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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君健先生还是最早系统地将安徒生文学作品引入中国的作家,高莽赠送本文作者的八本书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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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馆28日在此间入藏著名作家叶君健《土地》三部曲手稿及作家信件等文物。

时间过的真快,转眼辛笛老去世十多年了。而与他交往的情景,仍清晰可辨呈现眼前。

由于地方有限,巴金故居内大师留下的众多物品只能堆积在3楼仓库房内。图为周立民在翻阅仓库内的资料。 陈龙 摄

茅盾肖像 高莽画 资料图片

叶君健先生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小说家、翻译家和儿童文学作家。1933年他开始文学创作和翻译文学作品,陆续用世界语写了《岁暮》、《王得胜从军记》等13篇短篇小说,1937年结集为《被遗忘的人们》出版。抗战胜利后,叶君健用英语创作了短篇小说集《无知的和被遗忘的》、《蓝蓝的低山区》,长篇小说《山村》、《他们飞向前方》等,开始蜚声世界文坛。

2003年8月,我和同事梦晨专程去上海看望老作家及其家人。25日上午,我们去南京西路拜访辛笛先生。我向两位老人汇报了这次上海之行的工作情况:把北京带来的女雕塑家张德华塑的巴金像,交给了巴老的家人;去拜访了黄裳先生,老人说文学馆的唐弢藏书非常珍贵,建议不要直接往书脊上贴标签,做个书套,贴在书套上。我答应回去转达他的建议。黄裳还提起当年唐弢在上海住时,一起去转旧书店淘书的事;又去医院看望了施蛰存先生,家人说老人住院两个多月了,想出院,但心脏血压都不稳定,难以遂愿,年初施老曾向文学馆捐赠了他《唐碑百选》手稿和一部分日记,他还会不断捐其他文物和著作;我们还去市郊拜访了103岁的章克标老人,他思路清晰敏捷,谈吐幽默风趣,爱看梁羽生文集和金庸武侠小说连环画,也答应把晚年写的回忆录手稿给文学馆……我还特别谈到巴老对文学馆付出的巨大心血和努力,建立文学馆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件大事。辛笛和巴金是挚友,结识于20世纪30年代,两人有着长达70年的友情,交往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是巴老的言行,让辛笛对文学馆有了一份特殊的感情。

作为一座文学重镇,上海有着丰富厚重的现当代文学资源优势,却无处安放展示,或流散丢失,或深居闺中。今年上海两会上,有市政协委员提出,上海近年来大力推动建设一批重大文化设施项目,门类中有艺术、影视、戏曲,也有历史文化遗存项目,但唯独缺少文学,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迫切需要一个公共文学场馆,完整立体地展示上海文学百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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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叶君健先生还是最早系统地将安徒生文学作品引入中国的作家,其以翻译丹麦文安徒生童话故事而享誉世界文坛。他所翻译的丹麦文版安徒生童话故事,与美国译本同被评为“当今世界上两个最好的译本”。同时他的《被遗忘的人们》在国际世界语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被国际世界语领导人拉本纳称为“世界语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谈的非常融洽,辛笛老人精神很好,主要话题始终围绕着巴金和文学馆。他表示要把自己的藏书和手稿书信等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我没有想到与辛笛老第一次见面,就能够得到老人如此重大的承诺。但我知道这个决定,一定是他酝酿很久,深思熟虑的,是得到夫人和孩子们的坚决支持的。

委员足迹 奔走各地搜集文学馆建馆经验

一个小老头 名字叫巴金 高莽画 资料图片

此次捐赠的文物主要包括叶君健《土地》三部曲手稿、作家信件、叶君健生前讲话录音资料等以及苑茵画、叶君健题款的字画10幅。

那天,老人叫女儿拿来一摞已经题签好的作品集送给文学馆,其中还有一本狄更斯长篇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辛笛看着旁边的夫人:“这是她翻译的,也送给你们。”我刚要去接,徐文绮老人发话了:“你还没有征得我同意,就把我的东西送人了。”大家都愣了一下,尔后笑了起来。辛笛笑着对女儿说:“你看,忘了忘了,赶快让妈妈签上大名。”圣思老师把书放到母亲面前,翻开封面,徐文绮老人在扉页上一笔一画写上“赠中国现代文学馆 文绮”,落上日期。女婿金大夫拿来二老印章,小心翼翼地钤在每本书的扉页上。

