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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蔡元培长鲁迅十三岁

其三,关于《全集》的出版机构。

胡愈之很快写出《鲁迅全集》编辑分类大纲,与鲁迅夫人许广平商议。两人细致归纳,统计出鲁迅已出版的文集、译著、发表的作品共约400万字,未公开面世的译文、手稿约200万字。以体裁、内容归类,《全集》拟分 20卷,总计600余万字。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先生的亲友和各界人士即开始筹划出版《鲁迅全集》。在多方努力下,1938年8月,二十卷本《鲁迅全集》正式出版发行,分别为第一卷坟、呐喊、野草,第二卷热风、彷徨、朝花夕拾、故事新编,第三卷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第四卷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第五卷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第六卷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第七卷两地书、集外集、集外集拾遗,第八卷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第九卷嵇康集、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卷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汉文学史纲要, 第十一卷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域外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现代日本小说集、工人绥惠略夫,第十二卷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第十三卷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思想山水人物,第十四卷小约翰、小彼得、表、俄罗斯的童话、附:药用植物,第十五卷近代美术思潮论、艺术论,第十六卷壁下译丛、译丛补,第十七卷艺术论、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文艺与批评、文艺政策,第十八卷十月、毁灭、山民牧唱、坏孩子和别的奇闻,第十九卷竖琴、一天的工作,第二十卷死魂灵。

