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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对《辽史》的全面订补,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像《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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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他对辽金史用力至勤至深,《辽史补注》是其积六十年之功完成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对《辽史》正误补缺,补充了大量传世及出土资料,篇幅比《辽史》增加了一倍多。陈述先生在该书自序中表达其心愿:“述尝校辑各家所录辽文及新获者为《辽文汇》两编,又取宋人入辽的语录、纪行诗、行程录等,汇集一编,也都属于史料校订,未能附入《辽史》正文,读者不便,因不自量度,发愿勉为《辽史补注》,补者效褚少孙之补《史记》。”顾颉刚先生在序中,也对陈述先生在书中所取得的成果给予高度肯定:“《辽史补注》的特点,主要是辽史事实缺漏,而本书明确着重在史料补充,作者曾多年校辑辽金史,充分利用了晚近出土的金石碑刻,并与《辽史》勘证,使事具本末,有线索可寻。

近日,已故着名辽金史学家陈述先生倾尽毕生精力完成的史学巨作《辽史补注》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此书是陈述先生数十年研治辽史的心血结晶,学界期盼已久,今终得以面世,值得庆贺。 陈述先生是中国辽金断代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涉足辽史之初,他因鉴于今本《辽史》之“漏略不备”,遂发宏愿,欲穷尽所有传世文献订补《辽史》,并随即发凡起例,撰作《辽史补注序例》,开始了史料搜集与编纂工作。1942年,陈寅恪先生在仅见其《序例》的情况下,便预言“若使全书告成,殊可称契丹史事之总集”,且称“《补注》之于《辽史》,亦将如裴《注》之附陈《志》,并重于学术之林”,评价甚高。1975年,顾颉刚先生也称赞《辽史补注》“正是对《辽史》的全面订补,可称一代史料的总集”。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 2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陈寅恪《辽史补注序》手稿 此书原本打算随《辽史》点校本一同刊布,但最终未能付印,延宕至今。在前辈学者看来,这部《辽史补注》无疑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成就,笔者作为晚辈后学亦十分敬仰。不过,此书出版距陈述先生离世已有二十余年,其间整体学术环境和研究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时代下,我们应怎样认识此书的价值,如何更好地利用此书,便值得申说。笔者谨从一个专业读者的角度,略陈己见,试作评述。 一、订补《辽史》之集大成 元末编修的《辽史》阙漏殊甚,历来遭到史家诟病,自清代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做过校勘订补的工作。清乾隆中,厉鹗撰《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有注有补,均摘录旧文为纲,而参考他书条列于下。凡有异同,悉分析考证,缀以按语”,体例完备,其“采摭群书至三百余种,均以旁见侧出之文,参考而求其端绪,年月事迹,一一钩稽”,为《辽史》补充了大量文献资料。后杨复吉利用新出《永乐大典》辑本《旧五代史》,又补以《契丹国志》和《宋元通鉴》的若干记载,附益他书,得四百余条,撰为《辽史拾遗补》五卷。 除这两部拾遗专着之外,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劄记》中的《辽史》部分,以及其后陆续成书的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陈汉章《辽史索隐》、黄宝实《辽史校勘》、谭其骧《辽史订补三种》、冯家昇《辽史初校》、罗继祖《辽史校勘记》等着述,以校订、考异为主,同时亦为《辽史》提供了许多相关资料,或有出于厉、杨二书之外者。它们都是前人订补《辽史》的重要学术成就。 陈述先生撰作《辽史补注》,充分吸收了上述学术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拾遗补阙,自成一体,展现了学术的传承以及后出转精、集诸家之大成的特点。其自序云: 述尝校辑各家所录辽文及新获者为《辽文汇》两编,又取宋人入辽的语录、纪行诗、行程录等,汇集一编,也都属于史料校订,未能附入《辽史》正文,读者不便,因不自量度,发愿勉为《辽史补注》,补者效褚少孙之补《史记》,注者效裴松之之注《三国》。广征后魏以来诸史、文集、笔记,包括钱大昕、厉鹗诸家所考订及晚近出土资料和研究成绩,全面网罗,证其合否,一一补入辽史。考证之学,譬如积薪,现在的工作,即就前人所积者,接力积累,对《辽史》作全面增补订正。 陈述先生以“考证之学,譬如积薪”一语自勉,十分重视前人的学术积累,并赓续《辽史》订补事业,更为全面地搜罗史料,为此他做了两项重要的前期资料编辑工作:一是将今见所有辽人着述汇成一编,初集为《辽文汇》,后又增广为《全辽文》;二是将宋人出使辽朝的语录、行程录及纪行诗辑录出来,与宋人使金资料一并编为《辽金闻见汇录》。陈述先生编订这两份资料,也是对前人有关辽史资料蒐集整理的继承与发扬。今《辽史补注》整理本皇皇两百四十万字,即为陈述先生的毕生积薪之作,在辽史研究史上,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除陈述先生着力编纂《辽史补注》外,另有一位史学家杨家骆先生也在从事类似工作。六十年代,迁居台湾的杨家骆先生受人委托点校《辽史》,为彻底整理此书,遂仿照吴士鉴《晋书斠注》的体例,策划编着《辽史长笺》,并由其弟子蒋杨侯、赵振绩协助整理。其书亦全面吸收前人已有的订补成果,采摭群书四百余种,笺证成四百余万字,曾受到姚从吾先生和日本学者岛田正郎的赞誉。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 3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辽史长笺》 不过,这部《辽史长笺》的正式出版也已在杨家骆先生去世多年以后,由赵振绩先生接续完成。乍一看来,《辽史长笺》的篇幅多于《辽史补注》,似乎品质更佳,但实际上却未必如此。翻检《辽史长笺》可知,其笺注乃是将文献所见相关记载以及上述诸家订补着述的内容分列于《辽史》正文之下,仅简单地排比、胪列各种资料,很少有编者的辨析和按语,而且在编排资料时又多有重复,例如厉鹗《辽史拾遗》大量引述《册府元龟》《资治通鉴》中的相关记载,《辽史长笺》首先全文照搬《辽史拾遗》征引的内容,随后又引录《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原文,这样就造成了很多文字重复,以致其书篇幅较大。 