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寐叟四兄,沈曾植对他这个曾改写中国历史的小弟康有为说

粉碎“四人帮”后,许多父亲几十年前教过的学生虽失联多年却纷纷来寻找看望。如曲琦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前期曾求教于父亲,后赴外地任职并参加地下工作。他因工作及政治运动历经坎坷之故,与父亲数十年不通音讯。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他到上海时,花了一整天时间从外滩横穿上海走到我家原来的住址附近到处寻访,终于与父亲重逢,万分激动。此后,即使他的子侄到上海出差,他也都要托他们来看望父亲,并让他们带上录音机,把谈话录下来带回去让他聆听,感情至深。在曲琦先生的倡议奔走下,经山东省领导批准,父亲所书“青连齐鲁”四个大字被刻上了泰山。历来书家章草,大不过盈寸,而父亲所书“青连齐鲁”原作每字达两尺余见方,气骨纵横,古意盎然。

这一年,《新青年》在北京办得如火如荼,沈尹默作为编辑之一,发表过大量白话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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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唐文治先生逝世。在唐老先生病情日趋严重时,曾语重心长地对父亲说:“将来条件允许,无锡国专应力求恢复。此乃关系到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长久大计,非一校之存废而已。”后又握着父亲的手嘱托:“复校大业,全靠老弟了!”唐先生的临终遗愿,父亲30年未曾或忘,曾言“惟此复校一事常至形诸梦寐”。到上世纪80年代,父亲觉得恢复母校有望,耄耋之年,殚精竭虑,极力推动。1982年秋,父亲在校友会上提出纪念老校长唐文治先生,宣传校史,呼吁复校。1983年,国家教委一位领导在古籍整理会议上说最好在上海或无锡开辟国专那样的学校,对整理古籍是有裨益的。1984年父亲写信给原无锡国专同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谷城先生,谋求支持复校大业。1987年4月,《国专校友之声》创刊,在创刊号上登载了父亲会同校友及学术界名流蔡尚思、张世禄、胡曲园、陈千钧、陈子展、朱东润、蒋天枢、顾廷龙、苏渊雷、梁漱溟、饶宗颐等43人共拟的《恢复中国文学院(原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缘起》,向社会各界吁请支持。同时,父亲又为此致函复旦大学谢希德校长,谢校长接函后曾亲自来我们家与父亲晤谈。

此时,他与沈曾植、李瑞清多有往来。但这一年,李瑞清病重,转年离开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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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寐叟生在晚清,走的是正常的学而优则仕之路,他那么大学问,除了天赋以外,就是善于学习。

回想起来,父亲与他学生之间情深意长的关系绝非偶然,其实这正是他与他的老师之间深厚情谊关系的传承。在父亲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几位老师的影子,以及他对老师的敬重。

从1918年底出门,在外考察一年多,梁启超缺席了中国的1919。

沈曾植“早岁欲仿山谷,故心与手忤,往往怒张横决,不能得势。”(又马宗霍《霋岳楼笔谈》)但临池之志仍然无间矣。在未中举之前,学书以晋唐小楷为主,因为当时江浙一带文风鼎盛,多数士子为了中举,多练习所谓的“馆阁体”。以至于沈曾植晚年在回忆时还为“馆阁体”辩护,说:“唐有经生,宋有院体,明有内阁诰敕体,明季以来有馆阁书,并以工整见长,名家薄之于算子之诮,其实名家之书,又岂出横平竖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汉隶,亦孰有不平直者。虽六朝碑,虽诸家行草帖,何一不横是横、竖是竖耶?算子指其平排无势耳。识得笔法,便无疑己。永字八法,唐之闾阎书师语耳。作字自不能出此范围,然岂能尽。”(见《海日楼札丛》卷八)同时,他还得笔于包世臣,取径于邓石如、吴让之。沈曾植曾有诗曰:“百年欲超支吴老,八法重添历下读”,又云“包张传法太平时,晚见吴生最老师。”所流露的正是这一阶段的学书痕迹。

