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娱乐app下载 > 文学背景 > 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典籍整理的标志性成果,点校整理的倡议澳门新葡萄京app下载:(2)

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典籍整理的标志性成果,点校整理的倡议澳门新葡萄京app下载:(2)

王仲荦先生十分关心卢先生的健康,每次从济南回来,总要同赵守俨谈论卢先生的近况,都是不好的消息。1976年春,王先生说:“南乔身体是真的不行了,人已脱型,恐不久于人世了。”卢先生是1979年病逝的,他生前见到了《梁书》《南史》的出版,这大概是对这位老人的最大慰藉了。

作为点校本《魏书》的修订负责人,何德章感觉,通过此次修订,《魏书》的版本源流更为清晰,发现了一些新的佚文、缺字,结论可以回溯,有助于增加文本的可信度。

所谓“翠微校史”,不知是谁冠以这样诗意的名称。而其所指,就是1963年从全国院校抽调专家学者,住到北京翠微路2号院中华书局西北楼,参加二十四史的点校。

1958年2月, 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立大会上, 齐燕铭特别提道:“有人建议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五史, 那就不是三五年能完成的事”(4), 第一次从全国古籍小组的层面提到了“二十五史”的整理出版。

王先生著作等身,硕果累累。以写作起始时间大体如下:青年时即着手撰写《西昆酬唱集注》《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五六十年代有《曹操》《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 1963年至1967年点校《南齐书》,1971年至1976年点校《宋书》及《南史》等;1977年至1986年则出版了《㟙华山馆文稿》《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金泥玉屑丛考》等。

在中华书局的组织下,由顾颉刚、聂崇岐、齐思和、宋云彬、傅彬然、陈乃乾、章锡琛、王伯祥等人参与,制订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并列入国家《三至八年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

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先生曾受业于章太炎,是章太炎先生晚年的弟子。王先生不但是治魏晋南北朝史的著名史学家,也是执教山东大学40年的教育家,门人学子遍布海内外,影响卓著。不过我见到的王先生却是非常谦和慈爱,没有任何学术权威的架子。他方方的脸,比较胖,总是笑嘻嘻的,说话细声细气。他在西北楼住的时间较长,也常来我家,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

在1963—1966年这三年期间, “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虽然也受到当时政治气氛的影响, 但进展还较为顺利。1963年11月, 齐燕铭邀请参加整理“二十四史”的全体人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 周扬、杨秀峰、齐燕铭在会上讲话, 陈垣、范文澜、邓广铭等出席会议(2)。

王先生读大学时,喜欢晚唐诗人李商隐、温庭筠这一流派的诗歌。学他们的诗,要多记典故。国文老师任菫叔是晚清画坛大师任伯年的长子,善诗能书,教导他选择一部同温李诗风相近、典故多而卷数少的《西昆酬唱集》加以笺注。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工具书很少,只有清人的《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等,这些书上没有记载的典故,就只好靠自己一部部书详细翻检,日久天长,不但解决了注释,也充实了自己。

我们的初衷是想勒石记碑:向广大读者展现“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整理这一伟大民族文化工程的艰辛与蓝缕、梦想与光荣。

负责他们生活起居的专职工友高培义,是个个子不高、 很憨厚的年轻人。因为单元里没有炉火,所以每天要及时给他们送开水。这位高师傅每天两三次给他们送水,一手提着四五个铁皮暖壶,穿梭于西北楼和大食堂之间。

二是校阅史书旧注中的引书。如《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三国志》裴松之注等多引古书, 这些引文或保存了作注人所见古书的原貌, 校史专家在校勘唐以前诸史中都精心校阅, 充分参考。

王仲荦先生的著作与治学精神都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受惠的后人应当是很多的。虽然王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他的形象却时时浮现在我眼前,我会永远感谢他。

在那张《标点廿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中,站在第二排第一位的,是个戴着眼镜、笑容斯文的青年。他名叫张忱石,当年30岁出头,是中华书局的编辑。“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程开展以后,凡是老先生参与点校的史书,都会配有青年编辑为其发稿,遇事共商量。毕业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张忱石,便是其一。彼时同在中华书局的,还有比他低两届的北大同专业师弟许逸民。

大概傅先生是“文革”中最早自杀的学者,他的死给了父亲极大的刺激。我还记得,消息传来,父亲既不敢声张,又很紧张,也异常难过,辗转反侧,彻夜未眠。

  1. 写好校勘记

点校二十四史非一般的古籍整理可相比,既要使用全套标点标线符号,还要校勘各种版本,收集前人今人校勘成果,写成校勘记长编,然后再从中选择精辟之见,撰写校勘记。文字讹误、史文失实如何出校,改字尺度如何掌握,校勘记不像写论文,必须言简意赅、击中要害。这些都无前例可循,只能摸索进行。王唐两位先生,仿佛相约而行,都先从较小的史书着手,取得经验后再点校较大的史书。至1966年5月,已经点校完成《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五部史书,因文化大革命骤起,1966年5月所有借调人员全部回原单位,工作停止。为了记述方便,我把整理二十四史分为三个阶段,1963年至1966年为第一阶段。

