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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老师回国后写的作品,罗兰在创作中继承了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

志侠发来的材料中,至关重要的是罗曼·罗兰1929年7月2日日记,现节译如下:

“我维护的不是斯大林”


读书报:近年来,您在从事本业学术研究的同时也非常关注和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益性活动,如对城市建设和建筑艺术的重视等,请问您最近关注的问题有哪些?以及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罗曼·罗兰是本世纪饮誉国际文坛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他毕生向往和平民主,追求自由进步,是一位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战斗的人道主义者,有“欧洲的良心”之称。罗兰的创作贯穿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半期,在文学和艺术理论等方面都有重大建树,他以丰硕的文化遗产在西欧架设了“两个世纪的文化的一座桥梁”。 罗兰出生于法国勃良第的一个僻静的市镇克拉姆西。父亲是公证人,母亲富有音乐修养,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罗兰从小备受母亲的影响,酷爱音乐,笃信上帝。家庭对这位独子寄以厚望,1882年举家迁居巴黎,罗兰就读于着名的圣路易中学。贝多芬和莎士比亚是照耀他儿童、少年时代的两个星座。1886年罗兰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史学系,“他如饥似渴,大口大口地吞饮着精神世界中所有的清泉”。在文学上,除莎士比亚外,他又醉心于托尔斯泰的作品。当他读了托翁的《艺术论》后,斗胆向这位誉满全欧的文学泰斗请教。不久,出乎意料地收到了托翁的长篇回信。信中说:“只有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艺术,才是唯一有价值的艺术。”托翁的人道主义思想和艺术观对他以后的创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罗兰在大学时代就立下了“不创作,毋宁死”的誓言。 高师毕业后,罗兰又到罗马的考古学校当了两年研究生。罗马的结丽风光和丰富的艺术遗产令他倾倒。在这里,他跟一位70岁的德国思想家梅森堡结下了忘年之交,他的理想主义成了罗兰思想体系中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罗兰开始了戏剧创作。1891年罗兰回到巴黎,同一位语言学家的千金结婚。然后完成了学位论文《现代歌剧之起源》,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在他的母校和巴黎大学讲授音乐、艺术史。 从上世纪末到一次大战爆发前的10余年中,特别是同他的夫人离异之后.罗兰离群索居,默默耕耘,旺盛的创作热情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一系列的革命戏剧、英雄传记、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等接连问世。《约翰·克里斯朵夫》发表后,罗兰获得了1913年度法兰西学土院文学奖和19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从此名声大振。 一次大战爆发后,罗兰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发表了一系列反战文章,汇成了《超乎混战之上》的集子,呼吁西欧各民族团结起来制止战争。大战结束后,他的思想一度出现危机。一方面,他同情工人运动,支持十月革命;另一方面,他又赞赏甘地的非暴力主义,而且企图将甘地主义同社会主义调和起来。但无情的现实使他结束了访徨的状态。20年代末法西斯势力抬头,欧洲上空又布满了世界大战的阴霾。1931年,罗兰发表了《向过去告别》的仟悔式的着名文章,毅然“斩断身后的桥梁”,同自己的错误思想决裂,旗帜鲜明地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他一边写作,一边积极参加国内外的反法西斯活动,当选为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这期间他完成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母与子》。1935年,罗兰访苏,加深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了解,并同高尔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从巴黎到莫斯科,这条路好艰辛和遥远啊!”1944年11月7日,罗兰抱病参加了十月革命的纪念活动,不久在故乡病逝。 罗兰的生活道路虽则漫长而曲折,但他一直像浮士德那样,不断探索真理,不断否定旧的自我而向新的自我飞跃。罗兰总的思想倾向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他的美学观和世界观的核心是追求“和谐”。他在《母与子》的序中说:“正如《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样,我把这部作品献给和谐,和谐是一切梦幻之女王,也是我毕生的梦。”