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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父亲回顾自己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京师大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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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2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在清末1898年至1911年间的曾用名。学校创办于1898年7月3日,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最初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教育部职能,统管全国教育。 京师大学堂创立于19世纪末民族危机严重之时,故其诞生伊始,即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光绪二十九年为反对俄罗斯帝国长期侵占中国东北,京师大学堂师生积极参加了全国各界的拒俄运动,四月初四,速成科、仕学馆、师范馆的师生200余人举行集会,声讨俄罗斯帝国的侵略。京师大学堂的师生几十人愤怒发表演说,要求清政府拒绝俄罗斯帝国无理要求,会后由73人署名草拟了《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上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要求清政府拒约抗俄,推动了全国拒俄运动的发展,并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树立了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 1862年,清政府在总理衙门设立了京师同文馆。同文馆的设立是我国创办新式学校的开端,此后,清政府又决定设立算学馆,学习天文算学。同文馆的设立是我国创办新式学校的开端。京师同文馆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高等学校。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组织“强学会”,购置图书,收藏报刊,供群众阅览,并经常开会讲演,讨论学术,批评时政,宣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近代科学知识,鼓励人们学习西方,以学以致用的原则来培养人才,最终达到民族自强的目的。 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芬在给清政府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1898年初,随着变法维新运动日益发展,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再次提出:“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各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 1898年6月11日,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推动下,清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而建立京师大学堂是其重要举措。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于是由梁启超起草了一份《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这个章程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个章程,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最早的学制纲要。 《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提出的“兼容并包”、“中西并用”,重视师范教育,基础学科与专门学科相结合,课程设置要“严密切实”,破格选拔人才等,体现了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设计了良好的开端。 1898年7月3日,光绪帝正式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由孙家鼐主持在北京创立,最初校址在北京市景山东街红楼等处。许景澄任中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西学总教习。 1898年7月3日,清光绪帝正式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在孙家鼐的主持下在北京创立,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西学总教习。由清朝光绪皇帝批准梁启超草拟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被认为是我国首个高校章程。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该《章程》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认为“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强调大学堂的核心是培养人才,把“乃欲培植非常之才,以备他日特达之用”奉为创办大学堂的目的。 1898年9月21日爆发戊戌政变,百日维新失败,而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未被慈禧废止,但京师大学堂处境却变得举步维艰。1898年至1900年的京师大学堂。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京师大学堂遭到破坏,校舍被占,图书设备被毁,大学堂难以维持,于8月3日被下令停办,1901年它并入了京师大学堂,是京师大学堂最早的组成部分。 1902年12月17日学堂恢复,藏书楼也于同年重设,派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吴汝纶和辜鸿铭任正副总教习,严复和林纾分任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和副总办,各个方面开始步入正轨。先设速成、预备两科。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两馆,预备科分政科及艺科,创办于1862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也并入大学堂。 1903年增设进士馆、 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毕业生分别授给贡生、举人、进士头衔。同年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另设总监督,专管京师大学堂事宜,派张亨嘉为第一任总监督,京师大学堂遂成为单纯的高等学校。 1903年底,京师大学堂选送39名学业优秀者赴日本、欧美留学,其中师范馆学生31名。这是京师大学堂首次派出留学生。 1904年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 1908年5月,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改名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独立设校。 1910年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共开办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共七科,设十三学门,分别是诗经、周礼、春秋左传;政治、法律;地质、化学,一个近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初具规模。 1912年5月4日,当时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也是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备受中国知识分子景仰的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出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1948年,胡适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中说:“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的‘太学’的正式继承者”。除胡适之外,冯友兰、任继愈、周培源、季羡林、萧超然等学者教授也曾经表示同意北大“太学渊源”之说,甚至有人提出北大的校史应当提前一、两千年。而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则曾在《北大校史:怎样溯源?》中反对北大“太学渊源”之说,认为京师大学堂并非由国子监改组而成,不是直接承继自国子监。另一方面,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当初就是为了废除封建科举而由光绪帝批准设立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京师大学堂不能说是太学的传承者。

京师大学堂简介:京师大学堂和京师同文馆的区别是什么?京师大学堂的意义是什么?本文这就为你介绍: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清末曾举进士,入翰林院,后从事革命活动,参加光复会、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1917—1923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后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40年病逝于香港。本文作者蔡睟盎为其女。

任北京大学教授时的伦明(摄于1935年)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在1912年5月之前使用的旧名。作为戊戌变法的“新政”之一,学校创办于1898年7月3日,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开端。

一、 父亲回顾自己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藏书家伦明是庚子、辛丑并科举人,同时又是新式教育的第一批亲历者,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他考取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受业四载有余,此后又执掌北大教坛十余年,与北京大学有着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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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蔡元培先生从1917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23年因反对军阀政府蹂躏人权愤而辞职离校。至1927年方才取消校长名义。1929年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但未到校。1930年获准辞职。