如今,修订工作已开展10年。继《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修订本相继上市后,今年8月,《魏书》《南齐书》修订本亮相上海书展。

1966 年以前,前四史均已经完成出版,其余各史尚在加工阶段。

《北史》, 亦是以商务百衲本 (即影印元大德本) 为工作底本, 以南监本、武英殿本通校, 以北监本和汲古阁本参校。

一、 引领我进入史学之门。我在大学时,痴迷古代戏曲,毕业论文亦是与三位有共同爱好的同学一起校注明传奇《浣纱记》,本想终身研究古代戏曲。“文革”一来,文化部被批判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古代戏曲十部传奇九相思,大多以才子佳人为主。我想这下完了,今后干什么呢?整理二十四史,是从干校突然调回来仓促应付的,我对史学没有下过工夫,所以十分迷茫,不知搞文学还是历史,便向王先生请教。我刚把话讲完,王先生几乎不加思考立即回答:“搞历史。我原来也搞文学,在中央大学是中文系,后来到山东大学才搞历史。搞历史面宽,实在。”我听了王先生的教导,后来书局恢复原来的编辑室建置,我毫不犹豫地决定留在古代史编辑室,一直干到退休。

史局汗青欣有日,字编属稿愧无津。

每逢春节,多数住在这里的教授学者都要回去过年,整个西北楼三号门里会是空荡荡的。

《元史》, 以商务百衲本为点校底本, 百衲本系据九十九卷残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影印, 在存世诸本中最接近洪武本原貌。

已故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施和金先生是位历史地理学者,曾为中华书局点校《读史方舆纪要》《方舆胜览》等地理总志,他亦是受到王仲荦《北周地理志》的启发,撰写了《北齐地理志》,弥补了《北齐书》的空缺。他在前言中多次感谢王先生,并写道:“王先生生前,我曾与之讨论过《北周地理志》中一些问题,他非常谦虚,从善如流,可惜王先生今已作古,不能当面向他请教了,但他在《北周地理志》中留下许多宝贵财富,为我今天所用,我真是要非常感谢他。”

许逸民前期对修订的流程和体例设计做了较大贡献,后续亦承担大量审稿工作。但许逸民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坦言,其实一开始他内心是反对修订的。“我生怕弄不好,你费了很大力气,最后大家都骂你。这一代人从学术上来说,确实不如老一代人。”

(经授权摘编自赵珩所著《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见学人侧记》,中华书局出版)

如《史记·卫青传》“人奴之生得毋笞骂即是足矣, 安得封侯事乎”一句, 一向有两种读法, 一种读为“人奴之, 生得毋笞骂足矣”, 另一种读为“人奴之生, 得毋笞骂即足矣”。持第一种读法的, 认为“生”字是语助词, 和《魏其侯武安侯传》“生贵甚”之“生”字相同, 亦后人所说“生憎”“生怕”之“生”。持第二种读法的, 认为“生”字不是语气助词, 应作“此生”“生活”解, 句意为:这一辈子能不受打骂就好了, 还巴望封什么侯呢?点校本此句标点为:“人奴之生, 得毋笞骂即足矣, 安得封侯事乎!(1)”

这是谁概括的呢?我在“文革”中已听到此语,应当产生在六十年代,当时点校二十四史的老先生都在西北楼工作,书局职工在办公楼上班,两处有一定距离,彼此亦无接触,与他们往来并了解二十四史分工的只有三个人,即金灿然、赵守俨、宋云彬。到底出于何人之口,岁月悠悠,已难稽考,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牢记不忘他们的功绩。2007年王仲荦诞辰九十四周年、2011年唐长孺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中华书局隆重出版了《王仲荦著作集》和《唐长孺文集》,既是对两位学者的怀念,亦使他们的学术思想久存人间,传世流芳。

张忱石本来被分配进中华书局的文学组,王仲荦知道后对他说:“我先前也是搞文学的,在中央大学教大一国文,属中文系,到山东大学才去历史系,搞历史实在,你也搞历史吧!”不久他开了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必读书单,希望张忱石将之列入学习计划。后来中华书局重新分配编辑室人员,张忱石留在了古代史编辑室,“应该说是王先生引领我进入历史之门的”。

