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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诗经》内容有宗教自觉性,今天我们探讨江南文化

希望 “江南文化诗学”成为富于中国智慧的活的理论,并将继续与生活现实发生联系,不断发展出新的论述,成为富有意义的生生不息的传统

那么如何给记忆赋形?在评论家张新颖看来,诗人面对无限多的没有组织的经验和记忆,怎么将其变成诗,这就是所谓如何将记忆赋形。当我们用诗的形式来处理经验和记忆的时候,怎么找到最合适的形式,既能够表达记忆的东西,也能够表达那些遗忘的东西。那些遗忘的东西也许在我们的身体里,在我们的目光、语气中,但这些遗忘的东西也许是更重要的一种存在。他比喻给记忆赋形就像瓶子给水赋形,风旗给秋风赋形,形式与记忆之间就是将不可把握的东西赋予实体。

庞德不是汉学家,并不谙熟中国语言与文化,加之他在《诗经》翻译过程中没有直接参阅传统诗经学著作,所以他的翻译无法做到忠实于原作的文化内涵,构成了《诗经》传播变异的最后一段曲线。但他并不纯粹遵循中国传统诗学,而是厉行意象主义诗学标准,与原文相比其译本在内容上变化较大。庞德译本有两个特点:一是他厉行译古喻今的“现实”原则,使其翻译摆脱了译作的从属地位,获得了独立的生命;二是他遵循意象主义原则,使其译作得以成功进入英语文学,并成为意象主义诗学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庞德在本质上远远摆脱了语言层面上的操作,而力求在精神上获得会通和超越,进入了创造的境界。

我们知道,龙井的泉水很好,然而古人对好的泉水的解读,却是一种生命的启示意义。首先,秦观所述辩才此语,即隐含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可见辩才法师及龙井诸友胸中,学养之美富,及道德实践功夫之深厚。

“诗人里尔克在28岁记下的一篇日记里说,诗更多的是体验,为了写出一行诗,一个人必须经历、观察和记忆很多。如果一个人能够回忆的事物多得不能胜数,这时候你最重要的是要学会遗忘,仿佛它们从未发生过,无影无踪。但是某一天,那些事物再次来到你眼前,栩栩如生,难以名状。只有在这个弥足珍贵的时刻,一首诗的诞生才成为可能,你才可能写下你的第一句诗。”日前,在“作为诗学的记忆与形式——中国批评家第五届高峰论坛”上,作家李洱引述的这段话拉开了为期两天的论坛的序幕。

韦利在《诗经》翻译过程中并不是单纯从文学审美角度出发的,而是始终在进行一种历史文化追索,其文化人类学视角渗透在每一篇译诗中。他对《诗经》所做的新的分类表明,他最重视的《诗经》价值不是文学,而是中华民族的早期文明史和文化史。但对于诗篇中的历史内涵,韦利的观点与传统诗经学观点几乎毫无相似之处,与现代诗经学的观点在很多地方也大相径庭。韦利的译文在形式上不整齐,包括诗行长度、每行的重音数和节奏,行尾的韵律等。可见他把《诗经》文化置于了《诗经》文学之上。韦利在译诗中对原诗的民俗内涵及中国古代文明进行了本源性探求。其最终的翻译目的是向西方介绍中国古代文化。因此,韦利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学为媒介的文化研究。这种文学和文化学的复合视角,使韦利的《诗经》翻译在文学价值的基础之上增添了一种更为重要的价值——文化研究价值。

无论是“定西”,还是“新亭”,上述分析都强调了历史脉络中真实可考的特定时间、事件与人物,这是史实的内涵。然而“地名”除了“实”的意义,还有“虚”的一面。陈正宏教授著文发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明代著名书画《词林雅集图》,不仅是明代江夏派代表画家吴伟的作品,而且其本质上更是一种以吴伟画为图引,记录了明代弘治年间多位文士一次重要的文学聚会活动的图文并茂的文集。

这与诗人朱朱的观点不谋而合。“我要为我的记忆找到一种大于我这个记忆本身的形式,因为记忆是变形的,你每次书写都是重新固定这个记忆,或者赋予记忆重新的定义。但有时候超越年代、超越一时一地的真实与意义,恰恰在个人的经验与记忆反应出来,这可能才是记忆背后的核心所在。”

迄今为止,《诗经》在西方已经传播了近400年。历史上最早的《诗经》翻译出现在法国,译者是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其译本于1626年在杭州印行。其后陆续出现了德国汉学家弗·律刻特等的德文译本、西维洛夫等的俄语全译本,以及理雅各等的英语译本。

于是也引得好多诗人画家,都向往着那扁舟一叶的宁静安适所在。所以,像这样的诗句:“投老江南黄叶村,菊花时节雨昏昏”,“家在江南黄叶村,归来重葺柳边门”,表达自在而深情,一种非常内在的生命感。韩驹的名句:“日暮拥阶黄叶深”,无疑有城市大隐的意味。在这个温暖之所,失落于深深的梦。他的朋友李彭还夸他:“平生黄叶句,摸索便知价。”也是宋诗话中有意味的典故。

