和中国商人、官员,包括盛宣怀和张之洞,先后由英美人士掌控。

媒体的权力来源于对社会和周围意义的理解、传达与解释,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重构世界,引导公众,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完成了意识形态对于公众的引导。晚清这一过程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西方图籍的译介,使人知世界而不仅知华夏;其二,则是报刊对“新语义空间”的建构,比如,对于“国民”等新词汇的使用,直接塑造了新的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心理,这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臣民”社会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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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当儒家不再是共同的价值观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可以替代的公共意识形态。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们朦胧地形成了一段时间的新文化联盟之后,1920年代以后很快地就分裂了,分裂为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流派。在传统士大夫之中,每个时代虽然也有不同的流派,比如宋学和汉学、古文经派和今文经派等,但基本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是相通的,拥有一个共同的知识框架。然而,现代知识分子内部的断裂,最主要的是失去了共同的知识框架,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知识纠缠在一起,形成了知识阶层内部种种的冲突和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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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礼兄作为法学博士,又是《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近年来对新闻舆论史发生兴趣,将目光扫到了现代新闻业的出发点——晚清,在2017年出版了专著《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颇受学界关注。

三 、重建社会重心失败之原因

晚清中层社会及由其所界定的政治出版业的历史始于《时报》创刊前的许多年。在1890年代的中晚期,改革派发展出一种更具论辩性的政治模式,赋予了出版业新的政治意义,一种新的政治范式和新的印刷业模式也出现了。同时,印刷业的角色转变也受到自19世纪起就在中国兴起的外国报纸的影响。受到这些外国刊物形式和功能上的启发,改革派报人将生产和使用印刷媒介一并纳入他们的改革议程中。正是西式模板与晚清政治改革危机之间的互动最终催生了像《时报》这样的新型政治期刊的出现。

《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李礼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第一版,58.00元

一、从“士绅社会”到“知识人社会”

19世纪末期的中国出版业的巨大转型,可视作是对清朝统治最后十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一种回应。1890年代中到晚期,这些报纸刊登有关中国不明朗政治境况的敏锐评论,竭力培育民众的政治社团观念和国家责任感。他们开始改变晚清中国印刷业调解沟通的角色,力图推广一种新的政治模式。

这一时期,伴随着太平军席卷江南,当然有王韬们的投机与流离。但在王韬们哀叹“北来庾信已无家”的同时,江南士绅们也开始涌入城市,成为一个新的阶层——“市民”。而这一从农业文明到城市文明的被动过程之中,无论是王韬还是江南士绅们,都没有“饥寒阅岁华”,而是在现代媒体的发展中,开始通过新语汇的形成,逐渐改变了社会土壤。

梁任公所说的“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指的就是从帝国和家族秩序中游离到民间的知识分子们所组成的社会。这些知识人,虽然成为职业各不相同的游士,但他们并非互相隔绝的一盘散沙,而是有着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网络。这样的社会文化网络,我称之为“知识人社会”(intellectuals society)。

报馆愈多,其国愈强。梁启超,1896

虽然,最初寄身报馆似乎并不光彩,“精英”二字更无从谈起。也虽然,相对于此后史量才们发达的商业媒体,无论是媒介素养还是采编规范甚至是经营能力,还远未合格。但群体多元、形象多义、身份驳杂的晚清报人们还是踉踉跄跄的走进了历史,由此开始,从体制内的“清议”转向报刊这一表达权力的新通道,并且这些新报人们发现,这一渠道赋予他们的权力空间更大。

知识分子不仅与社会外部断裂,而且其内部也发生了断裂。在传统中国,士绅阶层有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他们以科举制度为基础,有共同的儒家价值观,形成了一个由全国名流、地方名流和基层名流三个等级的流动网络,这一网络在晚清以后发生了内部断裂,在城市,士绅阶层蜕变为现代知识分子,在农村,士绅阶层虽然依然有其影响,但也被渐次崛起的其他精英集团所稀释。更重要的是,城市的知识分子阶层与农村的精英阶层,如同现代的城乡关系一般,区隔为两个互相独立的精英共同体,虽然从个体而言可以在两个集团之间流动,但从整体来说,无论从学校出身、知识结构和文化趣味,还是各自所借助的社会关系来看,分解为两个互相脱节的群体。

开启民智:《马关条约》与政治出版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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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社会”与“知识人社会”的最大区别首先是其主角的不同,从传统的士绅易为现代的知识分子,除了身份和文化背景的转换之外,“知识人社会”与“士绅社会” 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其内部建制的变化。刘易斯•科塞说:“只有近代社会提供了制度化条件,使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得以产生。” 张灏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中指出:晚清以后,在城市社会之中,渐渐出现了使现代知识分子得以形成的制度性媒介:学校、传媒和结社。张灏将这三者称之为基础建构,即“知识人社会”得以凭借的三个基础性的公共网络。 1890年代以后,随着新式的学堂、传媒和社团的出现,出现了一个“知识人社会”。这一“知识人社会”居于国家之间,其中的角色不再是传统士绅,而是现代知识分子,其职业和身份是多元的:教师、编辑、记者、出版人、自由撰稿人等等。他们不再像士绅阶层那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有国家科举制度所认同的正式身份。但正是这些职业与身份多元的现代知识分子,共同形成了一个知识生产、流通的文化交往网络。

