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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字新闻的萧,鲁迅对这部《萧伯纳在上海》堪称重视

不独是人心,世间发生的很多事情一样剪不断、理还乱,评说的人越多,纷乱程度甚至反而越高。萧伯纳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来访中国这件事,我已从准备到梳理经历了好几年,到现在还没有把握说整理清楚了当时的情形,包括事情的流程、在场的人员到底是怎样的,等等。这件事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了,议论和说法都难得清晰,要说当时能见到萧伯纳的人,毫无疑问都是上海滩顶尖的文化名人了,怎么连这件事情的本来面目也说不清楚呢?

《萧伯纳在上海》一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3月重印,我藏之已三十余年矣。此书初版于1933年3月,出版者为上海野草书屋,书名下特意标明:“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鲁迅序。”“乐雯”是鲁迅的笔名之一,瞿秋白借用为自己的笔名,亦可见他们的情谊之深。重版时封面文字未变,但在版权页上注明:“瞿秋白编,鲁迅序。” 当年参与接待萧伯纳的重要人物杨杏佛,他的儿子杨小佛在几十年后撰文《萧伯纳在上海一日游》,记叙了有关情况:“1933年2月17日,萧伯纳夫妇乘的环游世界邮轮在上海呆一天……萧来沪前表示想一晤孙夫人,于是这天早晨,宋庆龄和先父杨杏佛乘海关小轮到吴淞口登邮轮将萧伯纳接到上海,萧的夫人因身体不适留在邮轮上。他们三人则仍以小轮载至浦江码头上岸。然后乘汽车到苏州河南岸的礼查饭店,让萧与驻在那里的旅游团负责人打招呼,说他不参加集体活动了。” 萧伯纳,爱尔兰作家,生于都柏林。1876年起移居英国,1879年起开始文学活动,一生共写剧本五十多部、小说五部和其他着作多种,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许多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伪善和罪恶……他同情社会主义,但未能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 萧伯纳是一位名声远播的文学大师,他的来访特别引人注目,政界、文艺界、新闻界的许多名流,纷纷前来见面、叙谈、采访,其后多有文字记载;还有一些未能亲临现场的人,也纷纷发表文章进行评说。如洪深、郁达夫、许杰、韬奋、废名、张若谷、张资平、马相伯、俄国公主等。还有上海、北京、香港等地的记者,在中、外文报纸上,所作的报道和评说。这些文章有赞誉萧伯纳的,也有丑化和攻击萧伯纳的。作为鲁迅和瞿秋白等进步人士,认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可以从中看出各种人物的心境、思想、言行、嘴脸,对于读者的明辨是非、识别丑恶,有很好的启迪作用。于是,由瞿秋白翻译、编选、校对而成书,鲁迅为之作序,迅速出版面世。 鲁迅在序言中说:“萧在上海不到一整天,而故事竟有这么多,倘是别的文人,恐怕不见得会这样的。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这一本书,也确是重要的文献。在前三个部门之中,就将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的各色各样的相貌,都在一个平面镜里映出来了。”他还说:“萧的伟大可又在这地方。英系报、日系报、白俄系报,虽然造了一些谣言,而终于全部攻击起来,就知道他绝不为帝国主义所利用。至于有些中国报……因为原是洋大人的跟丁。这跟也跟得长久了,只在‘不抵抗’或‘战略关系’上,这才走在他们军队的前面。”从中可看出鲁迅一如既往的批判锋芒,及编印此书的意旨所在,令人钦服。 我们从杨小佛的文章,和《萧伯纳在上海》一书中的有关叙述中,可看出当时77岁的萧伯纳在这一天中的活动情况: 下小火轮后,到礼查饭店,然后萧伯纳与杨杏佛驱车至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会晤蔡元培,再去莫利爱路29号宋宅谈天和吃饭,同席者除宋庆龄、萧伯纳外,还有鲁迅、蔡元培、林语堂、杨杏佛、史沫莱特、伊罗生,共八人。 在宋宅午餐后,下午二时许,萧伯纳去福开森路的世界学院,会见梅兰芳、邵洵美、张若谷、叶公绰、唐瑛等四五十人,此中大半是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会员。邵洵美代表笔会向萧伯纳赠送泥制京剧脸谱,萧十分欣赏。 因下午三时,萧伯纳约定中外记者在宋宅见面,故在世界学院呆的时间很短,再次回到宋宅,在房前草坪上回答记者的提问。 《萧伯纳在上海》一书中,第五部分为“萧伯纳的真话”,且录几则。针对日军在东北突然发动侵略战争,萧讽刺说:“日本不向中国宣战,这一点真所谓行得其宜。”又说:“中国过于酷爱和平,反受了和平之累;日本过于爱打仗,也一定要吃打仗的亏。”鉴赏笔会赠给京剧脸谱时,萧说:“戏里有武生、老生、小生、花旦、恶魔的不同,都可以在面貌上辨别出来;但是我们人的面貌却大都相同,而内心不见得相像。” 鲁迅在1933年2月17日的日记中,也简要地记录了接待萧伯纳的经过。影尘前事,距今已八十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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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界在1933年初即传出77岁高龄的萧伯纳在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的共同邀请下,将乘不列颠皇后号到上海作短暂访问的消息。由瞿秋白与鲁迅一起“闪电”编辑,鲁迅作序言的《萧伯纳在上海》一个月左右即“闪电”推出,毛边道林纸,封面由鲁迅本人亲自设计,图案为剪贴各报记载,白底红色,按照唐弢在《野草书屋》一文中的形容,恰如画家所作“倒翻字纸篓”一样。鲁迅对这部《萧伯纳在上海》堪称重视,除了为该书写序,亲自设计封面之外,还亲自写广告语,刊登在1934年 4月上海联华书局发行,瞿秋白翻译的《解放了的董吉诃德》书末:萧伯纳一到香港,就给了中国一个冲击,到上海后,可更甚了,定期出版物上几乎都有记载或批评。

