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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上海总馆在1932年1月29日被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 历史教科书 中国文化史丛书 王云五

(2)通过一人多职,一职多能,降低管理人员的费用。王云五在复业周年讲话中说:“现在会计科的同人较前亦减少,但是今年结账的时间比以前提早约两个月,其办事效率亦可想见。试以我个人而论,似乎也兼任了‘一•二八’以前六、七个人的事。我的主要职务为总经理,但同时兼任了从前的编译所所长和印刷所所长,有时还兼半个出版科科长。近来编印教科书,我简直还兼任从前的国文部部长。又从前编译所的秘书和印刷所的书记,现在也可以说由我自兼。甚至有时还兼校对员或计算员的工作。”

王云五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和考虑后,坚定了他最初的想法,即唯有立即解雇全体职工才不会耗尽仅存的一点宝贵资本从而保证复业进程,因为一旦复业无望,所有职工最终还是不能避免被公司遣散的命运。于是,他在3月16日的董事会会议上再次提出了全体解雇的建议,一经讨论即被采纳,并以董事会的名义发布公告,将总馆停职职工全体解雇,让大家各谋生路。另外,除了之前已支借的半个月薪水和10元救助费外,每个职工再加发半月薪水,作为最后一次补助。

在重庆参政期间,王云五萌生了“摆脱商务”,用余生“另作一种尝试”,即投身政界的想法。在他看来,“一个人假使自信能替国家负一点责任,不必自命清高。”及至1946年,王云五毅然辞去商务印书馆的职务,出任宋子文内阁的经济部部长。

西北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现代出版家论着丛书”收录了十四位现代出版家的十九部着作,其中近一半1949年以后没有出版过,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新书,对今天的读者极有价值。

[21]汪荣宝:《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绪论》,商务印书馆1909年版。

(二)每日出版一种新书

组织架构

《苦斗与壮游:王云五评传》,金炳亮着,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我还想说的是,仅仅从一个读者的角度看,“中国现代出版家论着丛书”就是一套不易见到、值得一读的好书。“丛书”所选有学术书,有评论和鉴赏书,有回忆录,还有诗歌和小说。这些作品篇幅大小不一,长短随内容而定,概括地讲是干货很多,绝少注水。

在此情形中,国人编纂的几部看上去颇具“原创”性的历史教科书更有特色,事实上,今日最受关注的清末历史教科书,正是以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等为代表的。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撰写与出版,与商务印书馆及张元济本人有着密切关系。1903年,夏曾佑因丁母忧而失去收入来源,张元济约请夏曾佑编写历史教科书并预支稿酬,提供二十四史、《左传》《历朝纪事本末》《汉魏丛书》等资料,还与夏反复讨论书中的体例注释等问题。[28]夏曾佑《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在观点、分期、体例等方面受到日籍的影响,如周予同说:“夏氏一书,在形式或体裁方面,实受日本东洋史编著者的影响。”[29]这些方面已有较多研究成果,此不赘述。需要明确的是,夏书与那些以外籍史书为底本或抄录节译的历史教科书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在笔者看来,之前颇为人所诟病的夏曾佑《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完全是纂录二十四史,加以编制而成”[30]、“实多节录原文,只因不注明出处,便使一部分不读古书的学生误认为自铸伟词了”[31]等意见固有其道理,却也正说明夏曾佑更多地是在“独立”编撰这部《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在学术层面上,夏曾佑面临的问题诸如撰史宗旨、历史观点、历史分期、史书结构、体例文体等与梁启超当时面临的问题大体相同,他是主动地将中国传统史书和史料应用于新的历史叙事模式编撰历史教科书,而不是被动地以外籍史书为蓝本将其剪裁为中国历史教科书。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纂录二十四史”“材料不能融化”等现象,恐怕反而说明夏书并非如《历代史略》等大约同时期的同类教科书那样是转译、改编、续补日籍史书而成。夏书强调:“本编亦尊今文学者,惟其命意与国朝诸经师稍异,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不专在讲经也。”[32]尊经与进化观点相结合的撰史意图,更是当时的中国史家才具有的特点。夏书之内容实际已经不局限于“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级别,商务印书馆1933年编印大学教材,将夏书更名《中国古代史》,列入“大学丛书”重印,即表明了夏书的实际程度。后人评价此书是“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33],是“近代中国尝试用进化论指导总结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34],绝非溢美之词。20世纪30年代钱穆任教于北京大学时读到作为北大教材的这部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他回忆说:“读夏书第一册,书末详钞《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不加减一字,而篇幅几占全书三分之一以上。当时虽不明夏氏用意,然余此后读史籍,知诸表之重要,则始此。”“夏氏书皆仅标几要点,多钞录史籍原文。无考据方式,而实不背考据精神。亦为余所欣赏。”[35]可见“钞录史籍原文”反而被认作夏书的长处而为钱穆所褒扬。

(二)人事制度

由于商务印书馆的大多数上海职工居住于闸北,“一·二八”战事一开,很多人的住所毁于战火,导致他们颠沛流离。1月29日上午,日军轰炸机对商务印书馆总厂的投弹还没有结束,王云五就决定借给每名职工10元救济金,救济金可供至少两三天的食宿。由于租界内的所有银行在开战后都已闭门停业,为了让近四千名职工都能在当天下午领到这笔钱,商务印书馆的两位经理分别去平时有业务往来的银行申请特别提款,为了不声张,他们只得从银行的后门进去。

经过此番改革,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效率大幅提升,新书品种和整体金额到1933年,即双双超过了“一二八事变”前的水平。复业后,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方面推出《复兴中小学教科书》《大学丛书》等,学术着作方面编印《中华文化史丛书》《汉译世界名着》等,如金炳亮所说,“这一时期竟成为商务印书馆自成立至1949年前新书出版最为鼎盛的时期”。