相对而言,《辽史补注》的编纂体例更为整饬,它征引史料仅列出原始的文献记载,对前贤着述,主要征引关于某个问题的判断和观点,一般不从中转引史料,而且由于陈述先生对辽史研究很深,所以补注中包含大量他本人的见解和案断,注释文字的写作也比较考究,与《辽史长笺》的纯粹资料汇编性质完全不同。尽管《辽史长笺》在资料搜集方面可能有个别优长之处,但从史着编纂角度来说,窃以为《辽史补注》更胜一筹。 今这两部书均已出版,研究者自可取之对读,心中当有明判。 二、补注内容的性质分类及其价值 陈述先生撰作《辽史补注》,自序“补者效褚少孙之补《史记》,注者效裴松之之注《三国》”,其编纂宗旨仿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之长编法,“宁失于繁,毋失于略”,且明言“余注是编,期为《长编》而已”。总的来看,此书补注之内容十分详尽丰富,《序例》自述包括正误、补阙、补歧异、存类事四大类,各类之下又可细分为若干子目,体系清晰。不过,从学者利用的角度来说,笔者认为可将补注内容另作区分为以下四种情况,各体现出不同层面的学术价值。 第一,《辽史》校勘,相当于《序例》所谓正误类之正驳文、订朔闰、辨重出、纠讹舛四目。 我们知道,今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是由陈述先生整理完成的,他为点校《辽史》付出了很大心血,质量堪称上乘,故其校勘成果十分重要。但出于体例限制和审慎考虑,点校本出版时只采纳了一部分意见出校勘记,其余则均未能向读者刊布,甚为遗憾。而《补注》则吸收了陈述先生的大多数点校意见,我们可以藉此了解他对《辽史》文本的理解辨析和订正勘误,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书中此类校记俯拾即是,不妨略举数例。 譬如,卷一《太祖纪上》太祖元年,刘仁恭子守光囚其父,自称幽州卢龙军节度使,七月乙酉“其兄平州刺史守奇率其众数千人来降”,《补注》根据《新五代史·赵凤传》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判断“按守奇为守光之弟”,指出《辽史》此处称“其兄平州刺史守奇”有误;卷一九《兴宗纪二》有一人名“邓延贞”,《补注》引《邓中举墓志》作“延正”。这些条目中华点校本并未出校,幸赖《辽史补注》得以保存。 又如卷二一《道宗纪一》清宁四年十二月辛丑,“弛驼尼、水獭裘之禁”及卷二五《道宗纪五》大安五年三月,“诏谕学者,当穷经明道”,此两句中“弛”、“当”二字百衲本原作“详”、“常”,《补注》皆称“此从殿本”。今点校本这两处均径改,幸由《补注》可知其版本校择善而从的具体情况。 又卷一二《圣宗纪三》统和六年七月,“遣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讨河、湟诸蕃违命者”,“西”字原脱,《补注》据卷八二《韩德威传》补,点校本则不补出校;卷一四《圣宗纪五》统和二十三年十一月遣“颁给库使韩橁”使宋,“库”字原缺、“橁”字原误“简”,《补注》据《韩橁墓志》增改,而点校本仅改正“橁”字,未补“库”字,这说明陈述先生校正《辽史》原本尺度较宽,后点校本正式出版时收紧。此类校注为我们修订《辽史》点校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校勘信息。 此外,笔者注意到,《补注》中还保存了一条张元济百衲本《辽史》校勘记的佚文。民国年间,张元济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除《明史》外皆撰有校勘记。六七十年代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从商务印书馆借走张校稿本以资点校,然而至九十年代归还时仅剩十六史校勘记,其余七史下落不明,百衲本《辽史》校勘记即为佚失之一种,如今只能于张元济《校史随笔》、百衲本《辽史》张元济跋以及点校本《辽史》校勘记引张校中略见一二。陈述先生点校《辽史》,以百衲本为工作本,故参考过张校,除点校本已提及者外,笔者目力所及,尚有一条张校佚文见于《补注》。卷六二《刑法志下》文末有“辽二百余年,骨肉屡相残灭”一句,《补注》引张元济《校记》:“屡字仅存尸头,然细辨实为屡字。诸本改作自字,亦涉武断。”数量虽少,但一鳞半爪亦有裨于学林。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 4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辽史》百衲本影印明初刻本,中华书局图书馆藏 第二,文字训诂与附注说明。 《序例》于补阙类下列有训诂子目,交代《补注》虽以增补史料为主,但因《辽史》多有文字晦涩之处,且充斥着很多民族语译名,一般读者不易理解,所以有必要作适当的文字训诂。例如卷一《太祖纪上》“迭剌部”条有注曰:“按字书:迭与轶、逸通,又与佚通。唐写本《广韵》:‘轶又音逸。’”对众多契丹人同名异译现象,《补注》也大多予以注明。 除此之外,书中还有一些说明性的注释,这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对地理、名物的附注解释,如《辽史》所见地名,《补注》往往会引前人成说或据作者判断,指明为今何地,这些说法虽不一定准确,但却可为我们了解相关地理方位提供一定参考;二是对史事记载的解读提示,如卷二《太祖纪下》神册六年五月丙戌朔,“诏定法律,正班爵”,《补注》谓“按此是由部族管理进入国家体制”;卷四七《百官志三·南面序》称“其始,汉人枢密院兼尚书省,吏、兵刑有承旨,户、工有主事,中书省兼礼部”,《补注》云:“按前期虽因唐制有六部,但隶属权能,未尽与唐同。汉官入辽者,原是某官,即仍以某官称之,非辽当时已有此衙署。”这样的按语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记载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对不熟悉辽史的读者来说更加实用。正因为《补注》有此类文字训诂、附注说明的内容,从而使其不仅仅是一部资料汇总,而具备辅助《辽史》阅读的工具书性质,也有其价值。 第三,补充相关辽史资料。 这是《补注》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包括《序例》所谓补阙类之增事、加详二目以及补歧异、存类事两大类。陈述先生在前贤硕彦拾遗订补的基础上,全面爬梳历代文献,坚持数十年搜集辽史资料,终集腋成裘,蔚为大观,其所增补的史料已远远超过《辽史》正文。在传世文献史料方面,《补注》所采多有超出前人者,例如晚清徐松辑《宋会要》厉鹗、杨复吉等人皆无缘得见,后来的《辽史》校订者也利用不多,而《补注》则注意摭拾《宋会要辑稿》的相关记载,得出新见;又汪藻《裔夷谋夏录》一书仅见《辽史纪事本末》从《三朝北盟会编》中转引的两条,而《补注》直接参据今传本,采录史料较多。