我是喜欢萧的。这并不是因为看了他的作品或传记,佩服得喜欢起来,仅仅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一点警句,从什么人听说他往往撕掉绅士们的假面,这就喜欢了他了。还有一层,是因为中国也常有模仿西洋绅士的人物的,而他们却大抵不喜欢萧。被我自己所讨厌的人们所讨厌的人,我有时会觉得他就是好人物。 现在,这萧就要到中国来,但特地搜寻着去看一看的意思倒也并没有。 十六日的午后,内山完造君将改造社的电报给我看,说是去见一见萧怎么样。我就决定说,有这样地要我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罢。 十七日的早晨,萧该已在上海登陆了,但谁也不知道他躲着的处所。这样地过了好半天,好像到底不会看见似的。到了午后,得到蔡先生的信,说萧现就在孙夫人的家里吃午饭,教我赶紧去。 我就跑到孙夫人的家里去。一走进客厅隔壁的一间小小的屋子里,萧就坐在圆桌的上首,和别的五个人在吃饭。因为早就在什么地方见过照相,听说是世界的名人的,所以便电光一般觉得是文豪,而其实是什么标记也没有。但是,雪白的须发,健康的血色,和气的面貌,我想,倘若作为肖像画的模范,倒是很出色的。 午餐像是吃了一半了。是素菜,又简单。白俄的新闻上,曾经猜有无数的侍者,但只有一个厨子在搬菜。 萧吃得并不多,但也许开始的时候,已经很吃了一通了也难说。到中途,他用起筷子来了,很不顺手,总是夹不住。然而令人佩服的是他竟逐渐巧妙,终于紧紧的夹住了一块什么东西,于是得意的遍看着大家的脸,可是谁也没有看见这成功。 在吃饭时候的萧,我毫不觉得他是讽刺家。谈话也平平常常。例如说:朋友最好,可以久远的往还,父母和兄弟都不是自己自由选择的,所以非离开不可之类。 午餐一完,照了三张相。并排一站,我就觉得自己的矮小了。虽然心里想,假如再年青三十年,我得来做伸长身体的体操……。 两点光景,笔会有欢迎。也趁了摩托车一同去看时,原来是在叫作“世界学院”的大洋房里。走到楼上,早有为文艺的文艺家,民族主义文学家,交际明星,伶界大王等等,大约五十个人在那里了。合起围来,向他质问各色各样的事,好像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的。 萧也演说了几句:诸君也是文士,所以这玩艺儿是全都知道的。至于扮演者,则因为是实行的,所以比起自己似的只是写写的人来,还要更明白。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总之,今天就如看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现在已经看见了,这就可以了罢。云云。 大家都哄笑了,大约又以为这是讽刺。 也还有一点梅兰芳博士和别的名人的问答,但在这里,略之。 此后是将赠品送给萧的仪式。这是由有着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君拿上去的,是泥土做的戏子的脸谱的小模型,收在一个盒子里。还有一种,听说是演戏用的衣裳,但因为是用纸包好了的,所以没有见。萧很高兴的接受了。据张若谷君后来发表出来的文章,则萧还问了几句话,张君也刺了他一下,可惜萧不听见云。但是,我实在也没有听见。 有人问他菜食主义的理由。这时很有了几个来照照相的人,我想,我这烟卷的烟是不行的,便走到外面的屋子去了。 还有面会新闻记者的约束,三点光景便又回到孙夫人的家里来。早有四五十个人在等候了,但放进的却只有一半。首先是木村毅君和四五个文士,新闻记者是中国的六人,英国的一人,白俄一人,此外还有照相师三四个。 在后园的草地上,以萧为中心,记者们排成半圆阵,替代着世界的周游,开了记者的嘴脸展览会。萧又遇到了各色各样的质问,好像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的。 萧似乎并不想多话。但不说,记者们是决不干休的,于是终于说起来了,说得一多,这回是记者那面的笔记的分量,就渐渐的减少了下去。 我想,萧并不是真的讽刺家,因为他就会说得那么多。 试验是大约四点半钟完结的。萧好像已经很疲倦,我就和木村君都回到内山书店里去了。 第二天的新闻,却比萧的话还要出色得远远。在同一的时候,同一的地方,听着同一的话,写了出来的记事,却是各不相同的。似乎英文的解释,也会由于听者的耳朵,而变换花样。