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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德和卡夫卡最后的爱人朵拉进行了回应,因此这些手稿的所有权应该属于以色列

威尔克用一则他和朵拉的访谈来回击布罗德,而这一访谈显然是在他得知布罗德的回应意见之后精心设计的。可以看出,朵拉的表述总体来说对布罗德很不利——她说,在出版卡夫卡遗作这件事上,布罗德“只想突出自己”,虽然她也强调说布罗德动机“很纯粹”,布罗德也非常“确信自己在帮助自己已经死去的朋友”。这后一点可以看作为布罗德进行的辩护。但不可否认的是,这辩护显得有些矛盾:朵拉所谓布罗德“很纯粹”的动机并不意味着她真的相信布罗德“在帮助自己的朋友”——朵拉是不是说,布罗德这样做实际上倒是“害了”卡夫卡呢?对如何才算是“帮助卡夫卡”这个问题,朵拉显然有不同的理解:她本人倒是当着卡夫卡的面烧了卡夫卡的不少手稿。

作为一个主要生活在奥匈帝国时期的明珠城市布拉格、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作家,卡夫卡的名声与影响正在与日俱增。卡夫卡的遗嘱已成为“卡夫卡式”的生活和创作的一部分,这已是举世皆知。本雅明说:“只要研究卡夫卡,就绕不开遗嘱这个问题。”但是,对于卡夫卡的遗嘱,我们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一般的所谓“焚稿”和“背叛”上,对于遗嘱背后的前因后果,对于卡夫卡的真正动机和用心,对于布罗德的“违背意愿”和“别有用心”,我们尚缺乏仔细的考证和辨析,因而可能产生一些误解和误释,这自然又会影响到我们对卡夫卡的理解和认识。 众所周知,卡夫卡立志于写作,将写作当做自己生命的目的和意义,但他在临终前却一再立下遗嘱:焚毁自己所有的稿件。长期以来,这种卡夫卡式的悖谬令许多读者迷惑不解,同时也使得卡夫卡问题更加复杂难辨,扑朔迷离。卡夫卡为什么执意要焚稿?他为什么不自己焚稿?为什么不委托父母或者亲人执行遗嘱,而是委托朋友?他是否知道他的朋友会违背他的遗嘱?他焚稿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就像卡夫卡其他谜题一样,似乎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 我们知道,卡夫卡生前发表作品极少。他对自己的作品极少满意,从不愿从抽屉里拿出他的手稿。马克斯·布罗德曾在一封写给编辑的信中说:“我同时寄给您一篇卡夫卡的短篇作品,我花了比写文章十倍的时间,才从作者手里讨来,要卡夫卡发表作品是极其困难的,要索取他的原稿简直要用抢的!”卡夫卡生前发表的作品,大多便是在朋友的逼迫下,怀着希望与惋惜的颤栗心情交出来的。但这些作品仅占卡夫卡作品集九卷中的一卷。而愈到后期,卡夫卡对自己的作品愈不满意,最后他给朋友布罗德留下这样一份遗嘱:“凡是我遗物里的所有稿件,日记也好,手稿也好,别人和自己的信件也好,草稿也好,等等,毫无保留地,读也不必读地统统予以焚毁。”卡夫卡在给布罗德的另一份更为详细的遗嘱里写道:“在我一切作品中,称得上作品的是:《判决》、《伙夫》、《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和一个短篇故事《饥饿艺术家》。(仅存的几本《观察》可以保存下来;我固然不愿意让人家拿去化成纸浆,可也不希望再版。)我说算得上作品的这五篇和一个短篇故事,并不等于说我希望把它们拿来再版,传之后世;相反地,如果能把它们完全消灭掉,那倒是我求之不得的。