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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卷楼藏书是南图藏书中源自私家藏书楼最早和价值最大的一批,王昶的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金石萃编》是

周岸登购藏古籍,是出于治词的目的,是为了校勘众本,而不是为藏书而藏书,所以版本较为常见,但在各书中间密密麻麻批满校语。

光绪二十八年,锦江书院被裁撤,藏书一并进入四川高等学堂。只是锦江书院的藏书几乎没有印记,分散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古籍书库中,很难被辨认出来。锦江书院发展到后期,弊端丛生,积重难返,于是尊经书院应运而生,主其事者即为晚清四大重臣之一的张之洞。

光绪末年,丁氏后人经商失败,亏欠巨额官债无法偿还,意图卖书,日人闻讯欲购,时两江总督端方筹款7300余银元将丁氏藏书购回。这其间已失去了一些好书,据民国抄本《八千卷楼藏书未归本馆书目》统计,约缺1000余种。日本侵华期间,国学图书馆多年购置已达二十多万册的藏书受到损失,至抗战胜利后统计,连报刊、新书等在内仅剩18万册。但大多数八千卷楼藏书都安然渡过了劫波,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中所收的二千余种善本书今天绝大部分仍保存在南图历史文献部,成为南图藏书中价值极高的一块瑰宝。

光明日报社所藏古籍,并非是按某种体系统一搜求购置的,其主要来源为同仁前辈捐赠,也有部分历史留存。如果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这些古籍有一个明显特点:集部图书比较多;史部图书虽然单部体量较大,但种类较少;经部图书则只有零星的几部。这个特点,其实也是时代风气的见证。

张廷济(1768~1848) 原名汝霖,字顺安,号叔未,晚号眉寿老人,室名清仪阁,浙江嘉兴人。嘉庆三年(1789)解元,工诗词,精金石考据之学,收藏鼎彝、碑版、书画甚丰。著有《桂馨堂集》、《清仪阁题跋》、《眉寿堂集》等。

书中批语,朱墨烂然,一丝不苟,可以考见周氏治学之用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贞居词》第九叶周晋仙浪淘沙词,书眉上有周岸登和词一阕,移录于下,以补文献之缺。

古籍甚丰,唐人写本《敦煌般若经卷》

南京图书馆馆藏八千卷楼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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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西泠春拍 张廷济批校《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全帙 (清)王昶撰 清嘉庆十年(1805)王昶初刻本 44册 纸本 鉴藏印:廷济(朱) 张叔未(白) 张廷济印(白) 张廷济印(朱白) 半框:19.2×14cm 开本:24.3×15.8cm 此书问世以来,金石学家多有续补。2018西泠春拍中的此套《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全帙,内有张廷济通篇朱墨笔批校万余言,时间跨度较长,落有年款的分别有嘉庆壬申(1812),嘉庆庚辰(1820),审其笔迹主要是道光之后的批校。张廷济依据原碑、自藏及友人藏旧拓,以及翁方纲《两汉金石志》、朱彝尊《曝书亭集》、钱大昕《潜研堂集》、王澍《虚舟题跋》等乾嘉学者著述考订碑文,考证史实,具有重要校勘价值。

民国元年至十六年,周岸登辗转四川、北京、江西等地为官,结识了许多当时一流的填词好手,互相往来唱和,形成了他创作的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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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举槌的2013西泠春拍,古籍善本专场将推出杭州 (钱塘)及浙江周边地区特色文献、名家藏书九十余种。其中最瞩目的当属八千卷楼旧藏、吴焯批校跋本《唐大诏令集》这部吴校本的代表性著作,称之为清初校勘学的重大发现也绝不为过。八千卷楼藏书是南图藏书中源自私家藏书楼最早和价值最大的一批,只有少量零星散出,这件仅存的八千卷楼遗珍能否齐聚南图,也颇引人关注。

