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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佶的《四禽图卷》是重要的非购不可之物,郑振铎等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往来信札入藏国家图书馆

张大千已由东京回南美巴西。张氏本有糖尿症,半年前影响眼部,不能作细笔画,闻近已渐好。其收藏尚未售出,拟与之合谈一批,成功之望,较为易办。郊意先谈:1、赵氏《三马图》、2、黄山谷《廉蔺卷》、3、黄山谷《张大同卷》、4、鲜于枢《石鼓歌》、5、王诜《西塞渔社图》等,不知以为然否?”同年的8月18日,再次建议到:“我以为张大千所藏之物,有重新考虑的必要。(以上所引诸函,皆为香港陆海天所藏原函影印件,下文未出注者,都出自同一批影印件)

1955年10月22日伯郊致王毅:

1952年9月6日,郑振铎给徐伯郊的信,开列了重要藏家与重点收购文物的清单。

清朝末年,《五牛图》被转到中南海瀛台保存。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件稀世珍宝从此落入外国人手中,命运变得颠沛流离。

关于收购之张大千画四件,已与朱市长商定,将款汇与香港中国银行沈镛先生(沈对于我们的工作很了解,上次收购二希时,他帮了不少忙,并与惠春相识)转交惠春,并收回画三件(《林泉清集》暂存惠春处),由香港中国银行带穗。这个办法非常妥当,望放心。

除了这种文物贩子直接的扰乱市场之外,还有一种情况,也对伯郊的工作造成极大威胁,就是藏家自己直接将藏品转送国外出售,如1956年2月1日函中伯郊还提到:“王文伯旧藏李公麟《豳风图卷》,本存香港,现已寄回美国,可能美国博物馆预备购买。”同样,这件《豳风图》后来也经顾洛阜之手,现在转入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

新京报记者 浦峰 倪伟 摄影报道

每一件传世艺术珍品背后都有说不完的传奇故事。

前日由朱市长转上一信,想已收到。因为有许多事正在商议、决定阶段,所以希望你能够在穗稍留,等候决定。如果那四件画非你回港不能取回,则请你和朱市长面商。否则,最好由你打电话或致函经手人,将那四件画送交朱市长指定之中国银行某人,交件取款。不知你的意见如何?(《为国家保存文化》,283页)

十天之后,伯郊再次催款(徐伯郊致王毅函):

展览展出的宋刻本《荀子二十卷》。

《伯远帖》是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珣书写的一封信,行书,共5行47字。《伯远帖》上有宋徽宗赵佶的御题和收藏印,北宋时由宫廷收藏。辗转六百多年后,清代乾隆皇帝得到《伯远帖》,又得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乾隆皇帝认为这三件是稀有之物,将它们收藏在养心殿西暖阁,名其收藏之室为三希堂。《伯远帖》《快雪时晴帖》与《中秋帖》并称为三希帖。

收购成立小组,非常同意。此事已与朱市长报告过,他教在动身之前再去见华南统战部长饶彰枫同志【以便可以】与温康兰同志接洽。至于沈镛同志处,由朱市长通知广州中国银行经理转告就可(沈是襄理兼总务科长)。

已交件而未收款者,有:米芾《珊瑚帖》及白玉蟾卷(价伍万伍千元)……即以已收之五万元,另外之五千元,移作付米芾《珊瑚帖》及白玉蟾卷之用,并将收据一纸附上,以便付账。

今年9月,国家文物局获悉这批信札即将在香港拍卖,与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联系,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尊重商业规则前提下成功竞购,捐赠给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将这批信札整体划拨国家图书馆,与“西谛藏书”“木音信札”合璧收藏。

1950年初的一天,周恩来总理收到一位香港爱国人士的来信。信上说:当年这幅被八国联军劫走的《五牛图》,近日要在香港被拍卖,他本想购买下来使之重回祖国,但是画的主人要价10万港元,他个人无力购买,于是写信给总理,希望政府能够出资收回。

再据1953年8月29日西谛致伯郊函:

香港古画市面,唐宋元的价钱越来越高,这全是受欧美的影响。赵佶的《四禽图》及《金英秋禽图》全得善价,所以我以为张大千所藏之物,有重新考虑的必要。

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和郑振铎后人及嘉宾参观展览。

(综合自《人民日报》海外版、《北京日报》等)

可知,沈镛除了负责经济方面之外,还会协助伯郊处理一些具体的工作。但沈镛在收购小组中的角色,似乎主要局限于在港业务。而大陆方面的经济业务,则似乎是一位蔡传胜在具体操作。

