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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志第四卷第二期十二月号发表的《现代藏书票之种种》,都能够登载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上了

成也灵凤,败也灵凤。慌急无措的施蛰存只好求叶灵凤去信给郭沫若解释这个“无心之失”。之后,“我和杜衡(《现代》主编之一)给郭沫若去了一封信。这封信大概写得非常宛转,非常恭敬,使郭先生的不愉快涣然冰释”。郭沫若的复信写得非常之棒,可入现代名翰:

图片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明报月刊》与《谢瑶环》 图/东方早报 上回写《知堂老人的己丑日记》,翻看《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时,又看到了一些有趣的线索,先说这一条。1966年2月28日,鲍耀明致周作人:“据悉田汉先生《谢瑶环》剧本,目前正受国内人士批判,亟欲一读,未知尚能在坊间觅得否?如属勉强,请作罢论。”3月9日,周作人回复鲍耀明:“至田公之《谢瑶环》则市面上已无可得矣。”4月1日,鲍耀明致周作人—— 作人先生: 此间第四期《明报月刊》登载《记孙伏园》一文,作者笔名闻堂,文中述及先生,“切拔”奉上,敬祈察阅,又今期该杂志附录为田汉先生之《谢瑶环》。顺及,即请 近安 鲍耀明 顿首 四月一日 《明报月刊》1966年1月创刊。二十年来我搜集有几百册,创刊号收到两本,一本是“第四次版”,一本是“第五次版”。 内页米色道林纸印,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良友文学丛书”用的也是这种纸。第三期封面有“”语,第四期封面有“”语。我的第三期存本的《海瑞罢官》已渺无踪影,《谢瑶环》这本小册却安然地夹在第四期里。如果《谢瑶环》也丢了,本文何从写起。 刊物附送“别册”,这个做法早在三十年代上海出版界已运用自如。施蛰存回忆三十年代主编《现代》杂志时,讲了一件事:“第三卷第一期是‘五月特大号’,文字只有一七六页,并无‘特大’之处。于是我选印了一册《现代中国木刻选》,收夏朋、陈烟桥、何一川等木刻八版,当时也颇受欢迎,因为木刻正是一种新兴艺术。由于它是夹在本期《现代》中的单行本,读者买去后就另外收藏,近年来我看到几套全份的《现代》,都不见有这一本附赠品,可知它极容易散失。”“何一川”应为“胡一川”。另外几位木刻作者是何白涛、淘嚣、陈耀唐。夏朋一人占了三幅。叶灵凤作“小引”。 我收集到第一套《现代》时没有找到这个附赠品,第二套时“馅饼从天而降”,《现代中国木刻选》真的夹在里面,由于它很薄很薄,我找了几遍才找到。孔夫子旧书网搜罗天下珍籍异书是很厉害的,它居然拍卖过七八件《现代中国木刻选》,最高一件五千元,最低是三百六十元。 我们这一代对传统戏剧少有兴趣。特殊年代没有办法,不看那几个样板戏剧就等于睁眼瞎。就算是1976年之后,有好几年也是没得可看,记得我在西单剧场看过拍成电影的豫剧《柜中缘》,搁现在白请我看也是不会看的。电视里有戏剧频道,遥控器偶尔遥到,从未停留过。上一代人可不这样,会唱上几句的票友实不在少数。小时候家里雇有保姆,老听她哼哼戏词,“苏三离了洪洞县”,我就记住了这一句,很久很久之后才知道下一句是“将身来在大街前”,更多的就不知道了,也不想知道。 二十几年前在海王村旧书铺,一下子买到两百多期《立言画刊》,从一到二百是连号。我喜欢里面的“北京通”金受申写的老北京风土史迹,可惜刊物的最多篇幅给了戏剧,封面人物一水儿的梨园名角。《立言画刊》是我所藏几百种老杂志中惟一一种戏剧杂志。 基辛格上世纪七十年代屡访中国,款待这位外交界巨星的项目,除了故宫、北京烤鸭,还有就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国粹”京剧。可是基辛格在回忆录中称京剧乃“索然无味的艺术形式”,基辛格的随行人员更是“昏昏欲睡”。 鲁迅对中国戏剧亦无好感,《社戏》中有几段都不是称赞的话: 但是前几天,我忽在无意之中看到一本日本文的书,可惜忘记了书名和着者,总之是关于中国戏的。