郭沫若在谈到鲁迅时说得好:“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贡献十分宏大,而他对于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 中国论文网 蔡元培长鲁迅十三岁。1904年11月,蔡元培和章太炎等创立光复会,蔡元培为会长。光复会成立后,蔡元培便邀他的朋友、浙江会党首领陶成章入会,陶成章也是鲁迅的朋友,他们无话不谈。通过与陶成章的多次接触,鲁迅认识了蔡元培。 1912年1月,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长教育部后,鲁迅的朋友许寿裳参与此事,并向蔡推荐了鲁迅。蔡元培对许寿裳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此时,鲁迅正对辛亥革命后的绍兴失望至极,深感“越中地棘不可居”。接到许寿裳的两封信后,便立即来到南京。蔡元培着手教育改革,他以身作则,每天上午九时上班,下午五时下班,照学校成规,以摇铃为号,分工任事,行政效率极高。鲁迅由此似乎看到希望,他说:“说起民元的事来,……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往北京,教育部也要北迁,部员当然要有所调整。此时,教育部次长景某乘蔡元培北上期间,大力安置亲信。鲁迅早就看不惯景某的官僚习气,两人心存芥蒂。景某早有报复之心,便乘教育部北迁之际,把鲁迅列入部员的裁减名单。蔡元培在南京看到这张名单后,立即予以制止。他在致电鲁迅等:“昨日国务院成立,教育部亟须组织,请即日北来,为盼。”鲁迅被聘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蔡元培毕生注重美育,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他派王家驹筹办“北京夏期讲演会”,以“从事学问,阐发理术,宏深造诣”。他知道鲁迅对美学有独到的见解,便指派鲁迅讲授《美术略论》。鲁迅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他的讲演深入浅出,很得学员的喜爱。蔡元培被迫辞职后,新任总长便把“美育”删除,代之“以孔子之言为旨归”的道德教育。鲁迅对此感到极为可恨,他在日记中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去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世味秋荼苦,人间正道穷。”鲁迅由此深切感受到,在这个专制集权的社会里,欲思改革的不易和痛苦。蔡元培辞职而去,新任总长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鲁迅后来说:“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了一打以上总长。”这些粉墨登场的官僚不是来办教育的,“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做‘官’”,教育部内充斥着一片污浊、无聊的气氛。 鲁迅已无正经事可做,只能用抄古碑、搜集金石拓本、辑录和校勘古书来消磨时光。蔡元培也有此爱好,他们之间常有切磋和交流。蔡元培将自己收藏的《赞三宝福业碑》、《高归彦造象》、《丰乐七帝二寺邑义等造象》和《苏轼等仿象老题记》拓片赠送于鲁迅。他们还就汉代石刻进行讨论,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汉石刻之人首蛇身象,就树人所收拓本觅之,除武梁祠画象外,亦殊不多,盖此画似多刻于顶层,故在残石中颇难觏也。” 1917年1月,蔡元培接长北京大学,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对北大先从文科进行改革。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陈独秀带着《新青年》由上海来到北京,于是,发端于上海的新文化运动,其战斗营垒已由上海迁来北京大学。 此时,鲁迅仍在教育部供职,在沉重、黑暗的社会机制的压抑下,他特别感到孤立和愁闷。他常常一个人躲在补树书屋,整日整日的抄写古碑。后来,他的朋友、同乡、北大教授钱玄同,将他引入北大《新青年》营垒,他的《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等白话小说,才得以由《新青年》而面世。 其实,蔡元培对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向有倚重,他刚刚履任北大校长便给鲁迅去信,只是由于鲁迅已在教育部供职,而未聘其到北大任教。但是,却和鲁迅多次谈起欲聘其二弟周作人的事。1917年3月8日,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前奉书,屡告起孟,并携言语学、美学书籍,便即转致。顷有书来,言此二学,皆非所能,略无心得,实不足以教人。若勉强敷说,反有辱殷殷之意,虑到后面陈,多稽时日,故急函谢,切望转达,以便别行物色诸语。今如说奉闻,希鉴察。” 周作人来到北京,与大哥鲁迅住在一起。他们为应聘之事多次与蔡元培磋商。根据周氏兄弟的意见,蔡元培聘周作人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教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蔡元培知道鲁迅有相应的美学知识,便委托其为北大设计校徽。1917年8月7日,鲁迅日记记:“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迈过百多年的历史风尘,这枚鲁迅设计的校徽,至今仍在北大师生的胸前佩戴。1920年8月2日,鲁迅也收到蔡元培的聘书。鲁迅主要讲授中国小说史,他的课讲的很生动。冯至先生回忆说,听鲁迅的课,“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鲁迅还在讲义的基础上完成《中国小说史略》,胡适曾高度评价说:“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 1927年6月,蔡元培就任大学院院长后,满怀信心和希望,要在全国高等教育领域兴起一股改革之风。他还像十五年前长教育部时那样,很快便给鲁迅发了聘书。12月26日,鲁迅被聘为大学院特约着作员。据鲁迅日记所记,蔡元培曾专程拜访过他。 蔡元培不仅对鲁迅,对周氏三兄弟都是尽其所能给予帮助。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1932年“一・二八”抗战时,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炮火焚毁,员工均被解雇,周建人因此而生活无着,鲁迅为此很着急。3月2日,鲁迅给他的好友许寿裳写信说:“商务馆虽云人员全部解约,但现在当必尚有蝉联,而将来且必仍有续聘,可否乞兄转蕲蔡先生代为设法,俾有一栖身之处,即他处他事,亦甚愿服务也。”蔡元培知道此事后,立即往商务印书馆与王云五相商。后来,书馆因裁员而发生纠纷,鲁迅又去函许寿裳说:“但今兹书馆与工员争持正烈,实亦难于措手,拟俟馆方善后事宜办竣以后,再一托蔡公耳。” 商务印书馆内部纠纷平息后,蔡元培又去与王云五相商。周建人这才再次与商务印书馆签订聘约。鲁迅对此事十分感激,和三弟周建人专程往蔡宅面谢,因蔡元培外出而未遇。鲁迅在转托许寿裳代致谢忱的信中说:“弟本拟向蔡先生面达谢忱,而又不遇。大约国事鞅掌,外出之时居多,所以一时恐不易见。兄如相见时,尚乞转致谢意为托。” 1932年12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同盟成立后,蔡元培即去信邀请鲁迅入盟。