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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略述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他送了我一册他所著的诗集《你是我爱的第一个》

这次见面时杜老还提到他正在印一本《杜运燮诗精选一百首》,因他儿子有一朋友在印厂工作,愿为杜老出版这么一本著作。果然,到了这年11月中旬的某日,我再去见老人时,他拿出了一本印得很朴素的诗集送我,似乎比一般小32开还小一点,但十分厚实,排版也大方、优雅,一看就让人很喜爱。封面上只简单印着书名,好像还注明“非卖品、供交流”,连图画也没有,但扉页上写着“北京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杜老送我时,在书上题了“李成兄留念”几个字。一个“兄”字让我感受到老人的谦逊。我爱不释手,读了又读,开始体会到“杜诗”的独特魅力,朴素其表,内在却很有新意,对描写的事物,总是能找到自己独特的视角,每一句诗都有自己的哲思与深意,非常难得。最末的《自画像速写稿(一)(二)》,好像再未收入其他诗集。

王毅:《细读穆旦〈诗八首〉》,《名作欣赏》,1998年第2期。

至于为什么穆旦在那时会主要选择普希金、雪莱、济慈、拜伦来译,原因很显然,是因为在当时只能接受这样的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外国诗人。虽然穆旦被视为最具有现代主义性质的诗人,但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都并非是那样截然不同、互不相干的。实际上,置身于五十年代国内的那种环境中,普希金的诗很可能会比艾略特的诗使他感到更为亲切。普希金诗中的那种人情味,那种流放的命运和对自由的渴望,那种诗人与权力的对立,也都暗合了他内心中更深处

喧响吧,喧响吧,顺风的帆,

图片 1 姓名:穆旦 国籍:天津浙江海宁 年代:1918年—1977年 职位:
  姓名:穆旦  本名:查良铮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18年—1977年  出生地:天津  籍贯:浙江海宁
      穆旦(男)(1918—1977)本名查良铮,还有笔名梁真。祖籍浙江海宁。1918年出生于天津。1935年人清华大学,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留校任教。1948—1952年在美国留学,1950获芝加哥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学位。1953年回国后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1958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调校图书馆监督劳动。在逆境中仍坚持翻译、写作。1977年突发心脏病去世。40年代是具有浓厚的现代意识与时代色彩的“九叶诗派”的主要诗人之一。他的诗作富于象征寓意和心灵思辨,具有坚韧不拔的人格力量和人文精神。出版有诗集《探险者》、《穆旦诗集》、《旗》、《穆旦诗全集》等。他也是著名的翻译家,主要译作有普希金的作品《波尔塔瓦》、《青铜骑士》、《欧根·奥涅金》、《加甫利颂》、《高加索的俘虏》以及《普希金抒情诗》,英国雪莱的《云雀》、《雪莱抒情诗选》,拜伦的《唐璜》、《拜伦抒情诗选》,《布莱克诗选》、《济慈诗选》、《英国现代诗选》等。所译文艺理论著作有苏联季摩菲耶夫的《文学概论》、《文学原理》、《文学发展过程》、《怎样分析文学作品》,均有很大影响。
    
    《探险者》、《穆旦诗集》、《旗》、《穆旦诗全集》等     

特别是《你是我爱的第一个》,由马来西亚霹雳文艺研究会1993年出版,小32开,收入杜老海外题材诗作33首,不到100页,看上去不像是正式出版物,而像是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但装帧设计跟真正的书几无二致。封面上有一棵迎风舞动的椰树树冠,彰显本书的热带特色。目录后有一篇自序,叙述此书的由来:1992年3月,作者在时隔46年后回到出生地——马来西亚霹雳州实兆远探亲访友,引发无限感慨,写下《你是我爱的第一个》《出生地拾梦》等诗作,表达心中的一片深情。此行还去了他青年时代曾经工作过的新加坡,亦有献给狮城新作;再加上上世纪40年代写于海外的诗歌,一共分成“马来西亚篇”“新加坡篇”“泰国篇”“缅甸篇”“印度篇”五个部分,可见作者早年阅历就十分丰富多彩。

杜运燮:《后记》,《穆旦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159页。

首先,这种翻译体现了相当清醒、自觉的诗学意识。在这前后,诗人已看透了流行诗坛的“假大空诗歌”,并想通过翻译带来一些新鲜空气。在他逝世前给杜运燮的信中他就这样明确地说:“国内的诗,就是标语口号、分行社论,与诗的距离远而又远。……在这种情况下,把外国诗变为中文诗就有点作用了。读者会看到:原来诗可以如此写。”

