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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暨第五届明清史国际学术

原标题:劳生且著书:《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那些未完成的学术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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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0日,郑天挺的《西南联大日记》已经接近尾声。在这一天,陈福田从美军处打听到,日本“确已投降”,郑天挺闻之“狂喜”,并在当晚的日记中写下: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书影

原标题: 研讨会︱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喜极欲泣,念及处此时代,竟无丝毫之贡献,尤自痛恨也。”(p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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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9日至11日,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暨第五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开大学隆重举行。今年是南开史学奠基人之一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此次会议是为纪念郑天挺先生的道德文章、增进国际明清史学界学者间的交流而召开,学界先进云集,共襄明清史研究的大业。现简记本次会议的开幕式致辞、主题演讲以及“纪念郑天挺先生专题演讲”等,以飨读者。

这段日记很能代表身处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在经历这一历史转折时的复杂心境,明人周用在《周恭肃公集》中有这样两句诗:“蓐食怀惭德,劳生且著书。”情境何其相似!

郑天挺先生,摄于1939年

郑天挺

为避日寇,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师生有计划地南渡,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随后又南至昆明蒙自。《日记》记载的便是郑天挺在这一时期的活动。西南联大时期的学者教授们多已成为史册中的名字,能够呈现他们学术造诣的,主要是已刊行的论撰。更多的曾经酝酿于胸的学术计划,因受制于时境未能成型。在动荡的年月,不知多少有价值的学术思考都湮没了。通过《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我们得以窥探一个学者在特殊年月里的学术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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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学者合照

南渡初期,由于教员四散,郑天挺在开设“明清史”等课程的同时,也接过了“隋唐史”的教学任务。这原本是陈寅恪的讲授范围,陈氏的通博,对郑天挺来说,好似无形的策勉。他日课《隋书》、新旧《唐书》、《通鉴纪事本末》等基本史籍,“备授课之需”,往往要查考史料,直至夤夜。在授课时,郑天挺对陈寅恪的学术思想颇为重视。当讲到杨隋世系及姓氏时,郑天挺注意到杨氏世系记载之错互以及复姓事,便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集中阅读陈寅恪的《李唐氏族之推测》以及柯昌泗的反驳文章(p3),以期能有所平议。

郑天挺先生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日记

10日上午,纪念会前,王新生副校长会见了郑克晟、郑克扬等郑天挺先生亲属代表,冯尔康、南炳文等郑天挺先生学生代表,以及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讲座教授欧立德教授等与会学者代表。王校长表示在南开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海内外学者能够齐聚南开纪念郑天挺先生并且召开关于明清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对南开而言,对南开历史学科而言,都颇具意义。

在西南联大,教授们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在随意闲聊中,也往往产生学术的激发与演进。陈寅恪在构思《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期间,曾给同侪讲述过外族盛衰的连环性。郑天挺在1938年6月4日日记中曰:“读《唐书·四裔传》,成唐代外族势力消长表。”(p67)很可能便是受陈寅恪的启发。

编者按

王新生副校长会见郑克晟教授

尽管隋唐史并非郑天挺的学术专长所在,他也曾试图对隋唐史料进行二次整理加工,比如他关注到隋炀帝游幸的地方以及群盗并起的现实,便动笔编写《炀帝游幸表》《隋末群雄表》两种(p7)。《资治通鉴》是隋唐史备课的基本典籍,在阅读过程中,郑天挺注意到《通鉴》辞句的典雅,便专门准备小册,摘抄《通鉴》中的好辞佳句,题曰《通鉴属辞》,并作题跋曰: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中国学人砥砺奋进,钻研学术,培养人才,西南联合大学“刚毅坚卓”之精神,八十年来,激励人心,不曾少歇。着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在西南联大担任总务长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等职,所见所闻,繁多具体。值得庆幸的是,郑先生当时所记日记内容充实,巨细靡遗,实为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近代学术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更值得庆幸的是,郑先生日记历经数十年风雨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于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学界和普通读者都可以很方便地利用了。该书点校者为中华书局学术出版中心主任俞国林先生。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的第一时间里,俞国林先生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讲述了《日记》整理出版的幕后情况,并披露了《日记》的一些重要内容。

开幕式

“温公萃诸史以成《通鉴》。执笔皆一时之选,虽取材不自一家,不出一手,而摛藻遣辞,首尾自成条贯。南来多暇,乃摭意之尤喜者,不次先后,不求故实,录为一编,名之曰《通鉴属辞》,以为馈贫之粮云尔。”(p17)

中华读书报:你是什么时候知道郑天挺先生有日记留存下来的?

