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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汉字还有繁体字和简体字之分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与今天使用的简体字完全相同的有

那么,简体字和繁体字到底孰优孰劣呢?

1956年1月28日,《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31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以后这个方案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1964年5月,文改委出版了《简化字总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352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是经过偏旁类推而成的1754个简化字;共2238字,这就是今天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

反思一百年来汉字简化的各种方案、历程以及理论,需要检讨的方面很多。不管是清末、民国还是新中国初期,语言学界对于简化汉字都是有限定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它是汉字改革的暂且办法。1955年,毛泽东还说:“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27]但1960年代之后,简化字被当作了汉字的终极形态,汉字简化被误作为汉字改良的主导方向。如果说清末、民国的简化汉字是“汉字病”之“止痛”的话,那么1950年代汉字简化则是“汉字病”之“根治”了。

仓促出台遭非议

伴随着简化汉字的研制与推行,反对意见从未停息过。在特定的舆论环境下,很多文化学术问题被上升到政治高度。一批对简化字持保留态度的学者政要,也因此被留下把柄,遭受牵连。

1957年5月22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章伯钧在北京民主党派座谈会中的讲话,“……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说到汉字简化,也没有讨论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是简化字。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

“章罗联盟”的另一位代表罗隆基曾责问:“应该讨论汉字要不要简化,应怎样简化?而不是一上来就讨论具体的汉字方案,宣布毛主席支持简化字。”

文革时自缢而死的著名学人陈梦家也曾说过:“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

到1958年初,对简化字的反对与批评就成了政治问题。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的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说:“在整风运动初期,一些右派分子对文字改革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说汉字简化搞糟了,群众都反对,要国务院收回成命,‘把汉字简化方案’撤回。右派分子攻击文字改革,自然是别有用心,他们是要借此向党和政府进攻,但是另外他们确实也是反对文字改革。汉字简化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好事,反人民的右派分子自然要反对。我们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首先应该把汉字简化这项工作肯定下来。”

即使在“文革”大潮的冲击下,汉字的简化之路也没有止步。1972年,原国家语委副主任傅永和6名同事被周恩来亲点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继续从事汉字的改革研究工作。1977年12月,《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以下简称“二简”)开始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并在《人民日报》上试用。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二简”在制定过程中过于仓促、急于求成,又加之简化数量太多,一时在社会上造成了相当的使用困难。同时,汉字随意简化的思想在民众中间迅速蔓延开,民间自造、乱造简体字的风气愈演愈烈,社会用字一度混乱不堪。到1986年6月,国务院不得不正式停止使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并决定“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以利于社会应用”。至此,中国的汉字简化运动终归告一段落。

然而,“二简”字却没有因此而死亡,今天在一些中老年人的笔下仍不时可以看到它们的残迹,如“歺(餐)、迠(建)、祘(算)、午(舞)”等 。更多的“二简”字被保留在中国人的姓氏中,如“闫(阎)、肖(萧)、付(傅)、代(戴)”等。

时至今日,简化字最大的优点——“易认好记”、“简便好写”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德籍华人学者彭小明曾撰文指出,现代的认知心理学和信息学发现,人脑是通过并行过程处理文字的整体图像,而非一笔一笔地记录。汉字作为一个整体,就是同时处理的,简化字并不比繁体字好记。而简化字的推行,是以对那些未被收入的历史常见行草简字的禁绝为前提的。强调正楷,批判知识分子书写行草化、艺术化为不规范、为“打击和迫害劳动人民”、“迫害工农子弟”的行为,反而影响了书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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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篇文章我转载自新浪。实际上汉字简化方案方面的文章很多,感兴趣可以去网上搜索。

有人公开建议,全国用10年时间,分批废除简体汉字,恢复使用繁体字。原因有三:第一,上世纪50年代简化汉字时太粗糙,违背了汉字的艺术和科学性,如“爱”字,繁体字里有个“心”,简化后造成“无心之爱”;第二,以前说繁体字太繁琐、难学难写,不利于传播,现在很多人都用电脑输入,再繁琐的字打起来也差不多,所以这个理由已渐渐不存在了;第三,恢复使用繁体字有利于两岸统一,中国台湾地区现在依然用繁体字,而且要为繁体字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