例如,关于中国的政府罢,英字新闻的萧,说的是中国人应该挑选自己们所佩服的人,作为统治者;日本字新闻的萧,说的是中国政府有好几个;汉字新闻的萧,说的是凡是好政府,总不会得人民的欢心的。从这一点看起来,萧就并不是讽刺家,而是一面镜。 但是,在新闻上的对于萧的评论,大体是坏的。人们是各各去听自己所喜欢的,有益的讽刺去的,而同时也给听了自己所讨厌的,有损的讽刺。于是就各各用了讽刺来讽刺道,萧不过是一个讽刺家而已。 在讽刺竞赛这一点上,我以为还是萧这一面伟大。 我对于萧,什么都没有问;萧对于我,也什么都没有问。不料木村君却要我写一篇萧的印象记。别人做的印象记,我是常看的,写得仿佛一见便窥见了那人的真心一般,我实在佩服其观察之锐敏。至于自己,却连相书也没有翻阅过,所以即使遇见了名人罢,倘要我滔滔的来说印象,可就穷矣了。 但是,因为是特地从东京到上海来要我写的,我就只得寄一点这样的东西,算是一个对付。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夜。 (三月二十五日,许霞译自《改造》四月特辑,更由作者校定。) 本篇为日本改造社特约稿,原系日文,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号《改造》。后由许霞译成中文,经作者校定,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现代》第三卷第一期。 内山完造(1885—1959)日本人,当时在上海开设主要出售日文书籍的内山书店。一九二七年十月他与鲁迅结识后常有交往。蔡先生即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近代教育家。当时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导人之一。 孙夫人即宋庆龄,广东文昌人,政治家。笔会带有国际性的著作家团体,一九二一年在伦敦成立。中国分会由蔡元培任理事长,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成立于上海,后来自行涣散。 梅兰芳博士一九三○年梅兰芳赴美访问时,美国波摩那大学及南加州大学曾授予他文学博士的荣誉学位。邵洵美(1906—1968)浙江余姚人。曾出资创办金屋书店,主编《金屋月刊》,提倡唯美主义文学。著有诗集《花一般的罪恶》等。张若谷江苏南汇人,当时的投机文人。他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大晚报》发表《五十分钟和萧伯纳在一起》一文,其中记述给萧伯纳送礼时的情形说:“笔会的同人,派希腊式鼻子的邵洵美做代表,捧了一只大的玻璃框子,里面装了十几个北平土产的泥制优伶脸谱,红面孔的关云长,白面孔的曹操,长胡子的老生,包扎头的花旦,五颜六色,煞是好看。萧老头儿装出似乎很有兴味的样子,指着一个长白胡须和他有些相像的脸谱,微笑着问道:‘这是不是中国的老爷?’‘不是老爷,是舞台上的老头儿。’我对他说。他好像没有听见,仍旧笑嘻嘻地指着一个花旦的脸谱说:‘她不是老爷的女儿吧?’”据张若谷自称,他所说的“舞台上的老头儿”,是讽刺萧伯纳的。木村毅当时日本改造社的记者。在萧伯纳将到上海时,他被派前来采访,并约鲁迅为《改造》杂志撰写关于萧伯纳的文章。英字新闻指上海《字林西报》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一段报导:“回答着关于被压迫民族和他们应当怎么干的问题,萧伯纳先生说:‘他们应当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也应当这样干。中国的民众应当自己组织起来,并且,他们所要挑选的自己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戏子或者封建的王公’”。 日本字新闻指上海《每日新闻》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的一段报导:“中国记者问:‘对于中国政府的你的意见呢?’——‘在中国,照我所知道,政府有好几个,你是指那一个呀?’”汉字新闻据《萧伯纳在上海》一书所引,当时上海有中文报纸曾报导萧伯纳的话说:“中国今日所需要者为良好政府,要知好政府及好官吏,绝非一般民众所欢迎”。

