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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大概是在1939年2月致信端木蕻良和萧红,一、萧红遗嘱将来埋在鲁迅墓旁

1940年1月17日下午,萧红和端木蕻良飞抵香港。到港后,他们租住在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诺士佛台三号孙寒冰处。刚刚安定下来,戴望舒即突然造访。他与萧红夫妇虽已神交近一年,却素未谋面。戴望舒落落大方地自报家门:“我是戴望舒!”对这突如其来的晤面,三人均感喜出望外,一见如故。戴望舒邀两人去外面就餐,这或许可看作戴望舒有意为他们接风洗尘吧。三人叙谈良久,戴望舒约他们第二天到他的住所林泉居参观,萧红和端木蕻良自然是满心欢喜。

戴望舒一直热情地关心着萧红他们,他担心他们不适应南国的生活,不时前往尖沙咀看望他们。端木蕻良在《友情的丝——和戴望舒最初的会晤》中曾说:“我们和望舒在香港接触是频繁的,谈论一些问题,彼此也能理解……有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味道。”随着萧红和戴望舒交往的加深,彼此之间在人格和心灵上便有了更多的沟通和信任。

当时的市民已惶惶不可终日,死了人无力埋葬便弃尸而走。街上也时时有中弹而亡或饥饿、生病而死的无名尸体。占领当局每天派人到街上和各医疗点去收尸,这些尸体不穿衣服,不分男女,搬上尸车集中运到西盘营高街陶淑运动场去埋葬。那里成了万人坑,尸枕相藉,惨不忍睹。端木蕻良把仅有的钱藏在贴身的衬衣内,他要在这兵慌马乱、人心惊恐的环境里,尽力去争取给萧红体面地办了后事,要让萧红有自己的尊严。

摘自《名人传记》2014年9期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2012年1月写在婶母萧红逝世70周年之际

从1942年冬至1946年春戴望舒离港,三年多的时间里,戴望舒不知去过浅水湾多少次,荒滩已被他踏出了小径,这是何等真挚、何等执着的友情啊!若萧红地下有知,也会为结交了如此耿耿忠心的朋友而含笑九泉。

从1942年冬至1946年春戴望舒离港,三年多的时间里,戴望舒不知去过浅水湾多少次,荒滩已被他踏出了小径,这是何等真挚、何等执着的友情啊!若萧红地下有知,也会为结交了如此耿耿忠心的朋友而含笑九泉。

1953年,萧红墓上长起的红影树不知被谁伐去了。1956年夏,陈凡先生去浅水湾,发现萧红墓被人踩平,木牌没有了,石砌圆框里的地面砌上了水泥,上面搭起帆布棚,有小贩在里面卖汽水。11月,他给《人民日报》写信,呼吁“当年的‘生死场’而今已成为祖国建设繁荣之地,也应该接萧红回去看看吧?”12月5日登在《人民日报》的副刊。端木蕻良看到报纸很受刺激,而他既被打成北京市文联“王亚平反党小集团”成员,又在受“胡风集团”问题的审查,人身自由受到内控。

萧红和端木蕻良来到香港后,作为香港文协的当家人,戴望舒安排了一次欢迎会。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8月15日下午,广州文艺界在别有天殡仪馆举行萧红骨灰迁葬悼念会,与会的有广东省政府代表、省文化局官员和广州作协代表秦牧、黄谷柳、韩北屏、芦获等30余人。迁葬仪式由广州作协副主席周钢鸣主持。会后,萧红骨灰安放在广州郊区的银河公墓。病逝15年后,萧红终于回到她曾憧憬的光明大地上。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戴望舒对萧红的怀念感人至深,不仅仅在于他三年多无数次地去浅水湾扫墓祭奠,还在于他写了一首短诗——《萧红墓畔口占》。臧棣在《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有多短》中写道:“在新诗史上十行以内的诗中,没有一首能和它相媲美的……这首诗是新诗桂冠上一颗闪耀的明珠,一颗无与伦比的明珠,是珍品中的珍品。”该诗全文如下:

1987年11月4日,75岁高龄的端木先生在夫人陪同下,去广州银河公墓祭扫萧红墓。从1942年两人生死分别,到今天已是45年时光过去。萧红墓从香港迁到广州也整整过去20年。端木先生百感交集,老泪泗流。钟耀群代他诵读了祭诗《风入松——为萧红扫墓》。