因为他,我们是不能给以幸福的,

1998年元旦,新华社以新华诗社名义举行酒会,为杜老祝寿,我应邀与会,可以说是分享了一份诗的光荣。在与杜老相见时,他告诉我,他编的《西南联大现代诗钞》已经出版,下次我去他那儿时送我一本,并说这部书中完整收入了他早年的两部诗集《诗四十首》和《南音集》,资料性比较强。我心想,这是多么诱人的一部书啊。可惜,我因故没能及时到杜老家去取,再去拜访杜老时,已是2001年的5月3日。这天晚上,我去他家小坐,彼此谈了别后情况,我说看到人民文学为他出的《60年诗选》,十分漂亮;他告诉我,此前中国文学出版社已为他出了一部诗文选《海城路上的求索》,说着便从内室取出一册,签名题字赠与我。我如获至宝,回来逐字逐句读了数遍,从中获益匪浅。其中的散文多写他的童年和家乡,是一份宝贵的资料,写得也很优美,曾选入南洋华文课本。

更多版本的出现则肇因于穆旦对于诗歌的反复修改。穆旦1940年代那些公开发表或入集的诗歌,相当一部分存在3个或以上版本,即在诗歌重刊(不少诗歌曾多次发表)或结集出版的时候,穆旦都曾对诗歌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这些修改是由穆旦本人的意志所主导的,但也确有不少诗歌版本包含了某种难以确断的复杂因子,这包括早年从未收入穆旦个人编订的任何一部诗集的若干诗歌,1940年代以及晚年的部分诗歌。

这也就是穆旦这样的诗人翻译家和其他译者的一个区别:他的翻译和他所关注的诗歌问题深刻相关,和他自身的内在需要及其对时代的关注都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通过他的翻译所期望的,正是一种“真正的诗”的回归。正因此,《英国现代诗选》的翻译有别于诗人之前对普希金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翻译。他在翻译时完全撇开了接受上的考虑。他在翻译它时为我们展现的,完全是他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诗人和翻译家的“本来面貌”。他不再像过去翻译外国诗人时,在译序和注解中频频加入一些适应出版需要的批判性言辞。它不是“供批判使用”的,它也不是“客观介绍”。他倾心翻译的这些西方现代诗歌,深深体现了他对他一生所认定的诗歌价值的深刻理解、高度认同和心血浇铸。因此完全可以说,诗人对英国现代诗歌的翻译,是一次对现代主义诗学的回归。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到了1996年初夏,我又去拜访杜老,在他家客厅见到有五六位客人正在那里商议着什么,其中有一位儒雅的年龄比较大的夫人,杜老介绍说是穆旦夫人周与良教授,他们正在讨论出版穆旦著作的事。几个月后,《穆旦诗全集》问世。我再去杜老家时,他从室内取来一部送我,精装,绿色封面,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我记得当初还在客厅里与该书的责任编辑文钊坐在一起小声交谈过几句。

查明传:《后记》,《穆旦自选诗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页。

穆旦生性敏感多思,在中学时即显露出文学才华。1934—1935年间曾以本名和笔名“穆旦”在《南开高中生》上发表诗文,1936—1937年间以“慕旦”为笔名在《清华周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诗作。1937年末到1948年这十余年间,是“穆旦”作为一个新锐诗人崭露头角,充分展现其创作潜质和能量、并达到一个令人瞩目的状态的时期。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期间编选的《现代诗钞》,就曾破例选入穆旦诗11首,数量之多,仅次于徐志摩。

——《白昼的明灯熄灭了》

大约是在1995年的秋天,我第一次去拜见杜运燮先生,发现我们竟然住在同一个大院里。第一次见面,我听杜老讲述了他的经历,谈了约一个多小时,临别时,他拿出一本《穆旦诗选》送我。此书只是薄薄的一小册,100多页,杜老受委托编选并撰写了一篇后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因先前我就有这本书,所以后来不知送给了哪一位同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穆旦诗歌复杂的版本进行细致的汇校尤其必要。它能为穆旦研究提供一种更为切实可靠的研究基点,放大一点看,也应能产生一定的辐射效应,能加强新诗研究的历史感,促进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及文献学视域的研究。

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这里有“外因”,也有“内因”。

我是吹过林木的叹息,早晨的颜色,

今年是著名的九叶派诗人杜运燮100周年诞辰,第一期《诗探索》理论卷刊出了纪念特辑,缅怀这位对中国新诗作出重要贡献的诗人。我与晚年的杜老有过一些交往,几乎每次去他那里,老人家都会送我一两册书,这成为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注释:

