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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辽金史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以前关于陶渊明接受史的研究

剑锋教授对陶渊明情有独钟,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志趣,对陶渊明的研究有一种持之以恒的坚毅精神。剑锋于1995年考取了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即开始读陶渊明,研究陶渊明,并以《元前陶渊明接受史》为博士论文题目,顺利地通过了答辩。1998年,他毕业留校任教,至今20年。20年间,他一直坚守在教学第一线,担任本科生的基础课、选修课,培养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他做过本科生辅导员,兼任过山东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文学院副院长等职务。他在完成教学和其他工作任务的同时,心中一直有陶渊明,同陶渊明研究相伴。他积年累月,锲而不舍。求新的志向,辛勤的劳动,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2002年9月,经过修改的博士论文《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由齐鲁书社出版。2001年12月,他以《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得到了批准。他白天忙,晚上常常“开夜车”。经过4年多的耕耘,课题顺利结项,于2005年10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他早在完成《元前陶渊明接受史》时,就想向下延伸,撰写《辽金元明清陶渊明接受史》。2009年2月,他以此题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7月获准立项。此项目,原计划3年完成。经过3年的努力,按计划完成了书稿过50多万字,本来可以结项,但他严格要求自己,知道书稿不论是在内容方面,还是在表述方面,仍有很大的修改余地。于是申请延期1年,做了两次全面的修订和补充,字数达到62万字。项目上报后,经由专家鉴定,获得了优秀的评价。剑锋在完成上述著作的同时,还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哲》《文献》等著名刊物上,先后发表了有关陶渊明研究的论文达55篇之多。2016年6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古直笺、李剑锋评《重定陶渊明诗笺》。20年间,剑锋出版的陶渊明研究的论著,特别是有关陶渊明接受史的论著,具有前沿性,为学术界所瞩目,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感到欣慰,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在完成《辽金元明清陶渊明接受史》之后,又开始宏观思考,总体设计,纵向贯通,把元前陶渊明接受史和辽金元明清陶渊明接受史连缀起来,进一步修改充实。经过3年多的努力,形成了110多万字的《陶渊明接受通史》。《陶渊明接受通史》是剑锋二十年间研究陶渊明及其接受史的总结和提升,是他对陶渊明情有独钟、志趣与劳作相融合结出的硕果,也是学术界期盼的一部著作。