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

汉字复杂难学,可以说是清末语言学界普遍的观点。例如,卢戆章说:“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①]林辂存说:“我国文字,最为繁重艰深……中国字学,原取象形,最为繁难。”[②]陈虬说:“字又着实难识得很……而且笔墨忒多,通扯起来每字总有八九笔,多者四五十笔不等。”[③]沈凤楼说:“中国文字极烦,学亦甚艰,自束发受书,非十稔不能握管撰文。”[④]杨琼、李文治说:汉字“义颇闳奥,而形则繁缛……形繁缛,故作书不能疾速,日仅可数千言。”[⑤]马体乾说:“今六书文字,难于辨,难于记,难于解,辞难通,音难同,书难音,字难工,特较标音文字之易习易用者,真不可同日而语矣。”[⑥]因此认为需要改革,不同的只是态度和具体方案。

“挺繁派”和“挺简派”的口水仗,往往会吵得不可开交。其实,正本溯源,了解一下汉字的简化史,也许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

鲜为人知的民国汉字简化方案

北京方雨

最近,对简化汉字的讨伐越来越厉害。王干先生在博客上发表《五十年内,废除简化字如何》,引起广大网民的关注,点击量已达21万多。今天又见到新浪推荐的司马平邦的博文《汉字必然走向繁简通行》,更是把简化汉字骂得一塌糊涂。汉字简化,是不是“当年亲苏或者全盘苏化的遗害”?是不是解放后大陆头脑发热的产物?简化字是不是“伤了的汉字之根”?有必要做个回顾。

历史上,汉字的简化(当然也有繁化)一直没有停歇过。从南北朝开始,常用的楷体汉字中已有一些形体比较简单的字在民间流行,被人们称作“简体字”、“俗体”或“破体”等。现存的《水浒传》元刻本中,就已经出现了“劉”的简化字“刘”。但这些简体字长期没有取得合法地位。

历史上首次给予简体字合法地位的是太平天国。在太平天国政府的印玺和所印发的公告、书籍等,大量采用了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同时也创造了不少新的简体字(这些简体字大多数成为我们今天的简化字)。

清末民初,正式出现了汉字简化的呼声。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五四以后,改革汉字的呼声逐渐高涨。1920年2月1日,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一文。1922年,钱玄同等提出一套具体的简化方案,其中提出8种简化策略,这是第一次系统提出汉字简化方法。1923年,胡适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卷头言》中说:“中国的小百姓不但做了很惊人的文法革新,他们还做了一件同样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

在广泛的舆论宣传之后,民间的汉字简化开始走上实践的道路。1928年,胡怀深的《简易字说》出版,这是最早的关于简化汉字的专门著作。1930年,刘复、李家瑞的《宋元以来俗字谱》、卓定谋的《章草考》、陈光尧的《简字论集》等出版。1931年,徐泽敏的《常用简字研究》出版。1932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编的《国音常用字汇》出版,收入了宋元以来的大多习用简体字。

1934年1月,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29次常委会通过了钱玄同的《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呈请教育部施行。1934年,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出版。徐泽敏的《550俗字表》发表。1934年,钱玄同又一次向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

1935年2月24日,上海《申报》首先刊载《手头字之提倡》的新闻报道,同时发表了《推行手头字缘起》和《手头字第一期字汇》。上海其它报刊纷纷响应,相继转载《推行手头字缘起》。手头字运动由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郁达夫、郭沫若等200位当时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15家杂志社共同发起。

接着,汉字简化进入政府的议事日程。1935年8月21日,民国教育部发布第11400号部令,正式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这个简体字表由民国教育部委托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制订,主要采用了钱玄同所编《简体字谱》中2400字中的324个,在当时又称“手头字”,也与上述《手头字第一期字汇》基本一致。这是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推行简化汉字。这个《第一批简体字表》,有三条选字原则:

1.以述而不作之原则;

2.择社会上比较通行之简体字,最先采用;

3.原字笔画甚简者,不再求简。

附图就是民国教育部发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可以发现,大陆的简化字主要就是这个简体字表的继承。甚至这个简体字表中有些字比大陆现在的简体字还要“简化”得多,如“答”、“礦”、“念”、“庵”、“甚”、“儒”、“貌”等。

网上有一个传说:郭沫若在大会上征求对简化汉字方案的意见时,有人提出:“‘国’字中间是“王”,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于是郭沫若当场在“王”字上加了一点改为“玉”字了事。这个传说是要证明简化汉字方案的制定极为随意和不科学,但事实上,这个中间为“王”的“国”是《康熙字典》收录的,后来被太平天国采用,并被民国政府教育部发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入,而大陆的简化字“国”显然是借鉴了日文的“新字体”(日文的国字就是中间为“玉”字),并非郭沫若随心所欲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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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发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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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8月22日民国教育部制定公布了《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推行部颁简体字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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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国民党内对文字改革的意见不一致,特别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跑到蒋介石办公室大吵大闹,坚决反对。1936年2月5日,戴又逼着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简化字的命令,教育部不得不奉行这个命令,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被收回废止。尽管如此,民间的汉字简化仍没有停止,这些“废止”的简体字也在很大范围内流行。1936年10月容庚出版了《简体字典》,并且在燕京大学开设简体字课加以试验。1937年5月字体研究会发表了《简体字表》第一表。后由于抗战爆发,汉字简化进程终于停止下来。

