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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老生前送给外孙女端端一套26卷本《澳门新葡萄京app下载:巴金全集》,我们与巴金先生说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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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文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1980年4日17日,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巴金,副团长冰心、林林,团员艾芜、公木、草明、杜鹏程、敖德斯尔、邓友梅,随员吴青、李小林,翻译陈喜儒)结束在日本的访问,由长崎回到上海。18日那天开完总结会,有人说,去巴老家看看,向巴老道个别吧!大家一致赞成。19日上午,我们乘坐一辆小面包,去巴老家。拐进武康路,远远就看见巴老等在大门口,如雪的白发在春风中飘荡。

神六挟雷归来,巴金乘风西去。 仿佛不想以自己的告别而冲淡人们的喜庆,捱过整整四天,老人还是走了。 一棵参天大树轰然倒下,历史的长河里响起了久久的回声…… 人们都知道巴金这几年一直在病榻上与死神抗争着,十分艰难,十分痛苦,离去,有时不失为一种解脱,然而,当他真的走了,人们都悲痛难抑。我们采访着本市一位位文化名人,他们大都先是惊愕,转而哽咽,甚至泣不成声。我们用笔、用泪记录着他们的追思,他们的缅怀,他们的慨叹…… 唉,又走了一个好人 周小燕(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唉,又走了一个好人。我十几岁的时候,与巴金关系密切的弟弟周德佑向我推荐这位年轻作家。我从法国回来后,便满世界找《家》《春》《秋》,一看,就被小说中澎湃的激情感动。建国后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我拿着书找不在同一组的巴金留言,记得当时他写的是“我们都喜欢听你唱的歌”。后来,丈夫张骏祥跟巴老常来常往,我也因此作客巴金家。尽管巴金工作繁忙,不记得有多少话可以说,但是,我一直是巴金的铁杆书迷。尤其是巴老文革后陆续写成的《随想录》,看了让我震动。我最佩服他讲真话,吃了那么多苦,还是敢讲,就是敢讲。在我心中,他是一个伟大的人。 巴老走了,一个时代成为记忆 王安忆:巴老就这么走了,一个时代离我们更远了。 巴老在的时候,这个时代还是有声息的;现在巴老走了,这个时代就变成了一种记忆。我们这些人好像一下子没有前辈了,接下来的时代要由我们自己扛了。 巴老从他这个时代出发,到现在已经走了很漫长的道路了,他实践了“五四”以来艺术和社会的理想。他曾经为我母亲感到惋惜,因为他知道我母亲在创作的盛年遇到了文革,所以写的作品不多。巴老虽然没有直接对我说过什么,但他生日时我们都会去看望他。巴老的话不多,看着我们总是开心的样子。他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心里为我们感到开心,因为我们能够尽情地写作。巴老已经经历和目睹过很多时代了,他最懂得一个作家最需要的就是写作。巴老看着我们的眼光,使我们真的感到我们很幸福。 重读作品是纪念的最好方式 陈思和: 巴金先生自己说过,他是“五四运动”的产儿。巴金先生出生于1904年,他十四五岁正值“五四运动”狂飙乍起,他的整个成长经历都离不开“五四”精神的影响。巴老的一生完美地体现了“五四运动”的青年精神,他坚持真理、坚持自己的理想,在追求理想中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激流。应该说,这种精神也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总体风格、是一代年轻人的精神。这是因为这种追求真理、追求理想的饱满的生命状态,我觉得巴金先生活了一百多岁也仍然是个年轻人。我从20多年前的大学时代起就开始阅读巴金、研究巴金,当时我见到了70多岁的巴老,他在我心中的印象永远停留在那个时代。巴金的精神是青年的精神,巴金的时代是属于青年的,而巴金的逝世也象征着这一青年时代的消逝。今天很多人不理解巴金,认为他的作品天真、单纯、肤浅,这实际上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丧失了青春的热情,变得追求功利和斤斤计较,看不到人生是需要有理想和热情的。只要我们时代还需要青年的力量来创造未来世界,我想巴金先生就永远不会过时的。 我认为纪念巴金先生最好的办法就是重新阅读他的作品。巴金的小说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作为一个研究巴金的专家,我要说巴金的作品没有过时。《上海文学》即将推出巴金的纪念专辑,但不打算请人写纪念巴老的文章,而准备重新刊登巴金的小说,目的就是希望有更多的读者来读他的作品,认真地思索其中的意义,这才是纪念他的最好方式。 活着是一种力量,走了是一个榜样 徐开垒:巴老活着,就是一种力量;他走了,依然是一个榜样。长时间以来,他一直是中国文学界的前辈,从此,我们失去了一个大师。我现在非常希望包括李小林在内的巴老家属能够在今后多发表一些文章,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生活在巴老的最后岁月里,也真正能够把巴老的最后那段生命时光告诉给想了解巴老的读者。 巴老对年轻人写作非常鼓励。我那个时候做过报社的文学编辑,有时候,他会把一些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的优秀作品推荐到我这里发表。去年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巴金手记》,记录了1962年11月到1965年年底巴老在上海期间的全部手记,这些手记里很多是《巴金全集》里不曾收录的,里面就不止一次地提到与青年文学爱好者之间的交往。他培养了许许多多作家,他的学生中很多都成为了后来的名家,有些却比他早去世。 这盏灯永远不会灭 赵丽宏昨天傍晚四点多,我赶到了巴老所在的医院,一直陪伴到他去世。 他是这个时代的文学巨匠,但对我们来说,他就是一个慈祥的老人,也是我最尊敬的老师。可以这么说,我文学的座右铭是他赠我的。那是1984年,我鼓足勇气写了一封信给了巴老。信寄出后,就后悔了。当时想,巴老年纪这么大了,又这么有名气,这封信极有可能石沉大海。哪知两天后,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同时也收到了他寄给我的一本《序跋记》。他在信中赠我两句话“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这两句话从此成为我的座右铭。” 这两句话的涵义其实同巴老一直提倡的‘说真话’是一致的。他的《随想录》就是“说真话”的最好代表。他像一盏明灯,生前照耀着文坛,生后也将继续照耀。 他影响了我的艺术人生 朱践耳我跟巴老神交已久,他影响了我的艺术人生。 巴老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我认为,他对于我的最大意义和震撼,是敢于反思自己,忏悔自己,解剖自己,由此反照一个民族的性格。知识分子应当是第一个能做到以史为鉴的,应该用深刻的人文精神来观照人类。在我的晚年,我多么渴望也像巴老那样,用音乐凸现对社会、对时代的人文的思考。可是我做得那么不够啊!巴老生前的愿望,有的已经实现,有的还没实现。我们继承他的遗志,实现他的愿望。