四、评价与展望从以上对辽金史学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从元人修辽金两史到明末的300年间,辽金史学十分沉寂。到了清代虽有所变化,但直至上个世纪末尚未超出史料编纂整理的范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由于大量珍贵史料的发现,包括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及西域各地简牍,敦煌千佛洞六朝和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书籍档案,以及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见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清华周刊》350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出现了近代实证史学,这在辽金史研究上也有所反映。本世纪上半叶,一方面,辽金史料整理继续有所进展;另方面,有学者开始用近代实证史学方法研究辽金史。在这个时期里对辽金史学及契丹文、女真文研究作出重要贡献者有陈述、冯家昇、傅乐焕、罗福成、罗继祖等。20世纪后半叶,随着新中国的诞生,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辽金史研究者也努力以此作为指导思想从事研究。不过在50年代初到“文革”以前,以辽金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学者屈指可数,成果也很少。近20年来,辽金史研究同许多学术领域一样十分活跃,发表论著之多,涉及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关于辽金史研究的具体成果与进展,已如前面所述。从宏观上看,也有很大改观。一是辽金史在中国通中编纂中地位的变化。元人修辽金宋三史前,关于正闰问题争论了几十年,最后决定宋辽金“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这在史书编纂史上是一个进步。然而在后来的五六百年间,一些史学家却由此有所倒退,斥辽金史为不足观。直至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通史著作大都将辽金附于宋代部分之后而顺便述及。近一二十年来,这种状况已有改变。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首先将辽、西夏、金史与两宋分别立章叙述,确立了辽、西夏、金史在通史中应有的地位。此后,邓广铭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辽宋西夏金史》也是按朝代编次的。二是如何评价辽金两朝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长期以来,由于辽金两代流传下来的史料较少,传统正统观念的影响,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对辽金史研究薄弱等原因,导致对辽金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人们往往是更多地看到契丹女真及辽金两朝的破坏作用,而无视或轻视其成就与贡献。这种认识,不符合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实际。近几十年来,研究者更新观念,深入开展研究,在这方面提出若干新见,已为学术界所认同。如陈述多次强调辽金是我国历史上的两个重要朝代,是又一次北朝(见1982年8月30日《光明日报》)。三是辽金史研究队伍的形成与壮大。六七十年代以前,专门从事辽金史研究者甚少,而近20年来一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走入辽金史研究的行列,形成一支数量可观的研究队伍。而且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研究课题有所侧重,相对集中,为取得突破性进展奠定了基础。不过也应看到,虽然辽金史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同有些断代史研究相比仍显薄弱。功力深厚的专家和堪称力作的成果不多。辽金史中还有不少领域有待开拓和深入探讨,辽金史研究还有不少事情要做。如何把辽金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一、纵横比较,三史兼治。不能孤立地治辽金史,而应把它置于中国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并与同时期的五代、两宋联系起来研究。特别是宋辽金三史兼治,已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认同。早在40年代,金毓黻论治本期史的方法时即指出,“治本期史,惟有三史兼治,乃能相得益彰”(见《宋辽金史》,台湾洪氏出版社,1974年),这是不刊之言。二、减少低层次重复,开拓新领域。近一二十年辽金史论著,特别是文章数量大增,令人目不暇接,然而其中有相当比重属于低层次重复,有的甚至低于已经发表过的同类文章的水准。对于别人论过的题目要有所前进或驳难,否则便失去存在的价值。同时还应努力开拓新课题,关注新领域。三、充分利用和继续扩大史料资源。治辽金史者深为史料不足而苦恼,因而充分利用现有资料尤显必要,诸如碑刻、考古、诗文、行程录等,对研究制度、文化、社会生活等都有很大价值。至于宋元人的大量笔记、文集和史籍中有关辽金史料,如能充分利用,其成果的深度和广度将有所改观。四、调整知识结构,开展多学科研究。为了把辽金史研究引向深入,许多课题除了需要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之外,还要借助其他学科如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尤应成为中青年学者努力的方向。五、加强学科理论建设。20世纪的辽金史研究曾经是同国际政治相联系的。从本世纪初,日本御用学者就开始对我国东北开展调查,制造了种种涉及我国东北主权及辽金史的若干论调,直至“二战”前后,陆续出现了“南北对立论”、“异民族统治论”,进而又有所谓“征服王朝论”(初由美籍德国汉学家威特夫提出,后为日本学者所接受和发展)、“骑马民族论”等等。这些大体上都出于由白鸟库吉提出的旨在否定我国东北主权的“南北对立论”。几十年来,这些“理论”不仅在国外影响深广,而且至今还得到我国一些学者的赞同。如近年出版的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中译本的译后记中说,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游牧国家——征服王朝的学术思想体系”,“对我们研究中国北方民族的国家起源问题和社会形态问题,有着带启发性的参考意义”,“没有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学术是难以避免错误的”。可见我们对这一学术思想体系不可掉以轻心。虽然近些年我国已有学者对上述体系进行清理,予以批驳,如张博泉积数十年研究地方史、辽金史和北方民族政权史的心得,撰写《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为建构我们自己的辽金史学术体系开了先河。但此事任重而道远,并非一两本书或几篇文章可以解决,以后应继续进行更多有分量的评说。加强辽金史学的理论建设,乃是我们今后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西汶艺术网[ 2 <