也许有人认为,一次来访,而且不过是个作家而已,值得这么“推敲”吗?的确,这一百年来,仅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从罗素(访时尚未得奖)到泰戈尔、萧伯纳,从勒·克莱齐奥到帕慕克,来中国访问的人数实在不算少。然而,没有一次访问能像萧伯纳一样,引发出如此强烈、长久的反响。如果说泰戈尔的访问是现代中国的一次文坛佳话,那么,萧伯纳的到访就是一次猝不及防的风暴。他登陆上海不过就大半天时间,去了两三个地方,与十几个或略多一点的人进行了交谈,甩下若干句幽默俏皮的话,然后就旋风般离开了。可是,就是这八个多小时,被中国的文人们谈论了八十年;就是那么几句话,被争论了半个多世纪;就是那么一段有多名记者追踪、包围,用笔、用照相机记录的过程,却成了一个无法复原的被撕裂的故事。

摘要:1933年3月1日,鲁迅写信给台静农说:“萧在上海时,我同吃了半餐饭,彼此讲了一句话,并照了一张相,蔡先生也在内,此片现已去添印,成后当寄上也。我们集了上海各种议,以为一书,名之曰《萧伯纳在上海》,已付印,成后料当寄上。萧在初到时,与孙夫人,林语堂,杨杏佛谈天不少,别人皆不知道,登在第十二期《论语》上,今天也许出版了罢,北京必有,故不拟寄。我到时,他们已吃了一半,故未闻,但我的一句话也登在那上面。”

萧伯纳;上海;瞿秋白;凹凸镜;巴比塞;照片;文坛;翻译;序言;讽刺

所有这些故事的发生及其后果,都与一位那天本是半道赶去的人有关:鲁迅。

鲁迅呐喊手稿信

外国知名作家访华一向造成文坛热点。从毛姆、罗素、杜威,到泰戈尔、巴比塞、伐扬·古久列,再到抗战时期的海明威、奥登、伊舍伍德,都给中国文坛留下不大不小的冲击。但是恐怕上述作家谁也没有萧伯纳1933年2月17日的闪电访沪带给沪上文坛如此大的冲击波。鲁迅即称:“伯纳萧一到上海,热闹得比泰戈尔还利害,不必说毕力涅克和穆杭了。”

由于梳理故事“流程”之难,在写此篇文章的时候,我甚至想到,旧上海的消失带来一个很大的遗憾,即我们无法沿着萧伯纳走过的路径重走一遍,去想象当年的那段故事了。资料,只有文字资料中的破碎、纠缠、矛盾,可以帮助我们尽可能磕磕绊绊地重述这件文坛往事。

台静农

上海新闻界在1933年初即传出77岁高龄的萧伯纳在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的共同邀请下,将乘不列颠皇后号到上海作短暂访问的消息。萧伯纳尚未到沪,各大媒体已掀起“萧伯纳热”。2月2日,《申报·自由谈》 发表郁达夫的 《萧伯纳与高尔斯华绥》:“我们正在预备着热烈欢迎那位长脸预言家的萧老。”2月9日,又发表玄 的文章 《萧伯纳来游中国》;2月 15日起连载宜闲 翻译的萧伯纳的小说 《黑女求神记》。而在萧伯纳抵沪的当天和次日,《申报·自由谈》 还连续两天刊出“萧伯纳专号”,其中有何家干 的 《萧伯纳颂》、郁达夫的 《介绍萧伯纳》、林语堂的《谈萧伯纳》、玄 的 《关于萧伯纳》、郑伯奇的 《欢迎萧伯纳来听炮声》、许杰的 《绅士阶级的蜜蜂》 和杨幸之的 《Hello Shaw》 等等。

先来看几个与故事有关的“情节”闪回。

1933年3月1日,鲁迅写信给台静农说:“萧在上海时,我同吃了半餐饭,彼此讲了一句话,并照了一张相,蔡先生也在内,此片现已去添印,成后当寄上也。我们集了上海各种议,以为一书,名之曰《萧伯纳在上海》,已付印,成后料当寄上。萧在初到时,与孙夫人,林语堂,杨杏佛谈天不少,别人皆不知道,登在第十二期《论语》上,今天也许出版了罢,北京必有,故不拟寄。我到时,他们已吃了一半,故未闻,但我的一句话也登在那上面。”

