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娱乐app下载 > 文学背景 > 这是第一部甲骨文字考释和研究着作,郭沫若想到了甲骨文

这是第一部甲骨文字考释和研究着作,郭沫若想到了甲骨文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副研究员、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秘书长)

甲骨学是19世纪末兴起的学问,专门研究地下出土的龟甲兽骨上的文字。郭沫若认为,甲骨文作为资料来说,是相当可靠的。于是,他开始搜求甲骨文拓片和甲骨学著作。他先来到上野图书馆,发现这里的资料有限。于是,想起了求学时期曾经光顾过的文求堂。在这家书店,他发现了店里有自己一直试图找寻的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可是,这本书要卖12元,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员一个月的工资。当时,郭沫若口袋里只有6元。思索再三,他向田中庆太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请求,以这6元为抵押,把这本书借回家看一两天。田中庆太郎略一踌躇,委婉地表示拒绝。但他告诉郭沫若,“东洋文库”(日本顶尖的亚洲研究图书馆)里有很多此类书籍,可以随时去借阅。

对于目前发现的殷墟甲骨文材料的统计数字,学术界虽多有争议,但一般人都认可约16万片之数。而甲骨文单字约有4500个,其中被考释确识的约有1500字。

2006年,安阳殷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在甲骨学的研究中,罗振玉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被誉为甲骨学的奠基者,罗振玉自幼习经史考据之学,因此擅长考证,他的贡献主要在于探知了甲骨文的出土地。自甲骨文被发现后,很长时间内存在着甲骨文出自何处的争论,罗振玉广泛搜集材料、经过细致地考证后提出“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溢十余,乃恍然悟以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他正确判定了甲骨文的出土地并不是传说的山东、汤阴等地,而是在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遗址。他还是第一个以甲骨文体写书法的人。他与王国维一起整理研究甲骨文,确证了甲骨文中合书的现象,二人的研究由此被称为“罗王之学”。

柳友娟 制图

“东洋文库”查阅资料

再就是影响较大的“甲骨四堂”——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他们都对甲骨学作出了重大贡献,非常凑巧的是,他们的名号中都包含一个“堂”字:罗振玉号雪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王国维号观堂。最早将四个甲骨学家称为“甲骨四堂”的,是着名学者钱玄同;最早为“甲骨四堂”评定功绩的,是同样着名的古文字学家、也是着名甲骨学家唐兰。1939年,唐兰在《天壤阁甲骨文存》序言中说:“卜辞研究,自雪堂继以考史,彦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1979年,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出版,考释文字300多个,总结音、形、义相结合的考释方法。

王国维对甲骨学的贡献首先表现在甲骨文的考释方面,1915年,王国维发表了《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考订了孟、雍、毫、费、祀、雇等八个地名,论证了“殷祭”即合祭,“外祭”即祭社。1917年他又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书,不仅考证出了商周时期一些人物确实存在,同时也证实了司马迁的《史记》中殷本纪的记载,同时纠正了《史记》中的一些讹误,并证明其确实是一部信史。王国文的另一贡献是总结了出土文献与书籍参证的“二重证据法”,不仅对甲骨学的研究有重要帮助,而且对一般的学术研究也有启发意义。

1月13日,郭沫若致信田中震二,指导他为《卜辞通纂》编辑索引:“索引之编纂法,余意可分三种”,即“人名”“地名”“新字(此项不设亦可)”。

郭沫若靠什么位列“甲骨四堂”。1932年8月16日,郭沫若与田中庆太郎晤谈,大概谈及由郭沫若编选一部卜辞的计划。董作宾将摹录的殷墟陶文送给郭沫若,郭沫若则写诗答谢:清江使者出安阳,七十二钻礼成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尤其是自1958年之后在安阳设立了殷墟考古工作站,1961年殷墟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殷墟考古发掘走上了正轨,甲骨文的出土与发现也时有收获。值得介绍的是,1973年3月至12月,在小屯村南地出土甲骨5041片。后来经过室内整理,又缀合了530片,实际得甲骨4511片。这是自“127甲骨坑”之后,又一次意义重大的甲骨窖藏发现。

