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娱乐app下载 > 寓言故事 > 王老师往往会在此时说出犀利深刻的观点,他又致力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国左翼文学研究

王老师往往会在此时说出犀利深刻的观点,他又致力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国左翼文学研究

图片 1

图片 2

图片 3

图片 4

图片 5

2006年1月汕头大学,作者与导师王富仁先生合影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 作者:王富仁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2月 新时期鲁迅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把鲁迅小说置于中国现代思想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认真的考察。

他是勇者

学者王富仁

编者按

2017年5月2日下午,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新国学”理念倡导者、汕头大学终身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荣休教授王富仁先生离世。今天是王富仁先生逝世两周年,文艺批评特别推送由汕头大学文学院汇集校内外师友、同仁、学子所作九十余篇纪念文字编辑出版的《王富仁先生纪念文集》,并选取其中谭桂林老师的纪念文章分享给大家。王富仁先生的思想不仅记录了一个非常时期中国学界的思想风云,而且昭现着一位杰出学者的良知、激情、智慧与真诚。先生音容犹在,风骨长存!

《解读语文》 作者: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 版本: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0年4月三位大家共同遴选中学语文经典篇目,并对同一文本作出多元解读,尽显个性魅力。

——怀念我的导师王富仁先生

王富仁,生于1941年,山东高唐县人。著名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原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汕头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196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1982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李何林教授,1984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文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是中国鲁迅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成果,也是新时期中国文坛思想启蒙的重要标志。此后,他又致力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国左翼文学研究,近年更鼎力倡导“新国学”理念,皆成就斐然,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17年5月2日晚七时,王富仁教授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七十六岁。

本文原刊于《雨花》2017年第8期,选自《在辰星与大地之间——王富仁先生纪念文集》,感谢谭桂林老师授权“文艺批评”公号发送!

对于我,回忆是逐渐风化、剥蚀,乃至化为尘土的。极力打捞挽留,也仍然一天淡似一天。先生已经远行,如不写下这些文字,我恐终有忘却先生的一刻,如一片落叶忘却了它曾依靠的大树,一粒陨石忘却了它擦肩而过的星座。

王富仁,1984年毕业于北师大获文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第一位博士。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将鲁迅从革命叙事中拉回思想和文学领域,影响了中国接下来四十年的鲁迅研究。

张莉

听到导师王富仁先生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老家。这次回去,是给父亲上坟。平原漠漠,夕阳在天空长久徘徊。一切皆空。一切安然。那个下午,觉得人生空虚无比,又觉得或许就是如此。

《在辰星与大地之间——王富仁先生纪念文集》

2016年,钱理群到医院探望病中的王富仁,没想到竟成最后的诀别。

晚间突然接到老师去世的消息,瞬时泪奔。父亲们一个个都走了。剩下我们,无依无靠,站在这荒原之中。我再次回到墓地旁,望着黑暗中的河坡和躺在那里的父亲,努力回忆关于老师的一切,关于我和老师的点滴。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2001年,我考入北师大,在王富仁先生门下读书,同一届的还有高兄和李兄,其中我和老高的求学经历多少都有点曲折。我是1999年硕士毕业后留校工作,当时的单位有个规定,硕士生入校工作满三年才能考博,但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念头,在工作第二年就报名并且很幸运地考上了。但那时的我,真是什么也不懂。王老师的大名,当然我是知道的,但他的书,我读过的不多,而且我所工作的单位和他好像也没什么学术交往,印象里也不曾请他来参加答辩或讲座。因此王老师与我是完全陌生的——我知道他,但不认识他;他不知道我,当然更不认识我。所以赴京考试,完全是抱着尝试的心理,并且是演习性质,目的是预备下一年正式来考。但既然来考,总还是心怀侥幸。我还记得到了北京,电话联系上王老师,说想去他家拜见,这是公然而拙劣的套瓷,结果他很客气地说,明天就面试了,不用专门跑一趟。我本来就脸皮薄,这下正好,如获赦免,但内心又觉得考上的希望更渺茫了。笔试与面试的题目几乎都忘记,只记得面试是在一间大屋里,考生大约二三十人,李怡是面试老师之一,梁鸿是记录。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王老师,他始终是笑眯眯的,话也并不多。似乎因为他的和气,我也不怎么紧张,加之毕竟当了两年教师,有点讲课经验,胡扯一通,便打道回府了。

中国有句古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两句话语出沉重,被学者钱理群用作两本书的书名。在他眼里,王富仁先生是他少有的“知我者”之一。他们都是学术界举足轻重的学者,是国内鲁迅研究领域的两面旗帜。

王富仁老师喜欢和我们这些学生聊天。他喜欢抽着烟听我们聊。听到我们说起那些好玩儿的事,他会朗声大笑。但是,如果我们中有人聊到一个重要的、让他心有所感的问题时,他也会拧起眉毛。茶也不喝了,烟停在半空中,笑容停止,表情越来越严肃。接下来他会突然提高嗓门,你为什么这么说,你的观点到底是什么,你重说一遍。他的话匣子会一下子打开,他的许多看法和理解,会像疾风暴雨一样涌过来。

如此安静啊,这沉沉的夜。

谭桂林

麻烦在于结果出来之后。考试回来,自己估摸着肯定没什么希望,所以过了很久才打电话给王老师,询问成绩。没想到他在电话里说考得不错,基本上被录取了,这真是意外之喜,但烦恼也随之而来:怎么说服单位放我这个“犯规”的职工去读书呢?工作不满三年不能去考博,这个规定是不是符合劳动法我不知道,但能够出炉,总是有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吧?虽然此前和此后都不断地有“犯规者”出现,而且也都达成了妥协,但目前在我这里,它还是生效的,是不得不解决的。单位不同意,就不能去上学,这个机会就浪费了,第二年再考,那结果就很难说了,我毫无再战成功的自信。所以,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求得单位领导和人事部门的谅解,法外开恩,允许我这个违反规定的人去念书。俗话说,吃屎容易求人难。当时我如何与领导们“沟通”——这是好听的说法,其实就是哀求——如何到处央人说情,如何担惊受怕,今天已经记不清,但那种苦苦乞求的感觉至今挥之不去,是多少年都没办法遗忘的。

鲁迅逝世后,其形象被不断扭曲和重塑,或被神化,或被政治化,已远非鲁迅本身。上世纪80年代起,钱理群便和这位“知我者”共同致力于“回到鲁迅”,揭下鲁迅被附加的符号,回归到一个纯粹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身上,继而坚守他的文化精神。

在这样的时刻,作为学生,我既害怕又期待。害怕当然首先是怕老师生气,怕自己被老师批评;期待则在于,王老师往往会在此时说出犀利深刻的观点,一下子点亮我们的思维,让我们有茅塞顿开之感。

黑洞之下谈鲁迅

◆ ◆ ◆ ◆

所幸当时的单位领导心地宽厚,最终还是放了我一马。于是当年九月,我便背着行李来到北京,成为王老师门下的一名学生。那一届的博士生运气着实不好,因为北师大住宿紧张,学校将我们安排在了北航附近的大运村,离北师大还是有一段距离。勤快的,买辆自行车每天骑到学校去看书;懒散的,就窝在宿舍里做寓公。但因为远离校园,整体氛围上不像是来念博士,更像是放长假,除了上公修课,平时根本没人管,想干什么都可以。于是我和那位高师兄(他的处境比我更加险恶)就在惊魂未定、迷茫莫名的心情中,开始了读博生活。

一路走来,他们在思想上“彼此搀扶”。直到2017年5月2日,搀扶者突然少了一位。这一天,王富仁因病去世,享年76岁。

都说王老师对他的研究生是“放养”,这自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他并非甩手不管。内在里,他对我们要求严格。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他也从不含糊。

