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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错了《眉语》主编的名字,在一旁写上‘小坡’两个字

郑逸梅有收藏贺年片的癖好,他在1926年1月28日出版的《紫罗兰》第1卷第4期写有《贺年片话》,历数了程小青、何海鸣、王天恨、丁慕琴、谢之光、胡亚光、周瘦鹃、程瞻庐、范烟桥、徐卓呆等作家、画家各式各样的贺年片,既有来自海外的,又有中式古朴的,既有“在笺纸上寥寥画上几笔,然后再在上面写字”类的,也有“供自己专用的花笺,写上几句贺词”类的,让人目不暇接,“周瘦鹃富审美观念,所以他的贺片也是美丽绝伦,那文字为‘天地易纪日月更始起动安宁所至利喜周瘦鹃恭贺新禧’,用仿宋字,红色印的,左角为紫罗兰图,花娇叶亸,真觉纸上生香呢”。

全世界的小朋友们!你们可曾接到小坡的贺年片?也许还没有收到,可是小坡确是没忘了你们呀。小坡的父亲在新年未到,旧岁将残的时候,发了许多红纸金字的贺年片。小坡托妹妹给他要了一张和一个红信封。一只小白鸟撅撅着小黄嘴巴儿,印在信封的左角上。片子上的金字是“恭贺新年”和小坡父亲的姓名。小坡把父亲的名字抹了一条黑道,在一旁写上“小坡”两个字;笔上的墨太足了,在“小坡”二字的左右落了两个不小的黑点儿;就着墨点的形象,他画成一个小兔和一个小王八,他托哥哥大坡在带着小白鸟的信封上写:“给全世界的小朋友。”小友们,等我给你们讲一讲,小坡所用的“全世界”是什么意思。不错,小坡常说:新加坡就是世界;可是当他写这贺年片的时候,他是把太阳,月亮,天河,和星星都算在内的啊!太阳上虽然很热,月亮上虽然很冷,星星们看着虽然很小,其实它们上边全有小孩儿咧。——有老头儿老太太没有,不可得而知。你们不是在晚间常看见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好象金钢石那么发亮吗?为什么?就是因为它们上边的小孩们放爆竹玩咧。有时候在夜间,你们听见咕隆咕隆的打雷,一亮一亮的打闪,请你们不要害怕,不必藏在母亲的怀里;那是星星上的小孩一齐放爆竹:麻雷子,二踢脚,地老鼠,黄烟带炮等等一齐放,所以声音光亮都大了一些。他们本来是想:把你们吵醒,跟他们耍笑耍笑去。可是,你们睡着了也不要紧,因为他们也很喜欢到你们的梦中和你们耍笑耍笑。你们梦见过许多好看的小“光眼子”不是?有的还带着雪白的翅膀?对了,他们就是由星星上飞来的。小坡的贺年片是在年前发的,可是你们不一定能在元旦接到。你看,他的红片儿也许先送到太阳上去,也许先送到月亮上去,也许先在地球上转一个圈儿,那全看邮差怎么走着顺脚。就是先在咱们的地球上转吧,不是也许先送到爱尔兰,也许先送到墨西哥吗?简直的没有准儿!可是,你们只要忍耐着点儿,早晚一定能接到的。假如你们看见天上有飞机的时候,请你们大家一齐喊,叫它下来,因为也许那只飞机就是带着小坡的贺年片往月亮上或是星星上送的。还有一层:小坡的信封上,印着个黄嘴的小白鸟,并没有贴邮票;他只在信封的右角上粘了半张香烟画片,万一邮局的人们不给他往外送呢!但是,据我想,这倒不大要紧。邮局的人们不至于那么狠心,把小坡的信扣住不发。他的信是给全世界的小孩儿的,那么,邮局的人们不是也有小孩儿吗?他们能把自己小孩儿的信留起来不送?不能吧。所可虑的是:邮差把小坡的信先交给他自己的儿女,他们再一粗心,忘了叫父亲转递。这么一来呀,小坡的贺年片可不一准能到你们手里了。你们应当在门口儿等着,见个邮差便问:有小坡的信没有?或是说:有贴香烟画片的信没有?这样提醒邮差一声儿,或者他不至于忘了转寄小坡的信。你们也许很关心:小坡怎样过新年呢?也许你们要给他寄些礼物去,而不知道寄什么东西好。好啦,你们听我说:小坡所住的地方——新加坡——是没有四季的,一年到头老是很热。不管是常绿树不是,(如不知什么是常绿树,请查一查《国语教科书》。)一年到晚叶儿总是绿的。花儿是不断的开着,虫儿是终年的叫着,小坡的胖脚是永远光着,冰吉凌是天天吃着。所以小坡过新年的时候,天气还是很热,花儿还是美丽的开着,蜻蜓蝴蝶还是妖俏的飞着;也不刮大风,也不下雪,河里也不结冰。你们要是送给他礼物,顶好是找个小罐儿装点雪,假如你住的地方有雪,给他看看,他没有看见过。他听说过:雪是一片一片的小花片儿,由天上往下落;可是,他总以为雪是红颜色的;有一回他看见一家行结婚礼的,新郎新娘出来的时候,有许多人由楼上往下撒细碎的红纸片儿;他心里说:“啊,这大概就是下雪吧!”从此以后,他便以为雪花是红颜色的了。