1902年8月15日(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清廷公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明确规定兴办师范馆,以造就各处中学堂教员。学生来源,除京师招考外,还可通过各省督抚学政就近调考咨送。当年10月14日(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三日)京师大学堂正式举行招生考试,二十六岁的伦明以举人身份赴京赶考,名列第一。与伦明同入京师大学堂的还有弟弟伦叙、伦绰、从弟伦鉴。在师范馆五百学员中,伦氏一门四杰,堪称佳话。

京师大学堂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最初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教育部职能,统管全国教育。《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提到其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父亲在北大时,我尚未出生。当时在北京的大哥、大姊、二哥又早已先后逝世。写此文时,我主要根据父亲本人的回忆,并参考了他同时代人的文章。

1904年,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伦明于本年升读优级师范科,为分科第二类学生,所习课程以舆地、历史为主,包括: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国文学、教育学、心理学、地理、历史、法制、理财、英语、生物学、体操等十二科。师范生求学期间,所需膏火、饭食免费,有些省份的学生还能领取津贴。伦明自1904年1月8日起获得广东善后总局的津贴,每月20两白银,翌年5月起增至25两白银。因师范馆学生年龄较大,又多获科举功名,国学根底较深,京师大学堂在教学法上特别注重讨论的方式,形成了师生“互相讨论、坐而论道”之风。学堂诸师如陈黼宸、江瀚、服部宇之吉对伦明后来的治学从教生涯影响至深。

后历经“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变故,京师大学堂屡遭摧残,以致停办。1902年,清政府重建京师大学堂,设速成、预备两科,创办于1862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也并入大学堂。

父亲曾于1919年自述:“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思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见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

1907年2月25日至3月2日,学部在大学堂举行分科毕业考试,师范馆第一批应届生共103名参加。伦明毕业平均分数七十六分八厘七毫、伦叙七十六分九毫、伦鉴七十四三厘三毫,三兄弟均添列优等毕业生。毕业后,伦明分配拣选广西知县,但并未就任,于同年赴粤从事教育工作,担任两广方言学堂教务长兼经济科课程,伦叙、伦鉴亦分别在该校教授西史与博物课程。

同年,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师范馆成立,师范馆为北京师范大学(以及由北京师范大学临时西迁中创办的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

父亲对于自己在北大的工作仍感不足。他在1936年回顾:“只可惜上述这些理想,总没有完全实现。可见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综计我居北大校长名义,自民六至民十五,共十年有半,而实际办事,不过五年有半,所成就者仅仅如是。一经回忆,对于知我罪我,不胜惭悚!”

1917年11月,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伦明任法预科教授。同年底,北京大学设文科研究所,下设国文门,伦明和刘农伯同任诗、词两科教员。伦明讲“诗”的时间为每月第一周周三四时到五时。同时他还担任史学系教授,讲《明清史籍研究》和《清代著述考》,曾著有《清修明史考稿》(发表与否未详)。据1919年北大工资簿显示,伦明时任四级教授,月薪220元,彼时胡适、朱希祖、辜鸿铭等为一级教授,月薪280元。

1912年5月4日,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旋即冠“国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冠名“国立”的大学。

但是他对于北大的成就,给予充分的肯定,对于北大的前景,寄予热烈的期望。他在1938年12月所写《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题词》中说:“……逐年进展,成绩可观。民国八年左右,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之领袖。又如建设研究所,组织评议会,兼收女学生,编练学生军等,无不由北大为之倡。过去四十年之光阴,不为虚度。故近几年来,北京沦于敌手。全校南迁,虽设备或有未周,而精神益为兴奋。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今日之北大,足以当之。他日河山还我,重返故乡,再接再厉,一定有特殊之进步。”

这期间,伦明积极参与北大校内活动。1918年2月,他认购“北京大学筹备消费公社”事务所募股;同年5月11日,与马寅初等联名发起在北大法科建立苑囿,率先捐款,并在《北大日刊》上刊登“募捐启”;1919年10月6日,参与北大国文教授会讨论修订教员会章程;1920年,北大教授马夷初因到教部“索薪””被”辞职,伦明与师生联名上书挽留,伸张正义。他常常与北大同僚游厂肆或结诗社,吟诗唱和,最有名的是1920年他与沈尹默等的《金鱼唱和词》。他曾编印《清代史籍书目提要讲义》,并与国文系教授林损、陈怀合编《文范》讲义六册。校内同仁常因著述考证之事与其过从紧密,或借书、或抄书,或讨论版本,如胡适就曾托伦明为其校书。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了一次割地高潮,中国又一次面临被瓜分亡国的危机。为了救亡图存,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发起了一场变法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他们认为,要救亡,只有学习外国,实现变法维新,而维新,必须从废科举、立学校开始。

二、 任京师大学堂教员,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1921年9月,伦明辞去北京大学教席。因此期北大国文门教员多半为浙籍人士或章太炎弟子,据后来梁启超给江瀚的信中提到,其“为浙派所排而去”。请辞后伦明欲潜心续修四库,这年12月26日,他致信教育部次长陈垣,建议校雠《四库全书》,请求陈垣将续修四库全书之事委派于他,“若得附骥尾而有所表见,则我公之赐也。”然翌年5月,陈垣即辞去教育部次长职位,伦明的提议未能如愿。