想起老师时,我总是同时想起那个黑洞。我读博士时,老师还住在北师大院内的丽泽楼,我们每周去一次。说是上课,其实是聊天,说是聊天,又是上课,我们从那长长对话里所汲取到的知识和精神,要远远大于书本中所学。我记得他书房天花板上的石膏已经脱落,露着黑色墙体,椭圆形状,从下往上看,就像星空中的一个黑洞。我们就在那黑洞下面,谈鲁迅,谈自由精神,谈文学与生活。

可以追随但不可复现的存在

说起来,我们师兄弟二人和王老师的气质并不相合。王老师虽然也是起自草野,朴实如老农,但有内在的强健的自信和自尊,有一种引而不发的刚烈。我们两个,一则由于入学不易,受了些委屈,更多是由于性格懦弱,膝盖也是软的,脊背也是弯的,胆子也是小的,用今天的话来讲,一副很“衰”的模样。然而我总觉得,王老师不讨厌我们,就像阿Q、孔乙己都是loser,但鲁迅内心是爱阿Q、孔乙己的,王老师也是爱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同情我们这些带着软弱性的人。事后想起来,我甚至觉得,在众多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的考生中,王老师偏要录取我们这两个毫不起眼、郁郁寡言的学生,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优秀,而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是命运要借他之手搭救我们一把。

回到鲁迅 反封建思想的一面镜子

一般情形是这样的:我们坐在茶几旁的沙发和一些高凳上,有在校的各级博士硕士,还有慕名而来的各地学者、学生。老师坐在一把黑色转椅上,手里燃着一支烟,烟从不离手,在一根还没有熄灭时,另一根已经接上。很多时候,他并没有吸,只是任它一点点燃尽。不是他故意不吸,而是当他在谈一个问题时,思维过于专注。他好像完全沉入精神内部,语言如急流一样,卷着波浪飞速向前,辩驳对话,碰撞生成,再往前走。然后突然间,他停顿片刻,朝我们看看,嘿嘿笑几声,带着一点可爱的歉意,又继续往下讲。在场的所有人都被他深深吸引,不只因为他是名满学界的鲁迅专家,也不只因为他睿智幽默的思想,更多时候,是被他言谈中所迸发的激情和爱所感染。鲁迅不只是他的研究对象,而是他究其一生要走近的无限世界,他们已经融为一体,互相照亮——那是学术和生命、思想与情感,完全融为一体后所散发出的耀眼光芒。

——怀念恩师王富仁先生

果然,在入学之后的一次聊天中,他就宣布:“我只负责把你们录进来,录进来之后我就不管了。”他说这话时,仍是抽着烟笑眯眯的,但意思已经很明白:在人生的关键时刻,老师可以拉你一把,但此后的路,便要你自己走了。

我和富仁是同代人,不仅是因为我们年龄相当,我只比他大两岁,更因为我们都是“文革”结束后第一届研究生,可以说我们是同时出现,更以相近的姿态,展现在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界的。富仁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一炮打响,迅速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在我们这一代鲁迅研究者看来,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富仁也就成为新一代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者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我是2004年进入北师大攻读博士学位的,当时王老师虽然已经去汕头大学担任终身教授,但也在北师大招收博士生。因为身在京外,他和我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见面谈话的质量却很高。

在那个黑洞样的天花板下,我重新理解了作为文学家和作为独立思考者的鲁迅,理解鲁迅的批判怀疑精神及其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真正意义。王老师给我们讲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的爱与痛,他们的经验和教训。他希望我们每个人平安,但又要活得像个“人样”,要保持思想的自由——这是什么也不能剥夺的自由。他教我们如何阅读,告诉我们,读任何文学作品和学习任何一种理论首先要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要把自己的心也放进去,才可能产生真正的理解。在每次几乎长达五六个小时的聊天中,他的烟一直燃着,长长的烟灰,将落未落,我总是担心它掉下来,但它一直不掉,和整支烟保持着完整的形状。我也总忍不住朝上偷偷望,担心黑洞里面残留的碎片掉下来。

◆ ◆ ◆ ◆

富仁这篇博士论文的主要追求,如冲破将鲁迅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纳入政治革命的既定研究模式,努力揭示作为思想家与文学家统一的鲁迅的独特性,即“回到鲁迅”,同时又更关注鲁迅思想的独立创造性,并以鲁迅思想作为新时期思想启蒙的重要资源的高度自觉:这些,都是上世纪80年代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青年鲁迅研究者的共同追求,实际上形成了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学派。这样,我们的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成为80年代思想解放、思想启蒙的有机组成部分,富仁和我们的研究成果,一经发表,立即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年一代中得到热烈的回响,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学术界。

他通常一回到北京就约我们聊天。只有一次我们去了他在望京的家里,其余时候,我们都在北师大附近一家茶馆里聊。通常是从早上到下午,通常聊得忘记了午饭时间。那个有点简陋的茶馆,是我们的另一个课堂。

“生命本身就有巨大的价值存额”

王富仁先生千古

王老师自己说,他带博士,是放羊的带法。这是真的。在我入学的第二年,他就到北师大珠海分校去教书了,再一年就正式离开北师大,到了汕头大学。我们这几只羊,就在北师大茫然吃草,那个牧羊人,一年也见不到几次。我记得,头几次见面,王老师甚至连我的名字也记不住,总是将中间的那个“庆”字漏掉。但是我理解他,他两边都要跑,带着那么多学生,要处理那么多事情,他实在没办法像以前的师父那样手把手地教徒弟。不过,他也有自己的方法。他回到望京的家后,一定会召唤我们一众弟子去聊天。人很多,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深入的交谈,很多时候是他一个人在讲,我们大家在听,至于听懂没有,理解到哪一步,那就是自己的事了。这就是他上课的方法。他曾经说:“好的学生不用教,差的学生教也教不出来。”这话好像有点甩手掌柜、放任自流的意思,但当我做了多年教师、也带了十几届研究生之后,才体会到,这确实是甘苦自知的大实话——能不能成为出色的研究者,关键是看自己,而不是在老师。老师再如何努力,都是外因,决定事物根本性质还是内因。因此,王老师对于学生,一面是言无不尽、普降甘霖,期待懵懂者自己领悟,另一面他也在观察、分析,发现学生的优点和缺点,在必要的时候点醒学生,或者猛击一掌,使学生认识自己、反省自己,并成为更好的自己,通过自我教育摆脱对老师的依赖,从而实现“好的学生不用教”。但能不能达到目的,是要看运气的。从这一点看,师生之间确实是需要一些缘分的。

那时候,富仁在北师大讲鲁迅,我在北大讲鲁迅,还有很多朋友在其他高校讲鲁迅,我们都是把自己的教师使命,也是研究者的使命,定位为“做沟通鲁迅与当代青年的桥梁”,于是就有了我后来在回忆中所说的“‘我——学生——鲁迅’之间的精神的共鸣,生命的交融,那样心心相印的课堂气氛,只有那个时代才会有,此后就很难重现了”。这或许有80年代特定时代的特殊性,确实很难重现;但在我看来,其内在的精神,即学术研究的生命特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成果的接受者读者之间的“生命的交融”,是具有普遍性的,至少是构成了学术研究的一个派别,我称为“生命学派”的基本特征。而富仁正是这一学派的开创者和最重要的代表之一。

每一次都会聊六七个小时。王老师精力极为旺盛。都到傍晚时分了,他聊兴依然浓,做学生的个个都已经像霜打的茄子,最后终于忍不住说,老师,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吧。于是,他乐呵呵地去结账,带领我们去北师大西门附近的餐厅吃东西。