 国民党到台湾后,也没有完全放弃文字改革。在1952年国民党宣传汇报会上,蒋介石再次提出文字改革。他说:“我们的汉字笔画太多,士兵教育困难,学生学习难度也太大。我觉得汉字还是应做适度的简化。我的意见,与在大陆时期一样,先提出一个简化方案,再提交到会上来讨论”。台湾“教育部”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立即组织专家学者研究简化汉字的方案。但这一次文字改革,遭到另一位国民党中央委员胡秋原的极力反对。他猛烈抨击提倡汉字简化的罗家伦等人,并联络一批人在国民党内外利用一切机会,反对简化汉字。蒋介石感到此事阻力太大,只好不再提简化汉字的事。

但是,从1973年开始,台湾开始进行“国字整理”,1982年颁布了《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4808字与《次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6341字。后又经多次局部修改,最新一次修改是1998年。这个规定中实际上承认了一些简化字。例如,这个规定的“原則”中有:

 字有多體而音義無別時,取一字為正體。原則如下:

取最通行者。如取「才」而不用「纔」。取最符合本義者。如取「腳」而不用「脚」。多字型均符合本義時,取筆劃最簡者。如取「舉」而不用「擧」。必要時可不符合上述原則之選字,但應特別註明。如「麪」字較「麵」字要簡,然而丏容易誤作丐,故採用「麵」字。字有多體,古通而今異者併收。如「間」「閒」。字有多體,古異而今通者併收。如「證」「証」。字的偏旁有多體而無關繁簡時,取符合造字原則者。如「吞」不做「呑」。凡偏旁古異而今混者,區別之。如月與肉。凡偏旁容易混淆者,亦予區別。

这些字体表用于台湾地区出版的国中小课本、公文上,是台湾“正体中文”的规范依据。目前并没有强行规定所有字型必须符合标准。台湾中文Windows的细明体5.03版符合此标准,标楷体也大部分符合这个标准。

顺便说一下:大概是受日文“新字体”中简化字的影响,台湾人写的“台”字在大多数情况下一直用简体,反而是我们大陆一些人自做多情偏要写成“臺灣”。还有人在网上同我辩论过,说这个“臺”字设计得多么好,看上去多么像一个“台”,简化后多么不伦不类。可惜这位网友的观点也得不到台湾人民的响应。一个整天要写的常用字,多达十四笔,用小四号字正常情况下都不能在Word上显示全部笔画,难怪台湾人民也把它简化了。

其实,日本民间也长期流行着一些简体汉字。二战之后,日本一些人出于民族主义倾向,提出放弃汉字,但困难实在太大,于是在1946年日本内阁公布了《当用汉字表》,收字1850个,其中有131个是简体字(即为一般民间流行常用的笔画简化字,日本称为略字),其余为传统繁体汉字,这些字型称为“日文新字体”。

所以,一些舆论说简化汉字是“解放后大陆头脑发热的产物”,是不公平的;说“汉字简化是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得不偿失”,更是不符合事实的。

王干先生认为,有了计算机汉字就完全没必要简化。但请问:我们的儿童学习写字难道也从键盘上开始?我们都清楚,计算机键盘输入汉字的前提是我们必须认识这个字,如果不认识某个汉字,要想输入是非常困难的!繁体字笔画多,数量大,儿童认识并记忆它们显然困难得多。今后计算机技术进一步发展,可能甲骨文的输入也极为容易,王干先生大概又会提出“五十年内中国人恢复使用甲骨文”吧?