上海是中国新文学的发祥地和策源地,鲁迅、茅盾、巴金等大多数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杰出作家都曾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市政协委员、市作协副主席孙甘露与多位市作协成员曾探访过上海文学代表巴金的故居,故居内大量的文献资料与局促的布展空间让他们焦虑:上海积累的丰富文学资源,因场地局限无法发挥功能和效用。为此,孙甘露等人奔赴位于北京的中国现当代艺术馆取经,并分别搜集了大量各地文学馆的建馆情况,构想了一个上海文学馆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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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代表文学馆接受捐赠,向作家家属颁发入藏证书、赠送巴金手模纪念品,并致感谢辞。他表示,叶君健先生生前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设,曾多次将其著作、手稿、书信、照片等文物文献无偿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我馆为此建立了“叶君健文库”。此次苑茵女士及其家人的捐赠必将极大丰富“叶君健文库”。

看到一家人的融洽气氛,特别是两位老人的幽默交流,我很受感动。我想起辛笛那首《蝴蝶、蜜蜂和常青树》中的诗句“年华如水,但总是润泽芳馨”,60多年的事业知音、生活体己,至今仍是一往情深。

今年上海两会,孙甘露提交提案,建议建立一个上海文学馆,收藏、展示上海文学财富,可以以文学巨匠巴金先生命名,以收藏展示、文学研讨、对外交流、研究中心、文学教育培训、公众文学活动平台等为基本功能,打造一座现代化、国际化、专业化、符合上海国际大都市地位的城市文学公共设施。

高莽赠送本文作者的八本书 资料图片

我递上笔记本,希望辛笛老题句话。老人稍加思索,提笔写下“书比人长寿”五个字。笔力遒劲流畅,完全不像出自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之手。

至于上海文学馆坐落何处,提案认为,位于人民广场的上海美术馆旧址为最佳选择。

2017年10月6日,高莽先生走了。我给先生的女儿晓岚姐发微信,告知一定去参加恩师的告别仪式。我说:“我和高莽老师相识近三十年,从他身上学到很多珍贵的品质和做人的风骨。他对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发展和中国及世界文学作出了很大贡献。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记者调查 巴金大量藏书封存区级图书馆

告别仪式当天,下起了秋雨,敲打着我的心。八宝山竹厅里音乐舒缓,花丛中静卧着逝者。我放轻脚步走过他身边,深深鞠躬,默默告别。在现代文学馆工作几十年,我送别过许多文学老人。诗人艾青离世那天,春雨飘落;辛笛老人落葬那天,冬雨无声;而高莽与我们的告别,秋雨缠绵。

那年11月下旬,我们正在广东拜访作家征集文物,突闻施蛰存先生去世,我即刻返京,隔天就飞赴上海,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在龙华殡仪馆举行的施蛰存先生悼念告别仪式。我见到上海作协创联部于建明主任,他说施家人找我,要谈施老书信手稿送给文学馆事。我即与施达先生联系,定周六去愚园路施先生家,与家人商量先生藏书手稿书信等下一步捐赠事宜。

武康路113号是巴金故居,逢公众开放日,馆内会迎来至少200人的参观人群,最高峰值是一天1700多人。文学爱好者们参观完总会热情地提出意见,意见最集中的是:在故居内能感受到巴金的生活原貌,但对于巴金的生平、文学成就、思维轨迹等展现得太少。

面对高莽先生笑慰人生的侧面肖像照,许多往事浮现眼前。“高莽生平”扼要简洁,薄薄一纸,如何能承载逝者丰富多彩的人生历程?又如何能展现他身后深深足迹中的汗水与付出?