中山大学的刘节先生资格很老,曾受业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院。他在翠微路2号院西北楼住的时间不太长。“文革”中刘先生替老师陈寅恪挨斗的事在学界广为流传,他无论在治学还是为人上都有“士”的风骨。在当时住在西北楼的教授中,他的年龄属于比较大的,个子也较矮,但是走路很快,一点没有老气横秋的样子。从食堂吃完饭后,他常常第一个快步走回宿舍。

《晋书》以清同治金陵书局本为点校工作本。该本亦为学术界公认为《晋书》比较好的本子。

1967年春,上级又通知整理二十四史。“文革”进行了一年,原点校者近况不明,于是书局派人到各地了解情况和调人,我曾到济南,山东大学造反派不同意商调王仲荦、张维华,只调来卢振华一人。我回京后,见唐长孺、陈仲安已到,原点校者仅三人而已,其他点校人员都从北京各学校抽调。极“左”思潮横行,时时干扰工作,至同年秋季,便草草结束了,为时仅半年余,没有成绩,只有教训。这算是第二阶段。

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在《人民日报》撰文,首次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的建议。后来他又写了《整理古书的提议》,说“这是千秋的事业”“将是历史上最正确、最可靠、最有用的版本——不一定是最后的一个定本,却可信其为空前的一个定本”。

澳门新葡萄京app下载 11961年12月,赵守俨《关于各史校点者借调问题的建议》的手迹。图/作者提供

最先启动的是“前四史”。《史记》最初由顾颉刚、贺次君点校, 后由宋云彬重新标点, 并由聂崇岐复审。点校本《史记》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项目, 于1959年9月出版。《汉书》, 先有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 之后又由傅东华重新整理并撰写校勘记, 于1962年6月出版。《后汉书》, 宋云彬点校, 孙毓棠等审定, 于1965年5月出版。《三国志》, 陈乃乾点校, 1959年12月出版。与此同时, 其他各史也先后投入点校。《晋书》由吴则虞承担;南朝五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由山东大学历史系承担, 王仲荦负责;北朝四史《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由武汉大学历史系承担, 唐长孺负责;新、旧《五代史》由北京师范大学承担, 陈垣负责, 刘乃和、柴德赓协助;《宋史》先为聂崇岐承担, 后由罗继祖点校, 其中十一种《志》又由邓广铭承担;《辽史》由冯家昇承担;《金史》由傅乐焕承担;《元史》由翁独健承担;《明史》由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承担, 郑天挺负责。

《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出的题目。从三国到隋代,十个王朝,记载其历史的有十二部正史,记载其典章制度的志书,职官志、地理志尤为重要,被称为研治历史的钥匙,但是只有《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有以上两志,《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七部史书都没有志,于是自清代以来,不少学者为之撰著。职官方面有清人洪饴孙《三国志职官表》、周广业《季叔官爵考》。地理有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及《十六国疆域志》,他的儿子洪齮孙有《补梁疆域志》,近人臧励龢有《补陈疆志》。总的来说补职官志的较少,因为各王朝官制上陈陈延袭,变化不大。宇文氏企图用官制的改革,使北周王朝永远统治下去,但是《周书》却无职官志,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地理方面,十个王朝经后人补撰,所缺的只有北齐、北周了,王仲荦先生的《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就是弥补正史上的空缺。我曾问过王先生,你的著作中最满意的是哪本书?他说:“还是北周的两部书,它能传后。”

王仲荦执掌“南朝五史”,“北朝四史”则由唐长孺负责。张忱石特别提到,这两位先生是中华书局的“南王北唐”。唐长孺点校《北齐书》《周书》《魏书》,陈仲安原是唐先生的高足,协助唐长孺点校了《北齐书》《周书》之后,自己完成了《北史》的整理。

我的父亲生于1926年,1958年从商务印书馆调到中华书局时只有32岁,是金灿然先生发现他的才华和能力,让他负责古代史编辑组的工作,他也是中华书局最年轻的中层干部。后来他主持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时,也不过三十六七岁。但是,许多整理工作的规划都由他起草,加上他的家世背景和实际水平、工作能力,得到了那些老先生们的肯定和尊重。因此,他与各地来的专家教授相处得十分融洽。

体例明确规定了校勘的原则, 统一了校勘的方法、步骤和校勘记的规范, 要点有(2):