10月17日,是巴金离开读者一周年的日子,上海各界筹备了各种形式的活动纪念这位文坛巨匠。

陈思和(右)、李辉和巴金(左)在1990年代。

我们要理解和评价巴金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不能以今天他所处的地位和所获的殊荣为出发点,而是应该把握他一生的自觉追求及其实践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复杂历史内涵,从中获取我们所需要的启示。1980年,我和李辉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与一位巴金研究者商榷的文章。我们当时为了研究巴金早期思想,不但阅读了他的早期译著,还读了中外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有关理论著作,像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师复的主要著作多少都读了一些,所以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解与当时一般的共运史教科书里的解释不太一样。我们认为巴金早年思想主要是来自无政府主义思想,当然还包含了其他的一些外来思想的影响,但它们之间也是有联系的,如恐怖主义、人道主义、民粹思想等等,同时,我们也强调了无政府主义在“五四”时期只是作为国际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派别传入中国,它的两大思想核心:一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二是强调绝对的个性自由。这两大思想核心在当时的中国与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文化相一致,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吸引的主要是一批向往革命的青年人。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很平常,而且其中也夹杂了许多当时的教条。但它大约是“文革”后第一次对无政府主义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所以,听说巴金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后,表示同意我们的观点。后来我多次与巴金先生谈到无政府主义时,他始终是表示这个态度:有些问题还是让历史去作结论吧,现在说不清楚。巴金先生的态度给我带来过一丝疑问:他现在到底还信仰不信仰无政府主义?这也是巴金研究领域里一个常常被提起讨论的问题。我曾有缘拜访过几位与巴金同时代的老人,他们几乎都不忌讳自己的信仰。我总觉得“信仰”这个词对“五四”过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而言,远比我们今天的人重要,他们的献身信仰往往是极其真诚的,不像今天的中国,到处钻营着做戏和看戏的虚无党。那么,巴金对自己过去的信仰持什么态度呢?我对这个问题是犹疑的。虽然我曾多次与巴金先生谈到无政府主义,他始终没有说过他现在还信仰它,或者不信仰它。但有两件事我印象深刻,一次是我协助巴金先生编辑他的全集,我是竭力主张他把1930年写的理论著作《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和几篇与郭沫若论战的文章收入全集,因为前者不仅是巴金最重要的理论著作,而且也是中国最系统的一本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而后者,主要是批评郭沫若关于“马克思进文庙”的谬论。当我这样建议后,巴金先生略加考虑就同意了,但他表示有些担心别人会说他还在宣传无政府主义。果然,最后出版社审稿时,还是将这些稿子删去了。还有一件事是我自己观察到的,巴金先生晚年写过许多创作回忆录,惟独闭口不提他最喜欢的《爱情的三部曲》,这部作品是根据他当年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事迹来创作的,他有意回避了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对此我一直觉得奇怪。直到他写《随想录》的最后几篇文章时,才涉及到当年的无政府主义者叶非英等朋友,并说,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词来赞扬他们,那就是“理想主义者”。