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娱乐app下载 > 文学背景 > 还是用西方现代派的文艺来取代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我总觉得他既是领导又是同志

还是用西方现代派的文艺来取代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我总觉得他既是领导又是同志

冯牧肖像 罗雪村 作

据《冯牧同志在作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3年1月15日)》打印稿第10页。这个报告没有收入他身后出版的《冯牧文集》五卷本。

刘锡诚

  晚上我们去拜访萧殷。萧殷也住在梅花村。与萧殷谈话,如叙家常,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他接着欧阳山的话题,建议《文艺报》在文学队伍的培养问题上进行一些呼吁。我们谈到王蒙复出文坛时,他的精神为之一振。他说,王蒙的《青春万岁》就是1953年在他担任《文艺报》主编时,经他的手在《文艺报》(同时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我们谈话的时候,他的床头上就放着刚出版的《青春万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萧殷还告诉我们,他正在写关于英雄人物的文章。话题又转到陈国凯刚在《广州文艺》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眼镜》。他向我介绍说,陈国凯是广州氮肥厂的工人,很有文学创作方面的才华,1962年以一篇短篇小说《部长下棋》登上文坛。但在“文革”中,遭到无休止的批判。1973年,他发表了《大学归来》之后,在“四人帮”搞的“反文艺黑线回潮”的妖风下,小说被诬为“毒草”,并准备在报上重点批判。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作者被迫自杀,幸好未遂。自陈国凯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后,萧殷就与他保持着联系,有时是通信,有时是陈国凯来访,萧殷常在写作上给他一些帮助。

王元化

他对青年作家的优秀作品付出极大的精力去支持、帮助他们。他牺牲自己的写作时间看大量的新作,收到新出版的杂志常常看到深夜,第二天就很兴奋地向我们推荐。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听说北京的一些青年作家都跑到他那里去,想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他家里几乎天天高朋满座,但从不听说他对这类事嫌烦。有时我去他那里汇报工作,或送校样给他终审,看到他家里总是川流不息地来人、来电话。我对他说的话常常因此被打断,要分好几次才能说完。无论是50年代优秀的云南作家群的出现,还是文化大革命后的大批新老作家的涌现,都凝聚了他的心血和贡献。这已是文学界熟知的事了。

现代派不是不要批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好?是讨论的方法,还是批判的方法?我对某某(按:冯牧)讲过《文艺报》对徐迟的批判我不赞成。他确实没有理论,他讲话随便。他是什么场合与什么人讲的?冒失的批评会不恰当。《文艺报》(是)办得好的。王蒙到我那儿说,他感到有点压力。艺术问题还是采取讨论的方法,不要做结论的方法。艺术方法问题不要做硬性规定,让文艺家自己去讨论为好。这些问题不会涉及四项基本原则,荒谬的意见也可以通过讨论的方法加以澄清。

1978年夏天《文艺报》复刊的时候,张光年代为写《复刊词》,宣称新复刊的《文艺报》不再作为中宣部的“喉舌”和“哨兵”,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在现代派问题上,就是一个现实的检验。作为对中宣部贺敬之副部长9月初的工作部署的呼应,《文艺报》很快便于1982年第9期发表了社评《文学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按照贺敬之的口径重点讲了胡乔木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讲话中的精神,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是共产主义思想,要在文艺工作中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同期配发了一封署名“启明”的读者来信《这样的问题需要讨论》,信中说:“读了《上海文学》第八期上冯骥才、李陀、刘心武三位作家关于当代文学创作问题的通信,受益匪浅。由于他们是在对高行健同志新著《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的评论中,阐述了他们对一些文学观念和文学发展趋向的意见,所以就特别使我感兴趣。他们的文章中不乏引人思考的见解,当然也有使我感到困惑和忧虑的东西。”作者指出,“这涉及到我们的文学是走现代派道路还是走现实主义道路的问题。”**

  对我来说,广州是旧游之地了。1977年来组稿时,已与这里的文学界人士有所接触。不过上次来我是一个人,是《人民文学》的编辑,这次来是两个人,身份变成了《文艺报》的记者。走出繁华喧嚣的车站不远,左手边就是装饰一新、五颜六色的广交会大厦。当时,广交会在全国是惟一的对外窗口,吸引着国内外的各种政要和商贾宾客,摩肩接踵、辏集人烟的盛况,显示出社会生活的一片生机。