不过,因为这几篇东西已经存在了,如果有人愿意保存它,我也无所谓。”在对自己的作品几近苛求的卡夫卡看来,自己几乎没有什么作品可以传之后世。 然而,作为卡夫卡的遗嘱执行人,布罗德并没有遵从遗嘱,而是将卡夫卡的全部文稿陆续整理发表了,尤其是将三部未写完且稿页零乱的长篇小说《诉讼》、《美国》分别整理发表,并于1935、1936年和1949、1950年先后两次编纂了六卷本和九卷本的文集。不仅如此,布罗德还将他陆续收集到的卡夫卡的书信日记都整理发表了。这就是米兰·昆德拉后来所说的“被背叛的遗嘱”。 卡夫卡为什么会选定布罗德作为自己的遗嘱执行人呢?为什么不选择他的父母,或妹妹,或其他亲属做自己的遗嘱执行人呢?1921年,卡夫卡曾对布罗德说,他已立下遗嘱让布罗德焚毁他写的一切。不过,布罗德则明确表示,他不会满足任何这种要求的。据说卡夫卡是知道布罗德的态度的,但是,卡夫卡为什么还是让布罗德做了他的遗嘱执行人?如果卡夫卡明知布罗德不会遵从遗嘱,那么卡夫卡立下这个遗嘱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布罗德又是何许人?他与卡夫卡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我们首先对布罗德应该有所了解和认识。 马克斯·布罗德,生于布拉格的奥地利犹太作家。他的父亲是布拉格波西米亚联合银行副经理,拥有一笔不菲的财产。布罗德很早就显示出音乐天赋,他上过钢琴课和作曲课。1902年他与卡夫卡相识,布罗德比卡夫卡小一岁。1903年10月23日,卡夫卡出席了一次有关叔本华的讲座,演讲者就是布罗德。此时的布罗德被誉为神童式的人物,虽说也是法律系的学生,但他同时已经是音乐家、作曲家、诗人和小说家了。他在演讲中将尼采说成“骗子”,这引起了卡夫卡的激烈反对。演讲后他们有过长时间的争论,随后两人成为莫逆之交。卡夫卡身材瘦高,布罗德矮且驼背。卡夫卡青少年时代身体健康,布罗德4岁时患上了危及生命的脊柱歪曲。卡夫卡早逝,布罗德则算长寿了,他活了84岁。这两位朋友在脾气秉性上的差异肯定超过了他们的“相同”,然而他们两人的相互吸引甚至引来了同性恋之说。1939年纳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布罗德流亡巴勒斯坦。26岁时,“布罗德已出版4本书。到30岁时他已出版了19本书。到他去世时,他已出版了83本书,包括小说、哲学与宗教书籍、传记、文学随笔、戏剧、诗歌、各种各样的新闻类文章”。他的重要作品有历史小说《蒂肖布拉厄走向上帝之路》和长篇小说《梦寐以求的女人》。与卡夫卡的宗教信仰的不确定相比,布罗德是一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尽管宗教信仰有所不同,但是布罗德从未怀疑过卡夫卡的文学天才。早在卡夫卡还未公开发表一行文字之前,布罗德就相信卡夫卡是他们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 卡夫卡在遇见布罗德时,后者已经是小有名气了。但是,时至今日,布罗德的最高声望就在于他整理出版了卡夫卡的作品,而他自己的创作则变得无足轻重了。卡夫卡的光辉已经完全遮蔽了布罗德自己的光彩。 当然,细究起来,卡夫卡的遗嘱并没有确切的法律上的意义。事实上这只是两封私人通信,甚至不是真正的通信,因为它们从没有寄出。布罗德后来说明了他违背朋友遗愿的道理。他说卡夫卡懂得他崇拜卡夫卡所写的每一个字。卡夫卡很明白在这个问题上布罗德不会服从他。所以卡夫卡本可以去选择另一个遗嘱执行人,如果他自己的打算是严肃的无条件的最后决定的话。当然,他本来也可以自己去烧毁这些遗稿。但是,实际上他奄奄一息时,他住在疗养院,已经没有能力去焚毁他的稿件了。