其中有一篇,大意仿佛说,中国戏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脑眩,很不适于剧场,但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远远的看起来,也自有他的风致。我当时觉着这正是说了在我意中而未曾想到的话,因为我确记得在野外看过很好的好戏,到北京以后的连进两回戏园去,也许还是受了那时的影响哩。可惜我不知道怎么一来,竟将书名忘却了。 然而老旦终于出台了。老旦本来是我所最怕的东西,尤其是怕他坐下了唱。这时候,看见大家也都很扫兴,才知道他们的意见是和我一致的。那老旦当初还只是踱来踱去的唱,后来竟在中间的一把交椅上坐下了。我很担心;双喜他们却就破口喃喃的骂。我忍耐的等着,许多工夫,只见那老旦将手一抬,我以为就要站起来了,不料他却又慢慢的放下在原地方,仍旧唱。全船里几个人不住的吁气,其余的也打起呵欠来。双喜终于熬不住了,说道,怕他会唱到天明还不完,还是我们走的好罢。大家立刻都赞成,和开船时候一样踊跃,三四人径奔船尾,拔了篙,点退几丈,回转船头,架起橹,骂着老旦,又向那松柏林前进了。 至于鲁迅损贬梅兰芳的言论,有好事者统计过有八九次之多。周作人对中国戏的兴趣似乎也不大(《消寒新咏》:“我不喜看戏。”《对于戏剧的两条意见》:“我对于以前的新旧剧,向来有一种偏见,——一种反感,所以近来多年没有看过一回戏。”)但是他的态度比鲁迅要认真得多,不像鲁迅只是一味地讥讽一味地挖苦。周作人写有《论中国旧戏之应废》、《对于戏剧的两条意见》、《中国戏剧的三条道路》等文,对中国传统戏提出了很诚恳很内行的意见。旧的戏剧实质代表的是旧的文化,据此我们大约可以窥探到周氏兄弟骨子里的不同。 虽然两位哲人对中国旧戏有着两种不同态度的卓识远见,但是他们中的一位目睹到了“因旧戏而获死罪”的比之先前更怪的怪现状,却讲不出任何意见来了。他的性命也终结在以《海瑞罢官》《谢瑶环》为前奏曲的风暴中。

如果在党派与流派之间,在革命与文学之间,在思想统一与艺术自由之间等等既对立又胶合诸关系中,考察新感觉派本身结构错综复杂的交叉性多元性,细致梳理其现代作家群体聚合的文学史内外关联的理路和成因。那么,“新感觉派”过往纯文学单一小说流派的研究,尚有待深入和拓展的巨大空间。 一个用心感觉“风景”的文学流派 1925年夏,施蛰存、杜衡、戴望舒三人先后进入上海震旦大学,并同在法文特别班学习语言,为准备去法国留学走到一起了。同学之缘,又加上时代的新青年有经世之志,思想信仰趋同。“1925年秋冬之际,我们三人都加入了共青团和国民党。”更同时经历过“大革命”前夜的是骚动激变。1926年底前后,杜衡、戴望舒曾被国民党右派学生告发被捕入狱,而施蛰存在松江却迎接过国民革命军。这期间,他们“一时高兴”,还办了一个小的新文学同人刊物《璎珞》,仅印了四期的小报开本的旬刊,发表他们三人诗、散文、译文等作品。这可谓“新感觉派”的受孕期。1928年刘呐鸥由日本回国,来到上海加盟其中,也带来了他在日本接受的西方现代派文学。这年9月,他创办了《无轨电车》半月刊,除了发表文学创作外,主要译介了日本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品和影响日本新感觉派的西方理论和创作。同时,他还出资与施蛰存、杜衡、戴望舒三人先后创办了“第一书店”、“水沫书店”、“东华书店”和《新文艺》刊物。后来又因戴望舒与冯雪峰的结识,引发了大家阅读、翻译苏联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的兴趣,出版了“新兴文艺丛书”和“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等书籍。在丛书的翻译作者队伍中,也有鲁迅、沈端先、林伯修、冯乃超等左翼作家名字。显然,1928年至1931年前后的中国,既是左翼文学艰难的生长期,也是“新感觉派”的滥觞期。1932年5月施蛰存在上海主编《现代》月刊至1935年5月终刊。该刊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演变中占有着重要位置。刊物明确表白:“《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词藻排列成的现代诗形”。