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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郑振铎这样说,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四部丛刊》

兹将《洞天玄记》《太平仙记》两本互勘,各撰提要一通,乞赐教正。依管见揣度,竟似杨升庵袭旧,然未敢轻诋前人,祗好作曲笔,以俟后人之断定,但不觉其辞之费耳。

第一,改影印为排印。检阅全书后,他认为,原书有刻本,有抄本,抄本亦非出一手,行款各个不同,有的字迹即不清朗。若用影印,不仅毫不美观,而且为读者带来迷惘,这是其一。其二,原书经赵琦美、何煌、董其昌等多人校订,或详或略,赵校最详,略考随笔将校改之字,蒙盖在本字之上。若用影印,则原字及所改之字并为墨堆,无从辨别。而且有的校注为蝇头细楷,若求清晰,非用珂罗版不可。其三,原抄本多经伶工辗转传抄,讹字脱字不胜枚举。若用影印,简直误人子弟,更会招世人薄视。照书影印,省工省时;校订排印,费工费时。然而,张元济怀着出版家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的高度责任感,毅然决然放弃前者,选择了后者。

今年是张元济诞辰150周年,上海图书馆从2016年起策划馆藏张氏文献的整理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文献及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先生九十岁生日纪念册》线装三册、《涵芬楼烬余书录》线装十册、《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线装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涉园图咏》长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古籍题跋真迹》图录、《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往来信札》十卷将在展览期间首发,此外,大型古籍丛书《涉园藏古籍稿钞本》《槜李文系》也即将问世,充分发挥馆藏张氏文献的史料价值,同时,由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张元济与中华古籍保护学术研讨会将在上图举行。