此后,《论语》1933年3月第12期出了“萧伯纳访华专号”,刊登了蔡元培、鲁迅、宋春舫、邵洵美、洪深和主编林语堂本人对萧伯纳访沪的观感,《现代》 杂志在萧伯纳访沪的前前后后也做足了文章。据施蛰存在 《〈现代>杂忆》 一文中回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邵洵美在上海监狱里与文学史教授贾植芳关在一起,有一次他对贾说:“贾兄,你比我年轻,你还可能出去,我不行了,等不到出去了。”“他郑重交代我,将来出来的话,有机会要为他写篇文章,帮他澄清两件事。第一,一九三三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是以中国笔会的名义邀请的。邵洵美是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秘书,萧伯纳不吃荤,吃素,他就在南京路上的‘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花了四十六块银圆,是邵洵美自己出的钱。因为世界笔会只是个名义,并没有经费。但是后来,大小报纸报道,说萧伯纳来上海,吃饭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林语堂……就是没有写他。他说:‘你得帮我补写声明一下。’‘还有一个事,就是鲁迅先生听信谣言,说我有钱,我的文章都不是我写的,像清朝花钱买官一样‘捐班’,是我雇人写的。我的文章虽然写得不好,但不是叫人代写的,是我自己写的。’他的嘱托,我记住了。”(贾植芳《我的狱友邵洵美》)

萧伯纳

萧伯纳到上海,我虽然没有参加欢迎,《现代》 杂志却可以说是尽了“迎送如仪”的礼貌。二月份的 《现代》 发表了萧的一个剧本,四月份的 《现代》发表了萧在上海的六张照片,当时想有一篇文章来做结束,可是找不到适当的文章。幸而鲁迅寄来了一篇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是一篇最好的结束文章,可惜文章来迟了,无法在四月份和照片同时发表,于是只得发表在五月份的 《现代》。同期还发表了适夷的 《萧和巴比塞》,这是送走了萧伯纳,准备欢迎巴比塞了。萧参远在莫斯科,得知上海正在闹萧翁热,译了一篇苏联戏剧理论家列维它夫的 《伯纳萧的戏剧》来,介绍苏联方面对萧的评价。这篇译稿来得更迟,在十月份的 《现代》 上才刊出,它仿佛也是鲁迅转交的。

——可是,出钱订餐这件事除了贾植芳先生的“捎话”,仍然没有一个确实的定论。

展开全文

萧伯纳的这次半日访沪还顺便给鲁迅和瞿秋白的友谊增添了一个砝码。由瞿秋白与鲁迅一起“闪电”编辑,鲁迅作序言的 《萧伯纳在上海》 一个月左右即“闪电”推出,毛边道林纸,封面由鲁迅本人亲自设计,图案为剪贴各报记载,白底红色,按照唐弢在 《野草书屋》 一文中的形容,恰如画家所作“倒翻字纸篓”一样。出版后鲁迅将全部稿费付给瞿秋白,此书也构成了鲁迅和瞿秋白深厚友谊的一个历史性见证。

戏剧家洪深受一家团体(中国戏剧及电影文化团体)、一家报社(《时事新报》)委托前往迎接并采访萧伯纳,不想这样一位文艺大家,二月十六日下午跑到码头上,“向昌兴轮船公司打听了四次,小火轮几时开出;四次所得到的答复,都不相同”,“昌兴公司的主持人说,今天至少拒绝了二百个新闻记者,因为萧老先生怕麻烦,所以一切闲杂人等,船长命令不许登舟。我想蛮干一下,我说,‘我上了小火轮,你未必能把我推下水去’。外国人说,‘我至少可以把你推上岸去’”(洪深《迎萧灰鼻记》)。

萧伯纳是著名的作家、戏剧家,他同情社会主义,且和宋庆龄一样,同是世界反帝大联盟的名誉主席。正是由于名誉主席这个头衏,1933年初,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才会向他发出邀请。时年已经77岁高龄的萧伯纳偕夫人到上海做短暂地停留。

《萧伯纳在上海》1933年3月由上海野草书店出版,封面上的作者栏写得繁复而有趣:“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鲁迅序。”乐雯原是鲁迅的笔名,但具体做“剪贴翻译并编校”工作的,其实应是瞿秋白。唐弢曾回顾说:“当时瞿秋白住在上海,个人生活奇穷,鲁迅劝其编集此书,一来可以换点钱,二来亦可以保存各方面因萧的到来而自暴其本来面目的事实。”全书共五部分,第一为“Welcome”,分“不顾生命”及“只求幽默”两节,收的是诸家或欢迎或痛骂的文章;第二为“呸萧的国际联合战线”,收上海各外报的社评;第三为“政治的凹凸镜”,收同题文章一篇,附录日文报上的记载两种;第四为“萧伯纳的真话”,收萧伯纳在香港、上海、北平三地所做的片段谈话;第五为“萧伯纳及其批评”,收黄河清作 《萧伯纳》 及德国特甫格作 《萧伯纳是丑角》 两篇。总括五部分的是编者的 《写在前面》。全书卷首还有鲁迅写的 《序言》。