总之,作为遗嘱执行人,布罗德没有义务把卡夫卡的意愿告诉我们,按照他的说法,这个意愿不再有效并已经过时。布罗德创作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这就是“卡夫卡之谜”。 卡夫卡在遗嘱中要求布罗德将他所有的遗稿读也不必读地统统予以焚毁,而这份遗嘱自然也包含在这些遗稿之中,布罗德显然必须先读到这份遗嘱,才有可能执行遗嘱。而他一旦阅读了这份遗嘱,他就已经违背了卡夫卡“读也不必读就焚毁”的遗嘱。这就是典型的卡夫卡式的悖谬。布罗德果然违背了卡夫卡的遗嘱,他阅读、编辑并出版了卡夫卡的所有作品,并且,布罗德在卡夫卡死后最先发表的就是卡夫卡的这两份遗嘱,刊于1924年7月的《世界舞台》杂志。对此,本雅明一语双关地说,布罗德是“忠心地违背了卡夫卡”。 1937年,当布罗德的《卡夫卡传》出版后,本雅明给朋友写信说,“这本书的最大毛病就在于作者的论点与立场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布罗德认为,卡夫卡在迈向神圣的路途中。本雅明批评布罗德道:“他的立场是百分之百的说好话,缺乏距离是其最显着的特征。”布罗德试图将卡夫卡打扮成圣人,而他自己似乎和这位“圣人”亲密无间,从而完全忽视了卡夫卡身上的内在矛盾性。这一点在卡夫卡的遗嘱问题上表露无遗。“遗嘱问题恐怕最能展现卡夫卡生存的关键问题了……卡夫卡将遗作所托付给的人,一定是他认为不会履行他的遗愿的。这对立遗嘱者和传记作者都不会有坏处。不过,它要求传记作者把握住贯穿卡夫卡一生的矛盾冲突。”总之,“布罗德的作品却让人难以信服。他既将卡夫卡奉若神明,又以亲昵的口吻谈论卡夫卡,这两种做法都很出格。”最后,“布罗德的《卡夫卡》成为经典性文学家传记的可能性不大”,在本雅明看来,甚至连友谊的证明也说不上。 米兰·昆德拉认为,卡夫卡希望焚毁的文稿涉及两类:一种是属于个人隐私的文稿,如书信、日记;另一类是他认为没有能够写好的短篇和长篇小说。对于后者的焚毁卡夫卡似乎有所犹豫和保留。对于前者卡夫卡则意愿坚决。促使卡夫卡想毁掉他的通信日记的原因“是耻辱,完全基本的耻辱,不是作家的耻辱那一种,而是一个普通人的,耻于把自己的隐私的东西掉在别人的眼皮下,家人眼皮下,陌生人眼皮下,耻于被转换为物体,而这耻辱有可能‘在他身后依然存在下来’”。譬如,卡夫卡写给父亲的那封长达四万五千字的信,但这封信最终没有送达父亲的手中。这封纯属个人隐私的信件,因为布罗德现已公之于世。“什么人都可以在后来读到它,除去它的收信人。布罗德的不审慎在我看来无可原谅。他背叛了他的朋友。他违背他的朋友的意愿而行事,违背他的朋友意愿的方向与精神,违背他所了解的他的害羞的本质。”布罗德认为,这封信可以看作是最奇异的书之一,“尽管语言风格简洁易懂,但它却是有关生活冲突的最难懂的文献之一”。看来,布罗德更愿意将卡夫卡看作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而不是一个普通朋友。 1924年3月,卡夫卡创作了他最后一篇小说《约瑟芬,女歌手或耗子的民族》,距他1924年6月3日去世仅隔三个月。小说里卡夫卡塑造了一个女歌手约瑟芬的形象。约瑟芬就是在被人遗忘中变得不朽,她的荣耀就存在于这种遗忘,她的神化就存在于她从世界和公众记忆中完全消失,这便是小说结尾的情形。“而约瑟芬呢,她已摆脱了尘世的烦恼,在她看来,凡是出类拔萃的人都得经受这种尘世的烦恼,她将愉快地消失在我们民族数不清的英雄的行列里;由于我们并不推动历史,因此她不久就将像她所有的兄弟一样,升华解脱,并被遗忘。”