开幕式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江沛主持,感念郑天挺先生对南开明清史领域的开创之功及对南开史学的奠基之功,他表示今年正值南开百年校庆,以此学术盛会向南开百年献礼。南开大学副校长王新生教授致辞,回顾了郑天挺先生的生平经历,高度评价郑先生对南开史学贡献居功至伟,详细阐明郑先生同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渊源,寄希望于历史学科发挥优势学科的带动作用。国家清史编委会副主任朱诚如教授回顾了36年前自己曾为郑先生所著《清史简述》作书评的经历,分享了重读《清史简述》一书的心得体会,他认为,《清史简述》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填补解放后清朝断代史的空白,而且开拓了我国清史研究的新路,为大部头的清代断代史的问世奠定了一定基础。郑先生对现代清史研究的开拓和奠基之功永远值得铭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祖武教授在致辞中缅怀郑先生毕生对中国历史学尤其明清历史学的开拓、建设和发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陈教授深情回忆起一段42年前的往事,1977年,郑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建议恢复发展历史科学的教育和研究,呼吁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他曾经冒昧给郑先生去信,出人意料的是,郑先生两次亲笔回信并发电报欢迎其报考南开大学,这段回忆令他终身难忘,十分感谢郑先生的培养教育之恩。

如果《通鉴属辞》最终完成的话,那应当是了解古人文言著作遣词用句的极佳窗口。

俞国林:对于郑天挺先生这个人而言,因为编纂《孟森着作集》的缘故,是早已经知道的;再者,他曾经主持中华书局《明史》的点校工作,作为对书局历史比较感兴趣的我来说,更是比较熟悉的。所以,与郑天挺先生的哲嗣郑克晟先生常有联系。大概是2005年年底吧,读到何炳棣先生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其中引到了郑天挺先生1944年的日记,并有一页书影。当我看到这一页文字的时候,非常激动。第一时间与郑克晟先生去了电话,得到的消息是日记都在,有几十本……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么兴奋!

会议开幕式

避地西南的联大教授,对当地历史地理都很关注,加之地方史料相对易于获取,教授们便将西南史地纳入自己的关注范围。1938年的大寒节,郑天挺和魏建功、罗庸等聚会,谈到即将前往昆明,有人就劝说郑天挺“留意南诏史料”。听到这个建议,曾经在北大开设过“古地理学”的郑天挺当然很是“欣然”,在宴席上便“默拟一目”,包括世系第一,疆域第二,礼俗第三,语文第四,典制第五,传记第六,拟名曰《南诏书》。(p8)

中华读书报:据说为了出版这部日记,你努力了十年,最终才得到了家属的一致同意。

开幕式主题演讲

等到同年3月3日到昆明后,郑天挺便在书肆中“以国币三元购《南诏碑》《南诏野史》各一”。(p33)此后很的长一段时间里,他持续阅读《昆明县志》,并详细记录72种引书。(p38)到1939年,郑天挺偶于《云南金石目略初稿》中注意到一通《圆通寺观音阁碑记》,便专门前往圆通公园,“意在访碑,竟不得其处。”(p138)在西南联大后期,郑天挺还曾详检方志,为撰写《大理县志》准备条目。(p1064)可以看出,郑氏为《南诏书》的撰写,作了长达8年之久的准备。

俞国林:第一次联系克晟先生,知道日记之体量时,即商请出版。因为郑先生所处的时代、地位与他的经历,所记内容肯定非常可观,这对于有史料癖的我来说,肯定是极具吸引力的。

会议开幕式主题演讲首位演讲人是冯尔康教授,演讲题目为《西南联大教授的日常生活——以郑天挺教授为例并以他的〈西南联大日记〉为资料》。201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下册,郑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总务长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等职,主持校务教务等工作,日记成为了他记录工作事宜和日常生活的重要工具。冯教授从《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入手考察郑先生等西南联大学人的生活史,从细微种探寻抗战时期教授们的日常生活,了解郑先生及其同事立志、立功、立言、求友的生活,折射出一个特定时代的风貌。日记中包含丰富细致的社会生活资料,为西南联大相关研究增补了学人日常生活的一环。