老师和学生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就像父亲和女儿,好像没什么直接联系,但越是年长,越是发现,有许多东西已经浸入到血液里,在无形中塑造你的性格和精神方向。博士毕业之后,我的研究重心逐渐转向当代文学,并且开始创作。我一直惭愧于自己没有从事鲁迅研究,没有继续现代文学研究,觉得离老师越来越远。有一天,在思考“梁庄”中的“昆生”及周围人对他的态度时,我突然想起老师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里论及鲁迅小说《白光》主人公陈士成的一段话:“有一种悲剧,主要同情的是一种人的社会作用,社会价值……这一种悲剧,在热烈感情的背后,实际上仍然包着一个冷的内核,因为它对人、对人的自身是冷漠的,它教人只能同情自己认为好的人、有价值的人,而当你、特别是你和周围社会群众都认为这个人不好、没有用处时,你就可以不必同情他了,他的一切便都是‘咎由自取’、‘活该如此’了。”这不正是陈士成们和昆生们所面临的境遇吗?我们的文化系统中最残酷的地方在于:生命本身不拥有价值。老师认为,《白光》中的悲剧感正是因为鲁迅让我们看到,“人是有独立存在价值的,他在没有任何附加价值的情况下,依然有一个巨大的价值存额,人们是不能漠视他的存在的。”

5月2日的晚上10点半,按照惯例,我已经上床休息,手机放在书房充电,没有关机。突然一阵铃声响起,在夜晚的静谧中显得格外的急促,紧张,惊醒了处在朦朦胧胧睡前状态的我。爬起床来到书房接电话,是山东师大的老同学魏建兄打来的,他劈头就问,听说王富仁老师去世了,是真的吗?我脑袋嗡的一下,有点懵了,回答说我不知道呀。魏建说,网上已经在传得沸沸扬扬了,我想找你求证一下消息。电话挂断后,我立马上微信看王门微聊,果然上面已经是蜡烛成群,泪流一片了。几分钟后,电话铃又一次惊乍地响起,这次是北师大的李怡师弟打来的,他告知了相关情况,语调低沉,沙哑,听得出内心的悲痛。确实,虽然富仁师患病已久,从去年9月以来数次北上住院治疗,对先生病情了解的弟子们可能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遽然听到这一消息,仍然像被刀锥一般地心痛。这天晚上,彻夜难眠,先生的音容笑貌一直在脑海中呈现。多少往事,多少情景,多少追悔莫及的遗憾,一齐涌上心头。

必须承认,我对于理解王老师的思想是颇为迟钝的。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因为自己并没有什么积累,又不想继续炒硕士论文的冷饭,思来想去,还是沿着H大的老路子继续做思潮研究罢,而那时的“好题目”如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自然主义等等都已经被一一瓜分,只好挖空心思,找了一个“无政府主义与现代文学”的冷门,准备捣鼓一番,写个十几万字交差了事。去和老师谈选题的时候,心里很是惴惴不安,因为自己根本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如果说有唯一的理由,那就是貌似没人写过(悲催的是,这个看起来已经够冷僻的题目还是和人“撞车”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年包括我在内全国有三个人选了“无政府主义与现代文学”写博士论文),而这其实是根本不能成为理由的。因为没人写,也可能是因为根本不值得写。没想到,王老师当时就同意了这个选题,而且围绕这个问题谈了许多他的想法,但遗憾的是,那些想法我都没能理解,也没有记住,因为那时我对中国历史、政治和社会的理解,是远远不能和王老师相提并论的,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我那幼稚的思维水平是不在一个层面上的。我带回了我的唯一收获:王老师通过了我的选题,而且认为很有意义。

但我们的成长也并非一帆风顺:富仁的博士论文具有显然的挑战性,在得到广泛好评的同时,也引起一些学术同行的反感。富仁在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他因此卷入了漩涡之中,这是他所不愿意的,但这也是像他这样参与开创生命学派的学者的共同宿命:他们的研究所具有的现实感与批判性,注定了只能作为“异类”存在,并不断被“特别关照”。

回过头看,王老师和我们的聊天,内容丰富、宽广,观点锐利,足以使我们受益终生。对我而言,那些场景历历在目,即使已经过去十多年。

像发现一丝亮光,我对“梁庄”中的人物有了新理解,“生命本身就有巨大的价值存额”,值得我们以尊重、平等的目光注视他们。很自然地,我又回到老师的轨道上,热爱自由,回到生活内部,尊重生命实感,以探寻文化内部的肌理和矛盾。我是我老师的学生。这几乎是命定的事情。

最早见到先生,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我还刚进入山东师范大学师从冯光廉先生读研究生。那个年代就像五四时代一样,是个文学的时代,一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时代,学术界明星璀璨,偶像群集,像富仁师,还有钱理群、吴福辉、赵园、刘纳等等,都是我们这些在读研究生的崇拜偶像,他们才情横溢、思想激扬的文字,每每在我们的寝室中争相传阅。但比较而言,对于我们这些山东师大的研究生而言,富仁师似乎显得更加亲近些。因为先生是山东人,早年曾在聊城工作过很长时间,那些来自聊城的同学讲起先生的故事就像讲家人故事一样的有趣,冯光廉先生当时在中文系做主任,也给我们提到过先生研究生毕业时,山大和山师大都有引进他的计划,据说先生乡情深厚,当时也确实有着回山东的打算。所以,提到先生,我们不由得感到亲切,感到自豪,当先生真的要来山东师大做讲座了,同学们的那种激动和兴奋简直难以形容。那次讲座简直就是一场学术的嘉年华,先生说他不会讲别的,只会讲鲁迅,而一个鲁迅被先生讲的如此震撼人心,至少在我是从来没有过的听课体验。记得好像是先生来济南后就患了感冒,带病连续做了好几场讲座,喉咙都嘶哑了。回北京的票是晚上的,当时就有老师建议他下午休息好了,但为了满足青年学子们的愿望,先生硬是嘶哑着喉咙,扎扎实实又讲了一下午。临走的时候,还像道具一样坐着,分别和学生合影留念。折腾完了,我们去送先生,感到他连说声再见都好像很困难了。那次见面,先生好像戴着一个呢子的鸭舌帽,身着一件磨得发亮的旧中山装,中山装的口袋上方端端正正地别着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徽。印象很深刻的是,先生的衣着,和我下放在农村时见过的许多大队干部比较,简直没有什么区别,不过从先生的炯炯发亮的眼神中,我得到了一种异样的、前所未有的强烈感觉。我觉得先生很特别,他似乎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当他沉浸在自己的言说中时,那种眼神似乎像刀一样锋利,撕开着愚昧的假相,洞穿着世俗的诡计,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但一旦从言说状态中退出,回到与学生们的日常交谈中,那眼神还是炯炯有神,但瞬间就柔和起来,温暖起来,随意起来,就像一个有点溺爱孩子的家长,对学生们的要求开始有求必应,百般顺从。

无知者无畏。尽管没能领会老师的指点,我还是按照自己那点肤浅的认识,凭着那样寒碜的能力,仓促上马了。今天看来,这个通过了答辩并且出版了的博士论文,问题之多,令我汗颜。它采取了最省事但是也最缺乏问题意识和概括能力的平行式结构:先是介绍了一下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历史,然后分别用四章分析了这一思潮对钱玄同、陈独秀、周作人、鲁迅的影响。这样做的好处是眉目清楚,但过于简单僵硬的框架实际上反映了我对无政府主义对新文化的影响缺乏真正深入的认识和提炼,因此无法在众多史料中提出真正的问题,而只能以人物为单位来安排章节,而且,就算这个框架勉强可以接受,也应该有一章结语,对无政府主义对五四人物的影响进行整体的总结与深化。问题是,不仅结语直到出版都毫无踪影,就连现在的最后一章《鲁迅与无政府主义》,也是王老师逼出来的。2004年3月份,我写完了前面四章,觉得字数也够了,而且鲁迅这一章又很难写,当时看过一些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有一章甚至两章存目,好像也都通过了,便有坏样学坏样,将鲁迅这一章列为“存目”,把只有四章的论文打印稿寄给了王老师,然后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开始修整了。没想到快到5月份,王老师一个电话过来,先说前面写得还可以,然后就要求一定要将鲁迅这一章写完,而且语气是不容分说的严厉!这在当时已经优哉游哉、准备答辩的我,无异于兜头一盆冰水,因为离提交论文的最后期限只有不到一个月时间了!没有办法,只好收拾心情,重新坐在电脑前,进入论文写作状态。但是时间紧任务重,巨大的压力让我整个人都陷入一种高度焦虑、濒临崩溃的状态,每天疯狂地阅读材料、敲打键盘,紧张到牙齿打颤的地步。就这样过了一个月暗无天日的日子,终于勉强写出了最后一章。当然,可以想象出行文的匆忙和思虑的浮乱,充分暴露着急就章的狼狈与不堪。但是,即便这样一个半成品,没有老师的当头棒喝,我也是拿不出来的。

