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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7月在沪上探望季羡林老友王元化先生,说魏建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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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上海滩上曾有人将陆费逵和爱迪生、高尔基等数人放在一起,认为他们可并称自学成材的典范。和爱迪生、高尔基比较,陆费逵的国际影响力也许并不十分耀眼,但若提及中华书局,其创立者陆费逵则不能不显得光彩照人。从1912年1月1日由陆费逵在上海创立一路走来,中华书局之名家云集可谓璀璨,中华书局之名着阵容可谓奢华。2017年1月1日,是中华书局成立105周年的纪念日,本刊特辟专栏,一则为璀璨奢华背后之心血备注;二则为坚守笃实谨严之中华书局祝贺;三则为建设文化强国之中国出版助威。?? 中国论文网 1962年3月20日,给周一良先生的约稿函,由中华书局古代史组陈振起草,�M长赵守俨、副总编辑张北辰核稿,金灿然签发,挂号寄往“西郊北京大学燕东园24号”,全文如下: 一良同志: 为了进一步推动百家争鸣,繁荣学术,我们计划陆续编印几位专家的学术论文集。 您数十年来致力于历史研究,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文。由于散见于各种报刊,学习参考者均感寻检为难。因此,我们诚恳地希望您自己或由您指定的同志编定一个您的集子(中国古代史、魏晋南北朝史、近代史和中外关系史方面的论文,均可收入),交给我们出版。 这个集子所收的论文不拘时间,解放前后的都可以;不拘题材,举凡考据、论述均欢迎;不拘文体,文言白话都可编入;不拘字数,如果字数较多,可以分卷出版。论文中某些论点现在您已有所改变或发展,可以修改,也可以不作修改。解放前的文章,在今天看来,容或有不妥或不足之处,如果您认为必要,可以在序言中作适当的交代。如果有尚未发表过的论文,也不妨收入。 我们希望您能同意这个要求。在编订过程中,如果有搜集材料或其他困难,我们当尽可能地帮您解决。 此致??? 敬礼 编辑部 约稿函从第三段“这个集子……”以下,档案存件是油印稿,说明当时确曾有过较大规模的约稿计划,只是终出版的并不多。约稿函中的四个“不拘”和“可改可不改”的编订原则,在前引《中华书局组织编订学术论文集》中也做了类似的归纳:“我们在组织编订个人的学术论文集的时候,向作者说明,只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以不拘文体,不拘性质,不论考据、义理、札记,均可收入。对收入的文章,作者如愿意修改,可以;不作修改,也可以。”《我局组织学者编订学术论文集近况》并补充说:“不论撰写于解放前或解放后,已刊或未刊,均可收入。有的专着,解放前已经印过单行本,如果今天看来仍有较高参考价值者,仍可以全部或选择其中一部分收入新编的论文集。”所表现出的开放和容纳的姿态,非常难得。 前引《中华书局组织编订学术论文集》说: 多数专家对我们组织他们编订文集,表示很兴奋,认为这是党对他们很大的鼓舞。但是也有个别专家,如向达,因为过去曾被作“白旗”批判过,深恐他的文集会被当作新的批判资料,因此持观望态度,不怎么积极。 周一良先生在收到中华书局编辑部的约稿函后,于1962年4月9日做了回复: 编辑同志: 前接来信,关于编一本论文集事我已考虑,拟将解放前一些材料考订性的文章收集起来。共约二十余篇,可分两大类:关于六朝隋唐佛教文献和佛教史方面的文章。其中有几篇是尚未发表的。 这些文章重印前须审阅一下,并略作修改删订,估计到六月间可以抽空搞完。大部分我尚有底子,其中有“谈佛典翻译文学”一篇,载《申报・文史副刊》第三、四、五期,时间约在一九四七或四八年,已无存底,希望能设法给我抄一份,以便重读编进去。 即致 敬礼! 周一良? 六二.四.九 周一良先生1989年在美国期间,回忆《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所收论文的有关掌故,写成《我的〈我的前半生〉》,其中《新史讳举例》一节曾涉及信中所说的“修改删订”情况: 我的《论宇文周种族》一文,系在史语所时撰写,曾就此问题与所长傅孟真先生交换意见。文章在《集刊》发表时,“随例”附带提到傅所长。60年代中华书局印论文集时,我当然又“随例”删去他的名字,政治避讳也。《牟子理惑论时代考》完稿于北京解放之前,曾就正于胡适之先生,他以长信答覆讨论。此文交《燕京学报》发表已在1950年。我认为应把胡先生及周祖谟先生讨论函和论文一同发表,但对胡函有点犹疑。学报主编齐思和先生断然表示:“这是学术讨论,与政治无关,可以一起登。”而1963年中华书局出论文集时,我当然又“随例”避讳删除,只保存了周祖谟先生一封信。 档案存件的信上有两处批示:“守俨同志阅。北辰 4. 11”;“可去信给上海报刊图书馆代查代抄,我们出钱。金 18/4”。从金灿然的批示,可以看到当时出版者与作者的关系,出版社把对作者的支持和付出,完全当作分内之事。4月11日,赵守俨先生草拟复函: 一良同志: 4月9日惠函收悉。承示同意编辑解放前的文集,可在六月间完成交下,甚感。《申报・文史副刊》所载“谈佛典翻译文学”一篇,当设法代抄送奉。 复致 敬礼 古代史组 1963年2月,书稿进入三校阶段,2月16日编辑部与周一良先生商签出版合同,信函由赵守俨拟稿,萧项平、丁树奇签发,陈振带交: 一良同志: 大着“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的校样已由我处陈振同志于本月15日送上,希望早日校毕退还。此书迄未订约,我们拟按照每千字12元的稿酬标准和您订立出版合同,特征求您的意见。附上合同一式二份,如承同意,即请签章后寄回一份。订约后,拟先付一千元,其余部分待该书出版再为结算。尊意如何,即希示复为感。 此致 敬礼 古代史组 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陈振先生,1959年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到中华书局古代组工作。在1963年12月调往河南省社科院历史所之前,他一直负责《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的编辑工作和与周一良先生的联络。 1963年3月13日,周一良先生致陈振函,涉及编辑加工中的一些情况: 陈振同志: 婚姻表核对了,只有汝南周氏与河东裴氏间,箭头应指向周氏,周氏与东海徐氏间,箭头应指向徐氏,稍改一下即可,其他无问题。 这张表本来很乱,经你改制后非常清楚醒目,确实花了不少功夫,理应表示感谢。请你替我在书前引言后加上一段,以志谢忱!务乞勿忘! 即致 敬礼! 周一良 六三.三.十三 “婚姻表”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的附表。存件信末有赵守俨先生批示:“作者要加这几句,可以同意。俨 3/14。” 根据《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的版权页记录,1963年6月付型,12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但是,到1964年3月7日,周一良先生还来信催询《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出版时间,其中的缘由,又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变化大有关系。 