我马上意识到巴金是为了寻找一个能够用现在被接受的语言来介绍他当年的信仰,才保持了那么久的沉默。果然,继《随想录》以后,他连续写了怀念当年的无政府主义朋友吴克刚、卫惠林等人的短文,收在《再思录》里。但是我还是无法断定巴金晚年是否有自己的信仰。我起先理解是巴金先生的地位比较特殊,他不可能像其他一些朋友那样对自己的信仰有感情。巴金先生50年代起就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境遇也较好,因而无政府主义不仅不会是他的信仰,而且还会成为他的思想包袱。他在1958年以后删改自己文集中关于无政府主义等内容,就是其表现之一,而且,即使在写作《随想录》时他仍然心存犹疑。但我后来想,大约人们所忽略与所隔阂的,正是在这里。在一种理论学说还被认定是这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敌人的时候,环境会允许像巴金这样地位的知识分子公然表达他的异端信仰。就像30年代的鲁迅尽管尖锐地批判国民党政权,但他似乎也从未宣布过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如后来研究鲁迅的学者所认定的那样),而且鲁迅不止一次地痛斥那些暗示他拿卢布津贴的人,骂他们为乏走狗。连斯沫特莱也批评鲁迅不积极参加左联的具体活动,但富有经验的冯雪峰当场就驳斥说,鲁迅的地位不是别的作家可比的,他的存在(于左联),就是(左联的)一个伟大的力量。当然还有第二层意思的忽略和隔阂,就是现代人不怎么关心一个过去时代的老人的真实思想和话语内涵。90年代知识界流行过许多新的偶像和新的话语,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因此而完全忽略了今天的社会正是从历史阴影里走过来的,而对以前鼓舞时代的精神武器完全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只能使今天的思想建筑于流行的旋风之中。前不久我请一位很著名的理论家来学校讲演当前世界学术的走向时,他激情地论述了全球化的过程中,第一世界的大国如何剥夺第三世界的资源。其理论的核心思想我觉得非常熟悉,正是二十年前我读克鲁泡特金的理论著作时获得的启发。为什么今天流行的最新理论学说,竟与一百多年以前的无政府主义的空想相吻合呢?由此产生联想,巴金早期著作里所反映的反对一切形式的强权压迫与维护个性的绝对自由的内涵,即使在今天也没有真正的过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强国的权力话语已经从政治经济道德到生活欲望无孔不入地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统治着我们的思想与行为,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像今天那样让人们感受到民族与个体真正地无路可走,而这时代里真正能属于个人的,大约只有清醒的个人生命的意识——一种永远处于社会文化边缘一角的生命的真实本相。巴金的小说由30年代的鼓吹反抗与恐怖主义到40年代同情小人物的尊严的转换,正反映了这一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由实际的政治理想转换成日常的伦理理想的轨迹。我们如果剥离巴金小说里所谓“反封建”的装饰性外衣,他的小说所隐藏的另一层更为深刻的意义,仍然能感动今天和未来的人们。巴金先生对历史的反思主要贡献于80年代,也就是他写作《随想录》的年代。我们不能离开那个时代背景来理解《随想录》。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虽然也是政治权力更替的产物,但毕竟动摇了统治中国几十年并被实践证明是有害的所谓“极左路线”的地位,知识分子当时还无枝所依,积极参与到反“左”和反“文革”的现实斗争中去是唯一的选择。我当时就写过评论《随想录》的文章指出过:巴金在起先写作中并没有主动提出什么新的思想,他只是以崇高的地位和影响来不断支持比较异端的文化现象,反对权力者对异端的迫害,这本身就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将来如果有人将《随想录》与其写作时代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会发现这是一部迅速反应时代话题、又具有高度策略性的政治文化百科全书。巴金先生晚年对文化的主要贡献就是写作《随想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巴金先生内心深处的信仰与力量。