她不只是戴望舒等现代派诗歌的重要阵地,而且有小说、散文随笔、剧本和“增大号”、“特大号”的创作专栏,及外国文艺译介、史料等。《现代》杂志和此时的现代书局、新中国书局等出版商,还重点推出了刘呐鸥、穆时英的新感觉派小说,集中出版了施蛰存的《将军底头》《梅雨之夕》,穆时英的《南北极》《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等小说集。他们与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等小说一起营造了“新感觉派”的极盛期,也奠定了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中以现代诗派和现代小说流派之独立存在的地位。当然,其中也不乏有鲁迅、茅盾的创作同期刊出。作为“新感觉派”的重要阵地的《现代》杂志,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中有大容量的歌德、司格特、高尔斯华绥等外国作家作品介绍的“特辑”和“现代文艺画报”等栏目;也有杜衡与左翼文艺关于“第三种人”、“自由人”文艺论争的篇什,以及《现代》之后,1934年6月施蛰存又主编了仅出两期的《文艺风景》月刊。该刊有《现代》办刊风格的延续,特别发稿“较详细的外国新锐文学之介绍和翻译”,与“精致的不太冗长的小说”。也有《现代》少见的“短小”、“轻倩”的“小品随笔”。施蛰存说编这两个杂志不过是传达“追逐理想的路径”。“倘若我而以《现代》为官道,则《文艺风景》将是一条林荫下的小路”。“文艺的风景,正如大自然的风景一样,是构成于各种自然的现象,而自由地让各种人以各种心境去欣赏的。”在施蛰存做这番独白不久,刊物很快的终结,“中国新感觉派”的群体也就随之逐渐消散了。显然,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活跃文坛的“新感觉派”,对文学是以“神往”、“默契”、“人同此心”呈现其“感觉”的。正是这种用心的“感觉”群体面对都市生存和文学世界有了广泛求“新”的包容心态,也营造了一个追求个性的群体丰富而复杂的生态。 以多元文化取向应对文学时代的转型 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正是中国社会革命动荡的时代,也是新文学发生巨大分野变动的转型期,文学群体的发生发展恰恰是人与事关系的产物,也是世事、社会情势影响和作用的结果。“新感觉派”生存策略值得文学史重新清理其中纹路。 首先,从成员构成来看,个体身份的交叉和联谊聚合的随意,彼此因同学同乡之缘,相互包容和尊重是基本的原则。除了上述施蛰存、杜衡、戴望舒、刘呐鸥等几个中坚人物明显的双重政治身份外,在“新感觉派”酝酿发生期,作家构成松散,几个主要人物的文学翻译爱好有着一定的同人性质。可是随后创办《新文艺》《无轨列车》《现代》《文艺风景》等刊物的作者队伍却十分广泛,杂志整体文学取向是综合性的。如他们包括了各类倾向的作家:冯雪峰、瞿秋白、丁玲、叶紫、钱杏邨、周扬、张天翼等左翼革命作家;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等五四以来的老作家;巴金、老舍、沈从文、沙汀、艾芜、林徽因、沉樱等当时创作势头旺盛的中青年作家。《现代》“创刊宣言”中明确说:“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因而“并不预备造就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本志希望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这个作家群体的构成基本代表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文学转型中的各种新思潮之因素。