近水楼台,加上出身世家,郑天挺对云南大族的宗谱很感兴趣,也有过系统的研读。(p885-911)在秦缜略家里,他见到《云南乡贤事略》一册,对其史料来源《滇南诗略》《滇南耆旧传》《滇南碑传集》《通番事绩碑记》等一一详细记录。(p37)后数日前往昆华图书馆,“意在购《云南丛书》”,并从中选取《滇海虞衡志》《云南备征录》《南诏野史》三种。(p40)就地取材,地方史料的获取给郑天挺的边疆史地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在对郑氏学术成果评述时,边疆史地的研究也占有重要一席。

但是克晟先生说,姐弟四人,得一致同意才可以。好在马上过春节,他们四个人会聚一下,届时商量商量。待到春节过后,我与克晟先生电话联系,克晟先生说商量过了,有不同意见。说让我再等等。

冯尔康教授

相比于地方史地资料获取的便利,郑天挺的许多其他著书撰论计划,却因资料匮乏而作罢,他常常在日记中感叹“书荒之害”“苦于无书”。比如,1938年10月19日记:“上午草论文,以无书不能续。”(p99)他曾“略检《明史》及《续文献通考》,初欲写一有关明代学校制度之文,继恐非一二日可毕,乃止。”(p134)书籍的缺乏不仅中断了论文的写作,也影响了基本的授课。1938年12月21又记道:“南来图籍缺乏,余授明清史,竟不能得《明史稿》《清史稿》,仅于孟真处借来《明史》一部,余自沪带来《东华录》一部而已。”(p117)1942年,郑天挺在五华社寄卖《渊鉴类函》时,偶于书社架上看到残本蒋良骐《东华录》,这是他治清史“求之数年未得”的书,(p603)尽管不全,在国难时节偶遇,已经属于难能可贵了。

之后的每年,我都会电话两三次,询问可能的好消息。又询问郑先生其他遗稿,或者可以编纂的图书。2007年,封越健教授送来《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书稿。考虑到2009年是

欧立德教授亦作开幕式主题演讲。对于较为关注清史的读者来说,欧立德这个名字并不陌生。近年来,以欧立德教授为代表的美国新清史学派颇为活跃,多次出现在中文网络媒体中,倡议挖掘满文、蒙古文、藏文等资料,强调内亚视角和满洲特性,在国内学界引发诸多讨论。本次演讲,欧立德教授以《郑天挺谈八旗制度》为题,回忆起1989年自己在美国旧金山购得郑先生所著《探微集》一书,阅读有关八旗机构、满洲人的习俗、满洲社会性质等问题,读罢颇受启发,虽然并不熟悉,但似乎找到了研究兴趣相近的“伙伴”。欧立德教授尤其对郑先生重视满文资料使用印象十分深刻,他还表示我们在治学中都应当学习郑老的求真精神。

西南联大期间,学者的藏书大都难以随身携带,于是承平之时看起来极普通的典籍,也得需要多方购求。郑天挺治唐史需要的《新五代史》,得自于玉泉街旧书摊。他对《新旧唐书合钞》垂注已久,傅斯年听说后,便“举其所藏初印本以赠”。(p10)傅斯年曾对郑天挺有“不为文则已,为文则为他人所不能及”的评语。在书荒之际 ,这样的赠予足见傅斯年之意气慷慨以及与郑天挺的交谊之深。

郑先生诞辰110周年,南开大学也将举办纪念会议。克晟先生拿出郑先生当年的讲课卡片(郑先生开有隋唐五代史、元史、明史、清史等课,卡片即为课程讲义),请南开的老师整理,希望也能够出版,作为纪念。后来,《元史讲义》与《学行录》在纪念会议之前正式出版。《隋唐五代史讲义》于2011年出版,《明史讲义》亦于2017年出版。《清史讲义》还在整理过程中。