就是这样两个人,他们却有着一段不曾为人关注的友情,这段友情虽然短暂,却又是那样纯真感人,特别是在那个特殊年代,更显真挚。

萧红发表在《星座》上的第一篇文章是小说《旷野的呼喊》,这是1939年1月30日,萧红住在重庆米花街一号、日本反战人士池田幸子家中完成的。小说约两万字,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松花江畔的抗日故事。戴望舒对这篇宣扬抗战的作品十分欣赏,收到稿件后很快就在《星座》上连载,从4月17日开始至5月7日连续予以刊发。在此后的数月中,萧红又陆续寄去小说《花狗》《梧桐》,散文《茶食店》《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等稿件。尤其是萧红这篇在北碚黄桷树写的回忆鲁迅先生的长文《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戴望舒觉得此稿文情并茂,情真意切,感人至深,非一般泛泛而谈的纪念文字可比。1939年10月19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香港漫画协会和香港业余联谊社等救亡团体,准备举行聚会,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戴望舒为配合这一活动,特意从10月18日至28日连载萧红这篇文章,获得读者广泛好评。

广州方面也组织了萧红同志迁葬委员会,有欧阳山、杜埃、周钢鸣等11人,都是当时在广州工作的作家,只有在北京的端木蕻良挂名在其中。

萧红发表在《星座》上的第一篇文章是小说《旷野的呼喊》,这是1939年1月30日,萧红住在重庆米花街一号(今八一路雨田大厦的位置)、日本反战人士池田幸子家中完成的。小说约两万字,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松花江畔的抗日故事。戴望舒对这篇宣扬抗战的作品十分欣赏,收到稿件后很快就在《星座》上连载,从4月17日开始至5月7日连续予以刊发。在此后的数月中,萧红又陆续寄去小说《花狗》《梧桐》,散文《茶食店》《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等稿件。尤其是萧红这篇在北碚黄桷树写的回忆鲁迅先生的长文《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戴望舒觉得此稿文情并茂,情真意切,感人至深,非一般泛泛而谈的纪念文字可比。1939年10月19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以下简称“香港文协”)、香港漫画协会和香港业余联谊社等救亡团体,准备举行聚会,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戴望舒为配合这一活动,特意从10月18日至28日连载萧红这篇文章,获得读者广泛好评。

《北中国》是戴望舒为萧红编发的最后一篇小说,有趣的是,此篇与他为萧红编发的第一篇小说《旷野的呼喊》主题相同,情节上也有类似之处。这两篇小说,都反映了我国北方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所遭受的折磨与痛苦,以及含悲忍痛同敌人进行浴血奋战的可歌可泣的事迹。笔调同样浸透了浓烈的故园情怀,但《北中国》却写得更精致、细腻。小说于1941年4月13日至29日刊登于《星座》第901号至917号上。

1月22日早晨,萧红陷入深度的昏迷,医生表示该准备后事了。还有什么比眼睁睁看着自己最亲近的人一点点走向死亡,而自己束手无策,有力使不上,有钱使不上更痛苦的?这份绞心的痛苦让端木蕻良切切实实地领受了,以至多年来,他无法再来回忆这一幕。

萧红与戴望舒的命运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英年早逝,在短促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少杰作;他们都有三段不堪回首的婚恋;他们在民族危亡的关头都成了坚定的抗日志士;他们都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直接受害者……

1940年1月17日下午,萧红和端木蕻良飞抵香港。到港后,他们租住在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诺士佛台三号孙寒冰处。刚刚安定下来,戴望舒即突然造访。他与萧红夫妇虽已神交近一年,却素未谋面。戴望舒落落大方地自报家门:“我是戴望舒!”对这突如其来的晤面,三人均感喜出望外,一见如故。戴望舒邀两人去外面就餐,这或许可看作戴望舒有意为他们接风洗尘吧。三人叙谈良久,戴望舒约他们第二天到他的住所林泉居参观,萧红和端木蕻良自然是满心欢喜。

那天,萧红墓四周已用帆布帐篷罩起,5个工人从中心地先掘下去,从上午10点挖到下午1点,挖出一个5尺多深的竖坑,又朝海的相反方向掏洞,仍一无所获。休息后,又朝海的方向掏洞,都是生土,只好停止。向前向后,向左都挖过了,现在准备向右侧挖。右侧已堆满掏出来的浮土,约有二三尺高,哪知工人一锄下去,听到“扑”的一声,碰到了什么器皿的响声,用手一掏,出现一个直径6寸的圆形黑釉陶罐,盖子已被刚才一锄击碎了部分。由于进了泥土,倒出部分骨灰清理,叶灵凤看到一个十分像牙床骨。此时正是下午3点正,叶灵凤拍下照片,发现骨灰罐正埋在当年那块“萧红之墓”木牌竖立的地点。