清末著名藏书家叶德辉对于图书的购置,认为应该“置书先经部,次史部,次丛书。经先《十三经》,史先《二十四史》,丛书先起种类多、校刻精者。初置书时岂能四部完备,于此入手,方不至误入歧途”。这种观点可以说是传统藏书观念的代表,但是到了民国初年,因为科举废除,经部图书不再为人所重,所谓的置书正途观念有了极大改变。“因民初学者,注重新书,厌见古籍,情愿以《皇清经解》正续两编,换取《平民政治》上下二册也。”再后来,因为白话文日渐普及,求获古籍以作研究者逐渐增多。此时,集部图书因为种类多而卷帙少,且易翻检,很受购书者欢迎。报社的同仁前辈,因职业关系,所看重的首推文章辞藻,学术研究次之,购置图书也是依循这样的想法,所以后来捐赠,自然集部图书较多。

如卷九十四颜鲁公书“祖关”二大字,内有张廷济题跋、夹注八则,对此刻石的纪年进行详细考证。

1942年11月7日,四川大学在峨眉山报国寺伏虎堂为周岸登举行追悼大会,校长程天放主祭,文院院长向楚及其他各院院长陪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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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唐丁氏系指丁申、丁丙兄弟。八千卷楼为丁氏祖传藏书楼,其祖丁国典、父丁英皆爱好藏书,遇秘籍,辄以归,插架渐富。丁丙兄弟藏书在祖传八千卷楼的基础上,又增设二楼,曰后八千卷楼、小八千卷楼。其中小八千卷楼即为善本书室,藏书最为珍贵,有宋元本200余种及其他精刻精抄本;八千卷楼藏四库著录之书;后八千卷楼藏四库未著录之书。

得之不易失之易,物无尽藏亦此理。但愿得者如我辈,即非我有益可喜。

摘要:王昶的《金石萃编》是金石学史上的划时代著作,它上承洪适《隶释》、《隶续》之统绪,将目录、存文、集释和按语汇为一编,收录自周至宋、辽、金历代石刻文字、铜器铭文一千五百余种。王昶(1725~1806)字德甫,一字琴...

胜利属谁边,莫论因缘。壑舟潜运本天然。云卧山中浑不省,明日新年。

宣统元年,清政府要求将设立存古学堂作为各省“筹备立宪”的一项内容,四川总督赵尔巽邀请五十一岁的清流名士赵启霖,入川主持四川存古学堂筹办事务。赵启霖(1859-1935),字芷荪,号瀞园,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因弹劾段芝贵与庆亲王父子一案颇具声望。

八千卷楼遗珍《唐大诏令集》上拍

《列朝诗集小传》五册,旧抄本。明末清初的文坛,名声最著、故事最多、争议最盛的人物,非钱谦益莫属。钱氏以文学冠东南,不仅为东林魁率,更有编纂明史的志愿。他迎娶柳如是为次妻后,筑绛云楼居住,楼中所藏古籍极多。可惜绛云楼后来失火,典籍史稿付之一炬。后来钱谦益撰《列朝诗集》,集中所选作家皆有小传,叙述人物生平兼评诗作,颇具卓见,也算偿还了著史的志愿。所以此书颇为人所重。如前所述,钱氏著作乾隆后遭到严禁,故多抄本。此本字迹精美,触手如新,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卷三《坛山刻石》,张廷济据“镵”字损泐之迹考证此石为政和重摹,非原刻。

民国初年,周岸登在成都搜求词学旧作,所获不多,从林思进那里获赠万红友《词律》一册。民国四年至六年间,周岸登寓居北京,常流连于海王邨各书肆之间,购求词学著作,悉心研治,周岸登的藏书很大一部分即在此时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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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焯(1676-1733),字尺凫,号绣谷,又号蝉花居士,钱塘(今杭州)人。吴焯校跋古籍的学问功夫十分了得,加之其校书存世极罕,故向为藏书家所看重。这部《唐大诏令集》,毛装八厚册,内经吴焯通篇批校、补抄不下数万字。这是现存保留吴焯手迹最多的一部书,也是对唐大诏令最早的研究。