欧立德教授

尽管饱受无书缺书之苦,许多学术计划因此搁置,郑天挺有时也会尽力将一部分学术计划付诸实践,在蒙自南湖时,曾推论《隋书》中的附国即发羌,与吐蕃为一地,一年后曾连续多日查检资料,但有的书籍需要托人转借,有的则需要去昆华图书馆查检,“往往检阅数小时不能写一行”,(p140)当时学术条件对学术研究的掣肘,于此可见一斑。

2012年4月18日,曾给孙卫国教授去过一封信,说道:“克晟先生来电,要我帮他找一张照片。今日弄得,发给你,请帮忙转呈是荷。照片原效果不佳,只能如此。郑老之日记,犹时刻不能忘怀,总是心病,多年萦绕,渐成‘心魔’矣。一笑!”也大概是那个时候,克晟先生说三人已同意。之后,我也还是一如既往地每年询问两三次,特别是春节过后的那次联系,最是令人期待!

纪念郑天挺先生专题演讲

西南联大《除夕副刊》曾描述郑天挺为“联大最忙的教授之一”,出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的郑天挺,多次在日记中提到行政事务缠身,日记曾流水账般记录日常生活:“七时起。八时入校治事。九时授课一堂。十时半归。午饭后小睡。三时半复入校治事。六时归。晚饭后至正义路购物,便道诣逵羽。十一时归,随寝。”出任总务长实属无奈,学术研究多在晚间进行,由于时局动荡,校务纷扰,郑天挺常常感到“不能作深湛之思”,故而多排比考订史料,“用机械工作以度此永昼。”(p336)

去年8月底,孙卫国教授来电,说克晟先生让他告诉我,日记可以出版了。9月1日,又发来微信说:“如果兄近期能来,我们就可启动郑老日记的整理工作。”当即复之曰:“老兄之力也!小弟十来年之努力与等待,终于‘落听’!”遂于9月9日拜访克晟先生,观看日记原稿,摩娑不能掷。

在随后进行的“纪念郑天挺先生专题演讲”中,陈生玺以《郑天挺与西南联大——读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为题率先讲演。陈教授是郑先生在南开大学招收的第一位研究生,在南开学习工作已有六十多年,比较了解郑先生的为人治学。他认真阅读了《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三遍,从中精选有代表意义的事件,如负责恢复北大文科研究所,所招收的研究生大多成为五六十年代中国学术界的领军人物,郑先生功不可没。李治亭的报告题目为《解读郑天挺先生清史简述》,他给予郑先生更为明确的学术定位——马克思主义清史学的开创人与奠基人。他认为最能系统反映郑先生的“清史观”且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而持久的著作莫过于《清史简述》一书,该书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清史研究的学术体系,闪烁着唯物史观的光辉。

国难当头,文史学者读书作文多是有所寄托的,“好读遗民诗文”成为一时风气,而郑天挺则主张讲授研究“中兴名臣集”,这是由于尽管遗民诗文可以“激励正气”,但不免气象衰飒,而中兴名臣之作,却“于激励正气外,兼可以振发信心”。(p18)郑天挺于1943年6月完成《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初稿,他日记中感叹,“此文随辍且两月,此可见余之栖栖终日不遑笔墨。然百忙中有此一二小文,亦差可对抗战之大时代及国家民族也。”

中华读书报:近年来西南联大受到多方面的关注,那么这部日记会带给我们哪些新的信息?

陈生玺教授

在西南联大的生活,尽管外有飞机轰炸,内有校务纷扰,日记却不止一次地提到“多暇”“清闲”。而“此次南来,决意读书”的郑天挺时刻警醒不可在这样的闲暇之中荒废。当他读到《聂继模诫子书》中说“山僻知县,事简责轻,最足钝人志气,须时时将此心提醒激发”时,便联想到自身的处境,并在日记中记下“余自去冬南来,可谓事简责轻矣。志气恐日就痿痹矣,日就偷安矣。”(p45)于是效法《求阙斋日课》,制定下了读书计划:

俞国林:《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起1938年1月1日,讫1946年7月14日,中缺1941年5月至12月、1942年7月5日、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其起讫时间,几与西南联合大学相始终。其中1941年5月至12月是记了不慎遗失了,其余缺失的是未曾记的。

李治亭教授

史书,五叶至十叶;