即使是如《册府元龟》《资治通鉴》、新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高丽史》等前人引述较多的史籍,《补注》也常能补其眉睫之失。 尤需称道的是,《补注》充分吸收了当时所能见到的辽代石刻资料,上文提及,为此陈述先生专门编着《全辽文》,收录金石着录和发掘出土的辽代墓志碑刻,其中大多是前人未曾利用过的新资料,因此《补注》在陈述先生在世的年代可谓是相当前沿的一部着作。而且《补注》将各种资料散于《辽史》正文相关记载之下,纲目条理清晰,可随时翻检,参阅起来十分方便,可以说它应是辽史研究案头必备之书。不过,如今数字人文飞速发展,历史文献数据库建设日益完备,计算机检索技术普遍推广,以致文史研究搜集史料并非难事,也许会有人质疑,在当今时代类似《补注》这样的资料汇编是否还有编纂出版的价值呢?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检讨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尽管数字化检索技术已较成熟,但在具体研究中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一,电脑检索要求输入关键词的精准性,但很多情况下不同文献记载可能用词表述不同,仅靠检索难以将相关史料一网打尽,恐挂一漏万;其二,检索结果多呈片断状,容易忽略上下文的语境和逻辑联系,造成误解。而传统穷尽式的史料搜集则可以避免以上问题,在真正全面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其实,技术手段的进步不能脱离传统的文史研究路径,惟将两者有效结合,相辅相成,才能推陈出新,真正提升学术研究的品质。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陈述先生二十多年前完成的《补注》虽然在今天看来仍可继续增补资料,尤其是新出辽代石刻为数不少,但若论穷尽史料式的学术追求和编纂方法,则仍有借鉴意义和价值。对宋代以后的断代史研究而言,或许穷尽史料是不太现实的要求,然而在辽金史研究领域,穷尽史料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应是义不容辞的,在这方面陈述先生树立了很好的典范。 第四,研究综论。《补注》不仅穷尽史料,而且还有意识地吸收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列出学者的不同观点,并附以作者自己的考辨分析,这样的注释读起来犹如一篇札记或研究综述,体现出陈述先生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深度。例如,卷一《太祖纪上》解释“契丹”之名,首先列举各种汉文和非汉文文献有关“契丹”之异译,其次为“契丹”释义,先举述德国学者W. Schott和日本白鸟库吉的观点,再是陈述先生的考证结论,这其实就是他所做相关研究的一个缩略版本。又如他对“女直”名称以及“螮林”、“胡母思山”等地的辨析,也都颇有参考价值;卷三〇《天祚皇帝四》西辽部分记载,《补注》引用了不少中西交通史料、域外文献和外国学者论着,学术性很强。类似这样的研究性注释,在全书中并不少见。尽管随着近二十多年来的学术发展,陈述先生的某些观点可能已经过时,并不正确,但仍有其学术史意义,特别是他将汇编资料与学术研究集于一体的古籍整理方式,尤其值得后辈学人效仿。 三、补编志、表、传概况 以上分别从四个方面介绍了《补注》在校注订补《辽史》方面的价值,此书的另一大特色是,它还增补、重编了部分《辽史》志、表、传的正文内容,这大致相当于《序例》所谓正误类之移卷次和补阙类之补传、补志表三目。 具体来说,陈述先生根据各种传世文献和辽代石刻的记载,在《地理志》《百官志》《礼志》中分别补充了原本未载的州县建置、职官名称和礼节仪式,于卷六二《刑法志下》之后新增《选举志》和《艺文志》;于卷六五《公主表》后补记辽代公主十二人,外戚、游幸二表因讹脱较多,不便加注,予以重制;各卷列传共增补传记一百四十五人,卷一〇六《卓行传》、卷一〇八《方技传》后分别增补忠义、方外两个类传,原卷八二萧阳阿、萧常哥二传因与《辽史》列传编纂的时序不符,故移至卷九九;另外,还汇辑散见于各书的有关契丹语解释,于卷一一六《国语解》后增加《国语解补》一篇。尽管《补注》的总体卷帙仍维持《辽史》原样,但其实陈述先生已增补了大量内容,从而使此书不仅是一部拾遗校订的笺证着作,而且还称得上是一部《辽史》增订本,具有史学史的意义。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 5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辽会要》 除研究辽史之外,实际上,陈述先生一直都有撰作辽史的学术计划,曾与朱子方先生合编过《辽会要》,补编《辽史》志、表、传也是他长期以来的志向。由于《辽史》本身十分简略,所以为其增补正文内容,从汇集资料的角度而言自有其价值。例如,《辽史》列传原记有三百零四人,《补注》新增一百四十五人,多出将近百分之五十,可见其增幅之大。《百官志》末总汇各种文献记载所见辽代的文散官、勋官、爵、女封,便于我们系统了解辽朝官制,并与唐宋制度相比较。《选举志》乃是在厉鹗《辽史拾遗》所补《选举志》的基础上,增加条目、补充资料而成;《艺文志》则是依据李家祺《各家补辽艺文志研究》,将清代民国时期诸家补《辽史·艺文志》汇于一编,剔除重复,增补遗漏,这两篇新志对相关研究均有一定用处。 不过,《补注》的这些内容都是经过陈述先生加工改编的,只能当作一种资料索引,若要征引史料或深入研究,应根据它所提供的出处线索,查阅原始记载,不宜直接采用。另外,从史学编纂的角度来看,《补注》将凡文献所见《辽史·地理志》失载州名皆补入各五京道的做法,有欠妥当。《地理志》的编纂一般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断限,其政区建置反映的是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整体状况,而文献偶见记载的州名,往往存废年代差异很大,若径直列入《地理志》中,不加区分,很可能会自乱体例,出现矛盾。而且辽代州的建置沿革情况十分复杂,或废而复立,或废而异地另立,或两地有同名之州,有的记载因材料不足不易判断其具体位置,若强行列入今本《辽史·地理志》,恐怕会产生许多问题。因此,对《辽史·地理志》的增补应当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 总之,陈述先生的这部《辽史补注》在辽史研究的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全面汇编辽史资料所能达到的一个高峰。尽管今天看来,它在史料搜集、文本校勘、史事解读、吸收研究成果等方面其实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但我们不能以今人的眼光来苛责一部二十多年前完成的着作。笔者谨向陈述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并认为此书在当下出版绝不过时,它仍是一部值得辽史研究者备置案头时常翻阅的经典之作。