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在时事激变中变动和拓展,率先发生于富有激情和理想,极为敏感的文学青年身上,“新兴文艺”的“理想感觉”和“特殊的表现”、“唯物史观”、“革命与阶级”均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同时,这也表现了那个时代的青年往往积极进取、探索与困惑、迷茫相交织。“革命与文学”对他们之所以同样都有吸引,某种程度正是两者最能够负载和传达现代人的精神罢。 其次,从“新感觉派”群体实际的工作来看,这个流派初期和生长过程中,也主要呈现于“革命与文学”之间行走的姿态。最初,施蛰存、杜衡、戴望舒三人,以及后来加盟的刘呐鸥,他们开办书店、出版社和创办杂志,本是文学趣味相同,多爱好翻译,追踪时代步履和寻求艺术创新,构成了他们思想主张的共识点。很容易发现“新感觉派”文坛行进的印迹,政治意识形态的革命与新形式新表现的新感觉文学,对他们并无二致。如刘呐鸥的《无轨电车》半月刊上,就发表了冯雪峰在革命文学论争中为鲁迅辩护的着名论文《革命与知识阶级》;20世纪30年代初,一场影响甚广的“文艺自由论辩”,杜衡以“苏汶”笔名发表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第三种人”的出路》等文章,与易嘉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的不自由》、周起应的《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等文章,都能够登载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上了。在这场文艺论辩中,“新感觉派”的骨干人物杜衡认为,把文艺当作阶级斗争的武器,“不是整个包括文学的涵意”,“只赏识看文艺的许多作用中的一个”,以强调注重文艺的特性。从而成为当时左翼文艺队伍批评的对象。但是,恰恰正是杜衡1933年最先编选了一本及时反映论争双方不同意见的《文艺自由论辩集》,“尽可能地使问题系统化”,“以帮助读者更理解这次论争真相”。论辩的核心问题是“文学与政治、与生活之关系”的讨论,不只是“新感觉派”的作家与左翼作家之间的争论,而是20世纪30年代初新文学转型中作家普遍面临着文艺功能、价值的困惑。彼此间意见的分歧实属正常,这本身何尝不也是一种现代性追求呢! 再次,从“新感觉派”群体的运作方式来看,集政治、经济、异质元素、移民等为一体的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都市文化,提供了一批知识青年随性聚合的机缘,也决定了他们必然要对都市文化的认同和创造。前面已述,“新感觉派”中坚人物政治立场的双重性,以及刘呐鸥日本移居上海的身份。那么,经济和异质元素下,群体又以何种方式适应一个“革命与文学”交织时代生存需求呢?“新感觉派”生成机缘得益于两个重要的经济基础:一是,台湾人,从小生长在日本的刘呐鸥,不仅仅移居上海大都市,而且因其家境富裕,望族子弟,来上海可住洋楼,进舞场,看电影。“新感觉派”最初能够办刊物,建书店和出版社正是仰仗他的资金资助,同样,他们的书店出版社办了两年难以为继,杂志的停刊,除了外部原因外,也与刘呐鸥投资不到位有很大的关系。施蛰存后来的回忆中有详细文字记述。二是,在当时每期的《现代》杂志都有五六千的可观销售量,不只是填补了上海文坛一度因政治剧变而文学贫困的空白,而且也给杂志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收益。施蛰存精心办刊策划的“特大号和专号”和新文艺的专栏,以及各类新兴文艺丛书的广告,其商业化的举措与中立路线,取综合、文艺、译介并重的主旨,赢得了广泛的读者。自然,读者也回报了刊物。“新感觉派”还在广泛消化吸收异质元素方面,丰富了都市文化的内涵。有良好外国语言和中国文化根基的“新感觉派”注重译介,骨干成员并不仅有刘呐鸥对日本新感觉理论的传播,现代电影技术的热衷模仿;施蛰存受弗洛伊德现代精神心理的影响;穆时英通过感觉与表现之间来演化现代人心理图式。他们通过上海四马路、弄堂、影院、舞厅等都市空间场所的载体,找寻党派对峙、阶级冲突中的罅漏,将多元文化与独树一帜文学相调和,从而创造了现代文学流派生存形态的悖论与张力之典范。 “感觉”的叙事与抒情营造现代品格 “新感觉派”作为一个群体的文学史存在,最重要的是其别具一格的创作,新感觉的现代小说和象征抒情的现代诗歌,我们已经有较多的关注。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创作的各种新气象的现代小说,如此集中地将飞机、电影、爵士乐、摩天楼、夜总会等现代都市的场景和空间,与生在其中的种种双重人格、异化人,以及各色心理流动、精神恍惚、意识朦胧、情绪梦幻的现代人之“感觉化”的表现,是那样抽象、神奇而又生动可感的跃然在纸上。他们与另一群“纯诗”艺术的信徒,像戴望舒、李金发、何其芳、林庚、路易士、金克木等诗人一起,他们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崇尚者和创造者,一个有独特艺术感觉的创作群体。显然,他们为20世纪30年代初新文学亟待表现繁华与腐朽“万花筒”般的现代都市生活之叙事空间,为激越奋进和困惑迷茫交织的现代人复杂的情感世界和矛盾的心路历程,提供了一个充分展示的平台。“新感觉派”现代主义的追求和探索,拓展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艺术世界。 可是,“新感觉派”这个群体的文学史贡献,应该不仅仅是这些停留在其创作表面的“十里洋场”的畸形市井生活和海派风情之展示,或者是那些眼花缭乱的现代艺术表现技巧的追求。在“新感觉派”的群体创作中,还有着革命与文学边缘的行走,一种用心“感觉”时代步履的凌乱与整齐,探求文学转型中群体生存内在精神和文学审美的现代品格。“新感觉派”的小说创作不乏有反映革命时代新兴阶级的崛起,现实社会底层人们生活的捕捉。刘呐鸥的《流》小说中写了工人的骚动和罢工,并且直接指责厂主“花着工人们流了半年的苦汗拿不到的洋钱只去得了一个多钟头的桃色兴奋,怪不得下层的人们要闹不平——他们对着舒服的生活,丝绸的文化,还有多少时候可以留恋呢?——他们身虽裹着柔软的呢绒,高价的毛皮,谁知他们的体内不是腐朽了的呢。——他们能有多少力量再担起以后的社会?”施蛰存的《失业》《鸥》《名片》等小说中都市小公务员困顿人生的揭示,与《四喜子的生意》《阿秀》《薄暮的舞女》等小说中对社会底层人力车夫、舞女、娼妓等不幸和生存困境的表现,不论内容写的如何,这些应该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学青年的眼光和视阈。同样,被誉为“中国的新感觉派的圣手”的穆时英笔下,也有描写战乱动荡社会中家庭解体的《莲花落》;刻画从农村到城市,客死他乡老乞丐的《街景》;在劳工中失去了胳膊,被厂主踢出工厂的《断了条胳膊的人》;人命不如《油布》里死于暴风雨中的送货工阿川;整天做面包的面包师,却无钱给年迈的母亲买个面包,结果偷了面包被老板开除的《偷面包的面包师》等等现实生活的篇什。仔细翻阅“新感觉派”小说,可以发现他们没有正面书写“革命的大众文艺”,“反映现实的革命斗争”、刻画“革命的英雄”和“群众的英雄”。他们用心“感觉”的现实与文学之关系,并不取决于题材的大小,是否革命的话题,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杜衡表达他们的文学观更为明确:虽然“不反对文学作品有政治目的”,但是“这政治目的要出于作者自身的对生活的认识和体验,而不是出于指导大纲”。为此,最提倡“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的《现代》杂志中,我们同样读到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茅盾的《春蚕》、艾青的《芦笛》、臧克家的《当炉女》《拾落叶的姑娘》等散文、小说与诗,历史事件的追踪、现实底层人的关怀与现代人的体验和感觉融为一体。这恰恰正是“新感觉派”创作追求的指向,“以艺术的精神去感化人生”,透视与体验现实世界的人与事。在一个革命与文学既冲突抵牾又交错融合的时代,一方面迫使生存的环境“唯有不左不右的刊物才能够立足其间”,另一方面又要忠实于广大的人生、“人类的生存”,追求最真实的自我。这何尝不就是“现代人”的实际表征,现代审美品格生成的原动力呢!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新感觉派”群体以她的鲜明的创作特色,《现代》杂志办刊的中立立场,提供了许多有着历史与文学意义的现代经验,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

