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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志本是一个字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通过中国诗来解读中国的文化大义

这本《古诗里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年内出版),始于先秦时代《诗经》(前11世纪至前6世纪)中的《君子于役》,终于清代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1839年)。

中国文化的文学境界,蕴藏着中华民族思想、人生的根柢,从时间维度而言,不外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而其发轫者,非《诗经》莫属。这是华夏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华文化生长的一个重要根源。

问:曹植有哪些贡献?

之一,重人间、重俗世的精神,即“俗世人文主义”

诗,作为中国传统文学中的重要成员。它诞生的时间最早,但同时也是最不好理解的,如何理解诗,如何受用诗成为重要的课题,因此“诗言志”这一观念的产生就很好地解释了以上难题。诗言志不仅对诗歌理论有直接的启发,而且对中国古代文学观念有着深远的影响。难怪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说它是中国古代诗学的“开山纲领”。历经久远,诗言志最初的含义也已经发生改变,但在诗言志中,个人认为是有情有理的,诗言志只有在情与志的完美结合中才能发出更大的作用。

一、历史中的诗言志

“诗言志”出于《尚书•尧典》:“帝曰:夔! 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古人诗乐不分家的观点。诗,在其初生阶段,不是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而是与歌、舞结合在一起,作为祭祀的一种仪式。然而,许慎的《说文解字•言部》:“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根据闻一多先生的考证,诗与志本是一个字,志有三重含义,记忆、记录、怀抱。《诗经》是最完整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它集中体现了诗言志的理论。如《魏风•硕鼠》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秦风•蒹葭》表现了男的和女的之间如梦的追求。到汉代,人们对“诗言志”即“诗是抒发人的思想感情的,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这个诗歌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基本上趋于明确。《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志合一,两相联系,比较中肯而客观。

二、“情志,一也”

从本质上看,诗从礼乐制度的一部分,下降为个体抒情言志的艺术样式。从功能上看,诗从政教功利的教化工具转为个体的生命歌唱。对赋、比、兴的认识,从美刺讽喻的教化手段转为对诗的审美本质的把握。孔颖达认为:“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一,昭公二十五年)照这种解释,“志 ”并不是人心中固有的、静止的东西,而是 “情动”的产物。情志因人而异,诗亦如此。不论是表现政治、爱情、欢悦、悲痛,不论是士人之所歌咏还是民间的劳动号子,都是言志抒情。《诗经》,原本也是民间的深情之作,只是后为了儒家教化之用,变了风味。那些言志的话语,哪一个不是发自心底的感叹。

诗,只有将缘情、言志相结合,强调诗歌既应反映现实,为教化服务,重视其社会作用;又应感物吟志,情物交融,突出其抒情性;情志并重,功利性与艺术性两不偏废。这样比较平和的观点,既是个人的志趣所在,又能将社会功用凸现出来,不偏不倚,朴实自然,才能品味到中国诗学的恬淡风味,进而拥有更深刻的领悟。

两千多年的诗史,只以九首诗来加以表达,分明不免挂漏之讥[注:本文与《中国诗所承载的三种精神》为《古诗里的中国》自序,标题均为编者所拟。全书所选九首诗为:君子于役(《诗经·王风》)、离骚(屈原)、桃花源诗(陶渊明)、春江花月夜(张若虚)、古风(李白)、春夜喜雨(杜甫)、和子由渑池怀旧(苏轼)、泛海(王阳明)、己亥杂诗(龚自珍)]。然而坊间的中国诗歌选、中国诗史之类的读物,实在是太多了,要想对中国诗作系统深入全面的了解,不是这本书的任务。我的想法是,以诗史上最精粹、最重要的作品,同时也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不知道的作品,来表达数千年来中国诗里头的文化精神。