他这样说,妹妹仙坡也自然这么信;就是妈妈也不敢断言雪是白的,还是红的,还是豆瓣绿的;因为妈妈是广州人,也没有看见过雪。小坡看见过的东西也许你们没有见过,比如:你们看见过香蕉树吗?小坡的后院里就有好几株,现在正大嘟噜小挂结着又长又胖的香蕉,全是绿的,比小荷叶还绿;你们看见过项上带着肉峰的白牛吗?看见过比螺丝还大一些的蜗牛吗?……请你们给小坡寄些礼物吧,他一定要还礼的。也许他给你送两个大蜗牛玩玩,(这种大蜗牛也是“先出犄角,后出头”的。)也许他给你画两张图。小坡的图画是很有名的,而且画得很快;不过有时候过于慌了,也许把香蕉画成蓝的,把黄牛画成三条腿。请你告诉他慢慢来,不要忙,他一定可以画得很正确很美观的。新加坡的人们,不象别处,是各式各样的,以脸色说吧,就有红黄黑白的不同。小坡过年的时候,这“各色人等”也都过年;所以显着分外的热闹。那里有穿红绣鞋的小脚儿老太太,也有穿西服露着胳臂的大姑娘。那里有梳小辫,结红绳的老头儿;也有穿花裙,光着脚的青年小伙子。有的妇女鼻子上安着很亮的珠子,有的妇女就戴着大草帽和男人一样的作工。可是,到了新年,大家全笑着唱着过年,好象天下真是一家了。谁也不怒视谁一眼,谁也不错说一句话;大家都穿上新衣,吃些酒肉,忘记了旧的困苦,迎接新的希望。基督教堂的钟声当当的敲出个曲调来,中国的和尚庙奏起法器,也沉远悠扬的好听。菩萨神仙过年不过,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一定是抿着嘴,很喜欢看这群人们这样欢天喜地,和和美美的享受这年中的第一天。虫儿鸟儿一清早便唱起欢迎新岁的歌儿,唱得比什么音乐都好听。花儿草儿带着清香的露珠欢迎这元旦的朝阳。天上没有一块愁眉不展的黑云,也没有一片无依无靠,孤苦零丁的早霞,只是蓝汪汪的捧着一颗满脸带笑的太阳。阳光下闪动着各色的旗子,各样的彩灯,真成了一个锦绣的世界。小坡自己呢,哎呀,真忙个不得了。随着鸟声他便起来了,到后花园中唱了一个歌儿给虫儿鸟儿们听。然后进来亲了亲妹妹的脑门儿,妹妹还没睡醒,可是小嘴唇上已经带着甜美的笑意。把妹妹叫醒,给她道了新禧,然后抱着二喜去洗澡。二喜是一个小白猫,脑门上有两个黄点儿。洗完了澡,便去见母亲,张罗着同她买东西去。虽然是新年,还要临时去买吃食,因为天气太热,东西搁不住。母亲买东西一定要带着小坡,因为他会说马来话又会挑东西,打价钱;而且还了价钱不卖的时候,他便抢过卖菜的或是卖肉的大草帽儿,或是用他的胖手指头戳他们的夹肢窝,于是他们一笑就把东西卖给他了。在市场买了一大筐子东西,小坡用力顶在头上,(这是跟印度人学的。)压得他混身都出了玉米粒大的汗珠子。到了家中把筐子交给陈妈——他们的老妈子。陈妈向来是一天睡十八点钟觉的,就是醒着的时候,眼睛也不大睁着。今天她也特别的有精神,眼睛确是睁着,而且眼珠里似乎有些笑意。父亲也不出门,在花园中收拾花草。把一串大绿香蕉也摘下来,挂在堂中,上面还拴上一些五彩纸条儿,真是好看。哥哥的钱全买了爆竹,在门口儿放着,妹妹用手堵着耳朵注意的听响儿。小坡忽然跑到厨房,想帮助母亲干点儿事。又慌着跑到花园和父亲一块儿整理花草。听见了炮声,又赶紧跑到门口看哥哥放爆竹,哥哥不准他动手,他也不强往前巴结,站在妹妹身后,替她堵着耳朵。喝!真忙!幸亏没穿鞋,不然非把鞋底跑个大窟窿不可!吃饭了,桌上摆满了碟碗,小坡就是搬着脚指头算,也算不清了。真多,而且摆得多么整齐好看呢!哎呀!父亲还给买来玩艺儿!妹妹是一套喝咖啡用的小壶小碗小罐,小坡是一串火车,带站台铁轨。“到底是新年哪!”小坡心里说。吃完了饭,剩下不少东西,母亲叫小坡和妹妹在门口看着,如有要饭的花子来了,给他们一些吃,母亲向来是非常慈善的。父亲喝多了酒,躺在竹床上,要起也起不来。哥哥吃得也懒得动。二喜叼着一个鱼头到花园里去慢慢的吃。小坡和妹妹拿着新玩艺儿在门外的马缨花下坐着,热风儿吹过,他也慢慢的打起盹儿来。这时候,四外无声,天上响晴。鸟儿藏在绿叶深处闭上小圆眼睛。蜻蜓也落在叶尖上,只懒懒的颤动着透明的嫩翅膀。椰子树的大长绿叶,有时上下起落,有时左右平摆,在空中闪动着,好似彼此嘀咕什么秘密。只有蜂儿还飞来飞去忙个不了,嗡嗡的声儿,更叫人发困。风儿越来越小了,门上的旗子搭拉下来,树叶儿也似乎往下披散,就是马缨花干上的寄生草儿也好象睡着了,竟自有一枝半枝的离了树干在空中悬悬着,好似睡着了的小儿,把胳臂轻松的搭在床沿上。马儿也不去拉车,牛儿也歇了工,都在树荫下半闭着眼卧着。多么静美!远处几声鸡啼,比完全没有声儿还要静寂。多么静美!这便是小坡的新年。啊,别出声,小坡睡着了!一切的人们鸟兽都吃饱酣睡,在梦里呼吸着花儿的香味。小坡醒来时,看见妹妹的黑发上落着三四朵深红的马缨花。