图片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郑振铎 图/人民政协报 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在抗战时期,郑振铎冒着生命危险,联合出版界同人,开展了一次对古籍的抢救行动。 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上海,随后东南各省也相继陷落。当时江浙皖以及上海藏书家所藏珍本图籍纷纷流落上海旧书肆并大量散失海外,留在上海的郑振铎对此非常痛心,特别当他看到路透社发自华盛顿的一篇电文之后更加心急如焚。电文中说,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组主任赫美尔宣称,“中国珍稀图书,现在源源流人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稿秘藏,文史遗着,品类毕备”,国会图书馆已购进千册。中国的局势,将会和罗马当年的陷落一样,致使“欧洲发生四百年黑暗时代之情形相似”。将来要研究中国历史、哲学等,“或将以华盛顿及美国各学府为研究所矣”。 局势的这种变化让郑振铎的古籍收藏变成了一场抢救行动。这场行动中,最具“戏剧”色彩的莫过于他收购《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曲折过程了。 收购《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 元代是中国戏曲的巅峰时代,诞生过关等戏曲大家。但由于年代久远,流传下来的剧目,很多年间仅限于明代臧晋叔《元曲选》所选杂剧一百种。后来罗振玉、王国维发现了黄丕烈士礼居旧藏《元杂剧三十种》,其中有《元曲选》中未见之17种。另外,由于黄丕烈在书签上题了“乙编”二字,王国维推断此书必定至少还有“甲编”。 1929年,郑振铎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上读到清末民初学者丁初我写的《黄尧圃题跋续记》一文,文中提到丁曾从常熟人赵宗建之藏书楼旧山楼借到过一部63册古今杂剧,其中有杂剧240余种,也是“园旧藏”,为明代藏书家赵清常手抄本。据此,郑振铎推想,这可能便是包括甲编在内的全本了。 郑振铎于是托人找到丁初我,询问书的下落,丁说书已归还旧山楼。郑又亲往常熟旧山楼,由于战乱,旧山楼已成废墟瓦砾。郑振铎无功而返,除耿耿于怀别无他法。直到八年以后的1938年,藏书家、版本学家陈乃乾告知郑振铎,苏州某书贾发现有32册元杂剧,抄本中多有清常道人跋,这些书正是从丁初我家中散出的。 郑振铎得到这个消息异常兴奋,苦等八年的元杂剧终于又出现了。但当时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上海,郑振铎全家正在“孤岛”苦撑,对于千元要价自己实在无力承担。他先是将此消息电报告知政府教育部的卢冀野和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自己则向朋友、商务馆以及上海暨大同仁借款,第二天即携千元赶到来青阁,将钱交与杨寿祺经理。杨经理除允诺次日下午从书主唐某手中取书之外,还告诉郑,说另外32册在集宝斋店主、古董商人孙伯渊处,自己也可以代为购买,要价不过两千。郑振铎更是喜出过望,忙着回去筹款去了。 不想,当他次日下午再去竟被告知唐某手中的书已被孙伯渊于清晨以900元购去。孙将全书合璧以为奇货,竟是非万元不肯出手了。郑振铎当然不肯罢休,好在卢冀野传来消息,说教育部打算买下。当时兼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也发来电报,要他尽量压价,答应由教育部承担这笔巨资。虽然如此,但教育部拨款难到,还是郑振铎找暨南大学代理校长程瑞霖筹足款项,又经陈乃乾从中“作伐”,最终以9000元将书购下。 这本书被郑振铎命名为《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是赵清常在明朝万历年间用三年多的时间抄校而成的。原为66册,后失2册。此书先后为钱谦益、钱曾、季振宜、何煌、黄丕烈、汪士锺、赵宗建、丁祖荫等至少9位藏书家所拥有。全书包括元明杂剧242种,其中刻本69种,抄本173种,有元人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明人贾仲名、杨文奎、杨慎等戏曲家的作品和元明两朝佚名作家的神仙剧和历史剧多种,其中一半以上是未曾流传的孤本。 事后郑振铎这样说:“我在劫中所见、所得书,实实在在应该以这部古今杂剧为最重要,且也是我得书的最高峰。想想看,一时而得到了200多种从未见到过的元明二代的杂剧,这不该说是一个‘发现’么?肯定的,是极重要的一个‘发现’。不仅对中国戏剧史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们说来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国文学宝库里,或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里,也是一个太大的收获。……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发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 这部书先存于北平图书馆驻上海办事处,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 在书的发现以及购买过程中,张元济、傅增湘、袁同礼等人都给予了高度关注,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典籍的流失海外。张元济是最早在潘承厚处见到此书的32册的,由于商务馆无力购买,于是向潘提出“不情之请”,谓“书一出国,此后恐不可复见,可否请宽留数日,将不见于《元曲选》中者,许敝馆摄照留作底本”。在郑振铎将书购下之后,商务馆最终得以付费千元、赠书十套为价将书中未曾流行的剧目影印出版,书名《孤本元明杂剧》。至于9000元的购书款,应该是最后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核销的。按照郑振铎当时的说法,自己“几经努力,费尽苦心,始设法代某国家机关购得”,这个某国家机关就是国民政府教育部。 在“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的过程中,郑振铎深感势单力薄,终于,他联系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北京大学教授张凤举,在1940年的上海“孤岛”,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并向政府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等部门机构申请拨款抢救古籍。由郑振铎、张凤举分管采访等具体事宜,张寿镛、何炳松负责保管经费,张元济负责鉴定宋元善本。在而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以政府教育部所拨百多万元款项,抢救了大量珍贵古籍。购得玉海堂、群碧楼、邓氏风雨楼、张氏蕴辉斋、海盐张氏、武进陶氏、南浔张氏适园、刘氏嘉业堂、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等着名藏书楼流散出之珍藏,共收善本古籍多达3800余种,其中宋元刊本300余种。依原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言,中央馆善本库中的藏品,几乎都是文献保存同志会从“孤岛”时期的上海抢救出来的。 在《劫中得书记·序》中,郑振铎说了这样的话:“余素志恬淡,于人世间名利,视之蔑如。独于书,则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数日,如大将之克名城。失之,则每形之梦寐,耿耿不忘者数月数年。”这些话,是他的真情写照。 郑振铎,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印此一百五十种,其中惟《单刀会》《遇上皇》《博望屯》《不伏老》《绯衣梦》《僧尼共犯》《题桥记》《苦海回头》八本,世有传本,而或缺宾白,或罕印本,故复印之。此外一百四十二本,皆前人所未□之孤本也。

戊戌变法与主持《外交报》及南洋公学译书院时期,张元济把译介西学作为紧要之事。时代的召唤,国人迫切需要了解世界,因此引进新的科技、新的观念,促进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是第一位的事情。用张元济的话说就是为了“文明排外”。当他加盟商务印书馆后,文人加出版人的双重身份,使他同时把视野投向西学的对立面——中学一边,这同样基于“文明排外”的需要。

上海图书馆主办的菊香书林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文献精品展日前在上图第一展厅开幕,本次馆藏文献集中展示张元济译书、印书、藏书、著书、社会交往五个方面的第一手文献。

曲本的整理,有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三月七日姜殿扬致张元济函:

区分“国粹”“国渣”,可说是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的本意,也可说是“整理国故”的纲领;亦即要通过“整理国故”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再造新的文明。这一思路有存有去,有舍有取,重视传统,却意在创新,相当平稳。