我在《追逐生命的火焰——梅尔诗的一种文本解读》中写道:以“诗”为“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生命的萌动开篇,是人类历史总结的大智慧。只要人类还存在,只要生命还在延续,诗歌之花就一定灿烂。诗人从宇宙洪荒与自然景观的混沌中窥见了生命的秘密,在有机物与无机物的融合中窥见了生命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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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世界文明史家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而中国这个时代的文明,不同于希腊与以色列的“轴心突破”,即所谓是属于“外向超越”型;外向超越即寻求一个现实之上之外更高的存在,来作为真实人生与社会的理想形态;中国古代“突破”所带来的“超越”与希腊和以色列恰恰相反,可以更明确地界说为“内向超越”(inwardtranscendence),内向超越的另一个表达即不依靠神或上帝的拯救,不依靠另一个更高的理想型来指导现实生活,而就是在日常真实生活之中,来实现人的完善与人生的幸福。这当然是一种人文主义,更强调地说,这正是一种重视世俗人生的人文主义。

通过中国诗来解读中国的文化大义,通过中国文化来解读中国诗,这就是本书的宗旨。我向来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即中国诗不同于西方诗与现代诗,中国诗歌是文化动脉的主脉,是民族生命的心史,是士人智慧的精粹,是先圣往贤骨血之所在。在此,我试图再将全书要义大义以及未尽之义,提要勾勒如下:

诗的目的何在?众说纷纭,而其中“诗言志”“兴观群怨”“不学诗,无以言”,有广泛的基础。进一步,则如孔子教导子贡的,“告诸往而知来者”。一“往”一“来”,倒也是诗的精神之精妙内涵所在。诚圣人言也。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要解决思想、精神、价值等问题。

“一代诗宗”曹植——论曹植对中国诗史的独特贡献


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1.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

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

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


2.”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

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


所以《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吴质《答东阿王笺》即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将“华丽壮大”作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征。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凤也。”高度评价了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并誉为文中凤凰,同时讥笑有风骨而缺文采者为文中鸷鸟,有词采而乏风骨者为文中野鸡。


陆机、谢灵运、谢眺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陶潜、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文中鸣凤”的精神,形成“盛唐雄赡”的壮美诗风。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上接“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皆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脉相承。


3.曹植诗“情意有余,汹涌而发”,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确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


《诗经》以言志抒情为主,其中有少数诗歌,如“民族史诗”、《七月》、《氓》等有明显的叙事倾向。《楚辞》也以抒情为主,但叙事性大为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便大量用赋的手法;《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多用体物铺叙笔法;《卜居》、《渔父》更是明显的散文化、叙事化。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又以抒情为主。


中国诗歌虽以抒情言志为发端,但其发展实在是依违于志、情、事之间,左右摆摆,自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始,中国文学方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王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七子”中唯王粲、刘桢多抒情诗,但数量、质量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曹植诗“本乎性情,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不减文帝”,并且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凄婉、《杂诗》之缠绵、《赠徐干》之坦诚、《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


4.艺术质量上,曹植五古深于取象,善为比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


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曹植以前,古诗不假思索,无意谋篇,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并且“结名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曹植有此成就,实在是大不易;曹植诗功于锤炼,善为警句,而曹植以前,古诗“平平道出,无用工字面”,自曹植,方锻字炼句,后世诗人争相效仿,甚至“唐人诗眼本于此”;

曹植诗对仗工整,平仄妥贴,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曹植诗词诗采华茂,粲溢古今,却“浑然天成”、“文质适中”,将乐府诗的通俗和《十九道》的典雅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语言风格”;


综上所述,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式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虽然诗歌的艺术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但人为因素,大家手笔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古人将曹植列“古今三大诗家”或“古今四大诗圣”,这绝非过誉之词,这是由曹植对中国诗史的独特贡献所奠定的。

曹植(公元192~232年),三国时魏国 诗人,文学家。曹植是曹操第三子,因曾被 封为陈王,谥号“思”,世称陈思王。曹植 自幼聪慧,才思敏捷,被曹操所器重,曾一 度考虑废曹丕的太子位而传王位于曹植,但 因群臣强调“立长”原则而作罢。

也正因为 此,曹操死后,曹植为继位的曹丕所恨,差 点将其杀害,终生被排斥在主流政治之外。 曹植的文学成就乃是“建安文学”中 最高的,《诗品》称之为“建安之杰”。总 体上,曹植的创作可以曹丕称帝为界分作两 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其作为优游宴乐生活 的贵族王子,所写诗作大多是意气风发、文 采绚丽的风格,代表作有《白马篇》、《箜 篌引》等。而第二个阶段,随着曹丕称帝 后,其在政治上处处受到排挤与打击,对社 会与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作品数量增多,且 思想更加深刻,艺术上也更给成熟,代表作 有《杂诗》6首、《七哀诗》、《赠白马王 彪》等。