在经历了长期的不公正待遇和排斥后,作为诗人的穆旦重新被人们发现和认识。在今天,穆旦已被普遍视为中国最为杰出的现代诗人之一,尤其被视为是一个充分体现了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及其成就的诗人。正是从这种意义上看,在中国新诗史上,穆旦代表了一个时代。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第二年元旦后一日,我再一次走进杜府,听杜老聊聊写诗的经验。他除受外国现代派诗歌影响外,还十分喜爱唐诗。这一次,他送了我一册他所著的诗集《你是我爱的第一个》,和由他领衔主编的纪念穆旦的文集《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两本书,我都非常喜欢,至今仍放在书橱比较显眼的地方,不时翻阅。

邓集田:《穆旦〈冬〉诗的版本问题》,《文艺争鸣》,2007年第9期。

从诗人穆旦到翻译家查良铮

我曾经迷误在自然底梦中,

我曾撰文提过,极想为杜老出版一部散文集,最近我在旧书网上搜罗图书,发现他的散文集已于2006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但不是单独书号,是丛书中的一种,书名为《热带三友,朦胧诗》,其中收入他的散文作品较全。我毫不犹豫买来这本书,读时既感觉与杜老晤对,又恍若置身南洋,同时从他三位亲友的回忆文章里进一步了解到他的身世和人生经历,对他的人格与人品愈加敬仰。我相信,如果杜老还健在,我去看他时,他一定会再一次题词签赠给我这本集子。可惜,他已逝世16年了。

②《野兽》之后直到1948年的大多数作品有多个版本,少数诗歌如《从空虚到充实》、《神魔之争》、《隐现》、《摇篮歌》等几乎是重写过。仅《我看》、《园》等诗为一两个标点的改动;另有多首诗歌从未收入穆旦诗集,可视为佚诗,而只发现一处刊载信息,暂不存在版本歧异的现象,这两类作品总共不超过10首。

作为诗人翻译家,穆旦晚年最重要的贡献是《英国现代诗选》的翻译。1973年,他得到一本周珏良转赠的从美国带来的西方现代诗选,他又回到早年曾对他产生影响的那些诗人那里了。可以说,这是一种历经一生、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所达到的“回归”。这不仅是对所喜爱诗人的认同,也是对自我的重新认识,是在经历了种种迷惘、怀疑甚或自我放弃后,对一生的求索所达到的最终肯定。

为了他我失去拥抱的安慰,

这本朴素的小书,我不知读了多少遍,其中的感情深厚而真挚,表达却朴素而优美,读来隽永有味。其中长诗《滇缅公路》《马来亚》写得尤为精彩,是作者成名作与代表作,当年就受到朱自清、闻一多等大家的赏识。而新作如《岛忆》中的诗句“从高空俯视/小巧玲珑的滴翠小岛/是一颗名贵的绿宝石”;《狮岛写意》中的诗句“这个花园不是/坐在或躺在阳光下/而是悬浮在阳光中/也不总是浮在阳光月光中/甚至更朦胧/常常会化成一个梦/带着花园和鱼的梦”都让人身临其境。

穆旦是一个对写作不断进行修改的人。细细检索穆旦诗歌发表的刊物、诗集以及手稿,即可发现多有版本歧异现象。纵观之,有的歧异仅仅是标点符号、语法使用或个别字的改动与更变,有的则是标题、词语、诗行、章节乃至诗歌形式的改变,少数诗歌从初版到再版几乎是重写。总之,从标题、形式、重要词句、诗行、诗段、结尾乃至整首诗的修改可谓比比皆是。细微修改往往并不会造成理解上的误差,但相当多的修改可以见出诗人美学立场或人生经验的某些重要的变化轨迹。从文献版本的角度看,所有这些均可纳入考察范围之中。具体到各个时段,可发现:

