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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新小说,而我收藏的30年代张竞生主编的《新文化》创刊号也因此更显珍贵

一个下午,《猎书者笔记》如一湾清流,让我惦记起谢其章老师15平方米书窝里的那些个旧书旧刊旧报旧杂志。

(原标题:谢其章︱最美的小说杂志)

杂志起源于19世纪。把创刊号作为专题收藏,无论经济上的保值作用,还是研究上的文献价值,抑或文学上的欣赏,都大有深意和趣味。 前段时间,偶得一册民国年间出版的创刊号,封面上贴了一张旧邮票,还压了一个邮戳,颇为少见。经过打探,才得知民国年间某段时间,文化检查非常严厉,邮寄书刊不许包封,只能裸寄。原来如此,所以这样一册打上历史印记的创刊号才得以收入我的藏品。 一册赏心悦目的创刊号最好封面就印上创刊号三个大字,有些杂志更标明创刊特大号,那就更有收藏价值了。1950年7月《人民画报》创刊特大号即属于珍品中的珍品,价格也上涨至500元一册,前些时候中国书店出现两册,均被人以此价购藏。还有的创刊号封面封底都印上创刊号,那就更有趣更少见,见到一定不要放过。《上影画报》1957年创刊号即属此类,封面是毛主席像,封底是著名演员刘琼和秦怡主演的《女篮五号》。 有些杂志第一期封面并不标明创刊号,那就要翻翻里页,看看有无发刊词或编后记,再细读版权页,从中断定是否属于创刊号。千万别马虎,越是珍罕的早期创刊号封面越素,毕竟封面装帧艺术远不如杂志本身的历史久远。更早以前,杂志的形式也如古书一样,采用线装形式,当然不会标上创刊号,很容易忽略过去,对于卖家是走眼,对于买家是拣漏。前段时间,我以低价得《忧乐杂志》线装本第一期,可算是一例。 张竞生,这位骂名满天下的卖春博士,30年代与首倡人体写生的刘海粟,歌曲《毛毛雨》的作者黎锦晖,同被世人讥为三大文妖。近年来由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张竞生当年的所作所为,他的著作也重新出版,而我收藏的30年代张竞生主编的《新文化》创刊号也因此更显珍贵,收藏这样的创刊号有时真会感到历史的凝重与变幻。《新文化》还是毛边装帧,一如鲁迅主编的《莽原》和《奔流》。采用毛边装帧是二三十年代的书界时尚,毛装在书籍上用的较多,杂志采用此法的不多见。1957年创刊的《诗刊》分道林纸与报纸本两种,道林纸本创刊号即是毛装,而报纸本不是,收集时不可不查。 习惯上,一本杂志的第一期都是创刊号,但也有例外。我收藏的一册1949年《学生》杂志,即不叫创刊号也不叫第一期,而标写的是第一年、第0号,主编的寓意可能是从零开始吧,我也把它当作创刊号珍藏起来。还有既是创刊又是终刊的仅出一期的杂志, 这种即生即灭的创刊号更属难得,如1936年胡考主编的《万象》画刊就是如此。最近我买到一册1937年1月16日创刊的《时代文艺》创刊特大号也只出了一期,扉页是野夫和新波的木刻版画,第一篇文章是鲁迅的《中国的监狱》。 创刊号收集讲究质量,讲究专题系列,单纯追求数量的方法不足 取。如读书类杂志的创刊号我见必收之,甚而全套收存,如《书林》、《夜读》、《读书月报》、《书与人》、《古旧书讯》、《书品》、《书屋》、《书城》、《书窗》、《书缘》、《读书》、《博览群书》,还有香港出版的《开卷》、《读者良友》 以及台湾的《书卷》等。港台杂志创刊号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也有机会收集到一些,如台湾的《中国集邮》、《集邮界》、《历史》、《海洋文艺》、《壶中天地》、《名家翰墨》,香港出版的《良友画报》、《香港文学》、《邮票世界》、《美术家》、《休闲天地》、《收藏天地》。而且我还知道海峡那边也有创刊号爱好者,读到他们关于收藏创刊号经历的文章更觉亲切和新鲜。 翻阅一期期杂志创刊号,仿佛在翻动一页页的历史画面,旧时月色照今人,珍爱最是第一声。

标题里鲁迅这句话,是在给诗人李金发(1900-1976)的回信里说的。李金发当时正在广州主办《美育》杂志,试图向鲁迅约稿,同时还可能试图索要鲁迅的照片登在《美育》上“以壮观瞻”。

与“旧”纸们打交道,是谢老师的日常。估算起来,近三分之一世纪的风雨无阻,搜书淘书访书得书买书记书……“如果潘家园有打卡机,我定是全勤。”谢老师的收藏自我像里,特征突出,烙印鲜明,至少有“三十年代”与“四大类”两组数字可以说明。

