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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崧年朝车窗外看了一眼,在游行时是由我与孙荪荃(时任女一中校长)及姚克广(清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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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为民众而存在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在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中,除了运动的主体——学生之外,也有教授的身影,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到了“一二·九”运动中,指导并保护参加运动的学生领袖,为此还遭到了巨大的损失与牺牲。

  正是在梅贻琦执掌之下,清华从一所有学术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成为世界瞩目的、既有学术地位也有学术名气的名校。1941年清华在昆明庆祝建校30周年期间,西方如此评价清华的成就:“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

1941年清华大学校领导合影 左起依次为施嘉炀,潘光旦、陈岱孙、梅贻琦、 吴有训、冯友兰、叶企孙

  时间:1928年 人物:邓以蛰

  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综合报道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激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阴谋策动华北事变,妄图以“自治”的名义把华北五省变成它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退让,民族危亡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抗日民主运动在全国迅速地展开。

  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综合报道

二月二十九日早上,北京城上空的太阳在春寒中显得惨淡无光,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崧年走出大乘寺十九号的寓所,夹着皮包往西单的清华大学接送车站点走去,他隐约觉得身后有两个穿黑衣服的人跟着自己,装作系鞋带蹲下来往后扫了一眼,果然有两个人,一个戴礼帽一个戴鸭舌帽,站在身后不远处盯着自己看。“坏了,被特务盯上了。”张崧年心里一紧,寻思着得赶紧躲一躲,看见前面有个书店,就加快了脚步想躲进去。刚踩上一级台阶,胳膊就被人拽住了,那两个人一个抓住他,一个拿出一张照片看了看,又看了看他的脸,惊喜地叫道:“哎呀,就是他,我们抓住了共产党的大头子!”张崧年喊叫道:“你们是什么人,我是清华大学的……”那个人嬉皮笑脸地说:“知道,知道,抓的就是你!”

  缘由:思考“艺术家的难关”

图片 21928年,清华大学校门。

“一二·九”游行

图片 3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

这时候过来一辆黑色的轿车,两个特务按住张崧年,把他推进了车里。车子一路狂奔,路过家门口,张崧年朝车窗外看了一眼,一晃之间,仿佛看见夫人刘清扬也被人押了出来。他拼命挣扎,那两个人死劲地按住不让他动弹。来到大街上,张崧年才看见一辆接着一辆的军车往清华园方向开去,心里就是一阵的发凉。

  金庸小说中有“南帝北丐”,中国建筑界有“南杨(廷宝)北梁(思成)”,中国美学界有“南宗(白华)北邓(以蛰)”。

图片 4清华大学体育馆

当时,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是以清华园为中心的。学生中,姚克广(依林)、蒋南翔等地下党员和一些爱国教授都积极地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据《张申府文集》记载:北平的救亡运动之所以是以清华为中心,“原因之一是梅贻琦先生任校长时,号称教授治校,政治比较开明,为学生的爱国活动提供了一些便利。”“我的课名为逻辑,其实多是政治评论,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每次上课之前或临下课时,我都利用一点时间把当时的政治局势告诉给我的学生们,让学生们了解更多的时事。”

图片 5  1948年1月1日,北平清华大学,新年里到梅贻琦校长住所祝贺的学生代表。右起:梅贻琦校长(右四)、褚士荃训导长(右五)、梅夫人(右六)、吴泽霖教务长(右七、戴眼镜)。

上午,第二十九路军派出大约一个团的兵力进入清华园校区,清查抓捕“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骨干。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清华学生救国会主席黄诚和姚克广等地下党员正组织爱国学生在体育馆集会讲演,两名会场外担任警戒的学生急匆匆跑进来报告:“快,你们几个快走,来了好几车当兵的,快走!”

  邓以蛰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诗意栖居于清华园十五载。邓以蛰之子、“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邓稼先说:“父亲一生追求美的精神境界,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他喜欢在幽静的荷塘边、树林的浓阴里散步……感受大自然的魅力,领悟哲学的真谛,从大自然的美中印证书画理论的精髓。”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历时两年半,宣告成功。随着张学良在东北改旗易帜,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同年,国民党宣布,根据孙中山革命理论的三步骤——军政、训政、宪政,中国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进入“训政”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主。在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下,一段被史家称为“黄金十年”的发展时期开始了。

广大的进步青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日益高涨,终于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张申府文集》中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的耻辱越来越厉害了,简直令人喘不过气来”,我也“再不能勉强安心讲学了”。于是,“这年秋后,以清华学生为首各校学生有北平学生联合会的组织(简称学联),我也联合北大、中大、师大、法商学院有共同思想感受的同人成立了一个不公开的‘文化劳动者同盟’。到了这年12月9日,便由各校学生在北平街头举行了游行,公开喊出大快人心震动人心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所谓‘一二·九’运动就这样开始了。在游行时是由我与孙荪荃(时任女一中校长)及姚克广(清华学生,即姚依林)任总指挥的。”

