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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邵洵美交往的复旦教授中,是邵洵美诞辰一百周年

现在看来,邵洵美与几位复旦教授的交往,很像他办化工厂,一度率真热情,炽烈如火;最终烟消云散,寂寂无声。但是,邵洵美曾经发出的光和热,一直温暖着他的复旦朋友们。

当时,项美丽的寓所在宁波路江西路口的一座大楼内,和邵家在同一个弄堂。邵绡红回忆说,在抗战期间,邵洵美和项美丽一起出版了中文版《自由谭》和英文版《CandidComment》,邵洵美经常前往项美丽的寓所,而项美丽和邵家上下相处得也很融洽。“她不是很妖艳的那种人,对人很亲热,穿着也很朴素,她喜欢带着她的宠物猴子。那时候我五六岁左右,经常和她一起去看电影,记得有一次我坐在她身上看电影,还尿在她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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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吴钧和的住处离邵家很近,经常来拜访邵洵美,他的话题自然离不开化学,谈着谈着,竟引起邵洵美的共鸣。邵洵美忽然决定,办个化工厂试试。他投资一万美元,聘请吴钧和为工程师,办起了立德化工厂。化工厂设在虹桥前怡和洋行大班哈特门的花园别墅(哈特门离沪前交由邵洵美处置)。自从开办化工厂后,这幢花园别墅就不再有鸟语花香,整天弥漫着一股化学气味。但是,邵洵美对于化工根本就是外行,立德化工厂很快就倒闭关门,以8000元人民币盘给了别人……

显赫的家世、复杂的交往、特别是鲁迅与邵洵美之间那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公案漩涡”,使得邵洵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文学研究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即使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被“掩埋”的中国作家纷纷“出土”,邵洵美也还是默默无闻。直到最近几年来,这个曾经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上活跃一时的新月派主将,有着“小孟尝”之名的诗人、散文家、翻译家、出版家,才开始引起各方面的注意,但其人其事还是笼罩在扑朔迷离的烟雾之中。

1934年3月,邵洵美旗下的《人言》杂志刊出鲁迅在日本媒体上发表的《谈监狱》,由章克标译成中文,章晚年称,“是出于好意,想使鲁迅的文章在国内透透气,让大家晓得晓得”。

邵洵美与贾植芳的第三次相遇出人意料,富有戏剧性。据贾植芳回忆,1960年冬,因“胡风案”被捕的他在狱中见到了邵洵美,邵洵美郑重其事地嘱咐他:“我有两件事,你一定要写一篇文章,替我说几句话,那我就死而瞑目了。”第一件是1933年萧伯纳访沪期间,邵洵美参加了“功德林”的欢迎午宴,并花费“四十六块银元”为之买单,但当年大小报纸只写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杨杏佛和林语堂等出席宴会,唯独不写他的名字,这让他“一直耿耿于怀”;另一件事,鲁迅先生说邵洵美是“捐班”,文章“是花钱雇人代写的”,让他觉得委屈,“这真是天大误会”。1989年,贾植芳写下《我的难友邵洵美》一文,披露了这两件事,完成了邵洵美的嘱托。

邵洵美主编过的论语杂志

据邵洵美说,论战发生前几个月,1933年2月17日,萧伯纳访华,世界笔会中国分会请萧讲座,会后邵“见鲁迅独自站在路边无车可乘,便用车送他以策安全,当时他们正为《论语》半月刊的作风大打笔墨官司”。

邵洵美对于许国璋一直很器重,他主办过一份《自由西报》,许国璋是他任用的四大编辑之一。1947年,邵洵美亲自签批许国璋赴英留学(当年中英文化基金会每年向一名中国学者提供赴英留学奖学金,邵洵美是该基金会成员,具有签字决定权)。许国璋留学期间,先后就读于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并通过邵洵美认识了美国女作家项美丽,曾在她伦敦附近的家中小住。