经常与编辑打交道,最伤脑筋的是关于封面设计与书影图片安排的讨论与争执。慢慢地悟出一个道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书刊我经手无数也许过于迷恋,而如今的年轻编辑未能接触老旧书刊满脑子新潮审美,因此难免互不买账。有一次接到邀请与十几位编辑座谈,不知所云言不及义地聊了两小时后,我拿出十几本封面和版式特漂亮的民国书刊请她们观赏,她们连称“惊艳!”气氛为之一振。可是用实物来展示民国书刊魅力的机会少之又少,更可行的办法是在书里多搁插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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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言之,他的收藏范围定格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漫画杂志,三十年代的电影杂志、三十年代的画报以及沦陷区的文艺刊物,并以此为主轴再发散开去。也因此,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民国老期刊收藏研究专家,至今出版了关于版本杂谈旧刊新拾的散文随笔二十多本,这一类的文章似乎还在一路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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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发主编的《美育》杂志

谢老师说自己的书刊谈不上“多藏与大费”,但三十年来买书的钱都是从生活费中抠出来的,“如何对这些买书钱有个交待,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将书钱的去处一五一十地写出来——买了什么,为什么买”,所以,就有了我们眼前这一本刚刚出版的《猎书者笔记》。里边每一个时期,每一部书,每一本报刊杂志,每一页图文,每一个写作者或是编者,在他笔下,都有了鲜活生命和崭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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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致李金发的信写于1928年5月4日,兹录如下:

谢老师究竟藏了哪些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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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先生道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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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得所主编的《小说半月刊》

手示谨悉。蒙嘱撰文,本来极应如命,但关于艺术之事,实非所长,在《北新》上,亦未尝大登其读(谈)美术的文字,但给译了一本小书而已。一俟稍有一知半解,再来献丑吧。至于将照相印在刊物上,自省未免太僭。希

这几天大家纷纷晒一本新书《我的笔记》,有一节里,作者董公提到,剑桥教授查尔斯·金斯利的《水孩》英国初版1863年的插图本几乎跟一部二手汽车一样贵了。

本文称梁得所主编的《小说半月刊》为“最美的小说杂志”,如果没有书影图片助阵的话是不敢夸海口的。这里的“最美”,特指专为杂志所绘的封面画、专为小说所作的插图等等装帧手段,而不讨论小说本身。小说之重要性,梁启超实早已阐明:“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梁启超的话写在1902年《新小说》创刊号。对这番话,我得多解释一句,所谓“最美的小说杂志”要限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不能与一二十年代的那些名牌小说杂志《绣像小说》《新小说》《小说大观》《小说画报》相提并论,那不成了“关公战秦琼”了么。

鉴原为幸。

我不由自主换算了一下,心想,怎么也没有谢老师的《万象》值钱。二十多年前,谢老师以850元之巨在琉璃厂购得《万象》旧杂志全套,如今同一条街另一家旧书铺,标价七万元。谢老师于是起了一个标题《<万象>能换辆小汽车》,如果二手车,则可以买两辆。

许多年来,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关注着中国画报史(中国期刊史)奇才梁得所(1905-1938)。关于梁得所与《良友》画报的恩怨;关于梁得所与鲁迅、与张学良的交往;关于梁得所的“大众出版社”所出画报杂志;关于梁得所《猎影集》等单行本,我写的有七八篇文章了吧。今年是梁得所去世八十周年,他好像被世人彻底遗忘了,小文权当一个小小的追思。

弟鲁迅 五月四日

如此乐观算来,谢老师真是“富可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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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和杂志,在当时都是时髦玩意儿。李金发如果读过三年前鲁迅写的《论照相之类》,里面有云:“只是半身像大抵是避忌的,因为像腰斩。”“至于近十年北京的事,可是略有所知了,无非其人阔,则其像放大,其人下野,则其像不见,比电光自然永久得多。”“尼采一脸凶相,勋本华尔一脸苦相……戈尔基又简直像一个流氓。”——尤其是把梅兰芳描绘得够损:“我在先只读过《红楼梦》,没有看见‘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时候,是万料不到黛玉的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我以为她该是一副瘦削的痨病脸,现在才知道她有些福相,也像一个麻姑。”也许不会去碰鲁迅这个硬钉子而自讨没趣。

且仔细看看他的藏品——

梁得所《猎影集》

关于照相,张爱玲亦有一段妙论:“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惟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的瓜子壳。”(《连环套》)张爱玲没有赶上彩色照片时代,更没有赶上手机照相的时代,可是她的比喻依旧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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