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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带杨骚认识了鲁迅澳门新葡萄京app下载,林语堂在日记中也写道

原来林和清是林语堂的三哥,原是一名西医,却非常喜欢文学,同鲁迅认识较早,给鲁迅主编的杂志《奔流》写稿时用的笔名叫林憾。林语堂当时创办了《宇宙风》杂志,后来离开上海到美国,林和清接替弟弟主编这份杂志,此时名字改成了林憾庐。他倾尽全力于这本杂志,实际上是累死在这个位置上的,时为1943年2月。巴金写了《纪念憾翁》的文章,通篇哀思绵绵,说他在“朋友中间发射着光彩”。正是他引领杨骚认识鲁迅,使杨骚从新加坡回国才几个月,便得到鲁迅的赏识和提携,在比较短的时间里以自己一批作品获得文坛的认可。

1924年11月,《语丝》创刊,鲁迅和周作人做了语丝派的首领。鲁迅曾两次主动给林语堂去信约稿,林语堂遂成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 因为鲁迅参加了语丝社,又领导着莽原社,他向林语堂写信约稿。接着是林语堂的复信和交稿,这就是两人“相得”的开始。

南云楼风波,之所以会因为一场误会而瓦解二人的友谊,恐怕还不单单是个人性格所致。根本上讲,还是道不同不相与谋。

尽管出现过“南云楼风波”这样的事,短时间也无法抹去它的阴影,但他们终有过密切的交往,在大的事情面前,在对待恶势力的残暴,他们依然是非分明,站在同一条战壕里。

有关他们心生隔阂还有一场小风波。两人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一次鲁迅不小心把烟头扔在林语堂的帐门下,把林语堂的文章烧掉了一角,林语堂十分不悦,厉声责怪鲁迅。鲁迅却觉得林语堂小题大做,回敬说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两人就这样争吵起来。

和尊孔者唱“大哉孔子”歌时的诚惶诚恐一样,鲁迅也曾经是林语堂崇敬的对象。不过,林语堂在生活志趣上的个人感悟与路径,毕竟与孔子和鲁迅都迥然不同,鲁迅有性格、有血肉,而不可能只做“圣人”。

因为共同的志趣,又因为都是福建漳州人氏,同在海上文坛的老乡,杨骚与林语堂及他的几个兄弟和侄儿,都同鲁迅过往甚从。鲁迅在1928年9月27日的日记里记载:“晚玉堂、和清、若狂、维铨同来,和清赠罐头水果四事,红茶一合。夜邀请诸人至中有天晚餐,并邀柔石、方仁、三弟、广平。”玉堂即林语堂。若狂即林惠元,是林语堂大哥林孟温的长子,也是个文学青年。4个乡亲一起到鲁迅家作客,又由鲁迅作东一起到饭馆吃饭,乐乐融融,这情景也会让文坛不少人羡慕吧。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曾与鲁迅并肩战斗过的学者林语堂在美国纽约挥笔写下了悼念文章《鲁迅之死》,言辞深切,令人动容。鲁迅与林语堂二人曾一度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但后来却十分高调地闹不和,究竟是什么原因?

在此之后,鲁迅对林语堂批判逐渐增多。早在1926年,鲁迅就曾以《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对林语堂“公平竞争”思想的反对意见,只不过行文尚比较客气,基本上属于商讨+引导的调子。而之后的《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则完全锋芒毕露,几成冤家路窄之势。而林语堂也有《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的回敬。

林疑今先生是林语堂二哥林玉霖的儿子,著名的翻译家和学者,如今也已远去,但是他翻译的海明威名著《永别了,武器》,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至今,一版再版,长盛不衰。1932年2月杨骚回漳州,途中给白薇写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还有记载说,曾经在一个饭局上,几个广东作家兀自讲粤语,林语堂则故意讲一口流利的英文逗趣。鲁迅听了极为不满地说:“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么?”弄的场面极为尴尬。

直到林语堂在四十年后作《忆鲁迅》一文时,真相才浮出水面道:“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林玉霖拿钱托杨骚带给漳州家中的老母,想来关系很好。