康有为有一张著名的书法作品——

次年,康同环女士来函告称,以上两联将在香港中文大学展出,前一联还将刻于康有为先生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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寐叟一生,政事学术,出入綦忙,懒于著作,其名著《蒙古源流笺证》,自雕木版刊行;《元秘史注》,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其他书名繁多,或数页而止,短书杂札,往往书于帐册之背或杂纸之上,虽标明为书,实不过未经整理排比之读笔记、简端评识而已。余客寐叟嗣子慈护处,按《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这例编次之,颜日《海日楼札丛》者是也,虽此属畸零汇辑之书,未足见寐叟学术之广博弘大,然未尝不可窥豹一斑也。

公车上书后,保守派大怒,要收拾康有为。沈寐叟出招,你假装沉迷金石,就能骗过这些老东西。因为他喜欢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便让康有为来一部《广艺舟双楫》,康有为多有才,真的就写出来了。不过因为这事,康有为也爱说大话,有一回沈寐叟不高兴了,说,“你再读十年书跟我谈书法还差不多”!康有为立刻“惭而退”。

海天留万丈光芒公原不死  薪火传千秋学业我又何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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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誉称“中国大儒”。光绪六年进士,历官总理衙门章京等职。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改革旧貌,成绩卓著。他也是书法大家。早精帖学,得笔于包世臣,壮年嗜张裕利;其后由帖入碑,熔南北书流于一炉。沈曾植的书法艺术影响和培育了一代书法家,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等一代大师皆受沈书的影响。

又过了几年,沈寐叟觉得时机成熟,便督促康有为加快变法;当康成了光绪帝的大红人,沈寐叟又送他一本《唐顺宗实录》,警告他切勿过激生变,康当即默然。

而学生们也对父亲十分敬爱并提供各种帮助。日寇占领上海租界后,汪伪政府“接管”交通大学,父亲为保持民族气节,毅然辞职离校。当时,由杭州迁到上海租界的美国教会主办的之江文理学院也被迫关闭。父亲一时失去两个教职,家中连食粥的生活也难以维持。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父亲在交通大学的学生王叔堤设法在他父亲主持的一家私人银行——中国商业银行中为我父亲谋得一个秘书的职务,虽然那只是一个挂名职务,但所得薪水已能维持我们家的温饱生活。

1919年,19岁的沙孟海正在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典型:作为遗老,沈寐叟深深重视清代碑学所具有的价值,他不可能跨越这个历史的规定。但作为艺术家,他又具备本能的开拓希望,因此他努力寻求在规定下的发展空隙,从一个清代人感到迷惘的风格夹缝中走了出来。在一时间,沈寐叟的北碑行草风成为民初书坛的一面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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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先后师从沈曾植、唐文治先生,又曾分别问业于康有为、梁启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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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大哥的,都对了。所以康有为这辈子没服过谁,就服沈寐叟。

还有不得不提复旦大学哲学院的吴晓明教授。他不是父亲的研究生,从事的专业也不同,但上世纪80年代,有好多年,他几乎每周都要从江湾复旦大学到宛平路我家,与父亲谈古论今,讨论书法。此后吴晓明一直把我父亲看作自己的老师,父亲的许多诗词联语他都能熟记于心。2000年时任哲学系系主任的他主持举行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并在会上宣布哲学系将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协作出版凝聚了父亲数十年心血和辛劳的遗著《秦史》。去年,吴晓明又和他的学生、现任复旦大学哲学院院长的孙向晨教授一起,发起并推动成立了“王蘧常研究会”,开创了对父亲学术成果与书法艺术成就全面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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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书法传坤艮,置我三王二爨间。满地残阳看绝笔,落花如雪泪如环。"此余师兄王君蘧常题其师沈寐叟墨迹之绝句诗也。王君十余岁由其父甲荣携往请业,寐叟未及与之论学术,简述书法奥诀告之,君晚岁题其真迹,为诗如此,余手录之,今稿不复存,尚能背诵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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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萍也是父亲早年的学生。他因后来赴外地升学及参加革命活动而数十年未通音讯。上世纪80年代,他到上海出差时打听到我家住址,立即前来拜访,时任国防科工委副政委的他见到父亲立即致以一个军礼。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述:“五秩流光若逝川,重亲謦欬浦江边。”此后他每次到上海,都要来看望父亲。看到父亲居家局促,他虽已年逾花甲,还在各政府机关奔走不息,了解相关政策。多亏他的不懈努力,我们家才得以迁入新建的公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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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书擅各体,尤以草书为佳。初学包世臣,复取法于邓石如,晚年转宗明末著名书法家黄道周、倪元璐,因而其书风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其书多用方笔,风格挺健峭拔,沙孟海先生评其书曰:“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清末官至安徽布政使,民国时以遗老自居。

