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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属于京派阵营的刊物的却非朱光潜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莫属,先生面带喜色

《文学杂志》的小说虽然稍显逊色,但不多的篇幅中仍可看出编辑者独具匠心的追求。发表的沈从文的《贵生》、《大小阮》;杨振声的《抛锚》;废名的《桥》;凌叔华的《八月节》等既各有特色,但在总体上又体现出京派小说的风貌和意蕴。废名小说《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在很多艺术要素上都对传统的小说观念形成了冲击。朱光潜除了专门撰写评论《桥》的文章外,在所写编辑后记中还提到它在艺术结构上的独创性,即每个章节都可以独立成篇,自成一体。沈从文的《贵生》描写的是作者钟情的湘西风情,赞颂了边地人民人性的淳朴和生命力的强悍,延续了作者多年来对人性的探求。而他的《大小阮》则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关注,通过五四后两个青年的不同命运揭示了人性恶的一面,和以前的作品相比有了较大的转变,作品讽刺的力量也逐渐增强,无疑在沈从文的创作历程中应该占有一定的位置。

再次,文学教育惜才爱才,善为学生创造机会,人才培养卓有成效。

  常风先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重要书评家。近年来,常风的作品又日渐引起学界注意,但就其成就和贡献而言,远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应有的评价。与常风同时代的诸如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等人在文学批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为世人知晓并赢得盛名,但常风似乎一度被遗忘了。客观而言,常风自有其独特风格与成就,同样为促进现代中国文学的批评与创作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对李影心其人,我几乎一无所知,包括他的生卒年、籍贯、学历、生平等等,甚至李影心是否他的本名也不清楚,只知道他1935年前后在天津,该年5月12日他曾与董秋芳、王余杞等新文学作家一起参加关于话剧的讨论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的今天,还出现这样不应有的空白,真是令人悲哀,也令人无可奈何。 最初在萧乾的回忆文字中知道李影心的大名。1987年9月,萧乾为李辉编选的《书评面面观》作序,文中忆及,他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期间,“组织起一支书评队伍:杨刚、宗珏、常风、李影心、刘荣恩等。有的还健在,有的已作古;有的移居海外,有的仍在我们中间”。李影心的名字赫然在矣。其中,“已作古”者指杨刚,她1957年在北京弃世;“移居海外”者指刘荣恩,他1948年赴英伦深造后定居在那里;“还健在”并“仍在我们中间”者,应该包括常风、宗珏两位,常风在太原,我曾多次致信请教。那么,只剩下这位李影心了,他当时在哪里呢?萧乾说得含糊,也许他也不知道。然而,除了收入《书评面面观》的数篇李影心书评佳作,这却是1980年代以来相关当事人提供的关于李影心的唯一记载。 治中国现代文学史,若要探讨“京派文学”,“京派”书评断不可忽略。从杨振声和沈从文1933年9月23日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开始,尤其萧乾1935年7月4日接编《大公报·小公园》,9月1日起主编由《文艺副刊》与《小公园》合并的《大公报·文艺》,书评遂成为这个最具代表性的“京派”文学副刊的显着特色,正如萧乾后来所回忆的:“那些年月里我曾怎样不遗余力地提倡过书评”,“曾充分利用了《大公报》那块园地,声嘶力竭地为书评而呐喊”。 统计1933年10月至1937年7月《大公报》之《文艺副刊》《小公园》和《文艺》发表的书评,竟然发现撰写书评最多的并非鼎鼎大名的“京派”评论家刘西渭,而恰恰是至今仍鲜为人知的李影心。李影心总共发表了十七篇长短书评;常风以十六篇紧随其后;刘西渭只能以十四篇屈居第三;刘荣恩以七篇位列第四;黄照和陈蓝以五篇并列第五;沈从文、李长之、李辰冬、杨刚和宗珏以四篇并列第六。因此,完全可以说李影心和常风、刘西渭是《大公报·文艺》书评的三大“台柱”。 李影心是在施蛰存主编的上海《现代》月刊发表书评而登上文坛的,而且一开始就以新文学书评人的身份亮相。1934年3月《现代》第四卷第五期同时发表李影心讨论书评的《批评与读后感》和书评《喜讯》,以《现代》在全国新文坛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做法是颇为少见的。但是,李影心在上海文坛只是惊鸿一现,并未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自1935年8月4日发表长文《老舍先生〈离婚〉的评价》起,李影心转而为天津《大公报·文艺》撰稿,很快成为该刊书评的中坚。接着天津《国闻周报》《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和《文学杂志》等大报大刊的书评作者中也陆续出现了李影心的名字。《武汉日报·现代文艺》由凌叔华主编,《文学杂志》虽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但主编是朱光潜,编辑是常风,均有浓厚的“京派”背景。由此可知,李影心理应属于“京派”书评家无疑。 1935年至1937年短短三年间是李影心中国新文学书评的井喷期,他所有书评文字中四分之三以上篇章都在这一时期问世,出手之快,质量之高,令人刮目相看。抗战期间,李影心一直蛰居天津,搁笔明志,从他抗战胜利后接连发表的《国旗》和《遥远的怀念》两文可以窥知他当时的孤愤心境。《国旗》抒发他度过黑暗终于见到“国旗”时的强烈感受,称之为“见到光明对于象征自由的一切标示便因特别亲切而有着新快流泪的感觉”。在《遥远的怀念》中更如此描述他在沦陷区对光明的向往: 在一堆不见天日阴暗寒冷的日子里,一个心地坦白不甘屈辱的青年人,他所面临的是怎样的命运!幸而我还能活了下来,若不是由于一点微弱的希望和憧憬,和远方广大自由土地上和我有着同样热血的青年所辐射交流的理想的光,我将怎样安顿我那空疏而痛苦的心情? 1947年1月31日和2月1日,李影心以分别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和沈从文主编的《益世报·文学周刊》发表的《评〈诗的艺术〉》、《诗人心目中的天地——论刘荣恩先生的诗》二文为标志,重作冯妇,再写新文学书评。他的书评还重新出现在杨振声主编的《大公报·星期文艺》和复刊后仍由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上。然而,好景不长,1948年5月15日在《益世报·文学周刊》发表《散文的节奏》之后,李影心的书评生涯戛然而止。 李影心留下的三十六篇书评,几乎清一色评论新文学作品,足证他对新文学情有独钟。其中有小说、新诗、散文和话剧评论,有作品选集、文学杂志和文艺年鉴评论,又说明他阅读视野的开放和阔大。更需指出的是,他评论过的作品,既有后来文学史上公认的名家名作,如老舍《离婚》、沈从文《八骏图》、芦焚《谷》、何其芳《画梦录》、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合着《汉园集》、曹禺《日出》等,也有至今仍被忽视的毕奂午《掘金记》、艾芜《丰饶的原野》、宋霖《滩》和田涛《焰》等。他固然对“京派”作家的作品倾注了足够的热情,同时对左翼和倾向左翼的作家如万迪鹤、何谷天、征农、舒群等位的新作也给予了应有的关注。特别是创作了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的儁闻和自印一系列新诗集的刘荣恩,直到近年才为文学史家发掘重评,李影心当年率先分析评介之功实不可没。 作为新文学书评家,李影心对书评有自己的看法。他在《批评与读后感》一文中认为“大多数文艺杂志中所载的‘书评’之类,其本质,并不见得是批评的,有时,更充分的流露着读后感的气息”,“读后感”虽然“不见得尽然可以随意抹杀”,毕竟“只是作为未入轨道的批评的一种过渡中暂时的现象”。他主张新文学“书评”应该是分析的、批评的;应该在体现作者个性的同时又顾及到公平;书评虽不能替代文学批评,但好的书评应该“独具一种较高的对文学艺术的趣味”,体现了文学史家的眼光。 李影心的新文学书评,就总体而言,是描述性的和抒情性的,富于才情,优美潇洒,充分体现了“京派”书评的鲜明特色。他有敏锐的艺术感觉,但与李健吾等“京派”书评家有所不同,并不飘逸空灵,他的书评既是印象主义的又不过于主观,虽文采纷披却不乏精到的文本细读。他注重将作品置于作者整个创作进程中加以考察,如对沈从文《八骏图》艺术处理手法的梳理;他留心已获好评的作家,其新作出现偏差,仍毫不客气地指陈,如对穆时英《五月》的批评;他也坚持“同情地理解”,善于发现作品中的熠熠闪光,如对何其芳《画梦录》的深入剖析、细致品评,以至他的书评也与《画梦录》一样引人入胜。他评小说看重人物形象的蕴含,论新诗强调新奇意象的扩展,说散文则欣赏思绪情愫的织绘,无不一一切中作品的肌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影心这些书评对评估1930至1940年代新文学特别是“京派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和评论都不无裨益。 1949年以后,李影心似乎销声匿迹了。吊诡的是,1957年10月《文艺报》第廿八期发表了署名李影心的《刘绍棠所探索和追求的——评〈田野落霞〉》一文。此李影心即彼李影心耶?按理应该是。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李影心在1950年代发表的唯一一篇文学批评,如果可以算文学批评的话。从此以后,李影心真的从文坛上消失了,完完全全消失了,成了又一位“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图片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加上读了郑振铎为《子恺漫画》写的序,他感觉到了文学的巨大力量,对中国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林庚觉得艺术“能于一瞬见终古,于微小显大千”,从而“希望通过诗歌实现人生的解放”。就这样,他走上了漫长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之路。