但是,找什么样的题目呢?我思考着、寻找着。八十年代我参与编撰《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所收典籍中有清人赵钺、劳格的《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留下深刻印象。唐尚书省有六部,左司辖吏、户、礼三部,右司辖兵、刑、工三部。各部设四司,正长官为郎中,副长官为员外郎,合称郎官。唐尚书省立有左右两司石柱,凡升任郎官,即石柱题名,荣耀至上。两石柱北宋时尚存,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金石录》有记录,但自元之后,右司石柱亡佚,仅存左司石柱。清人赵钺、劳格根据石柱题名,辑录有关该人史料,撰成《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二十六卷,成为查阅唐人生平事迹的重要工具书,甚至有人称其为“郎官词典”。但是这部“词典”并不全,右司郎官阙如。我想,唐人的《登科记》早就亡佚了,清人徐松补撰了《登科记考》,《周书》缺志,王仲荦先生撰著了《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我为什么不补作《唐尚书省右司郞考》呢?这不是很好的题目嘛!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被称为“国史”:以本纪、列传、表、志等形式,纵横交错,脉络贯通,记载了中国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以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更替为框架,反映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使这个国度拥有了近四千年连贯、完整的历史记载。

那时同唐先生一起住在西北楼的还有他的学生,也是他的助手陈仲安先生,陈先生实际上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唐先生的个子比较高,陈先生矮一些,两位都是高度的近视眼,眼镜片都像瓶子底一样厚,看得出来是一圈一圈的。陈先生除了要协助唐先生工作,还要照顾唐先生的生活起居,足尽“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唐先生说话走路喜欢仰起面孔,这也是平时的习惯,并非是傲气。陈先生随侍左右,寸步不离。

《梁书》, 最早版本是南宋“眉山七史”大字本, 商务《百衲本二十四史》据该本影印。本次点校即以百衲本与明南北监本、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互校, 择善而从。

1976年“四人帮”粉碎,为学术著作的出版繁荣创造了条件。王仲荦先生把《西昆酬唱集注》《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三部著作一并交中华书局出版,这在参与点校二十四史的老先生中绝无仅有,令人刮目。我冒举鼎绝膑之险,担任《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两书的责任编辑,几乎一字不遗地认真拜读了这两部稿子,见王先生对《北周六典》编有《事类索引》,而《北周地理志》却无地名索引,不便检索,我特为编了地名索引,他在前言中表示感谢。其实,却是我应当谢谢王仲荦先生,为什么呢?

可谁也没想到,在“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停摆一年后,竟又奇迹般地恢复了,虽只是昙花一现。

1966年5月,“文革”虽然还没有全面爆发,但是大专院校已经是疾风暴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傅先生被诬陷为“特务”“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和“反革命分子”,被揪斗多次,遭受殴打和人身侮辱。不久,他就在陶然亭投湖自杀。

“五不改”, 即对底本有疑, 但无确凿证据, 且前人未论及者, 不改;底本有问题, 且前人有争论而尚无定论者, 一般不改;文句有脱误然注文已指出者, 不改;底本文句可通, 虽有异说者, 亦不改;通假字、古体字不改。

题目选定后,又向唐代文史界的前辈请教,他们都认为题目很好。于是我说干就干,学习王先生围绕题目阅读有关典籍的方式,不断收集史料,还发现不少左司郞官的史料,是清人未见的,亦一并抄录下来。我又想,既然要把有关唐代史料巡检一遍,为什么不一石二鸟,多做几个项目呢?唐王朝实行的是三省并重制,自然便想到了门下省的给事中和中书省的中书舍人。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唐尚书省右司郞官考》《唐尚书省郞官石柱题名考补考》已编撰完成,正在排印之中,《唐给事中考》《唐中书舍人考》亦已交稿。这些微小的成绩,要是没有王仲荦先生著作与治学精神的启迪,是不会有的。

赵守俨在《雨雨风风二十年——〈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中回忆,1959年~1960年,他们在校勘方面提出新要求:“除做好版本对校外,还要比较系统地进行‘本校’和‘他校’,并强调要汲取前人对本史的研究成果,后借到张森楷先生的十七史校勘记和张元济先生的‘二十四史’校勘记稿本,供点校各史的工作者参考。为了使标点、分段更为合理,使各史之间大体统一,重新拟定了基本适用于《晋书》以下二十史的标点和分段体例。”

很多教授在回忆这段生活时都很怀念,主要是那里比较幽静,工作条件较好,生活也算方便,更兼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条件相对好转。

1956年12月20日, 郑振铎在给潘景郑的信中, 更加具体地谈到了对“二十四史”以及“十三经”等古籍进行整理的想法。其后在给潘的另一封信中, 说他已在考虑要出版“整理过的《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2)。

首先,遇上好老师,有了做学问的好题目。

在修订本出版之际,回望点校本时代,何德章持有与大多数人不同的观点。学术界一般更关注“二十四史”文本的校勘成就,但在他看来,“二十四史”的“现代化改造”,最重要的可能还是标点。