事实上,诗歌范畴内常常被讨论的另一个概念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评论家唐晓渡表示,将记忆作为诗学的对象,肯定不足以涵盖我们所说的内容,但如果将我们的记忆与整个历史和文明接通,那它就有了更广阔的意义。“当我们将经过选择的经验,和超验、无意识、甚至被遗忘压抑的东西共同构筑成记忆时,它就是诗学意义上的记忆。今天我们的诗人面对着无限复杂的记忆,我们作为跨文化、跨文明的一代诗人,当你的语词强度、结构强度能和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历史相对称,在你的个体诗学内部生长出一首诗来,你一定会有形式上的要求,我们的新诗也就自我发明了新的形式。”

在美学价值方面,阿连璧译本是以西方诗学为审美标准的产物。阿连璧称,要使译诗让英国读者读起来像诗。固然其中有顾念读者接受的意识,但从中可见19世纪英国殖民者的傲慢及其对东方文化的歧视。译者并不真正懂得《诗经》的语言和创作艺术,看不到其价值所在,因此对原诗的形式一改再改,以致原诗中所有的艺术特色丧失殆尽。所以,作为翻译文学,阿连璧《诗经》译本是失败的,因为从文学的本质要求来看,它毕竟缺乏足够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性。就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也违背了文化平等、互相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的一般规律,无法起到文化传播作用。

今天我们看到,那些历代称赞江南的话语,正在以一种新的形式、在一种新背景中,重新获得新的生命。江南文化精神绝不仅只是一种地方认同,而且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意义感,甚至连接着更大共同体的思想含义,是对于什么样的生活更好、更值得追求的主张。诗意与美学,生活与习俗、文化的个性与多样性,已经成为21世纪极其可贵的文明理想。

本次中国批评家高峰论坛由上海市作协、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联合主办,由《上海文化》杂志社、《思南文学选刊》杂志社、《萌芽》杂志社联合承办。据悉,自2015年起,上海市作协、《上海文化》杂志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展开合作,每年定期举办中国作家批评家高峰论坛,倡导在当下写作中,重建社会性事业,探索个人与时代有效性和文学功能观,引导建立新的批评文风,并把眼光拓宽到世界文学领域,探讨世界文学与汉语写作,在文学界引起广大的关注。

作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文化灵魂的文本,《诗经》应该以本来的面貌介绍到其他文化中去。这样,其中的价值蕴含才能对目的地文化的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翻译也才能起到有效地促进文化交流和推动文化发展的作用。如果每一部经典都被译者篡改和利用,那么经典将会退化为一种个人见解乃至偏见,从而失去经典的价值和功能。

其实,那梦中惊扰了宋高宗的金主完颜亮,跟高宗有共同的感受。他也正是垂涎艳羡于那“十里荷花,三秋桂子”的江南风物,才兴起投鞭渡江之意。

评论家汪涌豪则将诗歌的形式归结到语言。他将语言分为偏重于内容的词语和偏重于形式的词语,前者是诗歌语言意象的营造,后者则是意象的配置,前者注重通感以达成诗歌意象的丰富性与多重阐释的可能性,后者则通过意象的叠加、并置,甚至将没有关联的事物放在一起凸显出诗歌的内在纹理、意义。

对理雅各来说,《诗经》是一部儒家道德经典,同时也是一部真实地描绘中国先民信仰状况的“宗教”经典。他认为《诗经》中的《颂》明显是宗教性质的, 而《风》《雅》中也有宗教内容。他在某些诗篇译文中嫁接“God”与“上帝”,塑造“天”神等级体系,以神学类比周代宗教诸神。可以说,在《诗经》英译史上,对《诗经》内容有宗教自觉性,对其原始宗教内容挖掘之深之慎者,莫过于理雅各。应该说,理雅各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是一种充满理性目的的行为,其目标在于以基督教影响中国。这种努力虽然300多年前的利玛窦等人都早已经做过,但在英语世界这尚属首次,在中国典籍中寻找“上帝”存在的证据,更属首次。

再讲一个小小的地名例子,“定西”是浙江的一个县,这个县如何得名的呢,原来与晚明一个英雄张名振被封为“定西将军”有关。因为当时残明余部,还守在浙江沿海,舟山群岛,从“残明”方位的角度来看,整个浙江都是浙西,“定西”就是收复浙江。所以陈寅恪读钱牧斋《和东坡诗》第一首句子“重围不禁还乡梦,却过淮东又浙西”,淮东即风阳,暗指凤阳祖陵,淮东以示不忘明室祖宗之意,浙西以示不忘怀念故国之意。这样,钱牧斋反清复明的心志,才得到细心的发现。

“诗学的记忆与形式”,作为诗学的记忆与形式是什么?如何把内在的记忆赋形,又如何在赋形的同时完成越界的尝试?这一问题是否牵扯到诗歌的声音、意象或必要的沉默?所有这些又是否或如何与古老的诗言志传统和隐秘的个人写作有关?与会者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对谈。

(作者单位: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南还有一个有情有义的地名:“新亭”。《世说新语·言语》: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川,何至作楚囚相对?”