作为一个较为成熟的流派,京派文学除了它独特的审美理想和艺术个性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它的文学观念也是非常明晰的,那就是自由主义的文艺观。周作人、沈从文、李健吾等人的一些文章曾经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文学与人生、文学的本质等话题,并倡导独立、自由的文学观念,如周作人早在1923年出版的《自己的园地》中就公开亮出了自由、宽容的口号:“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不是合并,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的条件。”但他们的这些主张往往比较零散,而且有的随着时代进程也出现过变化。应当说,最能代表京派文学观的是朱光潜发表在《文学杂志》第1卷第1期的《我对本刊的希望》。这篇文章虽然是朱光潜独立署名,却可以看作京派的集体宣言,它完备的理论体系、深刻的思想、鲜明的倾向等都无一例外地体现出京派同人的理论追求,也充分显示出朱光潜作为文学理论家高屋建瓴的气质特征。

1929年秋,受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的邀请,英国“新批评”家瑞恰慈来到清华大学外文系授课,主讲文学批评。借此契机,叶公超致力于文学批评的学理性建设。最能体现叶公超“实际批评”观念的是《从印象到评价》一文,该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批评与法则”,二是“实际批评与印象的考验”。叶公超认为“现存的批评文字大致可以分为理论的与实际的两种”【6】,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严羽的《沧浪诗话》,普列哈的《艺术论》,托洛斯基的《文学与革命》等,都是前人的理论,这些现成的法则不构成实际批评的标准,只能做方法上的参考;因此批评要从阅读作品的观感出发,这种阅读观感叶公超用“反应”一词来概括,认为“批评者首要的责任就是考验自己的反应,追究自己的感觉”,“也许需要在不同的心理状态之下重读他所要评价的作品,也许他还要去读别的同类的作品来确定他的反应”【7】,接着叶公超指出这种基于“反应”的批评的内涵:“一,关于作品与作家的各种事实;二,已往所有同类的作品以及当时的评论;三,批评者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环境。”【8】叶公超的“实际批评”,即从具体作品入手,基于反复阅读、比较阅读的“反应”,不把某种现成的文学理论当作批评的尺度,而致力于考察作品沉淀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当下生活中的价值。在《从印象到评价》一文中,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注释,这个注释交代了此文写作的背景与动机:“现在各大学里的文学批评史似乎正在培养这种谬误的观念。学生所用的课本多半是理论的选集,只知道理论,而不研究各个理论所根据的作品与时代,这样的知识,有了还不如没有。合理的步骤是先读作品,再读批评,所以每门文学的课程都应该有附带的批评。”【9】可见叶公超倡导和躬行“实际批评”,也有基于文学教育改革的构想。《从印象到评价》是叶公超文学批评的代表作之一,温源宁认为“他最近的评论文章尤为值得注意,例如,他在作为评论论据的印象和作为评论方法的印象主义之间划出的界限,就很可能具有永恒价值。”【10】也有学者认为,作为《学文》的主编,“叶公超虽然仅仅写了《从印象到评价》一篇论文,但这却是代表他对文学批评的主要见解,写来很费功夫。”【11】这些都是知人之论。叶公超的文学批评数量不丰,他有名士才子气,不轻易落笔,但多数作品经得起历史考验和淘洗,叶公超是以质取胜的文学批评家,他的《从印象到评价》、《论新诗》和《再论艾略特的诗》都是可传世的作品。