1964年3月7日,周一良先生致函中华书局编辑部,催询《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的出版情况: 编辑同志: 近得内蒙古大学历史研究所林�滞�志来函,拟将我关于宇文周种族一文收入所编匈奴史论集中,我已同意。但修订的稿子在你局,如林同志来函联系,请即将该文校样交他编排为感! 你局六二年曾约我编印旧稿,去年亦已看过清样,不知何时可出书?我手边原存的修订稿有时尚需翻阅,既已付印,可否请于便中将原稿全份掷回,以便需要时参考。多谢! 即致 敬礼! 周一良 六四.三.七 赵守俨先生3月9日批示: “①已悉,记在《匈奴史论文集》卡片上,并通知傅振伦同志。②请老□将原稿寄回。 俨 ?64/3/9” 傅振伦先生当时也在古代史组任职,大概是《匈奴史论文选集》的责任编辑。关于林�直唷缎倥�史论文选集》所收《论宇文周种族》一文,对周先生来说,也有一段难以释怀的“后话”,他在前引《新史讳举例》中说: 我自己呢,恶有恶报,受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公平待遇。由于被调到“四人帮”操纵的“两校大批判组”工作,“四人帮”打倒后,受了几年政治审查。所以,有人辑印有关匈奴的论文,辑录了我《论宇文周种族》一文,而采取“姑隐其名”的办法,以不着一字的无名氏姿态,与其他作者的署名并列。 《匈奴史论文选集》于1966年前已经编成,在1983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前,曾于1977年由“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内部印行,那时候周一良先生作为“梁效”成员正接受政治审查,不予署名的事当指1977年的内部印行本。 回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暂缓发行的事情上来。旧档中有1964年1月15日赵守俨先生关于此书发行事给书局领导的请示报告: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所收都是旧文章,其中有几篇是未经发表的。这些文章,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内容尚充实,比他近发表的东西,似乎并不逊色,比顾颉刚《史林杂识》显得还扎实些,谨严些。作者在引言中说“现在重印出来,只是希望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建设中,这些资料考订的一孔之见能作为几样零件,起个小小螺丝钉的作用”,大致符合��际情况,想不致引起什么误会。至于从人的角度来考虑,周一良的集子,似乎可以出版。 本组已出版的论文集有下列几种: 徐光启纪念论文集 中外史地考证 余嘉锡论学杂着 史林杂识初编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在排的尚有聂崇岐《宋史丛考》、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徐光启集,都是新写的文章,不成问题。旧文章的结集仅有四种,从学术质量及人的方面来说,似不算滥,数量亦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周一良的书是否可以发行,请斟酌。 俨 ?64/1/15 这四种暂缓发行的“旧文章的结集”,作者分别为顾颉刚、余嘉锡、岑仲勉和周一良。1月16日,丁树奇有一段批示,道出了上列诸书暂缓发行的缘由: 问题在于:在发表了周扬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的报告和听了他关于文艺工作方向问题的报告录音以后,还继续出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否适宜?徐光启集我没有看过,不知观点如何,如观点不对,由于是新写的文章,更成问题。周一良的集子,暂时放一放,看看情况再说。 丁 ?1.16 周扬1963年10月26日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第三、四部分,经过毛泽东主席亲笔修改后,于1963年12月27日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为题,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讲话内容涉及对待历史遗产的态度和研究方法等方向性问题: 如何对待历史遗产的问题,实际上涉及意识形态领域内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两种不同历史观的斗争问题,历史科学领域内要不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旗帜的问题。 我们尊重前代学者在整理历史资料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重视他们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所做出的某些具有真知灼见的判断。但是我们的历史观却是根本不同于前人的,是一种完全新的科学的历史观。我们的历史研究是为今天人民的需要服务的。我们研究死人,不是为了让死人支配活人,而是为了使活人摆脱死人的传统力量的束缚。 讲话还明确指出:“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尊重前人,更应该鼓励那些敢于跳出前人的窠臼,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去重新评价历史,研究历史经验,提出新命题、新观点的人,鼓励他们的批判精神和理论勇气。”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付印之际,正好是周扬讲话发表之时。1964年3月20日,编辑部才对周一良先生3月7日的来信做出回复。回函由古代史组秘书马绪传起草,后经赵守俨先生删削重拟。从涂抹过的马绪传拟稿中,可以看到“因审慎起见,暂缓发行”的表述。经赵守俨先生改拟的复函如下: 一良同志: 三月七日来信收到,因我局近日在搞“五反”运动,迟复为歉。大着《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已印出,因该集所收皆是您的旧作,此次出版并未作过多的修改,在目前的情况下,关于发行问题,拟与性质类似的古籍通盘研究后,再作具体决定。现已通知我局财务部门结算稿费,并请出版部门将奉赠的样书送上,供您参考。至于草稿,按照出版社的习惯,拟待该书发行一年之后再为送还,尚祈鉴谅是幸。 《匈奴史论文集》所收大作,当据尊集修订稿付排。这个集子尚未交来,将来如有需要商量之处,再和您专函联系。 此致 敬礼 古代史组 到编辑部回函时的1964年3月底,《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暂缓发行的决定尚未有松动。从3月间周先生与编辑部往还信函看,周一良先生也是在此书正式印行三个月之后,才收到公开发行前送出的样书。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华书局大规模组织学者编订学术论文集,因周扬的指示而开展,也因周扬的讲话而偃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从1962年约稿到1963年出版,1964年发行,其过程正是这段历史反复的一个侧影。 (作者为中华书局党委书记、总经理。题目为编者所加。)