在收到他的这封回信的同时,也收到了他寄赠的新版《向着真实》(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一书。此《向着真实》是30年前署名方典的《向着真实》(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的再版。如《改版说明》所说,这本书是他的“一个历史阶段所写的论文选集”,虽然改版时作了些增删,却保留着《向着真实》这个书名,也仍然坚持几十年来一贯的文学理念,即:“‘写出真实来!’斯大林同志说的这句话是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文艺上的许多错误,不正是因为忘了它才滋生蔓延起来的么?那么,坚持现实主义,向着真实努力,这是必要的。”这本书对于了解和研究王元化的文艺思想,很有价值。所以,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它。他在信里所说的已给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那本书稿,就是后来他赠阅的《文学沉思录》。

有一个时期,他连续被文化部、文联,当然还有作协等许多单位委以重任。早上他到办公室来时就会笑眯眯地站在我们的桌边说:“我又多了一个头衔……”他像是觉得挺好玩似的。有时一早来了就笑着对我们说:“啊!昨晚我看了一篇小说,真好!”于是就讲开了怎么好怎么好。他那种高兴的样子就像小孩得了什么好东西畅怀开心。

2007年出版了《王蒙自传》(第二部),笔者从其中关于现代派这桩文坛公案的文字中,发现我们做过的正确的事情和错误的东西,都被王蒙拿来为他服务了。不妨引述一段他自传里的文字:

728**,我所供职的《文艺报》编辑部召开组长以上干部会议,研究第9期的选题内容时,编辑部已经注意到并提出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应予评论。唐因说:“什么是文学的现代化?高行健所阐述的现代化的概念是混乱的。他认为,过去的文学是蒸汽机车,现在的文学是航天飞机!鲁迅、巴尔扎克等是小毛驴!他离开了内容谈技巧,孤立地谈技巧。在他的小说理论中,主张写感性情绪,不需要经过理性过滤,平淡的生活中自有抽象的哲理。主张作家不用研究生活的真实的矛盾,只要抓住几个寓意就够了。这显然是从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理论中拿来的观点。”未久,《上海文学》于1982年第8期发表了冯骥才、李陀、刘心武三人的《关于“现代派”的通信》:《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冯骥才给李陀的信》、《“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李陀给刘心武的信》和《需要冷静地思考——刘心武给冯骥才的信》。这三篇被誉为“寂寞空旷的天空”中大的或小的、漂亮的或“难称漂亮”的“风筝”的书信体的文章,骤然把文学的现代派问题升温为1982年中国文坛的热点。编辑部经过多次酝酿,已逐步形成了一个意向性的意见,要在刊物上开展关于现代派问题的讨论,并责成理论组就30年代文坛上的现代派和几十年来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斗争史加以研究,整理材料,为开展讨论的准备。**

  中国文联全委会的召开,是中国文艺史上一次重要而特殊的会议,是中国文艺界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被“四人帮”砸烂、十年不能活动的中国各界文艺家自己的组织——文联及各协会恢复了!各省文艺界纷纷开会和举行活动,宣传贯彻会议的精神。

锡诚同志:

在庆贺《文艺报》创刊70周年的时候,很自然想起老主编冯牧同志。他离去已有24年,今年还是他冥诞百岁,因此更让人感怀。如果他还健在,一定又会和大家欢聚一起开怀笑谈《文艺报》走过的艰辛之路,不仅使我们受到教益,还因为他的谈锋睿智,成为一种享受。

1982:“现代派”风波(下)

1981年的9月,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的高行健写了一本题名为《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册子,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作者请老作家、老翻译家叶君健写的序。序言给这本小册子增色不少,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使高行健其人其作受到文学界的刮目相看。文学界,主要是创作界,在《苦恋》事件后,进入了一个短暂的苦闷期,许多作家的思想是混乱的,苦闷的,其创作,总体说来变得暗淡了,平庸了。作家们都想走出困境,却没有找到突破口。高行健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尽管与《外国文学研究》所倡导的现代派文学讨论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它所提供的“现代小说”的观念和写作技巧,却适应了渴望从西方文学中寻找出路的青年作家的需要。高行健的小册子引起了王蒙的注意。他于19811223**给高行健写了一封信谈他的读后感。这封信发表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文学季刊《小说界》1982年第2期(5月出版)上,对作者关于小说技巧和形式的阐述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你的书是非常有趣、有益、有启发性的,虽然我可以预料,它将引起相当激烈的争论。”**