  有学者提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清华学派”,认为“该学派主要成员以叶公超为中心,包括清华外文系学生钱锺书、李健吾、常风、郑朝宗和外系学生李长之等”。诚如斯言,无论是常风,还是他的好友钱锺书、李健吾等,他们后来的文学批评活动,确与清华外文系的背景及恩师叶公超有着密切关系。清华时期的叶公超曾主编后期《新月》《学文》,并极力引导学生进行创作、翻译及批评研究,帮助他们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这两份刊物在叶公超主编期间,“刊物中文学批评的比重越来越大,评论的氛围越来越浓厚”,显然不是偶然的。正是在叶公超的鼓励和指导下,常风勤于动笔,在《新月》和《学文》上发表了散文及两篇外国文学书评;又经叶公超推荐,在《大公报·文艺》发表新文学书评,从而走上了写作书评的道路。

林庚的第一本诗集《夜》,闻一多先生亲自为其做封面。

《文学杂志》第1卷的四期中,创作类的作品包含了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体。总体来看,诗歌的成就最高,散文次之。因为篇幅的限制,《文学杂志》所登载的小说基本上以短篇为主,但也发表了废名长篇小说《桥》的两个章节《萤火》、《牵牛花》。戏剧作品最少,只发表了两部:李健吾的独幕剧《一个未登记的同志》和林徽因的多幕剧《梅真与他们》。这些作品中京派作家所占比例非常突出,因而很能够代表京派文学的审美倾向和特征。

叶公超的文学批评走的是“实际批评”的路子,贴住具体作品说话,不作过度阐释。前已所述,他在《新月》发表的多数是书评,这为他开展文学批评奠定了良好的学风。1934年9月29日,他在天津《大公报•文艺》上发表《谈书评》一文,认为书评的大忌是“借题发挥”,“抓住书里无关紧要的几点大发议论,故作批评的姿态”,而真正的书评家是“实际的批评家,他最高的贡献就是把一部新出版的著作放在以前所有同类的名著中评衡它的价值,他的工作的性质是历史的,比较的,评价的。”【4】叶公超的文学批评观,于此可见。在《<泪与笑>跋》一文中,叶公超认为梁遇春“他的文章与他的生活环境并不冲突;他从平淡温饱的生活里写出一种悲剧幽默的情调本是不稀奇的事。”【5】叶公超的这篇书评,落到实处不蹈空,有理论发现,但对理论的阐释以不溢出作品的边界为原则。因此,叶公超的文学批评源自书评,这种可短可长贴住作品说话的文体,既是叶公超文学批评风格的最初呈现,也对当时文坛抽象理论泛滥有反拨作用。

  常风,生于1910年9月26日,原名常凤瑑,字镂青,山西榆次人。1929年秋,他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读书期间结识钱锺书、李健吾等,并受老师叶公超的鼓励和关怀,开始书评写作。1934年9月,经叶公超推荐,他的第一篇新文学书评《论老舍〈离婚〉》发表于天津著名的《大公报·文艺》上,沈从文在按语中赞其“批评态度与见解,皆可注意”。此后,常风陆续写下大量书评,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国闻周报》《武汉日报·现代文艺》等报刊上。

这里是一片净土

在致力于新诗理论问题探讨的同时,《文学杂志》也对当时文坛涌现出的新作家和作品给以及时的关注,通过文学批评总结其创作经验和得失,倡导一种独立、自足的审美理想,这和京派文学整体上的审美理想也是吻合的。在《文学杂志》第1卷4期中,所发表的文学评论有周煦良的《﹤北平情歌﹥书评》、《﹤赛金花﹥剧本的写实性》;孟实(朱光潜)的《望舒诗稿》、《桥》、《﹤谷﹥和﹤落日光﹥》;刘西渭(李健吾)的《读﹤里门拾记﹥》;程鹤西的《谈﹤桥﹥和﹤莫须有先生传﹥》;常风的《活的中国》、《近出小说四种》、《春风秋雨》、《天下太平》等。另外,朱光潜为每一期所撰写的《编辑后记》中也有不少涉及文学批评的文字。在这些京派批评家看来,以沈从文、林庚、废名、芦焚、何其芳等为代表的京派作家坚守文学理想,排斥文学的功利行为,建构的是一个让人神往、充满美感的艺术世界。废名的长篇小说《桥》是作者花费10年心血所写的作品,在田园牧歌式的情调中寄寓着作者对美好人性的留恋。作品充溢着浓重的乌托邦色彩,它的现实感相当单薄,内容也很平淡,同时它在形式上也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等文体的分野,结构上呈现出很大的跳跃性,这对于大多数的批评家来说都是一种观念上的挑战。因而不少批评家对于这部作品不以为然,甚至严厉指责。然而朱光潜却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这部作品,看出了它独有的价值,指出了它与现代主义想通的地方。朱光潜的这些观点对于文学批评而言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那就是一个批评家不能执拗于自己的独断,对于那些带有前瞻和先锋性质的作品,尤其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对待。由于朱光潜长期从事美学理论研究,因此他的文学批评常能显出高屋建瓴的特点,他对废名、戴望舒、芦焚等人的作品很多时候把重点放在艺术美学的角度去观察,发现他们的美学风格和审美价值。如他认为废名的小说《桥》隐含着禅宗文化的影响:“《桥》里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离开前后所写境界而独立。”无独有偶,另一个批评家程鹤西对废名的《桥》也一样推崇,他说:“一本小说而这样写,在我看来是一种创格。”朱光潜评论芦焚的作品《谷》和《落日光》时注意到作者由于追求小说抒情化所造成艺术风格上的与众不同:“读《谷》和《落日光》不是一件轻快的事。一泻直下,流利轻便,这不是芦焚先生的当行本色。他爱描写风景人物甚于爱说故事。在写短篇小说时,他仍不免没有脱除写游记和描写类散文的积习。”与朱光潜的观点相近,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也对那种把批评当作裁判和法官的做法极为不满,主张把文学批评当作美的领悟和鉴赏,他在评论芦焚的作品时也是侧重在风格的鉴赏:“他有一颗自觉的心灵,一个不愿与人为伍的艺术的风格,在拼凑,渲染,编织他的景色,作为人物活动的场所”这些正表明:京派批评所坚守的理念和采用的评论方式大体上是相一致的,这是文学流派的重要特征之一。

总的来看,叶公超的文学批评涉及小说、诗歌、散文、书评、期刊评论、翻译等,其中以书评最多,诗歌评论次之,小说评论又次之,识见深刻,表达平易,文风朴实,简洁耐读。他的文学批评中外并重,侧重文坛最新动态和作品,时代感突出。比如,《英勇的新世界》和《浦利斯特利散文自选集》分别是英国1932年出版的讽刺小说集、散文集,叶公超几乎同步把它们介绍到《新月》。又如,叶公超对美国《诗刊》一则微不足道的启事感兴趣,这则启事是1932年6月刊出的,叶公超从启事中读出了美国诗坛的新动态,然后把它介绍到国内。如果没有敏锐的洞察力,就不会有这种批评文章问世,可见叶公超的文学批评是敏锐的。

