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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最一言难尽的,因此三角地是驳杂的

这不是考古的文章,当然也不具备文献的性质。之所以起了这样的名字,是受了《日下旧闻考》的影响,我喜欢那样的文体和叙述方式。我在燕园生活了一辈子,留下了很多记忆,这些记忆多半是亲历的,涉及此园的兴废、盛衰,虽非天下兴亡大事,却总是包蕴着青春岁月,一己悲欢,友朋聚散。这些挥之不去的点点滴滴,都留在心的深处,已与生命融为一体,是不可分了。当然,这也不是史书,充其量不过是个人见闻的一鳞半爪,当然也不具备历史的价值。

大一下学期,魏建功讲文选课《洛阳伽蓝记》,教室里座无虚席。他逐字逐句讲解分析,讲到忘情处,把近视眼镜一会儿从鼻梁上摘下来,一会儿又戴上去。忽然他停住了,抬眼扫视了教室,说:“这一句,我讲不了。我的老师就没弄懂,怀疑是掉字闭文了,我自然未便硬讲。”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船政学堂毕业之后,严复曾随“威远号”远航新加坡、槟榔屿,又曾乘“扬武号”巡航黄海和日本海。1877年至1879年,严复受派赴英国普兹茅斯大学留学,又到格林尼次海军学院深造,在那里得到多方面的学术滋养:高等数学、化学、物理、海军战术、海战公法以及枪炮营垒等各科知识。所以,我杜撰地称他“习兼文武”并非无据。更重要的是,他在人文学科方面的造诣也是国中翘楚,是他第一次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引进“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说,是他首提译事的“信、达、雅”三原则。他当然是实至名归的非常理想的校长人选。

遥望红楼灯火

三角地

1957年1月,《红楼》创刊号出版。第一期上刊登了小说《千树万树梨花开》,写的是与留学生有关的爱情故事,很受欢迎,这一期刊物在校园内就销行四千册。不久后,学校介入,指定校团委委员做《红楼》负责人,但其他方面并不多加干涉。

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初,即庄严宣告他的办学理念:“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悉听其自由发展”。经蔡校长一番倡导,北大气象一新,俨然被注入了一股新鲜的生命水。这就是蔡元培以大手笔为北大打下的精神基石,这大手笔源于他的大胸襟,有大胸襟方有绵延至今、蔚成风气的大气象。

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马寅初面临着一场更加艰险的挑战。一席“新人口论”的忠言,遭到了有组织的围攻。在批判马寅初的口号声中,三角地贴出了“我们不要这样的校长”的大字报。马寅初孤身应战:“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黯然落幕的马寅初时代,留下了令人唏嘘的记忆。王瑶先生后来沉痛地告诉笔者,他为自己当年在要求罢免马寅初的大字报上签名而深深愧悔。

其实大饭厅的作用不止于餐用,它是巨大的“多功能”厅。除了饭堂,还是会场、舞台、影院,是当年北大师生最重要的室内活动场所。马寅初先生当政时,由他出面经常邀请政界要人来校作报告,李富春、陈毅、彭真、周扬等,都来过。他们做报告的会场就是大饭厅。每逢这样大的集会,都是各人自带椅子(新生入学时学校发给每人一张木椅子,自行保管,毕业还给学校)入场。那时提倡交谊舞,周末定期举行舞会,这里也是舞场。每逢举行大活动,学生会或工会一声令下,大家动手把饭桌抬出去,那空间就是庞大的舞台和会场。

二班在花神庙旁开了一次月光晚会。黄修己、林学球用闽南方言作自我介绍,大家不知所云,孙绍振说他们在表演“空山鸟语”,引起笑声一片。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面对的是弥漫在校园里的读书做官的旧习。甫一上任,他即昭告诸生:“大学也者,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阶梯”。蔡元培主政北大,不是为北大盖新房子,而是为北大立新精神。这就是鲁迅觉察到的北大之“新”,不是新房子,而是新思想、新精神。此种新精神由如下当当响的16个字组成:“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1934年第31卷第1号)。当年,蔡元培屹立于四围积习的榛莽之中,义无反顾地实行他的立校主张。马寅初回忆说:

1918年,北京大学第一院红楼(沙滩红楼)落成。现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大饭厅紧挨着三角地,东向,平房,木结构,高可数丈,以巨大的木架支撑屋顶,可供数千人同一时间用餐。大饭厅始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北大立足燕园之后(燕京是随着司徒雷登的消失而消失了),当时院系调整,扩大招生,宿舍、医院、运动场等等,包括餐厅,燕京大学的原有建筑不敷新用,一时间匆匆盖起了应急的用房。大饭厅即是应运而生的一座临时建筑。不想一不小心却从此进了“历史”。