王干先生还提到“简化字给古典文化典籍带来的伤害”,但是,仅仅认得繁体字就能读懂“古典文化典籍”吗?同一个汉字在古汉语中有很多写法,含义也可能与现代汉语完全不同,语法也大不相同,岂是仅仅会“繁体”就能读懂的!我也认得繁体字,但对于古文基本是个文盲。

至于司马平邦先生说的“简化字不如繁体字好看”,这就更没有道理了。难道老祖宗往乌龟壳上刻甲骨文时,以及以后的金文、大篆、小篆,每一步就都能预想到以后的楷书结构是不是好看?况且,司马平邦所赞美的繁体“龍”和“飛”字,在甲骨文、金文和篆书中就有好多种完全不同的写法,即使在《康熙字典》中,除了“龍”,龙的写法还有“竜”、“龒”等八种,“飛”字还有两种,如果计算机没有安装超大字库(“汉典”网站可以下载),这些“繁体字”大多无法显示,所以我用图形文件表示在下图中。请问司马平邦先生,这些字那一个最美?显然,司马平邦先生钟爱的“龍”和“飛”字,其实也是“简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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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字典》中“国”、“龙”、“飞”的写法,那种最美?

美学原理告诉我们: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客观的“美”。司马平邦可否解释一下,为什么繁体“叉”、“丈”字就好看,简体“义”字就不好看?其实,那主要是司马平邦先生的个人感觉,可能还有个次要原因:简化字历史短,书法家们揣摩得还不够,还没有写得像历代大书法家们那样好。实际上,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和大书法家欧阳询的《九成宫》就用了很多简化字,谁敢说不美?况且,很多“简化字”,是繁体系统就本有此字,如简体字“气、无、处、广、范、丑、卜、厂、斗、后、古、坏”,其实都是古体字或繁体中做别解的字,是否也不允许书法家写这些字?请问,孔子有个弟子“卜商”,难道要给人家改成 “蔔商”才好看?如果嫌“丑”字不美,硬写成“乙醜年”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繁体字的拥戴者们故意避开了,简化字的支持者们也较少提及,那就是:简化字不仅减少了汉字的笔画,同时大大减少了常用汉字的个数。因为一个简体字经常对应两个以上的繁体字,常见的如“面”、“发”、“制”,“表”、“范”、“丑”、“斗”、“后”、“松”、“谷”、“厂”等字,都对应两个以上含义完全不同的繁体字( 当然这些也是大陆简繁转换经常出错的字,所以我反对轻易进行简繁转换,除非特殊需要)。这使得我们只需记忆较少的汉字就能够读写。要知道,我们头脑中的“汉字库”决不是计算机“汉字库”能够取代的,更不是汉字输入法能够解决的!

当然我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字简化的步伐确实过快,1977年的简化方案也确实过于轻率。如果从祖国统一的角度考虑,更应该暂缓单方面进一步简化汉字。今后,现行的简体字也许应该进行一些适当的修订,使之更合理完善。但是放弃简化字走回头路是根本行不通的——即便想放弃也不可能了,试想:世界上用简化字的人口有将近10亿(不算学龄前儿童与文盲),而用繁体字的人口不过几千万,难道让这十亿人重新扫繁体字的盲?

不背割裂传统的锅

简体字是汉字演变的逻辑结果。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变为篆书,再变为隶书、楷书,其总趋势就是从繁到简。隶书是篆书的简化,草书、行书又是隶书的简化,而简体字正是楷书的简化。楷书在魏晋时开始出现,而简体字已见于南北朝的碑刻,到隋唐时代简化字逐渐增多,在民间相当普遍,被称为“俗体字”。我们今天使用的许多简化字,在这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例如“营”、“寿”、“尽”、“敌”、“继”、“烛”、“壮”、“齐”、“渊”、“娄”、“顾”、“献”、“变”、“灯”、“坟”、“驴”,等等。唐代颜元孙著《干禄字书》和王仁[日句]著《刊谬补缺切韵》,都收了极多的俗体字。宋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简体字由碑刻和手写转到雕版印刷的书籍上,从而扩大了简体字的流行范围,数量大大增多。根据《宋元以来俗字谱》,宋元明清12种民间刻本中所用的简体字多达6240个,合为繁体字共1604个,平均每个繁体字有3.9个不同的简化字,与今天使用的简体字完全相同的有“实”、“宝”、“听”、“万”、“礼”、“旧”、“与”、“庄”、“梦”、“虽”、“医”、“阳”、“凤”、“声”、“义”、“乱”、“台”、“党”、“归”、“办”、“辞”、“断”、“罗”、“会”、“怜”、“怀”等等共达330多个。