  这次广州之行,还拜访和结识了花城出版社的岑桑和易征、广州军区作家萧玉;在我们召集的座谈会上,结识了《作品》编辑部的沈仁康、中山大学的楼栖教授等一大批文艺界人士。作为广东文学的史料,让我记下参加那次座谈会的其他人员:黄培亮、王有钦(广东作协),张绰(《学术研究》编辑部),关振东(广东画报社),杨家文、萧麟(广州日报社),林庆荣(南方日报社),刘家泽(市文联),黄力、王建勋、曾石龙(市创作室),高乃炎(《广州文艺》编辑部),廖子东(华南师院中文系),冼宁(《人民文学》编辑部),冯池、李锐、赵国荃(《汾水》编辑部)等。

本年第三季度我原定将“四人帮”粉碎后之新作交上海文艺(出版社),其中包括古典文论研究及美学论文等。其中也可能选入一些文学评论性文章,但此书将于明年第四季度才可出版。不知您对此事有无意见。盼示。

图片 1

2013年10月26日改定

笔者因于1023日赴南京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三届学术讨论会,113**才回京,离京后的这些日子,编辑部和作家协会围绕着批评现代派问题发生的事情不得而知。114日我一上班,陈丹晨就向我通报,刊物转载徐迟的文章和发表李基凯批评徐迟的文章,张光年和罗荪(《文艺报》第二主编)要我们撤下来,而贺敬之(中宣部副部长)和冯牧(《文艺报》第一主编)则不同意撤。这期刊物现已付印。从这个消息中,我体会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在现代派问题上,领导间出现的观点分歧使事情严重化了。第二天,115日,中宣部文艺局长杨子敏打电话来,我接听的,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报告文学座谈会,要给中宣部写个报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由中宣部批一下。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现代派,也要写一个报告来,讲清为什么要组织讨论,掌握几个界限,也由中宣部批转一下。”接听了杨子敏的电话后,我旋即给《人民文学》副主编刘剑青同志打电话,转告他报告文学座谈会的请示报告由他们写。关于开展现代派问题讨论的报告,我们当然遵照程序去办。但《文艺报》呈送的请示报告,中宣部是怎样批转的,因时间久远,手头又没有留下材料,记忆已经模糊了。《文艺报》转载徐迟文章和发表理迪的商榷文章这件事,也触及了或者说伤及了在文艺思想上相同、在私人关系上也一贯友好的《上海文学》编辑部,特别是主持工作的李子云。**于是,《上海文学》又在1983年第2期上发表了文艺界前辈夏衍的文章《致友人书》。尽管我们十分尊重夏公,但他这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却是我们并不认同的。**

  当时,全国各地文艺工作者的情绪异常高涨。10月,《文艺报》编辑部决定派我和高洪波南下,了解文坛动向,同时也为《文艺报》组稿。第一站是长沙,然后转赴广州。我们于10月6日上午10点到达了南国文化重镇广州。

编安

1978年《文艺报》复刊初始,我就在冯牧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交往了17年,直到他去世。他很有点与众不同,他不摆架子,不说套话空话,更不居高临下。我总觉得他既是领导又是同志,既像老师更像朋友,既是前辈更像是兄长。

并非多余的话

9月3日,唐因在我们编辑部传达了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的工作部署:“要综合地、立体地,从各个侧面宣传‘十二大’的精神。比如乔木关于共产主义的讲话要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是共产主义思想,要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文艺界对这个讲话反应冷淡。”贺敬之还说:“最近提倡现代派的同志们理直气壮,充满激情。文艺界在这个问题上开展一场辩论,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提倡现代派,实质上就是离开‘二为’,离开现实主义的艺术规律,在西方思潮面前解除武装。”

  陈残云因事未能参加我们的座谈会,当天下午,他在梁梅珍的陪同下,来到我们的住处,与我们见面交谈。陈残云是一位很有思想锋芒的作家,又是省作协的主席,他的谈话集中在“解放思想、敢闯禁区”上。他对《文艺报》第3期上发表的《鼓足干劲,解放思想,把电影创作搞上去——记本刊召开的电影创作座谈会》这篇报道中的思想大不满意。他说,报道中说,要对“十七年”的电影,采用专业人员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法,慎重地加以审查。这让我一整夜都不能入睡。过去,这些影片已经通过了慎重的审查,你还审查什么?他还谈到了禁书的问题。他说,一本书,除非不出版,一旦出版后,就不能随便禁止。政府可以禁书,但要有法律规定的公开禁止的理由。所谓繁荣,一是要创作新的作品,一是要开放一些过去被禁止的作品。“文革”时期,把很多作品打成毒草、禁书,现在面临着一个平反的问题。在这方面,《文艺报》要想想办法,多做工作。《文艺报》应当提出问题,闯禁区,有锐利的锋芒。这样,地方上才会跟着你们走。现在是两头解放,中间不解放。作为作家和批评家,不能做“风派人物”,谁的势力大,就听谁的,要有自己的见解。