“鲁迅先生所指的‘富家翁的女婿’,当然是指爸爸娶了妈妈—————盛宣怀的孙女盛佩玉。实际上,这样的评语,对爸爸来说是很不公平的。”邵绡红说,“首先,邵氏家族在上海也是一个大家。我的太爷爷邵友濂官至一品,曾任湖南巡抚、台湾巡抚。爸爸从小被过继给大伯邵颐,而邵颐的夫人李氏是李鸿章视为己出的侄女,当年以中堂大人的千金之名嫁到邵家,从谱系上讲,李鸿章也是爸爸的外祖父。其次,很多人不了解的是,爸爸和妈妈是姑表亲。爸爸的生母是盛宣怀的四女儿,爸爸不仅是盛宣怀的孙女婿,其实更是他的亲外孙。”

“女婿风波”后,邵洵美与鲁迅又因木刻产生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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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只是情人关系,并且文学上的往来比男女之情更深切。”

既豁达大度,又心胸狭隘,既仗义疏财,又任性偏执。人是如此复杂的组合,邵洵美不仅与鲁迅发生冲突,与昔日好友林语堂也不欢而散。

以上几位复旦教授,都是邵洵美的同行,他们之间的交往,符合“嘤其鸣矣”“惺惺相惜”的文人传统。不过,邵洵美结交的另一位复旦教授吴钧和先生就显得比较“另类”——他不是作家、翻译家或文史学家,而是一位化学家。吴钧和早年毕业于震旦大学化工系,193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化学,获博士学位。1949年夏,他任复旦农化系(后为化学系)教授。

项美丽花了几近两年的时间在香港与重庆两地和宋美龄共处了长段的时间。《宋氏姊妹》于1940年在美国出版,立刻引起轰动,之后,项美丽又将她在上海、重庆以及后来香港的战时经验写成了另一本畅销自传《我所知的中国》。不过,在1939年离开上海之后,项美丽从此结束了在邵洵美身边的日子,在香港与查尔斯同居,1943年返回了美国。邵绡红说,她的父亲曾在1946年去美国,看望了项美丽和查尔斯。

1928年,邵洵美在《狮吼》上以浩文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绍兴人》,一开始便写道:“他真是绍兴人!他满脸是大花雕的色彩,是一种深黄与深红的混合质;他的两只眼睛张开的时候,是两只三角。”

著名诗人、翻译家和出版家邵洵美(1906-1968)素 有“文 坛孟尝君”之称,他热情好客、人缘广、朋友多。近日检索邵洵美的朋友圈,发现他与几位复旦大学教授有过交往,这引起了我的兴趣。

邵绡红说甚至她母亲盛佩玉对项美丽也没有敌意,有一次项美丽的一只小猴子死了,还帮着她一起埋葬。邵洵美在出席笔会的各种活动时,陪伴身边的人常常是项美丽。盛佩玉也不干涉。

8月26日,鲁迅以洛文为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各种捐班》,讽刺道:“捐做‘文学家’也用不着什么新花样。只要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的。”

在邵洵美的朋友圈中,全增嘏的地位很高。1934年,邵洵美在《感伤的旅行》一文中,写下了他离沪后牵挂的“几个相熟的朋友的名字”,除已故的徐志摩外,他惦记着潘光旦、林语堂、郁达夫、谢寿康和叶灵凤等人的住所和行踪,唯有在提及全增嘏时,邵洵美饱含深情地写道:“增嘏是不是仍旧肯放声笑?”这种友情,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那时,邵洵美应人民文学出版社邀约,翻译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剧《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因身边缺少资料,他写信求助于在复旦任教的全增嘏,全增嘏不厌其烦,将复旦图书馆有关藏书“抄示”,邵洵美非常感动:“今日得回信,十分欣慰,增嘏诚老友也!”