当然,1950年代开始的中国文字改革,吴玉章等人最初设想和试图推行的还是在民国时期就思考比较成熟、并且得到一定程度推行的汉字拉丁化,如拼音文字。但结果是,拼音文字后来被放弃了,仅只留下一个汉语拼音方案,而汉语拼音方案和汉字拼音化是有本质区别的。汉语拼音本身不是文字,它不过是一种对汉字进行注音的工具,它不否定汉字,也不能替代汉字,本质上是汉字的辅助性工具,解决了汉字不能表音的问题,当然在其他方面比如通讯、编序、检索等方面作用也非常大。而汉语拼音新文字则是反汉字的,主张废除汉字,使汉语脱离汉字而走上拼音字母化。例如,1931年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有这样的话:“大会认为中国汉字是古代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于现在的时代。”“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并反对用象形文字的笔画来拼音或注音。如日本的假名、高丽的拼音、中国的注音字母等等的改良办法。”[34]由此可见汉语拼音和汉语拼音文字之间的本质差别。事实上,1950年代中国文字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制定并推行简化汉字,选定并推广普通话,制定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对汉语的进步其作用是巨大的,普通话是统一国音,汉语拼音则是为汉字标注国音,两者于汉字来说都具有外在性,而只有简化汉字对汉字具有革命性的影响,真正改变了汉字。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意义和作用争议很小,简化汉字却争议很多,因为它给汉语和汉字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简体字古已有之

“仓颉造字”是遥远的传说,现存最早的汉字材料来源于距今约3000年前的甲骨文。在甲骨文中,简体字数量已经大为可观,如“又(有)、霍(靃)、月(肉)”。作为“甲骨四堂”之一的郭沫若因此断言“殷人已在进行汉字的简化”。到春秋战国时代,汉字进一步简化,并随着地方割据势力的增长呈现出丰富各异的地方色彩。这时期简体字的数量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货币文、陶文、简帛文中都大量出现,如“日(旦)、弃(棄)、臣(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命李斯创小篆规范六国文字。小篆脱胎于秦国原固有文字大篆,并在大篆的基础上简省而成,可以看做大篆的简化。

秦汉之际,汉字发生“隶变”,即由小篆转变成隶书,这是古代汉字转变成现代汉字的转折点。隶变导致汉字形态上的巨大变革——由迂回盘曲的笔画变成横竖直折的走势,后世汉字的笔画系统和结构系统就这样逐步确立。隶变过程中,汉字出现诸多讹变,构建大量脱落混同。

汉末,中国进入长达数百年的混战状态,也正是此时,楷书逐渐产生。从遗存的魏晋碑刻上可以看到,简体字的数量已大为客观。到隋唐时代,民间普遍使用简体字作为交际工具,时称“俗体字”。在颜柳的传世作品中,俗字数量不在话下,如柳公权《玄秘塔碑》中书有“徳(德)、潴(瀦)、効(效)、唘(啓)”等字。在这种背景下,为满足官方和科考行文用字需要,以《干禄字书》为代表的一批正字书籍于此间产生,影响颇大。

宋代以后,印刷技术的成熟与推广将简体字的使用范围由碑刻和手写扩展到印刷的书籍上。尤其是有元一代,因一度废除科举制度,造成文人士子阶层地位下降、文法废弛,俗简字数量呈井喷之势猛增。据近人刘复、李家瑞编纂的《宋元以来俗字谱》统计,宋元明清12种民间刻本所用简体字多达6240个,平均每个繁体字有3.9个不同简体字形,如“宝(寶)、听(聽)、旧(舊)、医(醫)”。

至太平天国年间,为提高人口识字率,官方首次确定民间简体字的法定地位,数量过百。其中广为人知的有“囯(國)、为(為)、弥(彌)”等字。但随着运动的失败,这些“正统”简体字仅是昙花一现。

由此可见,古人或为书写方便、或为使汉字形体结构贴近本义,对汉字的简化工作从未中断过。但这种简化始终是悄然流行于民间,使用范围极小,且不成系统,鲜有堂而皇之地进入官府、科举等官方正式行文领域。若仅仅因其笔画减少或者今天的简化字同形,就断定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简体字,这种看法未免有失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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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体字多数有文化的人喜欢,因为代表着汉字源流和演变的过程,有中国传统的汉字之美。很多简化字则把汉字组字的原意给破坏了,很可惜。我相信大部分人,并不知道简化字方案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估计很多人认为简化字是解放后搞的。甚至有人认为是最近三十年搞的。特别是电视上一直强调不能用繁体字那种一刀切的愚蠢做法,更是让很多人认为简体字是一种文化的倒退。但实际上,简化字方案不是老毛提出来的,是更早就有简体字的演变需求。