我们本来以为这部日记的内容不会很详细,但到全部点校完成,发现与之前我们的认识有很大出入,因为日记记得非常详密,且很多事情,又因为郑先生特殊的身份,一般人是不知道的。西南联大的《除夕副刊》曾出版过一册《联大八年》,其中“教授介绍”一节里对郑先生的描述是:“联大最忙的教授之一,一身兼三职,是我们警卫队队长。虽然忙碌,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看过他的日记之后,对郑先生工作,我总结为四个“务”:

乔治忠发表报告《郑天挺之明清史讲义及相关的学科建设》。因缘巧合,2018年8月乔教授在网络上偶然购得1956年油印的郑天挺先生“明清史讲义”,系五十年代由南开大学历史系教师编写的课程讲义之一,天赐良机,立即买下。他详细分析了这份重要的文献资料的形式、内容与价值,称这是一部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构就的明清史资料性讲义,具有很高的文献意义与学术价值,对于研究史学史和历史教育史都是不得多得的宝贵资料。这份稀见的课程讲义展现出郑先生治学向来以教学与研究相结合,视南开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的发展为最高要务,见微知著,同样见证了五十年代在郑先生主导下中国史学科建设和郑先生在学术事业上忘我的集体主义精神,堪称无私奉献的典范。

杂书,五叶至十叶;

一、总务。郑先生是联大总务长,总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种工作、人事的纷繁错杂,其中矛盾棼丝难理之状况,想而可知。如经费的申请与分配、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岗位的设置与变动、教工的安顿与调动、学生的招收与教育……诸端,均须一一过问。特别是后来在资源匮乏、物价飞涨的情况之下,如何正常发放工资,如何合理地核算生活补助,都是关涉到每一位教职员工的切身利益,郑先生1941年1月21日日记说到某次米贴之核算:

乔治忠教授在展示郑先生明清史讲义

习字,一百;

先期请诸人自填眷属人口表,并须请同事一人、系主任一人为之证明。北大二同事以为觅人证明有辱教授人格,深表不满。乃今日发现某教授之女公子新归某助教者仍填于女家,而未声明何时已嫁。又有某主任生子仅四月,亦照填一岁,而未声明何时出生。尤奇者有某教授夫人月内可分娩,而其子之名已赫然填之调查表矣,且曰依外国法律,婴儿在母胎已享有人之权利矣。

张伟然和张仁善所作主题演讲可谓别开生面。张伟然教授以郑天挺先生的书法爱好为中心,同样从《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取材。郑先生并非真正的书法家,书法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这样的个案十分具有社会意义,能够说明一个时代的风气,从中可看出知识群体对书法的态度,以及书法作为一种中国传统艺术的生存土壤和社会状况,即所谓的“学术生态”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郑先生始终将书法看为文人余事,不可因此荒废正业、玩物丧志。作为小结,张教授表示书画研究作为一种文人余事对于历史学研究有积极的辅助作用,诸如辨认字迹、图章以及鉴定文件或档案,了解书画领域的相关知识会有更大的帮助。

史书,先读两《唐书》《通鉴》;

此种事体,需得制定一个可使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且须三校统一,其难可知也。日记作为郑天挺先生记录事务、梳理思路的重要工具,记载大量有关校务的事件和处理措施,故谓为西南联大的校史级材料,殆非过誉。

张伟然教授

杂书,先读《云南备征志》《水经注》《苗族调查报告》。(p45)

二、所务。郑先生是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是傅斯年。大家知道,当年流行一句话,叫做:“正所长是傅所长,副所长是郑所长。”由于傅斯年主要精力用在史语所,所以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具体事务都是郑先生负责的。郑先生1939年5月31日日记:

张仁善教授报告主题为《郑天挺先生与法权讨论委员会——兼读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1920年11月,法权讨论委员会成立,职能围绕收回治外法权展开,直接目标是为配合中国代表参加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直接与列强交涉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外交事务。虽然郑先生并非法律专业,但他的学术研究生涯起步始于在法权讨论委员会的工作经历。郑先生以法权讨论委员会的名义撰写了《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一书,1923年正式出版。这是郑先生第一部学术著作,也是第一部国人自己著述的完整的有关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的著述,当时即受到一些法学家的好评,具有国内国际双重影响,有助于形成有利于中国收回治外法权的政策形势,亦为中国近代法律史、外交史的研究留下珍贵学术遗产。