并肩作战 当启蒙主义遭遇质疑

比如,王老师对那些动不动就引用“正如某某所言”,“正如某某书上所说”的文章很有看法。他说,你们写文章,要说自己的话,要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总用别人的语言,就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主体性。用自己的话表达,才能形成你自己的思想。他说,写文章得找到自己的语感,你得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你写的,现在很多学者只讲引经据典,不讲究语感了,这是不对的。他说文章要带着作者自己的情感和思考,这样,读者才能了解,这是一个人在说话,不是机器在表达。

今日学界谈论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时,一定会提到他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也大多集中于这部论著对之前政治化鲁迅的反对。其实,这本书有更重要的主题,即探讨鲁迅小说悲剧形态的思想来源,它首次从哲学、文化和思想角度探讨了鲁迅关于“人”的命题及鲁迅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它属于启蒙,却不止于启蒙,起于鲁迅,又不止于鲁迅。它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文化系统的深刻思辨,值得今天的我们一读再读。

1993年秋考到北京师大读博,我有幸同萧同庆一起成为先生招的第一届博士生。入门后,听先生讲话的机会就多了。先生的书房就是我们的课堂,差不多每个星期我和同庆师弟都要去先生家聊一个晚上,说是聊,只是说形式上的随意,其实主要还是先生讲,我们听,偶尔插插嘴,提个问。聊学术,聊人生,也聊时事,什么话题都聊,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先生最崇敬的鲁迅。先生烟瘾很大,一支接着一支,同庆兄虽然年轻,满身的书卷气,但烟民的资历也颇为不浅。在这一点上,他们师徒俩对上了脾气,你一支来,我一支去,抽得欢畅极了。整个书房烟雾弥漫,我身在其中,居然毫不觉得。最近读同门师兄弟们写的怀念文章,多有深情地回忆起在老师的书房里享受烟熏的情景。对我而言,能够享受这样的烟熏,不仅是一种幸运,一种福气,而且还具有一种特殊的象征意味。因为20多年来一直活跃在我心中的鲁迅影像,就是在这种浓重的烟雾中完整起来的。读硕士时,导师冯先生也是鲁迅研究专家,他是一个相当理性的学者,讲究明晰,清楚,引领着我去辨析一个鲁迅的侧影,去解决鲁迅研究中的某个问题。而在先生这里,烟雾弥漫之中,感受到的则是情感的激越和心灵的震撼。在我的印象中,先生从来没有津津有味地讨论过鲁迅日常生活的细节,也从来没有专心致志地讲叙过鲁迅学术工作上的雅趣,他呈现给我们的鲁迅,从来就是精神上的先哲,思想上的智者,一个觉醒的受难者,一种孤独的大写人格。先生为我们展现的鲁迅影像,构架清晰、逻辑圆满,但是他的饱含张力的话语,他的滚雪球似的增值性思维,又似乎时时刻刻在诱引你走向一个朦胧的鲁迅,一个深不可测的鲁迅。那时,先生的研究领域正在拓宽,陆续发表了一些鲁迅之外的现代作家综论,在书房的聊天中,先生也常把这些作家与鲁迅对谈。我的感觉是,鲁迅在富仁师那里,始终是一个原点,一个标杆,一种尺度。所以,那几年的烟熏,不仅让我从先生那里继承了一种浓浓的对鲁迅的敬仰,而且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也可以说是体会到了先生的一个经验。这就是,一个做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无论你研究的路数有多丰富,方式有多炫目,最终你还是要以鲁迅为基点;无论你开拓的疆域有多宽阔,走过的领地有多璀璨,然后你还是想回到鲁迅那里去。

就这样跌跌撞撞、有惊无险地毕业了。在临别的聚会上,王老师说:“你是可以搞一点学问的,但最大的毛病就是懒。”这是他的观察所得,而且是非常准确的。因为羞愧,王老师的话永远烙在我的记忆中。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王老师狠狠地给了我一脚,使我振作精神,渡过难关。如今,这个踢我屁股的人已经不在,而我懒散依然。人生的幸运,在于有“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的严师,而人生的悲哀,则在于明知道自己的毛病而不能改。造化弄人,其此之谓乎?

到上世纪90年代,我们这样具有浓郁启蒙主义色彩的研究,就遇到了更大的挑战。自称“新生代”的作家,迫不及待地要“搬开”鲁迅这块“老骨头”,以开创“文学的新纪元”。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思想文化现象:在90年代的中国文坛学界,轮番走过各式各样的“主义”的鼓吹者,而且几乎是毫无例外地要以“批判鲁迅”为自己开路。

“新国学”:让旧文化和新文化成为一个完整结构


面对远比80年代单纯的启蒙主义复杂得多的90年代的政治、思想、文化生态,我感到极度的困惑:一方面,我自身思想的发展由80年代的单一启蒙主义进入“对历史、现实和自身的全面反思、反省”的怀疑主义,因此,对启蒙主义也有许多质疑;另一方面,我又必须与那些从形形色色的其他思潮出发,对鲁迅和启蒙主义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思潮划清界限。

王老师曾经对我们大发脾气。当时我们谈起当代某位作家晚年,一位同学说查到一些资料说他孤僻、离群索居,而他身边的人都传言他不太正常。因为请他出席研讨会他不去,请他题字他不题,特别别扭。

在完成两本“梁庄”之后,我非常困惑,困惑于无法真正参与生活,好像无法安置自己的灵魂。一天下午,我给王老师打了电话。我们聊了多长时间?我忘记了,只记得他突然发出咳嗽声,我才意识到天已经昏暗了。就像在学校时一样,在察觉到学生有真正的困惑时,他会以高度紧张的热情反复劝导,希望我们能够放松、放下。他告诉我,不要过分在意写作本身的优缺点,这些可以慢慢训练,要在意的是自己的初心,发现的是否是真问题,写出来的是否是真人。他还告诫我,不要进入到什么派别中,要保持自己观察和思考的独立性。