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社会活动,他一直在寻找使各民族、各阶级人民团结起来的“和弦”,这根和弦便是“爱”。 罗兰在创作中继承了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直面人生和社会,跟踪时代前进的步伐;同时又借鉴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经验,拓展了现实主义的表现领域。他的作品不着笔于外部环境的精细描绘和故事情节的编排,而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为重。他主张文学应真实反映生活,但他认为“真正的生活是内心生活”。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他喜欢以”‘阿尔卑斯山一样”坚毅、刚强而又善良的英雄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他心目中的“英雄”不是指那些“用思想或用武力取胜的人”,而是“具有伟大的心灵的”人。 戏剧创作贯穿罗兰的一生,其中,以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为题材的革命戏剧最重要,主要作品有《群狼)、《丹东》和《罗伯斯庇尔》。这些剧作在艺术上不够成熟,带有实验戏剧的性质,影响不太大。 罗兰是一位杰出的传记作家,一生写过多部英雄传记,其中最突出的是、《米开朗琪罗传》。这些作品描写了三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艺巨子,热烈歌颂了他们在文艺上的不朽贡献和为崇高理想而奋斗不息的精神。在(多芬传》的序言中作者大声疾呼:“让我们把窗子打开!让我们把自由的空气放进来!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这就是作者创作英雄传记的意图。 在罗兰的全部创作中,影响最大的是他的两部长河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体现了作者前半生的思想探索和艺术追求;《母与子》是作者思想转变后的艺术结晶。《母与子》以20世纪头30年战争风云突变的欧洲社会为背景,叙述了安乃德和玛克母子两代人精神探索的历程。安乃德是作者自称用毕生心血浇铸而成的一颗伟大的灵魂。起初,她只是一个追求独立自主和人格尊严的女权主义者。她宁可在贫困和孤独中独立抚养自己的私生子,而不愿同脑满肠肥的未婚夫结婚获得合法的地位。随着德、意、法西斯势力猖撅,社会阅历的增长,安乃德突破个人情感的小天地,开始走向社会,积极支持儿子投入反法西斯斗争行列。儿子被暗杀后,她继承了儿子的事业,用儿子牺牲的血的事实去教育和唤醒青年一代。《母与子》反映了罗兰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思想的转变,思想境界比前期作品要高得多。在艺术上,以表现女主人公心灵之河的漫长流程为主。作者说,他讲的是“一个真挚、漫长、富于悲欢苦乐的生命的内心故事”。作品原法文标题的内涵就是“有魅惑的而又欢欣鼓舞的灵魂”。 多卷集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的早期代表作。法国评论家认为它是“我们时代最高水平,最优美的作品之一”,高尔基称它是一部“长篇叙事诗”。 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一特定的时代氛围里,在德、法、意等西欧主要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上,塑造了一个贝多芬式的平民音乐家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再现了他为追求纯真的艺术与“和谐”的生活理想而奋斗的一生,展示了十月革命前一代有头脑、善思考、不懈追求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扉页上,作者的题词是“给各国的在受苦与奋斗、而必将战胜的自由灵魂”。所谓“自由灵魂”,是指正在为争取自由、进步而奋斗的人们,主要是指知识阶层的人士。罗兰写这本书的意图在“卷七初版序”中交待得很明确:“我要反抗一种不健全的文明。”“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有一个眼目清明、心灵纯洁的主人翁,——他又必须有相当高尚的灵魂才能有说话的权利,有相当雄壮的声音才能教人听到他的话”,这个人就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他就是反抗欧洲不健全文明的英雄。 这部作品曾在罗兰的心头酝酿了10年。在高师读书期间,他就有一个朦胧的设想,写一个在与旧世界冲突中牺牲的纯洁的艺术家的传记。在罗马,他从梅森堡那里听到了瓦格纳、尼采及其他许多伟人的事迹,又引发了他的灵感。一天傍晚在散步时,他眼前突然闪现了主人公轮廓鲜明的幻影:一位心地纯洁的音乐家,德国人,最后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了上帝。回国后,他到波恩参观贝多芬的故居时,这位音乐界的巨人又一次唤醒了长期蛰伏在他心头的幻影,他豁然开朗:小说的主人公应当是一个再生的贝多芬,于是这部作品的写作提到了日程上。这部小说共有10卷,但罗兰在写这些章节时,不是根据严格的顺序来写的,而是兴之所至,以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活动需要为构思的依据。