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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揭开了此番文坛论战的序幕,胡适1891年2月17日出生在上海的川沙县

杭州西湖的美,让诗人汪静之陶醉了一生,他的爱情、创作、生活都与西湖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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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6月8日的杭州,已经进入了黄梅季节,空气中弥散著江南特有的闷热潮湿之气。这一天,杭州火车站里,从上海开来的列车正缓缓地进站,停靠在月台边,车门开启後,乘客们鱼贯而出,不一会儿,从车上下来一位穿著灰布长衫,鼻梁上架著玳瑁边近视眼睛的青年男子,这位男子就是当时名噪全国的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新文化运动发起者之一胡适。

1920年夏,有人为著名诗人汪静之一口气介绍了八位杭州女师的美女,每逢星期日,大家一起游览西湖。可是,美女们对汪静之并不感冒。汪静之的同学作打油诗嘲笑他:“矮脚诗人汪静之,痴心妄想一情痴。蛤蟆想吃天鹅肉,八仙美女笑他痴。”但他并不在意。

1922年4月8日,杭州西湖岸边微风习习、杨柳依依,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三位年轻人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在湖畔合影,纪念他们刚刚成立的诗社“湖畔诗社”。这张饱含友情的照片还将寄给诗社的另一位发起人——应修人,他已回到了上海的工作岗位上。照片中的几位青年人或许并没有想到,他们的才华与友谊共同凝聚成的这个小小诗社,在中国文学史的书卷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1922年3月,汪静之以诗会友,邀请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冯雪峰、潘漠华和上海诗友应修人一起同游西湖,大家意气相投,在西泠印社的四照阁内成立“湖畔诗社”,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新诗团体。当年5月,四位诗友汇集了各自的作品,共同出版了新诗集《湖畔》,以彻底解放的诗体、自由的放声歌唱而使人耳目一新。

民国的西湖美景

这一次,胡适来到杭州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演讲,也不是为了游玩,而是要去约见一个令他魂牵梦绕多年的女子,尽管两人一个多月前刚刚见过面。这一年刚好是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後的第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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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静之自1920年秋来杭州求学后,就结识了同样热爱诗歌创作的潘漠华、冯雪峰。他们以诗会友,还共同发起了社团“晨光社”,并邀请学校的三位老师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做顾问,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三个新文学团体。不久,汪静之的诗作相继在《新潮》《小说月刊》上发表,诗集《蕙的风》也即将出版,他的才华初步显露出来,这一切都引起了在上海工作的应修人的注意。彼时的应修人,虽然已经步入工作岗位,却仍然有着一腔质朴而热烈的向学之心,亦对这才华洋溢的诗歌主人充满了极大的好奇和激赏之情。他主动写信给汪静之,希望能交换诗作、切磋诗艺,就这样,两个年轻人通过一封封热忱而真挚的书信结为诗歌上的挚友。

1920年8月,汪静之来到杭州第一师范就读,先入校的亲戚曹佩声要给他介绍女友,就以乘小艇游西湖的方式,邀请了学校里最美的8位女同学与汪静之见面。结果,没有一位姑娘愿意理睬汪静之,曹佩声对他叹气道:“只怪你的个头太矮,小姐们瞧不上你,怎么办呢?”汪静之说:“这8人中,我最爱符竹因,你再邀请她吧。”不久,符竹因终于被汪静之的一首首流露真爱的浪漫情诗打动,两人成了一对西湖上的“神仙伴侣”。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并不平静,“五四”的余温尚存,旧文化与新文化正吵得不可开交,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位诗人的带着他的作品横空出世,又在本已喧嚣的文坛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

离开火车站後,胡适径直来到了位於杭州西湖北岸的新新饭店,此次同行的还有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但是胡适并没有立即去见他急於想见的人,而是等到6月24日,蔡元培离开杭州後,他才单身一人,来到了位於杭州城南南高峰烟霞洞边的清修寺,在这里,胡适等待著那位女子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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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里,符竹因是才貌双全的校花,品行也最优。汪静之第一次与符竹因在西湖上相遇后,就为她的姿容写下了这首诗:“最初见面太惊奇,目酣神醉已心疾。淡妆秀雅如西子,仙神仙韵似西施。”