魏绍昌书里有一章《装帧与插图》,称“‘五四’以来,鸳鸯蝴蝶派和新文学长期处于同一时代同一环境,但各自编写的杂志和小说等出版物,且不论其内容截然不同,在装帧与插图方面,也是大有区别,各具自己的风貌。”以我之见,在装帧与插图这个艺术美学层面,“鸳鸯蝴蝶”更胜一筹。过去曾经举办过“现代文学期刊展览”,如果今天来场“鸳鸯蝴蝶文学期刊展”PK一下,孰胜孰败,孰美孰丑。其实,不劳公立图书馆大驾,鄙藏的鸳蝴书刊见之于拙书里的图片,已然足够办个私人展的。光听着这些名字——《七天》《五铜圆》《星期》《香艳小品》《紫罗兰》《新月》《白相朋友》《茶话》《橄榄》《繁华杂志》《红玫瑰》《快活》《饭后钟》《半月》《真美善》《春声》《金钢钻》,就陶醉了。

(一九三四年)六月初的一天,我和望老分别联系在“一品香”茶馆举行一个聚餐会,当时我正在主编《乒乓世界》附刊《连环两周刊》,就用此刊物征稿的名义,开了这个会。当时邀集名单十二人:陈望道、叶圣陶、陈子展、乐嗣炳、马宗融(复旦教授)、王人路、赵元任、沈雅冰、夏丐尊、胡愈之、黎烈文、黎锦晖、文振庭。