他明确宣称,从来没有意思写一部小说,而是为了创造一个人。经过8年的辛勤笔耕,罗兰心目中的英雄终于同读者见面了。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思想蕴涵十分丰富,它的主题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性的,归结起来,大致有3层:第一层,通过平民音乐家克利斯朵夫顽强奋斗的一生,揭示十月革命前西欧进步的知识分子追求一反抗一幻灭的心灵历程,沤歌他们孤军反抗不合理世界的“不健全文明”的英雄主义精神;第二层,通过主人公的生活遭际,反映当时以德、法为主的欧洲国家的黑暗现实,抨击依赖于金钱与权势的虚伪、堕落的艺术,倡导真诚的能净化道德的艺术,以此创造健全的文明;第三层,主人公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是反对西欧各民族间的仇恨和战争,罗兰企图以“博爱”作为实现人类的和谐与团结的纽带。罗兰在“导言”中强调:“永远要表现人类的团结,不论是用多少数不清的形式出现。这应当是艺术的首要目标,也是科学的首要目标,这是克利斯朵夫的目标。” 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个为追求真诚的艺术和健全的文明而顽强奋斗的平民艺术家的形象。他身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强烈的反抗精神和为实现理想而不懈追求的英雄气概。 克利斯朵夫是从逆境中成长起来的天才音乐家。他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一个闭塞的小城。祖父和父亲都是宫廷乐师,母亲则是位勤劳而温顺的厨娘。由于父亲酗酒成性,致使家境贫困不堪。克利斯朵夫很早就显露出了不同凡响的音乐天赋。他喜爱舒伯特“纯洁的音乐”和巴赫的作品,尤其崇拜贝多芬,“那巨大的灵魂深深的透入了他的内心”。但在他成才道路上有两个人的影响最直接。祖父米希尔·克拉夫脱最早发现并培养了他的音乐才能,为了在孙子身上实现自己与儿子未能实现的理想,他竭力向他灌输要出人头地的英雄意识;舅舅高脱弗烈特是个走街串巷的小贩和民间歌手,嘲笑为当“大人物”而编曲的思想,教导他创作要发自心声,要真诚,还常常引导他去野外聆听大自然的音乐,给他唱质朴清新的民歌。这两个人以相对立的思想计水同时浇灌着他那幼小的心田。在艺术观上,舅舅的影响明显占上风;而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则得之于祖父的教诲。 克利斯朵夫个性倔强坦率,又有点鲁莽,但心灵世界极其丰富而敏感。由于家庭贫困和社会地位低下,他从小就饱尝了人间不公。在少年时期,他与一个贵族小姐弥娜纯洁的初恋因门第悬殊而告吹。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与独立,他不断地与周围的环境发生冲撞。克利斯朵夫第一次与社会的公开冲突发生在他的祖国。他敏锐地发现了德国艺术的虚伪和鄙俗,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量对其进行了尽情的嘲笑和批评。为此,他遭到了围攻,被当作国民公敌对待,连他的台柱子——宫廷也同他决裂了,他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面对一系列的厄运,他毫不服输,对责备他的亲王说:“我不是你的奴隶,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在德国,他的叛逆性格已初露锋芒。到法国后,他对不健全的文明的反抗更是锋芒毕露了。由于他在一次郊游时打死了一个侮辱村姑的普鲁士军官,他不得不亡命法国。曾以大革命震撼过世界的法兰西,一直是他向往的理想王国和自由艺术的圣地,但冷酷的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尽管这位青年音乐家的名声早已传到了法国,但他的才华无人赏识,只得靠教授钢琴和改写乐谱来维持生计。尤其使他失望的是,他发现巴黎的文艺界简直像个杂耍市场。那里口头上高喊为艺术而艺术,实际上为金钱而艺术,在艺术繁荣的表面下掩盖着普遍颓废堕落的景象,“到处弥漫着精神卖淫的风气”。克利斯朵夫不仅不愿入乡随俗、低下自己高傲的头颅来唤取名誉地位,反而不顾自己客居的地位,对法国的艺术界、文学界乃至整个法国社会进行了无所顾忌的抨击。这样,他得罪了一大批艺术界的权贵和政客,遭到了比在祖国更惨的命运:出版商不肯出版他的作品,音乐会上不予演奏,文艺沙龙对他闭门不纳,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对他大肆讨伐,甚至断绝了他的生计。他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挣扎,要不是同公寓一位好心的女仆搭救了他,他几乎成了异国的亡魂。面对这一切挫折,他比以前更执拗,更顽强。他轻蔑地对一个艺术权威说:“好吧,你批判我吧,我也批判你,一百年之后,看你投降不投降!” 克利斯朵夫对现实的否定是与他对未来的理想联结在一起的。他之所以奋斗,是希望通过真诚的艺术的力量和天才个人的力量来改变现状,重建欧洲健康文明。他认为“法兰西已奄奄一息了,——因为欧罗巴也奄奄一息了,——因为我们的文明,人类几千年来的痛苦缔造起来的文明要崩溃了”,而这个世界上,“最渺小的人和最强大的人同样有一种责任”,“要是非死不可,也得站起来死”。 克利斯朵夫的个人英雄主义并非一成不变的。在法国生活的后期,在奥里维的带动下,他意识到“唯有跟别人息息相通的艺术才是有生命的艺术……连贝多芬也得顾到大众”,因此,“他不再希望音乐只是一种独白,只是自己的语言”,而要使自己的音乐成为人类相互沟通的桥梁。他开始走出艺术的象牙之塔,到民间去,到工人区去,与工人交朋友,他还想办一所平民音乐学校。