在客厅里,巴老把签好名的书一一送到每人手里。一本是巴老的散文《爝火集》,一本是巴老翻译的俄国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巴老在给我的《爝火集》扉页上写道:赠喜儒同志 巴金 八〇、四、十八;在《往事与随想》的扉页上写道:赠喜儒同志 巴金 四月十八日,但没写年份。我如获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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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举行“走进巴金”系列文化讲座,首讲于昨天开讲,由人民日报编辑、作家李辉主讲《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巴金与沈从文、曹禺、萧乾的历史比较》。该系列讲座还将于11月3日和12月初举行2场,分别由老舍之子、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舒乙和著名作家冯骥才主讲《我眼中的巴金先生》和《巴金的遗产》。

我不是一个爱做笔记的人。有许多事情发生,当年仗着年轻记性好,好像什么都可以清清楚楚地保存在脑子里。但最近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比如,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谒见巴金先生的?我一直以为在1980年的秋天,因为那一年我与李辉的第一篇研究巴金的文章刊发于《文学评论》(大约是五月份),还得到过巴金先生的首肯,于是我记忆中就好像在那一年的深秋,我与李辉上门拜访的。那时候也没有拍照留念,记得巴金先生穿的是蓝布中山装,似乎是天气转凉的时候。我一直这么记忆,还写进了一些文章里。但是最近问及李辉,他查了当年日记,竟是1982年1月7日。那时候我们已经毕业,马上要各奔东西了,李辉被分在北京工作,想在临行前见一次巴金。于是,由李小棠兄安排(我们都是同班同学),我们俩才第一次走进武康路113号巴金先生的府邸。

(本文系摘录,未经本人审阅)

我是第一次到巴老家,突出的印象是书多。客厅里,楼道口,阳台上,厕所间,到处都是。我和杜鹏程想看看巴老的书房,就结伴上了二楼。书房四壁都是书柜,各种外文辞典很多,占据了很大空间,而且都摆放在顺手的位置,看来这些是巴老经常使用的工具书。还有一些日、英、法、俄、世界语等外文书刊和部分线装书。三楼是书库,地板上,书架上,到处堆着书,弥漫着旧书刊特有的气味。

“把心交给读者———巴金之夜”晚会于今晚在上视演播厅举行,秦怡、奚美娟等十余位艺术家将朗诵巴金的代表作和巴金生前最喜欢的文学作品,还将朗诵一首由网友创作的诗歌《天堂里的笑声———怀念巴金》。包括巴老母校南洋中学师生及读者在内的600多人参加。晚会10月16日在东视文艺频道首播。

我们与巴金先生说了些什么?我没有记录,李辉是有的,他如果回忆起这难忘的一幕,一定会有重要的细节披露。但我却没有太具体的印象,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巴金先生那天身体不好,似乎是感冒了,还有些发烧。我们谈话中,有人进来为巴金先生注射针药,巴金先生起身到客厅外面的过道里去了一会,又进来与我们继续说话。那时候巴金先生已经是七十八岁的老人了。我们的探望当然是早几天就约好的,并不知道那天他会感冒发烧。但巴金先生没有因此拒绝两个陌生的年轻人上门打扰,小棠兄也没有告诉我们。所以当他走出客厅打针的时候,我俩惶恐的心情可想而知。

我们从三楼下来时,巴老陪冰心老上楼来。巴老说:“小陈,你需要什么书,自己随便拿吧,我这里买书方便。”我喜出望外,随手在书柜里拿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往事与哀思》,其中有巴老怀念何其芳的文章《衷心感谢他》,想必是出版社赠送的样书,但我没问巴老这书还用不用,就在扉页上写道:巴老家的书,可以随便偷,随手拿了一本,作为纪念。1980、4、19。我写完,读给巴老听,对巴老说,您得签字,证明此言不虚,否则别人会认为我是吹牛,或者是顺手牵羊,那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巴老笑着说,好的,好的,拿着我的笔,写上“巴金”二字。杜鹏程也想要一本《往事与哀思》,但书架上没有了,巴老说:“还有,还有,我去找。”后来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本,晚上叫人捎给了杜鹏程。