引言:我说一下自己写这系列帖子的原因。我正在做的研究,是属于史学史领域,但我又不满于当下研究史学史领域的学者的成果。瞿林东、罗志田、桑兵等人的研究,我都不满意。我不满意的原因是他们的研究把史学史和学术史、思想史、教育史、研究史这几个统一在学者身上的学科割裂了。研究史、学术史很少谈学术师承,谈学术师承的又很少谈到思想史。另一个我不满意的情况是,断代史学者之间的吹捧,没有严格学术书评,导致很多书的价值被高估,学术抄袭比比皆是。第三个我不满意的情况是对史学家的庸俗化,如岳南的《南渡北归》、胡文辉的《现代学林点将录》。所以,我才进行我自己的研究,这种研究很琐碎,里面有很对引证,但是,我在文章里都省略了,直接把我的看法写出来,就学术研究上,不够严肃,但是,又不发论文。我自己对于与学界的关系是这样定位的,我是站在中国史学界门口的人,第一,我决不进去,不加入学术团体,第二,我绝不远离,时刻关注动向。我这样的定位,有助于我思考的独立。下面谈辽金。

作者:陈锋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学术著作大致可分为深化型和开拓型两类。深化型著作的主要特点是在此前著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深入,如同一眼旧井的深挖。开拓型著作的明显特点是前人想写而未及写、后人一定要写的必不可少的著作,如同新挖一眼井。综观陶渊明研究史,不难发现,《陶渊明接受通史》是一部属于开拓型的著作。陶渊明及其诗文的影响,虽然在不同时期有差异,但就总体而言,有持续的、相当广泛的影响力。从南北朝开始,代代程度不同地都有对陶渊明的接受。在古代,主要体现在对陶渊明作品的整理和许多诗话类著述的品评等方面。在现代,有新的突破,诸如萧望卿《陶渊明批评·陶渊明历史的影像》,钱钟书《谈艺录·陶渊明诗显晦》,中华书局1961年结集出版的《陶渊明讨论集·历代对陶渊明的一些探索》,钟优民《陶学史话》《陶学发展史》,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史研究》等著作,各具特点,各有创获,在内容和体式上,都有了很大的进展。但由于多方面的局限,以前关于陶渊明接受史的研究,多限于某一点、某一侧面、某一时段,有树木,而未成林,特别是辽金元明清时期,很少有论著涉及。以前众多的研究成果,既为“接着”研究提供了基础,也留下了很大的继续研究的空间。《陶渊明接受通史》,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开拓,系统地梳理了1300多年的陶渊明接受史,在陶渊明研究史上增添了新的篇章,有补阙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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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经济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70年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成就斐然。经济史研究与一般历史研究相比,更加关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与时代脉搏的跳动更加契合,不同的阶段各有特点。本文从大的历史时段着眼,从两个阶段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整体状况进行回顾和反思。

研究古代文学有一个通则,就是应当以史料为基础。历代关于陶渊明的史料,繁富而分散。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基本上没有系统的搜集整理。系统的搜集整理始于60年代。重要的成果有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的《陶渊明诗文汇评》,1962年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这些成果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但由于未及全面地搜集整理,也在很大程度制约了研究的深入和开拓。剑锋在研究陶渊明接受史的过程中,不愿意吃现成饭,没有走捷径,一直重视搜集史料、整理史料。在这方面,他本着“事不避难”的精神,付出了很多心血,努力做到广撒网,“竭泽而渔”。在没有网络和古籍数据库时,他耐心地在图书馆一本一本地搜检各种文集。有了网络和数据库后,他又充分利用。他搜集史料,钩发沉伏,不限于古代,也涵盖了现代。不限于国内,也关注了域外。为了搜集史料,他阅读了“海量”的各种文集论著。他初步搜集整理的史料,达500多万字。他搜集整理的史料,相当全面,如:搜集了历代拟、效、和、集、律、用韵陶诗辞至少有1100多家,历代桃源诗作家至少有930多家,历代有关陶渊明的戏剧至少有35种。其中绝大部分史料是第一次揭示的。历代对陶渊明的接受,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涉及到许多方面。以前搜集整理的史料主要是着眼于文学方面,剑锋视野开阔,拓展了史料的类型,由文学拓展到绘画、书法、园林等领域。在文学方面也有开拓,由诗文拓展到戏曲、小说等体裁。剑锋相当全面的搜集整理史料,不仅使他的接受史研究有扎实的依据,史料翔实,同时也开阔了视野,新的史料引发出新问题、新见解。《陶渊明接受通史》第七编第五章,特设四节,分别论述了在绘画、小说、园林、书法等领域中对陶渊明的接受。这是以前陶渊明接受史研究未及涉及的。