  结缘于写作,常风与沈从文、周作人、朱光潜、萧乾等日渐熟悉,过从甚密。朱光潜主编京派重要刊物《文学杂志》时,曾两度邀请常风出任助理编辑。而常风协编《文学杂志》时,也在杂志上发表了大量书评。老舍、张天翼、朱自清、李健吾、巴金、鲁迅、叶圣陶、艾芜、茅盾、萧军、吴组缃等诸多作家的作品,都是常风评论过的对象。常风所写的这些书评以及文艺评论,在1944年、1948年先后结集为《弃余集》和《窥天集》出版。

——吴小如

在《文学杂志》所发表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有不少是对于诗歌理论问题的探讨,涉及到旧诗、新诗、外国诗等,提出的问题大多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及前瞻性,尤其对于新诗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朱光潜本人多年来对于诗歌理论问题曾发表过许多见解,如他的《论节奏》、《诗的格律》等在诗歌形式上用力尤多,沈从文、梁宗岱、孙大雨、陈梦家、林庚、罗念生、李健吾等都有所贡献。因此朱光潜在主编《文学杂志》时延续了京派作家和理论家在这个领域持续的关注,陆续发表了叶公超的《论新诗》、陆志韦的《论节奏》、孟实(朱光潜)的《望舒诗稿》、周煦良的《﹤北平情歌﹥书评》等。叶公超的《论新诗》是一篇很有分量的诗论,他把问题的重心始终放在中国新诗走向的历史背景下去思考。在叶公超看来,当时中国新诗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历史关口,有的诗人急于抛弃历史传统,而有的诗人则又重新复归传统,他认为这两种态度都有偏激之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搞清楚新诗和旧诗的根本差别。针对当时出现的主张以自由诗为发展目标、否定诗歌格律化,甚至把格律视为守旧、传统的观点,叶公超明确反对,他认为新诗同样应有自己的格律。叶公超说:“格律是任何诗的必需条件,惟有在适合的格律里我们的情绪才能得到一种最有力量的表达形式;没有格律,我们的情绪只是散漫的、单调的、无组织的,所以格律根本不是束缚情绪的东西,而是根据诗人内在的要求形成的……只有格律能给我们自由。”当然,叶公超提出这样的见解并非空发奇想,而是建立在他对东西方诗歌历史以及现状的了解、比较的基础上。正因为如此,叶公超坚定地把新诗格律化作为新诗的目标,“我们现在的诗人都负着特别重大的责任:他们要为将来的诗人创设一种格律的传统,不要一味羡慕人家的新花样。一种文字要产生伟大的诗,非要经过一个严格的格律时期不可……对于诗人自己,格律是变化的起点,也是变化的归宿。”叶公超的这些观点和林庚、梁宗岱在诗歌格律化的观点有相似的地方。当然,叶公超《论新诗》的贡献还在于他在诸多诗歌形式的元素上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学理色彩相当浓厚。如叶公超对于诗歌的节奏、韵律、音步、音组等都有详尽的辨析,很有说服力。他认为因为中国的语言中缺少铿锵脆亮的重音和高音,因而不能简单照搬西方诗歌的音步,比较好的办法是用音组来替代。叶公超良好的理论素养以及对中西诗歌开阔的比较视野使得这篇文章的价值格外珍贵,卞之琳后来曾说:“现在读公超1937年发表在孟实主编的《文学杂志》创刊号上的《论新诗》一文,发现更多深获我心的见解。例如新诗建行单位不应计单字数而计语言‘音组’,比孙大雨先生通过长期实践到三十年代开始译莎士比亚才提出‘音组’的说法似还早一步。” 此外,陆志韦的《论节奏》和周煦良的《﹤北平情歌﹥书评》也对诗歌的音律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究。陆志韦的《论节奏》结合了语言学、心理学、物理学等现代学科知识背景,力图在科学的层面上对新诗的节奏作出分析,他说:“诗的节奏在美的经验上占有很特殊的地位,不妨说是介于音乐舞蹈之间而不像它们的死劲发挥。”他主张中国白话诗要根据语调轻重来建设音律。周煦良的《﹤北平情歌﹥书评》虽然是对当时出版的林庚诗集《北平情歌》的评论,但实际上对于林庚诗歌本身的评论并不多,大多是谈作者自己对于诗歌音律问题的思考。如周煦良批评孙大雨、梁宗岱等提出的以“字组法”创设音律的方法,认为这种生硬地用字数来凑足音组的做法只是为了取得视觉上的整齐划一,完全忽略了字音上的质和量,人们无法在阅读新诗时得到音律上的愉快。他说:“所谓字组法的音律,所谓就文字的意义结成的字组以制定节拍的办法,根本就不是建筑在文字的声量或声质上。如果音律是诉诸听觉的,并且如果我们充分了解了什么叫‘诉诸听觉’,那么字组法便不是音律;便是我们语言的声调也不是遵照字组法。不过就算字组法是音律,就算每一字组的意义有同量的完整性,它还是抵抗不了平仄音律的侵蚀;它没有找到什么东西来满足两种相反相成声质的进一步要求。这一点不但是字组法的缺乏,也是整个新诗的缺乏。”对此,朱光潜并不完全同意周煦良的看法,但对于他提出的一些富有建设性的论点则给予肯定:“在我们看,理想的诗应能调和语言节奏与音乐节奏的冲突,意义的停顿与声音的停顿一致,‘字组法’与‘音组法’的悬殊或不如周先生所想象的那么大。不过周先生的音组代替平仄之说确有特见。从前人似还没有提到这一点的。”很显然,20世纪30年代的京派作家在《文学杂志》围绕诗歌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尽管人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但对于新诗的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英才勤作育,水木清华地

内容摘要:常风先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重要书评家。与常风同时代的诸如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等人在文学批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为世人知晓并赢得盛名,但常风似乎一度被遗忘了。以《大公报·文艺》为例,据陈子善统计,发表书评最多的作者并非最著名的京派批评家李健吾,以数量排序,依次是李影心(十七篇)、常风(十六篇),以“刘西渭”之名写作书评的李健吾(十四篇)只能屈居第三。2010年,时值常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由谢泳发起,《名作欣赏》杂志社与太原万象书城联合举办“纪念常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常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陈子善说:“我认为像常风先生这样优秀的书评家、文学批评家,长期不为人知,实在是不公正的,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严重缺陷。