杰姆逊在《卡夫卡的辩证法》一文中写道:“据此,我们可以揣测为什么卡夫卡让人烧掉他所有的作品和手稿,因为他想通过遗忘,把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转变成为一种奇特的幸福结局。就如同萨德侯爵在他的遗嘱中所说:‘我的坟墓将在地下消失无踪,正如我所言,我的声名不会在人类精神上留下一丝痕迹……’”通过遗忘,准确地说,通过“被遗忘”而变得幸福,以至不朽,这或许就是卡夫卡遗嘱里隐含的秘密。 1926年,马克斯·布罗德出版了长篇小说《爱情的欢喜王国》。在小说中,布罗德以卡夫卡为原型塑造了一位圣者的形象——加尔达。米兰·昆德拉说:“没有布罗德,我们今天甚至不会知道卡夫卡的名字。”但是,有了布罗德,尤其是他将卡夫卡的作品置于一种宗教哲学模式之下时——尽管这样做不无理由——正如本雅明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这种做法以其特有的方式避开了——我甚至想说是草草了结了——卡夫卡的世界。”所以,我们在“阐释卡夫卡时应当杜绝”这种做法。由此看来,“布罗德创造卡夫卡的形象和他的作品的形象,同时也创造了卡夫卡学……卡夫卡学生产和维持着它的卡夫卡形象,以至于公众在卡夫卡名下所认识的那个作家不再是卡夫卡而是卡夫卡学化的卡夫卡。”设若没有布罗德,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卡夫卡;然而,有了布罗德,我们今天的卡夫卡或许就永远不再是那个真实的卡夫卡。图片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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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中,德国学者坚称卡夫卡的手稿所有权应该归于德国,由德国的学者们深入研究,充分发挥其价值,而不是被遗忘在耶路撒冷的哪个角落里落满灰尘。然而反驳的人会说,要让卡夫卡把自己的遗产留在那个杀戮了他家人的国家里的要求简直厚颜无耻。巴林特在书中引用了某位以色列学者一句扎心的话:“德国人历来就不懂得爱惜和照顾为何物,他们连卡夫卡三个妹妹的性命都照顾不好。”那么以色列有没有权利拥有卡夫卡的手稿呢?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牵扯文学因素以及法律问题。贝林特在书中写道,法官把这些手稿判给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就意味着“肯定卡夫卡本质上是个犹太作家。”但这就是《卡夫卡的最后审判》全书最核心的问题了:他到底能不能算作犹太作家呢?如果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读这本书,我们能获得什么?又有没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1929年9月27日,埃姆·威尔克在柏林《福斯日报》(VossischenZeitung)上发表文章,从作家隐私权问题的讨论引发开去,矛头指向布罗德:“不尊重朋友的遗言(这一行为)在他那里被当作美德。”他认为布罗德以艺术和文化的名义来废除艺术家的最后遗嘱的做法是不可原谅的。他怀疑布罗德的动机:“他甚至相信这是通向久盼的精神民主王国的道路,但其实不过是为他个人的生意找借口。”他特别反对公开卡夫卡的私人物件:“伟大人物只是经由他们的作品属于我们;我们所能拥有的他们,仅限于他所给予我们的。然而,他们向我们隐藏的那个私密的部分,无论如何并不属于我们。”我们没有听错,这的确很像是60多年后昆德拉的声音。