  1909年9月13日,这天一大早,北京史家胡同内的游美学务处大院门口,许多留着辫子的考生围在一张榜单前。榜上有名者,将成为首次以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的幸运儿。

“同学们,清华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我们不怕,一定要和他们斗争到底!”蒋南翔振臂高呼,学生们群情激昂地跟着呼喊。清华学生自治会的干部迅速组织起校卫队,高呼着抗日救国口号走出馆外。这个时候第二十九路军的团长去了校长梅贻琦的办公室,士兵们跳下车,正在操场上列队。学生队伍喊着“支持二十九军领导抗日”的口号走上操场,向军队示威。

  邓以蛰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尤重美学,回国后与鲁迅、朱光潜、闻一多等人投身新文艺创作。1929年,他受聘为清华教授。他从哲学的高度观照艺术,强调艺术超功利性的同时,注重沟通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民众、艺术与社会间的内在联系。他强调艺术具有“陶熔薰化”和“激扬砥砺”的特质,将艺术作为改造社会的力量。1928年出版著作《艺术家的难关》,他提出:“中国人目下的病症是索漠涣散、枯竭狭隘、忌刻怨毒;而要的音乐须是浓厚、紧迫、团聚、丰润、闲旷、隽永、豁达诸风格。”呼吁“社会需要艺术家,艺术家也需要社会”,并提出“艺术为民众而存在”的主张。他在《民众的艺术》文章中指出:“民众所要的艺术,是能打动他的感情的艺术。”

  民国风雨初定,可清华大学却发生了一场风波。

《张申府文集》还回忆说:“我记得那天上午,我同清华学生姚克广(姚依林)、女一中校长孙荪荃同学生郭明秋四人同到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饮茶,看着游行队伍的进行。姚克广和郭明秋是学联的主要负责人,这个咖啡馆实际上也就算是组成了一个游行队伍的临时指挥部。队伍游行走过西单又往东走时,就有一个清华的学生骑着自行车跟着队伍走,并随时把游行队伍的情形告诉我们。”

  一个叫徐佩璜的学生后来回忆道,“我记得我在看榜的时候,看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也在那儿看榜,我当时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实际上,四十七位中榜者里,这个考生排在第六位,名列前茅。

团长领着人进了梅贻琦的办公室,敬礼后说:“梅校长,卑职奉命清查学生中的共产党,请您提供学生的住宿名单。”梅贻琦请他们坐下,从镜片后面看看一旁的教务长,犹豫着说:“学生住宿的名单今年还没有统计,只有去年的。”团长说:“去年的也可以,请梅校长提供给我们。”梅贻琦就让教务长去拿去年的名单来,教务长会意地去了。

  邓以蛰是爱国知识分子,亲身经历了清朝的腐败,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瓜分中国的岁月。邓稼先说:“父亲一生的志愿,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自己长期身患重病,寄希望于儿子长大为国家作贡献。”

  罗氏新政

链接:抗日救亡的动员令——“一·二九”运动始末

  他的名字叫做梅贻琦。

团长拿着名单回到操场,看见学生正在和士兵对峙,紧走两步站到中间,对着学生敬了个礼说:“同学们不要误会,我们只是奉命来清查学生中的共党分子,希望你们能够配合。”学生们不答应,怒吼着让军队滚出清华校园。团长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诚恳地说:“我们不是来抓学生的,宋军长有令,部队进入校园不准带子弹,我们的枪里是没有子弹的。”他掏出手枪来,退出弹夹让学生们验证。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1928年9月18日,清华新任校长罗家伦到校宣誓就职,一身少将军服,煞是打眼。这位34岁的国民党原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在就职典礼上宣称自己“受命党国”而“长清华”,并提出“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的办校方针。

  二十年后,梅贻琦以同样的从容,将清华大学引入辉煌。

学生们开始议论纷纷,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时蒋南翔、黄诚和姚克广被学生们保护在体育馆,操场上的主要是校卫队成员,有人喊了一声:“既然他们有枪不去打日本鬼子,不如把枪给了我们,我们去抗日前线!”校卫队一拥而上,去抢士兵手里的枪。士兵们都望着团长,团长一边劝阻学生一边下命令:“不准对学生动武!”操场上乱作一团,士兵们的枪都被学生缴械了。学生们怒不可遏,喊着号子,把停在操场边上的几辆兵车都掀翻了。团长要求和学生领袖对话,校卫队就押着他往体育馆走。为防止发生冲突事件,团长命令同来的副官带着队伍跑步撤出清华园。

  时间:1929年 人物:陈寅恪

  甫一上任,罗家伦便对清华进行了全面考察,在他眼中,这所学校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冗员充斥”,“有学识的教授不多”,学生“缺乏课外研究的风气”,等等。一场“以革命精神”为指导的高强度整顿随即展开。