沈寐叟不是那种光芒四射的天才,但他的学问如少林功夫,低调而扎实。 这种本事最让人敬佩。

1919年秋,唐文治先生在无锡创办国学馆(后改名为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简称无锡国专)。父亲当时顾虑录取不易;即取,又恐引入宦途,有难色。祖父便正色说:“唐先生天下楷模,汝乃不乐为其弟子耶?毋自误!”不得已,父亲就参加了他的第二次“高考”。当时招生名额只有 24人,报名的却有1500多人,录取比例为60几个取一个,这个比例今天看来都是相当高了。试题两个:一是於缉熙敬止论;二为顾亭林先生云拯斯民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试申其义。父亲一考而成,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自此,父亲成为唐文治先生的学生。父亲认为他在无锡国专时受教于唐文治先生“至深且大”,他后来的学术研究“稍有成绩,多为唐先生之所教”。毕业之后他留校任教,开始了长达60年的教书育才生涯。

一年前,他正式皈依佛门,从此人间没了李叔同,世上有了弘一大师。

沈寐叟以方胜,吴缶庐以圆胜;沈寐叟意在生辣,吴缶庐旨在醇厚。沈寐叟以小见大、以局部见整体;吴缶庐则从大见小、从整体到局部。两位大家可以标志着民初书坛上的两种不同路数,当然是同样有高度的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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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复校之事后来未有进展,直至父亲去世,遗愿未遂。但从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父亲那一代人师生之间的深厚感情,对老师是那样尊重、感恩,对学生又是那么信任、爱护。这些,正是他们那一代人,以及他们的老师和他们的学生所拥有的极为珍贵的人文精神。

那几年,李瑞清收了个学生胡小石,曾熙收了个学生张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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寐叟回乡,遇到毛遂自荐的小伙儿王蘧常,遂成忘年之交。王蘧常后来成为一代章草大家,除了自身的勤奋和天赋,正是得益于沈寐叟的指引。

此后,祖父又命父亲问业于梁启超先生。梁启超先生号任公,因戊戌变法而与康有为齐名。祖父与他同年中举,因此父亲称他年丈。梁启超先生有天下大名,父亲多次向他请教子学与史学。梁先生曾面教说:“中国之史,但如刻板,某日有某事而已。至事之何以生,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影响何如?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真无生气之可言。汝喜历史,能知其蔽乎?能毅然立志一新其面目乎?”父亲认为他几十年后为学生讲儒学,“犹无以易此也”。梁启超先生又为父亲论先秦诸子,以为必先明流派。父亲认为他后来撰写《诸子学派要诠》及《先秦诸子书答问》,“皆造端于此”。甚至“他日立志拟作秦史,妄欲于旧史陋习有所刷新”,也实由梁启超先生“高论启发之”。父亲对梁启超先生一直十分敬重。1958年,戊戌变法60周年,父亲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抱病编著《梁启超诗文选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于对梁启超先生的崇敬与感激之情。