据1933年1月6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商务印书馆,邀三弟同至中央研究院人权保障同盟干事会。”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召开成立会,蔡元培和鲁迅等出席会议,经过投票选举,他们都当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 中华民族已到了危险的时候,蒋介石仍在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甚至恫吓说:“侈谈抗日者杀无赦。”人民连说话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又从何而谈抗日救国呢?蔡元培为此常常陷入无尽的困惑和愤懑之中,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将自己的昔日旧作书赠予鲁迅: 养兵千日知何用,大敌当前喑不声。 汝辈尚容说威信,十重颜甲对苍生。 几多恩怨争牛李,有数人才走越胡。 顾犬补牢犹未晚,只今谁是蔺相如。 他还痛心地对鲁迅说,国民党为了想消灭政治上的敌对者,连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顾,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如磐夜气压重楼”,“雾寒苍天百卉殚”。1933年的中国,正如鲁迅所描述的黑暗、凋零和凝重,蒋介石甚至还嫌中国专制、独裁得不够,竟然要效法希特勒,创设复兴社和反省院,他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喧嚷已是甚嚣尘上。5月13日上午,宋庆龄、杨杏佛和鲁迅等亲往德国驻上海领事馆,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递交抗议书,强烈抗议希特勒的法西斯政党践踏人权的暴行,这份抗议书虽然“已引起举世特殊之注意”。 反动派终于要下毒手了,6月18日八时十五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四名暴徒暗杀。蔡元培、宋庆龄等没有被吓倒,表现出了威武不屈的凛然正气,鲁迅对此十分敬佩,他说:“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宋庆龄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两位是坚决的。”杨杏佛被害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也被迫停止了活动。鲁迅是熟知蔡元培的,他对冯雪峰说:“蔡元培的同情革命者,也不过是为了民族而已。但革命者,为了阶级,也为了民族。……现在的阶级斗争,又何尝不是民族存亡的斗争。” 1936年10月19日5时25分,鲁迅病逝于上海寓所。这天,宋庆龄特意来到中央研究院,告诉鲁迅去世的消息,并请蔡元培参加鲁迅治丧委员会。次日,蔡元培前往万国殡仪馆吊唁,并挽以一联: 着作谨严,岂惟中国小说史; 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在万国公墓为鲁迅举行葬礼时,蔡元培亲为执绋,并致词说:“我们要使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必须担负起继续发扬他精神的责任来。” 他还发表《记鲁迅先生轶事》,回忆起两人交往中几件影响深刻的事情:一是鲁迅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二是鲁迅进教育部后抄写“从图书馆借来的善本书”,后来便发表校订本《嵇康集》;三是鲁迅“注意美术,但不喜音乐”。四是鲁迅喜爱搜罗汉碑图案的拓本,“已获得数百种”。蔡元培为称道的是鲁迅的人品风范。他说,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时,同事齐寿山“对他非常崇拜”,教育部免鲁迅职后,齐寿山也因之而辞职于教育部,蔡元培说:“这是先生人格的影响。” 蔡元培如此高度评价鲁迅,如此认真处理鲁迅的后事,却引来苏雪林的非议,她在一封致蔡元培的公开信中,批评蔡元培不该主持鲁迅的葬仪,不该成立鲁迅纪念委员会。她还警告说,蔡元培“今日为左派利用而表彰鲁迅,……同情鲁迅,国人谁不惟先生马首是瞻,则青年心灵之毒化,反动势力之酝酿,有不可思议者。……此则愿先生之自重者也”。她带着深刻的偏见,对鲁迅大泼脏水,大放厥词。尽管苏雪林以公开信的方式向他责难,蔡元培还是采取了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根本没有理睬,依然投入纪念鲁迅的实际而具体的工作之中。 1937年3月,《鲁迅全集》已经编定,许寿裳便为其审查一事去函蔡元培。5月20日,蔡元培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鲁迅先生遗着事,弟曾函商于中央宣传部邵力子部长,力子来谈,称:内政部已转来呈文,当催促部员提前检查,现尚未断言是否全部都无问题,万一有少数在不能不禁之列,止可于全集中剔除几部,俾不致累及全集云云。” 次年3月22日,许广平来信说,《鲁迅全集》将由复社印刷发行,并希望先生为之作序。蔡元培很想写一篇好的序文,可又觉得对鲁迅还是缺乏了解,写起来难以下笔。他是个认真、慎重的谦谦君子,决无贸然从事的习惯,于是,又给鲁迅的朋友许寿裳去信说:“接马孝焱兄函,说关于《鲁迅全集》作序问题,先生有与弟商酌之处,敬希不及。弟曾得许广平夫人函,嘱作序,已允之,然尚未下笔,深愿先生以不可不说者及不可说者详示之,盖弟虽为佩服鲁迅先生之一人,然其着作读过甚少,即国际间着名之《阿Q正传》,亦仅读过几节而已。深恐随笔叹美,反与其真相不符也。” 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浏览了鲁迅的主要作品后,才为《鲁迅全集》写出了序,他在序文中说:“鲁迅先生的创作,除《坟》、《呐喊》、《野草》数种外,均成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除小说、书信外,均为杂文与短评,以十二年光阴成此许多作品,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何等学力!” 他称赞道,鲁迅着作“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1938年6月间,《鲁迅全集》二十卷本终于出版了。鲁迅纪念委员会为答谢他,让沈雁冰转赠一套《鲁迅全集》纪念本,可他早已按价付了一百元钱的订金。许广平知道此事后,立即让鲁迅纪念委员会干事王纪元将钱退还,并说,赠送先生一套《全集》,为纪念委员会中所议决,望先生万勿推却。他却坚持将钱交于纪念委员会,并复函说:“鄙人对于鲁迅先生身后,终不愿毫无物质之补助,请以此款改作赙敬。” 他和宋庆龄还以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表《征订〈鲁迅全集〉精制纪念本启》,这则启事说:“鲁迅先生为一代文宗,毕生着述,承清季朴学之绪余,奠现代文坛之础石。”编印《鲁迅全集》的目的,“欲以唤醒国魂,砥砺士气”。许广平对蔡元培为鲁迅所做的一切极为感谢和崇敬,她撰文赞扬说:“至蔡先生文章道德,海内传颂,鲁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此次更承为全集作序,知何宗尚,鲁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岂徒私人之感幸。”