四是直接使用古代的异体字或俗体字。例如,“亂”作“乱”,“體”作“体”,“棄”作“弃”,“淚”作“泪”,等等。

而在其他使用汉字的国家,同样也在简化汉字。

同样,俗字、手头字包括破体字作为简化字也是有问题的。所谓“俗”字,是相对于“通”字和“正”字而言,唐代颜元孙在《干禄字书》中对其作过区分,张涌泉教授的解释是:“俗字是一种不合法的、其造字方法未必合于六书标准的浅近字体,它适用于民间的通俗文书,适宜于平民百姓使用。颜元孙的所谓‘通者’,其实也是俗字,只不过它使用的范围更大一些,流延的时间更长一些。换句话说,‘通者’就是承用已久的俗字。”[36]俗字可以变成“通字”,通过流行可以变成正字,但这个过程在自然流变中非常缓慢。汉字在唐代之后已变得相对稳定,俗字很多,但要想取得正字的合法性并不容易,因为正字更有优越性,更广泛地被认同和接受。

当然,也有人说“简化后护用手,爱有友,灶生火,显明明,龟有甲,笔有毛,宝有玉,众有人,网像形,灭无需水,呼吁有口,号非虎啸,体制为人也是为本,战为占有不宜单人,昼乃日出一尺高,虫不是越来越多是越少越好,而佛仍为佛,神还为神,信还为信,仁还为仁,善还为善,美还为美,福还为福,喜还为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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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从那以后,在中国大陆地区,简体字和繁体字相安共处了半个多世纪。然而,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有关简体字和繁体字的争论突然成了“网红”,而且持续至今。

1955年2月2日,《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把其中的261个字分3批在全国50多种报刊上试用。同年7月13日,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同年10月,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收字减少为515个,简化偏旁减少为54个。

1960年代简化字推广之后,国家严格控制出版繁体字书籍,繁体字从中国的日常生活包括文化生活中消失了。但这种局面维持了不到三十年,1990年代以来,繁体字的着作越来越多,最初是古人的作品和着录用繁体字出版,后来研究古人的现代人学术着作也可以用繁体字出版,再后来一些与“古”有关的边缘性着作也可以用繁体字出版,近人的着作也算古籍,似乎“作古”就算“古”代。例如,《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41]、《启功丛稿·艺论卷》[42]都是繁体字印刷的,极少数翻译着作如《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也是用繁体字印刷的,出版社的解释是:“由于本书所研究的19世纪汉语语料都是用繁体字印刷的,汉译本全书也使用了繁体字。”[43]尽管解释很勉强,但可见繁体字的出版规定不断地被突破。繁体字在学术领域越来越成为了一种有品位的象征,尤其是一些与中国古代有关的学术领域,学者们已经开始恢复繁体字写作,除了时尚因素外,更多是为了准确。例如,在古人那里,“台风”就是“台风”,现在把它写成“台风”是错误的。

汉字简化的具体做法

1. “草书楷化”是最常见的原则,这类字往往根据汉字草书的笔画走势精简而成,如

“书(書)、头(頭)、为(為)、东(東)”等;

  1. “同音合并”即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对同音字进行合并,如

“发(發、髮)、后(后、後)、松(松、鬆)、干(干、乾、幹)”等;

  1. “部件简省”则保留了一个字中最有特点的部件,而省略其他部件,如

“声(聲)、气(氣)、广(廣)、务(務)”;

  1. “符号替换”就是用简单的符号替换原字形中的复杂部件,如

“汉(漢)、观(觀)、区(區)、赵(趙)”;

  1. “废今留古”往往采用字形较简的古字形替代后起字形,如

“网(網)、众(眾)、尘(塵)、云(雲)”;

  1. “替换声符”是以较简部件替换形声字中的声符,如

“运(運)、忆(憶)、邮(郵)、辽(遼)”;

  1. “另造新字”,对于结构复杂的字形,多会另造字形结构明晰的会意字,如

“惊(驚)、肤(膚)、护(護)、灭(滅)”。

我一个朋友在微信里教他小孩说,为什么汉字还有繁体字和简体字之分。他说以前有个毛泽东和蒋介石打仗,结果蒋介石打输了,跑台湾去了。老毛这一伙人没文化,所以把汉字简化了。蒋介石那边稍微有些文化,所以保留了繁体字。我给他转了下面的文章,他回了我说是故意抹黑毛的。可能并没有存在父子对话,只是消解一下毛的愚蠢。这就好,只要不要误了自己的孩子就好。

实际简化2000余字

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刘复、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表》,反映了一千年来简体字的发展情况。