——谁能见到萧伯纳,气氛从一开始就很紧张。

然而,仅仅在上海停留了八个半小时,上海的媒体却将萧伯纳做成了特大的新闻。萧伯纳抵沪的当天和次日,《申报·自由谈》还连续两天刊出“萧伯纳专号”。短短一周的时间,由瞿秋白任编辑的《萧伯纳在上海》一书也编辑完成。

鲁迅的序言以及该书的 《写在前面》 都是大可一书的佳构。从 《写在前面》 的末尾落款的时间 上看,鲁迅和瞿秋白在几天内就“剪刀加浆糊”地编好了这本“未曾有过先例的书籍”。鲁迅对这部 《萧伯纳在上海》 堪称重视,除了为该书写序,亲自设计封面之外,还亲自写广告语,刊登在1934年4月上海联华书局发行,瞿秋白翻译的 《解放了的董吉诃德》 书末:

萧伯纳行程里还有访问北京,与上海的热烈“造势”相比,北京的情形却显两样。身在北京的胡适就有过俏皮的声明:“胡适之于萧氏抵平之前夕发表一文,其言曰,余以为对于特客如萧伯纳者之最高尚的欢迎,无过于任其独来独往,听渠晤其所欲晤者,见其所欲见者云。”(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路透社电讯)

要说,萧伯纳本本是一个低调的人,然而,宋庆龄却将他的到来高调宣传。这为中国民权同盟以后的发展埋下了祸根。

萧伯纳一到香港,就给了中国一个冲击,到上海后,可更甚了,定期出版物上几乎都有记载或批评,称赞的也有,嘲骂的也有。编者便用了剪刀和笔墨,将这些都择要汇集起来,又一一加以解剖和比较,说明了萧是一面平面的镜子,而一向在凹凸镜里见得平正的脸相的人物,这回却露出了他们的歪脸来,是一部未曾有过先例的书籍。编者是乐雯,鲁迅作序。

——分歧在每一个层面和细节上都会产生!

1933年2月17日一大早,中国电影文化会的代表洪深和上海新闻媒体以及各界青年近四百人在税关码头守望接迎,他们用英文做了一个旗帜,上面写着:“Welcome to our Great。然而,这些迎接的人不知,清晨五点钟,船已经停靠,宋庆龄和杨杏佛已经登上了萧伯纳乘坐的皇后号和萧伯纳见了面,还一起共进了早餐。

广告中称该书“是一部未曾有过先例的书籍”,把萧伯纳比喻成“平面的镜子”,使“一向在凹凸镜里见得平正的脸相的人物,这回却露出了他们的歪脸来”,“未曾有过先例”指的正是萧伯纳访华洞见出中国文人的真实嘴脸。可见鲁迅和瞿秋白编辑此书所真正关注的,也许并非萧伯纳本人,而是中国文坛借萧伯纳访华事件而折射出来的众生相。与其他知名作家来访的差异或许在于,萧伯纳的闪电式访沪正使华界众生相得以凸显。因此,编了一本书,鲁迅仍意犹未尽,在2月23日所写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一篇中,鲁迅仍在继续萧伯纳“并不是讽刺家,而是一面镜”的话题。也正如鲁迅在 《萧伯纳在上海》 的序言中所说:

一、“萧在上海不到一整天,而故事竟有这么多”

而事实上,在当天清晨5时,与萧伯纳同任世界反帝大联盟名誉主席的宋庆龄已经和杨杏佛等乘汽轮驶往吴淞口并上船迎接,他们在皇后轮上相见甚欢,还共进了早餐。他们谈了很多内容,萧伯纳很想了解中国到底在做什么,他想知道中国的红军在哪里。

萧在上海不到一整天,而故事竟有这么多,倘是别的文人,恐怕不见得会这样的。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这一本书,也确是重要的文献。在前三个部门之中,就将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的各式各样的相貌,都在一个平面镜里映出来了。说萧是凹凸镜,我也不以为确凿。