10月16日,《巴金纪念集》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近70万字,搜集了巴老逝世后媒体新闻报道、广大读者、巴老生前友好表达哀思的文章和对巴老一生的评说文字,并配有多幅珍贵照片。由徐汇区人民政府、文新报业集团、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合办的“徐福生镜头里的巴金”摄影展将于10月17日起在上海徐汇艺术馆举行。徐福生1987年第一次为巴老拍摄,之后共为其拍摄了近千幅照片,本次展览将从中选出近百幅展出。2006年第五期《收获》杂志刊登了两篇巴老的手迹《〈十年一梦〉增订本序》和《写给端端》,以表达对巴老的深深怀念。其中,《写给端端》是首次发表。据《收获》主编李小林介绍,巴老生前送给外孙女端端一套26卷本《巴金全集》,他在每卷前都给端端写上一段话。这篇《写给端端》是巴老写在全集第16卷《随想录》扉页上的,而今年正好是巴老的《随想录》完成20周年。

记得我们说起了无政府主义。那时候离“文革”还不远,巴金在“文革”中被批斗的主要罪名,就是无政府主义。“文革”有一段时期为了制止群众武斗、派仗和打砸抢等失控局面,《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要批判“无政府主义”,那时人们认为无政府主义就是打砸抢和武斗。后来林彪倒台了,“四人帮”倒台了,批判他们极“左”路线时也总要联系他们“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罪行。所以,直到“文革”结束“抓纲治国”的年代,无政府主义仍然是作为敌对的反动思潮看待的。有的学者写文章为巴金辩护,认为巴金一生追求反帝反封建,与无政府主义无关;说巴金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是“四人帮”对巴金的陷害。我们那时正在研读巴金的著作,在贾植芳教授的指导下,不仅读到了巴金早期许多与无政府主义相关的文献,还直接阅读了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无政府主义著作,才弄明白了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它以激进的姿态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理论上反对一切国家形式的强权和专制,认为国家只能是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群众的工具(阶级斗争的工具),它的基本立场是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无政府主义作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翼,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过重要的进步影响。这样理解无政府主义,比较贴近当时的真实情况,也可以与巴金一生追求进步的写作活动联系起来了。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巴金先生也是认可的。那天我们也谈到了这些想法。但巴金先生显然不愿意就这个话题深入谈下去,他有点激愤地挥着手,说:“这别去管它,他们要批判一个对象总是要把无政府主义拖去‘陪绑’的,这个问题以后再说,现在说不清楚。”

我们告辞出来时,巴老一直把大家送上车,又特意过来对我说:“小陈,你什么时候想偷书,什么时候来,我随时欢迎。”大家都笑了,说今天岀了个“小偷”。

巴金先生对无政府主义的这个态度,似乎一直没有变,他始终以沉默对待自己曾经的信仰。有一年,我参与了巴金先生全集的编辑工作。我向他建议,把他早年编译的一本理论著作《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也收入全集,他犹豫了一下就同意了。但是稿子送到出版社后,还是被责任编辑撤了下来。记得巴金先生特意告诉我这件事,眼睛里含着揶揄的微笑,轻轻地说:“还是他(指责任编辑)比我们有经验,我们太书生气了。”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巴金先生写《随想录》也好,编全集也好,他对于自己的责任的理解,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够做什么,真是清清楚楚,洞若观火。他对现实世界一点侥幸心理都没有,不会因为一些表面的荣誉和声望就忘掉身处的环境。他全力以赴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且力图做得更好,但是不抱一点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1981年4月16日,巴老到北京开会,住在国务院第九招待所,我去看他。巴老说:“欢迎你到我家来偷书。”我说:“等您的《随想录》印出来,我得多偷几本。外委会的人都想要呢。”我再去巴老家时,给巴老一个名单,巴老照着题签,费了不少时间。我很过意不去,巴老说:没关系的,年轻人喜欢读书,是好事,我支持。