在我看来,这套书首先是对中国现代出版家群体表达了真诚敬意。现代出版业从清末开始,经辛亥革命,再经“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四十年形成巨大规模,影响了中国思想、教育、文化、学术等诸多重要领域,可以不夸张地讲,中国20世纪文明进步,出版业厥功至伟,不可代替。张元济领导的商务印书馆,曾经做到了亚洲第一大出版机构,不由得激起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如果简单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思想开化,经济进步很快,出版社林立,印书局风行,但单独比较,还没有一个出版社可以和晚起的商务印书馆无论在出版规模还是社会影响上一较高下。这表明,不是条件好了,就意味着出版业自然而然地好了。出版家的使命感和眼光、视野更重要!1912年陆费逵先生创办中华书局,迅速以自身的出版特色赢得了整个社会的认可。陆费逵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关注中国的教育,中华版教材很好地满足了时代和社会的需求。邹韬奋先生及他领导的生活书店,最成功之处便是抓住了为读者服务这个要害。在我们今天强调为读者服务的时候,观察研究一下邹韬奋先生是怎么做的,肯定会得到无穷教益。

“中国文化史丛书”:专史的开拓

1932年8月20日,生产科出版部通告第一号:“《东方杂志》、《英语周刊》、《儿童世界》、《儿童画报》恢复定于本年十月内继续出版。”而其它杂志如《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少年杂志》等则因出版力量不足而暂缓复刊。

1月31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召开了战时第一次紧急会议,讨论总厂被毁后的善后办法,尤其是几千名职工的救助安置问题。当时公司尚欠债200余万,进货待付款项80余万,定书存款100余万,另外,还有职工在公司的存款90万左右,而账上可以动用的现金只能抵付债务的三分之一。在既无机器和厂房可用于生产,又只有极少量存书可售的窘况下,如果公司持续救济庞大的失业职工群体,账上的现金会在几个月内耗尽,到时候将对债权人无法交代,唯有破产倒闭这一条死路。王云五认为,在上海职工的去留问题上,最高管理层应做出壮士断腕的抉择,他提请董事会商议他的解决方案:“立即解雇全体职工,还清职工的存款并依法支付解雇金。”董事会考虑到此方案涉及多方利益,事关几千名职工的生计着落,决定于次日继续讨论并细化方案。

出身上海买办之家的王云五,虽然从小就无意继承父兄事业,但耳濡目染,还是培养了他在商业及管理方面的眼光。王云五上任后,大规模改组机构、引进新人,并瞄准各地学校兴建图书馆的商机,策划了一系列“小丛书”及“大学丛书”,是为《万有文库》之始。

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时候,静静地回望一下20世纪的中国,只要不闭目塞听,我们将会受到莫大的教益。我在翻阅这套丛书的时候,时不时地还想到现代出版家不同的命运际遇。陆费逵、邹韬奋二先生早逝,王云五先生远走台湾,其他大多活到六十岁到七十之间,其中张元济、叶圣陶、钱君匋、赵家璧、周振甫五先生高寿。唯独《天堂与五月》的作者邵洵美先生平生遭际最让人唏嘘。邵洵美祖籍浙江余姚,生于上海,出身官宦世家,是新月派诗人、出版家、散文家、翻译家。1923年赴欧洲留学。入英国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1927年回国,与盛佩玉结婚。盛佩玉是盛宣怀的孙女。1928年起22岁的邵洵美把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出版事业上,此后22年持续不断,直到1950年。邵洵美先后创办的出版机构有三个:金屋书店、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和第一出版社。邵洵美创办并出版杂志十种以上,月刊、半月刊、旬刊、周刊,都办遍了。接管了《狮吼》杂志,与友人合作出版过《新月》月刊、《诗刊》等。1934至1935年他同时出版的刊物有7种,每隔5天便至少会有两种期刊面世。邵洵美家的客厅——花厅,多少年都是上海滩着名的文化沙龙,不少有名的作家、诗人、艺术家都是花厅常年的座上客。对年轻的文坛新秀,邵洵美更是管吃管住,并管出版作品。邵洵美就是这样一个人,万贯家财散尽,以个人之力出版了众多的报刊和书籍。作为新月派有名的诗人,邵洵美出版过《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及《诗二十五首》等三本诗集。用他自己的原话讲,他对新诗“是一种信仰”。邵洵美自视甚高。谈起15年前自己的《天堂与五月》,他说“各种诗格的尝试,现在看来都是幼稚得可怜,人家一提起我便脸红”。能入他法眼的新诗人,也不过是徐志摩、孙大雨、卞之琳、戴望舒数人而已。邵洵美的言谈举止和作派,容易引起其他人的非议。鲁迅就曾着文骂他,说是“要想发财,最好给富家翁作女婿”。这对邵洵美后来的命运影响极大。其实客观地讲,鲁迅的看法是偏颇的。盛宣怀家族固然在近代史上不是一般地显赫,但邵家也是官宦世家,实力不凡。邵洵美千金散尽,主要是用于出版事业,而非纸醉金迷、花天酒地地自己去享受。邵洵美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贡献,恐怕不能一笔抹杀。邵洵美资助过好多人,而且声明不图回报。年轻的夏衍求学的时候没有钱,邵洵美给予巨额资助。在夏衍晚年的回忆录中,有明确记载。1950年后,邵洵美艰辛备尝,但他仍然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译有马克·吐温、雪莱、泰戈尔等人的大量作品,成为一代翻译家。邵洵美1968年去世,活到62岁。

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一辑时,在《东方杂志》做宣传说:“迄今尚无一部完备之文化史可资研究,则以史料虽富,而杂乱殊甚,且编纂文化史者多采综合方式,以如是浩瀚之史料,由一二人整理,其难益甚。”[51]之后,“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广告语表示,该丛书“分之为各科之专史,合之为文化之全史”[52]。第二辑出版之前,《东方杂志》发表短文介绍该丛书:“本馆爰采分科编制办法,而有中国文化史丛书之编印,就文化之范围,区为八十科目,分请专家,据现有之资料,为科学的整理。合之可以见我国文化之全貌,分之则为各科之专史。”[53]编者很敏锐地看到,以个人之力编纂综合式的文化史,“其难益甚”,“分科编制”符合“科学整理”的要求,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史研究方案。在另一期《东方杂志》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广告语中,更简明扼要地强调“编纂整部文化史以采用分科制为合理,盖以一专家就其所长,担任一专科史料之整理,其结果自较良好”[54]。可见,“采分科编制办法”,“分之则为各科之专史”的编纂意识,是丛书编者愈来愈明确的编纂思想,也是我们应该格外重视的。