学人季羡林诞生100周年

《玄奘西游记》再度挑热《百家讲坛》

出版《周一良读书题记》,见到多处记为“毕竟是书生所读书”。“毕竟是书生”一句,源于周一良先生参加魏建功先生追悼会,见到王西征先生挽联中有“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深受触动,此后经常以此句作为自己的代名词。为什么?编者在序言中解释:“这足见他人生教训之深,受骗上当之烈,反思自责之痛,回归自我之切。” “文革”开始时,中华书局请周先生去点教《二十四史》,他不肯去,要留校闹革命,积极参与派性斗争,被造反派打得头破血流,趴在水泥地上做“狗啃泥”状。周先生说唇舌还可以“柔弱胜刚强”,门牙却硬碰硬,后来都提前脱落了。“周一良的臭婆娘”也受到牵连,被关押起来,强迫在中午烈日下,目不转睛地看太阳! 就这样,周先生被改造好了,进了两校大批判组,成为“梁效”一员。同在的学者还有冯友兰、魏建功和林庚先生,与周先生合称“四老”。批林批孔、批邓时,周先生有贡献,成为中共十大代表,后来还进了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名单,参加守灵。 “四人帮”倒台后,周先生又被审查,陷入以孔子影射周恩来的案子中。传说周先生屋中藏有保险柜,里面放着周恩来的黑材料,周先生被解放军用枪指着头,让他交出钥匙。舒芜先生写《四皓新咏》,第三段即写这段故事:“射影含沙骂孔丘,谤书筦钥护奸谋。先生熟读隋唐史,本纪何曾记武周?”唐兰、王利器二位先生还有和诗。周先生说根本没有此事,当时并没有接到过用孔丘影射周恩来的指示,影射邓小平的指示确实有,他们让周先生把孔丘描写成矮个子,周先生不同意,说:“孔丘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决不能说成矮小。”舒芜先生听信了周先生的解释,表示不会将此诗收入集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文革”记忆渐渐淡去。我手下的编辑沈放先生与周一良先生的学生刘雪枫先生,建议我出版《周一良集》。那时我略知周先生学术水平的分量,即使对“文革”历史心存恶感,还是咬牙做了。全书五卷精装,繁体竖排,就是今天看,也称得上精美。前不久有朋友说,至今周先生的后人谈及此事,还表达了对我的感激之情。 但出版《周一良集》,我心中始终留下一道无法删除的暗影。在此后数年间,这样一套漂亮的、有影响的学术着作,一直没能得到堂皇的赞誉,至于资助、奖励等事情,就更不用想了。唯一令我欣慰的是葛兆光先生的一篇书评《学问的意义毕竟久远》,葛先生在为周先生感叹的同时,反身责问社会对“书生”的摧残。他的结论是:“学问的意义毕竟比政治更久远。”读后使我对文化出版的意义,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文革”十年,书生弄潮于政治,政治玩弄于书生,无论主动被动、悲剧喜剧,都已经成为历史。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吸取教训”,其实如何吸取得了? “文革”后有人写匿名信,说魏建功先生“迷信武则天”,魏先生与儿子逐一对照笔迹,认定是某一位书法家写的,就把那位书法家送给他的书画全部撕毁。有人写匿名信,说周一良先生“无耻之尤”,周先生却一笑了之。你能说魏先生没有吸取教训,周先生吸取教训了么?非也。在参加魏建功先生追悼会时,周一良先生见到周扬先生,周扬先生对他说:“今后好好吸取经验教训么!”周一良先生面上点头,心里却说:“怎么吸取?‘文革’中你自己不也被整得人仰马翻吗?你又怎么去吸取经验教训呢?”