1933年,林庚从清华中文系毕业(见图⑤),留校担任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先生的助教,并为闻一多先生的国文课批改学生作业。他此时写出了诸如《朦胧》、《夜行》等名作,受到沈从文等先生的推崇,林庚也由此时成为诗坛健将,他的自由体新诗和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废名、林徽因、陆志韦、冯至、陈梦家、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等同发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诗特刊。他的毕业论文也是第一本新诗集《夜》,由闻一多先生亲作封面(见图③),并由俞平伯先生写序。正如他在一首诗里所写的那样,当时作为诗人的林庚听着:“墙外急碎的马蹄声/远去了/是一匹快马/我为祝福而歌”。

《文学杂志》发表的散文作品最能反映出京派文人温文典雅、闲适的文化心态和纯正、唯美的艺术品位。京派文人虽然大都具有留学海外的阅历和汇通中西的知识结构,但他们在内心深处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仍然有着很强的认同感,其作品中往往会表现出儒释道精神的痕迹。周作人此时已经彻底完成了由“叛徒”到“隐士”的角色转变,他这一时期有大量小品文面世,但他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的较少,只有《谈笔记》、《谈俳文》、《再谈俳文》等几篇。这些文章引经据典,有较丰富的知识背景,文笔洒脱老练,流露出恬淡和避世的心理。周作人20世纪30年代写了大量笔记体的文章,他的《谈笔记》一文就从笔记体的历史谈起,对各种笔记进行评点,接着谈到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笔记:“简单的说,要在文词可观之外再加思想宏大,见识明达,趣味渊雅,懂得人情物理,对于人生与自然能巨细都谈,虫鱼之微小,谣俗之琐屑,与生死大事同样的看待,却又当作家常话的说给大家听,庶乎其可以。”这样的观点对当时林语堂倡导的性灵文学显然是一种应和。其他如俞平伯的《无题》、废名的《随笔》、程鹤西的《灯》、《落叶》等在审美心理和情调上与周作人的小品文类似,有较为浓重的隐逸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面在暴政和强权高压下多少无奈的人生选择。其他重要的散文还有何其芳的《老人》、《树阴下的默想》;钱钟书的《谈交友》、杨季康(杨绛)的《阴》;朱自清的《房东太太》等。何其芳是当时很引人瞩目的诗人和散文家,他的散文集《画梦录》1936年获得了《大公报》文艺奖金,评委会称:“在过去,混杂于幽默小品中间,散文一向给我们的印象多是顺手拈来的即景文章而已。在市场上虽走过红运,在文学部门中,却常为人轻视。《画梦录》的出版雄辩地说明了散文本身怎样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对于散文,朱光潜把它理解为小说戏剧之外带有纯文学意味的文章,而何其芳的散文则完全符合这样的定义。《画梦录》时期的何其芳艺术精致,语言瑰丽,稍后的作品虽然风格有所变化,但艺术上仍然有较高的水准。当何其芳散文集《还乡杂记》的一些篇目在《文学杂志》发表后就引起了朱光潜的兴趣。他评论说:“读何其芳先生的《还乡杂记》常使我们联想到法朗士的《友人之书》。它们同样留恋于过去的记忆,同样地富于清思敏感,文笔也同样地轻淡新颖,所不同者法朗士浑身是幽默,何其芳先生浑身是严肃。”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杂志》还意外发现了钱钟书、杨绛的文学才能。除了发表钱钟书的重要文论《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之外,还推出了钱钟书的散文《谈交友》和杨绛的《阴》,使得散文的风格更加摇曳多姿。

【28】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页。

作者简介:

河畔的小草看看花长落

然而朱光潜并不满足于对自由主义文艺实质的阐释,他更希望寻找出这种理论的渊源和合理性。为此,朱光潜跳出了中国思想文化疆域的局限,而是把目光放大到整个人类思想史、文明史的进程中去思考,显示出自己宏阔的理论视野。朱光潜宏观地把把人类文化思想的进程划分为两期,即生发期和凝固期,而思想的进程正是随着这两期的互相交替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生发期意味着思想的自由和文化思潮的兴盛,而凝固期则意味着思想重新定于一尊,失去活力。朱光潜这样描述:“在生发期中,一种剧烈的社会变动或是一种崭新的外来影响给思想家以精神上的刺激与启发,扩大他们的视野,使他们对于事物取新颖的看法,对于旧有文化制度取怀疑、攻击或重新估价的态度。”这种权威解体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必然出现文艺复兴的局面。然而一旦文化成熟,这种生机勃勃的自由情形就会消失,又必然进入到思想的凝固期,“在凝固期中,新传统已成立,前一期的兴奋、热诚与活力已锐减。”于是异端思想受到压制,因而必然造成文化活力的衰退,预示着衰落期的到来:“所以一种文化思想的凝固期也就预兆着它的衰落期。”朱光潜对于百家争鸣、思想活跃的文化生发期十分向往,而对于文化的凝固期十分反感和恐惧。在他看来,虽然中国思想界经历了五四运动的黄金时期,但这个时期还非常短暂,到了20世纪30年代只有十几年的历史,仍然属于文化的生发期,因此思想界最需要做的事情是尽量延长生发期的时间,避免文化凝固期过早出现:“我们现在所急需的不是统一而是繁复,是深入,是尽量地吸收融化,是树立广大深厚的基础”应当说,朱光潜的这些观点虽然理论色彩很浓,但却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国民党的政权越来越显示出它独裁、专制的面目。它一方面严厉镇压进步知识分子,动辄拘禁、逮捕甚至杀戮;而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在文化领域的控制力,接连颁布多项法令,对图书杂志出版采取严格的审查制度,查禁大批进步书籍。例如单是1934年2月19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奉中央党部命令,就查禁了149种书籍。在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朱光潜看来,这不可避免地带来思想上的专制和禁锢,从而窒息了学术思想的生命,进入文化凝固期,进而与五四时代的文化理想背道而驰。无独有偶,几乎在朱光潜发表这些意见的同时,沈从文也表示出同样的意见,他说:“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独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向各方面滋长,繁荣,拘束越少,可试验的路越多。”朱光潜的这些论述为自由主义文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的基础。

第一,研究、翻译以艾略特为代表的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诗论,为中国新诗和现代诗学提供新的参照系。