钟嵘在《诗品》中称赞曹植的诗 “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曹植的诗歌在文 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尤其其作为第一个大 力写五言诗的人,对五言诗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完成了乐府民歌到文人诗的转变,推动了五言诗的发展:这一条应该算是曹植最突出的文学贡献。三曹(曹操、曹丕、曹植)是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建安时期诗歌逐渐与音乐分离,因此在诗歌声韵和形式上,曹氏父子都作出了承前启后的典范作用,诗文既继承了《诗经》、《楚辞》、乐府的风格,又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完成了乐府民歌到文人诗的转变。曹植更是史上第一个大量写五言诗的人,推动了五言诗的发展,确立了五言诗在后世的主流地位。

千古名篇,万世景仰:曹植诗文辞赋、乐府、书法、画论俱佳,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作品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后期的作品则主要表达了郁郁不得志的激愤,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气度与精致并存。其代表作《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更成为千古名篇,文坛奇葩。

曹植,字子建,曹操的第三子,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洛神赋》、《七哀诗》、《白马篇》、《七步诗》。

建安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南朝著名诗人谢灵云曾说:“天下才共一石(十斗),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占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说明曹植才高八斗,成语“才高八斗”也出于此。初唐诗人陈子昂在进行诗歌改革时,也倡导“汉魏风骨”。

曹植的文学作品有自己鲜明的独特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曹植的主要贡献

这里要纠正一个五四新文化以来的误解。顾颉刚闻一多他们,把秦汉的方士求神仙的事情,完全误解了,他们以为中国上古的神仙家,是追求死后成仙的世界(《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神仙考》。其实,我们从《汉书艺文志》可以知道,神仙家关注的完全不是有关死后的世界,而是有关如何好好地活着的各种身心修行实践,是做一个“活神仙”,神仙乃古医学(《汉书艺文志》之《方技略·神仙》汉代医家李柱国校),神仙学包括诸如服饵、养气、炼丹、导引、按摩等实践(参见王叔岷《列仙传校笺》、王尔敏《秦汉时期神仙学术之形成》)。这个例子表明,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或佛禅,无论是上层还是民间,中国的文化精神是看重现世人的幸福,而不是将幸福寄托于来世。

以《诗经》始,以定庵终。“始于先秦时代的《诗经》,终于清代龚自珍的《己亥杂诗》”,这是一个有意味的结构

这个标准和坐标在哪里呢?庄子宣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空间、时间、周边的一切,都是可取可用的。而从诗歌“风、雅、颂”“赋、比、兴”看来,理解“文史、文哲、文政”一体化的文化底蕴,深入“做人”与“做文”的深刻思辨,通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体悟,似可理会“诗心”之所依。

曹植(192年-232年12月27日),字子建,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生于东武阳(今山东莘县,一说鄄城),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第三子,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

曹植是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集大成者,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

评价: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文学批评家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并在《诗品》中把他列为品第最高的诗人。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主要成就或贡献

我们今天读几千年前的诗三百,真的可以感觉到它是日常生活的文学,日常生活的事情,平凡而单纯,恋爱、结婚、生子、想家、服苦役的哀伤,父子之情、母子之情、手足之情、夫妇之情、朋友之情,无不应有尽有,唯独没有古希腊神话中的人与神的感情,人生、人性、人情,是《诗经》的灵魂,是中国诗与中国文化的母胎。全幅肯定人的现世性,看重此生此世的幸福,是《诗经》的基调。

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是“诗言志”。“诗言志”是一个早熟的人文主义系统。因为在世界文明史上,那么早的年代,就明确主张要用人自己的有韵律的歌诗,表达人自己心里的思想与胸怀、意志与向往,而不是去传达神的想法,或某种流行的观念,或别人的想法。诗言志强调的是自己内心里的声音。我们说这是人文主义,因为人文主义,“人”在“文”的前面,以人为表达的对象,我们看现代文学,常常是 “文”在“人”的前面。这个区别是重要的。诗首先是成就一个人,表达一个人,这个人是有真性情的人,是有生命的感动的人,是传达大地的声音,又有胸襟怀抱的人。因而中国诗歌是“士”的文学。