随先生问学三年,学术上的亲炙不计其数,最不能忘怀的事情是我的博士论文选题的确定。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因一个很特殊的机缘,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内,我相当认真地读了一些常见的佛经。而且一时兴起,也不揣浅陋地写过几篇现代作家与佛学的单篇论文。93年去先生那里读博前,《文学评论》又发表了我的《佛学与中国现代作家》一文。这篇论文综合地梳理了现代作家与佛学之间的关系,也宏观地阐析了现代作家与佛学关系的一些共同特征,在现代文学学术界或许算得上是首例。我当时觉得,已经写过几个单篇,现在又做了一个综论,这个课题可以到此为止了。所以,入学后同先生商量开题时,我说想写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当时确实也做了一番准备,于是对先生大谈自己的写作计划。先生还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透过袅袅的烟雾盯着我,听我的汇报。听完后,他把还未抽完的烟按熄在烟灰缸里,往烟灰缸里倒了一点茶水,静静地反问了我一句,你的佛学与中国现代作家就是一个好题,为什么不继续往下做呢?接着他又说,遇到一个好题目,不要轻易放弃,要做细,做深,做成一颗钉子,钉在学术史上,让后来者无法绕过你去。先生说这番话,随意得就如叙家常,对我而言不啻醍醐灌顶,如雷贯耳。回到宿舍,整个晚上我都兴奋得无法入眠。95年的暑假,我写完了博士论文的初稿,一开学就交给先生去审阅。那本稿子是学先生的习惯,用蘸水钢笔写就的,还特地用了500字规格的稿子,有较宽的空白处可供老师批阅。记得先生接过稿子,很高兴的样子,当时就和我谈到了这部论稿的取名。先生说,一部书稿也好,一篇文章也好,看它是否有创见,就看它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它的内容,而这句话要是别人没有听过的话。后来我把博士论文的题目由“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改成“佛学与人学的历史汇流”,就是听了先生这一言语的启示而得来的。在此后自己的教学经历中,我把先生的这些教诲归纳成“钉子”主义和“一句话”原则,不断地对我自己的学生传授。我的那些学生是否真正理解了富仁师的这些教诲,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自己是获益多多,受用无穷。96年元月,我提前半年举行了博士论文答辩,答辩主席是《文学评论》的王信先生,答辩委员是钱理群、宋益乔,还有本校的郭志刚和朱金顺四位先生,吴福辉和凌宇先生也为拙文写了通讯评语。答辩整整一个上午,但我过得还是比较轻松,因为让我答辩的问题其实不多,大部分时间是老师们自己围绕这个话题兴奋地讨论。后来,拙文出版时,富仁师效仿师祖李何林先生,将七位评审委员的评语串联起来,放在序中,立此存照。这些评委都是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著名学者,他们的评语本身就是一篇精彩的学术短文。这些年来,自己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时不时会把他们的评议翻开来,不断地温习,从他们热情的鼓励中吸取力量,从他们细致的建议中启发灵感,我想,这也许就是先生如此这般写序言的初心吧。先生在序的结尾中也说:“谭桂林的这部论著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的开拓性,在于它做的是披荆斩棘的工作,是翻耕这块生地的工作。这也是一种‘收获’,但这‘收获’还不是最终意义上的,还只是为种庄稼做了必要的准备,真正意义上的收获还有待于后来更细致、更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更多的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它是进行曲,而不是主题曲”。从那时到现在,一路走来,我虽然做鲁迅研究,做诗学研究,兴趣来时,也去当代文学评论领域中敲敲边鼓,凑凑热闹,但始终还是牢牢记着先生的教导,把主要精力坚持不懈地用在“翻耕这块生地”上。最初是研究现代作家与佛学的关系,后来拓展到现代作家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最近又出版了《现代中国佛教文学史稿》,能够有这些成绩,无疑都要感恩于20多年前那个晚上先生的当头棒喝。

回到单位之后,从学生又变回到教师,开始正式工作,和王老师的联系就很少了。有时候逢年过节打个电话,到后来电话也不是那么频繁。刚毕业的时候,还寄过开封的土特产花生糕和其他一些点心,后来觉得这些土特产实在是“土”,有点寒碜,而且并不见得好吃,就没有再寄过这些东西。自己很少走动,加上诸事缠身,以至于从2004年毕业,竟然有十一年没有再见过王老师。

虽然,我最终在鲁迅这里吸取了资源,强调“双重怀疑”:“对启蒙主义的怀疑,以及对‘启蒙主义怀疑’的怀疑”;但我还是陷入了犹豫不决的困境。这时候,是富仁以他所特有的坚定给了我当头棒喝:记得是1994年,我和富仁一起应邀到韩国进行学术交流,我一路都讲一个题目:《中国知识者的“想”“说”“写”的困惑》,这是我这一时期的怀疑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富仁听了以后,在我们两人单独相处时,即毫不含糊地、诚恳地对我说:“你的质疑固然有道理,你也没有根本否定启蒙主义;但现在大家都在否定启蒙主义,你我两人即使明知其有问题也得坚持啊!”

王老师当时正抽烟,胳膊突然就停在半空中,表情越来越凝重。他说,你们说,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这个“大家”里都有谁,包括你们几个吗?他说,这么评价作家不是理解作家和文学的方式。他说,你们不能用这种庸俗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上,正常和不正常是谁定的,病态和健康的标准是谁定的?只有去参加研讨会、给别人题词才是正常的吗,这是谁说的?这是什么逻辑?!

老师说,不管什么时候,你还是要回到鲁迅,去看看鲁迅怎么写人,怎么反思自己,“如果你真正接受了鲁迅的精神和思想,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时空和境遇,你都能够对周围世界保持清醒的认识,你就能够知道应该注意什么,以及该如何设计自己的行为。”也是在此前提下,老师成为学院派学者的异己者,他的论文从不使用拗口的理论术语,他批评日渐实用化的大学教育体制。

毕业之后,我回了湖南工作,虽然有时到北京出差,抽空到先生家里看望一下,有时开会见到先生,也尽量利用时间随侍左右,但见面的机会毕竟不多了,主要还是通过电话联系,谈话的内容也不再是学术,而是嘘寒问暖的寒暄、照顾身体的叮嘱之类。但我就像80年代读先生的《呐喊》《彷徨》综论一样,始终关注着先生自己的学术发展,为先生提出的每一个震撼现代文学学界的新见而击节叫好,并把它们化入到自己的教学与研究中;也随时跟进先生的学术步武,到先生所开辟的每一个新的学术天地中去领略先生的思想与智慧,来开拓与提升自己的学术境界。所以,在先生身边也好,不在先生身边也好,一样地可以沐浴浸润着先生的精神熏陶,学术光耀,这对我们这些王门弟子而言,不啻是人生最为幸福的事情。当然,我也深知,就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影响而言,先生不仅属于我们王门弟子,而且属于鲁迅研究界,属于现代文学研究界,甚至说属于当代中国的学术界也毫不为过。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者乃人类追求真理之楷模。先生也许并不在意自己的声名,也许并不着意追求自己的影响,但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先生创造性的学术成就,已经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里学术的一个奇迹,一种标志,一种思想力量的化身。

再见到他,是在听说他生病住进301医院之后,那时我已经跑到北京,很想去看他,但这种场合我又不知该怎么说话,只好约了同事也是师姐的孙晓娅一起去,此后又去了几次,留下了两则日记,分别是2016年夏初第一次去探望,以及2017年3月最后一次去探视的情形,抄录于下:

我听了大为感动,这是提醒,更是相互激励:无论如何,在当代中国,必须坚持启蒙主义,即使只剩下富仁和我,我们都要坚守:这是时代、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就在这刹那间,我觉得自己与富仁真正相识相知了,富仁这番“掏心窝子的话”从此成为我生命中的永恒记忆。

他说,你们是文学研究者,你们要进入作家的文学世界,要理解他为什么这么选择,他为什么会感到孤独和痛苦,你们要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不能和普通人一样。你们不能用当官、发财、能在场面上混这些标准去判断这样一位作家,你不能因此判断他是否正常、成功。他站起来,提高嗓门,大声说,理解文学的方式不是这样的,你不能这样理解他,不能!

记得2002年暑假,老师到郑州讲学,之后我们一起去洛阳龙门石窟看大佛。细雨淅沥,天空淡远,大佛安然,我们静观聊天欢笑,非常开心,那时老师刚过六十岁,刚刚开始新国学的研究。所谓“新国学”,老师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并不是回到旧文化自身,而是试图让旧文化和新文化构成一个完整结构和学术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是开放性的,有最基本的、恒定的东西,它可以随着未来的发展而仍然存在。也是在这一意义上,老师重新研究孔孟老庄,写了一系列长篇思想性论文。十几年过去,似乎应者寥寥,但老师谈起他的构想时,那宏阔的架构和热情却始终历历在目。他不怕孤独,也不担心被误解,面对现实世界,他既温厚安然,又保持着思想的独立和勇敢的探寻,甚至,某种宁折不弯的刚烈。