施蛰存先生自1930年代起,被人为地排入所谓“第三种人”以后,一再受到不公正待遇。可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大难中发奋治学的传统精神,支持了他的生活信念,在逆境中他的学问愈做愈大,学术道路上愈走愈宽,终于成为一座八方来风的宏大构建。

说起藏书票在中国的普及,启蒙者当仁不让是叶灵凤,而不是鲁迅或其他什么人。藏书票是西洋发明的玩艺儿,东洋的日本学了去,叶灵凤顺藤摸瓜找到了日本藏书票鼻祖斋藤昌三。斋藤昌三“将他自己所存的一部《藏书票之话》赠给了我,并且还寄来了一批日本藏书家所用的藏书票”。 在我心中,叶灵凤就是中国的斋藤昌三。 叶灵凤撰写藏书票文章的原发刊,计有《现代》杂志第四卷第二期,题目是《藏书票之话》;《万象》杂志创刊号,题目是《现代日本藏书票》;《文艺画报》第一卷第二期,题目是《书鱼闲话》。 图片 2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现代》杂志第四卷第二期十二月号 图片 3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现代》杂志第四卷第二期十二月号发表的《现代藏书票之种种》 图片 4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万象》杂志创刊号 图片 5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万象》杂志创刊号发表的《现代日本藏书票》,左上角为斋藤昌三“禁书专用之藏书票” 这三种原发刊寒舍均有收存,后两种尤为珍罕,恐怕全份收藏的私人寥寥无几。《现代》是现代文学期刊史上的名牌刊物,发行量大而且有过两次影印,流传较广。《万象》出三期,张光宇和叶灵凤主编,因此《现代日本藏书票》能够图文并茂地占据版面。说来《现代》能刊出《藏书票之话》,与主编施蛰存也喜欢藏书票有着决定性的关系,同时期的大型刊物《文学》则不屑给藏书票一席之地。 图片 6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文艺画报》第一卷第四期 图片 7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书鱼闲话》 《文艺画报》由叶灵凤和穆时英编辑。鲁迅与叶灵凤乃一对冤家,鲁迅每见叶氏有新动作,必予以痛击而后快。10月10日《文艺画报》创刊号面世,10月25日鲁迅即挖苦开来:“ 中国第一流作家 叶灵凤和穆时英两位先生编辑的《文艺画报》的大广告,在报上早经看见了。半个多月之后,才在店头看见这 画报 。既然是 画报 ,看的人就自然也存着看 画报 的心,首先来看 画 。不看还好,一看,可就奇怪了。”下面还有好多挖苦的话,我不能全录。鲁迅好用引号,凡是引号,必为反话。我不知道标点符号未普及之前,鲁迅及其杂文是如何增强挖苦的力量的。上面这短短的几行,鲁迅便用了五次引号。 可惜叶灵凤的《书鱼闲话》是刊在《文艺画报》第二期,躲过一劫,鲁迅先生所谓的“奇怪”未见继续,我倒是非常想听听先生对叶氏藏书票的看法。 图片 8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新东亚月刊》创刊号 叶灵凤除了写过上面三篇藏书票文章之外,还写过第四篇《完璧的藏书票》,我是二十多年前从《香港文丛 叶灵凤卷》里读到的。《完璧的藏书票》写于1942年7月20日,原刊1942年8月的《新东亚月刊》创刊号。此文未出现在内地各种叶灵凤的集子里,也未曾见到有人提起过。我为了配齐叶氏藏书票文献已知的四种原发刊,一个人在无助地找寻,直到最近寻找才有了清晰的眉目,才有资格写这篇小文。 二十年前读《完璧的藏书票》时,只是草草一阅,未留意也未记住《新东亚月刊》。这里岔开一笔,先说说另一本相关杂志。 前年上海的一场拍卖会出现了《太平》月刊,我知道张爱玲的《借银灯》首先发表在《太平》。我很想买《太平》,张爱玲文章初发刊与叶灵凤藏书票初发刊都是我的搜书专题。