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娱乐app下载 > 文学作家 > 陈寅恪一生中通晓的语言有二三十种之多,国内学者忽视国外的研究成果

陈寅恪一生中通晓的语言有二三十种之多,国内学者忽视国外的研究成果

王锺翰先生,作为清史方面的知名学者,学习过少数民族语言满文、蒙文。其实,他还学过多门外语,其详情,就连他的弟子也未必了然。近两年,我先后得到几部王先生旧藏的外文书,正好可以结合他的自述及弟子回忆,对王先生学外语的情形做个总结。

我大学是英语专业,二外是日语,毕业之后曾经在网上学过一段时间的德语,所以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多语言学习这个问题。我经常探索究竟语言学习有什么秘诀,人有可能同时掌握很多种语言吗?尤其是我们中国人,不像欧洲学生那样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找着找着,我就找到了一个最厉害的多语学习者(目前我所知道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厉害的)——季羡林先生。

  1896年的10月,我进入剑桥女子中学上学,为进入哈佛大学德克利夫学院做准备。

文学大师陈寅恪在国外留学18年,是罕见的语言天才原文www.。他曾在美国哈佛大学随兰曼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两年,后来又回到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其他东方古文字学四年。回国之后,他又在北京和汉学家钢和泰教授继续研究梵文四五年。

着名汉学家、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主任柯马丁在《学术月刊》2017年第12期发表了《超越本土主义:早期中国研究的方法与伦理》一文,对中国以及国外的早期中国研究提出方法论的反思。在该文中,柯氏犀利地指出:

长沙雅礼中学,是美国人创办的名校,王锺翰15岁入学,学校对英语教学非常重视,令他打下坚实的英语基础。1934年,王锺翰进燕京大学。燕京是教会大学,英语用得自然极多。《王锺翰学述》一书中提及,洪业先生曾打算让王锺翰作日本汉学家鸟居龙藏的助手,王先生回忆道:“我自1935年开始学习日语以来,由于心存抵触,总是学不好……”虽是谦辞,至少说明王锺翰在燕京时就已学了日语。2017年10月,我买到一部上田万年等编的《大字典》。这书原为大正时代在日本出版的大型日文字典,而我得到的这一部却是哈佛大学出版社在1945年应战时需要翻印的版本。书上钤一方篆文小印“王锺翰”。应是王先生去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那儿购置的。

季羡林先生一生是传奇的,他是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具有多重身份,用我们当下流行的话语来说,是个标准的“slash青年”,多重职业者,但是我最关注的还是他作为语言学家的身份。这个称谓,他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百度上介绍说他一生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其实还有一门语言没说,是南斯拉夫语。这样算下来,他就会八国外语了。如果要认真追溯起来,他刚到哥廷根大学的时候还学过一个学期的希腊文,并且在那段未确定方向的日子里自学过一段时间的拉丁文,这里就姑且不算,那么他学习这八国语言的经历是怎么样的呢?

  在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曾参观过卫斯理女子学院。那时,我对大家说:“将来我一定要进大学,而且是哈佛大学。”

陈寅恪一生中通晓的语言有二三十种之多欢迎。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自不必说,他还精通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突厥文、西夏文、中古波斯文,还有拉丁文、马扎尔文等等。这些语言能帮助他解决别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发现别人所未能发现的历史真相。

一些学者竭力寻求在纯粹中国层面上所定义的绝对可信的文化身份认同,他们不愿接纳包括中国及其邻邦和其他古典文明在内的丰富图景,也不愿重视来自国外的学术研究,而更愿意频繁施展如下三种策略举动:其一,对国外学术迫不得已说些应酬话,实际上却几乎不予任何阅读;其二,拒绝学习任何外语;其三,对其他早期文化或是关于这些文化极具启发性的研究都不感兴趣。其结果就是形成一种防守性的、本土主义的、自我边缘化的、单语主义以及单一文化主义的学术。放眼未来,我认为这种学术是难以为继的,连下一代学人都不会接受。

到哈佛是1946年8月。《王锺翰学述》中记述:“从我得到通知到1946年夏,还有大半年时间,校方便让我先在成都跟一位德国女教师学习德语。因为哈佛大学对语言要求很高,仅会一门英语是拿不到学位的。这也正合我意,我便专心学习德文。”2017年11月,我又买到一本德文初级读物,是摩根(B.Q.Morgan)编著的Das Peterle von Nürnberg,用简易德文写就。此书扉页上钤的仍是那方“王锺翰”小印,可能是王先生初学德文时用过的读本。

图片 1

  朋友们都很惊讶,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是众所周知的困难,他们问我为何不愿进卫斯理女子大学。我回答说因为那里只有女学生。

图片 2

柯氏所说的“单语主义”,意在批评一些中国学者只关注单一语言的研究,而忽视其他语言的研究成果。在另一篇英文论文中,他有更为深入的讨论。正如很多人所知道的,在美国攻读汉学博士学位,除了汉语和英语之外,往往至少需要另外掌握一门东亚语言以及一门欧洲语言。而据柯氏所说,他要求自己的学生能够至少关注以中文、日文、英文、德文、法文等文字撰写的相关论着,不能因为无法直接阅读而忽视可资借鉴的前人成果。而柯氏所主编的国际权威汉学期刊《通报》,西方学者如若忽视中文和日文的参考文献、中国学者如若忽视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其文章便不可能会被采用。