郑天挺很欣赏《淮南子》中的一句话,“谓学不暇者,虽暇亦不能学”。(p52)在公务繁忙与闲暇的间隙,郑天挺都坚守了一个学者的本分。

今后研究生之生活拟采取书院精神,于学术外,注意人格训练,余拟与学生同住。

张仁善教授

郑天挺的学术专长为明清史。1944年4月3日,他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去夏忽发《清史语解》之想,拟目四十馀条。”郑天挺曾经将其中的三条寄给邓广铭,邓氏即推荐到刊物发表。郑天挺在信中提到撰写此书最大的困难是“无字书及相关图籍,惟赖钩稽比证,得其大概”。(p813)不过,他对史书的书写义例一直颇为留心,郑天挺一直有编撰《史传纂例》的想法,因此有一段时间在《日课》计划中规定下午专读《汉书》《三国志》。(p57)遗憾的是,这一著述计划最终也没写成完稿。

1940年11月27日日记:

俞国林代表中华书局进行致辞。郑先生与中华书局渊源颇深,“文革”结束后,由中华书局出版学者个人学术论文集的第一本,正是郑先生所著《探微集》一书,初版于1980年。2002年,亦由中华书局出版郑先生的《及时学人谈丛》。在郑先生家属的支持下,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了《郑天挺先生学行录》《郑天挺元史讲义》、《郑天挺隋唐五代史讲义》、《郑天挺明史讲义》、《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郑天挺明史讲义》和《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二书引发诸多反响,好评如潮。《郑天挺历史地理学讲义》与《郑天挺清史讲义》有望在今年或明年推出。俞国林还希望未来能在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时,能够化零为整,推出一套郑先生著作大合集,使得郑先生的学术文章与道德事功得以广为流传。

一个学者的学术计划有时不仅仅是出于自己的志趣。郑天挺曾师事孟森,当南迁长沙时,听闻孟森去世,而《明元清系通纪》《清史汇编》皆未就,于是发心“努力设法续其书,以报知己”。(p16)后来,在云南大学任教的吴晗听说郑氏志愿后,“慨然欲以其所抄《清实录》相赠”(p53),“钞《朝鲜实录》八十册存北平……欲举以为赠。”(p55)若不是《日记》的出版,我们无从得知这些历史的细节,而正是这些细节的存在让我们感受到很多煌煌著作的温度。

开文科研究所委员会,讨论迁川问题,考虑甚久,不无辩难。至夜十二时三刻,始决定仍迁李庄。

郑天挺先生哲嗣郑克晟教授代表家属致辞,向主办此次纪念活动的历史学院、莅临参与的各位学者、整理出版郑先生著作的中华书局表示衷心的感谢。郑克晟教授表示,任继愈先生是郑先生在北大文科所的学生,曾受托保管郑先生的部分信件及文件,他分享了任先生的纪念文章,任先生深切缅怀了郑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为调节三校人事工作做出的极大贡献,延揽人才,调和矛盾,胸襟如此,令人钦佩,这些鲜为人知的功绩理应得到铭记。

郑天挺大凡著书之前,先草长编,这也是传统学问的一种家法。临近北大四十周年纪念时,郑氏拟撰《南诏疆域试探》,首先做的工作便是“先录诸书地名以为长编”。(p61)后来指导杨志玖作《元史》补的研究,也建议他“先作长编,以书为纲,先就一书录其《元史》未收史实,以备采择”。(p250)在读明代史料的过程中,郑天挺注意到《明实录》、明人笔记、《明书》《明事本末》《罪惟录》等,多有补正《明史》之处,于是准备整理成系统的《读<明史>札记》。1939年2月5日记:“近日颇思以平时讲述所蓄,编为明清史,即以札记为长编。现每日约钞二千字,一月可得五万字,暑假后或可着手纂辑矣。”(p130)这些方法看起来朴实,实则是读书作文的基本法。他的方法和陈寅恪的史学论著颇为相似,即是先摘录史料,然后考订,记成卡片,进而登之簿册。(p209)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郑天挺先是细读《明史》《明实录》等史籍,继而借阅明人如宋濂、高启等人的文集,“摘其有关明初史事者录之。”(p193)