诗人名叫汪静之,来自安徽绩溪,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是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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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汪静之决定对其中一个美女符竹因展开爱情攻势,撒手锏自然是他最擅长的情诗。刚开始时,符竹因有点儿反感,以汪静之已有未婚妻为由拒绝了他。汪静之写信解释说明情况后,两人又继续交往起来。当然,前提是汪静之退了家中父母为自己定的亲事。之后,二人经常相约去西湖游玩。与符竹因分别后,热情澎湃、心潮难平的汪静之就开始给她写情书,有时一天能写十封。符竹因抵挡不住汪静之的情诗和情书的进攻,1924年4月,两人在武汉结婚。

▲湖畔诗社成员(左起)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1922年摄于杭州。

有一次,有亲友来看望晚年的汪静之,他兴致勃勃地当起向导,边走边讲和景点相关的传说。来到放鹤亭,汪静之讲起了林和靖“梅妻鹤子”的故事,亲友感觉身后好像有人,回头一看,竟然跟着一大群被故事吸引的游客。

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被公认为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集。那清新脱俗的诗笔,直抒胸臆的欣喜和苦闷,让当时的文艺青年读到了关于自由爱情的诗歌。诗集于1922年经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后竟然洛阳纸贵,短期内加印4次,声名仅次于胡适的《尝试集》和郭沫若的《女神》。盛名之下,毁誉参半,它在文坛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议论纷纷。

胡适1891年2月17日出生在上海的川沙县,祖籍安徽绩溪上庄村,父亲胡传曾是台湾省台东知县,在甲午战争中战死沙场,1895年2月,4岁的胡适在21岁的母亲冯顺弟的带领下,从台湾回到了安徽绩溪上庄村,随即进入私塾拜师读书。

婚后,二人过得平淡而幸福。五年后,汪静之独自在上海建设大学教书。他因诗成名,不少女学生被他的才学倾倒,其中甚至有两个女学生主动投怀送抱。

冬去春来,他们的通信从未中断,既有灵感突然袭来时的只言片语,更不乏诗人天真浪漫的瑰丽想象与遨游天外的思绪,亦有探讨人生与命运、情感与宇宙的肺腑之言。随着交流的不断深入,应修人与汪静之的友谊也日益深厚。

相比文坛的同辈们,汪静之的一生顺利多了。他在西湖畔写出了一生中最美的诗句,与至爱的伴侣幸福相守几十年,晚年又在风光旖旎的西湖上优哉游哉,真是位“福人”。

1922年10月24日,汪静之的同乡胡梦华(时为东南大学的学生)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读了<蕙的风>以后》一文,批评其中部分爱情诗“有不道德的嫌疑”,是“堕落轻薄”的,从而揭开了此番文坛论战的序幕,此后,评论接二连三见诸报端,有人赞不绝口,有人大肆抨击,连闻一多与鲁迅都参与其中,年仅20岁的新人汪静之则因这场论战而在诗坛一举成名。

13岁那年,胡适离开了安徽绩溪,到上海接受新式教育,开始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1910年的夏天,一个难得的机会改变了胡适一生的命运。他考取了第二批留美庚子赔款官费留学生的资格,前往美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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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3月,应修人写信给汪静之,希望能在杭州一聚,踏春吟诗。他为此特意请假一周,并且在信中附上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因为彼此还未曾真正见过面,细心的应修人就告诉汪静之,自己会按照片上的装束到达火车站,希望他不要认错。3月30日,应修人如约来到杭州,当天就和汪静之一起畅游西湖。微风吹拂着水面,也在这两位相知已久的年轻人心中泛起层层波澜。虽然此前素未谋面,可是长久的鸿雁往来和深入的交流让他们之间毫无陌生与拘谨,反而飞快地彼此熟稔起来,仿佛早已相识相知多年的老友。应修人兴奋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从堤边、水面/远近的杨柳掩映里/我认识了西湖了。”清新质朴的小诗正如应修人当时的心情一样愉悦欢快。汪静之在聊天时提到了晨光社,应修人对此很感兴趣,希望能结识几位社里的优秀诗人。于是第二天,汪静之邀请潘漠华、冯雪峰一同游览西湖。