其五,关于作品收集与文字考订。

胡愈之找刘少文商议:目前许多民间文化团体正在创办报刊、编印书籍,号召民众救亡救国,投身抗战。我们可以“振奋民族精神、激励抗战斗志”的名义,由《复社》组织出版《鲁迅全集》。

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此次影印的底本就是当年出版的丙种普及本,原藏张元济先生创办的合众图书馆,后并入上海图书馆,是上图收藏的《鲁迅全集》珍贵版本之一。

许寿裳是鲁迅“常常引以为自豪”的“生死不渝的至友”。在绍兴鲁迅纪念馆编注的《许寿裳书信选集》(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书中,有从1936年10月28日到1938年5月29日许寿裳给蔡元培和许广平的30余封信,无不与编辑出版《全集》有关。这些书信记录的都是当时正在进行的事,不是事后的回忆,具有很高的可信度。鲁迅逝世两天后,即1936年10月21日,许寿裳就写信给蔡元培,提出出版《全集》之事。从那时起,他就为出版第一部《全集》殚精竭虑,四处奔走,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举其要者,大致有五:

1936年11月,胡愈之向上海地下党组织汇报了编辑出版《鲁迅全集》的想法,党的负责人刘少文等商议后表示:在国家和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迫切需要用鲁迅精神来唤起民众,支持抗战,要动员、利用一切力量,尽快组织出版《鲁迅全集》。

对于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许多鲁迅研究专家都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国鲁迅研究会副秘书长王世家就十分推崇这一版本,认为这是上海孤岛时期文化界大合作的成果,全集的出版有效地保护了鲁迅作品的完整性,对于普及鲁迅的著作和译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这一版本现在也成为了图书收藏界难觅的珍本。

其四,关于《全集》的总体构想。

出版受阻

据此次影印本的编辑张树介绍,他们将采用一比一复刻,完整呈现初版本《鲁迅全集》的原貌,并对原版进行了修图,用八十克双胶纸印刷,使观感和手感都更加舒适。同时,出版社还请知名版画家邵黎阳特制藏书票贴于每套全集的扉页。影印本编号限量发行一千套,定价两千八百元。