(三)开发《大学丛书》、《复兴教科书》和《小学生文库》

员工安置

1930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去世,王云五在众望所归之下,回馆继任。他决定出国考察,向西方企业“取经”,学习兼顾社会、资方及工人三方利益的“科学管理法”。归国后,他开始在商务印书馆严格推行预算及薪酬、产品标准化等办法。

我还想举一个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和赵家璧先生的例子。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是广东商人、华侨投资的股份制企业,专营画报、画册和电影歌曲的出版,实力雄厚,设备先进。中国出版史上被称为第一本大型画报的《良友画报》,远销全球华侨社会,是该公司的主打产品。创办人兼总经理伍联德,曾在商务印书馆编儿童读物,可以说是出版内行,是比较开明、有正义感的新型出版家。赵家璧因为机缘在上大学期间半工半读为良友公司编过两年半《中国学生》月刊,该刊销路并不好,主编第二期就辞职了,第三期开始赵家璧就独立编辑。因影响不大,发行量不行,编到最后赵家璧也没什么劲了,就建议伍老板把《中国学生》停了,他自己另外筹划出新文学书。伍联德先生同意了,建议赵家璧稳扎稳打,从小做起。就这样,一个21岁、大学还没有毕业的年轻人在良友公司的支持下,开始了颇具传奇色彩的出版家生涯。“一角丛书”在1931年9月初开始出版。所谓“一角丛书”就是一毛钱一本,是一个很新颖的策划。这套丛书共出80种,当时的年轻作家、“左联”作家等投稿的很多,因出版及时,印制精良,售价便宜,赵家璧先生可谓是旗开得胜,一举成名。一年后伍联德邀赵家璧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给其出版部主任的名义,专管画报以外的编辑工作。赵家璧自己说:“我从此时起,在伍联德的放手信任下,也单枪匹马地去创个新天地了。”1932年初,创造社老将、“左联”重要成员郑伯奇也化名来到良友公司,他先为《良友画报》写国际述评,接着主编《电影画报》和《新小说》。在郑伯奇的开导和启发下,赵家璧思想更倾向进步,坚定了他为进步文艺多做工作的信念。经郑伯奇介绍,赵家璧结识了一大批新文学作家,加之他朝气蓬勃,思路活跃,一系列在新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书接二连三地出版了。郑伯奇介绍赵家璧刚见过鲁迅,赵就邀请鲁迅给他赐稿。鲁迅答应给他两部译稿。不久,“良友文学丛书”就以鲁迅的两本译作开了头,接着茅盾、巴金、老舍、郑振铎、叶圣陶、沈从文、张天翼等着名作家的书稿便源源不断地到了赵家璧手中。两年多时间,“良友文学丛书”就出版了原创文学作品近三十种。赵家璧更惊世的手笔是一手促成“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发行。赵家璧通过巴金介绍认识了郑振铎,又结识了阿英,到阿英家里又亲自查阅了他多年收集的新文学史料,经充分准备,启动了在今天看来梦幻般的一个出版工程。赵家璧和茅盾、郑振铎、阿英四个人反复商量,权衡再三,最后确定了十个编选人选,因郭沫若人在日本作为诗歌编选人可行性太小,最后易为朱自清。这部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理论和作品的选集,由赵家璧主编,分十大卷,由蔡元培作总序,编选人作导言,十个编选人依次为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阿英。如此豪华的编选人阵容,在出版史上堪称罕见。加上蔡元培先生,这11个响亮的名字,像11颗耀眼的星辰一样照亮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赵家璧还主持编辑并出版了“良友文库”——《中篇创作新集》《苏联童话丛书》《万有画库》等。“良友”版的图书除内容进步外,还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印制精良,装帧漂亮,文艺书几乎全是布面或纸面精装,纸张好,不少书外加封套封腰,他们印刷画报的先进设备在印纸质书上得到了近乎完美的表现,深得作者的欢心,也博得读者的喜爱。鲁迅曾戏称它为“良友式”。再有是赵家璧独出心裁,从“一角丛书”开始,每本书都有“良友”的出版标记:画面是一位头戴阔边草帽的农民,在春天广袤的田野里,左肩挂着种子袋,右手正在向条条田垄播撒种子。木刻画带点洋味儿,线条粗犷有力,寓意深远。“一角丛书”“良友文学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文库”等都用这个标记,让这一标记深深地印在了读者脑海里。更叫人吃惊的是赵家璧先生在“良友”总共也不过是干了五年多一点时间,从年龄上讲是在他29岁以前已经做出了前述让我们仰望的出版业绩,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现代出版家的地位。伍联德先生真可谓慧眼识人!“良友”比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无疑是小社,但小社也可以出大书;“良友”是一个非文史类的出版机构,而非专业的出版社甚至可以出版比专业出版社专业得多的出版物;“良友”是一个地方社,但地方社并不限制它出影响全国的书……这种突破自身的局限而取得的成功是不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一番呢?!