康有为在上海办婚礼的时候,他的老大哥、督促他写成《广艺舟双楫》、大骂他读十年书再来谈书法的沈曾植,此刻正生活在上海。

书法一道,非限于书法而为书法也,必与其人之学问德业、事功成就、时代特征,息息相关。尤于书法本身,穷源竟委,集其大成,自创新面,然可以前无古人,如寐叟者,所以被尊为"三百年来第一人"也。

沈寐叟31岁那年,结识了23岁的康有为,从此,康有为便视寐叟为带头大哥了。

父亲对清贫子弟尤为关心,为了使他们能得到学校或私人提供的助学金与奖学金,他常常不顾疲劳奔走于校内校外。为了帮助学生毕业后谋职就业,他又发函,走访,仆仆风尘,在所不辞。毕业多年的学生遇到困难来求助,父亲也一样热诚相待。他会不顾自己家庭的拮据而倾囊相助,或将自己的衣服赠予学生御寒。学生遇到委屈或受到运动冲击、迫害,危难中来向他倾诉、求助,他都是怀着满腔的同情来劝慰他们,并尽力给予支持。例如曾任苏州丝绸工学院副院长的秦和鸣是无锡国专的学生,因参加共产党地下活动而多次遭到追捕,有时就躲到我们家里来。乱世中父亲自己受到冲击,但他却时时关心自己的学生,写信鼓励他们“独立乱流中”。父亲去世多年后,有的学生已经90多岁,还一再感慨地对我们说:“王老师和王师母待我,如同我的父母!”

婚礼现场来了不少亲朋好友,但妻妾儿女集体缺席表示抗议。这是康有为最后一次结婚,现在,他家中有了六房太太。

因为嫌弃康有为太爱说大话,沈曾植对他这个曾改写中国历史的小弟康有为说:“你再读十年书跟我谈书法还差不多!”康有为也不恼火,只是“惭而退”。

寐叟是晚号,他的大名叫沈曾植,1850年生于浙江嘉兴,比康有为大8岁。

父亲中学尚未毕业,因病休学了两年。等病好后,年龄已大,我的祖父和伯父就开始考虑让他报考大学。此时正值杭州法政大学招生,祖父便要他去投考。父亲心里不愿意,但父命难违,勉强赴试。据他自己回忆:“作文题为‘述志’,我乃借题发挥,极言不愿从宦海中讨生活,又备论其风波之险恶。”“得官则其门若市,失官则门可罗雀,人情变幻,尤所难堪。吾父吾兄已备尝之矣,我能继其覆辙乎?乃所愿学孔子之教人与孟子之得天下英才为乐。今违愿而来试,则以父兄之命,如能玉成,幸甚幸甚。”那时法政大学的校长是伯父的故交,因此祖父叫伯父走访,询问是否录取。校长便出示父亲的考卷,边笑边说:“从来试卷,无此奇文!余将成全令弟。”伯父大出意外,然也只能苦笑而已。这第一次“高考”就让父亲自己给“搅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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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仅读书期间学习刻苦,工作以后更是把学习“常态化”——在刑部工作,通读古今律法;在外交部工作,为跟俄罗斯打交道,把辽金元史读了个底朝天……

这一事例生动地体现了当年师生之间的感情。学生十分尊重、信赖老师,而老师又十分关心、爱护学生。“此生诚实,其言可信”,短短八个字,却饱含了老师对自己学生的充分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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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再读十年书,跟我谈书法还差不多

沈寐叟善学到什么程度呢,四十来岁,伺候生病的母亲,几年后居然把医学也给整通了……

父亲始终尊南海先生为师。南海先生论述书法的名著《广艺舟双楫》,父亲常置案边,不时翻阅。在书法理论、执笔运笔以至选帖择碑等方面,父亲都觉得受教益多。1988年,康有为先生的女儿康同环女士以耄耋之年从香港到上海,来我家看望父亲。康同环女士回香港后又来信告诉父亲说,香港中文大学将举办南海先生遗作展览,请父亲为此题词。父亲当即书联以颂:

在欧洲的日子,梁启超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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