丰子恺在1936年1月10日《新少年》创刊号上写有《贺年》。范用在《我爱穆源》中回忆,“自己做贺年片,是丰子恺先生教的。……丰先生给《新少年》半月刊写了一系列《少年美术故事》,头一篇的题目叫《贺年》,讲了个做贺年片的故事……看了丰先生的这篇文章,我受到启发,自己动手做贺年片”。

我的“鸳鸯蝴蝶”期刊杂志收藏之旅,首先要感谢自己,就像当初收集张爱玲作品“初发刊”一样,有人教我么,有人给我指路么,没有。就像当初蒐集北京上海沦陷时期所出文艺杂志一样,有高人教么,有仙人指路么,没有。接下来要感谢郑逸梅先生和魏绍昌先生。如果没有魏绍昌主编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史料部分)》(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初版)这本书,及书里郑逸梅所撰《民国旧派期刊丛话》,我可能要多走弯路,多花冤枉钱。魏绍昌著《我看鸳鸯蝴蝶派》(1990年香港中华书局初版),是重要的参考书,“收藏之乐”之外,充实理论又是一乐。

陈望道在1975年口述、邓明以记录的《谈大众语运动》里说:

朱自清1933年回忆他逛伦敦的加尔东尼市场时,“快散了,却瞥见地下大大的厚厚的一本册子,拿起来翻着,原来是书纸店里私家贺年片的样本。这些旧贺年片虽是废物,却印得很好看,又各不相同;问价钱才四便士,合两毛多,便马上买了……我口袋里那册贺年片样本,回国来让太太小姐孩子们瞧,都爱不释手;让她们猜价儿,至少说四元钱。我忍不住要想,逛那么一趟加尔东尼,也算值得了”。

大可玩味的是,所谓“鸳鸯蝴蝶”作家纷纷急欲撇清与鸳鸯蝴蝶之关系,魏绍昌封号“五虎将”之一的包天笑如此,封号“十八罗汉”之一的郑逸梅亦如此。“五虎将”之周瘦鹃只承认自己:“是个十十足足,不折不扣的《礼拜六》派。”魏绍昌不依不饶:“周瘦鹃不承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但承认(见上段周语),这是他编过《礼拜六》杂志,不得不承认的。”什么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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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贺年柬跋》,是刘半农“仿照罗振玉研究金石甲骨文字的笔法,为钱玄同的贺年片戏作的考古文字”(张耀杰),颇为好玩,不妨全文照录,“此片新从直隶鬼门关出土,原本已为法人夏君樊纳携去。余从厂肆中得西法摄景本一枚,察其文字雅秀,柬式诙诡,知为钱氏真本无疑。考诸家笔记,均谓钱精通小学,壬子以后变节维新,主以注音字母救文字之暂,以爱世语济汉字之穷,其言怪诞,足滋疑骇,而时人如刘复、唐俟、周作等颇信之。……柬中有八年字样,论者每谓是奉宣统正朔,余考钱氏行状,定为民国纪元,惟钱氏向用景教纪元,而书以天方文字,此用民国,盖创例也。又考民国史新党列传,钱尝谓刘复:‘我是急进,实古今中外派耳。’此片纵汉尺三寸,横四寸许,字除注音字母外仅一十有三,而古今中外之神情毕现,可宝也。”

魏绍昌讲:“鸳鸯蝴蝶派的上限,始于民国初年,有这两位名家的两部名著作为界石,是十分清楚的。”(两部名著作为徐枕亚的《玉梨魂》和李涵秋的《广陵潮》)“鸳鸯蝴蝶派到了四十年代后期,再也不能推出吸引读者的作品,发表作品的园地又陆续丧失殆尽,至此,应是鸳鸯蝴蝶派的下限所在。”接下来的论述亦颇具见地,如《美丽的帽子》《井水不犯河水》《“似是而非”辩》《质变的典型》《报刊与书店》等章节,条分缕析,旁征博引,在鸳鸯蝴蝶文学研究领域处于绝对领先。惟独到了涉及个人“盖棺论定”“一锤定音”之时,魏绍昌毫不顾虑老作家的感受,下手很重,语调颇为不逊,他讲到郑逸梅时居然蹦出了这么一段话:“不料过了二十年之后,郑逸梅提到这本书内他所写的《丛话》,还是不愿写明这本书的原名,这一点,恰好透露了他对鸳鸯蝴蝶派这一名称有意避讳的心声。”什么话呀,魏绍昌难道不晓得这顶“美丽的帽子”害人之不浅?就算是远在香港安全度日的包天笑也持有与郑逸梅同样的心声:“我说,我已硬戴定这顶鸳鸯蝴蝶派的帽子,復何容辞,行将就木之年,‘身后是否谁管得’,付之苦笑而已。”