一个人的万卷书,一个人的取经路

70年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涌现了众多代表性研究成果。李剑农、梁方仲、严中平、傅衣凌等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为经济史研究的辉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资料图片

剑锋在研究陶渊明接受史的过程中,在注重搜集整理史料的同时,一直伴随着学习理论、提高理论水平。史料虽然很重要,是研究的基础,但史料是死的,是否能激活史料,正确地阐释史料,不能仅靠直感、悟性,重要的是还要靠理论的启发。剑锋注意学习多方面的理论。尤其重视学习接受美学、阐释学。《陶渊明接受通史》就是在他自觉地在所学的理论的启发下写成的一部著作。全书注意史论结合,没有离事而言理,没有随意性的主观臆测,努力体现史料和阐释“互为相塑”的密切关系。陶渊明在历代的被解读、被接受,是一种历史的动态的复杂的文化现象。《陶渊明接受通史》尝试纵向整体把握,长于论述历史变化的轨迹,梳理出一个系统,为读者全面地了解陶渊明接受史,提供了方便,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读本。全书在“绪论”后,把陶渊明接受史分为7个阶段加以论述。每一阶段的论述,注意在大量的史料中,选好典型,解剖典型,进而探讨每一阶段的特点。不少论述能由表及里,注意发掘史料背后蕴涵的诱因。如书中第七编第三章第六节对清代陶澍的论析。陶澍在古代陶渊明接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辑注的《靖节先生集》是历来整理陶渊明集的集大成之作。《陶渊明接受通史》把陶澍选作一个重点,用1万多字的篇幅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论述中,在肯定陶澍在陶渊明接受史上取得的重要成就和特点之后,又进一步揭示了他取得成就和特点形成的根由。认为:“陶澍接受和研究陶渊明是在尊崇儒学、考据之学尚盛的嘉庆、道光年间,故其接受陶渊明多从儒家出发,遵循乾嘉学风求实严谨的治学态度。”这揭示的是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根由。此外,还特别揭示了宗族对陶澍研究、接受陶渊明的诱导:“他接受陶渊明还有家族的特殊条件和影响。陶澍把自己的家族归入陶侃、陶渊明一脉……以陶渊明的子孙后代自居,在宗法社会里,自然对陶渊明另看一眼。”《陶渊明接受通史》在纵述通史的基础上,还在最后的“余论”部分,分4节,总结论述了陶渊明接受史上的一些带有历代共同性的问题和启示,其中的陶渊明的仁爱精神、陶诗的经学化和意境化问题,都是此前学术界没有论及的重要问题。凡此种种,不仅为读者接受陶渊明提供了多方面的参照,有助于读者全面系统地思考和认识陶渊明,也为文学史研究和写作提供了一些启示。

在谈辽金的时候,我打算换一种写法。以1900—1950—1978至今这样分段的方式来写。

改革开放前经济史研究的开拓与发展

《陶渊明接受通史》虽然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多有创获,但它毕竟是一部阶段性的著作。任何对陶渊明接受史的研究,只有结项和截稿时间,没有终结。《陶渊明接受通史》也是这样。书中已经论述的问题,有些有待进一步研究深化,如:历代绘画、书法、园林、小说、戏曲中对陶渊明的接受,内涵丰厚,形式多样,是读者感兴趣的问题,书中只做了初步的勾列,未及深入地探讨。对陶渊明接受史显现的复杂性、不平衡性等,书中虽然有所论述,但有待深化,进而揭示陶渊明接受史既有古代文学接受的一般规律,还有自己的特殊规律。