先生离开我们一个多月了,这些天来,一个令人伤感的问题始终在我的心里纠结缠绕。先生的离去已经成为今年中国学术界的一个不幸事件,这个事件对于未来的学术界它将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这些弟子乃至许多敬仰先生的青年学子而言,我们失去了一个可亲可爱的导师,对于先生同时代的各位尊长而言,他们送别了一位值得信赖和敬重的同伴,而对于整个的鲁研界、现代文学界乃至当代中国学术界呢?这个损失恐怕也是无法估量和弥补的,因为先生的思想、先生的学术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存在,也是一个可以追随但无法复现的存在。先生的学术之路深深刻印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每一个足迹的深度及其震撼力,除了来之于本身具有的严密的逻辑推论与高屋建瓴般的理论思维之外,无疑也来之于先生对中国文化心理结构深邃的洞察,以及对自己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个人经验的富有意义的发现、升华与坚守,它们不仅记录了一个非常时期中国学界的思想风云,而且昭现着一位杰出学者的良知、激情、智慧与真诚。新世纪以来,中国学界的分化日益显明,被五四新文学严厉批判过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方式在卷土重来,而重考据,作实证,爬梳整理,旁征博引的研究方式也大行其道,但真正熔铸着学者个人良知、激情、智慧与真诚的学术成果则越来越珍稀,学术的纯化与规范化正在付出激情萎缩与思想褪色的代价。先生去世的第二天上午,我正好给研究生上鲁迅专题课,内容是鲁迅文学中的革命叙事。强忍着心中的悲痛将课上完,临下课时,我向同学们宣告了先生离去的消息。看着学生们惊谔的神态,我实在情不自禁,满含泪水,用颤栗的声音又补了一句:“这位先生的离去,或许将预示着鲁迅研究一个时代的结束”,随即宣布下课。事后想来,这话说得有点情绪失控,但它确实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显示着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在我心中的地位与分量。

7月25日,也就是知道王老师得病之后,过了十几天,我才联系了孙晓娅一同前去看望他。因为中间经过检查,他曾回汕头一次。不知道合适的探视时间,所以拖了几天。确诊是肺癌,但去年并没有发现,因为肺炎住院的时候,也没有检查出来,也许是新长出来的。他住在301医院内科大楼15层呼吸科三病区11床。我们是下午3点集合,买了一束花,牛奶、酸奶、蜂王浆、水果若干。王老师住的是多人病房,大概有5张病床,他住在靠里的一张。我们去的时候,他坐在小椅子上,就着床头柜看书,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王老师精神状态很好,只是头发有些稀疏,他清楚自己的病情,但并不恐惧,很坦然、达观,似乎早就想清楚了生死问题。吃饭也很好。我们安慰的话,都宣告作废,原封带回。交谈一个多小时,担心他有些累,我们便告辞。遗憾的是没有带录音笔。

打破桎梏 学术规范不能成思想枷锁

那天,王老师就这个问题谈了很长时间,他当然不是针对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他针对的是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问题。关于如何理解一个人的孤独,如何理解一个作家的不合群,如何理解文学本身。那是我们作为博士生第一次与老师见面,回宿舍的路上我们都很沉默。

保持热爱与完整

2017年6月9日写于秦淮河畔半空居

希望老师能坚持多一些,再多一些时候。

我们还要共同面对学院学术的压力: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里的学术在“重建学术规范”的旗帜下,日趋专业化与技术化。这本身自有其必然性和积极意义,但这样的学院规范发展到极端以后,就对富仁和我这样的多少保留民间野性的学者,形成一种“理所当然”的否定:我们的有主观生命投入的研究,被视为对“学术客观性”的冒犯;我们学术论述中很少引述西方时髦理论,以证明其正确性,我们自身的学术价值也变得可疑。富仁和我,就这样成了学院派学者中的“不守规矩者”和“异己者”。

那天,我们每个人都深受震动,不,应该用震撼来形容。

世人总是被王富仁先生敏锐纯粹的学术精神和批判意识所吸引,但于我而言,老师却兼有父亲的形象。想到他时,除了思想的熏染和解惑外,生活的点滴细节似乎更为真切。在北师大读博士期间,我的家还安在郑州。每次试探着说,老师,我想回家。老师总是不等我说完,就说,回吧,赶紧回吧。他的语气好像在赶我回去,生怕我晚一分钟到家。直到此刻,那一声声的“赶紧回吧”还在我耳边,带着点含混的、甜蜜的笑意,好像他的学生要回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他要用尽全部力量去支持。

《在辰星大地之间——

今天是2017年3月25日,到301医院看望王老师。这应该是我第四次去医院看老师,前三次分别是和孙晓娅、张莉、孔育新。这次是和宫立。宫立上午去望京看师母,然后坐地铁到301会合。我在门口水果店买西瓜两个,大芒果四枚。老师仍住内科大楼,进门时正在输液,头发很少,几乎光头,有一女看护在,似乎是雇来的保姆。说话声音不如以前有力,精神也不如前次旺盛,但说话的欲望仍很强。据说胃口不太好,已经是第五次化疗,前四次恢复都快,这一次恢复很慢,不想吃东西。坐了十几分钟,一个学生来看,说是汕大硕士,后来在北师大读博,现在中大工作,但我不熟悉。又坐十分钟,恐他太累,告辞。晚饭和宫立在饺子馆吃。

坦白地说,我们自己对此虽感不快却并不在意;真正让我们感到纠结的,是当我们都当上教授、研究生导师,事实上被学院承认和接受以后,却感到了学院体制的束缚。我在1997年写的《我想骂人》的文章里就这样写道:“我担心与世隔绝的宁静、有必要与无必要的种种学术规范,会窒息了我的生命活力与学术创造力和想象力,导致自我生命与学术的平庸与萎缩;我还忧虑于宁静生活的惰性会磨钝了我的思想与学术的锋芒,使我最终丧失了视为生命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我更警戒、恐惧于学者的地位与权威会使我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某种合谋与附庸”。

博士毕业十余年,搬家无数次,扔掉诸多东西,却有一样始终保留:王老师批改的我的博士论文打印稿。那红色字迹遍布于文稿的天头地脚,密集如织,大到整体结构的安排,小到字词的使用,他都认真提出修改建议。后来,论文出版,老师更是写了五万字的长序,谈论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特征,讨论作家在此文化中的选择与割舍。记得当时出版社希望能把这长长的序删掉一些,老师愤怒异常:“一个字都不能动,我写的都是经过字斟句酌的。”这是老师唯一一次发怒。我深为震惊,却也明白一件事:要珍惜你的文字和思想,不是不让人改,而是,你在写的时候,要赋予它真正的价值。

王富仁先生纪念文集》

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去看他,可以明显感觉到老师的精神在逐渐衰弱,虽然在重病中,但他很少谈自己的病情,反而总是和访客谈及他正在写作的文章,谈及他对于各种问题的思考,谈及他多年未见的某位老学生。(因为身患重疾,高俊林师兄无法前来看望王老师。当我把他的惦念和问候转达给王老师的时候,老师的神情忽然激动起来:“高俊林的命运实在是太不幸了!他如果没得病,就会是你们当中的陈平原!”如今老师已远去,我特将这句话抄录于此,以慰正在与病魔抗争的高师兄。)他谈话的愿望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我的心情总是矛盾的:既无比珍惜他说的每一句话,珍惜听他教诲的每一秒钟,又担心他谈话过久、过于疲劳、加重病情。最后总是理性占据上风,在他谈兴正浓的时候,不得不硬着心肠打断他,和他告辞,而且怕他多心,从来也不敢录音和合影,现在想起,这遗憾是今生今世都无法弥补的。

应该说,这样的危险,在9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是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最大陷阱;富仁和我是较早意识到这样的危险,并自觉试图挣脱而出的学者,这全靠鲁迅对我们的影响和启示。我在文章最后就是这样说的:“我内心深处,时时响起一种生命的呼唤:像鲁迅那样,冲出这宁静的院墙,‘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这是一个自我选择的重大调整,加强对现实的介入,同时追求更接近知识分子本性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境界。

有一次,我们说起身边一位同学的论文使用了福柯的理论,感觉特别有学问,原来觉得没意思的小说经过他的分析变得有意思多了。我们都羡慕他的论文找到了创新点。王老师并不以为然,如果你们阅读中觉得那部小说并不是美的、不是动人的、没有文学品质,那么,你用最好的理论来阐释它又能说明什么?是理论重要,还是你作为研究者的文学感受力重要?