这些新出现的政治报刊最与众不同的特征体现在社论方面。出于公、要(significance)、周(comprehensiveness)、时这些观念的考量,这些新式的文章和政治评论在一些代表性的改革派报人笔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些报人包括梁启超、麦孟华、徐勤、欧榘甲、唐常才、谭嗣同等。在深层的政治危机感驱使下,报人们主要关注国家事务:批评国家的虚弱、探讨国家潜能、设计振兴方案、不断评估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他们坚信,启发人们关心国家存亡是造就民众改革之心的途径。

戊戌之后,梁启超一度如丧家之犬。但是当他1912年11月13日自日本回国,十五年的流亡生涯之后,他应该惊讶于,“阵容豪华的欢迎队伍里,不仅包括前直隶总督张锡銮、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还包括革命领袖黄兴。当月28日入京后,拜会舆论巨子梁任公成为各界时髦之举。梁启超赴会19次之多,成为京城一大奇观。持续的热情多少出乎他的意料,直到此时梁启超才能如此直观的感受到,流亡期间《清议报》每期数千册、《新民丛报》每期多达万余册的影响究竟何在。那些散发着启蒙思想和不同政见的报纸经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经由知识人群广为扩散,纸上之人已成为举国敬仰的对象”。

现代传媒不仅控制了知识的传播与消费,而且生产与再生产现代社会的公共舆论,而后者正是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无疑是报纸、杂志、书籍这些现代传媒的产物,按照哈贝马斯的经典论述,它们是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中国的公共领域,假如与欧洲的历史比较,有许多非典型的形态,甚至可以判定其不成为公共领域。不过,假如将其放在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里面来看,可以发现其自有渊源所在。公共传媒虽然是到近代才出现的,但作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公共舆论,却是历史悠久。如今被称为公共舆论的,在传统中国被成为清议,它是士大夫的专利。清议的传统历经春秋的“乡校”、战国的“稷下学宫”、东汉的“太学”之后,到明代中晚期,由于士林中讲学与结社之风盛行、东林书院崛起、士大夫的清议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明季王学士人的讲学,还是局限在士人圈里面,尽管有面向民众的讲会,亦有限。然而,晚清所出现的以报纸为中心的公共传媒,以前所未有的现代传播方式,将本来仅仅属于士林内部的清议,放大为影响全国的公共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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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所谓千年变局。知识群体在社会变革中被抛于体制之外,此时,现代报刊进入了他们的视野。李礼在书中称,“近代媒体精英的出现,可视为传统士人在家国危机和自身转型中对新兴媒介的借用”。在此种借用中,传统士人对自身力量进行加持,而不再依托于古典的沟通权力,进而在此过程中,开始构建和形成帝国新的公共场域。传统士人找到现代报刊这一工具后,开始寻求通过舆论影响来改变社会,“以辅成国家政事”,“开官智”。

民国以后按照西方的学科体制所建立起来的大学体制,为了保持大学纯粹的学术传统,防止过于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公共领域的功能有所削弱。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几任北大校长,都对大学的过于政治化有所警惕。不过,作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传人,他们希望大学所培养的人才,不仅有现代的知识,同时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大学虽然不直接生产公共舆论,代表公共良知,却有责任为公共舆论和公共良知提供知识的基础和理性的能力。

西式报纸既能影响像《时报》这样的政治报刊的功能,也能影响其形式。自19世纪初期始,外国传教士、外国和中国的商业组织就借助报刊来达成他们的宗教或商业目的。在1815至1894年间,新式出版业几乎都由外国人控制,大约有150份左右的外国人经营的外语报纸,70多份外国人经营的中文报刊。尽管最早在华办报的是葡萄牙人,但英国人办报的数量最多,是其他国家所办报纸数量的两倍左右。美国人办的报纸数量位居第二,紧随其后的是法国、德国和日本。这些报纸中的大部分都在条约划定的租借地出版,例如上海、香港、澳门、广州、福州、杭州、天津、西安、烟台等主要的中心城市。

麦克卢汉称,任何传送信息的新媒介,都会改变权力结构。陶湘称,“清之亡,实亡于报馆”。孙中山亦言,“盖我国此次革命,全赖报界鼓吹之功”。

二、“知识人社会”的公共网络:学校、社团与传媒

外报在晚清政治报刊发展的过程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展示了政治出版业并非一个不假外物的媒介。中国的印刷文明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中国在东汉王朝时期就发明了纸,在隋唐时期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宋朝发明活字印刷术。在外国人传来新式报纸之前,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官办报纸邸报,最早甚至可以追溯至汉朝,更不用说唐朝出版过的邸报了。邸报由各省官府在首都的亲信通过私人通信的方式传到地方,这些报纸成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中介。在晚清,这些官方报纸以京报的形式出现,并在1907年转变为政治官报,在1910年成为内阁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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