关键词:常风;书评;李健吾;叶公超;文学;写作;京派;先生;文艺;批评

如一曲初春的解冻歌

20世纪20—40年代,北平的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聚集了一批学有专长的粤籍学人,梁启超、黄节、陈垣等饮誉学界,广为知晓;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的容庚、商承祚,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张荫麟,留学英国归来的温源宁、叶公超,留学法国归来的梁宗岱,他们或先或后在北平高校担任教职,成为学界新秀,因此有人以“文苑称雄杰,岭南一枝春”概括之。叶公超以其文学批评独树一帜,尤其在英美现代主义诗歌批评上,更是开时代风气之先,影响颇大,在京华粤籍学人中,堪为“岭南一枝春”。

  常风后来结识的沈从文、萧乾、朱光潜等京派作家,都非常重视书评写作。在他们主编的《大公报·文艺》的“栏目介绍”和《文学杂志》的“编后记”里,即能明显看到对于书评写作的突出强调与欢迎。由于他们热情约稿,常风笔耕不辍,所写书评产生了积极广泛的影响,“起到了针砭时弊、启迪读者的作用”,成为当时著名的京派书评家之一。以《大公报·文艺》为例,据陈子善统计,发表书评最多的作者并非最著名的京派批评家李健吾,以数量排序,依次是李影心(十七篇)、常风(十六篇),以“刘西渭”之名写作书评的李健吾(十四篇)只能屈居第三。所以陈子善说:“李影心和常风、刘西渭是《大公报·文艺》书评的三大‘台柱’。”而《文学杂志》也是几乎每期刊发常风的书评,有时甚至在一期中刊发两篇(如1937年第一卷第四期)。如此频繁地发表一系列高质量的书评,可见常风当时作为书评家的活跃状态与广泛影响。

林庚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学者诗人,认识到自由诗的问题之后,从1934年开始,就一直致力于诗歌的节奏与形式的试验。他1936年出版的《北平情歌》,曾得到很高的评价,有人认为:“这是万水千程后的归真返朴。在这里,新诗的音律第一次脱离平仄的拘律,而且降伏了字组法,使它成为音律的侍婢;后一点,我私意认为,不但是新诗音律的胜利,而且也是诗的胜利。”(周煦良:《新诗音律的新局面》)更重要的是,他从节奏、形式的观察与试验中发现了诗歌建构诗行的两条规律:一是“五字组”(“凡是念得上口的诗行,其中多含有五个字为基础的节奏单位。”);二是“半逗律”(“每个诗行的半中腰都具有一个近于‘逗’的作用,我们姑且称这个为‘半逗律’,这样自然就把每一个诗行分为近于均匀的两半;不论诗行长短如何,这上下两半相差总不出一字,或者完全相等。”

京派的出现本身就有和当时开始兴起的左翼文艺运动相抗衡的意味,胡适力挺朱光潜创办《文学杂志》,希望重振京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左翼文艺的恐惧和不满。众所周知,京派在政治理想上致力追求法治和秩序,呼吁保障公民权利,但在文学上追求宽容和自由,倡导文学的独立和超脱,反对文学的种种工具化行为,这和公开宣称文学的社会功用的左翼文艺有着巨大的鸿沟。朱光潜在《文学杂志》的发刊词中虽然没有直接点名当时的左翼文艺运动,但他对文艺本质的看法却和左翼文艺的观念格格不入,在许多文艺的见解上对左翼文艺也持批评、否定的态度。尽管朱光潜某种程度上也认同文学与人生、时代的关系,表面上看,这似乎和左翼文艺有某种趋同之处。但实际上,朱光潜反对对文艺和人生的关系做关于狭隘和功利的理解,在他看来,如果这样的话,就会重新陷入“文以载道”的老路,在他眼中左翼文艺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朱光潜特别提醒人们把握两者关系的分寸,他说:“着重文艺与文化思想的密切关联,并不一定走到‘文以载道’的窄路。从文化思想背景吸收滋养,使文艺植根于人生沃壤,是一回事;取教训的态度,拿文艺做工具去宣传某一种道德的、宗教的或政治的信条,又另是一回事。这个分别似微妙而实明显。”朱光潜特别批评了当时文坛中的“文以载道”的现象。他说:“在现时的中国文艺界,我们无论是右是左,似乎都已不期而遇地走上这条死路。一方面,中国所旧有的‘文以载道’一个传统观念很奇怪地在一般自命为‘前进’作家的手里,换些新奇的花样儿安然复活着。文艺据说是‘为大众’、‘为革命’、‘为阶级意识’。”不用说,这些所提到的“为大众”、“为革命”、“为阶级意识”正是当时左翼文学的主张和特征,朱光潜认为这样的文学从根本上违反文学的本性,是传统载道文艺思想的复活。在这一点上,朱光潜的看法完全附和了周作人的意见。周作人曾经以“言志”和“赋得”来概括中国文学的发展线索,他特别反感“文以载道”的观点而推崇“言志”和“即兴”的文学,认为“言志”和“即兴”派文学是真正独立、自由地表达出了自我的想法,是性灵的文学。同时周作人把左翼文学归入到“载道主义”、“集团主义”的范畴,并多次批评。朱光潜不仅在《文学杂志》发刊词中表达了对于文学功利化的不满,而且在他所撰写的编辑后记中也曾重申过类似的意见,如他在第1期的后记中说:“周煦良先生趁评《赛金花》的机会,很清楚地指出借文学为宣传工具而忽略艺术技巧的危险。”可见,在对待左翼文学的态度上,朱光潜的意见实际上也代表了京派同人共同的看法,是忠实于自由主义文艺的必然选择。

【11】【15】【16】【21】【23】【25】【26】叶崇德主编:《回忆叶公超》,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55、45、67—68、70、66、22、32页。

2005年的最后一场雪。北大燕南园62号林庚先生寓所。

叶公超是国内第一个与艾略特有直接交往的学者,艾略特的绅士气质和名士派头也给叶公超以影响,在徐志摩眼里,叶公超是艾略特的信徒。1932年叶公超在《施望尼评论四十周年》一文中,第一次提到和他有直接交往的艾略特,称他是诗人兼批评家;同年叶公超又在《美国<诗刊>之呼吁》一文提到艾略特,用“新知觉的探索、新方法的表现”【18】来概括艾略特诗歌的风格。叶公超对艾略特诗歌研究的学术深度,以及他对艾略特在文学史地位和影响的预见,为当时多数同行学者所不及。1934年4月叶公超在《清华学报》发表论文《爱略特的诗》,1937年4月叶公超在《北平晨报•文艺》发表《再论爱略特的诗》,这两篇论文时至今日依然是研究艾略特不可忽视的重要文献。基于学术层面的考量,许渊冲认为“叶公超是第一个把艾略特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19】叶公超研究艾略特诗歌的论文,数量上不多,但学术含量高,比如他认为“爱略特的诗所以令人注意者,不在他的宗教信仰,而在他有进一步的深刻表现法,有扩大错综的意识,有为整个人类文明前途设想的情绪”【20】,这个论断体现了叶公超敏锐的眼光,至今为学界认可,并成为研究爱略特诗歌的经典援引。