萧红是香港文协会员,戴望舒是香港文协的实际负责人。萧红与戴望舒已交往近三年,有着较深的友谊,因此,在萧红病重之际及离世以后,于公于私,于情于理,戴望舒都不会袖手旁观。我们从杜宣的回忆录中可读到,戴望舒当时是积极参与其事的。杜宣在《忆望舒》中写道:“日军投降后,我是第一批进入香港的……望舒告诉我,萧红逝世时的情况是很悲惨的……几个朋友,搞到一辆板车,自己拉着,走了六七个小时,将萧红的遗体拉到了浅水湾埋葬。”杜宣说的这几个朋友中,就有戴望舒,还有萧红的丈夫端木蕻良。

1942年3月下旬的一天,戴望舒被捕了,他在狱中表现出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凛然正气。4月27日戴望舒在土牢中写下的《狱中题壁》,是他所有诗作中最光辉的篇章,是他铮铮铁骨的表白,更是20世纪的“正气歌”。

7月中旬 端木蕻良和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给香港中英学会来信,表示关注萧红墓地,若发现遗骸骨灰送回广州。

尽管身体垮了,哮喘病更严重了,戴望舒却一直惦记着萧红。待身体稍稍恢复,他便让叶灵凤陪着去凭吊萧红。1942年11月20日,正值寒冬腊月,他不顾病痛缠身,在朔风中艰难地步行六七个小时才来到浅水湾,这是何等真挚的友情啊!叶灵凤在《寂寞滩头十五年》中写道:“我们去时,距离她的安葬时期已经有半年以上,但是由于当时的浅水湾是荒凉少人迹的,墓上的情形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在一道洋灰筑成的大圆圈内,有由乱石堆成的另一个小圈,这就是萧红的葬处。中央竖着一块三尺高的木牌,写着‘萧红之墓’四个大字,墨色还新,看来像是端木蕻良的手笔。当时我们放下了带去的花圈,又照了两张相。”

5月,叶灵凤经过多方奔走,终于将戴望舒保释出狱。经过牢狱之灾,原本身强体壮的戴望舒彻底垮了,哮喘病也日趋严重。冯亦代写道:“日本地牢里的阴湿,使他的气管炎变成经常的了。”

一、萧红遗嘱将来埋在鲁迅墓旁

敌机对重庆北碚频繁空袭,为远离敌机的轰炸,求得一个安定的写作环境,萧红和端木蕻良打算离开重庆远走他乡。端木蕻良建议去桂林,说艾青等人都已去了那里;萧红主张去香港,因为香港有一位信得过的朋友——戴望舒,同时,端木蕻良的《大江》正在《星岛》连载,她自己也有多篇文章在《星岛》上发表,有较稳定的稿费收入,生活会大致无虞。

鲁迅先生六十周年诞辰纪念活动结束后,萧红几乎没再参加过香港文艺界的公开活动,潜心撰写《呼兰河传》。戴望舒也很理解和支持她,并让她把先前完成的章节交给他,以便在《星座》上发表。萧红照做了,戴望舒便从1940年9月1日起,在《星座》第693号上开始连载《呼兰河传》。

婶母萧红在1942年1月的香港病重时,向叔父端木蕻良已经交代了几件事,也可说是如果自己病重不治,或遭遇不测,那就是遗嘱了。其中,就是自己要是死亡了,她希望将来能把自己的骨灰埋在鲁迅先生的墓旁。萧红多年前就谈过,她若死了,想埋在鲁迅先生的墓旁,那是她的恩师,没有鲁迅,没有自己的今天。端木蕻良答应尊重她的选择,只要将来条件允许。那么眼前呢?萧红提出,把自己埋在一个风景区,要面向大海,要用白色的绸子包裹自己。