2017年,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图片 1

之后,郭沫若再次致信田中庆太郎,商量《卜辞选释》的编纂及为此去京都查找甲骨一事:《馀释之馀》已阅一遍,问题太零碎,恐不能引起读者兴趣,甚为悬念。《卜辞选释》改用十三行,行二十三字之形式,每叶增二百字,较《余释》更密,无论材料如何好增加,均以二百页为限度,请毋虑。京都之行,如震二弟亦有不便,或无愿去之希望,请勿勉强。能得老兄介绍书,仆一人独去亦无妨事也。如震二弟本不愿去而强之同行,余颇不忍。请震二弟定夺可也。

郭沫若在历史考古方面的贡献,迅速引起了田中庆太郎的关注。1932年1月,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在文求堂出版。据统计,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期有关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的14部著作,有9部由文求堂出版。在此过程中,文求堂逐步给予郭沫若越来越大的帮助。很多文稿未等正式出版就预支稿酬,这从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郭沫若的后顾之忧,使他能够集中精力专事著述。

在120年的甲骨学发展史中,不同时期都有一些学者投身其中,深钻细研,在甲骨学各个分支作出独特贡献。按照甲骨学家王宇信在《甲骨学发展120年》一书中的概括,包括甲骨学“四个第一人”“甲骨四堂”、甲骨学“八老”、“六外国权威”“五资深”“七领军”“九新秀”等数十位学者,可谓群星灿烂。他们的光亮照耀了甲骨学的来路,他们的成果为甲骨学的构建和创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7年,李学勤发表《论妇好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提出历组卜辞时代提前;陕西扶风凤雏遗址发现西周有字甲骨300余片。

图片 2

开辟研究新途径

2018年6月12日,是郭沫若逝世40周年忌日。郭沫若是甲骨文研究领域有名的四大权威之一,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甲骨文研究著作迄今仍然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卜辞通纂》是在日本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的支持下得以出版的,也得到董作宾等国内学者的帮助,凝聚了中日两国学界的共同努力。

此后殷墟又多次发现甲骨,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在花园庄东地发掘了一个甲骨窖藏坑,共清理了甲骨1583片,其中卜甲1558片,刻字卜甲574片;卜骨25片,刻字卜骨5片,共计刻字甲骨579片。

1984年,林沄发表《论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提出字体作组合为分组、分类的唯一标准;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出版,是第一部西周甲骨综合性论着。

甲骨文是商周时期的古老文字,在占卜吉凶记事时往往会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文字,被称为“最早的汉字”。自光绪二十四年发现甲骨文...

在编撰《卜辞选释》过程中,郭沫若还与董作宾书信往来。董作宾将摹录的殷墟陶文送给郭沫若,郭沫若则写诗答谢:清江使者出安阳,七十二钻礼成章。赖君新有余且网,令人长忆静观堂。

在田中庆太郎的指点下,郭沫若辗转联系上了“东洋文库”,并利用假名“林守仁”顺利进入查阅资料。最终,通过刻苦钻研,他写出了《甲骨文字研究》这部著作。

尤其是甲骨文发现之后的甲骨学“四个第一人”:甲骨文发现第一人王懿荣、甲骨文第一本着录《铁云藏龟》作者刘鹗、甲骨文研究第一本着作《契文举例》作者孙诒让、甲骨文第一本字典《簠室殷契类纂》作者王襄,开风气之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甲骨学的诞生和草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小屯南地甲骨》出版,公布甲骨资料4000余版。

郭沫若研究甲骨学的起步较晚,1928年他才开始研究甲骨文与殷商史,但他的研究却能后来居上,郭沫若曾出版过多部甲骨学研究的着作,包括《卜辞中的古代社会》、《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续编》等。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表现为考证了殷商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生活诸方面,并对当时的奴隶制度、私有财产、氏族贵族等有独到的见解,在此基础上他考证出了殷商时期的王位继承制、婚姻家庭形态等,并得出殷商时期为青铜时代和奴隶社会的结论。郭沫若不仅考证了甲骨文字达500多个,而且发展出了一组考证地名的方法——地名系联法,为考古工作提供了便利。

2018年6月12日,是郭沫若逝世40周年忌日。郭沫若是甲骨文研究领域有名的四大权威之一,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甲骨文研究著作迄今仍然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卜辞通纂》是在日本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的支持下得以出版的,也得到董作宾等国内学者的帮助,凝聚了中日两国学界的共同努力。