那么,被胡梦华批评为“有不道德的嫌疑”的部分爱情诗究竟有多么地不道德呢?诗中最有名的一句是这样子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左玉河:1901年被称为庚子年,因为1901年我们签订了辛丑条约,在辛丑条约中规定,因为中国战败了,中国战败了以後要赔偿英美法德日等等八个国家,要赔偿他们一笔赔偿费,当时中国人是四亿五千万人,每人一两,加上利息总共是九亿八千万。

1929年9月3日,一个叫玉莺的学生邀请汪静之看电影。电影结束后,汪静之送玉莺到她的朋友家借宿。到了门口,玉莺对汪静之说,太晚了,不打扰人家了,去住旅馆吧。到了旅馆后,汪静之说,开两个房间,玉莺却以胆小害怕为由,要和老师住一个房间,汪静之就开了一个标准间。根据汪静之后来在自己诗中的叙述,他们这次显然有了肌肤之亲:“学生软软吴侬语。”

西湖上的游船很小,刚好能容下四人同乘。小小的船载起了他们恳切而真挚的友谊,也载起了无数的情思与才华。

我冒犯了人们的指谪,
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
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元青:庚子赔款美国从中国的赔款当中,得到了是,大概总数是两千二百多万,但实际上就是用於赔偿美国的当时的出兵中国的军费,大概是一千一百万左右,有剩余的一千多万,这剩余一千多万,後来清政府(驻美公使)梁诚他们跟美国协商,是不是能够退还给中国,最後美国国会,在1908年的时候,通过一项法案,把多余的赔款,退还给中国,但是呢,专门规定必须用作中国资助留学生去美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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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年轻的诗人一起饱览西湖美景,在白堤上散步,在雷峰塔旁吟诗,共同的志趣使他们一见如故,结为了知心朋友。杭州,在诗人的眼中是温柔浪漫的,而“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也成了他们美好友谊的见证。如果湖边的微风和杨柳还记得那一天,记得这几位青年热忱的目光和激扬着才情与智慧的连珠妙语,也必定为他们而倾倒。

“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不能正大光明地看她,只好偷偷摸摸地瞟她,些许欣喜与羞涩,还有些许忐忑与哀伤。显然,这样的抒情在当时那个半新半旧的年代的确太过直白,太过赤裸裸,在那些保守的人看来,简直是下流无耻的淫诗。固然,汪静之的情诗有些不合时宜,但时人最终还是接纳了它,毕竟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是诗歌不竭的源泉。

胡适考取第二批留美庚子赔款官费留学後,先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在对农科失去兴趣後,转入文科, 191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回国後任北京大学教授,在回国之前,胡适经陈独秀之手,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之后,汪静之更是与这个作风大胆的女学生一起游西湖。汪静之快乐之余,开始编织起左拥妻、右抱妾的美梦:“我爱杭苏两美女,享受杭苏两天堂;两个天堂安乐窝,安乐窝里痴情郎。”怎奈虽然汪静之说妻子、学生两个都要,那个女学生却断然回绝:“爱情不可三人共,难忍二妻共一夫。”五天后,学生毅然离去。

在接下来的三天内,四人交换诗稿,写诗唱和,正如汪静之所说“庸俗社会封建礼教禁止恋爱”,“心中的热爱抵抗压力,因而不可抑制地发出爱情诗来”。四人在诗歌创作上有着相近的理念,都充满了从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的豪情与真诚。应修人于是提出将自己的诗和潘漠华、冯雪峰的诗和在一块儿,争取出版。在这个念头的鼓舞之下,他连夜挑选诗作,在征得其他人的同意后,将这部合集命名为《湖畔》。4月4日,四人又在西湖聚首,大家觉得出版诗集要有名义,于是决定成立一个新的诗社,就叫“湖畔诗社”。他们还把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中的六首诗也编入《湖畔》集,视这部诗集为四人友谊的象征。至此,湖畔诗社宣告成立。一个看似一时起意的念头,却造就了文学史上无比灿烂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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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胡适,回国後不久,便陷入了一场封建的包办婚姻,在母亲冯顺弟的安排下,恪守孝道的胡适与比他小一岁的同乡女子江冬秀拜堂成了亲。