(1982年)八一晚

冯牧的散文文采斐然,情真意切而为人们推崇,特别是写云南的作品;他的大量评论文章同样也是文情并茂,闪烁着真知灼见,为人们喜爱。我还认为,冯牧最重要的贡献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他是文学界勇敢的先行者,站在汹涌澎湃的潮流前沿;特别是他和陈荒煤、孔罗荪等前辈们并肩合作,为反思历史、改革开放大声疾呼;率领文学界一大批年轻的作家评论家编辑,推动文学创作新的发展;他组织许多重要会议活动,到各处演讲,写文章,编刊物,真的是热火朝天,不知疲倦。诸如大家知道的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几十年中写作打成毒草作品的作家平反雪冤;把被看成“黑八论”的文艺思想颠倒过来;把长久以来现代个人迷信制造的种种极左教条束缚下假大空的文学艺术重新回归到文学本体;倡导写真实的现实主义;特别是不遗余力地热情支持和赞扬那些表现人民的心声和命运的作品;发现和推出那些刚刚冒尖的有才情的青年作者,这些工作,冯牧都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人们怀念20世纪80年代的气氛和环境,事实上那时也有斗争,也很艰难,也很复杂,也有很大的阻力和压力。但是上下呼应齐心,还是披荆斩棘往前走了。冯牧为新时期文学的大发展确实殚精竭虑,全身心投入其中,作出了巨大卓越的贡献,我相信一定会占有重要的历史的一页。

《文艺报》的同志也不顺利,他们收获的也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果实。后来,张光年同志商作协班子决定,《文艺报》改成报纸形式,冯牧改去编《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唐因到了文学讲习所(后改名鲁迅文学院)主持工作。编辑部主任刘锡诚到了民间文学研究会。李基凯则不久到美国探亲,没有再回来。我私下认为,这是该时的《文艺报》向周扬叫板的后果。经过改组,这个同仇敌忾的《文艺报》已不复存在,中坚人物各自东西。

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于,中国作家协会还没有恢复工作之前,徐迟一直与1976年复刊的《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张光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曾为《人民文学》写作《哥德巴赫猜想》等一系列影响很大的文章,在文学的改革开放初期发挥了积极的先导作用。《文艺报》作这样的版面安排,显然是把老朋友徐迟放在了被批评的“砧板”上。这件事,很快传到了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的耳朵里,引起了他的不快。张光年在1031日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晚吴泰昌来,……说下期《文艺报》转载了徐迟提倡现代派文章,同时发了李基凯写的‘质疑’文章。我觉不妥,但这期已经付印了,听后不胜忧虑。半夜醒来,越想越不对,应当提意见。”111日日记:“晨为《文艺报》11期内容打电话给唐达成、孔罗荪。8时唐来,谈考虑转载徐迟文经过。我系统地谈了几点意见,主张停印、抽换,说明这是郑重考虑的参考意见,请他向党组、贺敬之转达。如来不及,就按中宣布意见办,我保留自己意见。”112日日记:“唐达成来信,经向贺、冯汇报后,认为《文艺报》11期如停印,会引起震动,只好在12期补救。(中宣部)文艺局将邀报刊开会(打)招呼,不要同时都来批现代派。//看了李基凯批评徐迟文清样,确实不好。补看了《上海文学》杂志上冯骥才、李陀、刘心武三人通信等材料,应妥善处理。”113日日记:“下午看了《文艺报》第十期上洪明批评文艺上现代派思潮的长文《论一种艺术思潮》。写得还好,有分析,但一开头就断定我国此刻已形成此种思潮,则估计过重了。还看了与此有关的另一篇文章。这期《文艺报》内容较丰富。”115日日记:“晚贺敬之来。……谈到批现代派,他表示赞成我的意见。”117日日记:“下午唐因来谈。表示同意我对讨论现代派问题的意见。”**

  粉碎“四人帮”后,于逢于1977年底一口气写了三篇评论浩然作品的文章,发表于《广东文艺》(后改为《作品》)上,气势如虹,文笔洒脱。经我的手,将其中的两篇在当年第3期的《人民文学》转载了。10月7日我们拜访他时,谈话间他最关心的是两件事情:一是培养青年作者。当时虽有青年作者不断冒出,但总的来说,文学队伍后继乏人,欧阳山提出办广东文学院,培养文学青年。二是文学不应只有揭露“四人帮”的作品,还应有描写与“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作品,而且要提倡描写“四个现代化”的作品。他认为,现在许多作家都在写历史题材,但写现实题材、特别是工业题材的太少了。我们的文学要积极反映“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写新时代的英雄人物。后来,于逢担任广东文学院院长,主持作家后备队伍的培养。