弗朗兹·卡夫卡的希伯来语词汇笔记本保存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国家图书馆。摄影:塞巴斯蒂安·史肯/美联社

  1924年,卡夫卡去世,时年40。在当时来看,他根本不像是个能够跻身世界名人堂的人。在德国文艺圈他虽然小有名气,但一直以来,卡夫卡并不是个职业作家,平日里他有一份正经工作,在保险公司处理法务问题。他讨厌这份工作,但却总能把活儿干好。卡夫卡在杂志上发了一些短篇故事,也出版过几本薄薄的小说,包括今天成为经典的《变形记》《在流刑地》和《饥饿艺术家》,这些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博得多少关注。卡夫卡最著名的小说《审判》和《城堡》在当时还只是手稿,到卡夫卡离开世界的那天,都隐没在角落里无人知晓。

随后,显然是在布罗德的督促下,朵拉在1929年11月17日出版的《福斯日报》上就她接受威尔克访谈一事发表公开信,试图挽回整个对话对布罗德不利的印象。朵拉首先指出对话属私人性质,威尔克没有征求她的同意就发表了——这点其实与卡夫卡的“遗嘱问题”有些联系:卡夫卡的手稿是“私人”的,还是“可被公开的”?对于卡夫卡问题的争论往往会复制卡夫卡式的困局。其次她指出,威尔克只是复制和编辑了一些“非实质性”的内容,而对于她支持布罗德的“实质性看法”却被忽略了。这倒是让笔者想起布罗德对于安德斯的批评——朵拉其实并没否认那些“非实质性内容”的“真实性”,如同布罗德也承认安德斯的某些“不太重要的、对于认识卡夫卡真实的本质只有次要意义的特征”得到了“正确的分析”一样。朵拉说:在采访过程中,此人曾“承认自己对布罗德的批评建立在错误之上”;他的提问具有误导性,他其实早已注意到布罗德在后记中为自己进行的预先辩护,他知道自己的批评可能是不正当的;但如今她的话被断章取义,成了他用来攻击布罗德的武器。

巴林特在书中也引用一位以色列学者的观点:“德国人从来不懂得爱护与珍惜,他们连卡夫卡三个妹妹的命运都无法守护。”但同时,巴林特也强调,十几年来以色列这个国家并没有兴趣保护这些文件,甚至在埃斯特刚开始拍卖这些手稿时,也依然无动于衷。如果手稿归属于马尔巴赫的德国文学档案馆,与其他的德国文学安放在一起,这势必导致德国文学界的震荡。因为,这一举措无形中默许了卡夫卡在德国作家中的地位。然而,卡夫卡虽然是布拉格人,生于斯长于斯,但却从未拥有过德国国籍。

  马克斯·布罗德

在1925年出版的《诉讼》(DerProzeβ)的后记里,布罗德以卡夫卡遗嘱执行人的身份公布了被视作卡夫卡遗嘱的两个文件。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将这两个文件先行发表在了1924年7月17日的《世界舞台》周刊(DieWeltbühne)。这是卡夫卡“遗嘱”的首次面世。不夸张地说,布罗德对这两个文件的理解已经决定了卡夫卡身后作品的命运,而且后世读者和学者的进一步理解还将持续影响对卡夫卡作品性质以及卡夫卡写作意图的理解。某种意义上,对卡夫卡遗嘱的不同反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也已经预先决定了将在后世展开的卡夫卡学术的不同面相。关于这一话题,笔者已经写过一篇题为《学术史语境中的卡夫卡遗嘱》的专文进行了探讨,兹不赘述。而写完此篇之后,笔者又从伯恩(JürgenBorn)所编《1924—1938年间卡夫卡批评与接受文献汇编》(1983)中发现,其实早在1929年,卡夫卡遗嘱就已经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的发起者是当时的著名记者埃姆·威尔克(EhmWelk,1884—1966),其后,布罗德和卡夫卡最后的爱人朵拉进行了回应,最后本雅明也掺和了进来。无论就卷入其中人物的重要性还是所涉及话题的深度,这都可以说是卡夫卡学术史上颇值得注意的一个事件。

