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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多次在王曲镇,从不同角度描述了柳青作为一个人民作家的不同侧面和典型事迹

柳青同志扎根皇甫村14年,住在农村,生活在农村。爱农民,写农民。刮风下雨,农民发愁,他发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农民高兴,他高兴。他说,“要写生活,先深入生活”。《创业史》中好些人物、场景的生动描写都来自柳青平时对生活的细心观察和亲自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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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 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我感到,这本收录当年与柳青一起工作,与柳青有过接触,与《创业史》的创作、出版有关的众多人士回忆文章的纪念文集,以大量具体而生动的真实故事和真切感受,从不同角度描述了柳青作为一个人民作家的不同侧面和典型事迹,对我们走近柳青、了解柳青,有很多帮助与裨益。《柳青在皇甫》一书中的不少文章,都写到柳青的《创业史》发表之后受到农民读者的普遍喜爱,柳青病逝之后皇甫人的巨大悲痛以及恒久不断的深切怀念。

过会:按照当地风俗,一至麦忙罢农民要过七月会(农历),提着礼品互相走亲访友,每个村堡都有由历史传递下来固定的过会日。女看娘送10个油塔馍,娘看女拿6个枣馍,朋友拜访,送点食品、烟酒等,都有一定的讲究。七月会是农民丰收之后,亲朋相聚,互相交谈,抚养孩子,过好日子,交流生产经验和传递各村堡发生的大事。皇甫村过会日,是七月十五,柳青为了解各种人走亲戚的心情和所拿礼品的情况,在1954年皇甫村过七月会这天,一大早就站在郭家什字,一面和来这里走亲戚的人打招呼,一面问拿的是啥,并主动把篮子揭开,看里面的油塔子、枣糕子。又根据礼物的不同,询问是看什么人。有的说是看娘的,有的说是看女的,有的说是看舅舅的,还有走访朋友的等。他一边问着人家,一边一个劲儿地用眼睛盯着人家的脸,看表情,把有的人看得怪不好意思的,这就了解到老婆拄着拐棍,提着笼子,看女儿的心情;老汉一手提着笼子一手拿着旱烟袋,去女家的心情;过会以后几天,他还向村干部打问,十里八村的亲戚谈论最多的是啥。回答是:“今年过会亲戚们都谈论组织互助组,建立农业社的事情。”有的人利用上午时间还专门去蟆河滩胜利农业社,看耕畜饲养室和农业社庄稼的长势。过年的时候,柳青也要走访好多户群众,问年货都准备好了没有,都准备些什么。一边问着人家一边答着,他就揭开这个笼子看看,那个米面缸看看。所以《创业史》里写过会过年的情节十分生动真实。

柳青(1916—1978),原名刘蕴华,陕西省吴堡县人,当代著名小说家。1938年到延安后开始小说创作,在写作《创业史》之前出版有长篇《种谷记》和《铜墙铁壁》。50年代柳青在陕西长安县的皇甫村生活了十四年,参与了当地农村合作化的过程。这期间除了不多的散文特写以外都在为拟议中的鸿篇巨构《创业史》做准备。《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1959年第一部在刊物上连载,次年出版单行本。“文革”发生,使写作计划中断。文革结束后改定了第二部上卷和下卷的前四章(主要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但计划终于未能完成。

从1959年春天开始连载发表的《创业史》是新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经典作品。通过这部小说,柳青要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发生的”。为了实现这一创作主题思想,小说一方面通过在渭河平原蛤蟆滩这一典型环境中曲折展开的合作化运动,来描绘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另一方面,通过梁生宝、梁三老汉等一批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来表现这一时期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小说出版后,因其“反映农村广阔生活的深刻程度”和“创造了一组达到相当艺术水平的人物”,而受到文学界交口称赞。问世60年来,《创业史》所体现的伟大的现实主义精神作为宝贵的文学财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如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生活走向艺术,让艺术回归生活,柳青通过《创业史》给后来者树立了重要榜样。