[17]徐维则:《增版东西学录》卷一《史志第一》,《近代译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一)组织规范

鉴于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的所有机构和工厂均已停业、停产,当务之急是保障其他收入来源和开发生产能力。为此,王云五一边维持全国各地分支馆的运营,一边筹划恢复营业的准备工作。上海总厂的库房全毁,导致后续供应断绝,只有上海发行所存有的少量书物和各分馆尚存的书物能够用来调剂。这些存货中占大头的是中小学教科书,经过春季开学的旺销期,已所剩无几。如果不能在学校秋季开学之前将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备齐,各分馆将无业可营。

王云五很长寿,在他九十多年的人生里,几次在教书、从政,及出版间转换职业,而出版无疑是其“主业”。本书不惜笔墨,用四章篇幅记叙了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岁月。

中国现代出版家中,不管他是留过洋,抑或是自学成才,都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都时刻关注中华民族命运。面对西学冲击,重建、重塑中国知识体系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既要整理出版优秀的中国经典,又要深入、详细、具体地传播新知,打通中西,打通古今,其内在矛盾、艰难不言而喻。以张元济先生为代表的这些出版界精英,以自己的世界眼光、人文情怀、文化智慧开创性的形成了中国现代出版体系,以传承经典,融合新知,昌明教育,开发民智,提倡科学,走向世界为主旨,为中国现代出版文化打下了开创性地基础。他们始终都敢于面对中国的真问题,终其一生都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用自己的出版物尝试解决这些真问题。百年后回望,其远见卓识令人敬佩有加。

1902年,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说:“一年以来,颇竭棉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③以梁启超之才华见识,希望以“近世史家”的眼光写出一部“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的新式中国通史却力不从心。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中讨论的新式中国史撰述中必须要解决的诸如时代分期问题、民族与种族问题、地理与疆域问题、纪年问题、正统与书法问题、书名问题等,在当时均悬而未决,换句话说,传统史学的叙事模式无法适应近代史学的撰述要求,这是造成他未能如期完成中国通史并就此提出“史界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前章太炎计划写的《中国通史》为“百卷之书,字数不过六七十万,或尚不及,尽力为之,一年必可告竣”④,实际也未能完成,只留下一篇《中国通史略例》,讨论了中国通史中的内容、观点和体例。这都说明,新旧史学的转换并非易事。

假如从商务印书馆在1934年的发展高度回望1932年年初的劫后危局,可能会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大劫难之后的商务印书馆并没有在废墟上进行大规模重建,也没有靠增资扩股或发行公司债来大量购置新设备和增加员工,而是通过“科学管理法”建立起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重组公司组织架构、实施成本会计、进行精益化生产、打造精干的团队、优化奖励机制、创新出版类别等方式浴火重生,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让商务印书馆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不断续写中国近代出版史的辉煌。

这些章程和规则的建立为正式恢复营业打好了组织架构的基础,王云五任总经理,兼任生产部部长和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至此,他已全面掌控了公司的行政管理权和人事任免权。早在1931年1月,王云五曾准备施行的“科学管理计划”由于遭到四个工会的联合抵制而流产。而此时已非彼时,他已万事俱备,可以放开手脚,在生产和运营等各个环节去贯彻他的“科学管理法”。

这时,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及其所属的东方图书馆,被日军全部焚毁。王云五一边尽力推动商务印书馆复业,另一边趁机重启科学管理法,包括强化总经理职权,设立“人事委员会”、回避制度,以及一批有关薪酬、编辑、生产的新规。

当我们赞叹先贤们令人尊敬的事功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应该追问一下他们是如何做出这些业绩的?与他们相比,我们今天在哪些方面值得反思?收在“丛书”中的民国出版家人人都学有专长,除了主持和从事出版业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专家办社”。出版家和专家两结合,相得益彰。张元济先生除了为商务印书馆掌舵外,本身精于版本学、目录学,擅长校雠,因而他主持出版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百年来备受学界推崇。章锡琛先生勤于着书,有《〈文史通义〉选注》等多部专着,散见于报刊上的着译文章约七百篇,加上早年在商务印书馆15年的历练,1926年创办开明书店,在中国出版史留下了辉煌一笔。开明书店出来的编辑徐调孚、钱君匋后来都成为了着名的出版家。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作品和青年读物,影响一代又一代文学爱好者和年轻人。今天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就是1953年开明书店和青年出版社联合组成的。简单地讲,这些杰出的出版家,以自己雄厚的学识作根基,从几个点上辐射开来,尤其是长期关注现实问题并试图通过出版物加以解决,这种文化勇气和担当,无疑让我们肃然起敬!

[71]何芳川:《迎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新纪元》,《世界历史》2000年第4期。

从1932年11月1日起,商务印书馆每天出一种新书(不含教科书)。复业之后,虽然先后在上海设立了印刷厂、制版厂和平版厂以增加生产,但这些厂房都是租赁来的,且设备颇为简陋,远不及从前。王云五回忆说:“去年复业后,因历年出版的书籍八千余种悉数被毁,母版保存的也不及十分之一,如按一般营业的规则,自宜以全副生产力从事于被毁各书的重版。但是我以为出版家的职责当不断的以新著作贡献与读书界。”

这样的紧急关头,亟待最高管理层带领企业迅速走出危局。正式履职总经理还不满两年的王云五责无旁贷,在轰炸后当晚经过彻夜思考,坚定了不屈的信念:“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他又一念,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构尚且如此,更足为民族之耻。”

事实上,王云五起初的顾虑是,“个人牺牲事小,而于国无补,转致一般人误认我要负了误国的责任”,担心不仅不能挽救国家财政,还要赔上自己的清誉。不过王云五最终同意出山,理由有两个,“大抵是由于人情难却者半,由于生平不自量与不畏难的特性,特想借此解决国家的困难者,也居少半。”所谓“人情”,是蒋中正、翁文灏的几次相请;至于对解决国难的自信,则来自他几次复兴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以为凭借过去的经验,能让国家财政恢复正常。应该看到,王云五出任财长虽然有人情的裹挟,但他自己的报国意愿,也是决定性的因素。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着丛书”无疑对今天的出版界和广大读者都大有裨益。编选者的眼光,出版者的气魄,不用多说,是应当受到肯定的。如果“丛书”还要再版,或者是出第二缉,我觉得应该注意一下世界书局、东亚书局、正中书局、北新书局、新生命书局、黎明书局、新月书店、大东书局等当年有影响的其他出版机构。现代出版家也应关注郑振铎、夏丏尊、李小峰等先生,他们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这仅仅是我一点不成熟的想法,未必合适。