这个标题是鲁迅事后的感慨(《〈萧伯纳在上海〉序》)。萧伯纳是爱尔兰人,生于一八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一九二五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身世和鲁迅有一点相像,父亲是贵族,母亲是乡绅世家,但幼年时父母离异(从此“家道中落”),父亲嗜酒(鲁迅父亲也一样)是主因之一,他随母亲来到伦敦生活(少年鲁迅去南京求学),失去受上等教育的机会而过着清苦的生活。他的创作道路也十分坎坷,但他最终以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对上流社会的讽刺,同时对英国戏剧艺术的革新而被世人称道(鲁迅创作的意义甚至更具划时代色彩)。很长时间里他自己的生活面临诸多困难,却把诺奖奖金八千英镑捐给了瑞典的穷苦作家们(鲁迅从经济上扶持了众多文学和美术青年)。他活了九十四岁,不知道是晚年时看透了人世,还是历来就持有自己的人生观,其生死观也和鲁迅有相近之处,他的墓志铭上只有一句话:“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迟早会发生的。”这和鲁迅的遗言之一“赶快收殓,埋掉,拉倒”在心境上有如中英文对译。

本来萧伯纳并不计划上岸的,但是宋庆龄盛情相邀,那天上午十时,萧伯纳便下了船。

鲁迅讽刺的这些“样貌”,在施蛰存多年后的回忆中可见一斑:

一九三三年,七十七岁的萧伯纳携夫人乘“英国皇后”号游轮周游世界。二月十二日到达香港,在那里就发表了一大通针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形势的言论,其中的一些句子已经开始在上海传播。鲁迅为萧到上海所作的第一篇文章,就写于他到上海前两天的二月十五日,发表于他到上海的那一天,即十七日的《申报·自由谈》上,文中所举萧氏言论,正是其在香港时对当地青年所讲。萧要来上海了,这消息在那一刻比文章中的观点更重要。

12时,萧伯纳跟随宋庆龄来到了她的寓所,在莫利爱路29号寓所(今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一起吃饭的有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和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等。吃到了一半的时候,不知谁说到鲁迅,萧伯纳听说过,要见面,于是,蔡元培先是给鲁迅打电话,又派车去鲁迅住处将他接来。

过了几天,李尊庸送来了七八张照片,我在二卷六期的 《现代》 上选刊了六张,其中有一张是 《现代》 所独有的,可惜现在我已记不起是哪一张了。有一个上海文人张若谷,一贯喜欢自我宣传,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不知以什么记者的名义,居然能混进宋宅和世界社,每逢摄影记者举起照相机的时候,他总去站在前头。萧伯纳在世界社靠墙壁坐着,让记者摄影,张若谷竟然蹲到萧伯纳背后,紧贴着墙壁。记者没有办法,只好把他也照了进去。洗印出来的照片是:他的整个身子都被萧伯纳遮住了,只从萧伯纳肩膀底下探出了一个头面。这张照片使我很厌恶,但是我当时还不懂得照片可以涂改,就只好照样给印出来。

十七日凌晨,萧伯纳所乘坐的游轮到达上海,据说是因为船吃水太深,所以停泊在了吴淞口。萧伯纳此行虽是“家庭豪华游”,但所经之处受邀上岸从事活动也是正常不过的事,至少在印度、香港都有过。萧伯纳“离开香港时曾致电宋庆龄。宋以萧伯纳年老,且初次来华,特偕两位朋友乘小轮至吴淞登轮往访”(《宋庆龄选集》[上卷]第九十三页)。萧与宋同是世界民权保障同盟名誉副主席,宋庆龄正是依此身份登上“英国皇后”号的。与她同登游轮的“两位朋友”,是宋的秘书及杨杏佛。

这便是鲁迅在信中所说的,和萧伯纳吃了半顿饭。因为鲁迅赶到宴席现场的时候,饭菜已经一片狼藉。萧伯纳见到鲁迅时,很是幽默地称呼他是“中国的高尔基”,说鲁迅高尔基要好看。

正因当初没有今天司空见惯的图像处理技术,《现代》 才得以为后来的读者给鲁迅讽刺过的“样貌”立此存照。

故事其实在此之前就已经很热烈地开始了。从十六日下午起,操持各种语言的记者早已在岸上迎候萧伯纳了。假如文字也是镜头,就聚焦一下人潮中的洪深吧。这位中国现代剧作大家,也在迎候着来自英国的更著名的剧作家同行,还兼着为一家报纸做记者。然而,他当晚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却很尴尬:《迎萧灰鼻记》。这位中国的剧作名家,至少在十七日凌晨两点就开始在码头上等候机会,他远远地看到宋庆龄、杨杏佛等来了,便再三向杨请求捎他上船,然而终不得。这简直让人联想到铁杆球迷守候在球场门口渴望一张球票的情形。他除了“散步观潮”,什么也没见到,只能以“据说”为小标题记述这次“灰鼻行”的结束。其他种种记者,恐怕就更没有机会了。