《北中国》是戴望舒为萧红编发的最后一篇小说,有趣的是,此篇与他为萧红编发的第一篇小说《旷野的呼喊》主题相同,情节上也有类似之处。这两篇小说,都反映了我国北方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所遭受的折磨与痛苦,以及含悲忍痛同敌人进行浴血奋战的可歌可泣的事迹。笔调同样浸透了浓烈的故园情怀,但《北中国》却写得更精致、细腻。小说于1941年4月13日至29日刊登于《星座》第901号至917号上。

文 | 颜坤琰

端木蕻良离港后,在船上不断有传闻,说广州湾已被封锁,日军在港口按黑名单抓人;他又发现有人跟梢,于是借船在澳门靠岸之机,他果断下船,躲过了一劫。可惜,装着他和萧红的手稿、书信之类珍贵物件的箱子被众多行李压在下面,无法取出。船到广州湾码头后箱里东西全部散失了。

一年后,戴望舒又来到浅水湾,想必是给萧红报告抗战胜利的喜讯吧!这次是陪同杜宣一行人前往。杜宣在《忆望舒》一文中回忆道:“9月下旬,一个台风刚刮过的下午,望舒带着新波、紫秋和我去浅水湾……我们在浅水湾原来游泳场的沙滩上,看到了一丘孤坟,坟头上插了一个木签,上面写着‘萧红之墓’四个字……她是鲁迅先生亲自培养出的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今天竟埋骨于此,只看到一抔黄沙,面对着无垠的荒海,怎不令人悲愤交加。望舒说,当时出于无奈,只能将她葬在这里。”

1938年年初,戴望舒挈妇将雏到了香港,不久便接到“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公子、年仅十九岁却精明干练的胡好的邀请,聘他担任胡氏家族《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主编。从此,戴望舒利用自己掌控的阵地,凭借港岛特殊的环境,编发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使《星座》成了海内外中国人心中的“明星”。由于《星座》办得出色,《星岛日报》因此声誉日隆,一跃成为抗战时期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

为迁葬,香港文艺界组成了“迁送萧红骨灰返穗委员会”,主任委员是马鉴、叶灵凤、陈君葆,委员有谭宝莲、曹聚仁、侣伦等20余人。

4月,在戴望舒的关照下,萧红和端木蕻良以“文协总会”会员的身份,登记成为“香港文协分会”会员,此后,萧红数次参加由戴望舒组织的香港文协活动。8月3日下午3时,由戴望舒等人筹办的香港文协纪念鲁迅六十周年诞辰大会,在加路连山的孔圣堂如期举行。会上,萧红作了鲁迅先生生平事迹的报告,晚上在孔圣堂又举行了内容丰富多彩的晚会,其中包括演出由萧红执笔撰写,经冯亦代、丁聪、徐迟改编的哑剧《民族魂鲁迅》。徐迟回忆说:萧红穿着黑丝绒的旗袍与会,朗诵了鲁迅的杂文。她留给人的印象是“瘦却却的,发音不高,但朗诵得疾徐顿挫有致”。

这封信特别要注意的还有一点,就是端木先生透露他有把萧红墓将来迁到杭州西湖旁的设想。这是目前能知道的端木先生对萧红墓地迁移内陆地点的较早的想法。

戴望舒对萧红的怀念感人至深,不仅仅在于他三年多无数次地去浅水湾扫墓祭奠,还在于他写了一首短诗——《萧红墓畔口占》。臧棣在《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有多短》中写道:“在新诗史上十行以内的诗中,没有一首能和它相媲美的……这首诗是新诗桂冠上一颗闪耀的明珠,一颗无与伦比的明珠,是珍品中的珍品。”该诗全文如下:

从1942年冬至1946年春戴望舒离港,三年多的时间里,戴望舒不知去过浅水湾多少次,荒滩已被他踏出了小径,这是何等真挚、何等执着的友情啊!若萧红地下有知,也会为结交了如此耿耿忠心的朋友而含笑九泉。

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端木蕻良把萧红所有作品的版权出让给该社负责。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就是这样两个人,他们却有着一段不曾为人关注的友情,这段友情虽然短暂,却又是那样纯真感人,特别是在那个特殊年代,更显真挚。

1955年他43岁。 1月—7月 北京市文联与全国同步开展对胡风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和斗争。按北京市委指示,市文联、市文化局成立5人肃反领导小组。

1944年8月的一天,戴望舒偕友人再次来到浅水湾凭吊萧红。9月10日,《华侨日报》发表了戴望舒一首题为《萧红墓畔口占》的短诗,这首诗后来被收入诗集《灾难的岁月》中时,注明日期为1944年8月20日,这大概是他的写作日期。