在中华文化体系里,儒家侧重于解决人与人的问题,道家侧重于解决人与自身的问题,而佛家则侧重于解决人与内心的问题。“三家”皆博大精深,自有其说,浩浩荡荡,数千年不绝。对于诗歌创作、诗歌作品,动观之,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诗学;静观之,翠竹黄花,清池皓月,诗性盎然。溯源至极,恐怕诗人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可以成为延展性最强的一个答案。

诗歌

诗歌是曹植文学活动的主要领域。

■ 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人,推动了五言诗的发展,这是曹植最突出的文学贡献。 曹植长于五言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给五言诗奠定基础的文人。他极大得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和反映百姓生活的能力,对后世的阮籍、左思、陶渊明、谢灵运等影响深远。

■ 诗歌声韵和形式: 曹植是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建安时期诗歌逐渐与音乐分离,因此在诗歌声韵和形式上,曹氏父子都作出了承前启后的典范作用,诗文继承了《诗经》、《楚辞》、乐府的风格,又有了自己的鲜明特点,完成了乐府民歌到文人诗的转变。

■ 经典名篇无数 千古名篇,万世景仰。曹植诗文辞赋、书法、画论俱佳,其代表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

如果说,西方诗歌与文学的源头是《圣经》,那么,中国文学的源头就是《诗经》。《诗经》的精神气质,就是中国文学的精神气质。

《诗大序》说诗要“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即是说,诗心不封闭在各各小我自体之内,诗心实存于人人之间,哀乐相关,痛痒相切。虽有苦闷,终存正气;不免坎坷,绝不自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诗是个人的,也是大群社会的。诗要有家国情怀,有时代系念,民胞物与。

疑问总是存在,争辩也不可能停歇。“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追问始终牵扯着人们的思绪。喧嚣之后终将走向何处?诗人杜甫断言:“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山水的力量是最强大的,融入其中,即使沧海桑田,其支撑内核也将明亮不坠,正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画论

曹植著有《画赞序》,是中国画论史上流传下来的第一篇专题论画的文章。它可以同汉代的《毛诗序》相提并论。《毛诗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专谈诗歌的文章,阐述诗歌的伦理教化作用;《画赞序》则主张绘画在"教化"方面应具有的功用。这当然是儒家思想。但曹植在这里明确了绘画艺术的社会价值和意义,肯定了绘画艺术的地位,则是很重要的。 [12]

曹植明确提出画能“存乎鉴戒”。而且这种“鉴戒”还不是图解式的进行,而是通过绘画艺术形象引起观画者的感情共鸣产生的。他谈到绘画引起观画者的感情反应,有“仰载”、“悲惋”、“切齿”、“忘食”、“抗首”、“叹息”、“侧目”、“嘉贵”等等。这是不同的人物画像所引起的不同的如此丰富多样的感情反应,这就接触到了绘画艺术的特征。这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次接触这一问题。它与曹丕《典论·论文》第一次讲文章要有作者的性情是一致的。两者在理论上可说都是开启以后那个文艺自觉时代的先声。

记得我还是小的时候,念《诗经》里的“桃之夭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比喻一个女孩子的美丽,跟我一起玩的女孩子,我心里觉得她们,永远是桃花一样地好看。后来我念大学的时候,才知道《诗经》里的《桃夭》这首诗,讲到后面还有桃叶、桃子、开花、茂盛、结果实,比喻女孩子不止是好看,还要结婚、成家,生孩子。回忆当小孩子时的心情,没有那么多事情。一个像桃花一样的女孩子,这就够了。可是有一天我给学生讲课,却一下子懂得了,原来中国文学就是这样一种性格,她咏唱的美好人生,是这样的一种完整真实的人生。如果一个女孩子,只是给人家看着像一朵桃花那样的好看而已,而不会结婚,不能嫁一个好人家,也不生小孩子,那么,是没有什么真实的美,或者说她拥有的是不完美的人生。这就是中国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人间性。所以,我讲《诗经》,要从《王风》的《君子于役》讲起,就是这个人间性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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