柳青;农民;人民;农村

上集:柳青在1954年春天,每逢王曲镇“三、六、九”集日,他都上集,提着竹篮子,篮子里放着酱、醋、油瓶子等,戴着草帽子,穿着跟老农民一模一样,走到皇甫什字等几个上集的老汉一块边说边走。到了王曲镇南街供销社门前,他故意挤着排队,并和排队的人交谈,问这问那。到了跟前又借故不买,又跑到后面挤,有时还与一些人争执,“我在这里站着,你为啥要站到我前头?”他每逢上集都是用大半天时间,用意不是排队买东西,而是为了熟悉生活,体会排队滋味和观察群众的心理活动,倾听排队人群,对组织互助组、建立农业社的议论。《创业史》第一部下卷第30章,正是描写那次排队买东西的情节:“前边排队的几十个庄稼人,在谈论着蟆河滩灯塔农业社的事情……终于有人认出来了,排队买东西的第17个人,穿着一套新棉衣,罗锅腰的老汉就是社主任他爸,梁三。”

柳青曾明确表达过自己创作《创业史》的意图:“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农村的各阶级人民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

“杜甫诗怀黎元难,柳青史铸创业艰”,是著名诗人贺敬之谒柳青墓时所作的诗句。“史铸创业艰”,内含了柳青为新中国农民的艰难创业铸史立传,也以自己的创作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继往开来的多重意蕴,以此来形容柳青扎根皇甫十四年,终于写就《创业史》的壮举,再也合适不过了。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时,总书记回忆起了一件往事,他说:“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说,你到农村去,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下棋:1955年春天,柳青多次在王曲镇,“三、六、九”逢集日,骑上旧自行车,挂着竹篮子,在供销社买好东西后,经常在王曲街道下棋,和群众一样屁股下坐块砖头,戴着草帽。和他下棋的有各种人,有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军官,一贯道坛主等人。看下棋的人很多,常常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观棋的人互相争执,有时为一步关键棋,竟叫喊起来。一天一位乡干部到区上向我反映(我时任区委书记):“柳书记常教我们要划清阶级界线,他却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大街上下棋。”后来我郑重其事地把大家的看法告诉他,我说:“你想下棋了,跟咱干部下棋!”他笑了,说:“我知道了,那些人下得好吗,我跟他们学哩,以后不下了。”过后他又跟我说起为什么在王曲大街上下棋之事:“我看他们下棋主要看与城里知识分子、干部有什么不同。”柳青在撰写《创业史》第一部下卷梁生宝割扫帚,在秦岭深山韭菜滩茅草棚中一场棋赛,就是取材于王曲镇大街上的棋赛,真实地撰写了劳动人民在劳动之余,赛棋的愉快场面。

梁三是蛤蟆滩上的勤劳农民,其父艰难创业,给他留下了三间正房,为他娶了妻子。然而,他命运不济:牛死妻亡,天灾人祸,接踵而来,只剩下个空荡荡的草房院。1929年,陕北大旱,梁三将灾民宝娃子母子领进了他的草房院。从此,宝娃改名梁生宝。

柳青在皇甫村家中

人民作家柳青以其毕生的奋斗,带给我们很多宝贵的启示。为了纪念柳青的业绩,弘扬其精神,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柳青在皇甫》一书。我参与了此书的出版策划,读过多遍书稿。我感到,这本收录当年与柳青一起工作,与柳青有过接触,与《创业史》的创作、出版有关的众多人士回忆文章的纪念文集,以大量具体而生动的真实故事和真切感受,从不同角度描述了柳青作为一个人民作家的不同侧面和典型事迹,对我们走近柳青、了解柳青,有很多帮助与裨益。

(作者:孟维刚 摘自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编:《柳青在长安》)

解放后,蛤蟆滩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梁家分到了十来亩稻地,梁三老汉又重新燃烧起了个人发家的愿望。而此时当了民兵队长、入了党的梁生宝,则完全沉浸到建立互助组的事务里去。父子之间在创业上的激烈冲突,即将爆发。