晚些时候,天气转暖,王元化便上了黄山。在山上休养期间,到7月中旬他已经编完了我嘱编之《王元化文学评论选》书稿,并从黄山直接寄给了我。然后他就回了上海。发自上海的电报说:“刘锡诚同志:在黄山寄上拙稿,收到盼复。我已回沪。王元化1982年7月20日”。收到他的书稿后,我立即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告知书稿已妥收无误。7月24日,他又从上海寄来一信:

他主编《文艺报》7年,我们没有给他置备一个办公桌,更不必说什么单独的办公室了。当时条件比较差,编辑部设在简易的防震棚,只有几间简陋的房间。他来编辑部要不坐在总编室的破沙发上谈事聊天,要不在空着的别人的办公桌上看稿,从不计较。

张光年生前曾当面对我说,要复印一份他在中顾委生活会上的《我的申辩和再检讨》给我,但很快他重病住院,他的这个许诺未能兑现。在他身后我读到他的这段检讨(自白),明白了他对现代派的认识上与我们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分歧,但由于他和文艺报编辑部同仁们的地位、处境、出发点不同,故而在做法上出现了分歧。

时值十二大前后,在中央“提出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高度精神文明”的方针、全党全国大力宣传的政治形势下,《上海文学》发表这三篇提倡现代派的文章,把文学家们的目光引导到关注现代派上,实在并非明智之举。三篇文章发表之后,在报刊上,批评者有之,赞同者亦有之,在文学界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和立场。而在私下里,至少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决策者们中间,在现代派问题上的态度和举措上也出现了分歧,尤其令人瞩目。**

  2

校样已改定。奉上,收到后请赐一简短回音,以免悬念。拙照不日寄上。匆此

有时,他的率真使人惊讶。有一次复旦大学有一位教授朋友对我说:他们参加一个文学研讨会议,一大帮人去到冯牧房间里看望他。他对那些素昧平生的教授们毫不见外,像老朋友一样,无论谈社会时政还是文学创作坦率诚恳,觉得他是那么信任他们,对陌生人毫无戒备之心。那位教授为此感慨地说很少见这样平易亲切的领导。但是这样的率直也曾使他吃尽苦头。他在文化大革命时就因为私下议论咒骂林彪、江青,被人告密而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牛棚。文化大革命后,有一次他在一个会议上讲话,还是被人家打了小报告,上面的领导虽与他曾是极熟的老朋友,但还是往上报告了更高的大领导。大领导不高兴了,说这样的人不能当领导。幸亏后来因各种原因不了了之。

转自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第174—175页,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

“十二大”于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胡耀邦代表中央作报告。《报告》明确规定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制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提出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高度精神文明,制定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方针,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

  1

匆此即颂

我还听到过一个段子。“文革”后作协恢复活动不久,很多老作协的人员纷纷归队。有一个“文革”时在牛棚里殴打过冯牧的人,也去找冯牧要求帮助安排工作,冯牧也给他办了。我在一次会上,听张光年谈起此事,笑呵呵地喟叹说:“冯牧同志不念旧恶,当然很好啦!但是不是有点宽大无边呢!真是个好好先生啊!”他就是这样对任何人都怀着善意和信任。

当我将乔木对我的意见忠告说给周扬听的时候,周扬立即表示不同意,他说他主张更多的探索,更少的干涉。他后来到处讲“唯陈言之务去”,讲“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他甚至在一次发奖会上直截了当地讲王蒙,说王蒙有思想,要鼓励他的探索,不要搞得多了一个部长,少了一个诗人。以至《文艺报》的一些人对周有意见,将所谓批评周扬的“读者来信”转给周扬示威。这是以往几十年他们所绝对不敢做的。十二大后,周已经不是管文艺的副部长,而只是顾问了。但周还是在文艺界管着太多的事,讲着太多的话,他没有适时后撤。这是他不那么明智的地方。也许恰是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计也的地方。