1940年2月5日晚,香港文协在大东酒店举行会员聚餐会,欢迎萧红和端木蕻良来港,有四十多位会员参加,由林焕平主持餐会。席间,萧红发了言,她谈到处于战争状态下的重庆文艺界生活艰苦,环境险恶,但他们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希望在港人士珍惜和平局面,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1947年底以来,因内战阴云,当局又一次制造白色恐怖,使政治空气迅速恶化,许多左翼爱国人士又不得不避居香港。许多人来港后,都到浅水湾吊唁萧红墓。这里因为曾是日军的军事封锁区,普通人不得入内,结果萧红墓得以完整地保护下来,而且花坛里长出一棵红影树护卫着花坛。1948年11月,端木蕻良赴香港,与方蒙等人去祭扫了萧红墓,又推上一些石块,压住那块木牌。他考虑祖国快解放了,到时定会解决香港问题,再从容地把萧红墓迁回内地。他又去了圣士提反女校,找到那棵树,识别了大致的地点,并拍了照片。后来这些祭扫照片都遗失了。1949年8月,他与方成、单复等回到北京,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端木先生后来几次与我们谈及萧红墓的事,总要提到萧红的遗愿。他说解放前,他一直想着如何把香港的萧红两处骨灰迁到内地。那时要埋到万国公墓的鲁迅墓旁还是有可能的,只要许广平先生同意。想来她也会同意的,萧红视鲁迅为导师,学生埋在老师墓旁,过去也是有的。1948年他来到香港,就有迁墓的打算,那时还找到了圣士提反女校后山上的萧红另一半骨灰埋葬地。可是又想,全国马上要解放了,那时香港肯定也收回了,到时从从容容的迁墓不是更好?而且埋到哪里也能考虑的周全些,就是放到鲁迅墓旁,也可以公开得到保护了。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在养和医院,萧红治病心切,不顾她丈夫端木蕻良的激烈反对,自己做主听从医方的主张动了手术。术后,由于日本军国主义野蛮残忍的军事占领,宣布医药为军管物资,医院缺医少药,根本无法控制萧红喉管伤口的炎症。不忍看到妻子的万分痛苦,端木蕻良无奈又去寻找别家医院。从养和医院出来,端木蕻良一家医院一家医院找去,战后仍然没有营业的。他从香港东北部,绕山走到香港西南角,来到战前萧红曾经住过的香港最大也是最好的公立医院玛丽医院。该医院已经开业,虽然也是缺医少药,但条件还相对好些,表示仍可以接收萧红。两个医院直线距离是40多里,中间阻隔着丘陵。端木自己走了四五个小时,萧红怎么接过来?汽车都被当局军管了,医院连救护车也没有。万般无奈,他决定去找日本记者之类的人试试,这种人应该还有人道主义的怜悯心吧?可是也很危险,因为这样必须要暴露自己的身份,而他和萧红正是人家搜寻的对象。

1942年3月下旬的一天,戴望舒被捕了,他在狱中表现出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凛然正气。4月27日戴望舒在土牢中写下的《狱中题壁》,是他所有诗作中最光辉的篇章,是他铮铮铁骨的表白,更是20世纪的“正气歌”。

摘自《名人传记》2014年9期

1981年6月,美国萧红研究学者葛浩文先生从哈尔滨过来,到北京拜访端木先生。葛浩文主要谈及哈尔滨方面了解到有关萧红研究、纪念等方面的情况。端木先生与他交流了自己多年的想法,得到葛浩文的完全支持。如在哈尔滨建立萧红纪念地是合适的,因为这里是萧红走上文学之路的地方。研究在萧红当年读书的中学设立一个萧红纪念堂的计划等等。关于哈尔滨方面有人提出从广州迁移萧红墓的想法,端木认为墓迁回萧红故乡或按萧红身前意愿迁到鲁迅先生墓旁都是合适的。他一直记住萧红遗愿的。

5月,叶灵凤经过多方奔走,终于将戴望舒保释出狱。经过牢狱之灾,原本身强体壮的戴望舒彻底垮了,哮喘病也日趋严重。冯亦代写道:“日本地牢里的阴湿,使他的气管炎变成经常的了。”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此日年年窗看晚,一帘疏影黄昏。月明仍是旧时痕,心上思不尽,心头香自焚。吟罢清诗何处寄,海山雪艳冰魂。江村忽告春潮喧粉碎“四人帮”,报君九天上,欢泪涌江潮。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萧红与戴望舒的命运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英年早逝,在短促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少杰作;他们都有三段不堪回首的婚恋;他们在民族危亡的关头都成了坚定的抗日志士;他们都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直接受害者……