柳青与皇甫村农民在一起

扎根于人民之中

1953年春天是互助组和整个蛤蟆滩最困难的时刻:他们一方面要筹划新一年的生产,一方面要度春荒。村主任郭振山寄希望于富农和中农,希望通过活跃借贷以解燃眉之急。然而,响应者寥寥无几。富农姚士杰偷放高利货,郭世富要和贫雇农“和平竞赛”。郭振山失去对局面的控制,加之自己要走自发道路,故对贫雇农的困难、自发势力均作壁上观。在这种形势下,梁生宝成了互助组和贫雇农的主心骨和带头人。为了推行一年稻麦两熟的丰产计划,他冒雨买百日黄稻种;为了筹集生产资金和度过春荒,他组织互助组开进终南山割竹子……这些举措,打击了自发势力的气焰,也让蛤蟆滩庄稼人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然而,生宝的行动有时却不为梁三老汉所理解。

经典是厚积薄发的结晶,也都有一个集腋成裘的过程。为了写作能够反映“新制度的诞生”及其引发的各类农民心理变化过程的力作,柳青义无反顾地下到社会生活的最底层,落户长安县皇甫村十四年,把生活之基牢牢地扎在现实的泥土之中,把创作之根深深植入人民的生活内里。这使得《创业史》的酝酿与写作,修改与完成,都有一种别的作品所没有或少有的“在场感”与“现场性”。

柳青在皇甫村安家落户的14年,人们通常看作是作家“深入生活”的典范。这样的看法没有错,但是只有这样的认识还不够。柳青从北京回到西安,从西安下到皇甫,都基于他的一个基本理念:“不要把文学当作个人的事业,不要断了和劳动人民的联系。”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深刻自醒与高度自觉,主导了他毅然决然地下到皇甫村,深深地扎根于人民之中,而且做到了完全和彻底。

生宝率众入终南山后,富农姚士杰的活动更加猖狂,处心积虑要搞垮互助组。他占有了互助组成员栓栓的妻子素芬,并指使素芬去诬陷梁生宝,达到分裂互助组的目的。在他的阴谋策划下,梁生禄、栓栓两家竟一起退组。对此,生宝毫不畏惧。割竹队如期完成了任务,挣了一大笔钱,解决了互助组的暂时困难。此时的梁三老汉,思想感情也在发生变化。

“到我要反映的人民中去生活”

《柳青在皇甫》中的不少文章,都谈到柳青有关生活与创作关系的清醒认识。韦昕的《两个“尖端武器”》里谈到他1959年去皇甫村看望柳青时说到一些人对柳青的“自动下放”的不理解,柳青以肯定的语气回答:“作为一个作家,深入生活,研究生活,仍是第一位的工作。”针对一些人要多走多看的说法,柳青又回应说:“到处去看看,我不反对,但最好是在生活中扎下根去,深入生活,解剖麻雀,一个生产大队就是一个社会嘛。”郭盼生的《夜寻王家斌》里说到他去看望病中的柳青,谈及在皇甫的14年,柳青坚定地说:“我还是一句老话:要真正体验生活,必须深入生活;要塑造英雄人物,必先塑造自己。”柳青在不同时期所给出的这些说法,道出来的都是颠扑不破的文学真谛与人生真理。这种清醒的认识、坚定的信念,构成了他落户皇甫、扎根人民的根本动因。