根本原因还在于,俗字也好,手头字也好,其构成很多都不符合汉字的基本规则,即不合六书原则,很多字可以说是很任意的符号,也可以说是“黑字”,有时只有书写者和特定的接受对象明白,甚至有时就是只写给自己看的。与陆费逵提倡俗字一样,1930年代,胡愈之、蔡元培、郭沫若、陈望道等二百余人、十五家杂志社发起手头字运动,并挑选了三百个手头字作为简体字进行推广,其中中约有一半的字被后来的第一批简化字所采用,如“与”、“过”、“呕”、“对”、“尽”、“怜”、“卖”、“战”等,还有一部分被已经废止的第二批简化字所采用。《推行手头字缘起》这样说:“我们日常有许多便当的字,手头上大家都这么写,可是书本上并不这么印。识一个字须得认两种以上的形体,何等不便。现在我们主张把‘手头字’用到印刷上去。省掉读书人记忆几种字体的麻烦,使得文字比较容易识,容易写,更能勾普及到大众。”[37]这实际上是让正字迁就或让位于手头字,也可以说是文字下移。但手头字实际上是有问题的,第二批简化字被废止就说明了其问题。原因在于,手头字很随意,很多是破体字、别字、错字、生造字,不符合汉字规则,不能根据字形望文生义,实际上比正字更难识、更难记。丰子恺曾描述民间手头字的书写状况:“我家自洪杨以来,以开染坊为业,我十来岁时,每逢年假,店里忙的时候,被母亲派到店里去帮忙……因此学得了染坊账簿上所惯用的种种简笔字,例如‘三蓝’,他们写作‘三艹’,不过艹字最后一笔下面打一个弯曲。‘二厘’,他们只在‘二’字的下一画上拖一撇,其余不胜枚举。”后来,作者在上学时也写手头字,如把“青出于蓝”写作“青出于艹”,老师骂他说:“你倒不写青出于卅?”[38]染坊里约定把“蓝”写作“艹”,“厘”写作一撇,几个人认同是没有关系的,但推广作为全民规范字却是有问题的,不能说群众使用了就是正确的。所以,俗字和手头字在生活中都限于手书,都只适用于通俗文书,主要是记账、书信、药方,便条等,通行的范围非常有限,具有约定性,如果强行“转正”作为印刷字、正字,其实是有违其本性的。

所谓“汉字简化后,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厰空空,麵无麦,運无车,導无道,兒无首,飛单翼,湧无力,有雲无雨,開關无门,鄉里无郎,聖不能听也不能说,買成钩刀下有人头,輪成人下有匕首,進不是越来越佳而往井里走,可魔仍是魔。”

简化的另一个原则是参照古代书法中草书和行书的写法并将其楷化,即将草书写成端庄的楷书,如“書”作“书”、“專”作“专”、“農”作“农”、“為”作“为”、“馬”作“马”、“魚”作“鱼”、“車”作“车”、“龜”作“龟”、“龍”作“龙”。草书楷化的另一种形式是将字的一部分草书楷化,如“傳”作“传”、“偽”作“伪”、“濃”作“浓”、“斬”作“斩”。

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简体字2400多个。同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采用这份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324个,虽然在第二年的2月又通令收回,但毕竟是历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体字表。也就是在这一年,上海文化界组织“手头字推行会”,发起推行“手头字”运动。

国务院“决议”的公布和《汉字简化方案》的发表,标志着清末以来汉字改革告一段落;之后,汉字简化运动还发生了一些事件,但都不具有根本性。例如,1963年,“汉字简化方案”小组对《汉字简化方案》进行修订,发布《简化汉字修订方案草案》,同时编辑出版《简化字总表》。1977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23],征求意见,并在一定范围内试用;但1986年国务院正式废止这个方案,并在《人民日报》重新发布《简化字总表》。[24]2009年,教育部新研制出《通用规范汉字表》,网上公布以征求社会意见,其中设计对44个汉字进行“整形”,但遭到广泛的质疑,2013年国务院最终发布《通用规范汉字表》时,没有采纳汉字整形方案。与1986年《简化字总表》相比,《通用规范汉字表》收录了226个类推简化字,如“闫”等[25]。而对于“整形”字,研制者在另外的地方有一个说明:“鉴于字形调整目前尚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而且对印刷宋体字的字形规范,也不应该只着眼于宋体字本身,还应该考虑到与之相关的几个关系的协调问题,如各种主用字体之间的协调、简化字与繁体字之间的协调、已定规范汉字与大字符之间的协调等。如此复杂的问题,不可能让《通用规范汉字表》毕其功于一役,而应做出更长远更全面的规划。”[26]汉字“整形”方案虽然“失败”了,但可以肯定,汉字简化的研究还会继续下去。