虽然他对工人的思想和斗争并不理解,也不赞同,但他与工人们相处得很融洽。在工人的五一示威游行时,尽管他是无意中卷入的,但他毫不退却,高唱着自己编的革命歌曲,同工人们一起同前来镇压的反动军警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知识分子“秀才”们对社会的反抗,理想青年的单枪匹马的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反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奋斗无望后的克利斯朵夫认为解决如此严重、复杂的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是艺术,唯一思想武器是“爱”。他追求的真诚的艺术是超阶级的“纯艺术”,不为党派之争服务的艺术,这种艺术是超乎一切社会斗争之上的精神力量。音乐艺术能减轻人间的苦难,净化人们的灵魂,实现世界归于“和谐”的理想。这种认识基于其博爱主义,他的博爱主义最终使他走向妥协。五一游行之后,他蛰居在瑞士一个僻静的小山村里,挚友奥里维之死使他心灰意懒,与世隔绝的环境更促使他消沉下去。他本是个无神论者,此时却皈依了上帝。当他结束10年隐退重返巴黎时,他已成了名震欧洲的大音乐家;但他那反抗的烈火已经熄灭,跟多年的仇敌,包括那些迫害过他的无耻政客也握手言和了。尽管此时德、法两国的敌对情绪日益增长,战争的阴云正密布欧洲大陆的上空,他却以怜悯的眼光看待世界,只希望用爱来消除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他晚年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下一代中传播爱的种子,把奥里维的儿子和葛拉齐娅的女儿结合成美满的一对。在创作上,他潜心于宗教音乐的创作,他的艺术境界变得清明恬静,完全失去了往昔的战斗气息,“当年的作品像春天的雷雨”,“现在的作品却像夏日的白云,积雪的山峰”。就这样,克利斯朵夫在他所追求的心灵的和谐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克利斯朵夫是一位贝多芬式的英雄。这不仅指他是一位天才的音乐家,更主要是两人在思想气质上非常想象,贝多芬那唐突鬼神、蔑视天地的反抗精神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再现。削e纳称赞贝多芬具有“纯音响世界最奔腾澎湃的灵魂”,用这句话来概括青年克利斯朵夫是十分恰切的。他在同旧的精神世界作斗争时那种嫉恶如仇。奋不顾身的搏击行为确实充满了英雄气概。但是,他和贝多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后者的一生贯串了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英雄时代.而前者生活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间整整隔着一个世纪。克利斯朵夫仍打着资产阶级反封建时代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以“纯艺术”为武器,单枪匹马地向旧世界冲杀过去,除了碰得鼻青脸肿外,还能有什么好下场呢?他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过是一个20世纪的堂吉河德罢了。 克利斯朵夫思想上的落伍与作者早期思想上的局限有直接关系。罗兰的人道主义与托尔斯泰的基督教人道主义颇为相似,他一方面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资本主义世界文明的不健全,另一方面又倡导以博爱、人道来改造社会。在本书的“重版导言”中,他这样写:“兄弟们,让我们彼此靠拢吧,让我们忘却使我们分离的一切,让我们仅仅想起我们集合在一起的共同苦难。没有敌人,没有恶人,只有受苦受难的人。”作者希望用“爱”的纽带连结两个敌对的民族,化干戈为玉帛,用心良苦。 克利斯朵夫由一个嫉恶如仇、顽强反抗的艺术界的斗士变成一个隐忍恬退的旧世界的妥协者,表现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奋斗的悲剧。作者自己也承认:“我写下了快要消灭的一代的悲剧。”罗兰甘愿以自己的主人公作人梯,让新的一代踩着他的身体前进,在客观上告诫青年应吸取克利斯朵夫的教训,从另一条道路,用另一种方式来变革旧世界,创造“健全的文明”。 围绕着克利斯朵夫的一生,同他的事业和感情生活密切相关的有几位重要人物:奥里维、安多纳德和葛拉齐娅,他们都是克利斯朵夫天才的崇拜者和艺术事业的支持者。法国青年诗人奥里维是理想主人的化身。他的柔弱细腻和富于理性的智慧,同克里斯朵夫的粗扩有力的奔放的激情形成鲜明对照。尽管两人个性迥异,却相互充实,相得益彰:“奥里维所贡献的是法国人广博的修养和渗透心理的本领;克利斯朵夫所贡献的是德国人民那种内在的音乐与体会自然的直觉。”他俩情同手足的友谊象征了德法两国人民的团结友好。安多纳德是奥里维的姐姐,是一位温厚善良、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女性。她虽然同克利斯朵夫仅有一面之交,但彼此间长期地在互相寻找,可惜她由于劳累过度而夭折。正是她把弟弟和克利斯朵夫联结在一起的。意大利女郎葛拉齐娅是和谐美的化身,她身上散发着“不朽的女性温柔”的魅力。她曾是克利斯朵夫的学生,在他遭受围攻时暗中解救他的保护天使。他俩的爱情是理智与感情的和谐统一。尽管由于葛拉齐娅儿子的阻挠他俩未能结成夫妻,但“两颗相爱的心灵自有一种神秘的交流。彼此都吸收了对方最优秀的部分,为的是要用自己的爱把这个部分加以培养,再把得之对方的还给对方”。