后为延聘胡适、陈寅恪、钱穆、向达等担任导师,又为图书利用之便,迁研究所学生到李庄,与史语所一起,并请史语所董作宾、李方桂等代为指导,多所努力。

此外,在分场报告中,青年学者段晓亮通过梳理《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以及郑天挺与罗元培的信函等史料,为我们呈现出郑先生和罗先生之间深厚的友谊。郑老与罗老相识相交于北大,随后又于北大和西南联大任教。从同窗之谊到共撑危局,他们在战争中沉着应对,殚精竭虑,掩护了北大的科研资源;在困境里坚守治学,秉烛夜谈,时常讨论学术研究。段晓亮最后表示,以郑老、罗老为代表的先辈学者,其品行和学识永远值得我辈学人敬仰与缅怀。

民国时期,著书仍沿承文言著作的传统,多有接续文史典籍的计划。1939年6月20日,郑天挺与傅斯年、毛子水等聊天,傅斯年谈到自己有意纂辑《明编年》《明通典》,约郑天挺合作。毛子水也劝郑天挺作《续续资治通鉴》,郑天挺自道“拟别纂《明会要》”,傅斯年也极为赞成。(p160)过了三天,傅斯年晚饭后过访郑天挺,“谓前谈之《明通典》,拟改为《明志》”,两人于是一起拟定了《历法》《氏族》《经籍》等二十四个篇目。(p161)到了7月10日,傅斯年又过访,适逢郑天挺不在,便留字条曰:“前所谈《明书三十志》,兹更拟其目,便中拟与兄商榷其进行之序。果此书成,益以编年《明史》,可不必重修矣。弟有心无力,公其勉之。”(p165)第二天,傅斯年同郑天挺重新拟定了《明书三十志》的目次,并准备约请毛子水、汤用彤等分任,用五年的时间写成。关于这部著述的书名,郑天挺为了区别于傅维鳞的《明书》,题名《明志》,和傅斯年商量后定名曰《明书三十志》。(p167)尽管著述计划已经讨论得颇为透彻,但他们面临的一个现实困难即是藏书不足,如郑天挺所记“手头仅有《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稗史》《痛史》诸书,殊不足用”。(p167)

三、教务。郑先生是历史系教授,按照联大规定,担任总务长后可以不用教学,但是郑先生坚持承担教学任务,白天忙于各种行政杂务,晚间还得拼命读书,以备第二天之讲授。王永兴回忆道:“日间,先生在校办公室处理有关财务、人事诸大端以及教课;夜间,在宿舍楼读书、备课、研究、撰述,虽非通宵达旦,但深夜不眠乃经常之事。”郑先生日记里也有记载,如1941年1月29日日记:

几位演讲者注重挖掘多元材料,如郑天挺先生的日记,课程讲义,学术著作,他人纪念郑先生的文章等;围绕着郑先生的学术造诣,教学工作,行政事功,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展开,深切怀念平生史学、一代师表、以心许国的郑先生。既重新回顾了郑先生在西南联大的生活及其对明清史研究的奠基之功,又注意到他并不为人熟知的书法爱好和关于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研究,使郑先生的人物形象更为立体丰满,有血有肉。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我们将永远铭记郑天挺先生的学术创见及崇高品格,求真、求新、求用,立志、立德、立言,永远以郑先生为楷模。

郑天挺还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其主要著作之一《清史探微》的命名经过。

用菜油灯灯草三根,读《明史》至十二时,目倦神昏,始寝。盖明日须讲述,不得不详读详考之也。

1944年3月30日记曰:“吉忱久劝余将清史考订文字集为一编,愧而未敢。莘田并为定书名曰‘清史然疑’。余不甚喜杭大宗为人,故不愿同其书名,且余所作,于清史多疑少然,用之亦嫌未允。今日拟用‘清史稽疑’为名,商之锡予,以为可,并请其作序。”第二天,郑天挺便拟定了“清史稽疑”的目录,并补上了几篇“待作”之题(p810)。一年以后,郑天挺考虑到“稽疑”之名出于《尚书·洪范》“明用稽疑”,而此书与“明用”无涉,于是准备改为《清史证疑》。(p1026)