对吉林大学调来的罗继祖先生我也有很深的印象,原因是,他是永丰乡人罗振玉的文孙。

15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补例》, 《书品》2006年第4辑。

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最先整理的是前四史,《史记》由顾颉刚负责,负责具体工作的为贺次君。《汉书》由西北大学历史系老师及55级学生集体点校。《后汉书》《三国志》分别由书局宋云彬、陈乃乾点校,这两位并非研究东汉、三国的专家,全凭旧学根底来做。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的金灿然知道,必须调动国内第一流的专家集中起来工作,而这些专家大多在高等院校历史系。他上报文化部,得到支持,由中宣部邀集文化部、教育部协商借调专家,集中在中华书局工作。

张忱石记得,当时有位姓高的工作人员专门照顾老先生的生活,人很勤快,把老先生照顾得极好,打热水、洗澡、清理地面,深得大家的欣赏。“后来‘文革’时老先生都要走了,还一起凑钱给那位工作人员买了块‘上海牌’手表,表示感谢。”

整个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中,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是由上海方面进行的。《明史》基本是在郑天挺先生的主持下在天津南开做的标点工作。所以住在西北楼中的教授们主要是对《晋书》、南北朝“二史八书”以及《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进行标点校勘工作。那个时段《清史稿》还没有纳入这项工程。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 全书共3785卷, 约5000万字, 记事从传说中的黄帝到辛亥革命结束清朝统治, 长达四千多年, 卷帙之巨大, 内容之浩博, 作为首尾连贯的一套史书, 古今中外尚无出其右者。其点校难度至少有四:一是内容浩博, 二是版本繁多, 三是校勘情况复杂, 四是标点难度很大。唯其难度大, 能措处得宜, 则更显其成就巨大。

第三,善于利用时间。

“其实,一般读者,甚至不少学习中古史的研究生,基本上是不会去顾及学者们辛苦撰成的各史校勘记的。上世纪的那次点校工作,是以‘为人民服务’的目的进行的,以古文写成、未经标点的史书,除了以中国古史为业的人外,一般人是难以读通的,而经过标点、断句,初具古汉语阅读能力的人,都有可能耐着性子读下去。”何德章觉得,如果我们将标点视为沟通古代史籍与现代读者的津梁,一点也不过分。

“翠微校史”虽然只是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之一隅,但却是令人难忘的记忆。这些老学者们的勤奋和执着,学养和品德,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对如今已进入老年的我来说,仍然依稀于眼前。

《新五代史》, 本次点校以商务百衲本 (影印南宋庆元本) 为工作本, 以清贵池刘氏影印南宋本、武英殿本、南昌彭元瑞《五代史记注》本为主要校本。

王仲荦先生1913年生于浙江省余姚。余姚是王阳明、黄宗羲的故乡,也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发源地,可谓人杰地灵之处。他的祖辈都是农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掀起工业救国的浪潮,王先生的父亲仗着勤劳聪明,先后创办了六七家火柴厂,生产马头牌火柴,风靡一时。王先生幼年家庭富裕,受到了良好教育。他十八岁结婚,岳父余岫云在留日期间拜章太炎为师,后来又把王仲荦介绍给章太炎做学生,岳婿同出章门。王先生一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解放前曾执教于太炎文学院、中央大学。1947年由赵太侔延聘至青岛山东大学。五十年代,山东大学由青岛迁至济南,工作至1986年6月病逝,享年七十三岁,与孔子相同。

2010年,许逸民在《修订工程点校情况汇报》中指出点校本需要改进的地方:统一体例、选定底本、调整段落、改正标点、删除旧校、完善旧校、补充新校。

那段时间父亲的工作很紧张,经常要伏案到深夜,几乎没有星期天。我记得每到周日的上午都有老先生们来我家,主要是就点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校勘体例等与父亲商量。来得最多的是王仲荦、唐长孺和宋云彬三位先生。王、唐两位先生来此都是谈点校工作问题的,而宋先生来此谈完工作以后,聊的闲话也最多,甚至和我也要交谈几句。

《金史》, 以商务百衲本为点校底本, 百衲本影印的元至正刻本系现存《金史》最早的本子。

王先生生活在外患内乱动荡不休的时代,研究与写作的条件并不好。在他二十多岁学问刚起步之时,遭受一连串的变故。1930年世界经济危机,民族工业受到严重冲击,火柴厂倒闭破产。妻子余凤年患肺病亡故,两岁的女儿从床上垂落夭亡,父亲亦不久病逝。之后又遇日寇侵犯,王先生孤身辗转云南、四川等地,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敌机经常轰炸,图书资料匮乏,物价飞涨,独自眠餐,身患肺病,生活环境很不好,难以专心著书立说。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南京,又遇上派系斗争被解聘,到山东大学任教。解放后,认识了郑宜秀同志,组建家庭,生活有人照顾,但政治运动不断,在“拔白旗”运动中,与童书业被列为批判对象。1963年借调北京中华书局整理二十四史,前后耗去十年。“文化大革命”又受冲击,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1986年逝世,能安心写作的时间不过八九年而已。为什么王仲荦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有这么多成果?除了他天资聪颖、文史功底扎实外,还有三个因素。