原标题:“生死不渝”的重要见证——许寿裳对《鲁迅全集》的贡献

此后,所言憾事最大限度得到了弥补。1946年,胡愈之、许广平将征集到的855封书信编成《鲁迅书简》出版,胡愈之与唐弢搜集整理,编写《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出版。

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八十周年,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策划出版的1938年第一版《鲁迅全集》影印本将于7月面世。

早在1936年10月28日,许寿裳给许广平的信中,就已关注到鲁迅作品的收集了。除了“已经刊行之单行本”,许寿裳还特别指出,“其余未完成之稿”,他自己也时时留意。例如,鲁迅在香港的讲演,除了《无声的中国》,尚有《老调子已经唱完》一文,鲁迅在《三闲集》序文上说:此文“寻不到底稿了”。许寿裳在群众图书公司刊印的《散文甲选》中看到这篇讲稿,末尾注明选自《鲁迅在广东》,当即抄录一份,于1937年3月17日寄给许广平。许寿裳在整理《鲁迅年谱》时,接触到鲁迅于1913年发表于《小说月报》的文言小说《怀旧》,于是在1937年5月7日给许广平的信中,特别提及:“豫兄有一篇试作小说载在民元二年之《小说月报》,篇名及月报号数尚未查出,如弟处已查出,应予补入。”

不久,由胡愈之、许广平、郑振铎(《民主周刊》主编)、王任叔(《救亡日报》主编)、唐弢(《文汇报》副刊主编)、谢澹如(左联期刊《前哨》主编)、柯灵(《周报》主编)以及黄幼雄、许寿裳、吴观周、张宗麟、胡仲持等26人参加的编辑团队很快组成,开始分门别类、各司其责地开展工作。

鲁迅研究专家张小鼎曾撰文详细披露了1938年版《鲁迅全集》编撰出版的全过程。据他介绍:鲁迅逝世后不久,成立了以蔡元培、宋庆龄为正、副主席的纪念委员会,该会筹备之初就曾考虑应尽早出版《鲁迅全集》。许广平早在1936年11月就将编好的全集目录报送国民党内政部审核登记。翌年4月30日和6月8日,内政部先后下发两个批件,不仅强令将《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改名为短评七集与短评八集,并开列篇目,点名要将鲁迅所写《十四年的谈经》《铲共大观》等许多杂文统统删去显然,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与专制统治下,要想完整地、公开地出版《鲁迅全集》是根本不可能的。同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成为孤岛,胡愈之、郑振铎、许广平等组织的复社,共同集资,成功地出版了《西行漫记》等一些进步书籍。留在上海的纪念委员会成员决定,拟由复社出版全集。这一设想得到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赞同与支持,并经陕北中共中央同意。经过一番细致筹划和艰苦努力,仅以短短三四个月时间,就将六百万字皇皇二十巨册的中国第一部《鲁迅全集》的三种版式,于1938年在上海孤岛奇迹般地全部出齐。这套全集前十卷收创作、学术专著与部分古籍辑校,后十卷为翻译作品。卷前有蔡元培序,各卷卷首均有鲁迅各个时期的照片和墨迹,卷末附鲁迅自传,许寿裳编鲁迅年谱,以及许广平撰编校后记等。这部内容博大装帧精美的全集的问世,不仅对于保存和流传鲁迅先生遗著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于弘扬鲁迅思想,振奋民族精神,激励全民抗战以及其后反对国民党统治,均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因此,其后十余年间,无论在解放区还是国统区,它均曾被多次再版并很快售罄。

除此之外,许寿裳还为《全集》刊登广告,筹集资金,可谓不遗余力。

许广平在 “编校后记”中写道:“六百余万言之全集,竟得于三个月中短期完成,实开中国出版界之奇迹。”她说的“三个月”,指复社开始印刷到出书,如从收集、整理、编辑书稿算起,已历时近2年。