王毅先生:到港后,曾寄上二函,每函内有单据一纸(即《珊瑚帖》、白玉蟾字卷收据及书收据),日前又复一电,想皆已收到。

原标题:郑振铎等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往来信札入藏国家图书馆

《五牛图》号称镇国之宝,是唐代画家韩滉唯一的传世名作。《五牛图》一经问世便成为收藏的热点。北宋时,它曾被收入内府,宋徽宗题词签字。元灭宋后,大书画家赵孟頫得到了这幅名画,如获至宝,留下了神气磊落、希世明笔的题跋。清代,《五牛图》被征召入宫,乾隆皇帝非常喜爱。

预算不知批准否,殊为系念。香港所接洽各处纷纷托惠春来函电询问,殊难应付。

根据这个记录,现藏北京故宫的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和赵孟坚《墨兰卷》当时也曾差点失之交臂,而王南屏同时出售的吴历《墨井草堂卷》,却从此流至异域,现存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

郑振铎是新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文物工作者,为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付出了巨大心力。这批信札记载了很多重要文物的抢救过程,是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的重要史料。

《韩熙载夜宴图》笔墨精细工整,用色清雅绚丽,线条流畅舒润,风格高雅细腻,既是一部功力深厚的古代绘画杰作,又是当时社会政治和文化经济的纪实性体现,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在中国乃至世界美术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其一是回购具体执行人徐伯郊的问题。

《珊瑚帖》、白玉蟾卷两件款五万五千元,吴镇《草亭诗意卷》款三万元(价四万五千元,已付一万五千元),共八万五千元。因物主催迫甚急,请即通知穗蔡先生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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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半送半卖《韩熙载夜宴图》

两天之后,伯郊再次致函西谛询问此事:

10月31日伯郊致王毅:

观众观看展出的珍贵古籍。

原来,黄作梅发现自己被跟踪后,就主动玩了个闹失踪的把戏。俩人一明一暗,弟弟在明,和拍卖公司打交道,吸引大家的注意。而哥哥在私下里,不停地做一位香港实业家吴蘅孙的工作。吴蘅孙就是这次拍卖的委托方,他从国外购得《五牛图》,但由于企业破产只能拍卖宝物。

收购事,拟成立小组,由兄负责接洽、鉴定并议价事,由中国银行沈经理及温康兰二位负责付款等事;由你们三人成立一个小组,如此可省责任过重也。温康兰同志处,已由廖承志同志通知他。沈经理处,最好由朱副市长通知一下。温康兰同志如何和你接洽,可先和广州的华南统战部长饶彰枫同志联系。(《为国家保存文化》,291页)

唐韩滉《五牛图卷》,本为吴蘅孙所藏,前几年谈过多次,皆因索价过高,未得要领。现吴环境转变,已有售出之意。而何斯泰亦有意购买,已出价十八万元,吴未卖。大约二十万左右或可以谈。今将照片寄上,请卓裁。此卷纸本有赵子昂二跋,与《式古堂》所记稍有出入(《式古堂》著录二卷,绢本者有赵跋,纸本无跋),请查其他著录一对。

新京报讯 12月26日,一批新中国成立初期郑振铎和“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往来信札入藏国家图书馆。这批166页的文件,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文物工作者抢救流散文物的历史。

11月5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给马叙伦(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人写信,指示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中秋帖》与《伯远帖》的成功回购成为了建国初期回购珍贵文物的一件大事,被传为美谈。

甚至还有一些国外新出的图书。1955年7月12日伯郊致王毅函:“代购《小屯》下编一册及Sherman E. Lee‘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中国山水画集》)此书所藏之画,太半是何斯泰在这四五年内由香港买去的,现在全在美国各博物馆及私人手上,这是最新的材料。以上两书,另包寄上。”

《四禽图卷》一再要求卖主展期,现在已展无可展,希从速决定。这件画在花鸟画中,实在是一件不可再得的画,希望注意。

捐赠划拨仪式结束后,“郑振铎等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往来信札入藏纪念展”正式开展,首次向社会公开这批珍贵史料。展览时间为12月26日至2020年2月26日,公众可以前往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七展厅参观。

二希帖差一点被拍卖至海外

春节已近,这是在香港抢购文物的最好机会,不知何日外汇方可批准?同时郊来广州已经四十日了,有些事不能相隔太久,不然就会脱节。总之一切仍希卓裁指示。

海外收购者的竞争

此次捐赠的这批信札,主要为文化部文物局首任局长郑振铎和“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成员之间的往来信函和相关单据,包括1952年至1958年间往来信件、电报存根等共166页,涉及收购小组成立、文物收购原则、真伪鉴定、资金筹措等多方面内容。

韩熙载是出生于豪族的北方人,在南唐当了大臣。因被后主李煜猜疑,韩熙载便沉湎于声色,以避免引起猜忌而遭不测。李煜派画院待诏顾闳中到韩熙载家窥探。顾闳中回来后凭目识口记作了这幅反映韩熙载家中夜宴情况的长卷。