百废待兴中“钻”出简化字

20世纪50年代,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汉字改革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全世界都要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而实现共产主义的,而全人类的语言文字都是要通过统一的民族语走向区域语,进而实现共同的世界语!”斯大林的话曾给中国的文字改革指定了方向。在毛泽东“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的精神指引下,声势浩大的汉字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当时的语言文字改革主要围绕三项工作进行:简化和整理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1951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后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文改会)正式成立。在《文改会和教育部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汉字改革的方向,“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很快,文改会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广泛征求社会意见。有资料显示,当时参与讨论的全国文字学家、各省市学校语文教师以及部队、工会的文教工作者约有20万人。在经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审定委员会审定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后,正式修正为《汉字简化方案》提请国务院审核,并于1956年正式实施。整个方案共收录简化字515个、简化偏旁54个,于1956年到1958年分四批推行。1964年,在对《汉字简化方案》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整后,文改会编印了《简化字总表》,收录共计2238个简化字,作为使用简化字的规范。

汉字简化后,笔画减少,结构清晰,便于识字教学。诚如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人物》的报告中所说:“方案公布后,两年来,简体字已经在报纸、刊物、课本和一般书籍上普遍采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大家称简便,特别是对初学文字的儿童和成人的确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又说:“简体字是要比繁体字好学好写,因此包括工人、农民、小学生和教师在内的广大群众热烈欢迎简字,这是很自然的事。”

很多文化界人士也对简体字表示热烈欢迎,冰心曾在《光明日报》上发文说:“首先,我是一万个赞成汉字简化的,先不必说为了听报告、写笔记的方便,这个念头可以说是在五十几年以前,我开始学写我的学名‘謝婉瑩’三个字的时候,已经萌动了。”

从简化字中受益最大的,应该属占当时全国80%人口的文盲。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绝大多数是农民……汉字简化帮助了他们学文化,拼音也帮助他们学文化。我们的农民将要变成现代的农民……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农民的地位在中国将有很大的改变。”家住江西赣州的肖老先生曾是50年代的扫盲工作的亲历者,1957年之前大队问他指标完成情况时,他往往会弄虚作假,“简体字推出来后,扫盲效果确实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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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上述三大原则,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简化方式叫“符号代用”,即用一个较简单的字作为符号替代一个汉字中较繁复的部分。例如,“鄧”作“邓”,“難”作“难”,“區”作“区”,“羅”作“罗”,等等。这种改造方式的实际书写效果很好,但也常常遭人诟病。其中的问题在于,它脱离了汉字的六书造字法,字形与字义脱离,符号性更强。

1922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

陆费逵最早提倡简化汉字,但他同时又明确说简化汉字不是汉字改良的“正法”。同样,钱玄同“五四”之后一直提倡简化汉字,并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包括简化原则、简化方向和具体措施等,但他认为解决汉字问题的根本方式是“汉字革命”,即“将汉字改用字母拼音,像现在的注音字母就是了”[28],“把汉字改为拼音的中国新文字,将来总有这一天”。[29]由于汉字革命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在革命的“筹备”期还不能完全脱离汉字,而简化字则是“补偏救弊的办法”:“有的主张将国语改用拼音的,有的主张将现行汉字减省笔画的。……我也是持这种主张的一分子。我以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那治本的事业,我们当然应该竭力去进行。但这种根本改革,关系甚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目的的。……我们决不能等拼音的新汉字成功了才来改革!所以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30]可见在民国时期,简体字并不是汉字改革的根本目标,更关注的还是拉丁化新文字以及国音统一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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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简化字,绝大部分是在古代通行已久的简体字(异体字、俗体字)基础上作进一步整理和改进,并参考了草书和行书的写法。这也就是说,简化字实际上是对古代汉字的传承和整理。它依旧是汉字,但变得更加容易书写和辨认。

1928年,胡怀琛出版《简易字说》,收简体字300多个。

语言变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内容,白话文就是新文学的最重要标志之一。与清末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等不同,面对汉字和汉语的缺陷和问题,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更关注的是汉语而不是汉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废除汉字,但同时又认为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所以采取的策略是把汉字存废问题搁置起来,专注于汉语改革,即提倡并使用白话文,否定并废用文言文。对于吴稚晖等人提出的“废除汉字”以及广泛的“汉字革命”主张,新文化运动提倡者也是有响应的,概括起来就是提倡简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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