那么,片山敏彦是何许人?片山敏彦(1898-1961)不仅“对欧洲艺术的各个领域都颇有修养”,他本人就是个颇有成就的诗人、散文家、评论家、翻译家。他著有诗集《晨林》《黎明之恩》,散文集《紫水晶》《云之旅》《喷泉的回声》,艺术评论《雷诺阿》《莫奈》,译过歌德、里尔克、黑塞等德文文学名家的作品。他从1925年起和罗曼·罗兰通信,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罗兰档案里保存着他给大师的二十五封信的手稿。1926年庆贺罗兰六十岁生日的《友人之书》里,“东京作家和德语教授片山敏彦”和敬隐渔同在贺岁人之列。他曾任日本罗曼·罗兰之友会会长。他倾力翻译和介绍罗曼·罗兰,译有其《约翰-克利斯朵夫》《内心旅程》《爱与死的搏斗》《战时日记》等。罗兰这篇日记的开头列举的片山敏彦到巴黎后访问的人都是后来法国文坛有影响的左翼作家;他一生敬仰罗曼·罗兰,和罗兰的理想深度共鸣,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本人进步的思想倾向和政治态度。《片山敏彦著作集》十卷,由日本图书中心出版。

周尚文

  一  谈梁宗岱老师,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因为梁老师是个开心的人,总给大家带来开心。当年我们私底下谈梁老师,总是嘻嘻哈哈从他的趣闻谈起。我们在巴黎见过他的学生周庆陶、跟他早年相识的画家刘海粟,谈起他总是未讲先笑,说他天寒地冻只穿一件运动衣,一条短裤;喜欢跟人“抬杠”,不服输。所有认识他的人谈起他,都会提到这两个重要标志。  我在中山大学四年,半年在乡下劳动,三年半的学习时间,有两年是由梁老师负责我们的阅读课,那是法语的主要课程。他讲课喜欢不拘一格,一旦有人提问,他详细解释起来,往往离开课本,转到别的话题上。“我讲课是不用备课的。”他说。但严格起来则是另外一回事,对字眼的选择,对语意的理解,要求特别严格,要我们轮着讲出答案,如果他不满意,就从头来一遍,迫得很凶:“inimaginable怎么可以说是‘不可想象’呢,应是‘不可思议’!”又说:“faciner是‘使人着迷’,不是‘迷信’!”  那时,我们挨骂是平常事,什么“牵牛上树”,“水过鸭背”,“扶得东来西又倒”,都听惯了。如果有人找到适当的字眼,他会很开心,课间休息就特别高兴,师生间谈笑风生,那时候他的快活、直爽就出来了。伸出手臂跟人比粗壮,笑我们衣服穿得太多,说怕冷是感觉错误。这就是我们在大学时代所认识的梁老师,大体印象是跟别人不一样。至于他的作品,只知道他当时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论神思》,是他跟中文系一位教授的辩论文章。他以前写下的作品,我们没有机会读到。那时候他的著作不是禁书,但属于封资修,出版社不出他的书,学校也不向学生推荐,要看他的作品不容易,我们认识梁宗岱,就得走一条很长的路。  二  我第一次接触梁老师的作品是在香港,就是壁华编的《梁宗岱选集》。在我的阅读史上,有两回印象特别深刻,第一次是读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在香港第一次找到这本书;第二次就是看这个选集。记得开始的时候,我是歪在沙发上打开这本书的,看了一会,就端坐起来了。怎么?梁老师这些好东西怎么我们以前不知道?  