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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老邀我参加编注鲁迅选集,是以鲁迅日记所载的收入为统计对象的

可是,鲁迅日记虽说是只属于他自己的,但鲁迅毕竟是名人,一经去世,其日记在形式上就不属于他自己了,大家都可以光明正大地看嘛,不必像车耕南那样偷偷翻,这在他生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问题在于,虽然人人可得以看到他的日记,但在内容上,却因其“备忘录”的性质,实质上却仍然属于他自己,只言片语,这只是一个个“线头”,线头后的,所记何事,对“局外人”来说,不甚清楚,甚至“茫然不知”。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作者陈明远的论断曾广为流传、引用,根据他的研究,鲁迅的收入水平相当于2002年时的每月1.2万元到4.5万元人民币。而王锡荣在《“文豪”还是“富豪”——鲁迅究竟有多少钱》一文中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若鲁迅每年收入四五十万元,那是一个富豪而不是一个文豪的概念了。这也就打破了人们以前印象中鲁迅“破帽遮颜过闹市”的穷酸相:原来鲁迅富得流油。鲁迅是中国现代的大文豪。有人说他生活富裕,有人却说他寒酸,实情到底怎样? 对于这道各执一词的收入计算题,《真假鲁迅辨》一书作者给予了解析。 以日记会漏记、不记这一点,作为质疑、停止对鲁迅经济生活研究的依据,并不科学王锡荣先生是这样评论陈明远先生的统计: 这个统计是并不准确的。首先,它没有扣除鲁迅所缴的所得税。其次,对鲁迅在教育部工作的1921年到1926年期间所得到的 “年功加俸”,没有确认。第三,必须澄清一个概念:《鲁迅日记》所记收入并不像陈明远说的,或人们普遍的印象那

《鲁迅全集》的校勘成果为现代文学作品的文本校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鲁迅全集》有注释,而且是详注,这在现代文学家的着作出版史上较为罕见。