然而,此事具体于何时正式启动,从何处启动,以何类文物为主,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并没有什么计划。因此之故,在我看来,五十年代这次香港文物回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不过是机缘巧合、误打误撞罢了。

另有一事,今特飞函奉告,英人大卫德最近由东京去台湾,再由台来港,现拟收购王南屏所藏之宋徽宗《四禽图》卷。此卷以前郊曾谈过数次,未奉到指示,拖延至今。现大卫德已出价美金弍万元(合港币拾弍万元左右)。而王索价拾弍万伍千元,颇有成功希望。今日王来与郊谈,如我方有诚意收购,决让与我方,并可连同二字卷同让,计:《四禽图》,美金弍万二千五百元(港币十三万五千元)。米芾《向太后挽词册》,港币三万五千元。文彦博三札卷,港币三万五千元。三件共二十万另五千元,并望在半月内给予回复,因大卫德于昨日去新加坡,二周后再返港也。王藏三件,以郊意见,皆有收购之价值。《四禽图》不但真迹,可能是赵佶亲笔所绘。《向太后挽词》为米芾唯一之楷书。文卷除台湾收藏外,可称孤本。盼接信后与谛公、冶公、张处长商定,即请赐一电报,以便回复王君。二月四日寄张葱玉一信,大意与此函同,并寄去《四禽图》、文彦博字卷、《向太后挽词》及台湾宋元册页十开等四种照片,又赵孟俯《八马图》印影本一卷。

编辑 吴飞虎 校对 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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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郊兄辛勤奔走,屡建勋功,我们至为感佩!在行动方面,尚望特别小心,说话也要格外留意!总以箴默少言为上策。有人说,他曾将公安部的护照,给别人看。我知道伯郊是很谨慎小心的。但还需格外的持重,修养之力更深些才好。便中盼能告诉他一下。总以不露任务的真相,对外人不说自己的事为第一要义。

1956年2月1日伯郊在给王毅的信中,再次提及何斯泰对文物回购的干扰:

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向捐赠方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颁发荣誉证书。

当徐伯郊把郑振铎来信的内容告诉张大千之后,张大千对郑振铎的关心、慰问非常感动。尽管出于种种原因,张大千仍准备移居海外,但他却把自己最心爱的《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画《潇湘图》、北宋刘道士画《万壑松风图》等一批国宝,还有他以前收集到的一些敦煌卷子、古代书画名迹等珍贵文物,一起共折价仅为2万美元,以极低的价格全部半送半卖给了祖国。这批珍贵文物皆由徐伯郊经手,由国家文物局全部收购,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既然双方已经达成共识,在4月28日的回信中,西谛就建议伯郊,由穗返港之后,便可立刻着手组织收购小组事宜:

1956年元旦函:

当天,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在国家图书馆举行“郑振铎等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往来信札捐赠划拨仪式暨入藏纪念展开幕式”。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向捐赠方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颁发捐赠证书,并宣布展览开幕。

更富戏剧性的是,打算拍卖的《五牛图》底价是10万港币,可黄作梅和吴蘅孙联系上之后,吴蘅孙愿意以6万港币卖出。黄作梅兄弟就这样以没有预想到的低价抢回了宝物。当晚,《五牛图》就经由广州运回了北京,如今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至于收购的具体对象,在徐伯郊与郑振铎、王毅等人的往来函件中也多有涉及,除了之前所说的张大千外,还有王季迁、周游、王文伯、王南屏、谭敬、余协中等,这些人的收藏,都与东北货、琉璃厂关系异常密切。

同年6月10日西谛在给森老函中又说到:

观众参观展览。《中秋帖》、《伯远帖》、《韩熙载夜宴图》、《五牛图》等诸多国宝级字画都是在郑振铎先生领导下回购的。

当天晚上,周恩来就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发出紧急电报。香港分社秘书黄作财收到这封电报,马上向他的哥哥、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汇报。当时,拿在黄作财手上的这封电报,只有八个字:不惜代价,抢救国宝。

先生奔走沪穗,为人民得到了“二希”,诚旷古之盛举也。香港方面,名绘法书尚多,当徐徐图之。闻张大千曾登报欲售去“潇湘”,与伯郊兄商酌,拟请其即日赴港,办理此事。若能与顾闳中一卷倂得之,则“五代宋初”之画,可得而论之矣。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五十年代初期,故宫藏品就展览而言,显得十分有限,完全不足以呈现古代艺术的整体水平和流变。所以,1952年5月29日,西谛在致徐森老函中说:

玩失踪巧购回《五牛图》

而随着文物回购工作的一步步展开,文物局方面也开始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仅仅两天之后,伯郊再次致函王毅提醒他面临的困境:

1951年,张大千从印度回到我国香港。当时,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成立的秘密收购小组负责人徐伯郊与张大千往来甚密,郑振铎指示徐伯郊努力通过张大千收购流失在外的中国书画名作。徐伯郊利用自己是香港银行高级职员,又是著名收藏家的便利,照顾张大千的生活。张大千对他非常感激,把他当知心朋友。朝鲜战争爆发后,张大千欲举家移民南美。郑振铎得到这个消息后,急忙写信给徐伯郊,指示他在港多与张大千接触,一是希望他能够回内地,二是希望通过他的关系,争取将流失到美国、日本等海外的中国古代书法名绘收购一些回来。

半月前收到蔡传胜先生由广州汇来港币二千八百六十六元六角九分,云系尊处嘱汇。此款系何用途?请示知。

但即便如此,国内仍未就此图发出明确指示,1956年3月4日:

可10万港币不是一个小数目,尤其是在当时的香港。这时,黄作财兄弟又接到中央电报。报文上说,如果这幅画是真迹,马上可以去中国银行提款!

1952年12月26日西谛在给伯郊函中说到:

谢伯诚《观瀑图》。此轴已为何斯泰购去,这不是一件重要画,杨维桢跋有疑问。另外还有几件不甚重要的。又闻何斯泰去年自日本购入的武宗元《朝元仪仗图》已归王季迁了,同时还有倪瓒的《虞山林壑图》,换了一个王蒙画及明清画十余件。

辛亥革命后,三希帖中除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仍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之外,王珣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流出了宫外,被袁世凯手下的郭世五所收藏。郭世五死后其子郭昭俊因经济困窘,将二希带到香港,抵押给某英国银行,靠贷款度日。眼看着其贷款即将到期,如果无钱赎回,则此稀世之宝将按惯例被银行拍卖。由于当时不少外国机构与藏家对之分外觊觎,若二希一旦被银行拍卖,则国宝将很可能流到域外。

伯郊先生:迭接数函,因月来极忙,未即覆为歉!预算尚未批下,但不是“钱”的问题,乃是办法和手续的问题。例如,如何在港组织一个小组,来主持收购,如何把已购之物带穗,等等。这些问题,正在与有关方面商谈中。(《为国家保存文化》,287页)

就在这同一封信中,伯郊还提到,就连《五牛图》也正在被何斯泰觊觎: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大千由成都飞赴北京,于当年底以500两黄金的巨款,收得《韩熙载夜宴图》。

1953年1月21日伯郊致郑振铎函

此画既然早就确定要收购,按道理进程应该非常顺利,但事实上,据伯郊10月22日致王毅函: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黄作梅失踪了。原来,自从兄弟俩频繁出入拍卖行之后,他们就发现自己身后常有国民党特务跟踪。可时间一天天过去,哥哥始终没有音讯,眼看拍卖时间已到,弟弟黄作财提着巨款来到拍卖公司。谁知,这时拍卖公司却突然宣布《五牛图》撤拍。黄作财非常沮丧,可当他回到办公室之后,却发现哥哥回来了,而且就坐在办公室里,静静地欣赏着这幅《五牛图》。

(一)以收购‘古画’为主,古画中以收购‘宋元人’画为主。(二)碑帖,法书(字),暂时不收购。(三)铜器、玉器、雕刻、漆器等,收其精美而价廉者。振铎。6/9。(《为国家保存文化》,296页)

函中所言让王毅与伯郊面谈并查核账目,无疑就是在为结束收购做扫尾工作。大概在十余天之后,西谛收到了伯郊的来信,汇报他与王毅的会谈事宜。在此信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伯远帖》《中秋帖》《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等国宝级艺术品,都曾经颠沛流离,差一点流失海外,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顺利回归了祖国的怀抱。这些国宝背后,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这是因为伯郊行事不够谨慎而造成的问题。

其次是回购成功之例。

1951年9月,时任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奉周恩来总理之命,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离京出访印度、缅甸。在途经香港短暂逗留时,得知流失的国宝二希在香港可能被外国买去的消息,紧急向中央报告。郑振铎叮嘱香港著名的鉴藏家徐伯郊,想办法稳住郭氏,以待内地汇款抢救。徐伯郊马上找到郭昭俊,向其申明了大义。紧接着,徐伯郊又利用自己在香港银行界的众多关系,疏通了那家英国银行,答应郭昭俊的贷款由他负责偿还,并由自己出面担保,将郭抵押在那家银行的二希取了出来,然后同郭昭俊一起带着二希,按上级安排离港去了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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