但对他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是2003年和志侠一起编过他的文集以后。梁老师《水仙辞》的中译很出色,数十年来影响很大,1931年出版时,罗大冈正在读大学,他说:“我选择了法国语言文学作为学习专科,和梁译《水仙辞》的艺术魅力给我的启迪多少是有关系的”,他后来成为著名的法国文学专家。  在工作过程中,你会发现梁老师是一个天生浪漫的诗人,直觉与本能主导着他的诗句,也主导着他的诗论和诗译。他的诗论有着一首诗的和谐与凝练,用字华美,甚至太华美了,但读起来就像读文学作品,不感到枯燥乏味。作者把感觉说出来,不是讲道理,就像里尔克论罗丹的雕塑,也不讲理论,只讲他的感受。梁老师的例句总是把中外诗人的句子一起对照,也不常见。知识面的跨度极大,欧洲所有大诗人和他们的代表作,几乎都囊括到他的作品里。  当《梁宗岱文集》出版以后,2006年又出过单行本,以为梁老师这个课题可以结束。如果美中不足,他在欧洲的七年生活,几乎是个空白,也没办法了。我们在法国生活了几十年,要了解他,只能在已刊出的文字当中绕来绕去。可没想到奇迹会突然出现,奇迹就来自电子技术,来自图书馆书籍的电子化。过去图书馆里的新旧书籍、报刊汪洋一片,很多宝贵资料就迷失在那里,要找也不容易,有的就这样被永远埋没了。而十多年前开始的图书馆书籍的电子化,使我们能打捞过去,翻看任何时代的资料,让它们回到现代生活中来。因为有了这个可能性,志侠得到梁老师的某些线索以后,就在网络上进行了地毯式搜索,搜查了数以千计的中外网页。又根据网络的线索跑图书馆,向法国、瑞士、意大利、日本的有关纪念馆和档案室查询。法国图书馆有的珍本藏书和手稿不准拍照,他就带着电脑去抄回来。就这样,梁老师当年在索邦大学的生活,跟瓦莱里的关系,他们一起参加的沙龙活动,跟作家普雷沃、罗曼·罗兰的关系,跟当时游学欧洲的胡适、邵洵美、傅斯年、刘海粟、傅雷等文人的来往,先后发表的英文法文诗歌,外国评论家对他的评论文章等,都被搜索出来了。  使我们感到意外且特别珍贵的是,找到了梁老师给瓦莱里的14封信,罗曼·罗兰有关梁宗岱的4段日记,以及他在致《欧洲杂志》主编的信中,对青年梁宗岱的高度评价,他说:“这是我所认识的最出众、最有学问的中国人之一。”有一位和梁宗岱年纪差不多的青年作家Tardieu,在一篇文章里说,梁宗岱是“瓦莱里认为唯一能够及得上他自己的人。”要知道,瓦莱里是二十世纪法国的著名诗人,法兰西学院院士;罗曼·罗兰得过诺贝尔奖,两位大作家都是国际名人。而梁老师只有二十六七岁,在欧洲期间,只写过两篇重要的作品,一篇是瓦莱里评传,另一篇是跟徐志摩讨论诗歌,就是《论诗》,其余作品都是回国以后才写的。两位大师对他的高度评价,除了根据他少量的英文诗、法文诗,最重要的根据恐怕是在交往过程中,从他的言行举止表现出的内涵与学问所得出的结论。  我们找到的新资料,填补了他的欧洲生活的空白,与黄建华等所写的《梁宗岱传》的后半部分一起,串成了一个完整的梁宗岱故事。与此同时,也找到了打开梁宗岱秘密的锁匙。  三  梁老师是属于世界文化大游客当中的一个。这些人因为学习、职业需要,或带有目的性的旅游,在异国生活过,有机会接触到另一种文化,从中吸取养分,丰富了自己,都写过一些带有异国情调或异国因素的跨文化作品。比如洛蒂(P.Loti),到日本以后写了《菊子夫人》,后来由法国作曲家梅萨热(Messager)改编为《蝴蝶夫人》,是现在经常上演的歌剧。带着深厚的国学根底去到西方的梁宗岱,把东、西两种文化放到同等的位置上,进行跨文化的探讨。