作为南方学者关于大众语问题聚会的主要参与者,陈望道、曹聚仁、乐嗣炳对与会者名单和讨论主题的回忆,有些作了遮蔽处理,有些则被突显。陈望道比较详细地叙述了第一次聚会,对第二次聚会一字不提;曹聚仁在1949年后的回忆中突出了他本人的地位和起到的积极作用,却漏掉了他在1934年致沈从文信中提到的聚会的真正组织者陈望道;乐嗣炳的回忆相对比较完整、详细,但他先说曹聚仁参加了第二次聚会,接着又肯定地说“曹聚仁没有参加发动大众语运动前两次会谈”,所述前后矛盾。这些遮蔽与突显的真实意图,无须分辨,但是陈望道、乐嗣炳、曹聚仁作为大众语运动发起人的形象却深入人心,以致我们今天在书刊和网络上,随处可见曹聚仁等乃“大众语运动始作俑者”之语,这不能不归功于相关回忆对史实的清洗和对其人历史形象的建构。

老舍1931年在《小说月报》连载的童话小说《小坡的生日》中为我们描述了小坡送给全世界小朋友们的贺年片,“全世界的小朋友们!你们可曾接到小坡的贺年片?也许还没有收到,可是小坡确是没忘了你们呀。小坡的父亲在新年未到、旧岁将残的时候,发了许多红纸金字的贺年片。小坡托妹妹给他要了一张和一个红信封。一只小白鸟噘噘着小黄嘴巴儿,印在信封的左角上。片子上的金字是‘恭贺新年’和小坡父亲的姓名。小坡把父亲的名字抹了一条黑道,在一旁写上‘小坡’两个字;笔上的墨太足了,在‘小坡’二字的左右落了两个不小的黑点儿;就着墨点的形象,他画成一个小兔和一个小王八,他托哥哥大坡在带着小白鸟的信封上写:给全世界的小朋友”,“小坡的贺年片是在年前发的,可是你们不一定能在元旦接到。你看,他的红片儿也许先送到太阳上去,也许先送到月亮上去,也许先在地球上转一个圈儿,那全看邮差怎么走着顺脚。就是先在咱们的地球上转吧,不是也许先送到爱尔兰,也许先送到墨西哥吗?简直的没有准儿!可是,你们只要忍耐着点儿,早晚一定能接到的。假如你们看见天上有飞机的时候,请你们大家一齐喊,叫它下来,因为也许那只飞机就是带着小坡的贺年片往月亮上或是星星上送的。还有一层:小坡的信封上,印着个黄嘴的小白鸟,并没有贴邮票,他只在信封的右角上粘了半张香烟画片,万一邮局的人们不给他往外送呢!但是,据我想,这倒不大要紧。邮局的人们不至于那么狠心,把小坡的信扣住不发。他的信是给全世界的小孩儿的,那么,邮局的人们不是也有小孩儿吗?他们能把自己小孩儿的信留起来不送?不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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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剧家赵景深也有集藏的癖好,作家的书信、结婚帖、名片以及贺年片等都在他的收藏之列,单是贺年片一项,就有一打。他1947年1月1日写有《现代作家的贺年片》,生动介绍了他所珍藏的徐志摩、刘梦苇、吴芳吉、孙席珍、郑振铎、李健吾、徐调孚、焦菊隐、施蛰存、黎锦晖等作家、艺术家五彩缤纷、各具特色的贺年片,“最好的一张是徐志摩的‘海滩上种花’,这是用宣纸印的一幅线条画,还是徐志摩自己画来制锌版的,画的是一个女孩在海滩种花,旁边署著‘徐志摩拜年’五字。徐志摩自己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就叫做《海滩上种花》,大约收在《自剖》文集里,后来又曾被收入中华书局的初中《国语与国文》。倘若这拜年片被当年的徐蔚南看见,他准会收进他那部插图本的《创造国文读本》里去”,“黎锦晖的最为别致,是用注音字母写的红字凸出,边线也凸缓,极为美观”。