《卡夫卡的最后审判:文学遗产的案例》

  从他的生平经历来看,卡夫卡作为犹太人的民族性是毋庸置疑的。他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居住在犹太群体中,被身边严重的、有时甚至会诉诸暴力的反犹主义围剿。虽然他成长中与犹太教的接触不多,但卡夫卡对犹太文化有着相当浓厚的兴趣。他的作品深受意第绪语戏剧和犹太教哈西德派民间故事的影响,而且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曾梦想要搬去巴勒斯坦,甚至还为此学习了希伯来语提前做准备(卡夫卡的希伯来语笔记本也在伊娃·霍夫的遗产中)。

布罗德进行回应的书信和威尔克进一步的答复同时出现在1929年11月10日出版的《福斯日报》特设栏目“卡夫卡的遗产”中。布罗德强调,卡夫卡的三部长篇不是卡夫卡的私人物件,而是“他的作品”。布罗德还说,如果不是他公开卡夫卡的焚稿遗嘱,没有人知道此事。作为后世读者的我们或许会感到疑惑:布罗德这样说是在标榜自己“诚实”吗?或者,他隐晦地对公开卡夫卡的遗嘱感到“后悔”?布罗德反过来指责威尔克根本不懂卡夫卡,更谈不上尊重卡夫卡:威尔克的批评只是表明了“一颗敏感的心灵对于一个复杂事件的全然错误的理解”;卡夫卡作品的价值无可否认,除了发表,别无他法可为读者知晓。

弗朗兹·卡夫卡。照片: 雷克斯/埃弗雷特收藏/中央情报局档案馆

  一旦你开始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寻找这种进退维谷的人物,就会发现他们无处不在。《致某科学院的报告》(A Report to an Academy)中那只被困的猴子历尽苦痛终于学会如何融入人类的世界;《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Josephine the Singer, or the Mouse Folk)中主人公吱吱作响的音乐支撑着一个不幸的民族;《审判》中的约瑟夫·K则被一部自己一无所知的法律判了死刑——这里每一个角色都是困在犹太身份中的卡夫卡的化身。最重要的是,卡夫卡对法律无比痴迷,站在复杂难解的司法系统面前,他倍感困惑,这种心理感受实际上已经上升到神学高度了,究其原因,这都是他心中犹太法律已经迷失,不可挽回的结果。

这个争论有个令人意外的高潮。在1929年11月22日出版的周刊《文学世界》(Die LiterarischeWelt)上,本雅明发话了。他的文章题名为《骑士道德》(“Kavalier⁃smoral”)。本雅明虽然在此后所写卡夫卡十年祭文以及与肖勒姆的通信中明确表示对布罗德没有好感,但此时他觉得威尔克更无聊。本雅明谈及布罗德已经考虑过的“良知问题、内心矛盾和道德律条”,进而把卡夫卡作品的问世比作一个“非法出生的孩子”——似乎这个孩子像卡夫卡一样,在犹豫着是不是要出生/被出版。本雅明的结论很有杀伤力:威尔克对布罗德的攻击表明,他对于卡夫卡所反对的东西“一无所知”;他的骑士道德与卡夫卡、布罗德这两个打着哑谜的人没有丝毫关系。可以说,这个观点把威尔克排除在了谈论这一问题的资格门槛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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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讽刺的是,正是这种无力感让卡夫卡的作品在二十世纪文坛占据了一个亮眼的位置。《变形记》中,格里高尔·萨姆沙(Gregor Samsa)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审判》中,约瑟夫·K则一睡醒就被捕,来到一个不大正规的法庭,被扣上不明不白的罪名。这两个主角已经成了现代人物的典型。威斯坦·休·奥登(W。 H。 Auden)认为,在荒诞、异化的二十世纪,卡夫卡的地位就如同但丁和莎士比亚在文艺复兴时期一样重要,因为他们都抓住了自己时代的精髓。