[38]傅云森:《新学制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四)预约售书

由于劳资双方在解雇赔偿问题上僵持不下,当时的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多次参与调解。最终,1932年5月8日提出的解决方案被董事会接受,次日即登报公布。该方案决定在原有补偿的基础上,再发给每名职工半月薪水和部分退俸金,全数发还特别储蓄金和200元以下的活期储蓄。并承诺在恢复营业之后,尽量优先录用老职工。这个方案得到了超过半数被解雇职工的认同,截至当月28日,已有1971位职工领取了解雇金。但仍有部分职工以“职工被难善后委员会”的名义聘请律师在报纸上发表对抗声明,企图阻止其他职工领取解雇金,并准备起诉公司。后经上海商界领袖王晓籁、虞洽卿、林康侯等居间调解,劳资双方终于在6月17日签约和解。商务印书馆虽然为补偿被解雇职工共用掉150多万现款,又支出将近20万偿还其他债务。但幸亏王云五在前一年(1931年)对财务进行了科学管理,所以到“一·二八”事变爆发时,账上可用现款有200多万元,加上截至六月底催收来的21万元账款,以及各分馆的来款130万元,确保了恢复营业所需的资金量。

商务印书馆的劫难并未就此结束。仅仅过了几年,抗战爆发,上海沦陷。所幸王云五吸取之前教训,已及时转移资产,改在香港主持馆务。1941年,香港又被日军占领,商务印书馆总部不得不迁往重庆,直至抗战胜利,才回归上海。王云五凭着自己的“苦斗”精神及经营策略,让商务印书馆在1942—1945年这段最艰难时期,也保持了每天平均0.39种的出版速度,成为“后方私人企业中财政状况最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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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931-1934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出版物种数对比图(数据主要取自周其厚著《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

经过近半年的苦斗,在王云五的带领以及张元济、高梦旦等退休元老的鼎力支持下,商务印书馆完成了抢运幸存物资、救济和暂时解雇全体职工、整合分馆分厂资源、在异地恢复大规模生产、小规模重建上海工厂、偿还内外债务等多项紧要任务,为总馆在当年秋季复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在战时四次复兴商务印书馆外,王云五入台后,还利用过往经验,一手振兴台湾商务印书馆,让其收入“五年间增加了七八十倍之巨”。“云五大楼”至今还矗立在台北。

至于说到慧眼识人,大胆启用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简直可以说是传奇。当王云五经过胡适先生的介绍来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忐忑不安的,因为他对现代出版业一无所知。当时的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先生同意接收王云五来工作,马上就把编译所工作的重担压在了王云五的肩上。王云五有当报纸主编和十年在大学教英语的经历,所以到编译所主持工作如鱼得水,业绩突出。张元济先生更超常规启用王云五,王云五编辑所所长当了一年多又被任命为商务印书馆附设的东方图书馆馆长,“掌管那时候全国最丰富最名贵的藏书”。更出人意料的是张元济先生三年后干脆任命王云五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先生也深孚众望,十年间让商务印书馆雄风大振。王云五当编译所所长后马上就制定出了既长远又切实可行的编译规划,后来影响中国百年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由此发端。当图书馆长,王云五又搞出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方案”,并在东方图书馆用此方法完成编目;发明了“四角号码查字法”,后来出版了《王云五大字典》《王云五小字典》。成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后,王云五又大刀阔斧,锐意革新,做出了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空前的业绩。《万有文库》第一版印五千部,因内容丰富,收书富于特色,当时全赖此部书成立的图书馆就有一千多个。“大学丛书”更是空前的大手笔。王云五鉴于中国的大学没有自己的教科书,教科书多用外国的,为了促进我国的学术独立,计划出四百种原创教科书,至抗日战争爆发,实际已出版三百种以上,“多为精深之作”,受到当时中国大学师生的高度肯定。“每日一新书”在当时的中国绝无仅有,在“抗战”前的几年,商务印书馆已经真正地实现了。王云五先生还明确地提出“多印行有用的书……还编印一部分明知不免亏本,却是有益于文化的书”。在今天我们听听王云五的话,恐怕大有好处的。

历史学作为一门近代独立学科,需要明确其学科理论和学科功能,阐述研究目的、研究内容,需要论证研究方法和学科规范,还需要研究本学科的学科史。这些近代历史学的学科自身建设方面的工作,既包括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也包括用中国的学术话语系统结合新旧中西史学的实际去分析、梳理和阐述。回顾近代出版机构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的重视程度和出版情况,我们不得不说,商务印书馆的表现最为突出。

1933年7月15日,第一集共500册的《小学生文库》开始“发售预约”。《小学生文库》是仿照《万有文库》创编的丛书,面向当时全国的七、八万所小学,因为其中只有极少数拥有自己的图书馆,所以一旦大多数小学开始创建图书馆,门类齐全的《小学生文库》就可供给整个图书馆的用书,其潜在的需求量之大甚至超过了《万有文库》。

恢复生产

改革与复兴商务印书馆

[49]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写在重印本的前面》,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页。

扩大发行量

事实上,在当时商务印书馆所处的极端情况下,董事会做出任何重大的决定都会影响到一千多名股东、3700多名职工和很多债权人的切身利益。既想照顾到各方诉求,又要实现快速复兴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总经理就难免要充当恶人。王云五以总馆恢复营业为第一要务,为甩掉沉重的包袱,不惜得罪全体职工,以“菩萨心肠”作“魔鬼姿态”,一方面无法得到被解雇职工的谅解,另一方面,某些不明真相的股东质疑他用公司的巨款来接济失业的职工,没有顾及股东的利益。难怪胡适在那段时期给王云五的信里说:“南中人来,言先生须发皆白,而仍不见谅于人!”。