入哈佛即开始学语言。《王锺翰学述》中写道:“第一学年,我选修了拉丁文、日文、远东史等课。拉丁文学习是很费功夫的,几乎占据了我全部时间。”2018年12月,我买到一本美国出的拉丁文教材,是《今日拉丁文:第二年课程》(Latin for Today:Second-Year Course)1934年修订版。书上钤的还是那方“王锺翰”小印。不过,书上干净得很,不知王先生认真学过没有。

年轻时候的季羡林先生

  上大学的念头已经在我心中根深蒂固,而且成为我最热切的愿望。我不顾许多真诚而又聪明的朋友们的反对,想跟正常的女孩子们一争高低。我决定进入剑桥中学,这是通往哈佛,实现我童年梦想的一条捷径。

相比之下,正如柯氏所批判的,中国学者多无视国外的研究成果,即所谓的“单语主义”。近些年来,国内学者与汉学家愈加亲近,动辄以“国际会议”相邀,但二者之间的隔阂尚难消弭。一方面,一些国内学者认为汉学家对中国历史文化曲解过甚;另一方面,汉学家对国内学者不注意参考国外研究成果而耿耿于怀。如李若晖先生的新着《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由以色列汉学家尤锐先生作序,他在序言中指出作者对西方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缺乏关注,实际上“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犊栋……这仅仅是其中一例,我认为这些研究都应当在《久旷大仪》一书中有所涉猎。我相信,现在正是中国同仁以西方汉学界关注中国本土学者同样的严肃性和彻底性来关注西方汉学发展的时候了。唯其如此,我们才可能在国内外学者间建立一种有意义的对话方式”。

《王锺翰学述》里讲过一句:“……我赴美留学,用大量时间学习拉丁文和德文、法文、蒙文、满文……”这里面又出现了法文。只是我还没见过王先生通法文的其他佐证。

我粗粗列了一下:英文是他从小学就开始学的,一路都很好,并且是他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读博士时候的副系之一;德语是他在清华大学时候的本科专业;梵文和巴利文是他在哥廷根大学读博士时候的主系;斯拉夫语是他读博士时候的另一个副系,这个语系里面他学的是俄语和南斯拉夫语;吐火罗文是他跟随第二个博士导师西克(Sieg)教授学习的(第一个导师当时世界二战爆发被征军入伍),法语应当是在清华的时候读过一点,他还曾提到过那个教法语的德国老太太,并且在德国十年之后,他曾经去过瑞士的法语区弗里堡待过一段时间,后来在法国马赛也同样待过一段时间。这些都是他主要会的语种的学习经历,另外关于希腊文和拉丁文,在清华教他第四年德文并指导他学士论文的德国教授艾克就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所以多少有点受他影响,再加上上文提到的哥廷根大学的学习经历,就基本构成了他的语言学习经历。

  在剑桥中学,莎莉文小姐跟我同堂上课,把老师讲授的所有东西翻译给我听。

国内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有着天然的优势,而汉学家因语言的便利,在材料和视角的把握上较之国内学者实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缺乏充分沟通了解和“有意义的对话方式”的情况下,过于抬高或贬低海外的中国学研究,显然都不能令人满意。国内学者忽视国外的研究成果,有观念的原因,也有条件的限制。在年轻学者的身上,显然已得到极大的改善。

定宜庄在《我和我的老师》(收入《想念王锺翰》一书)中回忆王锺翰先生:“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的时候,他也曾自学俄语,据他自己说已经到了能阅读一般文章的程度……”姚念慈并说王先生“教授过俄语”(同上书)。看来王锺翰先生的俄语水平不低。

读季羡林先生的自传,我觉得他学语言的经历既有不可复制性,又同时带有一点可借鉴性。不可复制性的原因在于他超高的语言学习天分以及他在学语言经历上所遇见的老师,教授,几乎很多都是世界级的语言大师,比如教他吐火罗文的西克教授,是难得得通读了吐火罗文的世界大师,这种经历世界上是没几个人享受得到的。

  老师们也没有教育聋哑孩子的经验,听她们的讲话,只有摸她们的嘴唇。一年级的课程有英国史、英国文学、德文、拉丁文、数学、拉丁文作文和其它科目。在此之前,我从未为进大学而专门学习某种课程,但我的英语在莎莉文小姐精心辅导下进步很大。不久教员们就认为,除了大学临时指定的几本书外,这项课程就不需要专门上课了。我曾在法文学习上打下了一些基础,学习过6 个月的拉丁文,而学习时间最多的还是德文。

在存在所谓“单语主义”的同时,国内学界乃至公众又都不无“外语崇拜”的现象。对于传说中掌握多门外语的学者,人们多肃然起敬。尤其是梵文以及其他显得高大上的古代语言文字,谁若能做到“精通”,便宛如掌握独门秘技,境界顿出。

  • 首页
  • 电话
  • 文学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