这期创刊号的封面,是一幅题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国画。几个月后,山雨铺天盖地而来。

岁月如河,浸漫无际。有些人走远了,有些人加入进来。一切都在继续,一切都是庄严而沉重,明亮而美丽,创造,建设,坚持。有学者曾严词指出北大如今的“精致的利己主义”。在北大,其实并不断然拒绝“利己”,但总是把“利他”置于“利己”之前。言谈之间,不觉两个甲子就这样过去了,“振兴中华”的呼声犹在耳畔。

我常想,要是说蔡元培创造了一个追求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的时代,那么,马寅初就是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维护者和践行者。1918年11月,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广场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的讲演,蔡元培的演讲是《劳工神圣》,马寅初的讲演是《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可见在当年,蔡元培和马寅初就已是心灵相通的“战友”。马寅初1951年出任北大校长,他以潇洒涵容的姿态治理学校,延续和守护着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

原先的三角地是散漫而任性的,谁有了意见要发表,谁都可以往上贴纸条或后来称之为的大字报。举凡失物招领、社团活动、交友、求助、以及时政随感、学术动态,均可随意而行。有的难免琐碎,有的也不乏谐趣,少年意气,天下情怀,高谈阔论,纵横捭阖,或拥护,或驳难,悉听其便。那时没有微信,亦无点赞跟帖之类,方式自选,有的是在大字报上随意加批,有的是另纸予以驳斥或支持。因此三角地是驳杂的。因为驳杂,于是有趣,甚至有用。师生们寻找北大的动态,三角地总是首选。

马寅初请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给师生们作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不称“李副总理”,也不称“富春同志”,而是称“李先生”。他有点耳背,李富春开始讲话后,他忽然搬了一张椅子坐在李富春旁边,惹得大家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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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北大铸魂

三角地之所以出名而成为燕园的一道风景(甚至是第一景),全在于它的独特个性。开始是沿街树立的几扇广告牌(招牌),连排的,相倚而立,不加装饰,这是它当年的“门脸”。这些平常的广告牌,正因为它的貌不惊人的存在,而无限地扩展了师生本来窄狭的生活空间。它是我们自由表达思想和交流信息的场所。

大饭厅、小饭厅、宿舍之间的“三角地”集中了一些“合作社”,也是信息集散地。广告牌上,学生自由张贴活动广告、社团通知,议论时事,还可以在上面写批语“跟帖”。

在今日,红楼早已为别家占用。现在北大所在的燕园,原是燕京大学校址,却也是别人家的房子。现今燕园的新旧房子当然都不是蔡校长盖的。蔡校长没有为北大留下“房产”,他留下的是精神,是与世长存的北大精神。不管北大栖身何处,宽宏博大的北大精神总是绵延不绝地流淌着。这种精神在每一个北大人的心灵深处奠定无形而不朽的基石,这是蔡元培先生为北大铸造的千秋大厦,也是前人为今人留下无价的精神遗产。

维护学术尊严

小饭厅

1956年,是被称为“科学的早春”的一年。毛泽东提出了“百放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维护学术尊严

船政学堂毕业之后,严复曾随“威远号”远航新加坡、槟榔屿,又曾乘“扬武号”巡航黄海和日本海。1877年至1879年,严复受派赴英国普兹茅斯大学留学,又到格林尼次海军学院深造,在那里得到多方面的学术滋养:高等数学、化学、物理、海军战术、海战公法以及枪炮营垒等各科知识。所以,我杜撰地称他“习兼文武”并非无据。更重要的是,他在人文学科方面的造诣也是国中翘楚,是他第一次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引进“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说,是他首提译事的“信、达、雅”三原则。他当然是实至名归的非常理想的校长人选。

大饭厅

魏建功是音韵学权威,建国后主持编纂了《新华字典》。他戴一副玳瑁框眼镜,不苟言笑,走路说话总是很急。他讲《诗经·野有死麕》,讲到“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时说:“有个女子怀着她的青春。”年轻学子们心领神会,满室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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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遗产

三角地位于燕园西南,是嵌于学生宿舍楼间的一块小场地,纵横不过数百步。因为是位居学生宿舍区通往大、小饭厅的交汇地,形若一个等边三角形,故有是名。三角地从外观看平常得不能再平常,若是无人指点,局外人全然不知这地面有何特别之处。三角地周边有几间矮房子,理发店和小邮局,一个储蓄所,一个自称“老字号”的修表铺,还有一个门脸很小的新华书店,也是“老字号”。整个三角地可谓貌不惊人,平常得如同一个普通社区的服务区。