威尔克对这封公开信的回应就附在公开信的后面。从他多少有些显得疲倦的回应中能够看出,他不想就这个话题纠缠了。他只是不同意朵拉对谈话性质的判断:由于谈话是在一间“办公室”进行的,因此具有公务性质;谈话的目的就是要谈谈布罗德的动机;他现在也愿意承认布罗德的动机是纯粹的。

以色列档案馆得知该消息后,提出可以将遗稿交由图书馆下属的档案馆保存,但被埃斯特·霍夫拒绝了。霍夫选择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卖掉了她称为“珍贵财产”的部分文件,同时位于德国马尔巴赫的文学档案馆花了100万英镑买下了《审判》的手稿。在布罗德去世后的四十余年时间里,埃斯特·霍夫一直试图将手稿高价转卖至国外,但受到以色列政府的严密监督,多次走私均被警察阻止。据德国和瑞士媒体报道,以色列方认为卡夫卡的遗稿是“国家文化遗产”,而埃斯特对卡夫卡的遗产保管不善,并且《审判》的手稿也应被追回。

  在巴林特的书中,这桩案件已经远不止遗嘱和法律条文这些细枝末节的拉扯了,它提出了更加重大的问题,牵扯到国籍、宗教归属、文学,甚至是犹太人大屠杀——卡夫卡的三个妹妹就在这场惨无人寰的屠杀中遇难,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卡夫卡后来患上了肺结核而英年早逝,在某种意义上逃过了大屠杀。伊娃的手稿是母亲埃丝特·霍夫传下来的,而埃丝特之所以能拿到这些,都是因为卡夫卡生前最好的朋友、死后的遗稿保管人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的馈赠。霍夫原本打算把这些手稿都卖给位于马尔巴赫的德国文学档案馆,和其他的德国文学安放在一起。但这样一来,德国文化界就要引发一场地震,因为这意味着德国默许认可卡夫卡的德国作家地位,尽管他从来都没有过德国国籍,只是一个布拉格人,生于斯,且常住于此。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则坚持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是犹太人民宝贵遗产的一部分,因此这些手稿的所有权应该属于以色列。

于是,霍夫两位女儿以及德国马尔巴赫文学档案馆为一方,以色列政府为一方,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以色列引证布罗德遗嘱中的原话作为证据:“第一段所列举的手稿、书信、文献以及其他文件,都应该交付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图书馆或者特拉维夫国家图书馆,或者国内国外的其他公共机构加以保管。”而霍夫两位女儿认为,她们母亲所获取的遗稿并非遗产,而是馈赠。

  尽管如此,卡夫卡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他把自己作为犹太人所感受到的、被巴林特称作“根深蒂固的漂泊不定感和缺位的归属感”的这种经验,视作一种现代人都会遇到的普适性体验。与传统脱节、在充满敌意的社会体系下生存、冷不丁地成为暴力的靶子,这些事情几乎横扫了二十世纪。德国剧作家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提出了一个预言,描述了“未来的集中营的样子、将来法律任人拉扯的命运……以及许多个体瘫痪的、无能的、被煽动的、垂死挣扎的命运。”这位作家的姓名已经成了一个形容词,成了一种预言,给那个所有人都将面对的命运冠上一个名字。这就是为什么卡夫卡的手稿归根结底是被送到德国还是以色列已经无关紧要了,最重要的是,我们都生活在卡夫卡的世界里。