周一良

怀念先生《空灵书系 老猫》图片 2 2011年4月5日上午阴云垂暗哀乐低回。季羡林先生骨灰安葬仪式在山东临清康庄镇官庄村举行。1911年8月季羡林出生在官庄村,2009年7月11日在北京辞世。根据季羡林生前遗愿他的骨灰回家乡憩园安葬。今天季先生遗愿实现了。他的骨灰分为三部分安放:一部分在北京,一部分在河北,一部分在山东老家临清。季羡林故居落于临清市康庄镇官庄村占地56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78平方米。院落两进,主院由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组成。故居匾额由著名学者书法家教育家欧阳中石书。图片 3 那还是季羡林先生99虚岁时候。我们前往因健康关系住在北京解放军301医院的季老先生。当时先生身居恒温病房,病房的门厅里摆放着一幅与温总理的合影,温家宝总理已经多次来医院探视季羡林。季老的桌旁立着一尊屈原的塑像,正墙上有冯其庸的一幅书法:“道德文章警顽声”。季先生身穿白色条纹病装,谈笑如常,思路敏捷,应答自如。现在季先生基本不亲手动笔写作了。临别时我们想与季先生合影留念,先生欣然点头应允。记得1998年北大百年之际,编辑了一套北大老学者随笔《七星文丛》,到朗润园向季先生求序,担心季先生身心劳累,预先起草了一篇底稿送去。过了半个月再去北大取稿时发现,季羡林先生完全重新写了序言,老人诚恳地笑言:“自己的文章要写就自己动笔写,要不就不写。”  千禧年前后,我们组织了一套老文化人随笔《空灵书系十册》,收入季羡林先生一集《老猫》排在书系首位。向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张中行先生约稿并且访问时,中行老评价说:“季羡林有3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我以为最难能的还是朴厚。像他这样的学人难于找到第二位。”在向张中行先生的几次请教中,发现张中行平时身着的旧布上衣好像都是中式对襟或者中山装,而且他的中山装跟季羡林先生穿的一样,都是深蓝色上衣,黑色圆口布鞋,冬天时还常戴一顶手工针织线帽子。  第一次访问季羡林是在北大东语系举办的“季羡林教授执教四十周年”庆祝活动上。这一年先生75周岁。一位早年从学北大哲学系的老人告诉我两件季先生的校间传闻。一件是:北大学子正在校园里说说笑笑往来时,一看到季老在前面,学生们便会主动放慢脚步压低声音。可是古稀年龄的季先生并不知道,依然拄着拐杖慢慢前行。学生们尾随老人身后,没有人越到他前面去。另一件是:有一年大年初一清早,季先生打开了自家屋门,看到门口前雪地上写有一行一行祝福季先生的话,但是没有留下名字。后来,我还把这两个小故事讲给季先生听。先生点点头说,这些事情也有人告诉过他。事隔多年,我仍然记得十分清晰。这一次访问季先生时,先生不穿西装不打领带,朴素的旧中山装,他关心地问我:“你也是咱们北大的学生吗?”我迟疑了一下,不知怎么回答。忽然,季老用他温和的双手握住我拿笔的手,没有一点架子。  图片 4 年轻时代季羡林  现在《季羡林文集》已经编辑到了30多册了,总算起来大约有1000多万字,可谓著作等身。翻开《季羡林文集》可以读见这样深奥的题目:“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梅呾利耶与弥勒”,“浮屠与佛”,“列子与佛典”等等。季羡林这样的学问是一般人所不及的。1998年7月在沪上探望季羡林老友王元化先生,王元化专门表达对季羡林学问的称赞,说季羡林就连给老朋友过八十生日也文文气气的,写上一篇大文章当做寿礼了。说着王元化先生还乐陶陶地拿出了季羡林给王元化的八秩寿文《关于中国美学的一点断想》,当场宣读一段:“汉文中有一个品字与文艺理论有关。中国古代有两本关于文艺理论的书都名《诗品》。一钟嵘作,一司空图作。按《说文解字》:品,众庶也。从三口。凡品之属皆从品。这个解释与文艺理论无关。在《康熙字典》中有‘品尝’一个解释,这就与文艺理论挂上了钩。”王元化告诉我,其实季羡林的这封贺寿文并不简单,它是在探讨中国文艺理论的“失语症”问题呢。再读季羡林下面的文字,就跟他的专业印度文化牵上关系了。  要知道,季羡林先生的大学问是从幅员广大的田地乡间,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过来的。季羡林1911年8月出生在山东省清平县(现改为临清市)一户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少年季羡林背井离乡投奔济南叔父。在济南他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后回到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员。1935年24岁的季羡林被录取为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小语种,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可以说季羡林从一个农民的孩子起步,从学以后是一口气读到博士的。新中国成立后,季羡林仍任留在北大担任教职,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还曾当选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大学授予他“终身教授”荣誉。我已经估算不出季羡林培养出多少天下桃李。北大中文系教授谢冕曾说过:“经季先生认定,我应当是他的第五代弟子了 ……”图片 5  季羡林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学者。先生有时相当入世,他胸中承载天下万物,时时守望着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学。季羡林一直保持着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尤其在学术问题上绝不人云亦云,有时甚至比较超前。比如和谐的问题,其实早在20多年前季羡林就已谈到了。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和谐。人与人要和谐相处。人与大自然也要和谐相处。东方人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是同大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和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老猫》、《槐花》、《清塘荷韵》等等其实都是季羡林畅谈和谐自然的美文。对于季羡林关于自然的感悟,宗璞在她《夹竹桃知己》一文中说:“身为夹竹桃知己的季先生,实际不只写活了夹竹桃。他对于整个大自然都是心有灵犀,相知相通的。”  季羡林曾经讲过:自己天天都在读书写文章,越老工作干得越多。他1978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等职务。季羡林的专业被称为“专业中的专业”,季羡林的学术生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一齐做。