“现代派”作为一种思潮

  4

王元化

四、作协的两位同志批评说;文艺报批现代派的时候,光年同志说批的不对、批的对象不对,要求拆板。中宣部坚持住了(大意)。我回想确有其事,发生在清除精神污染斗争中。那时文艺报特意转载了徐迟同志一篇论点不妥的文章,同时发表了李基凯的简单化的批判文章,还同时发表了指名批评叶君健同志的文章。我当时认为,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得到中央负责同志的肯定和文艺界、知识界的广泛赞许,对于拨乱反正中调整知识分子政策起了积极作用;他的其他几篇报告文学也是好的。“清除精神污染”中抓住他的一个小辫子,把他当成现代派的代表人物来批,是不妥当的。叶君健同志多次代表我国作家出席国际笔会。笔会里有些外国资产阶级作家总是抓住魏京生事件进行反华叫嚣,都遭到包括叶君健同志在内的我国作家的严正驳斥,使得每次以国际笔会名义起草的反华呼吁决议不能成立。我想,我们今后还要派他担负这项任务,有时派他一人只身前往。我们不能因为他一篇错误不太严重的短文,使他丧失了在国际会议上代表中国作家发言的条件。……当时我对文艺报同志表现出生硬态度和急躁情绪,我愿意道歉。但对这个问题本身,我不能作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评。

918**,作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我也列席参加了。党组书记张光年传达了胡耀邦在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和邓小平在顾问委员会的讲话精神,提出作协应作的几件事:1,机构改革同时要考虑到体制改革;2,深入生活要讲究效益,要及时总结;3,提倡一下报告文学,能迅速反映生活;4,抓紧评论队伍,兼顾影视评论;5,评奖还要进行。我注意到,张光年自责说,一段时间来,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估计过低了。**

  那时在京买炉子和烟囱,需要户口本和副食证。我跑了几家杂货店,终于帮他买好炉子和烟囱,又请作协总务科长邹起同志帮助包扎,并运到广安门火车站,发运到广州。

又同此函同时邮挂寄拙作《向着真实》一本,请批评指正。

对这一年的批现代派,各种说法都有,如广东作家们说此事是戏内有戏,戏后有戏。

现代派问题在文学界的升温,涉及到了、或者说冲击到了所有的文学艺术领域。从1015日起,持续三天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会”在西苑饭店召开。15日上午,由翻译家、电影评论家邵牧君发言,讲题为现代主义电影问题。下午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美术评论家邵大箴发言,讲题是美术领域里的现代派思潮。16日上午,由外国文学研究家袁可嘉发言,讲题为西方现代派。下午由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陈冰夷发言,讲题为现代派在苏联。17日上午,由甘肃《当代文艺思潮》杂志主编谢昌余发言,内容是现代派思潮产生的根源与现实主义的生命力;《天津文学》副主编金梅发言,讲题是文学界的“名气危机”,揭露有些青年作家忙于出入于宴会,住高级宾馆,游走于庐山、北戴河等,导致文学创作陷入低落;中宣部文艺局理论处长徐非光发言,主题是讲现代主义是病态的文学、世纪末的文学;重庆《红岩》杂志主编张胜泽发言,讲当前文坛上灰色的东西所以多了盖来源于现代派思潮的影响所致。总体看来,这个研讨会,是个关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学术性的研讨会,其思想倾向,更多的是对文坛现状的批评和忧虑。**

  于逢是我们拜访的另一位老作家。于逢在“文革”前就与《文艺报》有着不解之缘,他的长篇小说《金沙洲》195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因揭露了高级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阴暗面,批判了一些“叱咤风云”的官僚主义者,涉及如何反映农业合作化,如何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何反映现象与本质、主流和支流,如何融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等问题,在《文艺报》《羊城晚报》等报刊上进行过长达半年之久的讨论。在这次讨论中,一些教条主义的、绝对主义的、无冲突论的文学主张得以大行其道。因为于逢是广东作协的作家,所以中国作协广东分会理论研究组在讨论的后期,在《羊城晚报》(1961年8月3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的长篇论辩性的文章,从文艺理论的高度,阐述他们关于文学典型塑造的观点,批驳了借文学批评之名而出现于文坛上的教条主义、绝对主义和无冲突论观点,也力求恰当地指出《金沙洲》的缺点。这篇长文涉及到了当时文学创作和批评界的重要问题和文艺思潮,随后被《文艺报》(1961年第8期)转载了。关于《金沙洲》的讨论,也就此结束。

锡诚同志:

转自顾驤《晚年周扬》第83页,文汇出版社2003年6月。

主管意识形态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于417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8期上发表了《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它》。继而,422日,胡乔木于198188日在中宣部召开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当前思想战线上的若干问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同时在57**出版的《文艺报》第5期上发表,作者在正文前面加了附注:“这篇讲话已经发表过几次。每次发表前,作者都曾经作过一些修改和补充。现在在《文艺报》要发表和人民出版社要出单行本的时候,作者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因此,它和最初发表的样子已经有了不少差异。这是需要向读者说明的。”他在这篇文章里阐述了《苦恋》事件之后继续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性,同时批评了文艺界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的“软弱涣散”。经过作者修改后的这篇讲话在即将召开党的“十二大”之前发表和出版,为文艺界及其报刊继续开展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提供了指导思想。**