这种诗歌形式或许应该是不断找寻与不断更换的。诗人欧阳江河阐释为何要不断反抗已有的形式:“我一直认为记忆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不是把自我精确完整地保留下来,有时候是相反的,记忆的捕捉会将其形式化后反过来独裁你,诗人们需要反抗这个形式、破坏这个形式,在这个过程中进入新的形式,呈现自我生命的感触、诗意的捕捉。所以,当记忆形成形式,尤其是凝固为诗学形式之后,诗人们重要的使命就是和它斗争,破坏它。日常生活如何用诗歌的语言、诗歌的逻辑、诗歌的形式、诗歌的记忆加以表达,在这个表达里保存诗歌的异质性,带有一点破坏性的勇气,是诗歌写作最重要的东西。”

姓名:李玉良 工作单位: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这里,宋代的“龙井”不仅是一处高人赏诗品茗之地,无疑更是古人身心修行之所、文明传承之地。“龙井”分明成为一个葱茏诗意的地点,成为江南诗学的点睛之地。

“与其说记忆与形式,莫如说记忆即形式。”在诗人臧棣看来,如果按照中国古典诗学默认的标准,记忆能找到的最有效的保存方式即是格律。但现代诗的写作,是沿着绘画师的模式去发展想象逻辑的,即记忆与形式的关联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现代诗更多地偏重于个人记忆,是对以公共记忆为基础的情感或者内容的一种消解,展现生命体验的特殊性。这意味着诗人在写作诗歌时可以创造自己的形式,形式独立性产生了意义,形式本身就是记忆和内容,它甚至能够创新创造一种对事物的理解。

阿连璧在总体价值取向上不承认《诗经》篇什中的美刺意义,而是以原诗字面意义为中心进行翻译,因此没有进入《诗经》的传统经学研究。阿连璧大量参考了理雅各的翻译以及清代经学家毛奇龄和刘沅的研究,深受其影响,但这些影响是分裂的,阿连璧本人又再三强调“自由释意”,所以臆测的地方着实不少。然而,对于诗旨,阿连璧的自由释意真正有独创性者似乎微乎其微,即使有也多显得牵强。

这表明,江南的“地方”,可以成为一种观念,成为一种带着情感与记忆的思想,一种富于文化意味的诗学。

诗人孙文波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践行记忆对于时代、历史的意义。他认为,诗歌中的记忆固化时间,把已经发生的历史用语言固化出来,同时它让历史能够在我们阅读的时候产生历史的现实性,并且让审美这样的主观意识通过对记忆的纠缠,获得一种确定。“诗是记忆中带有象征性意义的一部分,它真正的价值在于,将某种对于人类而言属于特殊的知识,通过语言的结构性陈述,使其最终获得对普遍性的注记和引领,并呈现出能够指引人看清事物的特质。”

詹宁斯的《诗经》翻译虽然“诗”与“经”并重,既注重诗意的传达,也对《诗经》中的道德观念十分推崇,认为《诗经》在道德价值方面超过了彭斯、拜伦、海涅和其他许多著名诗人。但是,詹宁斯在译文的文本中所做的解释与原诗本义有不少出入,诗行数经常出现增多或减少的现象,部分原诗的意象系统和意境被更改,译诗中的韵律结构也大半被英韵化,比如经常把原诗中隔行韵式变为双行韵、抱韵。

是岁余自淮南如越,省亲过钱塘,访法师于山中。法师曳杖送余于风篁岭之上,指龙井曰:此泉之徳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迁,壮如淛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资阴阳之和,以养其源。推其绪余,以泽于万物,虽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于此,盍为我记之。余曰唯唯。(秦观《淮海集》巻三十八《龙井记》)

历史上仅英语全译本就有八种之多,即理雅各的三种译本、詹宁斯译本、阿连璧译本、韦利译本、庞德译本和高本汉译本。纵观这些译本,除高本汉译本主要是为其汉语教学与研究目的服务外,《诗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所画出的是一条“变异”的曲线。

这里有关江南诗学的待发之覆是:为什么送别外任官,要以他即将游历之地点来作诗题?为什么别的不选,专选取新官上任所去的浙江重要人文胜迹?《词林雅集图》后有接裱的 《文会赠言叙》(罗玘),多少提示了当时参与文会写作者的主要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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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诗人将他们的感情与意念投入到特定的“地方”中,另一方面“地方”也将历代诗人的生命记忆与情思想象保存、增殖,不断再生产出来

上海一直浸润、成长在江南文化中。可以说江南文化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底色。在学者胡晓明看来,江南文化精神绝不仅只是一种地方认同,而且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意义感,是对于什么样的生活更好、更值得追求的主张。今天我们探讨江南文化,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一种极其可贵的文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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