季羡林对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也有浓重兴趣,自称是一个典型杂学家。季羡林散文在我国20世纪文坛上独树一帜。他总共创作散文约百万字,到了80岁以后出书达到高峰。 2005年3月身为中国译协名誉会长的季羡林再度呼吁设立国家翻译奖。季羡林认为现在翻译队伍总体的素质不低。翻译是一门学科,有它自身规律。文明的社会,开放的国家,需要职业翻译家。到2006年,季羡林担任总主编的大型丛书《东方文化集成》10年来已有百余册图书正式出版。《东方文化集成》旨在发掘和整理东方文化遗产,弘扬东方优秀文化,增进中国与东方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文化交流。  季羡林主张倡导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会,后来比较文学课程在全国高校普遍开设起来。他提出建立比较文学中国派的主张,得到大多学者的一致赞同,引起了世界文学界的关注,如今已成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季羡林主张积极开展中外文化交流,撰写了大量涉及中国、东北亚、东南亚和中亚古国以及欧洲文化方面的论著。在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季羡林一直奉行的座右铭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季羡林是一个格外重情讲孝的文人。季羡林说过:自己家庭生活的黄金时期是夫人彭德华1962年从济南来到北京,一直到1994年她永远离开。我们家和睦相处,你尊我让,从来没有吵过嘴。季羡林说:“夫人彭德华年长我4岁,她一辈子没有看过任何一部小说,也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她对我一辈子搞的这套玩意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她似乎从来也没想知道过。在这方面我们俩毫无共同语言。然而在道德方面,她却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德华应当榜上有名。”图片 6  季羡林在学习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得到过名师的帮助和指点。记得季羡林不止一次说过:“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话。纵望99岁季羡林的世纪人生,其实就是一部友情史。季羡林说:“我极重感情,决不忘恩。”季羡林生平最敬仰的4位前辈,分别是陈寅恪、胡适、梁漱溟、马寅初。陈寅恪影响季羡林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影响季羡林的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梁漱溟影响季羡林的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马寅初影响季羡林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季羡林作《怀旧集》感念这些师友。 由乌尔沁与林中路工作室策划并且主编的《空灵书系》第一辑已经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第一辑收集了季羡林、冯亦代、严文井、吴祖光、黄宗英、高莽、叶渭渠、唐月梅、柳鸣九、郭宏安10位文史学科著名作家学者的学术随笔与情调散文,依每人一卷的体例编排,每卷约10余万言。平均年龄78岁的这些老先生们的文字和品格造就了该书空灵而飘逸,却又实在而不虚的风格。出版十册情况和图书由《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七版派发讯息。      《空灵书系》第一辑收集了10位文史学科著名学者的学术随笔与情调散文,它由东方出版社与“林中路工作室”共同运作完成,依每人一卷的体例编排,每卷约十余万言。读者既可以从整体上一观诸位老先生之风貌,又可单册细细品味个中意味。这里有季羡林的《老猫》、吴祖光的《我的冬天太长了》、冯亦代的《一封无处投递的信》、柳鸣九的《兄弟我》、郭宏安的《写作的幸福》、黄宗英的《故我依然》、唐月梅的《三岛由纪夫与殉教图》、叶渭渠的《雪国的诱惑》、严文井的《我只是个不速之客》、高莽的《枯立木》。     《空灵书系》的作者老先生们渊博的知识、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对人生的彻悟,造就了《空灵书系》空灵、飘逸、简洁、清新的风格。尽管这套丛书的作者平均年龄近80岁,但书中的文字和思想丝毫没有“老态”。88岁的杨宪益先生在《空灵书系》序言中写到:“出版这样一些带有旧式学人色彩的文集,我总以为是一件好事,但愿我们的这些文字能在新的年月里结集出来,让读者读到一些实在而不虚无的意思。”书中没有文字游戏,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下面还是依次体现《空灵书系》第一辑出版的十册内容。      第一集季羡林《老猫 —— 空灵书系》内容简介:本书是季羡林先生散文随笔、纪念文章等内容的专辑,书系包括五方面部分:“老猫”记述了与季先生生活相伴的几种可爱的小动物给作者带来的无限生趣以及作者的人生感悟;在“往事回忆”中作者以真实的情怀记述了与之相交的情怀。在“往事回忆”中作者以真实的情怀记述了与之相交的师友,以细致见真情,以品学见大节;“我写我”中作者将自己的求学之路以及几十年的辛勤耕耘用平实的笔法记录下来;“清塘荷韵”中表现了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对生命的热爱;“我和书”中作者寄托了对书海宝藏的一往深情。      季羡林,1911年出生,山东清平人。教授、学部委员、著名语言文化学家、翻译家,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主要著作有《季羡林文集》、《文化交流的轨迹》,译作有《沙恭达罗》、《优哩婆湿》等。       目录      老猫  老猫  咪咪  兔子二  往事回忆  回忆陈寅恪先生  回忆梁实秋先生  悼念朱光潜先生  悼念冯友兰先生  悼念许国璋先生  记周培源先生  悼念沈从文先生  忆王力先生  悼组缃  怀念乔木  春城忆广田  哭冯至先生  为胡适说几句话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三  我写我  我写我  留学热  我和外国文学  忆念胡也频先生  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  那提心吊胆的一年  遥远的怀念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  新年  八十述怀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世态炎凉  九十述怀四  清塘荷韵  月是故乡明  喜雨  神奇的丝瓜  二月兰  清塘荷韵五  我和书  我的书斋  我和书    藏书与读书编者后记      图片 7图片 8