在当代中国,很多人都知道商务印书馆,却很少有人记得王云五。当年因被列为“战犯”,他的名字长期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上世纪80年代,有关王云五的研究在大陆重新起步,郭太风《王云五评传》、王建辉《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等相继问世。

[5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5页。

(四)财务管理

为了能赶在中小学校秋季开学之前完成大批量计划用书的印刷,商务印书馆通知香港和北平两个分厂,一律停止承接外来印刷订单,全力承印商务版的中小学教科书和重要参考书。但在当时,这两个分厂所有机器加起来也不超过上海总厂原有机器的十分之一。由于存货已基本售罄,仅仅恢复到原来上海总厂的生产能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原有基础上再增加产能,这样才能保证在秋季开学时不至于断货。王云五依据他的科学管理法原则,在只增加了少量机器的情况下,按照需求的轻重缓急制定严密精准的生产计划,将人力、物力发挥到极致,使得香港和北平两分厂的生产力提高数倍。为确保生产目标的达成,3月中旬,王云五专门从上海派出两名重要职员带着计划书分别到香港和北平分厂驻厂督导印刷工作。

至于王云五的从政经历,本书给予的评价则较低——“对于政治,他从未‘入流’,他只是国民党政权的一个点缀”“以‘无党无派’之身,为蒋氏父子的国民党专制背书”。

被国人译介最多的“东洋史”是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其书合东洋诸国为一历史团体,于亚细亚东方民族之盛衰,邦国之兴亡,言之甚详。而南方亚细亚、中央亚细亚与有关系者,亦略述之,洵为世界史教科善本”[17]。此书是许多学者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底本[18],1904年商务版陈庆年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即改编自《东洋史要》。编者在该书后序部分写到:“其为世界史之例耳,而于国史所应详者尚多疏略……念是邦学子于桑原之书,诵习已久。其书于全亚国际之关系最所注意,我邦经庚子之乱,甫阅数年,牖之以识世界。于义亦急,遂不复自为,略依桑原篇题补集事实,以为此编。”[19]说明了之所以采用《东洋史要》作为《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底本的原因:其一,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为国内学堂使用时日已久,教科书不宜频繁更换;其二,桑原之书相较于同时期其他东籍历史教科书,更能满足国人的“识世界”的需求;其三,清末新学制实施之始,急需各科教科书,《东洋史要》为应时之需,是国人不得已的选择。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删掉了桑原《东洋史要》中“东洋史之宗旨界说”“地势”“人种”和“区分时代”等章,按照原书分期法将太古至明亡时期的历史分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三个时期来讲述。桑原书从太古时代一直写到“近世期:欧人东渐时代”,但是陈庆年书只写到明亡。商务印书馆在陈庆年书末广告上称:“是书仅至明止,课毕之后可接授汪著之《本朝史》。”[20]

近代知名画家王济远的“劫后残照”——刊登于《东方杂志》复刊号的正文首页

1932年7月12日,新董事会会议决定总馆定于8月1日恢复营业,并选举王云五为总经理。王云五随即着手对公司的组织结构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具体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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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4年版,书末广告。

由于《大学丛书》委员会云集了国内权威专家学者坐镇,不仅保证了丛书有学科的丰富性、学术的严谨性和内容的时效性,还可以借助时任各大学校长的委员们(不少于30位)在其校内推广《大学丛书》,以促进学术的普及。大学丛书委员会规划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逐步出版多达几百种的学术专著,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学术出版领域不可撼动的地位,以及长期而稳定的营业收入。

复业前夕,为确保新组建的总管理处在复业伊始就能正常投入运转,避免在人员的安排和调度上出现真空期,公司分别于7月22日和7月28日公布了《人事委员会暂行规则》和《总管理处职员暂行待遇规则》,并起草制订了《总管理处职员服务暂行条例》、《上海工厂职工暂行待遇规则》和《上海工厂职工服务暂行规则》,待复业当日公布。

在财政部任上,王云五按照既定构想,依靠美援,推行“币制改革”,但“新币”金圆券很快破产。其中原因复杂,王云五自己亦有解释,作者在书中坚称的“根本原因”,则是“国民党已近瓦解,大厦将倾,树倒猢狲散,哪里还有人负责去切实执行那些即使在平时也难以严格执行的措施”,结果只是让“官员、财阀、资本家”趁机从中大发横财。

事实上,正如何炳松所说:“吾国自前清末季废止科举改设学校以来……迄今已达二十余年,西洋通史之著作虽已有相当之成就;而本国通史之纂辑,则求其能合现代所谓新史学眼光者反寥若晨星焉……然而吾人迄今尚无一部差强人意之中国通史焉。”⑤大约在20世纪前20年,“近代式”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著述尚不多见,真正写成贯通性的中国通史著作的可能只有陈黻宸的《中国通史》,只是此书与他在1902年发表的《独史》中所计划的撰述中国史的内容设计相去甚远,全书在历史观点和编纂形式方面均少有“新意”。不过,这20年间,用新的观点、方法和体例形式撰写中国史的尝试并非处于空白状态,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历史学者们以编纂历史教科书的形式不断探索着中国历史书写的叙事模式,这期间大量出现的历史教科书十分有效地将近代史学理念实践于中国史的书写中,起到了新旧史学转型的桥梁作用。清末民初,出版历史教科书的官私机构有数家,其中执教科书出版之牛耳的商务印书馆,表现得最为突出。

以讨论时政和增进国民知识为办刊宗旨的《东方杂志》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享有极高声望。复业之初即率先复刊这本杂志,一方面是因为其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另一方面,由于《东方杂志》的读者群与商务版图书的读者群高度重合,所以转化率也很高。复刊《东方杂志》可以加强读者的黏性,带动图书销售,因为每一期杂志上都会刊登新书或重版书的广告。

紧接着在7月22日又公布了《总管理处处理重要事物暂行规则》,其中“关于职工之进用”的四条规则明确规定,副科长以上人员、编译人员、各分厂的正、副厂长以及各分支馆的正、副经理的聘用须由总经理订立聘约;其他职工的录用须经总经理核准后以人事科的名义订立契约。