  于逢曾把他的长篇新作《无产者》送给我。老作家写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实属不易,倾注了多年心血。但我读了后,却多少有些失望。看得出来,作家在用文艺的形式演绎一种政治理念,多多少少受了流行一时的“主题先行”模式的影响,因而是不成功的。后来,我去拜访他,我们就在他住的那条滨河大道的马路牙子上坐下来,我坦率地向他讲了自己的感受。尽管他是一位老作家,但我想在创作问题上我应该坦率,不应该虚伪。但他听了我的意见后,一句话也没有说,显然对我的评价感到难于接受。

再有一事奉恳,即拙序中在两句诗下,烦代为修改如下:

这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上海。四篇小文章都发表在上海。后来夏衍写了文章,巴金老也发表了看法,都不赞成那样如临大敌地批现代派。这使得一些不大不小的领导更加不安,似乎是上海在不听招呼,不服管。他们特别不满于曾任夏公秘书,后是《上海文学》执行副主编的李子云同志,认为是李在串连党内外的力量搞异端。几乎将李调出文艺界。

1020**,《文艺报》两位副主编和我研究工作时,唐因提出,《文艺报》迫切需要发表一篇与徐迟商榷和评论高行健的《初探》的文章。次日,即1021**,召开编辑部组长以上干部会,理论组组长李基凯受命就现代派问题作了一个系统的汇报发言,发言涉及苏联百年来对现代派的态度与做法,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区别与对立,当代西方文艺的现状,现代化经济建设是否一定要出现现代派,现代派的真实观,艺术技巧与内容的关系,研究介绍西方现代派文艺的目的,借鉴西方现代派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等方面。这时,唐因的思考已经成熟了,当即在会上指定由李基凯执笔写一篇与徐迟的《现代派与现代化》商榷的文章。《文艺报》1982年第11期开辟“讨论会”栏目,转载了徐迟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和《上海文学》上的文章《现代化与现代派》,同时配发李基凯以理迪的笔名撰写的与徐迟商榷的文章《<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质疑》,表明我们对提倡现代派是持批评态度的,至少是应该讨论的。在“讨论会”栏题下,加写了《编者按》:“最近又有读者提出今年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第一期上,徐迟同志发表的《现代化与现代派》的文章,关系到我国文艺发展的方向问题,也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以便更有利于建设我国革命的、民族的、大众的新文艺,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在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认为这个建议是很好的。”**

  广东文艺家们返穗后,于7月7日召开了文艺界大会,传达贯彻中国文联全委会的精神。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老作家杜埃于7月13日在给我的信里说:“全国文联会后回来较忙,省委整风后,已进入部委办局整风。广东经此次整风后,将大有希望!”不久,文联要向中宣部汇报各地传达学习全委会精神的情况。7月21日,广东省文联反馈回来的信息是:“我们于七月七日开了文艺界大会,传达了全国文联全委会会议精神,听传达的有文艺界一千余人,但没有安排时间讨论,因现在正在部委办局开展整风,揭批‘四人帮’,进一步开展清查运动。”