然而,事实证明,卡夫卡一代的犹太人,已然脱离了使用意第绪语的年代,但他们又无法接受轻蔑和敌视犹太人的德国文化,因此正如卡夫卡在给布罗德的信件中提到的,德国的犹太作家“后脚被先辈们的信仰和传统死死拽住,前脚不断摸索,但从来没找到新的落脚点”。对于卡夫卡而言,巴勒斯坦更像是一片不可思议的土地,而不是一片许诺之地。瑞士评论家让·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的观点一针见血:“面对犹太教,卡夫卡是一个流亡者,尽管他不断地询问自己离开的土地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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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耶路撒冷范里尔研究所研究员本杰明·巴林特(Benjamin Balint)将这一诉讼过程,写进了《卡夫卡的最后审判》(Kafka’s Last Trial)一书。这是一部杰出的文学天才传记,不仅详尽描述了这场持续半个世纪的庭审传奇,更梳理了卡夫卡与周围其他人物的关系。在对一百多年来德国与以色列历史的追溯中,巴林特试图还原这位20世纪神秘的作家最原初的文化身份。

  弗朗茨·卡夫卡有一位粉丝曾经将他的小说装订成册,整理成整整三大卷送给卡夫卡,但卡夫卡却暴跳如雷:“这些乱涂乱画……不过是把自己脑海中的恐惧倾泻到纸上而已。”他回复说:“它们根本不应该印出来,还不如统统烧掉。”不过与此同时,卡夫卡还相信他在生活中除了写作之外再没有别的目标了:“我这个人就是由文学做成的,其他的什么都不是。”很显然,卡夫卡在小说中展现的矛盾心态不过是彰显了他对自己内心强烈的不确定性。那么他有权把自己可怕的想象强加给这个世界吗?“如果你帮不上忙,就应该保持沉默,”卡夫卡若有所思,“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让自己的无助感侵蚀到别人,害病人的病情恶化。”

正是这种无力感,使得卡夫卡在二十世纪文坛中独树一帜。《变形记》里格里高尔·萨姆沙一觉醒来变成了甲虫;《审判》里约瑟夫· K睡醒无端被捕,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英裔美国诗人威斯坦·休·奥登曾评价道:“在荒诞、异化的二十世纪,卡夫卡的地位就如同但丁和莎士比亚在文艺复兴时期一样重要,因为他们都抓住了时代的精髓。”

  如果卡夫卡能活到今天,读到本杰明·巴林特(Benjamin Balint)这本充满戏剧性又不无深意的新书《卡夫卡的最后审判》(Kafka‘s Last Trial),一定会大吃一惊,他的“乱涂乱画”竟然有这么高的价值、波及这么广——不仅在文学领域被捧上神坛,还影响到了经济和地缘政治,着实令人难以置信。巴林特这本书的核心是一场官司,因为这些幸存的手稿当时都为个人所有,保存着手稿的伊娃·霍夫(Eva Hoffe)目前住在特拉维夫,而以色列的司法系统为了将这些手稿收归国有,耗费了近10年。这场争夺在当时已经有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所以现在揭晓手稿的最终归属应该不算剧透了。在2016年,以色列政府从垂垂老矣的伊娃·霍夫手上夺回了手稿,赠予以色列国家图书馆。

与卡夫卡的小说《审判》具有相似讽刺意味的是,布罗德的一个决定在此后却成为点燃一场法律之战的导火索,牵扯到两个女人、两个国家、两种文明。

  众所周知,卡夫卡希望保持现状。布罗德后来去给卡夫卡清理书桌的时候,发现在临死前他给自己留下的信。在这封“遗嘱”中,卡夫卡希望布罗德能帮他把手稿、日记和信件全部焚毁。但布罗德太仰慕卡夫卡了,甚至视为偶像,他没有按照好友的心愿行事,而是花上自己的余生来编辑这些小说、投给出版社并奋力推销——他还为卡夫卡写了本小说,在布罗德的书中,卡夫卡化身成一个叫“理查德·加尔塔”(Richard Garta)的角色。布罗德就是以这种方式让卡夫卡在人们心中永葆青春,也让自己青史留名。虽然布罗德本身也是个高产的作家,有一些不俗的作品,但今天的人们提到他,往往都是因为他和卡夫卡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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