早在从事出版业前,王云五就在临时大总统府,给孙中山当过秘书,后来又短暂供职于“教育部”。1938年,他以“社会贤达”的身份,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作者称“无党无派的王云五”在参政会内“为国民党充当马前卒”。吴相湘《民国百人传》则说,“……重要讨论中王必发言,其主张更受重视而通过,这自然由于王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其立场不偏不倚的缘故。”相比之下,或许后者更切合王云五当时的真实作用。

民国时期,对中国史学影响最大的西方史学理论方面的译著,是何炳松翻译的鲁滨逊《新史学》、李思纯翻译的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史学原论》以及陈韬翻译的伯伦汉《史学方法论》,这三本书都是商务出版的。中国学者的同类著述,大约也是受到这三本书的影响最大,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等。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启超的许多史学思想来自于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而论述内容则来自中国古代史学资源,包括研究历史与编纂史书的范围和目的,史料的采集、考辨和使用,史书的编次,对旧史书的改造,史家的修养等,书中所举的例子“精巧亲切而富于启发性,西方史法书中实罕其匹”,“虽未达西洋史学方法,然实为中国此学之奠基石”[64]。作为商务印书馆“百科小丛书”之一的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一部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理论开辟性的著作。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该书却依然使人感觉到它的理性力量和激情涌动,它所展现的理论魅力和启示意义仍然产生着影响。

由于原先的编译所被新设立的编审委员会取代,无需再维持一个300多人的编译团队来自编书稿,而是使用外来投稿或约稿,审稿成了编审员和编译员的主要工作。外来稿件的撰稿人通常是来自各个学科和行业的专家学者,所以这些书稿的内容不仅更丰富,而且更有深度。新组建的编审委员会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出书的速度、数量和质量决不亚于原来有300多人的编译所。这为商务印书馆出版大量新书尤其是系列丛书奠定了基础。

就在全员解雇风波闹得沸沸扬扬之际,还发生了一段“插曲”。4月8日,王云五的81岁老父因脑出血而猝亡,许多亲友劝他趁此机会留在家里服丧守孝个把月以暂避风头,但王云五不愿借办丧事之机临阵脱逃。其父去世两天后未公开发丧即被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4月11日,王云五重返公司上班并在《申报》和《新闻报》刊登启事:“今先父虽已长逝,遗教犹存,不敢稍违。况值兹国家多难,尤不宜耗物力。故葬前不敢告丧,葬后亦不开吊。所有赙赠概不敢领。云五并秉承先父克勤尚实之旨,于安葬之次日忍痛任事。凡我戚友幸矜谅焉。王云五泣启。”此文一出,来自被解雇职工的指责声音有所缓和,一部分反对者开始意识到,王云五的所作所为或许不是为了一己私利。

在政界的几番努力

由此可见,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编纂出版,是在经过了充分思考和严谨论证的基础上实施的。王云五通过对国外同类丛书著述的量化和定性分析,证明了策划出版“分科文化史”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除去出版行为所必须要算的经济账,难得的是,该文更是一篇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证开展专史研究必要性的学术论文,其专业性和前沿性,即使今天看来也都不显得陈旧,而“分之为各科之专史”的核心编纂思想和“中国文化史丛书”本身,都是中国近代史学中专史研究的开拓之举。柳诒徵曾对王云五主张的分科式的专史研究方法提出不同意见:“王君云五复鸠各作家分辑专史,所辑亦未赅备,且分帙猥多……又凡陈一事,率与他事有连,专治一目者,必旁及相关之政俗,苟尽芟重复,又无以明其联系之因果,此纵断之病也。”[62]柳与王的分歧,从其不同的学术理念而言,各有合理之处,然而正是“中国文化史丛书”的40余本史书,适应了现代学术分类的要求,系统地开拓出中国近现代史学的专史研究领域。之后的事实也已经证明,那种无所不包的文化史撰述以及文化史热潮几经兴衰,而专史研究则平稳发展至今。总之,商务印书馆的这套“中国文化史丛书”,除本身内容丰富之外,其学术意义更深刻之处在于开拓了中国近代史学的诸门类的专门史研究领域。

1932年8月1日公布的《上海工厂职工服务暂行规则》对职工的奖惩条例做了非常详尽的界定,有13种情形下给予奖励;5种情形下发出“警戒”;8种情形下记过;10种情形下记大过;24种情形下可随时解雇。另外,为使录用机会均等,并避免不称职者互相包庇,王云五还为员工录用定下了回避原则:“父子兄弟已有一人进用的,其他概不进用。”

1932年1月28日夜11时后,日本海军陆战队进犯闸北,我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次日上午十时许,日军飞机对非军事目标——商务印书馆总厂实施定点轰炸,多次投掷大型燃烧弹,导致位于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所、仓库、尚公小学等皆中弹起火,全部焚毁。三十五年的辉煌基业顷刻化为灰烬。万幸的是,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厂几乎没有员工在战火中伤亡;全国各地的分支馆以及北平、香港的分厂仍在运营;位于上海天通庵路的第五印刷厂内的很多物资未遭殃及,商务员工冒着枪林弹雨把幸存物资抢运出来。

王云五将“科学管理法”应用在经济部,致力于提高部门工作效率,并“辅导”全国工商企业建设。在其后的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副院长、预算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任上,王云五亦是推行“科学管理”,但成绩有限。王云五后来无奈地写道,“除了许多普普通通枝节的事件,我的努力还能发生效用外,所有根本计划,纵然多半获得张院长的赞同,却没有能够实行”。他当时已发现,非但行政院不能自主,“就是国府主席蒋先生,在一般人认为什么都可以做主的,却也不如传说之能绝对做主。”

本文刊发于《江海学刊》2018年第1期;