新中国古籍整理项目中,规模最大也最受人们关注的,就是点校本二十四史。随着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学术研究尤其是断代史研究的深入,点校本二十四史的问题也逐渐显现。2006年起,中华书局开始着手规划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今年将出版《史记》修订本。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全程参与了二十四史修订本的组织与出版工作,他认为,由于现在的学术积累和便利条件,在程序保证质量的原则下,相对上一次的点校本,修订本的质量会有显着的提高。8月17日,徐俊先生将在上海图书馆做题为“《史记》点校往事”的讲座。

一、“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的艰辛历程

陈述夫妇与长子长女在四川三台合影

关键词:契丹;陈述先生;辽史补注;汇集;补充;诸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家;文集;出土

先请您简单介绍当年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情况。这项工作从规划花了近二十年。这么长的时间,有这么多的学者参与,是如何在具体运作中保持质量的?

(一) 提议与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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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俊:中国人重视历史,这是传统。毛泽东就特别重视古籍,好读史书,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整理出版一套“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成为很多人的心愿。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直属国务院科学发展委员会。在古籍小组制定的第一个古籍规划中,就有二十四史点校本。1958年9月13日,由吴晗、范文澜召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尹达、侯外庐,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和地图出版社总编辑张思俊,在历史所三所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会议研究确定了前四史点校方案,还决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也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决定了二十四史和重绘杨守敬地图两个历时弥久的学术项目的走向,重绘杨图就是后来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主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两个项目,实际上是“文革”前后开展并相继完成的中国人文学科最重大的成果。当时原本计划是要把一部分地图放到新的二十四史点校本中,在《史记》出版的时候,因为重绘杨图的进度问题,才放弃了。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三十年古籍整理分量最重、价值最大、 (学术) 投入最多、历时最久的项目。

1991年在山西参加辽金契丹女真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春海)近日,已故史学家陈述先生的遗稿《辽史补注》经过整理后由中华书局推出,全书共十册。陈述先生与冯家昇、傅乐焕两位学者并称“辽史三大家”,也是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辽史》的主要点校者之一。他对辽金史用力至勤至深,《辽史补注》是其积六十年之功完成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对《辽史》正误补缺,补充了大量传世及出土资料,篇幅比《辽史》增加了一倍多。

前四史原本是要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但是到1959年9月才出版了《史记》,12月《三国志》出版。前四史出齐已经到“文革”前夕的1965年了。起初有两套出版计划,一套标点集注本,一套标点普通本。集注本应专门研究之需,普通本供一般读者之用。普通本就是现在通行的本子,当时是要给一般读者阅读用的,所以主要工作是标点,目标是做一个准确简明的标点本。《史记》没有校勘记,仅用方圆括号的形式来表示文字的改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列入集注本计划的,《三国志》用卢弼《集解》,《汉书》《后汉书》用王先谦的《补注》和《集解》,《史记集注》则明确为新编。要新编的还有《南北史补注》,另外至今还没有出版的王先谦《两唐书合注》也在其中。但标点集注本,一本也没做出来。原本为方便一般读者阅读的普通本,反倒成了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最通行的本子。从这件事看,上世纪五十年代,虽然意识形态主导很严重,但是从领导人、主事者到参与者,都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和深厚的功底,也有非常高的学术标准。

从目前可以见到的公开资料来看, 是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最早提出了“二十四史”点校整理的倡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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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史》一书因成书仓促,书中记事不完全、混乱之处颇多。《辽史补注》一书是陈述先生利用碑志材料以及大量宋人使辽、使金的资料对《辽史》进行补注,成稿历时数十年。其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正误、补缺、补歧义、存类事。该书除了钩辑资料、考订史实,还为《辽史》补“选举”、“艺文”等志,同时增补140余位辽人传记,并把古今解释契丹语的有关资料汇集在一起,成“国语解补”,大大丰富了一向“简陋”的《辽史》内容。全书征引书目800种以上,网罗宏富,编排有法,为“集辽代史料之大成”之作。

前四史主要由中华书局的编辑或外聘编辑完成,《史记》由宋云彬在顾颉刚点校本上加工而成,《汉书》由傅东华在西北大学点校本上加工撰写校勘记,《三国志》《后汉书》分别由陈乃乾、宋云彬承担。前四史的整理处于摸索阶段,体例做法明显不统一。其他各史虽然确定了点校者,但进度缓慢。到1963年,中华书局向中央写信,要求把外地承担点校的学者调进北京,集中在西郊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办公。像南开郑天挺先生、武大唐长孺先生、山大王仲荦先生、中大刘节先生等,都是1963年被借调进京的。聂崇岐先生故去后,罗继祖先生进京接替《宋史》的工作,北京参加的有陈垣、聂崇岐、翁独健、冯家昇、傅乐焕、吴则虞等先生,留下了一段盛传至今的“翠微校史”的佳话,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

1956年11月25日, 郑振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谈印书》, 文中提到了新中国版的“二十四史”整理:“凡需要量比较大, 而且应该加以重新整理, 甚至必须加以新注、新解的古书, 像《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 则我们得集中些专家们组织专门的编辑委员会, 分别进行整理工作, 俾能于几年或十几年之内, 有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十三经》、《二十四史》出版。”(1)

《辽史补注》手稿

  陈述先生的遗稿整理工作,一直受到学界关注。《辽史补注》是陈述先生重要的遗著,始作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到1992年先生去世之前才基本得以完成,可谓倾尽毕生精力。在此期间,他不断修改补充,其功力之深,在当代史学家中实属罕见。陈述先生在该书自序中表达其心愿:“述尝校辑各家所录辽文及新获者为《辽文汇》两编,又取宋人入辽的语录、纪行诗、行程录等,汇集一编,也都属于史料校订,未能附入《辽史》正文,读者不便,因不自量度,发愿勉为《辽史补注》,补者效褚少孙之补《史记》,注者效裴松之之注《三国》。广征后魏以来诸史、文集、笔记,包括钱大昕、厉鹗诸家所考订及晚近出土资料和研究成绩,全面网罗,证其合否,一一补入辽史。考证之学,譬如积薪,现在的工作,即就前人所积者,接力积累,对《辽史》作全面增补订正。但愿返于《辽史》之前,使大辽一代,尤其是契丹及其所属各部与中原的紧密联系,汇集于此,信而有征,以备读者参考。”在回忆补注过程时,他写道:“在此千年诸史之中,尤以《辽史》记载最阙漏,遂以厉、杨之书附《辽史》,并以五代、宋、元诸史及《册府》、《会要》、碑志、杂记补其阙,参取钱大昕《考异》、陈汉章《索隐》汇集一编。”