巴金先生平时话不多,随着年岁增高,还有健康的关系,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有时候听起来有些含糊不清。而且我也深深理解,像巴金先生那样的高龄和健康状况,他还肩负着沉重的写作任务,还要应付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实在是不堪负担。所以,我虽然住在上海,但有事情一般是通过小林、小棠转达请示,尽量不去打扰他。1989年11月,巴金先生八五诞辰,复旦大学和上海作家协会在青浦举办第一届巴金学术研讨会,来自各地的代表有五六十人。我参与了会务。巴金先生当时身体已经很差了,心情也不好。他表示,除了个别老朋友外,他就不接待与会代表了,要我尽量阻止代表们上门看望。我把这个意思转达给会议主持者,在会上也不断宣传,果然没有代表在会议期间私自去见巴金先生。可是到了会议的最后一天,有一位代表声泪俱下地站起来呼吁: 我们既然到了上海,就是到了巴老的家门口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去见见巴老?当时群情激奋,我再也无法阻拦大家去见巴金先生的愿望,于是就把大家的意愿转告小林。小林征求过巴金先生的同意,请与会代表集体去武康路巴金府上。我感到自己没有完成巴金先生交给我的任务,很惭愧,就没有跟随大家一起去。后来听说,那天巴金先生坐在客厅里,一个一个与大家握手,合影,折腾了整整半天。大家的愿望是满足了,但我想,巴金先生肯定是很累很累。

1981年10月13日,巴老从欧洲访问回来,住在燕京饭店。巴老问:“我的《随想录》第二集给你了没有?”我说没有。巴老起身找书。小林说:“他过几天到上海来,叫他到家里来拿吧。”我说:“好,自己去偷。”巴老说:“我的那几架书,你喜欢,随便拿。你在文章中说到我家随便偷书,去了又不多拿,只造舆论,没有行动。”小林说:“你叫他随便拿,他又不好意思多拿了。”巴老嘿嘿地笑起来。巴老所说的文章,是指我在《江城》杂志上发的那篇《在巴金家里做客》,其中说到了“偷书”事,巴老不但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

巴金先生的身体越来越差,他每年夏天都到杭州去疗养,冬天则回到上海,直接住进华东医院,就不再回到武康路的家里。我去看望他都是到华东医院,那段时间(大约是1990年代初期),他的身体状况比较稳定,亲自读《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的校样,坚持为每卷写跋,还断断续续地写一些怀念老朋友的短文章。其中就有写他早年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时的好朋友卫惠林和吴克刚。1994年前后,我正在筹备“火凤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想学习巴金先生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丛书的经验,通过出版活动来践行知识分子人文精神。我就此请教过巴金先生,他很支持我的行动,讲了当年他编辑文化生活丛书的经验,还用患了帕金森氏症的手颤抖地写下“火凤凰”三个字,作为火凤凰系列丛书的题词。我策划“火凤凰文库”,第一本就是把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之后陆续写成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巴金先生欣然为它取名《再思录》。等编完以后,我又觉得薄薄的一本,印出来有些草率。就与小林商量,能否取其中一篇短文作书的代序。没有想到,第二天小林就打来电话说,巴金先生已经写好了《再思录》的序。他是躺在床上口述了一篇短文,很短,就这样几句话:

1982年4月12日晚上,我送走日本《文艺春秋》社代表团,去巴老家,聊了一个多小时,临走时,对巴老说,吴青叫我给她带些书回去。我又到了巴老二楼的书房。巴老为吴青选了三堆书,都是英文的。巴老说:“这里的书,你喜欢什么,自己选吧。”看着那些书,我眼花缭乱,顺手拿起一本北京市中国书店岀的《言文对照古文观止》,并用铅笔注明: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二日晚从巴老家拿来。巴老递给我一本厚厚的 《外国文学作品提要》,说:“这本可能对你有用。”但巴老一看,是第二册,又蹲下在书堆里找第一册。我看那堆书摞得很高,从中找书,简直是大海捞针,而且也不知道第一册是否在这里面,赶忙对巴老说:“您不用找了,我先拿这一本,以后找到第一本,我再来拿。”小林递给我一本《花的尸骸》,是日本作家森村诚一的作品、云南出版社1981年岀的。巴老知道我对日文书感兴趣,说:“以后把有关日本的书归拢在一起,你自己选好了。”当年9月,我又去上海,在巴老家拿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岀的《黑岛传治短篇小说选》,田宫虎彦的《菊坂》,并在扉页上写道:1982年9月28日下午3时,巴老在家里送给我的。巴老还说,“以后有关日本的新书,我都送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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