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

蔡元培先生曾于1906年在京师大学堂任教,他在上海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时,久已有往德国学陆军的志向。他认为救中国必以学,而世界学术德最尊,因此时时作留学的计划。此时接北京友人来信,说清政府将派翰林院编修出国留学,遂往北京,争取公派出国,也准备自费留学。这时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员杨笃生已离京。杨笃生是反清革命志士,曾与蔡先生共同试制炸弹,因被猜疑而离馆,后去英国学物理,壮志未酬而自沉于河。蔡先生的同乡章一山任译学馆监督,聘蔡先生为教习,讲授乙班、丙班的国文及西洋史。

1927年,张作霖派刘哲改组北大,更名京师大学,改北大文科为文学院,叶恭绰任文学院院长。经梁启超推荐,伦明于1928年重返北大,讲授目录学、明清史籍解题等课,直至1933年进入北平民国学院任教。这期间,日本留学生吉川幸次郎、仓石武四郎也选听伦明的版本目录学课程。至于上课的评价,傅振伦曾提到:“新聘教师有名于时者有邵瑞彭、邓之诚、伦明诸先生”,“教员多逊清遗老耆旧,不学无术,独江瀚、伦明、邵瑞彭、邓文如诸先生学识渊博,为学生所推重。”张中行在《红楼点滴》中的回忆则更为详细:

7月3日,光绪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吏部尚书孙家鼐被任命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曾出任多国公使的许景澄和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分别出任中学和西学总教习。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戊戌变法维新时建立,分设仕学、师范、译学等馆。“初亦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学生“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

“讲目录学的伦哲如(明)先生,他知识丰富,不但历代经籍艺文情况熟,而且,据说见闻广,许多善本书他都见过。可是有些事却胡里胡涂。譬如上下课有钟声,他向来不清楚,或者听而不闻,要有人提醒才能照办。关于课程内容的数量,讲授时间的长短,他也不清楚,学生有时问到,他照例答:‘不知道。’”

近代以来,为挽救民族国家危亡,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大声疾呼变法自强,掀起维新变法运动,京师大学堂就是在戊戌维新运动中诞生的。

蔡先生在译学馆所编“国文学讲义”中论述了中国言文不一致的情况,并出国文课题《论我国言文不一致之弊》。他在译学馆授课数月,深受学生欢迎。据当时译学馆学生陈诒先回忆:“蔡先生一来,就大不同了。他讲起书来,极其活泼有趣,大家上他的课,都觉得乐此不疲了。

自科举制度和国子监相继取消以后,京师大学堂即成为中国惟一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管理机构,也成为科举取士制度的替代品。

这时蔡先生的堂弟蔡元康,因听到不利于他的传说,促他离京暂避,而章一山惟恐被牵累而解除聘约,蔡先生就离开了译学馆。第二年即赴德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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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后,蔡先生写了《译学馆校友会祝词》,回顾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翻译的作用,盼莘莘校友商量旧学,培养新知,为民国效力。

1904年京师大学堂进士馆开学,招收了最后两批科举进士,即癸卯科进士80余名和甲辰科进士30余名入学;1905年国子监停办时,一批未毕业的学生直接进入京师大学堂学习。

三、 教育总长与北京大学

可见,京师大学堂继承并替代了科举制度和国子监,是古代取士制度与高等教育向现代演进的承上启下者。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正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的蔡元培先生接到陈英士的电报,回到国内,参加建立民国的活动。孙中山被公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3日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

因此,很多学者如胡适、季羡林、冯友兰、周培源、任继愈、萧超然等都认为,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自汉代太学以来国家最高学府的惟一正统继承者,甚至北大的历史可以因此上溯到两千多年前汉武帝设立太学之时。

蔡先生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清朝钦定的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蔡先生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所以删去。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定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军国民教育包括体育、军事训练,是保卫祖国所需;实利主义教育包括智育,与国家振兴、人民生计有关。二者是强兵富国之道,但必须以公民道德为核心。公民道德的要旨是法国大革命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博爱,而以古代道德义、恕、仁加以证明。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言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

京师大学堂和京师同文馆的区别

蔡先生向参议院宣布政见时,提出专门教育的方针是“务养成学问神圣之风习”。

京师同文馆是1862年8月24日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则是1898年7月3日创办的。

1912年3月5日,教育部通告各省:“速令高等学校、专门学校开学。”

京师同文馆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有着极强的“急用现学”目的。京师大学堂则是希望可以达到民族自强的目的。

清帝退位之后,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而推袁世凯为总统,袁世凯遂被举为总统。国务总理唐绍仪坚请蔡元培先生继续担任教育总长。经参议院通过,由总统袁世凯任命。

京师同文馆课程开始时只设英文,后来增设法文、德文、俄文、日文。同治六年又添设算学馆,教授天文、算学。

4月8日,京师大学堂旅沪学生多人上书并走访蔡先生,请迅即开学。蔡先生深表嘉勉,允诺到北京后即行速筹开校。蔡先生到北京后,即派专门教育司科长王云五、杨焕之接收京师大学堂。之后呈请改北京大学堂(旧称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校,并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总统袁世凯于5月3日发布了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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