那天花板上的黑洞,随着时间和记忆的磨损,变得广大、模糊,又无处不在。那深渊一样的黑暗,悬在下面几个人头上,似乎随时要把人吞噬掉。下面的人隐约感受到那威然的压力,却因为热爱,因为心怀希望,依然保持着昂扬而专注的思考。就像那支燃烧过半的香烟,哪怕成为灰烬,依然倔强地维持它的完整。这是老师带给我们的精神意象。在以后的生活和写作中,我会努力保持这样的热爱与完整。我是父亲的女儿,是老师的学生。

汕头大学文学院编,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3月份去看过之后,我内心隐隐有不好的预感,但总想着应该还能支撑一段时间,所以打算五一假期之后再去探望他。没想到5月2号的傍晚,我被微信上的消息打晕了:

自我完善 中国文化的守夜人

他谈起研究界对鲁迅衣食住行的热衷,对鲁迅每天吃几片药,吃几顿饭的资料收集。他说,是人就吃五谷杂粮,这样的资料收集无非证明鲁迅是人,可是,鲁迅本来就是人,又不是神,无需用他吃和我们普通人一样的东西来证明。他说,研究鲁迅,要老老实实进入鲁迅的文本,进入他的精神世界、文学世界,那才是对文学、对一位作家真正的尊重。

目录

2日晚,从微信上忽然看到王老师去世的消息,但不知真假,赶忙打电话给孙晓娅,孙接电话后直接让到南门坐车,她也正要去医院。赶紧穿衣穿鞋,背上包,但兜里只有五十块钱。顾不得,跑下楼,坐车到了中日友好医院。殡仪馆在北门,找了半天才找到。刘勇、钱振纲、李怡夫妇、沈庆利、李炜东等已在,肇磊不时哭泣,眼睛通红。我哭了一会儿,深感虚无,如同孤儿一般。晓娅合十,口念佛经,随后退出。刘勇和李怡商量后事。等待老师二儿子到,带着衣服,据他说早上上班去的时候,老师似乎好了一些,所以没想到这么快去世。刘勇忙着联系八宝山,他和李怡是办事的主力。我只能颓然站着,不知道能做什么。肇磊兄弟给老师换好了衣服,身旁放着帽子,殡仪馆工作人员和我一起将老师抬起,送入冰柜之中,号码16。

此后十余年,富仁和我都步入老年。我发现,富仁的研究与写作,越来越具有“文化守夜人”的意味——这是富仁提出的概念,他曾写有《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一书,现在他自己也在为中华民族文化守夜,为鲁迅文化守夜:在不断发表关于“新国学”的长篇力作的同时,还写出了《中国需要鲁迅》这样的专著:他也在“接着鲁迅往下做”。

代前言

老师的躯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我最后一次抱住了他。

我自己,在把研究的重心转向更具历史与现实批判性的当代政治、思想文化研究的同时,也在更自觉地坚守鲁迅思想文化阵地。就像我在《鲁迅与当代中国》“后记”里所说,几十年来,富仁和我,以及我们的相知者,“从来不为批判者的高论、喧嚣所动,依然我行我素,以鲁迅的韧性精神,到处讲鲁迅,一有机会就讲鲁迅,乐此而不疲”。我们如此执着、固执地坚守,许多人是不理解的,我们经常遇到“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质疑。

他和我讨论论文选题。他说你就按你在清华的硕士论文题目做下去,不要轻易换研究领域,要专心,要做深、做扎实。我们最终确定的论文题目是“女学生与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王老师说,我支持你去图书馆做基础的资料收集工作,但是,不能陷在资料里,你要有穿透力,不要把自己埋进去。眼光要放远,要把它放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视野里去观察,要把女性写作放在整个中国社会变动的过程中去看。

毛思慧

富仁在《中国需要鲁迅》里说:“我可以断言,在今后二十年内,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鲁迅将赢得更多的同情和理解。他的价值和意义,也将表现得更加鲜明和充分”,这是代表我们的共识的。而且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今天,许多人在面对和思考当下中国现实时,都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不仅有体制的根源,也还有国民性改造的问题。我们这些鲁迅精神和文化的坚守者,既不断受到质疑,但在根本上又不是孤独的,而且我们又是彼此搀扶的。

他说,别陷入自己的研究圈子不能自拔,不能以为自己的研究领域比天大,你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对这些作家的文学贡献要有恰如其分的定位。他说,不要因为你自己研究她们,就有意无意地去抬高她们的文学成就,要清醒。

王富仁先生纪念会发言

王老师走了已经五个月。平日里我依旧碌碌,波澜不惊;但深夜独坐,块然静思,依然可以感觉到他留下的巨大空白。这空白使我延宕至今,方有勇气面对老师在我思想和精神上投下的影子。

现在,富仁走了,我还活着。我早就说过,活着就是为了最后完成和完善自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守鲁迅的精神与文化。现在,这又成了“幸存者的责任”。我还会这样继续走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说,你在这个研究领域已经有三四年时间了,要对自己有信心。别人可能会给你提意见,提出不同的看法。如果你觉得没有道理,不要争辩,不必理会。如果你觉得有道理,可以听。但不要因为对方是师长、不要因为对方名头响就唯唯诺诺。即使是我的看法,你也可以不听,没有关系。

严家炎

老师和我单独相处的时间很少,深入的交往也并不多。我对他的理解,更多是来自对他著述的阅读。对于老师,我最深的感受有两点:一是独立,二是诚实。这看起来是老生常谈,但却是我真实体会,我愿意在这里再说一说。

他说,女性通常容易受他人影响,容易动摇,所以,你要坚定,你要做坚定的人。他说,你不是在做一篇让导师喜欢、或者让答辩委员会喜欢的论文,你面对的是文学本身。你不要顾及别人怎么看。不要怕。

缅怀王富仁教授

王老师是非常强调独立的人。他经常说:“要找到你自己。”我的理解是,这既是要求找到适合自己的学术研究方法,更是要求让自己彻底成长起来,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用自己的眼光看待世界的独立个体,而且更进一步,独立地做出选择,独立地承担后果。他既是谦虚朴实、尊重他人的,又是坚持自性、绝不盲从的。他以研究鲁迅成名,但绝不仰视鲁迅,而且认为自己在人格上与鲁迅是平等的:

他对我们说,你们读博士,不是为了写完论文找个好工作的,你得让自己的研究和自己的生命发生联系,要让你们的生命参与你的研究,要使你的研究对你的个人生活、对你个人的成长有意义。

王 信

鲁迅伟大,但他死了;我很平凡,但我活着。他能做的事,当然我是绝对做不了的,但我现在能做的事,尽管平凡,尽管不伟大,他也无法替我做。我承认他的伟大,但我也有我的自尊和自信。我不想成为他,也不能成为他。他做了他的事,我现在做我的事。在这一点上,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

……

樊骏与王富仁

我以为,这是真正得到鲁迅精神精髓的。他的学术研究,从一开始是由他的强大主体性所掌控的,他尊重学术界的权威观点,但绝不效仿或者迎合别人,等到他成了学术大家,也从来不以权威自居,不强求别人来附和自己、认同自己的观点。他的学生里,有些人的选题他并不完全认可,但只要言之成理,最后总能得到他的同意。他坚持自己的想法,也允许别人坚持自己的想法。他的独立不是压制性的,而是召唤性和激发性的。他从来不希望别人模仿他、复制他,而是希望学生都有自己的个性、都成为不能被取代不能被消灭的“那一个”。

王老师的聊天通常是娓娓道来,他的语速不快,从容自若,但内在里又有一种威严。说到兴起时他激情澎湃,妙语连珠。他的主题庞杂,大开大阖。他的谈话密度大,对我们的冲击力也大。

——在王富仁追思会上的发言

这种对独立的敏感、珍视和坚持,是与王老师的成长背景有关。他们这一代经历了“文革”、崛起于1980年代的学者,时代刻印的痕迹很深,受总体性理论的影响,有强大的自我与主体精神,有着雄辩和斗争性的一面。但1980年代学风的另一面,则是对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的初步的认识和建立,无论声音大小,多元对话的局面至少是初步形成,不再只有一个能思考的“我”,而是出现了许许多多独立思考的“我”。谁也不可能真正钳制对立面的声音了。