不过后来林语堂与鲁迅都避居上海以写作为生时,矛盾爆发了。同以文字生活,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林语堂则是借助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然而鲁迅却不这么看,鲁迅认为在反动派屠刀下,没有幽默可言。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鲁迅自己无畏地宣称:“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分化鲁迅曾说:中国并无幽默,要有,也只有“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一类的东西。

后来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南云楼风波”之后,鲁、林二人形同水火,正式决裂。

我到过台北林语堂故居,他的坟墓就在这里。参观时,我心里冒出一个想法,如果林语堂仍在,他会回家乡吗?也许,会的。

“和事佬”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明确指出,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讥刺。”林语堂也起身申辩,空气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郁达夫的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然而有了误会,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就不可能像从前那样融洽了,要知道鲁迅是主张“一个也不宽恕”的。另外随着林语堂“幽默大师”的名声越来越响,这让鲁迅更加反感,觉得林语堂是不可救药了,“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来的”,对他不再抱任何希望了,于是乎加紧了对林语堂的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

1929年8月28日鲁迅日记:“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同日林语堂日记:“此人已成神经病”。那么,二人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有多大仇多大恨,竟至于两人在日记中互指对方为“神经病”呢?

我对这件“南云楼风波”的事颇为在意,耐心查阅了一些资料。因为从1930年起,《鲁迅日记》中杨骚的踪迹突然消失了,但他仍在上海,让人不解。在这之前的1928年和1929年两年中,《日记》中有关他的记载有69次之多,在当时文学青年同鲁迅的交往中是少见的。晚年杨骚同侄儿杨荣谈起同鲁迅误解的几件事中,“南云楼风波”是其中的一件。

到1929年8月28日的“南云楼风波”是使得鲁林二人疏远的直接原因。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在南云楼设晚宴,宴请鲁迅、林语堂夫妇、郁达夫夫妇、川岛等文化界名流。此前,鲁迅因版税问题与李小峰闹得很不愉快,以致对簿公堂,后经郁达夫调解才达成一致。因此,这顿饭带有明显的“和好”之意。

“南云楼风波”之后,鲁、林二人形同水火,正式决裂。

林惠元被残忍地报复杀害的消息传到上海。当时漳州文艺青年蔡大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福建省文化厅副厅长)登门找林语堂陈述此事。林语堂和杨骚立刻行动起来,奔走联络了一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一道签署了《为林惠元惨案呼冤宣言》,署名的有柳亚子、鲁迅、郁达夫、傅斯年、叶圣陶、林语堂、杨骚等二十人。这份《宣言》于当年6月2日和6月3日先后在上海《大美晚报》和《申报》发表,产生了极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宋庆龄和蔡元培也分别向有关当局发了电文要求惩治凶犯。但是由于复杂的政治历史背景,林惠元的冤案还是石沉大海。对林语堂来说,林惠元是侄子,对杨骚来说,林惠元是好朋友,但这场抗争却不是私人恩仇,这是正义同邪恶的斗争,当正义被绞杀了,他们能沉默无语吗?在邪恶的面前,当年他们曾同是正义的卫道者,一起发出了呐喊的强音。

当有人提起张友松时,一向心直口快的林语堂也没细想前因后果,就跟着别人连连点头附和。林语堂原以为自己是替鲁迅说话,可鲁迅并不那样认为。鲁迅认为林语堂是在讥讽他,当场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显然,鲁迅这时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说:“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林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两人越说越火。

而在这场风波的一个星期之前,鲁迅的《关于“子见南子”》,多少还是有点力挺林语堂的味道在里边。事实上,二人关系一直不错,年龄相差14岁的鲁、林二人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1923年夏,林语堂从欧洲留学归来,由胡适引荐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此时的北大教授已为两派,一派以周氏兄弟为首,一派以胡适为代表。林语堂与胡适私交甚好,却出人意料地加入《语丝》,站到鲁迅旗下。那时多少还有点书生意气的林语堂,与鲁迅的锐利相得益彰;鲁迅也对此积极回应,并两次致信林语堂,将林引为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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