拍卖之前我委托上海朋友代我出价,他答应了。几天后上海朋友告诉我,老谢,这批老期刊你买不了,已被机构预定“包圆”了。我很不服气,“一入侯门深似海”,下场不外乎“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嫏嬛饱蠹鱼”。正巧有家刊物约稿,我借机写了篇《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以泄私怨,估计没有读者能明白我啥意思。 我的朋友赵国忠君是搜索史料的高手,于某网下载有千余种老期刊,听说我要斥巨资竞买《太平》,忙劝我别花冤枉钱,他那里有《太平》的电子版。说实话,花费这样的冤枉钱我心甘情愿,玩惯了纸质书,实在适应不了电子文本,冷冰冰的面无表情。国忠传过来《太平》,1944年“新年号”刊出张爱玲《借银灯》,我不知道该不该算作新添的首发刊,一丁点儿也不兴奋。接着一期期浏览,却有了意外之惊喜,《完璧的藏书票》出现了。 当下我想,虽然是电子版,一石两鸟首发刊,亦聊胜于无了,全然忘记了《新东亚月刊》的事情。《完璧的藏书票》刊于1943年10月《太平》,“编者之话”称:“叶灵凤君远居香港,近闻患病。这一期发表了他的 吞旃随笔 ,以后是否续能来稿,这要等候叶君以后的信息了。” 《吞旃随笔》内含三篇小文:《伽利略的精神》《火线下的“火线下”》《完璧的藏书票》。听《太平》月刊编者的口气好像是叶灵凤主动来稿,当下我并未起疑。前几天找出了《香港文丛 叶灵凤卷》,才搞明白,《太平》月刊很大可能是转载,战时叶灵凤自香港往上海主动投稿,而且是一稿两投,似无必要。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1942年8月叶灵凤任主编的《新东亚月刊》出版,1943年10月《太平》月刊转载《完璧的藏书票》,这样的顺序比较符合逻辑吧。还有一个理由,《太平》为上海太平书局所出,同为太平书局管辖下的《风雨谈》,转载过茅盾的《我的小学时代》,考虑到当时的情势,便可以理解,最坚硬的岩石也有缝隙存在。 《太平》在转载时删掉了最后一段: 多年不曾和斋藤先生通过消息,不知他近况怎样,《书物展望》这样的刊物不知在战时还能继续出版否。目前的香港还末进入“读书的季节”,也许等到秋高气爽,灯火可亲之时,有机会将这一份历劫幸存的藏品,整理一下,举行一次小小的展览会,作为一个纪念罢。 现在回到正题《完璧的藏书票》的怪论,怎么个怪论? 文章开头写道:“邻人的好意,虽然使我在这次战争中丧失了全部存稿和好些书籍,可是由于他这同样的独到的眼光,我的另一份 财产 却幸运的被保存了。这便是我所收藏的现代日本藏书家的藏书票。” “这次战争”指的应该是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的“十八天战争”,而非1937年的那次战争——“我在上海抗战沦陷期中所失散的那一批藏书,其中虽然并没有什么特别珍贵的书,可是数量却不少,在万册以上。” “邻人的好意”,我以为是叶灵凤委托邻人照管他的家,日军打进来了,邻人为避祸自作主张地将叶灵凤的手稿和藏书全部给烧掉了。叶灵凤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在这次香港战争中,我以为带在身边的这一份中国仅有的藏书票收藏怕也难免失散了,然而竟能幸免,这使我在安慰感激之余,不得不钦佩我的那位邻人独具眼光,火下留情了。” “那位邻人独具眼光”,此话颇令我费解。火光冲天,兵戈相见,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这位邻人对叶灵凤解释他的怪论:“最能动人情感的莫过于 他乡遇故知 ,因此,对于征尘满面的士兵们,如果有一点东西能打动他们的乡情,最容易被他们所珍视,因此也最容易获得他们的好感,而由于这样的好感所产生的方便,决非在门口贴上一张 特殊家庭,立人严禁 之类的玩意儿可比拟的。” 产生“他乡遇故知”的“好感”的神奇玩意儿竟然是“日本藏书票”?如此说来,日本藏书票的作用比得上中国驱邪避鬼的门神了。 叶灵凤的邻人,“善意”地将叶氏的原稿和书籍焚烧之后,自以为得计地将叶氏的那份“日本藏书票”放在桌子上,而且是最触目的地方,好像希望“走”进来的日本士兵第一眼就能见到似的。 