1963年以后,结合前四史的经验和教训,对各史具体情况及问题作了全面研究,在校勘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除做好版本对校外,还要比较系统地进行“本校”和“他校”,并强调要汲取前人对本史的研究成果。为了使标点、分段更为合理,使各史点校体例大体统一,还重新拟订了适用于《晋书》以下二十史的标点和分段体例,大大提高了各史的整理要求。南北朝两史八书,大部分都是在那时候做的,体例规范,学术质量也高。这一阶段的工作奠定了二十四史点校的学术基础,1971年恢复工作,也是在此确定的标准下开展的。

1956年12月20日, 郑振铎在给潘景郑的信中, 更加具体地谈到了对“二十四史”以及“十三经”等古籍进行整理的想法。其后在给潘的另一封信中, 说他已在考虑要出版“整理过的《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2)。

《辽史补注》成书历时半个多世纪,始撰于史语所时期,到陈述先生去世之前,方基本完成,又时隔26年才终于出版。所谓“好事多磨”。陈述先生在漫长的岁月里对这部书不断进行补充、修正,使之成为了一部集整理与研究为一体的巨著。

  学者认为,该书对于《辽史》,所起的作用就像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之于陈寿所著的《三国志》。陈寅恪先生在早年为是书所撰序言中盛赞道:“《补注》之于《辽史》,亦将如裴《注》之附陈《志》,并重于学术之林。”

在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主持文化工作的时候,曾短暂恢复过点校,除了一部分原先的点校者,何兹全、卞孝萱等先生也在那个时候来中华工作了近一年。这段时间指导思想比较“左”,对之前成果的颠覆性很大,但对后来工作的影响很小,因为这些做法,并没有被1971年恢复点校工作后所吸收。这段时间政治化非常厉害,标点也要讲阶级斗争,档案里有不少记载。有一位先生当时还写了文章,举例说,什么情况下要用感叹号、问号,什么情况下要空行分段。当然,这些政治化的做法很荒唐,最后并没有带入正式出版的点校本中,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1957年3月, 郑振铎发表《整理古书的提议》(3)。他说, “至于《二十四史》, 则更需要一番整理工夫, 且必须立即进行。乾隆版的经过整理的《二十四史》, 问题很大 (同文本、竹简斋本等, 均系影印这个本子) , 张元济先生在《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记里已发其覆。《百衲本二十四史》则卷帙浩大, 仅照原本影印, 未经加工整理。读史是一件要事, 特别是中国的《二十四史》, 它们乃是各时代的‘百科全书’, 不仅是政治史。凡搞一切学问的人, 都不能不问津于这部大书。故整理尤有必要, 且须加速。”这篇文章还同时刊登在《政协会刊》1957年第3期上, 文中再次强调“二十四史”等“整理尤有必要, 且须加速”。

其实在此之前,该书曾有好几次可以出版的机会,都因种种原因搁置下来。《辽史补注》的撰著和出版过程,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顾颉刚先生在序中,也对陈述先生在书中所取得的成果给予高度肯定:“《辽史补注》的特点,主要是辽史事实缺漏,而本书明确着重在史料补充,作者曾多年校辑辽金史,充分利用了晚近出土的金石碑刻,并与《辽史》勘证,使事具本末,有线索可寻。再有清钱竹汀、厉樊榭以下诸家的校订补充,作者曾核对吸收并搜集旧史、方志、行程录、文集等,其中大部分是元人修史时所未曾见到的……由于时代要求不同,条件又比较优越,所以有不少后来居上的地方,尤其是考订精审,批判吸收了前人成绩,也解决了若干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

1971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姚文元在请示过毛主席后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建议恢复二十四史点校,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资料。周总理当天就作出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1971年到1978年,又有一批学者集中到北京,在中华书局参加点校工作。略有变化的是,其中的两《唐书》两《五代史》和《宋史》五种,交由上海学术界完成,此前没有做完的底本、校本、校勘资料,都移交到上海。上海五史作为二十四史点校的一部分,体例的调整和确定仍由中华书局负责,具体编辑工作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用中华书局名义。上海方面完成的情况非常好,五史出版后,部分编辑档案,包括底本、校样后来都移交给了北京中华书局。

“二十四史”的整理计划, 是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之后制定的。

  陈述,1911年生,1992年在北京逝世。生前为我国著名民族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辽金及契丹女真史研究会会长等,出版有《契丹史论证稿》、《辽文汇》、《金史拾补五种》、《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等。

二十四史点校本出来之后,不少人有个笼统的认识,认为上海五史质量欠佳。实际上,上海五史的点校体例、整体标准和后期编辑工作,与1963年确定的体例、1971年的北京中华的具体要求没有大的不同,而且也是在北京已有的基础上做的,包括陈垣先生主持的两《五代史》初稿、王先谦《唐书合注》稿本,都提供给了上海参考。从现在能看到的上海五史的校勘长编看,做得非常规范、详实,校点情况、校改意见、终审意见都在。《宋史》的原稿,每一本前面都有标校人、复校人署名,非常认真而规范。当然,校勘记的数量是不太一样,《宋史》多,两《唐书》的《地理志》也非常详细,但总体而言校勘记出得简单,这是受大环境影响。专业的校勘问题,其实各史都是相对存在的,往往有其独特的历史成因,比如《旧唐书》的底本问题、二史合校的问题等。总的来说,上海五史与整个二十四史的点校质量是相当的,尤其是后台各环节的工作。这次修订,《旧唐书》、两《五代史》《宋史》依然由上海学术界承担,另外还新增了《三国志》。