田中庆太郎,1880年出生于京都,比郭沫若大一个属相。田中家的文求堂书店,1861年开业,1901年迁至东京。1899年,田中庆太郎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学校中国语学科,随后到了中国,并在北京买房。他长期学习中国古代典籍知识,善于搜集珍本善本,在汉籍文献方面的知识越来越丰富。田中回到日本后,长期经营文求堂,在日本汉学界相当有名气。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曾说:“在今天的东京,学者之中对于古书的鉴赏能力而言,没有一人能与‘文求堂’主人相匹敌。”

殷墟商代晚期甲骨文之外,还分别在山东桓台史家遗址发现了岳石文化甲骨文,在河南郑州二里冈遗址发现了商代早期甲骨文字,在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发现了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字,又分别在河南郑州洛达庙、山西洪赵坊堆、陕西岐山凤雏、周公庙、扶风齐家、强家、河北邢台南小汪、北京昌平白浮、房山琉璃河、镇江营等地遗址中,先后发现了西周时代的甲骨文。当然,这些发现于殷墟遗址之外的甲骨文,数量少且不成规模,其文字细微,刻写粗糙,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都无法与殷墟甲骨文字相媲美。

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王懿荣是学界公认的甲骨文最早的发现者。

甲骨文是商周时期的古老文字,在占卜吉凶记事时往往会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文字,被称为“最早的汉字”。自光绪二十四年发现甲骨文后,清末兴起了一股甲骨文研究的热潮,最先是学者孙诒让考释甲骨文,其后大批学者也加入了甲骨文研究的行列,其中以“甲骨四堂”最为着名,他们对甲骨文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后世的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基础。之所以称“甲骨四堂”,有两层含义:这四人是甲骨学研究者中最为突出的,且四人的字号后都带有“堂”字。复旦大学着名教授陈子展曾有“甲骨四堂,郭董罗王”的说法,这四人分别是郭沫若、罗振玉。“甲骨四堂”之中,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研究起步相对较早,郭沫若和董作宾较晚,关于四人的具体排名问题,一直没有定论,姑且将四人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分列如下:

1933年5月,《卜辞通纂》 由文求堂印刷发行。该书分为五卷,卜辞一卷,考释三卷,索引一卷。“就传世卜辞择其菁粹者凡八百余片,分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田游、杂纂八项而排比之。”其中的索引卷,即为田中震二所编。

郭沫若因为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受到当时的政府通缉,被迫于1928年流亡日本。为了进一步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他开始专研中国古代社会的情况,最初研究的是《易经》《尚书》和《诗经》。在写出一些文章后,他产生了一些疑惑:因为《易经》的写作年代不清楚,假如用不明写作年代的材料去研究古代,得出的结论难免会大打折扣。于是,郭沫若想到了甲骨文。

这种私人盗掘的情况,对于包括甲骨文在内的殷墟遗址文物破坏性很大。1928年秋季,刚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董作宾对殷墟遗址进行了调查勘探。从此之后,史语所考古组每年春秋两季在殷墟进行科学发掘。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十年进行了15次殷墟科学考古发掘,其中也多次发现珍贵的甲骨文材料。比如,第三次发掘收获包括着名的“大龟四版”在内的有字甲骨3012片;第五次发掘出土一片十分罕见的牛肋骨刻辞;第十三次在无意之中发现了一个未经翻扰、蕴藏丰富、内容重要的甲骨窖藏——YH127坑,经过搬迁到南京室内发掘,共清理出甲骨17096片,其中字甲17088片,字骨8片,完整的龟甲300多版。

2018年,甘肃彭阳姚家塬发现西周有字甲骨。

董作宾对甲骨学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用骨断代学,他所着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被公认是中国甲骨文史上划时代的名着。与前三位不同,董作宾曾多次参加了殷墟的发掘工作,并主持整理了甲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用甲骨来分期断代,分甲骨文为五期:第一期为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为祖庚、祖甲;第三期为凛辛、康丁;第四期为武乙、文丁;第五期为帝乙、帝辛,对甲骨学研究有重大推进。此外,董作宾还根据在甲骨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对殷商时期的历法、礼制等的独到见解。

  • 首页
  • 电话
  • 文学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