林庚,字静希,原籍福建闽侯,1910年2月22日生于北京,其父林志均是著名学者和书法家。192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曾参与创办《文学月刊》。1933年清华大学毕业,留校任朱自清先生助教。1934-1952年先后在北京民国学院、厦门大学、燕京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改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56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至1986年退休,仍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2004年,任北京大学诗歌中心主任。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首批会员。1954年《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创刊至1963年终刊,任编委。曾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及第四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文学杂志》在关注新诗理论的同时,也以很大的篇幅来刊登新诗,所发表新诗的作者包括了卞之琳、陆志韦、戴望舒、林庚、废名、林徽因、路易士、曹葆华、冯至、孙毓堂、方令孺等。这些诗人可以说是当时中国诗坛涌现出来的最有冲击力的诗人,其作品呈现出浓重的现代主义诗风,《文学杂志》的这些举动明白表示了其对中国新诗现代性的敏感和支持。京派批评家李健吾曾经对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等为代表的青年诗人给以很高的评价,尤其称赞他们顺应现代社会的变化,创造出全新的诗歌境界:“他们的生命具有火热的情绪,他们的灵魂具有清醒的理智;而想象做成诗的纯粹……他们要把文字和言语揉成一片,扩展他们想象的园地,根据独有的特殊感觉,解释各自现时的生命。他们追求文字本身的瑰丽,而又不是文字本身所有的境界。”卞之琳是当时诗坛备受瞩目的青年诗人,也是京派的后起之秀,他的诗作在很多方面都冲击了人们传统的诗学观念,呈现出新鲜、繁复的意象。卞之琳发表在《文学杂志》上诗作有《白螺壳》、《第一盏灯》、《多少个院落》、《足迹》、《半岛》等,《白螺壳》是卞之琳的名作,以新奇的意象和艺术构思表达出复杂而幽深的人生哲理:“空灵的白螺壳,你,/孔眼里不留纤尘,/漏到了我的手里/却有一千种感情:/掌心里波涛汹涌,/我感叹你的神工,/你的慧心啊,大海,/你细到可以穿珠!/可是我也禁不住:/你这个洁癖啊,唉!”诗中的“你”、“我”等人称代词常常转换,指代的意义也多有不同,表现出哲学上的相对性哲理,这也恰和当时现代派诗歌追求哲理的目标一致。废名虽然以小说见长,但20世纪30年代废名在新诗创作上也有一定成绩,他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十二月十九日夜》、《宇宙的衣裳》、《喜悦是美》等三首诗,诗作的晦涩与朦胧在现代派诗人中也是特别突出的。如《十二月十九日夜》:“深夜一枝灯,/若高山流水,/有身外之海。/星之空是鸟林,/是花,/是鱼,/是天上的梦,/海是夜的镜子。/思想是一个美人,/是家,/是日,/是月,/是灯,/是炉火,/炉火是墙上的树影,/是冬夜的声音。”这里的文字和思维都呈现出大幅度的跳跃,完全打破了传统意义上人们对于诗歌的理解。他的《宇宙的衣裳》这方面的想象就更加奇特了,带有明显的禅的哲学色彩:“灯光里我看见宇宙的衣裳,/于是我离开一副面目不去认识他,/我认得是人类的寂寞,/犹之乎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宇宙的衣裳,/你就做一盏灯罢,/做诞生的玩具送给一个小孩子,/且莫说这许多影子。”对于废名的诗,朱光潜这样评论:“废名先生的诗不容易懂,但是懂得之后,你也许要惊叹它真好。有些诗可以从文字本身去了解,有些诗非先了解作者不可。废名先生富敏感而好苦思,有禅家与道人的风味。他的诗有一个深玄的背景,难懂的是这背景。”诗人林庚早年的诗作大都是自由诗,并不追求形式的统一,然而后来他的诗作却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开始要为诗歌寻求更佳的形式,致力于借鉴中国诗歌传统并进行格律诗体的实验。他发表在《文学杂志》上两首诗《柳下》和《斗室》形式整齐,韵律和谐,语言洗练,形式上是传统的,但表达的情绪却是现代的,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他对诗歌深层次问题的探索。与林庚这种新诗实验相仿的是,诗人陆志韦在《文学杂志》发表的《杂样的五拍诗》也是作者长久实验后的收获,内容上立体繁复,富有现代气息,形式上融合中西诗歌的特点,在诗歌节奏使用上有新的贡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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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文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曾经和不少刊物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新月》、《骆驼草》、《学文》、《水星》、《文学季刊》等刊物。但公开明确说明和京派有直接渊源,完全属于京派阵营的刊物的却非朱光潜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莫属。朱光潜晚年曾回忆说,这份刊物的创办完全是出于重振京派文学的考虑:“京派在‘新月’时期最盛,自从诗人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之后,就日渐衰落。胡适和杨振声等人想使京派再振作一下,就组织一个八人编委会,筹办一种《文学杂志》。编委会之中有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音和我。他们看到我初出茅庐,不大为人所瞩目或容易成为靶子,就推我当主编。”《文学杂志》虽然由于时局的变化只出版了第1卷总共4期,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它的确在京派文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标榜文学独立、自由的原则,鲜明呈现出京派文学的理想和追求,凝聚起了一大批京派作家,发表的不少作品更是堪称京派文学的精华。因而,就像有学者所说的那样:“《文学杂志》不仅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京派’杂志,而且是集合了‘京派’各方面人物的第一个杂志。”

【2】【3】【4】【5】【6】【7】【8】【9】【12】【13】【18】【20】陈子善编:《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256、257、47、93、15、18、19、20、271、148、222、117页。