那时,校园的一切都让孙绍振感到兴奋激动。校史馆里毛泽东、李大钊的工资登记本,图书馆里苏联文化部送的罗蒙洛索夫大理石雕像,声名赫赫的权威教授,金发碧眼的留学生……以往在报纸广播中才能见到的生活,一下都变得不再遥远,好像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共和国前进的脉搏”。他感到,从今以后每秒钟都不能懈怠。对于一个献身祖国的人来说,懈怠就是犯罪。

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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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饭厅也是一个“多功能厅”。它的作用与大饭厅相同,可以是会场,也可以是舞厅,只是不放电影。遇到举行大报告了,它就是“分会场”,把大饭厅容纳不了的人分流过来听转播。其实小也有小的好处,它可以举行一般的聚会,所谓一般,即指院系或年级人数略少的聚会,包括舞会。甚至也可以是宿舍,记得当年我们初入校,新盖的宿舍还没收尾,小饭厅就成了我们的栖身之所,这座“临时宿舍”时间不长,很快就迁入新居。

他还在《新建设》上发表反驳文章,表示:“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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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当年红楼的灯火笙歌,民主广场的悲愤呐喊,此际却是满园春意阑珊,花明如昼,花飞如雨,不觉间,已是120年无声无影地流逝。蔡元培先生在花丛中微笑,身上洒满花朵般的阳光。李大钊先生依然坐拥俄文楼前一片绿荫,时时有他永久的青春作伴。他的那些从沙滩红楼搬过来的图书,虽历经战乱,却仍完好无损,大部分已收藏于贝公楼旁的档案馆。先生心安。我曾在那里墨绿色的幽暗的老台灯下,翻阅过散发着百年墨香的《清议报》,纸黄页脆,窸窸窣窣,令人怀想19世纪昏黄的夕阳。

大饭厅为我们留下了美食的记忆。那时供应状况尚可,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可以吃到烹对虾,红烧肉等“硬菜”,节日还有加餐。后来环境熟悉了,同班同学可以自行调整到一桌用餐,边吃边聊,也有乐趣,却依然是站着吃。遇到节假日,大家相约把饭菜带到宿舍,开一个临时的“宴会”,也是其乐融融。

北大中文系55级,和它见证的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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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真是一个灾难的年月:六君子弃市,康有为、梁启超出走,年轻的皇帝被囚禁于瀛台……那时中国的上空阴云密布,而无边苍茫中一星犹明,人们对事关人才培养的教育革新,依然心存一念。建立京师大学堂的“项目”没有被取消,它在一片凋零肃杀中依然默默等待。也许这就是北京大学前世今生的“胎记”:北大生于忧患,历尽沧桑,心系国运,不离不弃。北大不仅是如鲁迅先生所说“常为新的”,而且始终是命中注定的“以身许国”,坚定且自强。

后来,小饭堂的原址,也成了百年讲堂的一部分。那令人留恋的柿子林当然也消失了!

王力是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的创立者(1954年该系整体并入北大中文系),他也给学生讲过类似的故事。当年他在清华国学院读书时,业师王国维坐在讲桌前,先掏出香烟问同学谁要吸,然后才翻开讲义,慢条斯理讲下去。一次竟然连续跳过好几段不讲,说:“这几句,我讲不了。”王力说:“这种精神,就是‘知之为知,不知为不知’的朴学精神。”

1937年北平沦陷,北大南迁长沙,与清华、南开共同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长沙告急,又西迁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避难途中,衣食尚且不保,校舍云云,未免总是奢想。而联大师生却是一路弦歌前进,千里跋涉,风餐露宿,依然书声琅琅,歌吹遍野,浩气干云。这真是“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艰难岁月,为挽救危亡,千余师生投笔从戎,远征印缅。硝烟弥漫处,科学民主的旗帜依然飘展迎风,在遥远的边地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新乐章。起初是抗击法西斯侵略者,后来是求自由、争民主,联大师生的身影始终跃动在艰难岁月勇猛行进的行列中。

先生于各派兼容并蓄,绝不偏袒,更于外间之攻讦者,在《答林琴南氏书》中,表其严正之主张(见《北京大学月刊》第1期)。故各派对于学术,均能自由研究,而鲜摩擦,学风丕变,蔚成巨欢。