参加完施老告别仪式,我给王圣思老师打电话,报告我来上海了,想去看望王徐二老。王圣思老师在电话那边停顿了一下,声音低沉地告诉我:“徐文绮老师9月30日走了……家里一切从简,没有告诉外边。”这噩耗来的太突然,我不相信自己耳朵,脑子有点发懵。8月底去看望他们时,还跟徐老一起照相,老人幽默的话语和在书上题签的情景历历在目,才分别一个月老人就离我们而去了?王圣思让我第二天上午10点去家里,她说母亲走后,父亲心情极度悲伤,情绪非常低落,平时话语很少,希望我去安慰安慰老人。我在电话里答应着。

并非藏品不够。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提起收藏口若悬河:图书近4万册,书信塞满三四个柜子,其中不少来自茅盾、冰心、沈从文、曹禺等名家,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手稿、校样在这完整保存巴金40多年生活轨迹的地方,藏品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地方展出。

妙笔绘真容

可是见到依偎在高背藤椅中的辛笛老,看到他背后书柜前徐文绮老师的大幅照片,我就知道任何劝慰,都不能把他从悲伤中拉出来。我只有一遍遍地重复“您不要太悲伤了,一定多多保重身体”。我无法完成王圣思老师交给我的任务。施蛰存先生的夫人去世后,我们去看望他,老人曾用笔向我们倾述失去老伴的孤寂心境。这种心境是儿女怎么做都难以替代和改变的。辛笛老的孩子们竭尽全力,想把老人从失去生命另一半的痛苦漩涡中解脱出来,但我感觉太难了,老人心中那只美丽的蝴蝶,已经带着他的灵魂飞向另一个玫瑰盛开的世界,谁也挽留不住。后来王圣思老师在文章中录下了父亲在母亲去世后几天写的《悼亡》诗:“钻石姻缘梦里过,如胶似漆更如歌。梁空月落人安在,忘水伤心又奈何。”王老师说,这是父亲写下的最后一首诗,此后至死,再也未动笔写诗了。

故居1层20多平方米的临时展厅内,参观者们能浅尝辄止地看到一点巴金的藏书、手稿等。这间展厅曾是次卧,也是故居开放区域内唯一一个改变原陈设的房间,因为实在找不到其他地方展示文献史料。

我和高莽先生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那时,我还只是现代文学馆的一名普通员工,管理作家手稿文物库房。现代文学馆刚成立不久,临时借用万寿寺西路古建筑群作馆址。先生住在不远处一栋高楼里,平时在庭院中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沉浸在伤悲中的辛笛老,没有忘记对文学馆的承诺,他让女儿和我商量捐赠接收之事。我告诉辛笛老,文学馆准备成立王辛笛文库,专门收藏他和徐文绮老师的各种文物文献资料。我们初步商定,接收时间暂定2004年3月。因为我们同时还要一起接收施蛰存、吴强两家的藏书和文物文献资料。老人点点头,表示同意。辛笛先生一直践行“做人第一,写诗第二”的人生准则,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巴金倡议创建的文学馆。我环顾客厅四周堆满书刊的书柜书架,这将是多么大的工作量啊。

展厅内不到20个展台,记者参观时,工作人员总会作些补充旁白

我上班的院子,假山石奇特,古松柏参天,后罩楼坐北朝南,楼上是办公室,楼下是手稿文物珍藏库房。一天,我整理作家手稿书信累了,到院中舒活筋骨,刚好高莽先生在院中散步,看到我打招呼:“年轻人,你在这儿工作?”