黄昏的影子里那是呢

在这篇发刊词中,朱光潜一以贯之地高举文学独立、自由的旗帜,完整阐释了自由主义文艺观念,并把它作为京派文学的灵魂。对于这一点,朱光潜在多年后的回忆中也没有避讳,他说:“在第一期我写了一篇发刊词,大意说在诞生中的中国新文化要走的路宜于广阔些,丰富多彩些,不宜过早地狭窄化到只准走一条路。这是我的文艺独立自由的老调。”由于朱光潜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亲身感受过思想自由给文学艺术所带来的巨大活力,因而他对于这样的时代非常留恋。而对于思想、学术上各种专制和蛮横的做法,都非常反感,主张各种不同的思想开展自由、平等竞争。正是基于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朱光潜的文艺观很自然地走进了自由主义文艺观,主张让文学在自由、宽容的空气中健康发展,平等竞争,反对某一种文学成为权威。他说:“对于文艺本身,我们所抱的态度与对于文化思想的相同。中国的新文艺还是在幼稚的生发期,也应该有多方面的调和的自由发展。我们主张多探险,多尝试,不希望某一种特殊趣味或风格成为‘正统’……别人的趣味和风格尽管和我们的背道而驰,只要他们的态度诚恳严肃,我们仍应表示相当的尊重”朱光潜的这些论点正是自由主义文艺最为核心的内容,代表着20世纪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对文艺理想的纯正追求,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叶公超以文学批评名称一时,他的多数作品完成于1926—1940年。这段时间他在上海暨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其中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间最长。叶公超不是闭目塞听的学者,他站在现代文坛一线,先后任《新月》、《学文》、《文学杂志》等刊物的编辑和自由撰稿人,这些刊物所聚集的文人集团,文学史上或命名为“新月派”,或命名为“京派”,因此叶公超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从新月同仁到清华学人的动态历程。

发明一个传统

赵萝蕤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两年后转入英文系,四年后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师从叶公超、温德教授。1936年赵萝蕤翻译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这是国内第一个中译本,并促成了叶公超为译本写了一篇精彩的序,即前文所说的《再论艾略特的诗》。赵萝蕤翻译艾略特的《荒原》,固然受到温德教授的启发,但受教于叶公超更多,“温德教授只把文字典故说清楚,内容基本搞懂,而叶老师则是透彻说明了内容和技巧的要点与特点,谈到了艾略特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青年中的影响与地位,又将某些技法与中国的唐宋诗比较。像这样一句话:‘他的影响之大竟令人感觉,也许将来他的诗本身的价值还不及他的影响的价值呢。’这个判断愈来愈被证明是非常准确的。”【21】正因为翻译了《荒原》,以艾略特为代表的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表现技巧如知性、经验、非个人化等成为1940年代西南联大青年诗人的普遍追求,大大提高了中国新诗的整体水平。叶公超对艾略特诗歌的研究,他的学生赵萝蕤对艾略特的长诗《荒原》的翻译,学界认为是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引进过程中的一个具有标志性和象征意义的重大事件。”【22】

晚霞的颜色又是一番了

在京派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中,文学批评占据着非同寻常的地位。除了涌现出诸如周作人、朱光潜、李健吾、梁宗岱、李长之、沈从文等一批重要批评家之外,还产生了一大批优秀文学批评著作,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和京派对批评的倡导、重视分不开的,从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中就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文学杂志》所刊发的文章中,除了传统的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外,文学批评和评论的文章所占分量很大,这和传统文学刊物只刊发文学作品的做法有很大不同。朱光潜说:“比一般流行的文艺刊物,本刊似较着重论文和书评,但是这不一定就是看轻创作。论文不仅限于文学,有时也涉及文化思想问题。这种分配将来也许成为本刊的一个特色。”虽然《文学杂志》第1卷只有4期,但刊登的文学批评不仅数量多,质量也厚重,有不少理论文章都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如叶公超的《论新诗》、钱钟书的《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沈从文的《再谈差不多》等,在京派批评中很有代表性。

【19】许渊冲:《山阴道上》,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197页。

屈原为什么几乎等于全部楚辞?

朱光潜当年在创办《文学杂志》时,无疑是怀抱着改造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宏大历史使命。他在发刊词中曾踌躇满志地说:“一种宽大自由严肃的文艺刊物对于现代中国新文艺运动应该负有什么样的使命呢?它应该认清时代的弊病和需要,尽一部分纠正和向导的责任;它应该集合全国作家作分途探险的工作,使人人在自由发展个性之中,仍意识到彼此都望着开发新文艺一个共同目标。”这样的目标的确激动人心,事实上《文学杂志》刚刚创刊就产生了重要影响,发行量达到很可观的数字,成为文坛最受瞩目的刊物之一。虽然这份刊物有点生不逢时,稍后爆发的抗战迫使它停刊,使得它宏大的理想没有完全实现。但它埋下的文化种子却仍然在发芽,乃至在抗战结束后重新以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                            

因此,无论从叶公超发表在《新月》的文章看,还是从他与“新月派”同人的交往以及他在新月书店出版的著作看,作为《新月》中人的叶公超,知识渊博,才华出众,视野开阔,对英美文坛的熟稔如数家珍,播散西方文明,又不乏本土关怀。《新月》时期的叶公超,擅长书评,文学批评能入肌理,不从现成的理论出发,而从具体作品入手,精细而不琐碎,宏阔而不空洞,呈现一个文学批评家的才情与识见。

■ 成果解读

卞之琳走向诗坛并成为著名诗人,最初得益于徐志摩和叶公超对他的赏识。1929年卞之琳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1931年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身亡,叶公超接替徐志摩讲授英诗课程,他对勤奋好学的卞之琳不吝嘉许。在叶公超的指导下,卞之琳在《新月》发表了《魏尔伦与象征主义》、《恶之花拾零》(译诗十首)等作品,在《学文》上发表了译作《传统与个人的才能》,尤其是后者,叶公超亲自校订,并把文前的一句拉丁文motto翻译出来。卞之琳1930年代中后期新诗创作风格的转变,受益于叶公超,“是叶师第一个使我重开了新眼界,开始初识英国30年代左倾诗人奥顿之流以及已属现代主义范畴的叶芝晚期诗。”【14】经由叶公超的培养和扶携,卞之琳成为北平“前线诗人”的佼佼者。

那里,是一片心灵的净土;这些,是一份份终生的课外作业。

1928年秋到1929年夏,叶公超在上海暨南大学担任外语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和同在上海的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余上沅等交往颇多,所以写稿有15篇;1929年下半年叶公超、徐志摩、胡适先后离开上海来到北平,闻一多、梁实秋被杨振声聘为青岛大学教授也离开了上海,《新月》颓势明显;1930—1931年罗隆基主编《新月》,侧重时政评论,叶公超没有写稿;1932年叶公超写稿多达8篇,其中第4卷2、3期合刊出版,他作为主编,《新月》又回到“健康与尊严”的纯文艺的路子,可见叶公超坚持文学批评的纯正性。

双燕飞来暝色又成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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