然而,用汪静之自己的话来说,学生虽然伤心地离开了他,却仍然爱他爱得“但愿来生早结缘”。1991年的一天,汪静之在西湖边留影时,忽然想起那个叫玉莺的女学生,并为之写诗,诗中的序言说:“自1929年离别后,已60年生死不明。”

直到归期来临,应修人依依不舍地告别三位挚友,离开了杭州,三人才想起相聚几日竟然忘了拍合影。于是在湖畔诗社成立的第四天,三人在西湖岸边合影,以兹纪念。

汪静之以写情诗出名,被誉为是中国现代情诗的鼻祖

(《胡适传》作者)沈卫威:胡适回来和江冬秀结婚,也完全是出於无奈。就是我们谈到了这样对妈妈的一种孝顺,恋母所导致的一种很强烈的一种,不得不这样来就范这个包办的东西,实际胡适从内心是不愿意这门婚事的,从他在上海读中学开始逃婚,一直到美国,以迟迟没有拿到学位,没有毕业为由逃避这场婚姻,但最後1917年还是逃不掉,回来结婚了。

第二个主动投怀送抱的学生叫玉珍,她“解衣相抱”时先提出条件,要求老师先离婚、再跟她结婚。怎奈老师拒绝,两人争论许久,终于分床而睡。苦苦追求汪半年以后,玉珍终于主动放弃。

回到上海的应修人积极为《湖畔》的出版而奔走,他请上海美专的朋友设计封面,联系《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等报纸刊登销售广告,最后还自筹资金,终于在5月上旬出版了这本小巧精致的诗集。此后,汪静之出版了诗集《蕙的风》,冯雪峰、应修人和潘漠华三人的诗文合集《春的歌集》又紧跟着出版,在当时中国的文坛掀起了一片浪潮,尤其是汪静之的《蕙的风》广受青年人喜爱,在短时间内即印刷6次,销量2万余册。

浪漫多情是诗人的天性, 汪静之为人十分坦率,毫不掩饰自己的情事,他写的情诗也全是自己的情事。《蕙的风》即是为爱而生,因情而作。让诗人“一步一回头”的意中人叫傅慧贞,《蕙的风》就是写给她的情诗,慧蕙谐音。

(胡适族人)胡跃华:这个跟他从小丧父,然後母亲对他恩重如山,他必须要把他母亲的所有的加在他身上的这些东西当作自己遵(守)的一种意志来执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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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都以情诗见长,虽然写作风格各有特色,却都饱含着一种天真浪漫的期待与向往。当时恰逢新文学运动初期,青年们刚刚挣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仿佛摆脱了压在身上的钢铁般的枷锁,重获新生。他们的生命是崭新的,情感亦是崭新的。在这勃勃的生机之中,更增添了他们对幸福爱情的憧憬。《湖畔》集以抒情短诗,精妙恰当地吐露了青年们的心声,又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和高超的文笔,宛如一块巨石,在当时的社会中激起了千层浪花。

说到傅慧贞,还应该先从汪静之的第一位意中人曹诚英说起。

1917年8月,出於对母命的尊重,胡适回到安徽绩溪上庄,迎娶儿时就已订婚的江东秀。然而,新婚当天,吸引胡适目光的不是新娘子,而是新娘身边的一个姑娘。这个姑娘是胡适兄嫂同父异母的妹妹,名叫曹佩声,学名诚英,简称娟。

1932年,汪静之深感对不起妻子,对符竹因坦白、忏悔、保证,汪静之写了一组“罪犯自招供”的情诗,称第一次把持不住,“犯罪已遂”;第二次是“未遂犯”。汪静之的这段外遇虽然有点被动的成分,但也不排除他天性多情、风流的因素,无论怎样,符竹因还是很大度地原谅了他。 之后,随着孩子的出生,汪静之得到各地教学谋生,他那颗风流之心也开始有所收敛。1932年暑假后,汪静之在汕头市某中学任教时,为缓解相思之苦,赠符竹因题词:“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并在家书中夹进竹叶,以寄托对妻子的思念之情。

“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这是对他们之间友谊的生动描绘,也将诗社成立的缘由在短短几字中阐述得淋漓尽致。对酒当歌,无论欢笑还是泪水,都在心弦上一次又一次地撞击,造就的是或凄婉忧伤或天真欢快的乐章,也激起了他们之间无数的感慨与深刻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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