秋天,梁生宝的互助组获得了大丰收,蛤蟆滩的统购统销工作也提前完成。生宝的威望不断提高。郭振山的所作所为使他威信扫地。为了恢复威信,他积极整顿他所在的官渠岸互助组。后来,梁生宝他们又成立了全区第一个农业社——灯塔社。梁生宝的创业成功了!在铁的事实面前,梁三老汉终于服气了,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心系文学、专注创作的柳青,一直是把创作作为革命事业的重要构成来看待的。因此,创作之于他,不只是个人的一种爱好,而且是事业的一种追求。从延安时期开始写作以来,他始终把革命工作与文学写作合而为一,在工作中积累和丰富文学创作的素材,以创作的方式反映革命斗争和人民生活。他在20世纪40年代写作的《牺牲者》《地雷》《喜事》《在故乡》《土地的儿子》等短篇小说,都是这种由革命工作中积累文学素材,由文学写作反映人民的革命向往与新的生活的系列成果。

许多人的回忆文章,都记述了柳青在皇甫落户后的外在样态和工作状态。邓攀、冯鹏程的《县委门卫挡错人》这样描述柳青在乡下的样子:“身穿对襟布衫,脚蹬布鞋,老戴一顶西瓜皮帽,外出有事,常骑着他那掉了漆皮的自行车。”郭盼生的文章写到,因为柳青“从发动农民卖余粮,到组织互助组,建立合作社,他熟悉了皇甫村的每一户人,皇甫村发生的大小事情,他都要弄明白,都要帮助解决好”,村里的干部感慨地说:“这里的合作化运动,柳书记是圈囤身子钻在里边,泡在里边的。”一个“钻”,一个“泡”,生动又形象地勾勒出柳青工作投入的深切与忘我,这样的一个状态,才配得上叫“扎根”。

抗战胜利后,柳青从延安派往东北。其间,他在大连的短暂停留中完成《种谷记》的修改,1949年到北京后,又在1951年写就长篇小说《铜墙铁壁》。这两部作品相继问世之后,赢得了许多肯定的看法,也引来了不少批评的意见。尤其是上海文艺界关于《种谷记》的讨论中的一些意见,使他受到很大刺激,也使他认识到自己的诸多不足。他从“人物不突出,故事不曲折”的批评中看到了自己的短处,又从“不模仿别人”“这个作家有希望”的肯定中,看到自己所具有的潜力。于是,他在明确了差距和弄清了问题之后,坚定了在深入生活上下大功夫、花大气力的信念。这时的柳青,已受命以文艺部主任的身份参与《中国青年报》的创办,其间还随中国青年作家代表团参访了苏联。但他心心念念的,是自己深藏于心的文学目标和创作计划。他在与作家朋友马加的谈话中说道:“我要到我要反映的人民中去生活。”这样的意念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执着、越来越迫切。于是,他从中央宣传部找到中央组织部,坚决要求回到陕西农村安家落户,终于得到了组织的批准。1952年5月,他离开北京,回到陕西西安。

徐民和、谢式丘的《在人民中生根》一文,有很多有关柳青在皇甫的描述:“在皇甫村,柳青过着和普通农民一样的生活,他和村里的共产党员在一个支部里过组织生活,和普通农民一起参加合作化运动,每逢集日,柳青也挎着篮子,放上几个油瓶,和农民们边走边谈。农村的婚丧嫁娶,架屋上梁,他也跟上群众,挤在人堆里,甚至大人小孩吵架,他也凑上去看着、听着……”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中,柳青“与皇甫村的庄稼人结成了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他能叫出村里几百个人的姓名,熟悉成百个家庭的历史和几辈人的性格。皇甫村的庄稼人也了解他。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黑瘦的老汉,也是个庄稼人。”这里实际上也说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柳青已经把自己“农民化”,也等于实现了“去作家化”。他在改造旧有的自己,重塑全新的自己。这也是柳青落户皇甫村的本意所在,扎根人民的最大收获。

回到陕西的柳青,一直在寻找最为合适的落脚之处。他先后走访了西安附近的泾阳、三原、高陵等地,尚在琢磨不定之时,当时的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宣传部部长张稼夫建议他到又是农村、又离西安不远的长安县落户。柳青前去考察之后,最终选定了长安县。1952年9月,柳青与新婚妻子马葳,先到长安县,后到皇甫村,由此实现了他长久以来“到我要反映的人民中去生活”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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