  寡言君子

梅贻琦得到消息,慌忙和教务长赶到体育馆。学生们看到校长来了,齐声高呼口号:“打到卖国贼,拥护梅校长!”梅贻琦赶紧让教务长去做校卫队的工作,先把人给放了。他撩起棉袍跨上讲台,目光凝重地扫视着全场。学生们都安静下来,梅贻琦以极沉痛低沉的口气开始讲话:“同学们,我向来只研究学术不关心政治,对共产主义亦无大的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你们在学校,对学术和主义都有自由探讨的机会。但是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刚才,人家逼着我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他痛心地摇摇头,继续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那位官长也没有过于为难我,没想到你们倒把他扣押了,还把他带来的部队缴械,把车辆也推倒了,如果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他又扫视一遍全场,说道:“他们来清查共产党,你不是,总能说得清楚,何必要用暴力对抗,这下子恐怕总要抓人了。”走到台边,朗声说:“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说完跳下台子,昂然拂袖而去。

  缘由:悼王国维

  罗家伦下令,扩充大学部,将学生由三百人增至五百人;添招女生,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不经请示,直接在招生广告上添了“男女兼收”四个字;给教授和职员重发聘书,一口气解聘教授37人,又新聘四十余人,包括冯友兰、杨振声、钱玄同、萨本栋等知名学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借重国民党的关系,废除了立于校长之上的董事会,令这所学校脱离外交部,回归教育部管辖——解决了限制清华发展的一大障碍。

  1915年8月,刚刚从美国吴士脱大学毕业不久的梅贻琦,接受了清华校长周诒春的聘请,回归母校,教授数学和物理两门课程。相对于周诒春的“谆谆教诲、殷勤督责”,梅贻琦的温和气质显得颇为另类。

体育馆像蜂箱一样众声鼎沸,学生们有些不知如何是好。蒋南翔和黄诚已经得到消息,批评了带头缴械的学生干部,召集起学生自治会和救国会的干部紧急讨论如何处理被扣押的团长。有人建议马上放人,有人说军队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到时候有团长在手,他们不敢怎么样。最后决定请示北平学联,派出同学去,发现第一女中门口也有部队把守,不准随便出入。蒋南翔和姚克广当时不便公开身份,一时也无法向地下党组织汇报,时间在无休止的争论中流逝着。

  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陈寅恪1929年所撰王国维先生纪念碑碑文中有这样几句:“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不过,也有一些措施令学生们相当不快,以“纪律化”为甚。

  清华校友黄人杰回忆,那时梅贻琦住在清华园外的宿舍,走到教室所在的科学馆有一长段的距离,上课偶尔也不免有一两次迟到,于是有时一部分同学就提议开溜,大家一哄而散。梅贻琦到时已然变成一个空教室。但是他并不生气,下次再见面时,仍然一团和气。“既不点名,也不算走的人缺课,终使这一些顽皮的学生感化而就范。”

傍晚,足有一个师荷枪实弹的部队开进了清华园,曾经在长城抗战中让日寇闻风丧胆的第二十九军大刀队也跑步进了校区,他们没有知会校方,直接包围了体育馆,并封锁了学生公寓和各个路口。学生们掩护蒋南翔和黄诚、姚克广几个从体育馆地下通道离开,三个人来到一处隐蔽的地方,蒋南翔对他们说:“我恐怕是暴露了,得离开清华,你俩快去冯友兰先生家里避一避,他名头大,军警不会为难他的。”三个人握手告别,黄诚和姚克广匆匆往冯友兰教授家走,看到军警逮捕了十几个学生正往车上押,那个团长已经归队了,正站在路灯下和指挥军队的师长说着什么。

  陈寅恪一生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特立独行,狂介有古风。

  当时学校规定,学生每天早晚点名一次,不到者记小过一次,三次小过为一大过,三次大过就开除。早上要上早操,由校长和教务长“挂着武装带,登着大皮靴”进行“检阅”,弄得学生苦不堪言。据冯友兰回忆,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张岱年,于清华入学后两星期,觉得早操受不了,趁着北京师范大学入学期限没过,竟转学了。

  梅贻琦话少,素有“寡言君子”的绰号。他的夫人韩咏华回忆道:“我记得我们订婚的消息被我的同学陶履辛听到后,急忙跑来对我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我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

校长梅贻琦正在家吃晚饭,有学生跑来报告情况。梅贻琦是个讲民主的校长,大小事务都要校务会议集体决议,此时见情知不妙,赶紧让秘书长通知教务长和各院院长、系主任来家里商议。

  吴宓称陈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陈寅恪虽博学,却无一张过硬的文凭。他留学欧美十多年,受业弟子陈哲三说:“因先生读书不在取得文凭或学位,知某大学有可以学习者,则往学焉,学成则又他往。”为此,陈寅恪受聘清华国学院曾受过一些周折。

  军训制度实行了两个月,由于学生消极抵制,不了了之。

  但是,伴随着这所学校的成长,梅贻琦沉静、务实的作风,愈发开始展现出他独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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