70年代重启整理,功业始成

唐长孺先生也是专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学者,执教于武汉大学。我虽不是学习历史的,但是青年时代读过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和续编,唐先生的名字很早以前就知道。唐先生也是两度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与我父亲的关系很好,后来还有很多交集,直到晚年还与父亲有很多书信往来。

《陈书》, 现存最早版本是南宋“眉山七史”大字本, 商务百衲本据该本影印。本次点校即以百衲本与明南北监本、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互校, 择善而从。

1963年,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张维华、卢振华,武汉大学的唐长孺、陈仲安,南开大学的郑天挺,中山大学的刘节,吉林大学的罗继祖都借调了过来,随后中央民族学院的傅乐焕也加入进来。商调人员来齐之后,金灿然非常高兴,兴奋地说:“哈哈!中华书局居然把南开大学副校长郑先生都调来了。”他踌躇满志,心想点校工作一定会顺利进行了。

十年踏破六街尘,老至愁经客子春。

1966年11月,彼时二十四史点校第一阶段因“文革”而停止,王先生也早就回到济南。当时我借着“串联”之名去江南游山玩水,第一站先到了泰山,在泰山上盘桓了三日后,下山到了济南,就直奔他在山东大学的家。他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家中也很平静。他的夫人郑宜秀先生比较年轻,很能干,事业心也很强。王先生夫妇对我这个不速之客非常欢迎,体贴周到至极。我对他家最深的印象就是家庭和睦,即使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也能感受到其乐融融的气氛。他们让两个孩子第二天陪我去游大明湖,临走还特地叮咛我们不要在外面乱吃东西,必须回家吃饭。我在那里虽然只住了两夜,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年4月25日, “中华书局也起草了《整理校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初步设想》。4月29日, 由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主持, 国务院出版口出面, 组织了一次关于此项工作的座谈会, 会议参加者包括顾颉刚、白寿彝等史学界人士及中华书局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相关人员。5月初, 《关于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后转呈毛泽东。5月13日, 毛泽东批示“同意”。于是, 中断了五年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得以重新启动。中华书局借调白寿彝、刘大年、张政烺、翁独健、唐长孺、陈仲安、王仲荤、孙敏棠、王锺翰、阴法鲁、陈述、王毓铨、周振甫、启功等专家, 集中到中华书局继续进行这项宏大的古籍整理工程。

二、启迪我治学的方法。1972年我刚从“五•七”干校调回,参与二十四史的编辑工作,环顾四周,这些点校二十四史的老先生,个个学富五车,专精一史或数史。书局的老编辑,杨伯峻擅长古代汉语,先秦典籍背诵如流,赵守俨娴熟编辑业务,精于唐史,可是我腹中空空,无所适从。我急于充实自己,几乎什么书都读,漫无边际,收效不大。但等我拜读了《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之后,顿时眼前一亮。我想,当年章太炎给王先生出此两题时,他尚是一介青年,学问起步未久,但是围绕这两个主题读书,陆续收集史料,不断补充完善,反复修订,得以成书。书编成了,王先生早已成魏晋南北朝史专家。这种有目标的学习方式是很有效果的,为什么不跟着学呢?

1958年10月6日,吴晗以他和范文澜两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会议情况,信中说:“关于标点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同各方面有关同志讨论并布置,决定于明年10月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其余二十一史及杨守敬历史地图改绘工作,也作了安排。现将会议纪录送上,妥否,乞指示。”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一、“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的艰辛历程

这里我要略讲述王仲荦团队的“二华”,即张维华和卢振华二位先生。有关二十四史的回忆文章,很少言及他们,尤其是卢振华先生。他是在克服常人少见的困难的情况下,完成《南史》的点校工作的。

校勘记是点校工作遵守学术标准的体现,这使“二十四史”点校本成为研究者可以信从的古史文本。

中央民族学院的傅乐焕先生是傅斯年先生的侄子,早年曾在傅斯年的举荐下在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他虽然家在民族学院,但也住过西北楼,与父亲交谊很好。他主要是负责点校《金史》的工作。