《眉语》封面美艳之极,由月份牌画家郑曼陀执笔。创刊号画面极具挑衅,为世俗所不容。据学者考证,创刊号出过两个不同的版本,有意思的是,常见的是“挑衅”号,少见的倒是“世俗”号。我的书运一向不佳,却收藏有几册《眉语》。

再次,经查考相关文献史料,未见胡适、周作人、顾颉刚、钱玄同参加此次大众语问题谈话会的记录。查《胡适日记》,1934年1月至9月,均无胡适参加大众语问题谈话会的片言只语。而且,《意见》所罗列的其他与会者在1934年9月也不曾与胡适有往来(仅9月9日胡适曾致信赵元任,这反倒证实此时赵不在北京)。查《周作人日记》,1934年9月1日至15日,均无周作人参加大众语问题谈话会的片言只语。查《顾颉刚日记》,1934年8月和9月,均无顾颉刚参加大众语问题谈话会的记录。事实上,因继母病逝,顾颉刚为奔丧,于1934年8月18日早上离开北京,辗转济南、上海,8月20日达到杭州家中,直到9月底才返回北京。查《钱玄同日记》,1934年期间均无钱玄同参加北方学者大众与问题谈话会的记录。

作家们的贺年片也理应成为我们文学研究的学术课题之一,借助于贺年片,我们可以梳理现代作家之间的交游史。“短柬片札,亲手自书,或言国政,或言交情,或言家常,琐屑极细极微之事,大抵皆仓卒濡毫,不假修饰。寥寥数语,流落人间,而其人品之醇驳,性情之邪正,往往于无意中流露而出。则以言观人,莫尺牍若也”(黄虎痴),现代作家们的贺年片也当如是观。

魏绍昌的研究另有一个大贡献,他考证出周作人1918年首先提出“鸳鸯蝴蝶体”,一九一九年钱玄同与周作人分别提出“鸳鸯蝴蝶派小说”。魏绍昌讲:“这三段话恐怕是新文学方面提出鸳鸯蝴蝶派这个名称最初的文字纪录。”因为有了这段话,小文的题目“百岁蝴蝶老鸳鸯”,真真是准斤足两了。

而乐嗣炳的回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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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拜六》创刊号

六月十五日,又召集了第二次会,在四马路聚丰园,每人出一元钱,出席的三十多人,名单背不出了,其中有曹聚仁,傅东华,很多是手上掌握报刊的人。……我们定调子不划圈圈,展开广泛的讨论,在讨论中建立大众语。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反复古反文言,只要在这一点上志同道合,各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扩大反文言反复古的统一战线。具体办法,由黎烈文联系《申报•自由谈》为据点,发表一组文章作为大众语运动的引论,开展讨论。名单先后由各人自己认定。认第一篇的是陈子展,二、陈望道,三、乐嗣炳,四、胡愈之,五、叶圣陶,六、夏丐尊,傅东华。

郑逸梅《贺年片话》(局部)

近来再度沉醉在“鸳鸯蝴蝶”之中,因为工作的需要将庋藏多年的这一派旧杂志,从书箱柜笼里翻找出来,死水微澜一时间鸯泳蝶舞,乱花迷眼。回想起二十多年前与“鸳蝴”初面的情形,不能不相信“因缘本是前世定”,早一步,晚一步,都不成。还有一个解释,“不见可欲,其心不乱。”如果那天没有这许多“鸳蝴”杂志魅影闪耀,也许我依旧喜欢所谓正派期刊。那天最重要的收获,无疑是《礼拜六》创刊号,这本双封面的“鸳蝴第一刊”,几乎可以断定为人间孤本。自从拙作《创刊号风景》毫无戒心地将它公之于世,不知被盗用了多少回。拙作书影乃由国家图书馆资料室拍摄的反转片,真实清晰宛如原书。

作为北方学者热烈讨论大众语问题的直接证据,《意见》一方面强调这次谈话会的真实性,另一方面遮蔽北方学者对大众语的不同意见,突出他们观点中的相似或相同点,借此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即通过谈话会,北方学者对大众语问题达成了共识。为此,《意见》的写作、发表和内容,都经过了精心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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