上午10点,萧红,这位与封建理念,与“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国民灵魂,与罪恶的战争抗争一生的反帝爱国女作家,在她登上自己创作事业光辉的顶点后,拼出最后的心力,与世长辞,享年只有31岁。

戴望舒曾经放言:“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诚哉斯言!海内外的进步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艾青、郁达夫、徐迟、卞之琳、楼适夷、萧乾、萧军、沈从文等都成了《星座》的专栏作家或撰稿人。当然,戴望舒也没有忘记身居重庆的鲁迅的得意门生——萧红,以及她的丈夫端木蕻良。戴望舒大概是在1939年2月致信端木蕻良和萧红,邀请他们为《星座》撰稿的。

戴望舒曾经放言:“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诚哉斯言!海内外的进步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艾青、郁达夫、徐迟、卞之琳、楼适夷、萧乾、萧军、沈从文等都成了《星座》的专栏作家或撰稿人。当然,戴望舒也没有忘记身居重庆的鲁迅的得意门生——萧红,以及她的丈夫端木蕻良。戴望舒大概是在1939年2月致信端木蕻良和萧红,邀请他们为《星座》撰稿的。

广州方面派黄谷柳、陈芦荻和王绍芬在深圳迎接骨灰,当天下午运抵广州。

鲁迅先生六十周年诞辰纪念活动结束后,萧红几乎没再参加过香港文艺界的公开活动,潜心撰写《呼兰河传》。戴望舒也很理解和支持她,并让她把先前完成的章节交给他,以便在《星座》上发表。萧红照做了,戴望舒便从1940年9月1日起,在《星座》第693号上开始连载《呼兰河传》。

小说的后半部分是边写边登,戴望舒于1940年12月27日,在《星座》第810号上,登完了《呼兰河传》的最后一个字,差四天整整四个月。萧红在这四个月的写作过程中,始终沉浸在对故土的眷恋和对儿时生活的无限感怀中,这是她一生中最充实、最愉快的四个月。《呼兰河传》是萧红全部著作中的扛鼎之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部著名的作品,是经过戴望舒的运筹推向社会的。在这四个月中,为审稿、发排等工作,戴望舒费尽了心血。就连远在新疆的茅盾,也十分了解此事,1940年,他在给诗人蒋锡金的信中说:“红姑娘创作甚努力,闻有长篇在《星岛日报》副刊排日登载。”萧红对戴望舒这位文学前辈及好友的支持和帮助,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和感激。

1987年11月4日,75岁高龄的端木先生来广州祭扫萧红墓,他回来说:广州的陵园维持的非常好,整齐规范,萧红墓放在那里是放心的。人家精心管理了几十年,估计广州方面也未必会同意萧红墓被迁走的。我们当然不能反对哈尔滨和呼兰方面要求迁墓的呼声,他们的要求不能说不合理,毕竟是萧红的家乡么,看双方的交涉结果吧。那时萧红家乡来求得端木先生支持迁墓,他就是这样一个心态。

这首短诗,情感真挚,寓意深刻,跳出了一般悼诗的窠臼。诗人献上的一束红山茶,是萧红精神的动人写照,也是诗人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寄托。在漫漫黑夜,诗人在等待,萧红在等待,等待是对民族解放事业必将曙光来临的、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这是戴望舒从抗战初期升腾起来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的深化和发展。学者王文彬说:“这首诗是望舒晚年的代表作……诗人此时早已脱下他先前的幽秘华贵的外衣,沉静下来,运用半透明的富有质感的语言……写出他的丰富、深刻和成熟,写下他一生中最好的、伟大的诗篇。” 

1944年8月的一天,戴望舒偕友人再次来到浅水湾凭吊萧红。9月10日,《华侨日报》发表了戴望舒一首题为《萧红墓畔口占》的短诗,这首诗后来被收入诗集《灾难的岁月》中时,注明日期为1944年8月20日,这大概是他的写作日期。