从1958年正式启动, 至1978年最终完成, 该项工程历时整整20年, 参考曾任“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组副组长赵守俨的说法, 整理工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第一个阶段是1958年至1963年, “这是工作的摸索阶段”;第二阶段是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第三阶段起于1971年终于1978年, 即点校完成阶段。

澳门新葡萄京app下载 2

张忱石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当时翠微路有两座红砖楼,西南楼和西北楼。老先生住在“有三个门洞”的西北楼,房间的陈设特别简单:一张书桌、一个书架、一个脸盆架、一张大铁床和一张很矮的小沙发。

澳门新葡萄京app下载 3

《宋史》, 以商务百衲本为点校工作本, 百衲本系据元至正本和明成化本配补影印而成;同时参校清武英殿本、浙江书局本。

1971年夏恢复二十四史点校,卢振华先生不忘初约,坚决要求参加《南史》的点校工作。为了少上厕所,他尽量少喝水,要用的书,叫人放在四周手够得到的地方。卢先生半躺在床头,克服重重困难,用三年时间与王先生合作,完成了《南史》的点校。

“二十四史”的“前四史”,《史记》《三国志》《汉书》《后汉书》,原本是计划给国庆10周年献礼的。但是最后如期于1959年10月前出版的,仅有《史记》而已。“之后很快出了《三国志》,但做的太简单了,都是直接说结论‘据什么什么改’,也不说理由。那时候整理‘二十四史’的思路,‘前四史’还在摸索中,《史记》没有校勘记,《三国志》的校勘记太简单。”张忱石说,在整理工作由于“文革”被迫中断前,点校本“前四史”均已出版。

教授们

  1. 细察内证

王先生学问起步之时惨遭变故,国破家亡,但他没有沉沦,没有弃学。抗战之时,仅带三部稿子,从上海到昆明、重庆,又到南京、青岛,再到济南、北京,只要一有空闲便沉下心来,整理旧著,不断充实史料,反复修订。当年撰写这些著作之时,王先生尚是二十出头一文学青年,等到出版之时,已是年近七旬的老翁。这种“良工不示人以璞”的治学精神,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点校本《魏书》的修订负责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何德章,曾在博士毕业后给唐长孺做过助手。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何德章感叹:“负责点校‘北朝四史’的唐长孺先生,不止一次对我谈到他因为参加此项工作,得以在纷乱的时期,仍能继续认真地翻检史书,有幸避开了不少‘批斗大会’。这大概也是当时参加此项工作大多数学者的想法。我们也知道,也有学者被迫离开工作,回原单位接受‘批斗’。因此,那个年代进行的这项工作,可以说是在特殊的背景下,完成了中国古史基本典籍的‘现代化改造’,同时也保留、延续了中国古史研究的学术火种。”

三号门的灯光

《史记》存世版本很多, 贺次君《史记书录》著录《史记》版本60余种, 日人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所列《史记》版本资料尤为丰富。《史记》存世版本大致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宋代以前的抄本;第二类是《史记》最早的刻本, 即《史记集解》单刻本;第三类是《史记索隐》单刻本;第四类是《集解》《索隐》二家注合刻本;第五类是《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三家注合刻本。

王仲荦先生刚到书局不久即患高血压症,七十年代又发现糖尿病,至1976年又突发心肌梗塞,住进同仁医院,可谓耗尽心血。“史局汗青欣有日,字编属稿愧无津”,“一夜西风寒透骨,不知原是病中身”,都是真实的记述。王、唐两位先生对二十四史点校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中华书局有人概括为“南王北唐”,表彰他们的功绩。王先生很谦虚,听到后表示不大妥当,说:“唐先生年岁学问都在我之上,应当叫‘北唐南王’。”但是“南王北唐”叫开了,也顺口,就很难更改了。

“《南齐书》从标点、断句、分段到出校,其基本框架结构,都是王仲荦先生所奠定的,体现了他们那一代学者的深厚学术功力。我们今天的修订,完全建立在前辈学者的成果之上。没有老先生所做的奠基工作,就没有我们的修订。”点校本《南齐书》的修订主持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景蜀慧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是中国学术史和出版史上的一项伟大工程,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二十四史的点校历时近20年。

1957年3月, 郑振铎发表《整理古书的提议》(3)。他说, “至于《二十四史》, 则更需要一番整理工夫, 且必须立即进行。乾隆版的经过整理的《二十四史》, 问题很大 (同文本、竹简斋本等, 均系影印这个本子) , 张元济先生在《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记里已发其覆。《百衲本二十四史》则卷帙浩大, 仅照原本影印, 未经加工整理。读史是一件要事, 特别是中国的《二十四史》, 它们乃是各时代的‘百科全书’, 不仅是政治史。凡搞一切学问的人, 都不能不问津于这部大书。故整理尤有必要, 且须加速。”这篇文章还同时刊登在《政协会刊》1957年第3期上, 文中再次强调“二十四史”等“整理尤有必要, 且须加速”。