1958年2月, 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立大会上, 齐燕铭特别提道:“有人建议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五史, 那就不是三五年能完成的事”(4), 第一次从全国古籍小组的层面提到了“二十五史”的整理出版。

陈述先生在《辽史补注》后记里写到撰著是书的起因:

点校工作历时二十年,先后参与其事的近二百人,客观地说,点校本二十四史是国家意志与全国学术界、出版界,三方面力量协同完成的成果,是一座集体智慧的丰碑。其中尤其是点校者的付出,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1958年7月, 毛泽东主席对“前四史”的点校整理工作向吴晗和范文澜发出指示。根据范文澜当时写给刘大年的信得知(5), 该指示是吴晗面见毛时, 毛当面交代的任务, 随后吴晗将此事告知范文澜, 并以两人的名义于1958年9月13日下午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 参加者还有尹达、侯外庐、金灿然、张思俊。6人中, 范、吴和尹达三人为古籍小组历史分组的成员, 金灿然为古籍小组办事机构中华书局的负责人。会上, 吴晗向与会人员报告了“前四史”点校工作的缘起, 商订了“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 要求着手组织人力, 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1)。10月6日, 范文澜、吴晗联名向毛主席报告了此次会议的内容。此后不久, 毛主席给范、吴两人回信, 表示“计划很好, 望照此执行”。于是点校“前四史”的工作扩大为整个“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随后, 在中华书局组织下, 由顾颉刚、聂崇岐、齐思和、宋云彬、傅彬然、王伯祥、陈乃乾、章锡琛等参与, 制定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这份“二十四史整理计划”, 将“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划分为两个部分, 即“标点集注本”和“标点普通本”。

述初读《辽史》时,尝置《辽史拾遗》、《拾遗补》于侧,觉有未安,随手查阅。后因翻检之便,遂合两者为一书。偶有新知,亦附注书眉,仅便于使用,初未有意成书。

当时点校工作既有便利的条件,也受到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您现在看来,这项工作有哪些缺憾?这应该也是这次修订的主要原因吧。

从1958年正式启动, 至1978年最终完成, 该项工程历时整整20年, 参考曾任“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组副组长赵守俨的说法, 整理工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第一个阶段是1958年至1963年, “这是工作的摸索阶段”;第二阶段是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第三阶段起于1971年终于1978年, 即点校完成阶段。

在北海静心斋时,一日,友人姚从吾过访,见此册,问,吾兄将欲撰一新《辽史》?急应之曰:不敢不敢。当时吾实无此奢愿。但志在辽、金二史,则已略具方向。

徐俊:点校本的问题,总体而言是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制约,成书时间跨度太长,导致标准和体例不统一,整理深度也各有参差,有的底本选择不够精当,有的校勘过于简略,标点也间有失误。点校本一开始作为“普通本”的定位,确定了它简明、通行的特点,但也同时留下了学术上的遗憾,比如“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问题,比如校勘记过于简略的问题。在后来长达二十年的时间跨度中,不同阶段的整理标准也不完全统一,最明显的是形式上的差异,就前四史而言,《史记》没有校勘记,以张文虎《札记》代之;《三国志》校勘记集中在全书之末,仅标注页码卷数;《汉书》《后汉书》校勘记放在每卷之末,但校勘记用页行标示次第,正文中不出校码。再如文字校改方式,开始是用方圆括号来标示,方括号为正字、补字,圆括号为误字、衍字,不出校记说明校改理由。后来各史都用改字出校的方式。当然,统一体例更重要的方面是整理标准要基本统一,包括校勘方式、取校范围、取舍标准、分段及标点方式。

(二) 分散点校:1958—1963

北海静心斋,即当时中研院史语所所在地。陈述因受傅斯年看重,1935年毕业后即到史语所工作。《辽史补注》工作的正式开展,正始于此。现在还能看到本书早期的手稿,用的是史语所特制的稿笺,乌丝栏,半叶十行,中缝油印“补注”二字。另刻有“校注”专印。陈述将《辽史》正文逐字抄录,校注部分则先捺朱印,再用双行小字注于下。这显然已经是誊抄过的,若再有增补,则以蝇头小楷写于天头地脚,或另纸贴附。

点校本二十四史大多采用“定本式”校勘方式,通常做法是根据校勘结果,改正底本衍脱误倒,并出校说明校改依据。但是点校本部分采取“不主一本,择善而从”,而且不一一出校的方式,有违“定本式”校勘规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本子。“不主一本”的校勘方式,受到的争议最多。究其原因,还是最初规划时这套书“普通本”的定位。“定本式”是历来使用最多的传统做法,随着现代学科意义的古籍整理的完善,“定本式”的体例也越来越具体。这种方式,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底本的面貌,文本更准确,又汇聚各本异文,一本在手,如对众本,是现代古籍整理最通行的规范做法。因此这次修订,全部采用“定本式”,所有重要改动都出校说明。

在这个时期, 点校工作处于草创阶段, 采用分散点校的工作方法。关于各史的具体点校人, 据赵守俨及中华书局档案记载, 可编为下表:

“七七”事变之后,陈述随史语所内迁,先后辗转于南京、长沙、桂林、南宁、昆明等地,1940年底被金毓黻“借调”到侨居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其间始终笔耕不辍。当时 《辽史补注》书稿初就,曾与《辽金闻见汇录》(未刊)一起列入东北大学的出版计划,因呈请陈寅恪先生为作序:

有些缺憾是时代使然,比如断代史研究水平的差距。当年一批学养精深的史学家和文献学家参与了点校工作,保证了整理的学术水准,顾颉刚、陈垣、郑天挺、翁独健、唐长孺、王仲荦等先生,都是断代史顶级学者,当年的整理主要依靠学者个人的学术积累来完成。半个世纪之后,回过头看,当时断代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换句话说,现在各断代史研究的深入远远超过当时。除了断代史研究,还有与二十四史整理有关的专书研究、专题研究,深度和细节方面,都有大的进步。随着断代史研究和各项专题研究的深入,点校本的缺憾更加显现。

关于“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规则, 有三份至关重要的文件;其中两份是《二十四史整理计划》附件一《使用标点符号示例》和附件二《分段空行和提行低格示例》, 另一份为《点校二十四史补例》。