说是饭厅,其实只有饭桌,不设坐椅,原因可能是为了节省空间。餐具各人自备,自家的碗筷装在用毛巾缝成的碗兜内,自行置放于餐厅周围特备的“书架”上。各人自定置放的位置,有条不紊,一般总不错乱。这充分体现了北大的潇洒。当日习惯,不分院系,八人一桌,人数齐了即可开饭。初入校时,是食堂全包,不施饭票制,每月每人交饭费十二元五角。人齐了,四菜一汤上桌,即可开吃。菜是定量的,一般两荤两素,逐日更换菜谱。主食不限量,米饭,馒头,窝头,随便吃,时不时地有饺子、包子、面条供应,也是不定量。

陈丹晨觉得,如果说55级中文系就是代表五六十年代最好最成功的一级,那真是一种悲哀,因为他们有幸亲炙的一代大师风范,并未能在他们手中传承和光大。“但我永远认为,北大是一块神奇的土壤,无论有过怎样的气候和风向,有过怎样的曲折和灾难,都不可能把她植根很深的独特的历史精神摧毁或动摇。”

1918年,北京大学第一院红楼落成。现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燕园的春天醒得早,未名湖面的冰还未消融,畅春园墙边的山桃就悄悄地开了。山桃花开得有点寂寞,它开在人们不知春来的季节。记得那天,心绪苍茫,那是一位诗人离去的日子,一帮人在鸣鹤园那厢山崖寻找歌唱“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迎春花。不想迎春也是心急匆匆,只剩下些零落的花朵供人惆怅。连翘倒是多情,它用一片无边的黄金海,慰藉我们的春愁。这一年3月的末梢,时间穿行在这座京城郊外的园林。

后来,北大的校园屡迁屡建,三角地也不断被改造。先是,原先简陋的招牌改成精美的玻璃橱窗,随意张贴的“陋习”于是禁行。随后,玻璃窗也消失,变成了美丽的花园。历经沧桑,三角地现在是永远地消失了。但芳名不朽,人们习惯上还是把那块地面叫做三角地。北大的老人为人指点路径,三角地依然是永远的坐标。

与建国初期不同,这一年能上北大的,无论应届生抑或调干生,都是从高考中拼成绩上来的学霸。从这一年起,北大各院系从四年制改为五年制。如果以1957年“反右”为一个时代的分界线,55级的大学生涯正好被一分为二。没有哪一届,比他们更完美地经历了“断裂”。

那真是一个灾难的年月:六君子弃市,康有为、梁启超出走,年轻的皇帝被囚禁于瀛台……那时中国的上空阴云密布,而无边苍茫中一星犹明,人们对事关人才培养的教育革新,依然心存一念。建立京师大学堂的“项目”没有被取消,它在一片凋零肃杀中依然默默等待。也许这就是北京大学前世今生的“胎记”:北大生于忧患,历尽沧桑,心系国运,不离不弃。北大不仅是如鲁迅先生所说“常为新的”,而且始终是命中注定的“以身许国”,坚定且自强。

这是如今的燕园北大。作为一所标志性的新型大学,北大与世界各国的名校相比,历史并不算长。120年,按照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历法计算是两个甲子,总共只是120个春秋寒暑。要是我们撇开长短的议论,纵观北大两个甲子的历程,却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大概括和大总结。它浓缩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忧患、苦难以及追求,它记载着中国为摆脱无边苦难而进行的抗争。故此,北大迄今拥有的历史,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经典缩写——这是一部“悲欣交集”的跨越了3个世纪的“漫长”的史书。

小饭厅与大饭厅同时兴建,坐南,朝东,与大饭厅互为犄角。顾名思义,小饭厅面积较之大饭厅要小一些,但也是一个数百平方米的大建筑物。设想当年,也许是为了省地,也许是为了方便,特为大、小饭厅之间留下一片空地。后来在那里种植了近百棵柿子树,成为了一片树林。春夏之交,天气暖和,学生们可以端着饭碗来到树下,一边吃饭,一边歇凉。

在29斋时,孙玉石宿舍的六个同学志趣各异,无话不谈,索性弄一张纸,用毛笔写了“六味书屋”几个字贴在宿舍门口。

1925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派陈万里协助美国哈佛大学考古队赴甘肃考古。图为国学门同人为陈万里送行时合影。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蔡元培是当代名士,在履新北大校长前已有非常丰富的阅历。他早年遍读经、史、小学诸书,儒学造诣深厚。他是前清的进士,1892年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补编修。戊戌变后,回乡兴办新学,提倡民权。辛丑当年他任教于上海南洋公学,后任爱国女校校长,与章炳麟等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1898年开始学习日文,1907年入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文学、哲学、人类学、文化史、美学和心理学,以41岁的年纪开始学习德文。蔡先生接手北大之前,曾任职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已是中国学界和教育界的领袖人物。