日本士兵到底闯进叶宅没有?日本士兵是否个个知道藏书票为何物? 呵呵,看来,叶灵凤所托非人,这位邻人用一套不合逻辑的怪论来“冒功领赏”,叶灵凤居然全盘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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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与施蛰存先生的照片,现在能够找到的有1984年11月6日、1988年3月12日、1992年8月21日、1995年4月23日、1996年5月5日,实际上,父亲去看望施先生不止这些日子。

郭沫若 一月十日

后来,施先生写信给我,说:“叶灵凤虽然可以说是我朋友,但我只有和他在现代书局同事四年的关系,在这段时期以前及以后,我都不知道他的情况,你要写叶灵凤传,最好另外找合适的人去了解:潘汉年知道他的早期情况,夏衍知道他的晚期情况,都比我知道得清楚。我在三十年代,孤立于一切文艺帮派社团之外,有许多事情,我其实并不知道,因此我不想谈三十年代文艺界的事,非常抱歉。”(1979年5月29日施蛰存致丁言昭)

施蛰存于回忆中大倒苦水:“大作家不容易侍候呀!”这是怎么回事呢,施蛰存称:“我创办《现代》,得到许多前辈作家的支持,惟有郭沫若远在日本,我没有机会登门求助。”施蛰存通过叶灵凤向郭沫若约稿,未果;亲自给郭沫若写信约稿,未果;施蛰存求贤若渴,又和杜衡联名给郭沫若写信,这回郭沫若答应了——答应将“预备让现代书局印行单行本的《离沪之前》先在《现代》上发表”。虽然不会给你施蛰存新稿,但总算给了你面子,现代书局的新书先在《现代》杂志上预热,看似双赢的事情。

大家都笑了:“施先生办法好,可申请专利权,取名‘施氏肉粽’。”

《文学》杂志(1933年7月创刊)比之《现代》(1932年5月)晚了一年多,同样强大的作者阵容,同样的庞然大物。逢战争爆发,《文学》停刊,最后两期篇幅大为缩减,开本也小了一半,全失《文学》伟岸之雄姿。最后两期《文学》俗称“战时版”,存世甚罕(私人收藏里,据我所知,范用存有),我的《文学》经过多年苦苦寻觅,终于得到一册“战时版”,尚差另一册“战时版”,鄙藏《文学》即可完璧。有了施蛰存和纪果庵讲的故事,也许您能理解我们淘书客略嫌怪癖的愉悦。

我自有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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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施北山是谁,也不知道季子是谁,写信去问。施先生回信说:“我小妹:施北山当然是我,季子是老友周退密。”接着又说:“你的戏成功了,有多少经济效益?”那时,我写的木偶戏《迷人的雪顿节》获得全国少数民族剧本的团结奖,经济效益嘛,似乎没有。最后他写:“反面一信请呈你父亲,我连信纸也要省省了。”下面署名“北山”。

如今把这六幅封面画,展现给大家,为的是永远铭记施蛰存等老一辈作家,为了文学的人生,为了艺术的人生,付出了多么不寻常的才华和热情。

这时,我将《丁玲传》的一章《冬夜漫长》,即讲丁玲与冯达的那章给施先生看。施先生说,他写过关于丁玲的文章,大约在1980年代。根据施先生提供的线索,我在1986年7月26日《新民晚报》和1981年12月出版的《艺谭》第四期上,找到他写的两篇文章,分别是《丁玲的“傲气”》和《怀丁玲诗四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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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粽子适合老年人胃口,一定会受欢迎。我要保姆包好了,请你们尝尝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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