……久与沦陷区隔绝,东北重分几省,已莫得闻;经济更无所知。且金先生只半年来三台,半年在重庆,印制设备,仅石印机一台。

再比如版本和文献资料的使用,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制约。部分史用书不充分,是另一个缺憾。《史记》因为顾颉刚之前已经开始三家注汇校的工作,由贺次君遍校北京图书馆藏本,校勘基础相对充分。两《汉书》和《三国志》版本校不够,重点在标点,校勘主要采用清代以来成果。1963年以后强调统一校勘标准,各史用书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地区的藏书。当时用书得到中宣部、文化部、古籍小组等主管部门支持,甚至直接下令调书,解决了基本用书问题。为大家所熟知的张元济、张森楷校勘记,都长期借在点校组参考。现存档案中还有向南京图书馆借用张森楷校勘记的完整记录。即使这样,从现在国内古籍的善本以及海外回归的善本情况看,有部分史所用版本和校勘用书是很不够的。在点校本之前,通行了两百年的是殿本,后来是百衲本,因此最初的考虑,就是直接拿殿本来点校,有些尽管版本更换了,但还留下了殿本的影子。如《汉书》虽然用王先谦《补注》作底本,但大量用字同殿本。对于宋元本,当时普遍依赖百衲本,百衲本依据宋元善本影印,是当时条件下使用宋元善本的最便捷途径。但是百衲本校改修补严重,参考最多的也是殿本,其实是用影印的办法整理出版的一个新的二十四史版本。这次修订,我们大面积地使用和核校了百衲本及其祖本,明确了百衲本与其祖本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一点学术界也有深入探讨,比如杜泽逊先生就曾对百衲本《史记》的校改修补写过专题长文。百衲本《宋史》用元至正本和明成化本拼合而成,《宋史》修订组发现因为两个版本行款不一,百衲本进行剪裱,无异于重排。总之,各史所用版本、善本情况不均衡。

最先启动的是“前四史”。《史记》最初由顾颉刚、贺次君点校, 后由宋云彬重新标点, 并由聂崇岐复审。点校本《史记》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项目, 于1959年9月出版。《汉书》, 先有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 之后又由傅东华重新整理并撰写校勘记, 于1962年6月出版。《后汉书》, 宋云彬点校, 孙毓棠等审定, 于1965年5月出版。《三国志》, 陈乃乾点校, 1959年12月出版。与此同时, 其他各史也先后投入点校。《晋书》由吴则虞承担;南朝五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由山东大学历史系承担, 王仲荦负责;北朝四史《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由武汉大学历史系承担, 唐长孺负责;新、旧《五代史》由北京师范大学承担, 陈垣负责, 刘乃和、柴德赓协助;《宋史》先为聂崇岐承担, 后由罗继祖点校, 其中十一种《志》又由邓广铭承担;《辽史》由冯家昇承担;《金史》由傅乐焕承担;《元史》由翁独健承担;《明史》由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承担, 郑天挺负责。

远在后方,期以纸墨报国,此书与《辽金闻见汇录》,均曾列入计划目录。因条理其类例,整齐成书。并以序例寄寅恪先生呈教,重承鼓励,亟欲早见此书出版。但卷帙较重,印制为难。(《辽史补注后记》)

最后一点,是当时文献检索途径的单一。做古籍整理的人都会有这个体会,点校一部书,到最后总有一些问题是下不了手的,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文献查不到,无从印证,无从判断。以前查一首诗是否佚诗,最早见于什么书,还见于哪些书,要想尽各种办法查检,有时还得靠运气。现在科技发达,数字化带来的文献检索的优势是当时无法想象的。当时的老先生,主要靠自己读书的积累标点下来,靠自己的学识判断校异同、定是非,综合质量全面深入、处理得体,但细节上难免挂漏。比如一些有版本异文的语词,到底哪一个更接近史文,在同时期文献中是否有大量的用例,现在用数据库检索,大大扩展了采样范围,提高了判断准确性,当时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比较多地能解决了。再如史书中有大量小地名,是隶属关系还是并列关系,当时很难判断,出错在所难免。举《明史·河渠志》中的一个例子,原文“筑海阳登云都云步村等决堤”,点校本标点作“筑海阳、登云、都云、步村等决堤”,看起来没有一点问题,其实不但地名点破了,而且将隶属关系误成了并列关系。“云步村”隶属于“登云都”,“登云都”隶属于海阳县,看起来“二二二二”并列结构,实际应该是“二三三”的结构。类似还有各种渠塘湖堰、河闸堤坝的小地名,原来主要靠查各省通志,现在历代地方志都可以利用,可以作更多的文献比对,包括各地政府网站。所以这次《明史·河渠志》的标点改动比较多,这是研究条件改善造成的。

(三) 集中点校:1963—1966

陈寅恪当时刚刚脱离了困厄香港的处境,辗转抵达桂林,“途中得陈玉书先生述寄示所撰 《辽史补注序例》,急取读之”,境遇所至,怀古而伤今,特赞同其宁详勿略之旨,寄望甚高。欣然为其撰序,称:“惟尚冀未至此身盖棺之日,获逢是书出版之期,而《补注》之于《辽史》,亦将如裴 《注》之附陈《志》,并重于学术之林,斯则今日发声唱导之时不胜深愿诚祷者也。”

再有一些是当时的客观情势所迫,唯其如此,才能完成,如《史记》用顾颉刚、贺次君先生已经点完的金陵书局本,再比如《旧唐书》,复旦接受任务后首先是用百衲本作为底本从头开始标点,可是时间紧,就改用陈乃乾先生已经点过的清道光岑氏惧盈轩本作为底本,再加工。

为了加快进度, 确保点校质量, 决定点校工作由原来的“分散点校”改为“集中点校”。经过齐燕铭、金灿然的努力, 在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支持下, 1963年秋, 各地专家以借调的方式, 被集中到中华书局。

《辽史补注》虽列入出版计划,并获陈寅恪撰序,但当时因为《补注》一书篇幅较大,而战时物资短缺,印力有限,终未能印成。据陈述在另一篇文章里回忆道:

有些问题是纯粹技术原因造成的。《宋史》宗室世系表有很多人名,这些宗室人名用字都是生造的,很多人在史书上没有任何事迹记载,名字只见于宗室表一次。当时铅字排版印刷,如果造字的话,刻字的工作量特别大,所以宗室表里比较后的人名都是用其他字代替的,没有用原字。现在造字方便了,数字化技术的运用,可以解决很多原来的问题。