张元济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大家第一人,还是著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和图书馆事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为我国文化事业和国民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张元济与上海图书馆有着深厚的渊源,上图收藏有丰富的张元济文献,除来源于合众图书馆、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旧藏外,还有建国后张元济及其后人的捐赠,以及本馆尺牍、近代名人档案、文化名人手稿等专藏文献。

次年一月二十六日王季烈致张元济函:

商务早期有过少量翻印的古书出版,为了筹备大规模古籍印行,张元济首先从善本古籍的搜集着手。刊于1909年3月《教育杂志》的他的《收买旧书广告》即为一例:

据1946年合众图书馆编印《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著录,张元济所捐涉园藏书共有935部、3793册,其中张氏先人著述和海盐乡邦遗著尤具特色,不乏珍稀版本。张元济的多部手稿也在上海图书馆珍藏至今,如1912年至1926年的《张元济日记》《涵芬楼烬余书录》修改稿本,1938年至1941年间,张元济整理出版脉望馆钞校元明杂剧的通信《校订孤本元明杂剧往来信札》等。在馆藏盛宣怀档案中,经过多年的整理编目后,从中发现了张元济致盛宣怀的40封书信和4篇文稿。其中《南洋公学译书院己亥年总报告册》中所述张元济任职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职务是总校兼代办院事,厘清了以往人们所说的院长、主事之误,对研究张元济生平具有重要价值。此外,在本馆名人尺牍专藏中,散见有多封张元济的书信原件,特别是今年3月开启了封存多年的馆藏,上千封张元济往来信札重见天日,为进一步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史料。此外,张元济还陆续捐赠参加社会政务活动的文献,如在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档案等,此次展览从中精选了107件文献,其中多为首次公开展示。

1941年的夏、秋之际,二战方殷,商务印书馆仍以“上海涵芬楼”之名,印行《孤本元明杂剧》。这部《孤本元明杂剧》,是时称“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的选刊,初版发售350部线装机制连史纸本,于旬月之间即告售罄,成为战时出版业内的奇迹。

选用最早最好的版本

斟酌书名,有同年七月二十五日商务印书馆致王季烈函:

(摘自《挑战和机遇: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出版。有删节)

二十九日王季烈覆函,欣然应允:

现存一批编印《孤本元明杂剧》事的来往信札、资料,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在选定孤本上张元济他们是颇花一番周折的。有些剧同名不同戏,有的同戏不同名,没有比较是无法确定的。当时的条件不允许尽情寻觅,只能通过各私家藏书收罗曲本,以资比勘。总经理王云五时常驻香港,张元济在上海实际上主持着商务上海办事处的工作,各种事务集于一身。校勘元明杂剧成了见缝插针的作为。1940年,他还不顾高龄、冒着危险独自一人赴港与王云五接洽馆务。由港返沪不久,他病倒住院动了手术,手术前他甚至留下了遗嘱……王季烈也是70多岁的病中老人,不辞辛苦为这批元明杂剧的校订做出了贡献,最后还撰写了《孤本元明杂剧提要》一书。

久未奉候,至以为念!关于也是园元曲事,前曾将先生来函附寄重庆。顷得教部来函,对于先生所拟办法,表示同意。教部甚欲商务承印,且盼能早日出版,一切条件,均可不计,仅须于印出后赠书若干部而已。如荷同意,当即设法将全书奉上(与元曲选及其他易得之曲选重出者,当删去不印)。

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印行始于清末,却于新文化浪潮最为高涨之时全面展开,并取得重大成果。这既是历史机遇造就,也跟主持人张元济的思想密切相关。他虽则科举出身,本人家学渊源,但不属于文化保守主义的阵营,始终追随时代潮流而动。他整理、印行中国古代文献,目的是“为古书续命”。他曾感慨地写道:“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致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

承寄邮费二十元,现在上海与此间汇兑不通,此事如系吾兄所赐,则请无须客气,若是由馆中支公款,则亦不必急急。弟连居已于上星期售去,约二个月交屋。弟拟阴历中秋后移居北京,阴历六、七月间先将书籍长物交转运公司送至北京,弟于七月中旬在此左近租屋暂住,俟长物到京(行李自连至京须一月),弟再动身,阴历六月以内弟不移动也。

1938年5月,一部沉埋数百年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惊现“孤岛”上海。

至于如规画版式,有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十三日姜殿扬致张元济函内云:

商务最早印行的善本古籍是1912年初出版的《影宋本五百家注音辨韩昌黎集》,借印自南京江南图书馆。1915年,又出版了原端方藏书《百衲宋本史记》,学界反映很好。

张元济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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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建120周年暨张元济诞辰150周年,上海图书馆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影印出版《校剧信札》,由笔者整理,主要是考辨信札的写寄时间、写寄者或收受者,以写寄时间先后为序编列信札,分析与合并手迹或录副、正件或附件,依信札内容撮要拟写事由项,编制相应的信札目录,附录〈信札往来者人物简介〉和《孤本元明杂剧》的〈序〉〈校例〉〈目录〉等。由于主观、客观各因,其未能考知及错谬之处,仍存疑俟考,或以待博通高明之士指正。

对通俗文学也付诸心血

商务印书馆遂与教育部商定,为藉流通以保存古籍,借印“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由张元济主持,曲学专家王季烈及学者姜殿扬等校理,“除已见之《元曲选》及近日印本者九十四种,重复之本四种”,“择其久未行世者刻本六种、钞本一百三十八种”,“计得往昔未见之本百四十四种”,整理校订,期间“函牍往返,推敲入细”,前后数年始成,“以聚珍铅字排印”,“名曰《孤本元明杂剧》”。此书的印行,实是中国出版史上的大事,于相关的学术研究大有裨益。

《四部丛刊》原计划“史部”中的正史用殿本作底本,但殿本的错讹很多,学界早有定评。张元济决定正史与《丛刊》脱钩,另辑印一套《百衲本二十四史》。1926年他从商务监理任上退休,其实“退而未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揽下古籍印行一大摊子事务,辑印《衲史》是其中之一。他的原则是选用最早最好的版本,用“百衲衣”的方式印行。

上海图书馆所藏《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后简称《校剧信札》),即当时张元济或商务印书馆与郑振铎、王季烈、姜殿扬等为整理出版《孤本元明杂剧》之事的往来信札专集,涉及商借立约、整理校订、编次提要至出版印行等各方面,颇有前所未见或未知者,反映出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与时局世态,是中国出版史、文学史和社会史等专题研究的宝贵的原始资料。

元明杂剧是继唐诗宋词以后我国文化的瑰宝。但历代统治者均视其为“词曲之末”,经史子集里是没有位置的。其年代虽近于唐宋,传本却比唐诗宋词少得多。张元济素来喜欢古本戏曲,又酷爱昆曲,曾主持过《集成曲谱》和《奢摩他室曲丛》的出版,对这批国宝的发现,怎能不动心?郑振铎为教育部购得该书,也上门向张元济磋商印行的事。张元济向来主张书贵流通,以流通来为古书“续命”。但是这时的商务印书馆早已今非昔比,一面由张致函香港办事处联系影印事宜,一面由郑向教育部接洽订立借印合同。经过短时期的紧张工作,张元济看了原书后做出了两项重要决策:

也是园曲摄照一份事,当不成问题。商务所付之一千元,即作为钞写一份之费用。何种应印,何种不必印,当列详目奉上。惟将来出版时,(一)须用国家机关名义;(二)须赠送教部若干部。此二事乞便中见覆为感!

张元济“书贵初刻”的善本观,在《四部丛刊初编》抽换初印本的一些书中最能体现。如《孝经》,初印本用影宋写本,重印本改用宋刻本;《盘洲文集》,原也用影宋写本,改用宋刻本;《金华黄先生文集》原用影元写本,改用元刻本;等等。到1927年《四部丛刊》两次发行,共销出2400余部,营业收入达100万元,为企业积累贡献甚大。

本月同人薪水已普遍恢复,在此租界食用暗封锁难关中,虽幸得有救助,然公司向居商业领袖地位,此次复薪,在同人生活、公司牌面均不可已,而在公司实力如何,向不闻可以庆幸图全消息,实为公私交虑。日来又闻不幸狂潮,窃恐今后不是公司同人问题,将趋于全上海改呼“吃白饭”口号尚不可得地位。此则人人所当省悟者也。

第二,聘请王季烈担任校订。王素有曲学根底,曾编《集成曲谱》,著有《螾庐曲谈》等,当时虽居北平,又在病中,但知道校订的是也是园古本,欣然接受了张元济的邀请。仅一个月他就拟定了校例,寄回了《保成公径赴渑池会》《董秀英花月东墙记》校本两种。张元济看了王的校本,极为称赞,让馆中校员“奉为圭臬”。同时他建议“凡校补之词句,不论多少,拟另加一符号,似较慎重,亦不没吾兄校阅之劳”。从此,平沪两地“函牍往还,推敲入细”,两人为书的校订与出版,真是费尽了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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