一、1900—1950:外敌压力下的辽金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行各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思想文化和历史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是最为重要的变化。众所周知,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曾经指出过,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或者可以说,马克思在经济史研究中抽象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一系列经济学理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加适合于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指导,更加具有方法论意义,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史学家,对此更易于接受,并心悦诚服地运用于经济史研究之中。唐长孺虽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名世,但经济史始终是他关注的重要领域,他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跋语中指出,“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傅衣凌也表示,“解放后,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研究的信心增强”。日本学者池田温也说:“此《跋语》所见唐先生的谦虚品德及其对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之敬仰”。在当时的学者中,一部分人如傅衣凌等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接触到新兴的社会科学,初步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更多的学者如唐长孺等则由此开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高校和科研机构对此也积极鼓励,多方倡导。杨端六在为《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写的“卷头语”中就特地提到“武汉大学党及行政领导在这几年中对科学研究工作的大力提倡与支持”。南开大学历史系在1959年编选出版的《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前言中也提到该著作是在“校党委提出大搞科学研究”的前提下完成的。

陶渊明接受史是一条长河,从南北朝时期一直流淌到现代。剑锋在完成陶渊明接史古代部分的过程中,也关注了现代部分。现在他已经开始撰写现代部分。剑锋很敬业,很勤奋,又有长期积累的学养和不断进取的精神。陶渊明接受史的现代部分,一定能够完成。天道酬勤,我衷心期待着他的新的著作的问世。

1900-1950年,这段时间是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化的时期。转化的标志就是出现了专门的断代史学者,陈垣、胡适和梁启超那一代学者还属于通史型,但是他们的学生一代,就出现了专家型。第二个特点,是在接受西方学术影响的同时也承袭了乾嘉考证的学风,傅斯年创立的史语所,就是这种特点的标志。第三,在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下,学者也面临着西方汉学、日本汉学等学者的压力,陈寅恪说“群趋东洋学国史,神州大夫羞欲死”,就是这种沉痛心情的写照,傅斯年、陈垣、陈寅恪等人心里的志向都是把汉学的中心夺回到中国的土地上。第四点是新式大学的建立以及历史系的开设,培养了最早的一批专家。

经济史研究的一些重要史料。图为清水江文书,锦屏县清乾隆五十一年卖田四联契约。资料图片

在上述的背景中,辽金史的研究更为强烈。因为面临着日俄侵略东北的压力,所以,金毓黻、傅斯年、王国维等人都研究东北史,其中,金毓黻先生对于东北史料的整理贡献最大。他也出版了《宋辽金史》,这是一本讲义,现在读起来仍然很亲切、学术价值不减。然而,金毓黻却并没有被尊为辽金史的开山,这可能是他仍然保持着通史学者的风格,研究东北史,不仅研究渤海国,也研究满洲。人们习称的辽史三大家中,有傅乐焕、陈述、冯家昇。傅乐焕是傅斯年之侄,陈述是陈垣的学生,后来进史语所,都与上一辈学者关系密切。此外还有罗继祖,罗振玉之孙。他们四人之中,傅乐焕文革自杀,冯家昇回国后改行,罗继祖整理家学,数陈述的成果丰富。他们在这段时期的研究以史料的整理与考证为主。因为一门学科的开展,总要从史料整理,考证细节入手,然后才能写成专门史,进而写成断代史。基础研究不够,写出来的断代史也是垃圾。傅乐焕的《辽史丛考》,以四时捺钵的考证最为著名,冯家昇的著作,收在《冯家昇论著辑粹》。陈述写成《契丹史论证稿》。都是考证类文章。此期的史料整理,主要是文献整理。文献整理中,又以正史为主。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以及在倡导科学研究的氛围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史研究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这在两个方面表现突出:一方面,旧有著作经过改写和补充有明显提高;另一方面,新的著作填补了经济史研究的空白。