而这种“翻译作为幸存”的意味,对穆旦来说愈到后来愈显然,也愈深刻。“历史打开了巨大的一页,/多少人在天安门写下誓语,/我在那儿也举起手来:/洪水淹没了孤寂的岛屿”,这是《葬歌》中的诗句。纵然他也希望融入历史的洪流,但历史的洪流却容不了他这样的“孤岛”。历史的洪流只需要它的牺牲品,而曾加入过“国军”组织的抗日远征军的穆旦正是“很合适”的一个。1958年12月,诗人被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并被剥夺了教学和发表作品的权利,到校图书馆监管劳动。那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痛苦和沉默的三年。1962年“解除管制”、降级留用于图书馆后,穆旦又回到了翻译上来。在繁重的图书整理工作之余,他选定翻译拜伦的2万多行的长诗《唐璜》。他要抱着这个巨石沉入他命运的深处。文革开始后,他再次受到巨大冲击1972年劳改结束回校后,他首先要做的事便是回到对《唐璜》译稿的整理、修改上来。他还有什么可以寄托的?在给早年诗友的信中他“满嘴苦涩”地这样说:“我煞有介事地弄翻译,实则是以译诗而收心,否则心无处安放”。了解了这一切,我们再来看他对普希金的翻译,那岂止是一般的语言转换,那是一个人的全部痛苦、爱和精神世界的寄托!

读着这悒郁凝重的诗句,我们的心顿时变得沉重起来。这一首诗是赞美“他”——“一个农夫”,并以一种深沉的感情和“带血”的“痛哭”来歌颂祖国,歌颂“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然而诗中的“他”又何尝不像穆旦自己和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呢?对于穆旦,确实是“我们是不能给以幸福的”,只能“让我们在他身上痛哭吧”。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杜老,翌年,他便与世长辞。我在心中悲痛良久。

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知识谱系学的诉求也日趋强烈,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版本批评”或“史料学”① 等概念的提出与建设即是相关知识理念的产物。这几个说法名目相异,要解决的归根结底多半是两个根本性或常态性的问题:一是如何整理现代文学作品,一是如何对其展开有效的研究。到目前这一阶段,现代文学重要作家的文集或全集基本上都已编定,所谓“整理”,多半只剩下查漏补阙一类工作了。但作品的大量整理与实际方法的有效性之间并不对应,或如解志熙先生所言:“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迄今似乎仍限于自发的或自然的状态”,即“缺乏古典文献学那样被共同意识到的学术传统和被大家自觉遵守的工作路径”。②

在回顾穆旦的“由来与归宿”时,王佐良这样感叹:“诗人穆旦终于成为翻译家查良铮,这当中是有曲折的,但也许不是一个坏的归宿”。这就是命运的造就。苏联诗人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人在他们的创作受到冲击的艰难时期,都曾转向翻译。对穆旦而言,他还必须转得更为彻底,因为在那个年代,他已渐渐没有了别的选择。对他来说,从事翻译甚至具有了“幸存”的意义——为了精神的存活,为了呼吸,为了寄托他对诗歌的爱,为了获得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曲折的自我实现。

穆旦,这位被冷落近40年的杰出诗人,在1997年2月26日——他逝世20周年纪念日之前才开始“热”起来。1994年,由戴定南总策划、王一川和张同道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亮出新颖、大胆、变异传统的观点,独具慧眼地把似乎是名不见经传的穆旦一下推上百年诗歌第一人的宝座,把很多受传统诗歌研究和诗评偏见影响或对中国20世纪40年代诗歌知之甚少的诗人、诗评家和诗歌爱好者弄得瞠目结舌。当然,穆旦是不是该排为诗界第一人,尚可争论。但是他作为中国百年诗坛的第一流诗人,则是当之无愧的。正因为如此,国内才竞相出版《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纪念穆旦逝世20周年》《穆旦诗全集》等图书,发表对他的评介文章,以表示对这位受人尊敬和同情的苦难诗人的纪念。

④1975~1976年间的作品,《冬》的修改已被广泛讨论,基本上没有版本歧异的为20首左右。

在今天看来,诗人于1973—1976年间所倾心翻译的《英国现代诗选》,无论对穆旦本人还是对中国现代诗歌,都是一个极重要的诗学事件。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不过其中也有现象可待说明。该书《后记》所称版本来源为两种,诗集所标识倒也是两种,却别有所指:一个是“修改前为”,一个是“《穆旦诗全集》 为”(仅《饥饿的中国》1首)。两种都有模糊之处,“修改前”为何种版本呢?仅有《鼠穴》明确列出了《探险队》和《穆旦诗集》中的相关版本情况,其他的均未标明。后一种看起来是确切的,但若以《穆旦诗全集》为参照对象,有版本差异的又何止一首呢!看起来,编者所依据的是手头上仅有的部分材料,仍有不少重要版本被遗漏。

这样的惋惜声和感叹声,自穆旦逝世后不断传来。但我们却可以说,在那个很难有真正的诗的存在的年代,穆旦幸好没有继续写诗!这就是阿多诺《最低限度的道德》中那句广被引用的话“在错误之中没有正确的生活”。幸好穆旦没有以他的诗去努力适应或歌颂那个时代。他的才华没有像众多作家和诗人那样遭到可悲的扭曲和荒废,而是以“翻译的名义”继续侍奉于他所认同的语言与精神价值,并给我们留下了如此宝贵的遗产。