最近朱正先生寄给我一包沉甸甸的书,打开一看,是一套三卷本的《鲁迅选集》。略加翻读,不禁拍案叫绝:它的内容和形式,都很灵巧——灵活而巧妙。小说和散文,是取的《鲁迅自选集》,鲁迅的自序也在,这是最权威的选本;鲁迅的前期杂文,取的是瞿秋白编的《鲁迅杂感选集》,瞿秋白的序言也在,这是又一本权威选本;在瞿编之外和之后的杂文,由朱正编选,名为《鲁迅后期杂文选集》。朱正是当代研究鲁迅的名家,他的选本当然也极具权威性。《鲁迅自选集》篇幅略少一点,朱正选了《中国小说史话》和精选四十封书信并合,厚薄正好和两卷杂文选持平。这样,除本来就数量不多的诗歌外,鲁迅各种文体的代表作是齐全的了。这套鲁迅选集是小32开,我收到的是精装本,小巧玲珑,朴实可爱。 2009年年底,人民出版社老社长曾彦修先生为纪念即将到来的鲁迅诞辰130周年,策划编一套有注释的四卷本《鲁迅选集》,邀朱正和我参加。2007年,我在《文汇报》“学林”版发表《关于“鲁迅茅盾致红军信”的探讨》,曾老写长信给报社,盛赞该文。在我的《真假鲁迅辨》一书出版后,曾老写信给我,认为该书在鲁迅研究领域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学风和文风上会起到深远的作用。 曾老邀我参加编注鲁迅选集,实在是盛情难却。我是“时间贫困户”,为写《真假鲁迅辨》中的文章,推迟了《大鲁迅传》的出版。但我想,如果先把选目定下来,然后三人分工,我这部分的注释可集中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然后让曾老或朱正去通稿,或许所花时间还不多。但曾老的设想是:选目固然是要三个人过堂,每篇注释也要三个人过堂。这样,在北京的曾老,在长沙的朱正,和在上海的我,几乎每天都要靠电脑发短信进行交流,有时还得靠长途电话详谈,而且全稿完成得花七八个月甚至一年时间,我知难而退了。我只得一再请曾老谅解。据后来朱正兄告诉我曾老拟另请一位老朋友参加,仍是三人。但正在这时,出版社有关人员通知:发行上可能会有困难,此选题暂不考虑。曾老的一片热情也就只好搁起。 看了朱正兄策划的三卷本《鲁迅选集》,我认为曾彦修策划的有注释的四卷本《鲁迅选集》完全应该出版,可以满足不同文化程度的读者需要。我国只有一套注释本《鲁迅全集》,1956年出版时只10卷;1981年修订重版,把应该另行出版的着作索引和日记索引也编在内,一下子扩大到16卷;2005年的再修订版由于某些人的干扰,书信部分和旧体诗部分编注问题很多,所收内容进一步庞杂,竟达18卷之多。这套全集的编注不免令读者失望。一个小康之家,买一套三卷本或四卷本的《鲁迅选集》,能够大致了解鲁迅的代表作,而且还可以传代,这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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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完全。说鲁迅每一笔收入都记账是有误解的,更不要说支出了。例如,1921年鲁迅已经有稿费收入了,这年2578元收入仅包括教育部和北大、高师的部分工资,还不包括稿费。像4月17日收到“小说月报社汇单一张”,其中是多少,就不得而知了。又9月14日收到浙江兴业银行14元,有可能是稿费,但不能肯定。其实,倘将鲁迅所有发表的文字和编辑出版的书刊,应得的收入与实际的记载对照统计一下,恐怕会有较大的差距。 我们来看一看王先生的这一连串反驳是否有道理:其一,北洋政府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向公务员和大学兼课教师、业余写作者征收所得税似乎并不为人所知,也未闻及南京国民政府向自由撰稿者征收所得税。如鲁迅有所交纳,何以鲁迅日记中不见记载? 其二,据《鲁迅研究资料》第22辑中《社会教育司教员表》载:鲁迅“年功加俸”每年360元。有人加注说:“自民国十年(1921年)十一月起,鲁迅即得到360元的年功加俸。 ”但是查鲁迅日记,以后鲁迅月俸仍为300元,并无每月30元或年底360元的“年功加俸”,倒是欠薪反而越来越多。陈明远在《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一书中也说明了鲁迅没有收到过“年功加俸”的情况。 其三,陈明远一再声明,是以鲁迅日记所载的收入为统计对象的。日记当然会有漏记、不记,而且即使所记如“小说月报汇单一张”,因没有数目,无法统计。但这些都不影响据日记所载的统计的相对来说的系统性、全面性和权威性。以日记会漏记这一点,作为质疑、停止对鲁迅的经济生活研究的依据,并不科学。 其四,至于将“鲁迅所有发表的文字和编辑出版的书刊”,倒过来统计“应有的收入”,以便与已有的记载进行“对照”,这说说便当,其实是很难做到的。仅要了解当年相关的书、报、刊的稿费标准这一项,要调查清楚就非常难。如“小说月报汇单一纸”,即使能考证出是哪篇文字及其稿酬数额,但数额恐只能估计,很难“准确”。所以,这种“倒过来”的统计,事实上是很难实行的。 陈明远从商品价格,并通过一些家庭、社会群体的经济生活来研究计算币值对比,以此对照鲁迅

1958年的版本排除了日记,但收入部分书信。其实,书信非正式撰写之文,收入文集,本就值得商榷。着作者的书信散落各地收信人手中,难以收全,而且有些信札仅见于报刊转载,无原件可供核对,不足征信。这样一来,收入书信的《鲁迅全集》就更难称全。16卷本使日记、书信收入全集的体例得以确定,为后来很多作家的文集编纂提供了借鉴。16卷本及在其基础上修订而成的2005年版18卷本,虽然已非鲁迅“文集”或“作品集”,却也非鲁迅全部文字的总集,创新了作家全集的编辑体例。

有些字词、现象,倘单独看,信息有限,了无稀奇,但如将鲁迅所有日记中的“同类项”归纳出来,连属成文,其意义就呈现出来。

按2005年版全集出版说明所说,将来另行出版《鲁迅译文集》10卷、《鲁迅辑校古籍丛编》4卷、《鲁迅自然科学论着》1卷,那鲁迅文字的“全”集就有33卷之谱。

“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复D信。”

在编辑体例方面。1938年版的全集基本参照鲁迅本人生前自拟《三十年集》的体例,将其历年自编文集作为主体,未入文集者列为“拾遗”“拾遗补编”。全集收入了译文,但没有收入日记和书信。不过,全集编辑委员会在发刊缘起中作了说明,为更大更全的版本预留了空间:“此外还有日记、书简、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志目录、汉碑帖、汉画像等,因影印工程浩大,一时不易问世。”