先后借调到北京的外地专家有“唐长孺、陈仲安、王永兴 (分担《魏书》的点校) 、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 (点校《陈书》) 、刘节、罗继祖、郑天挺诸先生”(1)。原在北京的专家, 除傅乐焕于后期曾住在中华的招待所外, 其余的仍各自在家点校, 有事则开会商量。点校《新五代史》的柴德赓也从江苏来到北京。

研究室附设两套石印机,一面编印《东北集刊》,一面印研究东北的专著如 《东北通史》、《东北书徵》等,还承印东大的学报《志林》,《辽金闻见汇录》、《辽史补注》也排入过计划目录,实际无力印。又因研究室改为研究所,任务由研究东北转向一般教学,1942年我专任历史系教授兼研究所导师,印书的事就搁置了。(《求学自叙》)

修订本是原点校本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续,这是我们对修订工作的定位。修订工作在原点校本基础上展开,严格遵守适度、适当修订和完善的原则,通过系统的版本复核、文本校订,解决原点校本存在的问题,弥补不足,形成一个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的新的升级版本。

在1963—1966年这三年期间, “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虽然也受到当时政治气氛的影响, 但进展还较为顺利。1963年11月, 齐燕铭邀请参加整理“二十四史”的全体人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 周扬、杨秀峰、齐燕铭在会上讲话, 陈垣、范文澜、邓广铭等出席会议(2)。

书稿虽没能印制,但至少未毁于战火,已属不易。日本投降后,东北大学陆续从三台迁回沈阳,陈述“同全校人员别了三台,过重庆,顺江而东”,先到南京,再到上海,留在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任教,没有去沈阳。1947年,陈述回到北京师范大学,此时《辽史补注》又有一次出版机会:

有很多学者都对点校本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除了具体标点的商榷之外,甚至有更换底本的说法,您怎么看待这些意见和建议?

正当各位专家潜心校史之际, 政治形势却在发生着巨大的逆转。1964年, “四清”运动在全国展开,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被作为行为准则和政策指令贯彻于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受到严重干扰, 古籍小组的日常工作陷于停顿, “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亦难以正常进行。1965年年初, 点校《旧唐书》的刘节被调回;1966年5月23日, 负责点校《金史》的傅乐焕自杀, 点校小组人心惶惶。随着“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 中华书局业务工作宣告停止, 借调来京的参加点校“二十四史”的专家也陆续返回原单位。

友人聂崇岐小山、齐思和致中为言,哈佛燕京社存纸若干,欲排印此书。(《辽史补注后记》)

徐俊:校书如扫落叶,二十四史点校本也不例外。当年《史记》刚出来,顾颉刚先生跟宋云彬说“鲁天子之命”的“鲁”加专名线是错的,为此宋先生还写了书面检查。《史记》在重印和出版线装大字本的时候,已经做过第一轮修改,1982年重排,改动更多一些。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点校本集中重印,各史都作过较大面积的挖改,挖改依据主要就是学者意见和点校者新提出的校改条目。

1967年5月, 时任“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的戚本禹指示当时在中华书局掌权的“革命造反团”, 要求中华书局继续点校“二十四史”, 并表示可以用“旧人”。但此项工作仅维持一年多, 随着戚本禹的倒台而结束, 业务摊子也自然解体(3)。

1951年2月,教育部接管燕京大学,次年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也与燕京大学一起成为了历史,排印一事自也作罢。与社会的巨变相比,一部书的出版与否便微不足道了。

在这一次修订启动之初,我们集中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全面清理点校工作档案,了解当年点校工作过程、体例形成过程,和各史特点、点校本主要遗留问题;一是系统搜集梳理各史出版后有关点校本的意见,包括零星发表的札记,弄清问题类型,同时设立了“二十四史校订研究丛刊”,集中出版关于点校本的校订成果,作为修订工作的学术支撑。

(四) 恢复点校并完成全书:1971—1978

底本选择是古籍整理的重中之重,所以点校本的底本问题,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这次修订涉及底本的,主要有两类情况:一类是当时底本选择欠当,或者近年有新见善本可以替代的;另一类是原来“不主一本”,这次要确定底本的。

这一时期, “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得到恢复, 并且在1978年最终完成。1970年2月11日, 周恩来总理向出版口明确指示要恢复“二十四史”点校工作, 并于4月2日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以外, 再加《清史稿》, 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 请人标点, 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1)《清史稿》虽与“二十四史”一样都于1958年列入整理出版规划, 但点校工作的全面展开却是从此时开始的。

1949年下半年,陈述先生响应吴晗提议,发起成立了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又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了开国大典。他的辽史研究工作,受到了忘年老友——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的关注。陈述回忆:

先说第一类。比如《汉书》点校本以王先谦《汉书补注》为底本,剔除其余,只用正文和颜注。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汉书》版本的研究仍不充分,这次《汉书》修订组在版本调研上做了大量工作,经过数次版本对校,最终确定以金陵书局本为修订底本。《后汉书》原以百衲本影印南宋绍兴本为底本,但百衲本多有挖改,已非绍兴本之旧,今改以国家图书馆藏绍兴本为底本,所缺五卷以国图藏北宋刻递修本配补。再如大家关心的《旧唐书》,这次修订就改回到百衲本影印宋刻残本配明闻人诠本为底本,而不用清道光岑氏惧盈轩本。底本更换是一个非常慎重的选择,因为底本的变动,文本面貌和校勘记都会有相应变化,考虑到点校本二十四史已经通行近半个世纪,最大限度地延续点校本的基本面貌,是必须考虑的。

同年4月25日, “中华书局也起草了《整理校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初步设想》。4月29日, 由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主持, 国务院出版口出面, 组织了一次关于此项工作的座谈会, 会议参加者包括顾颉刚、白寿彝等史学界人士及中华书局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相关人员。5月初, 《关于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后转呈毛泽东。5月13日, 毛泽东批示“同意”。于是, 中断了五年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得以重新启动。中华书局借调白寿彝、刘大年、张政烺、翁独健、唐长孺、陈仲安、王仲荤、孙敏棠、王锺翰、阴法鲁、陈述、王毓铨、周振甫、启功等专家, 集中到中华书局继续进行这项宏大的古籍整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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