当王云五宣布每日出版一种新书并同时复刊《东方杂志》等四种杂志的计划时,被很多同事认为不自量力。但他认为“日出新书一种不过是最低限度的一项贡献”。他主张复业后的商务印书馆应该从依赖于出版教科书向更全面的出版门类过渡:“‘一•二八’以后,我特别注重一般用书,包括专门著译的编印,结果教科书营业虽然没有减少,而一般用书的营业数量,却由前此远逊于教科书者,进而超过教科书的地位。”

然而商务印书馆的辉煌在1932年年初总馆被炸毁后告一段落,在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商务经历了无比艰辛的复兴历程。商务的复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历时约半年,是从上海总馆在1932年1月29日被日军轰炸,到7月底的善后处理和筹备复业;第二阶段是1932年8月1日恢复营业后一年间的复兴发展。下文拟对商务的复兴历程做详细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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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创建的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中国的新式文化产业,通过编印各科教材、出版学术著作和普及读物、刊刻翻印传统典籍、翻译国外著述、创办各类杂志等出版形式,在普及新知识、传播新思想、创建新文化、推动近代学术研究等诸多方面,对近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和思想教育等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商务印书馆关于历史学方面的出版物对中国近代史学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①。然而,商务出版的众多历史类出版物究竟对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具体起到了什么作用、产生了什么影响?长期以来,无论是史学界还是出版界,尚缺乏较为充分的专门研究,这对于近代中国史学史、中国学术文化史、中国出版史以及商务印书馆馆史而言,都是一个很大的空白和缺憾②。本文据商务印书馆从建馆至1949年间出版的历史类书籍对其间中国史学的影响作初步梳理与探讨。需要说明的是,商务印书馆在近代时期出版的历史类书籍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不可能面面俱到,仅就以下几个方面略作陈述,就教于方家。

至1933年底,虽然机器数量只有原来的五、六成,工人人数减半,但商务印书馆的印刷能力达到了“一•二八”事变之前的两倍半。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也带来了职工的薪酬、奖金和福利待遇(人寿保险和医疗补助等)的实质性改善。据王云五在1933年12月的文章中举例说明:“印刷工人的平均收入,按照本年七月份和十一月份的平均统计,较‘一•二八’以前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二。”以下几张图表展示了商务印书馆在1932年8月1日复业后所创造的不俗业绩。

7月20日公布《总管理处暂行章程》:设立总管理处,由总经理主持总管理处的一切事务,总管理处下设生产、营业、供应、主计和审核等五部门。其中生产部的权力最大,负责掌管编译、印刷,统辖编审委员会、出版科及各工厂。商务印书馆长久以来形成的“三所一处”格局(即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总务处)从此消亡。

本书作者从事出版工作三十多年,对于王云五和商务印书馆的成功,有着比单纯的研究者更深的体悟。他总结了王云五的三点经验:首先,坚持“以廉价图书大量供应市场”,将公益性和商业性相结合;其次,处处为读者着想,让出版由精英转向大众;第三,拒绝跟风出版,努力引领风潮。有此三点,商务印书馆的营业额实现急剧增长。

②关于商务印书馆历史类出版物与中国近代史学的关系,近年来陆续出现了一些具体的研究成果,如:杨勇的硕士学位论文《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徐丹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出版、演变与启示》,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等。另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建馆八十周年纪念(1897~197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等文集中,也有若干回忆和研究文章。

企业内部管理

在总厂被炸毁后仅半个月,王云五就在紧急处理各种善后的同时,开始准备秋季用书计划。由于总务处和总厂的所有账册和报表均遭焚毁,已无历史记录可供参考。如果凭空制订用书计划,将会与实际需求有很大出入,不仅无法形成预期的销售收入,还会白白地浪费有限的生产资源。此时,王云五平时记在小本子上的产销数据成了无价之宝,尽管这些记录并不完整,但足以用来推算秋季开学各种教科书的大致用量。从二月中旬开始筹划,到三月上旬完成秋季供书计划,前前后后只用了20天时间。

其实,换一个角度看,因兑换金圆券而利益受损的人那么多,官员、商人同样成为“币改”的受害者(例如郭太风版的《王云五评传》中即举了银行家李馥荪、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的例子),正好说明,王云五的币改政策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执行的。至于这一政策为何失败的原因,恐怕还有待于经济史家的进一步研究。

实事求是地说,那些在近代学术史上最为流行也最有影响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著述,绝大多数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63]、李守常《史学要论》、何炳松《通史新义》和《历史研究法》、卢绍稷《史学概要》、卫聚贤《历史统计学》、李则纲《史学通论》、姚永朴《史学研究法》、杨鸿烈《史学通论》和《历史研究法》、常乃惪《历史哲学论丛》等,这些著述或单独出版,或分别列入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历史丛书”“百科小丛书”“史地小丛书”“国学小丛书”之中。

复业一年来出版新书的统计表(小学教科书和万有文库的单行本均未列入)

2月4日,商务印书馆将董事会会议通过的善后方案登报公告,并承诺延后结算职工曾向公司的借款和欠款。为避免大量职工滞留上海等待公司救济,该公告恳请凡可以回到原籍地的职工尽早返乡。至此,对失业职工的临时救助暂告一段落。而纷繁复杂的善后事宜只留60多人分工办理,涉及到人事、账款、分馆、稿版、契约、股务、计划等22个部分,所有留用的工作人员都不发薪水,仅给少量津贴,星期日也不休息。

晚年王云五

1921年7月24日胡适与王云五交谈,“劝他提出一个中心问题来做专门的研究,自然会有一个系统出来。有一个研究问题做中心,则一切学问,一切材料都有所附丽”[59]。这一年胡适推荐王云五入职商务印书馆,次年,后者出任商务编译所所长。对于“整理国故”运动,王云五在1926年撰文认为:“三十年来之文化,大部分为西方文化之吸收,小部分为旧有文化之评价,国故之整理,乃随新文化运动而发生,无足异也。”[60]因胡适建议应做系统的历史研究、关注新文化运动中的“整理国故”及文化问题,这都应该是促成王云五日后策划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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