因此,说梁宗岱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先行者,这一定不会错。  梁老师回国后写的作品,可以看成是他游学欧洲的总结和回顾,或者是他的欧洲生活的继续。没有那段生活,就不会出现一个这么样的梁宗岱,不会产生这些作品。  谈到瓦莱里,梁老师有这样的文字:“梵乐希影响我底思想和艺术之深永是超出一切比较之外的”,又说他“使我对艺术的前途增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这两句话,只有当你知道他们之间的具体关系才能了解。比如他们在雷惠兰夫人的沙龙上的表现,师生俩在布罗纳森林散步,瓦莱里向他解释《水仙辞》等等。为什么《水仙辞》的翻译那么成功?他的文学触觉固然重要,得到瓦莱里的提示是难得的机缘,同样重要的是,当他翻译这首诗的时候,索邦大学正在掀起《水仙辞》热,同学之间每三句话,就有两句关系到瓦莱里,而梁老师正好置身于这场热浪当中。种种因素,成就了他翻译上的神来之笔。梁老师在培正开始写诗,正好是写诗的冲动年龄,并不等于他日后一定会成为诗人,成为诗人也不一定成为诗论家,因为有了瓦莱里这样的诗人和诗论家老师,他的文学大道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不大可能再有别的选择了。  他游学七年,除了法国,还跑了瑞士、德国、意大利,像打水漂儿,但留下的文化脚印倒是一大串,都是外国人的文字记载,都是正面评价,有趣的记载还有:“……最严寒的天气,只穿一件开领衬衫,一条长裤和一件单薄的短外套。”一个才二十六七岁的青年的博学,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手里老拿着一本书,外国人都看在眼里。除了瓦莱里和罗曼·罗兰对他另眼相看以外,还有同学为他写回忆文章,瑞士作家哈斯莱(Hasler)把他写进小说,康贝尔(Kamber)把他写进传记,法国作家普雷沃(Prévost)把一本杂志的中国文学专号献给他,以献辞《致梁宗岱》作为引言等,都说明了这位中国青年的分量。到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当中,找不到第二个。但很可惜,人家对他的评价,那些回忆文章,文学专号等,梁宗岱完全不知道,他已经回国了,那时候信息也不像现在这样发达。九十年以来,他这段生活没有任何人知道,因为从来没有人提及。直到我们写《青年梁宗岱》,里面有些资料,先后在《作家》、《书城》杂志上发表,他的七年欧洲生活才第一次被披露。所以,我们认识梁宗岱,就这样走了一条很长的路。  他回国后很快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再没有人对纯文学感兴趣。1949年以后的作品被雪藏,他的著作一直没有遇上好时节。直到最近十年,才重新被认识和评价,围绕他的作品做论文的人越来越多。  只要你打开梁老师的著作,首先会感受到他对文学的热忱、投入,做学问的真诚、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这是目前最需要的做学问的态度。瓦莱里为巴黎夏约宫博物馆的题辞最后一句是:“朋友,请莫不带着欲望走进来”。面对梁老师的学问世界,我们也必须带着欲望走进去。你看他的书,一定会有所收获,说不定还会改变你自己的一些什么。(题签:吴瑾)  ◎卢岚,作家,著有《青年梁宗岱》等。  原文链接:

叶廷芳:不服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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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罗兰的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呢?1936年8月25月,当听到广播中传来莫斯科审判后几小时立即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首领处决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对被审判者的谩骂和侮辱,使他感到“极端厌恶”和“心灰意冷”,并认为对斯大林的崇拜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在另一则日记中,他明确地写道:“我维护的不是斯大林,而是苏联。我谴责对个别人的盲目崇拜……”从这些日记里,可以看到罗兰的亲苏立场没有变,他仍把苏联看作反法西斯的“堡垒”和新世界的“希望”,而对斯大林则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

【南方都市报】認識梁宗岱

叶廷芳:搞《鲁迅与外国文学》那个课题是在没有出路中求出路。那两年我扎扎实实通读了一遍《鲁迅全集》,鲁迅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认识和对国民性的解剖,使我深受启发,并引起强烈共鸣,从此我也感觉到“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感觉到如鲁迅所指出的,中国需要一批“大呼猛进的精神界之战士”,需要将“五四”的启蒙精神继续下去。从此我放弃了加入任何政治党派的愿望,这是我开始自我觉醒的契机。

片山敏彦来访。一个月以前,他从东京到达巴黎。他周游一圈,访问了马蒂柰、阿尔科、杜阿梅尔、维尔德拉、让-理查·布洛克等人。现在,他来看我,法语已经有所锻炼。他说法语还比较困难。他对我们很友善。他长得讨喜,人又聪明。他非常朴实,毫不拘谨,言谈举止很得体。他对欧洲艺术的各个领域都颇有修养,十分了解。按照日本的礼貌习惯,他带来很多礼物,他的,他妻子的,和他的日本朋友们的。他让大家看他年轻妻子的照片,她容貌清秀。我们和他一起在维尔纳夫散步。他和克纳泰尔夫妇在我们家不期而遇。尽管交谈不甚热烈,但足以让人感受到他情感的真实和这阳刚而又温柔的人的精神美。他要在欧洲待一年半,我们还会再见到他。

访苏归来,人们对罗曼·罗兰的沉默表示不解。次年(1936年),另一位法国着名作家安德列·纪德应邀访苏,回国后立即发表《访苏归来》一书。书中记叙了他所见所闻的苏联建设成就和民众热情,也对苏联社会存在的丑陋现象作了公开的披露和批评。由一个“亲苏”的进步作家着书揭露苏联的阴暗面,立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苏联长期受西方国家的敌视,又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国家,对外界的公开批评特别敏感,《真理报》撰文指责该书是“恶毒的中伤”,一些亲苏作家也对纪德进行批评,引发了一场争论。笔者查阅了当年上海出版的一本中文杂志,上面有相关争论文章,其中有罗曼·罗兰《对纪德的忠告》一文,他也认为这是一本“恶劣的、平庸的、浅薄的书”,纪德则反唇相讥,称罗兰已是一只安歇的老迈的“鹰”。作家之间出现分歧和争论,原本是很普通的,只是牵涉到对苏联的态度,使争论带有较多的政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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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谈谈当前中德文化交流的现状。

资料中还有一张片山敏彦的照片,就是我后来从日文版维基百科“片山敏彦”词条中重新下载的这一张。我在日文互联网上查阅了有关他的资料,几乎清一色用的这一张,近乎他的身份照了。拿这张照片上的片山敏彦和与罗曼·罗兰合影的“敬隐渔”对比,二者形、神一模一样、一般无二;词条照片中的片山敏彦比“合影”中的他略显年轻,但相去不远,二照为同一人显而易见。“合影”中的“敬隐渔”实为日本人片山敏彦,毫无疑问。

当世人终于看到《莫斯科日记》的内容后,又一次不能不为这位伟大作家的良知和洞察力而感叹,也引发人们解读这一“历史之谜”的兴趣。

稿件来源:南方都市报2015-06-04第B15版 | 作者:卢岚 | 编辑: | 发布日期:2015-06-04 | 阅读次数:

读书报:您在“文革”后期不能正常进行外国文学的研究工作,在1975年您与冯至、戈宝权、陈水宜等专家一起,展开了对“鲁迅与外国文学”课题的研究,并于1977年发表了《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文,得到了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李何林先生的高度评价。时隔30之后,您如何评价当年的鲁迅研究工作?对于近年来在该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声誉极高的学者如钱理群和汪晖等人的学术成就,您是怎样看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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