二、1950-1978年:马史观束缚下的辽金史研究

就前者而言,李剑农、严中平、彭信威堪为代表。李剑农的《中国经济史讲稿》,在1943年曾由中国书局出版,但只是一般讲义性质,新中国成立后在彭雨新的协助下,重新编写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和《宋元明经济史稿》由三联书店出版,成为最早的中国经济史多卷本著作和各高校的参考教材,其权威性为学术界所公认。彭雨新在该书1991年的“再版前言”中称:“全书着重阐述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在说明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变化中,著者十分重视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关系……李氏对周代的封建制度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周代社会性质和讨论中国古代社会分期是有帮助的。”言下之意,该书虽未标明,但事实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完成,并参与了当时“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等问题的讨论。严中平于1943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棉业之发展》,1955年修订再版,改书名为《中国棉纺织史稿》,并加副标题“从棉纺织工业史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参与“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意旨明显,亦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言,“本书企图以棉纺织业的发展历史做典型,分析百年来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过程的特殊性”,既是第一本系统论述棉纺织业发展史的专著,也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第一部著作。更为重要的,如汪敬虞等在《经济研究》1958年第7期写的书评所说,该书初版的写作,“著者还没有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新版则完全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1943年开始撰写,初稿只有十几万字,1954年的初版本字数达到45万,1965年的修订本达到77万字,“比起初版来,内容几乎全部刷新”。马飞海在2007年《中国货币史》新版代序《一个敢于开拓中国钱币学新局面的学者》中也说,新中国成立后,钱币工作者提高了认识,扩大了眼界,“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使“古老的钱币学向新的学科的转变”成为可能。李剑农、严中平、彭信威等学者延续了新中国成立前的研究并取得新的突破,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解放后,冯家昇在美国,和魏特夫和写《辽代社会史》,提出征服王朝论。其他几位都留在大陆。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的研究中都用马克思理论来解释,也引起了契丹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这么今天看来很无聊的争论。陈述后来出版的《契丹政治史稿》和《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中,都可以看到马克思史学的影响。但是,我们对于马克思史学的影响要区别来看,有的是空话套话教条,有的虽然用马克思话语体系,但是实际上仍是考证,只是解释上用。陈述的著作属于后者。这一时期,出身在1920-30年代的一些学者,开始崭露头角,杨树森,张博泉,刘凤翥、李锡厚,宋德金,景爱,林荣贵,何俊哲,孙进已,可以说是辽金史第二代学者。杨树森、张博泉在东北,张博泉奉吕振羽为师。刘凤翥、李锡厚、宋德金,景爱,出自陈述门下。剩下几位,不知师门所出。第二代学者普遍相信马克思主义,他们在文章的考据上不及第一代学者,在接受新理论尤其是宋辽金史同治的治史格局上又不如第三代学者,这就使得他们的学术很狭隘,虽然出版了第一批断代史,如张博泉编写的《金史简编》,但是深度有限。其中的例外,恐怕是陈述门下的弟子了。刘凤翥对于契丹文字的研究,宋德金对社会生活的研究,都是可喜的。然而整体上的不足,使得他们尴尬。这一时代对《辽史》的点校以及《全辽文》的收集,都是第一点学者作的。第二代的贡献也不大。

就后者而言,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明代的军屯》,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王亚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北朝经济试探》、《南朝经济试探》,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景甦、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些成果虽然在改革开放后出版,实际上也是写作完成于这一时期,如童书业的《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些作者有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成名,有的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成名的新锐。如果梳理这一时期的论文,可述者尚多。

三、1978至今:继续奉马列与挣脱马列的辽金史研究

近年来,坊间多有夸大民国学术成就的言论,就经济史研究而言,上述著作及相关论文,就其开拓性和学术性而言,已经远超民国年间的同类成果,即使以目下的学术眼光衡量,上述著作依旧是经典性的学术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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