当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时,他就积极参加民族抗日救国运动,并写下愤激的诗行:

从这样两个历史维度看,穆旦修改诗歌的事实并不典型,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彰显了穆旦的诗人本色——其修改行为所独有的诗性价值。

我想,这就是“从诗人穆旦到翻译家查良铮”的主要原因。他转向一个职业译者,就是他为过去的那个诗人“送葬”的一种方式。

痛哭吧,让我们在他身上痛哭吧,

穆旦文本整理和出版的这种状况无疑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妨碍对于穆旦写作行为作更深入的透视。但回过头来看,这种状况其实也是一种历史现象。较早的时候,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知识理念普遍淡薄,思想的阐释被认为远比版本考察及历史化的研究更为重要——实际上,在新诗研究领域,历史化程度不高乃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症状,穆旦研究不过是由于近年来诗名隆盛而显得尤为突出而已。

回顾归国后的这五年,他的夫人周与良说“那是良铮译诗的黄金时代”。只不过这个“黄金时代”却是以一个诗人的消失为代价的。

——《哀国难》

又如书写条件与印刷技术。现代中国印刷条件普遍粗糙,文稿又为手写体,字迹难辨或排印技术均会带来较多的错误。种种情况表明,在现代中国,手写体所带来的文字讹误现象不在少数,穆旦诗歌的有些异文即肇因于此,如“噪音”误排为“燥音”,“急躁”误排为“急燥”,“怒放”误排为“努放”,“盛开”误排为“盛里”等。

穆旦,本名查良铮,生于天津,祖上为浙江海宁望族,1932年入南开高中后开始写新诗,1935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7年10月,抗战爆发后随校南迁,在西南联大继续学业,1940年毕业后留校,1942年加入中国远征军,任随军翻译,赴缅甸对日作战。194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探险队》,1947年自印诗集《穆旦诗集》,1948年出版诗集《旗》。1949年初随联合国粮农组织赴泰国,同年8月赴美,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攻读英美及俄罗斯文学。

穆旦,原名查良铮,出身名门望族,祖籍浙江海宁,1918年2月24日生于天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他就爱好文学,从事诗歌创作。他最初的诗作甫一问世,就表现了少年穆旦关注下层人的生活,同情劳苦人民的人道思想,他也开始了冷静地思考今后的人生和社会现实。

② 解志熙:《刊海寻书记:〈于赓虞诗文辑存〉编校纪历——兼谈现代文学文献的辑佚与整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英国现代诗选》为穆旦的遗作,它在诗人逝世后才由友人整理出版。它只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但是,仅就目前我们看到的样子,仅就其中那些优异的译作,诗人已完全对得起诗歌对他一生的哺育,也对得起他长久经受的磨难,对得起他那被赋予的“才赋”。

白昼的明灯熄灭了,

《更夫》、《古墙》、《玫瑰的故事》等诗从未收入穆旦个人编订的任何一部诗集,从常理推断,未编入个人诗集的事实意味着穆旦本人并未对它们进行修改,对照《穆旦诗文集》与这些初刊本,确是存在异文。其中部分是《穆旦诗文集》对于文字讹误的订正,如《玫瑰的故事》中,将“雄距”订正为“雄踞”,“急燥”订正为“急躁”,“坦地”订正为“坦然地”等。但也有部分异文较难理解,以《更夫》“把无边的黑夜抛在身后”一行为例,《穆旦诗文集》中,“无边”作“天边”。就词汇本身而言,“天边的黑夜”这一说法不够通顺,而且,“天边”为一具体性的用法,涵义有限。相比之下,“无边”可算是一种抽象性的用法,“无边的黑夜”显然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即,“无边”一词显然比“天边”更好。那么,《穆旦诗文集》在录入这些诗歌时,是别有版本所依,还是在抄录过程中所出现的笔误呢?

如果我们以这样的眼光来看,诗人穆旦成为翻译家查良铮,这在那个时代不仅“不是一个坏的归宿”,这对穆旦本人、对广大读者和中国现代诗歌,实乃大幸。周珏良在回顾穆旦时也曾这样感叹“穆旦译诗的成就,使我们觉得可喜,但又有点觉得可悲。如果穆旦能把译诗的精力和才能都放在写诗上,那我们获得的又将是什么——如果?”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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