啖毕,一班人马在院子里闲走,太阳突然出来,有人面露喜色,讨好般地说,萧伯纳先生真有福气,一到上海便遇到阳光。萧伯纳幽默着说笑,他答,应该说这是太阳的福气,能在上海见到萧伯纳。

《萧伯纳在上海》 的 《序言》 由于是鲁迅所作,更为人熟知。而可能主要是瞿秋白执笔的 《写在前面》 则值得多介绍几句。《写在前面》 的副标题为“他非西洋唐伯虎”,文中侧重讨论的是萧伯纳的“幽默”这一话题:

我综合了各种能读到的文章,最大限度地将萧伯纳那一天的“沪上行”描述一下,这里的最大限度,就是凡有文章提到他去过哪些地方,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尽量罗列出来,然后再来看看这一路上究竟产生了多少歧义和不确定。

他的确擅长幽默和演讲。然后便是合影,从后来的照片上来看,一共七个人,没有吃饭的杨杏佛,杨应该是拍摄者。

萧伯纳在上海———不过半天多功夫。但是,满城传遍了萧的“幽默”,“讽刺”,“名言”,“轶事”。仿佛他是西洋唐伯虎似的。他说真话,一定要传做笑话。他正正经经的回答你的问题,却又说他“只会讽刺而已”。中国的低能儿们连笑话都不会自己说,定要装点在唐伯虎徐文长之类的名人身上。而萧的不幸,就是几乎在上海被人家弄成这么一个“戏台上的老头儿”。

“英国皇后”号“晨六时抵吴淞口。晨五时,宋庆龄偕杨杏佛等乘海关小轮前往吴淞口欢迎,并上‘英国皇后号’访萧伯纳,相见甚欢。后应萧伯纳的邀请,宋庆龄与其在餐厅共进早餐”(《宋庆龄年谱》第四百八十九页)。宋邀请萧登岸访沪,萧先是推辞的。据爱泼斯坦在《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中记述,他对宋庆龄说:“除了你们,我在上海什么人也不想见,什么东西也不想看。现在已见到你们了,我为什么还要上岸去呢?”但宋庆龄强调了既是环游世界,到上海而不下船能算来过吗?萧因为很满意回答,便同意了。而萧的夫人因身体不适没有随行。

下午的时候,萧伯纳又到了福开森路参加了一个国际笔会的见面会,迎接他的人有邵洵美、张歆海等人,萧伯纳演讲,剧作家洪深作翻译。萧伯纳因为在国外听说过梅兰芳,要和梅兰芳见面,所以,梅兰芳便被邀请了去。

可是,又舍不得他这个“老头儿”,偏偏还要借重他。于是乎关于他的记载,就在中英俄日各报上,互相参差矛盾得出奇。原本是大家都把他做凹凸镜,在他之中,看一看自己的“伟大”而粗壮,歪曲而圆转的影子;而事实上,各人自己做了凹凸镜,把萧的影子,按照各人自己的模型,拗捩得像一副脸谱似的:村的俏的样样俱备。

小火轮来到了位于杨树浦的码头,萧、宋、杨等上岸,那一堆还在等候的记者应该没有得到采访和拍照的机会吧,至今我们没看到名人登岸的照片。萧、宋、杨等“先赴外白渡桥理查饭店与同时来沪各游历团团员相见,稍作寒暄”(《宋庆龄年谱》第四百八十九页)。(那么,萧的夫人要很孤单地在船上待一天了。)接着又驱车到了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三三一号,在那里拜访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那一定又是一通有趣的寒暄。接着又是坐汽车,这回是莫里哀路二十九号(今香山路七号)宋庆龄的居所举行欢迎宴会。离开蔡元培办公地的同时,另一辆车也已同时出发,去接鲁迅先生直赴宋宅。大家坐定已是正午十二点,大约一个小时后的一点钟,鲁迅赶到了,看见大家正在吃素餐。桌上应该已经坐了七个人,他们是:萧伯纳、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史沫特莱以及主人宋庆龄。鲁迅加入后,八人共聚。宴会可谓足够高大上,上海滩的文化名流和诺奖获得者,在孙中山先生的故居里小范围聚会,这场景恐难再出现第二次。

萧伯纳的行程可谓是饱满之至,在笔会见面的时间严格控制在了三十分钟。之后,萧伯纳又回到了宋庆龄的住宅,举行了一个记者会。然后又在宋庆龄和杨杏佛的带领下参观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遗址。

然而萧的伟大并没有受着损失,倒是那些人自己现了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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