“季羡林先生曾对媒体说,钱文忠上《百家讲坛》讲玄奘我很放心。”季羡林的关门弟子钱文忠对本报说。

当年考大学,北大历史系只在上海招一个,听说似乎是内定了要招如今已在美国费城大学的杨继东兄的,何况我的第一志愿是考1949年以来只是第二次招生的梵文巴利文专业,也是推荐特招的。因此,尽管我的历史考分是当年上海的最高分之一,但我进的却是外语类的东方语言文学系,并不是历史系的学生。而且,大概是在我进大学的前一年,一良先生就已经退休了,所以我没有听过周一良先生的课。可是,不管按什么标准来看,我却都应该算是一良先生的学生。当然,只能算一个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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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很简单:我的恩师季羡林先生和一良先生是多年的好友。一良先生为《季羡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口述写的“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回想1946年春,陈寅恪先生在欧洲治疗眼疾,不幸未成功,取道美洲返国,赵元任先生夫妇从剑桥开车去纽约码头探望睡在普通舱、没有下船的陈先生。我与杨联陞兄随同前往。就是这次从陈先生口中听说在德国学习梵文的季羡林先生。这已是55年前的事了。1946年秋,我回到北平,在北大红楼得识季羡林兄,两人共同语言很多、问题看法往往一致。