《曲品 附传奇品》一册,北京大学出版部排印线装本,出版于1918年。此书为民国时期戏曲理论家、教育家吴梅的作品,封面题字“己未春日瞿安赠”,下钤白文小印“螾一庐”。吴梅字瞿安,1917年之后曾执教北大,1918年出版此书后,1919年即岁次己未。初见此册,以为当是作者吴梅的签赠本,但后来比较吴梅手迹,与封面之字差别较大。民国时期,北方另有一位著名的昆曲研究者王季烈,号螾庐,曾写过《螾庐曲谈》。查1946年申报12版可见一则声明:“鄙人原存中兴轮船公司股票印鉴为圆形阳文螾一庐牙章一颗,现已遗失,声明作废。王螾庐启。”根据这条线索,可知王季烈除了螾庐之号,早年亦号螾一庐。猜想此书应为吴梅赠予王季烈,王季烈在封面注出了持赠者的名字,且封面笔迹也与王季烈笔迹相似。

张廷济题跋,落有年款的分别为嘉庆壬申(右),嘉庆庚辰(左) 一 校勘碑文

西泠桥是杭州的象征,词集取名《西泠词萃》,可以看出丁丙致力于搜集文献表章乡贤的良苦用心。

如今图书馆中收藏古籍线装书近三十万册,民国期间出版的报刊杂志也颇具规模,原国立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的毕业生论文则是本馆另一重要特色资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古籍特藏资源既是前贤遗留下的宝贵遗产,也是百年川大风雨历程的见证。本文通过史料钩沉,试图从古籍汇聚的角度,再现四川大学图书馆的百年历程。

吴焯批校跋本《唐大诏令集一百三十卷》

注:崔建英《关于中国古籍善本的范围、版本鉴定和目录组织》;清代阮元汇集历代儒家经学注解而编辑成的一部经学丛书;周跃然《书书书》。

卷十四《孔褒碑》据旧拓考正王昶《萃编》及翁方纲论点中的误字,如“危令”二字,张跋曰:“危下‘伶’,显是‘险’字,此作‘令’,大误”;“浮云集□”四字,张氏跋:“‘集’下‘者’字显存,翁记亦未及。……乾隆初年拓本‘集者’二字已缺失。” 二 考证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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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年,华西协合大学得到哈佛燕京学会的三十万美元用以发展本校东方文化研究事业,校方在息金中划拨专项经费,用作购置图书及设备。《华西协合大学校刊》记载,1938年暑假,图书馆中文部在北平各大书局一次性采购中文古籍120多种,到馆书籍均采用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并参考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进行分类编目。

诏令即民间所谓的圣旨,是以帝王的名义发布、并经文人学士之手的官方文章。这其中就有不少独家新闻是一般典籍中未记载,或是可以相资参考的。比如《唐大诏令集》卷四十中有一条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记录了寿王妃杨玉环入道一事,其他史书中多未提及。虽不及百字,却留予后人很大的推想空间。《唐大诏令集》共有一百三十卷,由北宋宋绶编,其子宋敏求整理,对唐代诏令的考证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吴焯夜以继日地校勘了四个月,翻查了大部头史书如《唐文粹》、《文苑英华》、《册府元龟》、《旧新唐书》、《新唐书》等以及唐人文集,对下诏的时间、诏令的内容一一考证。他不仅梳理、补全了《唐大诏令集》本身的内容,还考证出不少史书中的讹误。抄本中存在的次序错乱,他也一一挖补拼接,并亲手补抄。

《志摩的诗》一册,民国排印线装本。徐志摩生前自己编过三本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和《猛虎集》,《志摩的诗》为他的第一本诗集。此书用宣纸印,竖排右翻,四周双边,没有鱼尾,铅字为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字体,196页,当为初版。此册扉页有徐志摩亲笔手题“俚作一卷呈静生先生。志摩三月十五北京”。静生先生,或为范静生,民国著名教育家,曾于1912年、1916年和1920年三度出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在徐志摩致陆小曼的信中,也提及过范静生。初版诗集本已十分稀见,此册兼有作者签赠,其珍贵何须赘言。