全集推出甲乙丙三种版本,其中甲种纪念本是红布烫金,属精装本,售价五十元;乙种纪念本是皮脊烫金,整套装楠木箱,编号印制二百套,非卖品;丙种本为平装本,开本和正文与纪念本相同,封面大红纸面布脊精装,正文用新闻纸印刷,售价为八元。

就在许寿裳写信要蔡元培“赐序”(7月5日)两天之后,“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四个月后的11月12日,上海沦陷。在此前后,国民党政府迁都,商务印书馆内迁,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及天津北洋工学院三校合并为西北临时大学,许寿裳也随之到了陕西。所有这些,都使《全集》的出版工作很难再按原先的轨道运行。于是,第一部《全集》的出版工作,遂以民间的方式在上海运作,由胡愈之等人创办的“复社”出版。但实际上,《全集》的大致框架与许寿裳先前向许广平提出的没有多大出入,可以这样说,许寿裳与许广平等人前期的努力,为日后胡愈之与“复社”能在短短四个月中出版《全集》打下了基础,这也是他与鲁迅“生死不渝”的重要见证。

他把编号058的《鲁迅全集》交上海党组织转送党中央。当时,恰逢上海 《读书》杂志编辑杜元启、匡乃成等 4人投奔解放区,便将这套书带到了延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非常高兴,每人取得几卷交换阅读。在历史照片 “毛泽东摄于延安窑洞”上,可见书桌上摆放着三本首版《鲁迅全集》。

六百余万言之全集,竟得于三个月中短期完成,实开中国出版界之奇迹。这是许广平在第一版《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所说的话,道尽了其间的艰辛和欣慰。

从1936年11月10日许寿裳给许广平的信中可知,他在那时已开始为《全集》的印刷事宜操心。当时,许寿裳“亦以为最好自印”,因而,他在信中说,“惟须立定计划,先将著译两方面字数核计一下,共有若干?然后向印刷所估价,不妨多找几家,以资比较。北平方面,可由裳往询,请求知字数大略。”然而,自印毕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于是,又转请马幼渔出面找胡适之,请胡适之与商务印局馆的王云五商谈。由胡适之帮忙,事情进展或许较为顺利,到了1937年7月5日,许寿裳给蔡元培写信时,已是为“版税一层”,要蔡元培先生“赐函,与商务磋商”了。

抚摸着鲜红封面、烫金书名的《鲁迅全集》,胡愈之不禁热泪盈眶:700多个日日夜夜,绞尽多少脑汁,耗费多少心血,今日终于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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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关于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以及《全集》编辑委员会。

偷梁换柱

其一,关于《全集》的注册。

要完成这项庞大的出版工程,必须组建高水平的编辑团队。当时,白色恐怖严重,鲁迅的一些作品仍被当局追缴、查封。这就要求编辑须具备先进文化思想,敬佩、支持鲁迅的民族气节和抗争精神。

1937年7月2日,许寿裳致许广平信中,提出了编辑《全集》的总体构想,许寿裳说:“总之,既名《全集》,应该全盘计划,网罗无遗,不过可分为若干部,如(一)创作、(二)翻译、(三)纂辑(如《谢承后汉书》《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及所搜汉唐碑板)、(四)书简、(五)日记……翻译中,凡《域外小说集》之三篇,《日本小说译丛》之若干篇,均应列入。现在最先应准备者,是《全集》总目及《全集》总序,此事非弟担任不可。请着手为盼。”日后出版的《全集》,基本上就保持了这样一个格局。《全集》的序言,也是许寿裳提出并出面请蔡元培撰写的。1937年7月5日,他致信蔡元培说:“又《全集》总目,现正由景宋夫人准备初稿,将来脱稿后,当呈尊核,并求赐序,以增《全集》声价。”

整理、编辑尚具雏形的文章、未发表的手稿颇有难度,一些章节、句式要润色、删修凌乱,字迹模糊的须誊写。胡愈之每天召集编辑会议,协调、解决各种问题,经半年多艰苦努力,《鲁迅全集》编辑前期工作基本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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