提起邵洵美,很多人的第一印象,都来源于高中语文课本里鲁迅的那篇《拿来主义》。文中,有这样的句子:“某些人……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对于这句话,文章里有一个注释:“这里讽刺的是做了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于人的邵洵美之流。”

(三)学问有限,无处投奔,但是外国文字,倒识得一些,于是硬译各种文章,自认为时代前进的批评家。

邵洵美与复旦中文系的另几位教授也有交往,用贾植芳先生的话来说,那“纯然是偶然的机遇”。1952年,在作家韩侍桁请客的宴会上,邵洵美与贾植芳初次见面,同时还见到了贾植芳的中文系同事刘大杰和余上沅先生。1954年,他们又在韩侍桁家中相会。贾植芳后来说:“这两次相会,大家都是天南地北地闲聊,我们之间并没有多少对话。”

项美丽比邵洵美长命得多,直到1997年2月17日辞世,活了92岁。虽然她与邵洵美只生活了5年,但她一生出版了52本书,其中有10本是写中国的。10本中又有4本是以邵洵美为主角。

“看一看目前我国文坛,却又使我相信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我们可以把这种文人分成许多类:

关于邵洵美与许国璋的交往,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钱锺书的小说《围城》中,有一个人物叫赵辛楣,与上海话“邵洵美”是谐音。邵绡红在《天生的诗人》一书中写道:“当时许国璋因作者给这个人物取这个名字很不以为然,责问钱锺书。两人发生争论。”这一细节,固然反映了许国璋对邵洵美的感恩之情,但我始终未找到“两人发生争论”的出处。许国璋在晚年写的《回忆学生时代》一文中,充满了对钱锺书先生的敬仰和爱戴;钱锺书的另一位学生许渊冲先生回忆时也说钱锺书很喜欢许国璋:“因为许国璋写文章有些学他,钱先生曾说:许国璋的英文写得比王佐良好。”在他们的回忆里,丝毫找不到“两人发生争论”的痕迹。

2006年6月27日,是邵洵美诞辰一百周年,抱着“还原事物本来面貌”的心意,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历时十余载,在走访了当年曾与邵洵美有过接触的施蛰存、秦鹤皋、许国璋、萧干以及项美丽等人后,写出了《我的爸爸邵洵美》一书,而经她亲自整理的一套十本《邵洵美文集》也将付梓出版。近日,在位于公园大道的北京新居里,已过古稀之年的邵绡红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随着她的叙述,一段如烟的往事逐渐呈现出清晰的轮廓来。

后来章克标答应每月给编辑部100元,稿费千字2至3元,可林语堂不久后又说,《论语》销量增了一倍,编辑费应涨到200元,章忍无可忍,在他坚持下,林语堂与邵洵美分手。

邵洵美

邵洵美

█林语堂至死也没原谅他

1946年8月,全增嘏任复旦外文系主任。可能因为这个原因,邵洵美与另几位外文系教授关系也比较热络,顾仲彝和冒效鲁等先生经常到邵家串门。外文系讲师许国璋也是邵家常客,他比邵洵美小九岁,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是钱锺书先生的得意门生,应该算是邵洵美的学生辈。

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洋务运动倡导者,更是中国近代第一代实业家,他一生创下了多个第一:第一家银行、第一家电讯企业、第一条南北干线铁路等。

未如邵洵美之愿,《北平笺谱》极畅销,加印百部,又全部卖光,鲁迅在信中说:“这些东西(指邵洵美等人),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吃完许多米肉,搽了许多雪花膏之后,就什么也不留一点给未来的人们的。”

李青崖先生也是邵洵美的好友。他1912年毕业于比利时列日大学,后任复旦中文系专任教授。他是最早翻译莫泊桑小说的翻译家之一,也是邵洵美主办刊物的撰稿人,曾任《论语》杂志主编。据邵绡红在《天生的诗人——我的爸爸邵洵美》一书中记述,1933年邵洵美搬家到杨树浦麦克利克路(今临潼路)后,李青崖与全增嘏、温源宁等教授经常去邵家打桥牌,并常到附近的网球场打球。“他们几乎每隔三天来聚一次,有时相约去市里西康路(现五四中学操场)打网球。”抗战胜利后,李青崖十分忙碌,“他一个星期里三天在上海复旦大学执教,还要编《论语》;三天则必须去南京中央大学授课,往来沪宁之间,非常吃力”。后来,他被迫辞去了《论语》主编一职。