四、家务。郑先生是一个人在联大生活,又住集体宿舍,伙食不是集体吃,就是下小馆子;衣物开始都是请人清洗的,如1938年12月21日日记:

一个月后,毛子水来郑家做客,郑天挺又将书名问题请其斟酌,毛子水认为“证疑”不如“稽疑”,但“稽疑”之名仍不煊赫,不如“索隐”“辨微”之名显。“二人商久之,定为《清史探微》。”(p1039)

校中今日发薪。余薪三百六十元,除五十元基本生活费外,按七折发给,应支二百六十七元。扣所得税四元七角,飞机捐八元零一分,印花税六分,实领二百五十四元二角三分。

同年9月,郑氏获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依其所望,须有研究计画并研究著述与之。”郑氏便拟定了两项,一是“仍作《清史语解》”,二是“以馀晷作一《目录学述要》,分上下二部,上通说,下述例。通说分总论、书目、刻书、聚书、板本、校雠六章;述例以《史记》为证,集诸家书录考订板本、校雠之说。”(p933)

此日记载:“洗衣○.一○元”,按当时郑先生的收入来说,这笔洗衣钱可谓是相当便宜了。但到了1941年1月12日日记:

平心而论,这类选题都很有价值,如果能假以时日专注从事的话,都有写成学术名著的潜质。可惜战事之下,书桌不宁,直接影响便是学术思路的中断,郑天挺在1944年夏天的一个雨夜重拾《清初礼俗讲稿》,却发现“事隔年馀,当时情趣几于全忘”。(p854)郑天挺曾怀疑自己日记的价值,“读书所得又别书”,希望能日记能在“起居外略有论述”。在今天,这册日记的价值已然是不可置疑了,我们在其中看到了一个细节生动的西南联大,也了解到了所幸能读到的著作如何酝酿成型,当然更多的是未能完成的学术构想。

洗衣一件。近顷以来,所自作之事若浣衣缝袜,盖不胜记,今浣衣手破,不可不记也。尝谓自抗战后最进步者为时髦太太,其次则为单身先生,盖昔日所不愿作、不屑作、不能作者,今日莫不自作之也。

《日记》中给我们呈现了这样的场景:1940年除夕,研究所只有郑天挺、汤用彤的房间有灯光,远处欢声沸鼎,一齐过年,恰也没有日本轰炸机的惊扰。郑天挺点读《典故纪闻》之后,在日记中记下:

日记内对清洗衣物、缝补袜子之事记载不多,但从“浣衣手破,不可不记”来推断,在经济拮据情况之下,这种事情,大概得三天两头“作之”的。

“以清静读书结束此二十九年,亦大快事。”(p358)

中华读书报:能否请您多披露一些郑先生日记的内容?

俞国林:郑先生朋友众多,并一直住集体宿舍,且位处“枢机”,接待、拜访,几乎是每日的“必修课”。除了公务酬对之外,郑先生的交际绝大多数属于学人交往,如与梅贻琦、蒋梦麟、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傅斯年、潘光旦、董作宾、陈雪屏、罗常培、钱穆、姚从吾、叶企孙、贺麟、雷海宗、罗庸、潘家洵、章廷谦、闻一多、毛准、林徽因、金岳霖、向达、唐兰、魏建功、吴大猷、周炳琳、曾昭抡、查良钊、张奚若、邵循正、吴宓、吴文藻、朱自清、吴晗、梁漱溟、李方桂、陈省身、邓广铭、游国恩、张政烺……以及1946年为北大复员事提前到北平,与北平教育界、文化界的交往,如与余嘉锡、陈垣、沈兼士、俞平伯、启功、溥雪斋、周祖谟、黄公渚、黄君坦……在何日,于何处,谈何问题,言及某事、某君、某书等,无不缕述清晰,今日治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者,于郑先生日记中可得无数之线索也。

郑天挺关心民生疾苦,对当时的社会有深入观察,在日记中记载了许多体现当时生活的信息。关于物价、薪资、补贴等的记载,变化的情况,如1938年9月16日上海日记:

独往绿阳春进膳,一菜一汤索价至一元八角,上海生活抑何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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