匆此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冯牧1983年1月15日在中国作协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谈到关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这场讨论时,是这样概括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地批判地继承、吸收外国文学遗产、文学技巧、表现手法的问题。有的同志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相信,提出问题和主张的同志,动机和目的都是积极的,都是想使我们的文学提高思想和艺术的质量。讨论的内容是,要不要现实主义,要不要现代主义,如何对待西方现代派、西方文学诸流派的问题。这个讨论还刚刚开始,我不认为是小题大做。我认为这个讨论是必要的。但是,这个讨论必须把它当作学术性的讨论来进行。我们反对大轰大嗡,一拥而上,一窝蜂地先下论断的不良风气,我们坚持讨论必须首先把你所要争论的对象的观点搞清楚。讨论必须是与人为善的、平等的、学术性的讨论,不能无限上纲,采取群众运动的做法,要采取正常的,百家争鸣的做法,使这些问题越辩越明,最后使我们文艺界能够在文艺方针、政策、文艺创作、文艺理论以及在其他重大问题上,取得认识上的一致,或者基本上的一致。”继而,1月20日冯牧又在中国文联召开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谈文学理论批评工作》里谈到对现代派的批评问题,他说道:“第四,发展社会主义文学和借鉴古今中外文艺,特别是当代外国文艺成果的关系。去年出现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争,有同志提出要‘合理地’排斥现实主义,有同志把生产力同创作方法等同起来,说现实主义是蒸汽机时代的产物,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科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不应当排斥其他创作方法,相反地,现实主义必须随着时代的进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现实主义的道路只能越走越宽。不能否定现实主义,也不必否定革命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和外国文艺的关系是借鉴而不是代替。现在有些人硬把世界风行的马尔克斯的文学作品归入‘现代派’的阵营,但只要读了他的作品,就会发现他还基本上是一位进步的现实主义作家。借鉴还是以我为主,在继承我国民族和革命文艺传统的基础之上,借鉴西方包括汲取西方现代派中的精华。我们主张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必须有民族特点,必须和我们祖国现代化的实践密切结合。现代化与现代派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现代派是西方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它不能取代现实主义,更不能代替整个革命文艺。对于这些文艺思想的争论,要正确运用‘双百’方针来解决。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才能使我们的队伍逐渐迅速地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从而同心协力地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做出我们理所应当的贡献。”同年8月下旬,冯牧又在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举办的作家暑期读书班上作的题为《对于社会主义文艺旗帜问题的一个理解》的发言中说道:“现在有的同志提出要‘合理地排斥现实主义’,这实际上是要从根本上摒弃现实主义。有的同志则讲得更加露骨,干脆认为现实主义已经过时了,要用某种西方艺术为圭臬的现代主义取而代之。对这些显然是错误的主张,我们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对此,我们必须在理论上澄清是非,明辨方向。”“在探讨社会主义文艺的含义和界说时,不能不涉及目前正在广泛的范围内进行着的所谓现代派问题之争。有些同志认为,这场争论,是艺术问题之争、旗帜之争,是一场要不要走社会主义文艺道路、要不要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之争。意见分歧的核心在于走什么样的道路和举什么样的旗帜。我认为,这场论争涉及到以下一些问题:究竟是批判地、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外国文艺的精华(包括西方现代派的有益的东西),还是用西方现代派的文艺来取代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我国正在进行‘四化’建设,我们的文艺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道路,还是必须走西方现代派的道路?是坚持我国优秀的、革命的文艺道路,发展这个传统,还是全盘否定这个传统,搞民族虚无主义?是不断地丰富、积累、发展文学艺术的经验,还是以‘创新’为名、用西方现代派文艺中那些明显地反艺术规律的所谓技巧和手段来破坏艺术规律?这三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像有些同志所主张的,我们的文艺只能走现代主义文艺的道路,我们难道能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吗?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到这场争论的必要性和严肃性,不能认为这是多余的。事实上,这种争论,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

综览这个阶段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学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章,出现了两个不同的主题或声音。党报上发表的文章,主要论题集中在坚持革命现实主义上,约略计有:《人民日报》于825日发表了胡采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829日发表了贺敬之的《做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人民日报》于91日发表了陈涌的《文艺评论工作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光明日报》于同日发表了郑伯农的《要研究社会主义文艺生产的发展规律》。《人民日报》于1013日发表了本报评论员的文章《发挥文艺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和李基凯的《塑造艺术典型的原则不能动摇》,对一些作家评论家轻视文化的作用和对历史上的文化遗产及外来影响一味推崇的倾向提出了批评。一周后,《人民日报》又于1020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文艺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中国文联三届三次全委会于1978年5月27日在北京西苑饭店隆重开幕,筹备小组组长林默涵授权宣布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剧协、中国音协、中国影协、中国舞协恢复活动(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中国摄影家协会是在一年之后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宣布恢复工作的)。中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也在停刊十年之后于7月15日复刊。同年12月,在广州胜利宾馆召开了影响很大的广东省文艺创作会议,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同志亲自邀请重获自由未久的文艺界名家周扬、夏衍、张光年、林默涵等参加会议。11日,周扬在会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长篇演讲《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这个概念。会议结束后,21日,广东省作协主席陈残云给我写来一封信说:“我们这次座谈会开得不错,大家思想解放,畅所欲言,周扬、默涵、光年三同志都作了整天的报告,对大家帮助很大,会上大家提出的问题,都作了具体的回答。”以思想解放为旗帜的广东创作会议,在“新时期文学”发端时期写下了不可代替的一笔。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新时期文学”从此扬帆起航了。

(1982年9月)十四日

  • 首页
  • 电话
  • 文学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