卷一百三十九《赠李方叔赐马券》有张廷济题跋二则,考证《萃编》将此嘉兴县学刻石与眉州苏祠刻石误记为同一石。

流连书肆,购求词学著作

2016年,四川大学建校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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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社所藏的线装古籍,尚未完整整理过,文中所举难免如管中窥豹。这些线装古籍,其价值固然珍贵,但也不当以古董玩物视之。它们是报社同仁知书爱书的体现,也可以说是为光明日报能够有其特色作了一个小小的注脚。希望一代一代的光明日报人珍惜书籍,亲近书籍,这或许是诸多前辈将其捐献出来的最初目的吧。

卷七十八《东林寺碑》,张廷济据海盐黄锡蕃藏旧拓割装本补释碑文、纪年、镌刻者名氏共计三百余字。

周岸登、杨啸谷,在书中留下学术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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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南京图书馆的藏书规模在全国图书馆中名列第三,其重要因素是南图拥有150万册的古籍线装书,这些古籍有很大一部分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江浙一带的著名藏书楼。其中,声名最著者为钱唐丁氏八千卷楼藏书。该部分藏书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两江总督端方为江南图书馆购藏。南图前身1907年诞生的江南图书馆是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端方为其创始人。该馆后更名为国学图书馆,1952年并入国立南京图书馆,八千卷楼藏书遂成为南图藏书中源自私家藏书楼最早和价值最大的一批。

《文学论文索引、续编、三编》三册,中华图书馆协会排印线装本,分别出版于1932年、1933年和1936年。此三册书封面皆钤“世襄所藏”朱文小印。王世襄先生身后,一切旧藏如家具、古琴、佛像、竹刻乃至鸽哨,都为收藏市场热捧,其善本藏书也已数次拍卖,皆得善价。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老人平日所用图书4000册,以310万元的价格成交。则此三册书,如果流向市场,也必为人追捧。

王昶(1725~1806) 字德甫,一字琴德,号述庵、又号兰泉,青浦(今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人,祖籍浙江兰溪。著有《使楚从谭》、《征缅纪闻》、《春融堂诗文集》。辑有《明词综》、《国朝词综》、《湖海诗传》、《湖海文传》等书。 全书于石刻、铜器名称下注明大小、文字、存放地点及保存状况,再录器物原文,原文为篆书或隶书者,皆依原样摹写并加训释,欲使读者展卷如见古物。原文后刊载历代史籍中相关资料,引经据典,末附以按语考论,以金石证史,为清代乾嘉学术鼎盛期的金石学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杨啸谷(1885-1969),一名兢,四川大邑人,晚年曾受聘于华西协合大学,担任考古学和中国美术史教学工作,曾在四川省博物馆当研究员,后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著有《东瀛考古记》《东方陶瓷史》《古月轩瓷考》《啸庐随笔》等书。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书籍大部分都是介绍西方政治、历史、经济、科技的西学着作,尊经书院藏书格局从单一的国学旧籍逐渐走向多元化,院中诸生眼界日趋开阔。

2013年暮春,一部经由八千卷楼旧藏的《唐大诏令集》从海外回到杭州。此书为清初藏书家、校勘家吴焯通篇批校题跋,又经许宗彦、丁丙、周大辅、沈曾植等数位江浙藏书家递藏、著录。

《自青榭酬唱集》扉页签赠笔迹

全书卷帙齐全,保存尚佳,拍场首见,洵当珍护。 西泠印社二〇一八年春季拍卖会 上海巡展 6月23日至6月24日 静安昆仑大酒店 预展 7月4日至7月6日 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 杭州黄龙饭店 拍卖 7月7日至7月9日 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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