一个展台里展示着10多种语言的《家》译本,整理资料时,我们发现巴老家中有40多种译本,如果全都摆出来,会铺满整面墙。

“您好!”我笑着点点头。

2004年元旦后,我和部门同事们分头给作协会员、老作家和作家遗属发贺年卡,力争让大家在春节前收到文学馆的祝福和问候。我准备亲自给辛笛老发贺年卡,并附上封信衷心感谢他和家人对文学馆的支持。贺年卡还没有发出,就得到辛笛先生1月8日去世的消息。信和贺年卡不发了,赶紧去邮局代文学馆给辛笛家人发唁电,表达文学馆人的哀悼和慰问。

火柴盒大小的字典放在另一个展台,巴老的工具书有390种,这是最小的,大的有整套大英百科全书。

高莽先生说:“在这儿工作幸福啊,闹中取静,神仙待的地方!”我揉揉酸痛的腰,笑了笑。他指着满院盛开的二月兰感慨:“美呀,真美!你看这阳光下的色彩,有多美!应该拍下来。”

1月16日我飞往上海,代表文学馆参加辛笛老的告别仪式。中午到达虹桥机场,下午即赶到辛笛先生家吊唁。老人的几个子女都在。我转达了文学馆领导和全体馆员的深切哀悼和真诚慰问,王圣思简单说了父亲发病去世的经过,她说在整理父亲遗物时,一张纸片从书中飘然而落,捡起一看,竟是父亲写的一首诗,诗名叫《听着小夜曲离去》:“走了,在我似乎并不可怕/卧在花丛里/ 静静地听着小夜曲睡去/但是,我对于生命还是/有过多的爱恋/一切于我都是那么可亲/可念/人间的哀乐都是那么可怀/为此,我就终于舍不开离去”。谁也不知道老人什么时候写的这首诗,原稿上的字迹有些颤抖和变形,远不如给我写“书比人长寿”时的力度气韵,但依然有一股火热的生命之泉在字里行间流淌。王圣思老师曾这样写父亲的离去:“父亲匆匆地走了,慢性子的他急急地去追赶母亲。在他初恋时心目中的‘蝴蝶’飞走的第一百天,他也飘然而去。他们又可以团聚了,从此长相守,永不离。”

此外,有着巴金推敲痕迹的《怀念肖珊》、《我与读者》手稿,场地不够只能叠放,仅以首页示人,一些巴金作品的校样也是如此,巴老的收藏每类都能拿出来作独立主题的展览,但囿于场地,我们只能零碎地展示。周立民说。

受他情绪感染,我跑上楼取来相机:“高莽先生,我想跟您合张影,行吗?”他睁大眼睛侧头看我:“你认识我?”我笑笑说:“文学馆谁不认识您,前院儿作家画廊里都是您的画!”他听了哈哈一笑:“好,合个影就是朋友了。”

那天下午,王家兄妹主动提起捐赠之事,希望能把接收父亲藏书手稿的时间推迟几个月。我说没问题,你们也要多多保重,注意身体。什么时候准备好了,文学馆再来接收。

目前,故居拥有巴金藏书近4万册,收藏中不少文献价值极高,其中有两册完整的《世界》画报,出版于1907到1908年,被认为是亚洲画报之鼻祖。这些书刊,故居整理出多份,但大约2/3的藏书藏画却只能寄存在普陀区图书馆,封在纸板箱里不见天日。

我喊同事帮忙,拍下珍贵的合影。临走时,高莽先生拍了拍我的肩:“年轻人,好好干吧,文学馆是块风水宝地,大有作为。”我如今回看在文学馆三十年走过的路,从心里感激他的点拨与鼓励。

辛笛先生的告别仪式令人难忘。老人静静地睡在白菊花簇拥环绕的花丛中,身上覆盖着鲜花。耳边是节奏徐缓的舒伯特小夜曲,热爱怀念他的人们恋恋不舍,脚步轻轻地走过他身边。每一位前来送行的人,都得到了老人最后的馈赠:诗集《印象·花束》和散文集《梦余随笔》。这是我见到的最平静、最温馨、最诗意的告别仪式。

因资料多场地小,人手又不够,巴金故居3楼非开放区域塞得满满当当。巴金藏书丰富,又保留着与许多诗人、作家来往的书信,研究价值很高,一些学者慕名来求文献参阅,周立民只能让他们留下纸条写明所需材料留到以后回应。

建馆初期,为扩大影响,曾在前院大殿举办过一个作家画展,常年展出,画的内容都是作家,所以我们习惯称之为作家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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