我并没有天天记日记的习惯,但是,在北师大读博期间,每次和王老师聊天回来,我都要记下他的看法。之后十多年时间里,我常常翻看,重温,细细体会。

钱理群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王老师形成了他对个人主体性的认识。他以独立性为基础进行学术研究,从来不考虑是否“前沿”“入流”“创新”,是否会在学术市场受欢迎。他在鲁迅研究中提出鲁迅小说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冲破了陈涌模式的桎梏,虽备受批判责难,绝不妥协;1990年代转向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他以自己的阅读感受为基础重新解读古典名篇,并不畏越界玩票之讥;2000年之后,相继提出“左翼文学研究”和“新国学”研究,也都是他的自身思想逻辑发展的结果,是他自己独立思考所提出的主张。

“知我者”走了,我还活着

对于王老师这一代人而言,独立思想是最重要的,不是思想为学术服务,而是学术为思想服务。比起独立的自我来,学术其实算不了什么。王老师曾说:“研究一个作家,读完作品,任何人的研究成果都不看,自己先写,写到一半,再参考别人的研究,重复的地方就略去或少谈。”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因为这和今天学术规范“先阅读前人研究成果、了解研究现状”的要求是完全不符的,是很不“学院派”的。但我通过自己的实践,发现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它避免了别人的研究思路对自己的干扰,尽量保留了自己对作品的原初感受,而后者恰恰是最珍贵的。王老师文章注释之少,是出了名的。他喜欢讲自己的话,不喜欢借别人之口来发言。早期博士论文里的注释就很少,除了引用了一些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此外就是《呐喊》《彷徨》的原文;晚年之后,更少引用,经常出现数万言长文而无一注的情况。这在今天以繁注为博学、凭脚注显功力的学界看来,简直是逆潮流而动。

2007年6月,我的博士论文被答辩委员会评为优秀博士论文。王老师对论文中力避理论缠夹的语言表达非常赞赏。回汕头之前,他严肃地和我谈起毕业之后的研究方向。

——悼念富仁

也因此,独立是有风险的。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便有可能与众人对立,与时流相悖,成为学院之敌、精英之敌、大众之敌、国民之敌。独立意味着寂寞,意味着不被承认,甚至意味着被孤立。

他说,你有创作经验,文本分析能力也不错,有没有考虑做当代文学批评?他说,不要对当代文学研究有偏见,我们做学术,要和时代保持互动。要和我们的时代同呼吸,不能躲进书斋,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

吴福辉

在学术界,诚实尤其是难得的品质。王老师能独立,就在于他能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在受到压力的时候,不违心放弃自己的观点,不迎合他人;在受到追捧的时候,在受到冷落的时候,在逐渐淡出中心、被边缘化的时候,坚持自己的看法,不跟风,不随俗。学术界三十年来风气的变化,有目共睹。倘若赶紧转向,跟着说几句时髦话,拜一拜福柯萨义德、巴丢阿甘本,一直站在浪尖上,保持学术明星的地位,也不是做不到,但王老师并不这样做。他没有盲目信从后现代主义理论,没有将新文化运动、启蒙主义、新文学、现代性视为话语建构而统统解构之,而是以巨变中的中国社会为基础,维护、阐发新文化、新文学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维护、阐发“现代性”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意义。无论处境如何变化,无论身在北京还是汕头,王老师都一直在独立思考,并坦诚地提出自己的主张,这种主张也许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赞同和回应,也许还备受误解和争议,但珍贵的是,它是王老师自己思考的结果,而不是言不由衷、见风投机的结果。他的诚实并不是顽固不化、抱残守缺,而是以自己的甘于边缘、甘于寂寞保存了一个思想者的尊严,在越来越以立场区分敌我、彼此视若雠仇的思想界,保留了一种“不站队”“不搞圈子”的可能。因为忠实于自己,王老师逐渐显得特立独行与不合时宜,但由诚实而去伪饰,去伪饰而能朴素,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一个独立、微弱甚至有些孤独的声音,恰恰是当代中国思想生机尚存的证明。

他说,不要小看文学批评,做一个好批评家并不容易的。谈起当代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他说,做文学批评的不是“教师爷”,批评家和作家是同行,是同道。要尊重作家的劳动,他们是为我们这个时代创造艺术财富的人,任何时候都要尊重他们。

生命因悲哀而庄严

他说以后你如果做文学批评,不能动不动就抡棒子,即使批评人家,对人家有不满,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剜烂苹果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说苹果全烂了,全烂了就没必要剜了。

——悼富仁

行文至此,王老师远去的悲伤逐渐淡去,我转而体会到一种生命的辽阔感。我意识到,我对老师的很多理解,其实是源自老师去世这件事。老师在世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一直会在那里,他一直就在那里。那么他的著述,读多读少,迟一点读早一点读,都不那么重要。但是,先生去世之后,他的那些文字似乎一瞬间被激活了,阅读它们变得非常迫切和重要。因为我意识到,再也不能听到他那延绵不绝、往复跌宕的谈话了,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和他交流了。我只能也必须以一个主体的资格,通过阅读他的著述,与他进行平等独立的对话。老师以他的告别再一次教育了我。然而我又有一种奇怪而僭越的感觉,老师的肉身虽然消失,化为文字,散入书本,但似乎从这时起,老师才不是那个为大家所有的老师,而是真正属于我的老师。

他和我分享他评论现代作家的经验。他说他的原则是,你做了木匠,我就按木匠的标准评论你;你做了铁匠,我就按铁匠的标准评论你。他说,他对作家的期待是,你是个木匠,得尽量做个好木匠;你是个铁匠,得尽量做个好铁匠。

赵 园

初秋夜雨,我从架上抽出一本《说说我自己》。恍惚中王老师就坐在面前,抽一口烟,笑眯眯地问道:“你最近在忙什么哪?”

我们也谈起鲁迅的文学批评,谈起他的《中国小说史略》,谈起鲁迅当年对那些女作家萧红、凌叔华、冯沅君的评价,寥寥数语却精准传神。我们也谈起俄国文学批评,谈起别林斯基。

送别富仁

两个孤独的灵魂,谈话才刚刚开始。

做文学批评工作十年来,我常常忆起王老师的话,我越发认识到,王老师句句都是金玉良言。

尾崎文昭

孟庆澍,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新文化——围绕<新青年>同人所作的考察》等。

哀悼王富仁先生

2007年10月,王老师受邀在南开大学及天津师范大学做讲座。当时我在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

陈子善

在南开大学的林荫路上,我提到自己初到天津,有非常强烈的孤独感。他说,是啊,人都是孤独的,人和人在精神上实现真正的沟通很难。他说,孤独的时候没有人能真的帮助你,你只能靠自己。

王富仁《鲁迅与顾颉刚》序

他说他孤独的时候就读自己喜欢的书,虽然读过好多遍,但重读感觉还是不一样。他说鲁迅让他渡过艰难时光。

黄子平

王老师说,现在你的博士论文完成了,你可以回头再读读鲁迅。即使你做当代文学批评,鲁迅其实也是绕不开的,他是源头。读鲁迅,你不要为了课题申请,也不要为了发论文,就是纯粹地读,鲁迅是能成为我们精神支柱的作家。

“大师兄”王富仁

那天,王老师把他主编的《新国学》送给我。我送他回明珠园休息时,注意到他的书桌上放着一本书,是罗素的。

小谷一郎

就是在那一年,我开始重读鲁迅。一如王老师所言,读鲁迅既不是为了课题,也不是为了写论文。

懷念王富仁老師

丁 帆

十多年来,我在不同的场合听到别人向我讲起王老师。朋友们为我拼起了一个我并不完全熟悉的王老师形象。

启蒙是启蒙者的悲剧

  • 首页
  • 电话
  • 文学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