邵洵美与盛佩玉

作为新月派干将,邵洵美一上文坛便开始批评鲁迅。

在邵洵美交往的复旦教授中,有不少是他多年的好友,他们经历相当、志趣相同,热衷于翻译和研究外国文学作品,全增嘏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全增嘏1923年起先后就读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1942年8月到复旦外文系任专任教授。他与邵洵美相识较早,曾是邵洵美出版的各类中英文刊物的撰稿人。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访沪,邵洵美参与了接待,全增嘏也在文化界人士的欢迎行列中,他后来据此写下《关于萧老头子》一文,犀利而幽默。

故事始于1925年,当时年轻的邵洵美负笈英伦,在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学院攻读经济。暑假时,与他一同住在导师家里的留学生刘纪文邀他去巴黎,从而结识了张道藩、徐悲鸿及夫人蒋碧薇等一批在法留学生。奇怪的是,徐悲鸿等人一见到邵洵美就说他长得极像徐志摩,一个中国诗人,而在此之前,在剑桥市中心有个摆旧书摊的老人,每次见到他也总是问他是不是姓“Hsu”,说有个要翻译《拜伦全集》的中国人和他有着同样的面貌。邵洵美感到“一定是天意要把他和徐志摩拉在一起”。巧的是,没过几天,他和徐志摩竟在路上巧遇了。徐志摩一见邵洵美,就亲热地拉着他的手说:“弟弟,我找得你好苦!”原来,徐志摩也听到了许多关于邵洵美的事,也在四处打听他。

章克标看不过去,“又一次体现了直率之性格,就在《申报》‘自由谈’上写了篇题为‘高等华人’的文章,明显指出了林语堂这种孳孳为利的不漂亮行为”。

1995年,为了搜集父亲的有关文章,邵绡红在美国拜访了项美丽。“那时她已经90岁了,胖了很多,但我还能认出她来。”她说,见面时,两人激动相拥。项美丽应她的要求,给她复印了1938年与邵洵美一起出版的《直言评论》月刊。使邵绡红惊讶的是,她在上面发现了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的英译文。

“一贯直率”的章克标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则说:“洵美自命为诗人,出版过一本诗集《花一般的罪恶》,不过是抄袭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的书名罢了。”他也称邵洵美是靠当女婿发的家。作为知情人,章克标为什么如此说,恐怕只有他自己才明白。

对于父亲与项美丽的这段感情,邵绡红并不讳言。她澄清了一些传记里强调邵洵美的财富和挥霍,强调这位白人女子是一位中国男人的“妾”的说法:“项美丽并不是我父亲的小妾,他们只是情人关系,是互相欣赏对方的文才而走到一起的。”在她看来,他们之间在文学上的来往与合作,比男女之情更深切一些。

在《拿来主义》中,鲁迅写道:“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所谓“做了女婿换来的”,即影射邵洵美,该文被收入中学课本。

1935年,埃米莉哈恩从美国来到上海,当时她的身份是美国《纽约客》杂志社的通讯记者。“那个年代,能涉足洋人生活圈子的中国人很少,我爸爸是其中之一。让埃米莉吃惊的是,她发现我父亲除了具有文学的天才外,还能用英文写诗。遇到这么一个能说一口纯正英语,又写得漂亮的中英文文章的中国同行,她能够很方便地去了解中国,而且结识了不少上海文化界的人士。”邵绡红说,邵洵美给埃米莉取了个中文名字“项美丽”,这是从她的英文名字音译过来的。

据学者倪平考证,萧伯纳当天午饭是宋庆龄请客,蔡元培、鲁迅等7人在座,均为民权保障同盟中人,并无邵洵美,而当晚萧伯纳就离开上海了。

据她母亲盛佩玉回忆,当天邵洵美傍晚回家时,曾把白天的经过讲给佩玉听,他说,这次是他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活动结束后下起了雨,天很冷,他见鲁迅站在屋檐下,像是在等车,冻得脸都发青了,于是他还主动上前邀请他上自己的汽车送他回去。

邵洵美后来回忆:“只交了一个多钟头的朋友……可是他(指徐志摩)一走,我在巴黎的任务好像完了。”

与项美丽的“倾城之恋”

邵洵美有钱且慷慨,被称为“文坛孟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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