但记忆是那样顽强地存在着,我无法拒绝它的来袭。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

燕园的春天醒得早,未名湖面的冰还未消融,畅春园墙边的山桃就悄悄地开了。山桃花开得有点寂寞,它开在人们不知春来的季节。记得那天,心绪苍茫,那是一位诗人离去的日子,一帮人在鸣鹤园那厢山崖寻找歌唱“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迎春花。不想迎春也是心急匆匆,只剩下些零落的花朵供人惆怅。连翘倒是多情,它用一片无边的黄金海,慰藉我们的春愁。这一年3月的末梢,时间穿行在这座京城郊外的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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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饭厅最风光的日子是每年的除夕聚会。除夕钟声响过,马校长总是带着微醺向大家祝贺新年。浓重的绍兴口音,说什么是不重要的,无非是“兄弟我今天多喝了一杯酒”之类,重要的是那份洒脱自由的“醉态”,活生生地代表了北大精神。对于马寅初而言,不仅说什么不重要,甚至做什么也不重要,独立、率性,这就是他的风格,也是他的魅力所在。1998年恭逢北大百年校庆,大、小饭厅退出历史舞台,在原址上盖起了百年大讲堂。从此华丽代替了简约,却是为师生留下了对于那里发生的一切的无限怀想和依恋,也包括着依依惜别的深情。

文学班热火朝天地编纂《中国文学史》时,语言班17人则搞出了《汉语成语小词典》,收成语近三千条,从开始编写到定稿交出版社,前后只用了二十天。《汉语成语小词典》1958年出版后多次修订,已发行数千万册。1996年,商务印书馆买断了这本词典的版权。

为了投身世界反法西斯大决战,师生们穿上军服,背起武器,与史迪威将军一起深入印支半岛的热带丛林,协同盟军作战。野人山受困,滇缅路急行军,队伍中就有年轻的联大诗人穆旦和杜运燮。为了中国明天的航天事业,从联大低矮的屋檐走出了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以及两弹一星的元勋。这就是处变不惊、从容儒雅的北大人。

前世今生的“胎记”

杨天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55级之所以被认为人才辈出,主要原因不是别的,而是生源好。

因为京师大学堂乃国中诸学堂之首,所以当局总是寻找学界的领袖人物主政北大。管学大臣孙家鼐之后,继任其位并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是严复。要是说,作为朝廷命臣的孙家鼐是旧式官僚的话,严复可是非同一般的学界泰斗。严复是福建侯官人,国学修养弘厚,是个学贯中西、业通文理、习兼文武的奇才。早年应试福建船政学堂,以第一名被录取。船政学堂四年中,严复学习了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三角、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现代科目。

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初,即庄严宣告他的办学理念:“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悉听其自由发展”。经蔡校长一番倡导,北大气象一新,俨然被注入了一股新鲜的生命水。这就是蔡元培以大手笔为北大打下的精神基石,这大手笔源于他的大胸襟,有大胸襟方有绵延至今、蔚成风气的大气象。

王力开的是古代汉语课,讲课语调平缓,有学生觉得他讲课沉闷,上课打磕睡,他也不管。他讲课时间拿捏精准,最后一句话说完,下课铃就响起。一次讲《汉语诗词格律》,还没讲完一个段落,下课铃声响起,他极不自然,问:“怎么,是下课了吗?”大家一看手表,原来铃声提前了两分钟。

遥望红楼灯火

(作者:谢冕,系北大中文系教授)

初入燕园

北大诞生于风雨飘摇的岁月。公元1898年,旧历戊戌,是清光绪二十四年。这一年,中华大地有大事发生:光绪皇帝顺应了维新的主张,下“明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在变法所颁诏书中,当年7月3日“诏立京师大学堂”的诏书格外引人注目。它预示了开科取士传统的终结,从这里发出了建立中国现代教育的最新信息。废除八股,改试策论,革黜历代实行的科举制度,代之以当世通行的现代综合性教育。此项改革跨度甚大,是以建立新型大学为出发点,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人才培养的旧思路,而期之以全新的现代教育的建立。

北大诞生于风雨飘摇的岁月。公元1898年,旧历戊戌,是清光绪二十四年。这一年,中华大地有大事发生:光绪皇帝顺应了维新的主张,下“明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在变法所颁诏书中,当年7月3日“诏立京师大学堂”的诏书格外引人注目。它预示了开科取士传统的终结,从这里发出了建立中国现代教育的最新信息。废除八股,改试策论,革黜历代实行的科举制度,代之以当世通行的现代综合性教育。此项改革跨度甚大,是以建立新型大学为出发点,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人才培养的旧思路,而期之以全新的现代教育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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