张维华(1902-1987),字西山,山东寿光人。他出身农家,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上了大学。1928年齐鲁大学毕业。1931年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学习,参加禹贡学会,协助顾颉刚编辑《禹贡》杂志。1952年到山东大学任教,长期从事战国秦汉史、明清史、中西交通史研究,著有《论汉武帝》《中国长城建置考》《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等。

复核与完善的修订工程

邓广铭先生在北大有家,但是也在西北楼住过一段时间。这些学者的著作我读过最多的,就要数邓先生的了。我从小崇拜岳飞,但凡关于岳飞的小说、戏曲、评书、绘画等无不关注。邓先生的《岳飞传》我少年时代误以为是小说而读过,虽然后来发现是关于《宋史》和岳飞的考证性学术著作,也还是硬着头皮读了下来。以后又读过他的《辛弃疾传》和《辛稼轩年谱》。

(三) 校勘精审

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经说过,整理二十四史有三个阶段,但三个阶段都参加者只有四个人,我只列唐长孺、陈仲安、赵守俨三人,于是引起一些人的猜测,还有一人是谁?就是卢振华,因为第三阶段卢先生瘫痪卧床,无法赴京,在家中完成了点校《南史》的任务。

“翠微校史”期间,各史点校整理工作顺畅运转。然而,1966年还是来临了。

1971 年春天,二十四史整理工作重新上马。

7《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记录》, 袁亮主编,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 (9) ,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 第530页。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纷乱的时代,既分南北朝,而又王朝短暂,迭更频繁,有的史书虽然卷帙较少,但流传中散佚扞格,矛盾甚多,点校匪易,但在王仲荦、唐长孺两位先生的主持下,共点校了九部史书,几近二十四史之半。整个二十四史点校中,不少老先生只参与了一部史书的点校,或与他人共同点校一部史书,像王仲荦、唐长孺一人负责几部史书的点校,是绝无仅有的。五六十岁正是他们著书立说的最佳时期,可是他们却把时光都贡献给了中华书局。

此次中山大学承担了《南齐书》《梁书》《陈书》三书的修订项目,“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其中《南齐书》的修订主要由我和我们专业程度较高的硕士生博士生同学负责,通过几年的工作,同学们在文献和史料的处理解读上得到非常切实的训练,获益极大。”景蜀慧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她最初也曾经心怀犹豫和担忧:如此重要且工作量很大的修订工程,吸收在读研究生参与,能保证质量吗?

我记得唐先生第一次下了火车来中华书局报到,那时陈仲安先生还没来,好像是过了中午食堂的饭点,父亲就带着唐先生到我家吃饭,我母亲在匆忙之间很快弄出几个荤素兼有的饭菜。后来唐先生向很多人夸过我母亲如何庄静贤淑,如何能干。

制定体例, 是编纂好一部大书的首要之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体例, 经历了从制订到实施再到逐渐完善的过程。

1963年在京整理二十四史时,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王先生血压骤然升高,医生建议多休息。书局领导亦很重视,劝王先生暂回济南在家休息一段时间,等血压平复后再来北京。他说:“回去舟车劳顿,还不如在书局休息。”他到书局图书馆借来闲书,换换脑子。其中有新出的影印本《永乐大典》七百三十卷,他浏览一遍,写成《渤澥一勺》,后来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病养好了,成果也出来了。由此可见,王先生是很会利用时间的,效率也很高。他在书局白天整理《南齐书》等,晚间修订旧稿《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并在京完稿。

完善了点校工作方法,新问题出现了:分散在外地院校的各史点校工作常被教学和科研任务打断,时做时辍。不但时间没有保证,影响进度,连带质量也要发生问题。赵守俨文中回忆,“因为不能连续工作下去,会使刚刚搞出些眉目的问题‘冷却’,断了思路”。

我的父亲赵守俨(注:曾任中华书局副总编)从始至终参与并负责具体组织协调工作,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1963年,我只有14岁,虽然从小受到家庭熏陶,对文史有兴趣,但对点校二十四史是怎样的工作和过程,是完全不清楚的。只是由于我家住在翠微路的机关宿舍,与那些参加点校的学者们朝夕相见,所以尚能从侧面回忆些当时的情景。

《清史稿》, 以“关外二次本”为点校工作本, 并将关内外三种版本的详略异同皆注出, 附录于每传之后。

  • 首页
  • 电话
  • 文学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