钱文忠上《百家讲坛》讲《玄奘西游记》,创下收视新高。《玄奘西游记》不久将正式出版,首印30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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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钱文忠最受关注的身份,仍然是“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关门弟子”。钱文忠从大学就师从季羡林学习古印度语梵文、巴利文和西域文化,从那时开始在专业领域里研究玄奘。“《西游记》在中国妇孺皆知,但真正研究玄奘,研究佛教和西域语言、文化的,在中国寥寥无几。”

《周一良全集》

季羡林创办的北大梵文巴利文专业,在1984年招收了包括钱文忠在内的8个弟子。这些弟子因为学了这门“古怪而又不实用”的专业,被很多校友视为怪物。大半弟子陆续转走,到今天仍然从事古印度语言、文化研究的,仅剩了钱文忠一人。

大约是1985年,我在读大学二年级,写了一篇考证佛教传入日本的最早时间的文章,呈交给季羡林师。当时还不怎么懂事,不知道应该珍惜老师的宝贵时间,什么烂文章都往季羡林师那儿送。季师自谦,说对这个问题素未留意,亲自具函请一良先生和严绍璗先生审阅。一良先生的审阅意见有满满一纸,鼓励之意、提携后进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也婉转地指出,文章的结论似乎不够稳固,还有进一步收集资料的必要。文章经过修改发表了,我也从此开始时常到燕东园24号一良先生的寓所拜访请教,总是如沐春风。一良先生字字珠玑,我是只恨耳朵不够用。最难忘的印象是,一良先生对书极熟,我不记得他当场翻过书;此外,就是一良先生的外语,英、德、法、日自不必说,偶然一露的梵文,发音也是非常到位。小孩子不懂得应该克制一下好奇心,我就直接问过一良先生何以臻此?一良先生似乎并不以为忤,答曰:他自己有时也觉得有趣,自己酷爱京剧,连形容陈寅恪先生讲课之精彩也是“真过瘾,就像听了一出杨小楼的拿手好戏!”可是,唱起京剧来,却是五音不全、荒腔走板。然而,外语定音却从来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钱文忠其人

后来,我去了德国留学。回来已是上世纪80年代末了,写了一篇文章,比勘马鸣的“Buddhacarita”诸梵本,试图归纳写本系统。原来是洋洋洒洒数万字的,季羡林师像当年他的导师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对待他的博士论文一样,用一个前括号、一个后括号,将我自鸣得意其实尽是废话的“导论”完全删落。剩下的就是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创刊十周年纪念专号)上的《试论马鸣〈佛本行经〉》。里面提到了一良先生发表在1948年4月17日《申报·文史副刊》第19期上的《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认为一良先生“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是,我和一良先生的意见也不尽相同:“不过,周一良先生‘佛本行经和庞大的佛本行集经尤其无干’的说法似乎可以商榷。实际上,《佛本行集经》主要是引文,尤其在第四至第九品以及第十一品中更是大段大段地抄自《佛本行经》。这个情况琼斯顿早已指出了。”现在看来,先不说当时才24岁的我的这段话语气显有不逊之嫌,若就事论事,一良先生关心的原本也只是“名称和译者”,我的问题不在一良先生的题中,我的蛇足之论才真正是“无干”。一良先生岂能不明白?然而,当我前去拜望时,一良先生主动提到我的文章,微笑着说:“我的这篇文章发表了几十年,石沉大海,没有反响。你是第一个注意到的。我送你8个字:‘空谷足音,后生可畏。’”我敢保证,这句话我记得一字不差,因为能得到一良先生的称赏,要说不得意,那就实在是虚伪了。多年以后,我明白了当时没有意识到的冒失,却在1996年收到了《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不禁还是首先翻到那一篇,在文末看到了这么一句:“[补记]《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载钱文忠同志《试论马鸣〈佛本行经〉》,对此文有所引申论证,希读者参看。1993年2月编定自选集时补记。”1993年,我离开北大,几年间在南方漂泊,人隔千里,我只觉得一良先生离我从来没有那么的近过。

钱文忠,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季羡林,被称为季羡林关门弟子。1980年代中期留学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文化学系。