40多年后的今天,他拿出一本《日记的鲁迅》,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没有这些工作做基础,没有40年如一日的鲁迅研究功夫,这样的书,是没法写成的。所以说,这样的书,不能说王先生是“唯一”的人选,至少也是“唯二”的人选。

1938年,鲁迅先生逝世两年后,20卷的《鲁迅全集》在上海面世。其后历经战乱,无暇重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就成立了鲁迅着作编刊社,于1956年开始出版《鲁迅全集》10卷注释本,至1958年出齐。1975年,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鲁迅研究室,随后又组建了“《鲁迅全集》领导小组”,从各地抽调专家学者到京,分工合作,于1981年鲁迅百年诞辰前夕,推出16卷的《鲁迅全集》。

要之,王锡荣的这本《日记的鲁迅》,使我们能在鲁迅所留下的这本“备忘录”式日记中,于字面中看到故事,在平凡中遇到新奇。

1958年的《鲁迅全集》10卷注释本,为普及鲁迅着作做出了巨大贡献。1981年版在其基础上,对注释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释文达240万字之多。随着社会形态及国际形势的变化,《鲁迅全集》中对很多人物和事件需要做客观、公正的评价,而鲁迅研究取得的很多新的成果也需要加以反映。2005年的版本修订,专家学者对原有注释逐条进行审核,根据新成果补充了很多词条,对以往注释繁琐的加以删略,原注存在史实错误的予以纠正,叙述不当者加以调整。新版对原注做了重要或较大修改的达千余条,单是补改中外人物生卒年一项就有900余条。鲁迅日记涉及的人物2000多位,鲁迅所购书籍5000余种,都详加注释。现行版本的注释总数是两万余条,近240万字。

这是鲁迅自己所说的他的日记内容。

1938年版全集因为时间仓促,在校勘方面有欠精审,误植与错讹较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研究专家孙用逐篇重校,于1950年3月出版了《鲁迅全集校读记》与《鲁迅全集正误表》。10卷注释本《鲁迅全集》采用了孙用的校勘成果,又依据鲁迅手稿或各篇最初发表时的报刊进行细心校勘,纠正了1938年版中许多误植、脱漏与印错的文字、标点。1981年16卷本编委会中专门设置了校勘小组,定出统一的原则与体例,并据初版本,参照鲁迅手稿和原始发表报刊,又一次进行认真系统的校勘。单单是前6卷,就校勘出千余处错讹。2005年版的修订者对文本又进行了一次细心核校,仅从第一卷汇总就校出各种差异、错讹、更动文字等近130处。全集共校勘改动了1000余处。

鲁迅曾说到写日记有两派。一派是“是写给自己看的”,无须摆空架子,从中“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此为日记的“正宗嫡派”。事实上,大多数人的日记正是如此。比如,胡适早期的留学日记、季羡林日记等。“说实话,看女人打篮球……是在看大腿。附中女同学大腿倍儿黑,只看半场而返。”从中可见年轻时的季羡林的真面。一派是“以日记为著述的”,“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我们姑称之为“别宗”。他的同乡李慈铭记日记就是如此,其实,像晚清的郭嵩焘、薛福成等人的出使欧西日记,也多是以著述为目的的。

2005年版全集为何篇幅多至18卷?一者是因为收入了新发现的佚文,增加了注释;一者也因为除将《两地书》收入外,还将鲁迅、许广平《两地书》68封原信收录。这样收录有一定道理,将鲁迅公开发表的创作《两地书》和不欲示人的私信区别开来,体例上有所创新,但造成部分文字重出,也值得再思。

正如作者所云,“初读鲁迅日记,也许会觉得单调无味,但若知道许多日记背后的故事,就会发现鲁迅的日记是很有味道的。在不露声色的简单记载中,隐含着丰富的内容和强烈的感情色彩。”在王锡荣眼中的鲁迅日记,每个人,每件事,每个书名,每个信息都有一段故事。他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他也正胜任这样的工作。

鲁迅,中国新文学的杰出代表,学兼中西,文变古今,着述宏富。他的作品有文言文,也有白话文,有小说,也有诗歌,有新体诗,也有旧体诗,有散文,也有杂文,有报刊短章,也有学术专着。为这样一位文学大师编纂文集和全集,是十分艰巨、极富挑战的工作。80多年来,几代研究者和出版人致力于《鲁迅全集》的编辑和出版,为文学家文集的编纂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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