得到一位叫小椋的朝日新闻社的记者帮助,调出一部车,帮助端木蕻良把萧红转送到玛丽医院。1月18日前后,玛丽医院也被日军接管成为军事医院,所有的病人统统赶了出来。玛丽医院的人员帮着端木蕻良把萧红送到了一家法国人开办的医院。这里的法籍主治医生态度很好,但是也没有消炎药,只能用盐水简单消毒。当时药品已经是日军第一军需品,全被管制,市面的药店无药供应,萨空了的孩子发了高烧也只能多喝开水。

1938年年初,戴望舒挈妇将雏到了香港,不久便接到“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公子、年仅十九岁却精明干练的胡好的邀请,聘他担任胡氏家族《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主编。从此,戴望舒利用自己掌控的阵地,凭借港岛特殊的环境,编发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使《星座》成了海内外中国人心中的“明星”。由于《星座》办得出色,《星岛日报》因此声誉日隆,一跃成为抗战时期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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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 全国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78人。端木先生虽然没有定为胡风分子,但他一直拒绝签字承认自己是王亚平反革命集团成员,在北京市文联留下一个悬案的尾巴。直到198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为胡风错案和受害者彻底平反,端木蕻良此案才画上句号。

小说的后半部分是边写边登,戴望舒于1940年12月27日,在《星座》第810号上,登完了《呼兰河传》的最后一个字,差四天整整四个月。萧红在这四个月的写作过程中,始终沉浸在对故土的眷恋和对儿时生活的无限感怀中,这是她一生中最充实、最愉快的四个月。《呼兰河传》是萧红全部著作中的扛鼎之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部著名的作品,是经过戴望舒的运筹推向社会的。在这四个月中,为审稿、发排等工作,戴望舒费尽了心血。就连远在新疆的茅盾,也十分了解此事,1940年,他在给诗人蒋锡金的信中说:“红姑娘创作甚努力,闻有长篇在《星岛日报》副刊排日登载。”萧红对戴望舒这位文学前辈及好友的支持和帮助,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和感激。

这首短诗,情感真挚,寓意深刻,跳出了一般悼诗的窠臼。诗人献上的一束红山茶,是萧红精神的动人写照,也是诗人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寄托。在漫漫黑夜,诗人在等待,萧红在等待,等待是对民族解放事业必将曙光来临的、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这是戴望舒从抗战初期升腾起来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的深化和发展。学者王文彬说:“这首诗是望舒晚年的代表作……诗人此时早已脱下他先前的幽秘华贵的外衣,沉静下来,运用半透明的富有质感的语言……写出他的丰富、深刻和成熟,写下他一生中最好的、伟大的诗篇。”

自从粉碎“四人帮”,端木先生又一如过去,每到清明,都会写下祭萧红的诗。广州的老朋友没故去的也年纪一把行动不便了,他便寄给黄谷柳的女婿黄力夫妇,请他们代为祭扫萧红墓。

1940年2月5日晚,香港文协在大东酒店举行会员聚餐会,欢迎萧红和端木蕻良来港,有四十多位会员参加,由林焕平主持餐会。席间,萧红发了言,她谈到处于战争状态下的重庆文艺界生活艰苦,环境险恶,但他们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希望在港人士珍惜和平局面,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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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凡的信登载后也惊动了香港文艺界。1957年3月,香港作家叶灵凤在中英学会作了《关于萧红女士的事情》的演讲。主持会的正是马鉴和陈君葆,当场便接受大家一致意见,由中英学会会员发起保护萧红墓地的事宜。不久,学会给北京的端木蕻良写信,征求他如何保护萧红墓的意见。端木蕻良根本也未接到信,收信的单位也无回音,香港方面只好把这件事搁置起来。

戴望舒一直热情地关心着萧红他们,他担心他们不适应南国的生活,不时前往尖沙咀看望他们。端木蕻良在《友情的丝——和戴望舒最初的会晤》中曾说:“我们和望舒在香港接触是频繁的,谈论一些问题,彼此也能理解……有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味道。”随着萧红和戴望舒交往的加深,彼此之间在人格和心灵上便有了更多的沟通和信任。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落花无语对萧红。”这是在萧红病重中,端木蕻良的怅然之作。现在在他最需要亲人相依,共渡难关的时刻,萧红悄然无声地走了。背后是占领军的淫威,眼前是患难妻子的遗体,周遭冷冷清清,朋友们多已远隔他乡了,这份感情的重压,都要端木蕻良自己来承受,他身心极度地疲惫,受伤的心无可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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