我的脑海里满是和一良先生相晤相对的影像,挥之不去……

很想把玄奘讲得深入浅出

1990年8月,我得到联合国“10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沙漠路线考察乌鲁木齐国际研讨会”的邀请,当我知道一良先生竟然也去时,我大喜过望。就赶忙与一良先生相约,一同飞往乌鲁木齐。就在北京机场,我亲眼目睹了不能忘却的一幕。本着“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我提出要替一良先生提包,一良先生却一直不肯。不料一进机场大厅,一良先生却把包往我手里一塞,自己加快脚步,以近乎小跑的速度向一个人迎上去。等我醒过神来,赶上去,就只看见一良先生微躬着身,握着那个人的手在问:“您身体可好?您也去开会啊。”我在旁边定睛一看,那个人似乎不见得比一良先生年高,个子瘦小,腰板笔直,双目精光四射。手提网兜一个,内装老式脸盆暖壶,似乎颈后还有一顶草帽,仿佛要下乡的样子,这在满是西装革履的候机大厅里可是有点突兀。那人却神闲气定,丝毫不觉得自己和周围人有什么不协调。一良先生回过头来,为我介绍:“小钱,这位是林志纯林先生。”见我一时没有反应,一良先生又补上一句:日知先生啊。”日知先生,那可是比当时已经77岁的一良先生还要年长许多的,哪知看上去如此矍铄,我赶紧鞠躬如仪。一路上,两位先生不顾苏制图154震耳的噪音,不停地亲密交谈着,看来他们也是许久不见了。我观察着一良先生,他在亲密中一直不失对年长者的关切和敬重。这是多么生动的一课。我有幸忝列日知先生的弟子黄洋兄和金寿福兄的同事,前不久还和他们谈起这件事。不过,我想,此生此世,恐怕我是不太会再谈的了。

青年周末(以下简称“青周”):您在大学学的是古印度语言和文化,那时就开始“接触”玄奘了?

尽管我见到不多,但是,一良先生也有批评人的时候。就在那次会上,我用英语宣读论文“TheAncientChineseNamesofIndiaandTheirOrigins”(《印度的古代汉语译名及其来源》)。读完,坐到一良先生身边。一良先生就说:“accent(重音)错了好几个。”然后复述,为我纠正。我在佩服一良先生的过耳不忘的同时,更多感觉到的是一种暖暖的感动。

钱文忠(以下简称“钱”):我高中就接触这方面书籍了。但直到大学,才开始在专业范围里学习。我的大学专业是梵文巴利文,佛教和中外文化交流,也都在我们的专业范围之内,那肯定会牵涉到玄奘。就像你学中国文学离不开杜甫、李白一样。大学给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如果说这样的批评还是慈眉善目的话,那么,儒雅矜持的一良先生也还有怒目金刚的时候。可能说怒目有些过了,但是,的确是金刚般的严肃。还是在那次会上,一良先生忽然对我说:“这成什么话,简直岂有此理,丢脸丢到家了。你看———”我惊讶地接过一良先生递过来的一篇论文,不禁也为之脸红了:在该文的英文摘要里,提到不少日本学者的名字。作者不知道这些名字日文的罗马字母围写拼法连字典也懒得查,也不去请教懂行的人,居然径直以汉语拼音出之。举个例吧:中村元不说HajimeNakamura,而说Zhongcunyuan;汤山明不说AkiraYuyama,而说Tangshanming!我想,这样的“学者”今天大概是还有不少的吧,似乎大可不必为他们脸红的。

青周:您大学学的内容应该都是很学术的吧,到《百家讲坛》怎么把这些内容讲得深入浅出?

另一次是在北大校园司徒雷登的旧居“临湖轩”。一位外国学者来访,举行一次范围不大的交流活动。事先考虑到与会者未必都能讲外语,准备了翻译。偏偏有那么一位很有些年纪和地位的学者,不知藏拙,坚持自己讲英语。那实在是不可卒听的“英语”,悍然不顾一切的发音和语法规则,直听得人肚肠根和牙根一同发痒。散会,陪侍一良先生回家,我斗胆发表了自己的听感。一良先生的回答是:“不知羞耻为何物,要是有个地洞,我都要替他钻下去。”

钱:可能大家对这个领域不熟悉,就觉得难。我不觉得玄奘的生平有什么深奥。至于深入浅出,我是心向往之,我不认为自己已经做到。

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了。可是,有一件和我的命运最直接相关的事,也是一良先生最令我感动的一件事,我却是在几年以后才知道的。

在《百家讲坛》讲《玄奘西游记》主要的接受对象是不一定有专业基础的观众,我主要参考的是汉文资料《大唐西域记》、关于他的传记则主要参考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新旧唐书里的相关记载,当然还有他翻译的佛经,还有很多其他的相关资料。另外玄奘是用梵文学习的,我也会用到一些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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