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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国民众却并不支持美国参战,美日秘密谈判、对美外交、蒋介石、宋子文、胡适

(《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联经公司2004年5月版,720-721页)

十月二十六日,在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常会。〔著〕《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后删省为《胡适文存》第四集,台北,远东,一九五…十月二十六日,在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常会。〔著〕《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后删省为《胡适文存》第四集,台北,远东,一九五三年)〔著〕《南游杂忆》(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五年)〔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四十六岁上半年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七月七日,到上海。十四日,启程赴美,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大会。八月室十月在美国和加拿大大各地演讲。十一月初在旧金山启程回国。一九三七年四十七岁上半年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七月八日,离北平。十一日,到卢山,得到蒋介石先生的接见,随后参加卢山谈话会。二十八日,返南京。三十一日,蒋介石先生邀其同张伯苓、梅贻琦等吃午饭。八月十三日,被聘为国民政府“国防参政会”参议员。九月至十二月去美国作非式的外交工作,见过罗斯福,并在旧金山哥伦比亚电台发表“中国在目的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一九三八年四十八岁一月至五月在美国及加拿大游历及演讲。六月被选为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六月至七月继续在美国及君拿大游历及演讲。八月转游法国、瑞士和普鲁士。九月十七日,国民政府任命其为驻美全权大使。十月三日,由欧返抵纽约。五日,赴华盛顿就任。三十一日,作“题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给陈光甫”的诗:“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向前”。一九三九年四十九岁仍任驻美大使。〔著〕《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七年由商务重排出版,改称《胡适留学日记》)一九四Ο年五十岁仍任驻美大使。三月五日,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候选人。一九四一年五十一岁仍任驻美大使。一九四二年五十二岁一月至八月仍任驻美大使。九月八日,辞去驻美大使职务,移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一九四三年五十三岁一月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一九四四年五十四岁九月应哈佛大学之聘,前往讲学。一九四五年五十五岁四月二十五日,出任国民政府代表团表之一,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九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平大学校长,在回国前暂由付斯年代职。十一月以国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分,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一九四六年五十六岁六月一日,由美国动身回国。七月五日,抵上海。经南京时稍作逗留。月底,到北平。九月十一日,飞抵南京。十五日,出席国民政府的“制宪国民大会”。十二月二十三日,出任国民大会“宪草决议案”整理小组成员。一九四七年五十七岁仍任北大校长春国民政府拟委他为考试院长及国府委员,未接受,说:“不入政府,则更能为政府助力”。十二月主编《申报·文史》周刊。一九四八年五十八岁仍任北大校长三月二十五日,在南京出席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当选为第一届的人文组院士。

2、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一直致力于促使美国参战。并且他很有预见性,曾说过“在不远的将来也许有一个太平洋大战,我们也许可以翻身”。

[28]《蒋介石日记》, 1941年6月22日。

在美担任大使的胡适,对于中国抗战始终坚持“苦撑待变”的基本态度。然而,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国内的形势日益严峻。迫在眉睫的问题是,需要美国及国际社会给予中国抗战支持和援助。也正是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蒋介石担心“书生大使”胡适继续奉行“苦撑待变”政策,会对国民政府争取美国贷款援助于事无补。于是,宋子文以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名义,于1940年6月被国民政府奉派到美国争取贷款援助。人们戏称宋子文为“太上大使”。

2.必不可追认一切用暴力违反国际信义造成的土地掠得及经济优势。

随着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扩张,美日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双方必然要爆发战争。但是美国民众却并不支持美国参战。深谙美国政治体制的胡适知道,没有广大民众的支持,罗斯福不会贸然发动战争。所以他便选择用演讲的方式,尽可能多的影响美国民众。

二、对美日妥协之因应

仅仅一个星期过后,胡适、宋子文两人就因为意见不一发生了到美国后的第一次冲突。宋子文到美国后,向美借款问题通过斡旋已初步征得罗斯福总统口头同意。于是他对胡适说,我的工作卓有成效,向美借款一定有望。已驻美两年的胡适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向美国借款事宜根本没有这么容易,罗斯福总统的口头同意也只是初步的意向。

在New Yord World’s Fair,举行“China Day”典礼,真是唱戏。下午我有短演说。(《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联经公司2004年5月版,707页)

1、1938年7月30日,胡适在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中写道:“二十年前的七月二十日,我从外国回来后,在上海的新旅社里发下一愿,决定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那二十年中,‘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的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今日以后的二十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二十年吗?”

从1940年6月到此次美日谈判事件发生时,宋子文已经来美将近1年半的时间,在争取美国援华贷款与租借物资上取得很大成绩,展示出过人的才干,颇得蒋介石的赏识。宋子文了解美国人的心理,做事高效独断,他崇尚私人外交,游走于美国上流社会,与众多美国高官都结有很深的私谊,像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A. Morgenthau)、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情报协调处主任多诺万等经常是宋子文府上的座上宾,利用这些人脉,他经常能得到别人很难获取的美国政府的机密情报和比较容易地完成政府交办的任务,此外,在从事外交活动中,他经常剑走偏锋,不循正常的外交途径,擅长用私人关系来解决问题。在此次对美交涉中,宋子文的这些特点得到了充分展现。蒋介石的这封电报很快就到了罗斯福手里。同时,电报也到了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等人的手中,这些人大都同情中国,主张对日强硬,他们在收到宋子文转交的电报后均有所行动,对美国务院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以至于国务卿赫尔事后专门透过居里致电在重庆的蒋介石私人顾问拉铁摩尔,对宋子文的这种不按常规外交途径的做法表示不满。[62]

本文出自网(www.lishiqw.com)

到New York,赴China Society宴会。

在美期间,他曾发表了200多场公开演讲,既是在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的抗战,又是在说服美国普通民众支持美国参战。

[21]《蒋介石日记》, 1941年5月19日。

到美一周发生冲突

此后,在形势演变下,美国对日宣战。至此,胡适作为驻美大使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1942年9月,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卸任大使后,胡适与卢芹斋还有来往。1943年1月4日,胡适在日记中有一条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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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蒋介石日记》,1938年2月12日。

胡适的意见犹如一盆冷水,把宋子文满腔的热情当头浇灭。于是,宋子文随即批评此前由陈光甫负责的两次向美借款一事。因为胡适也参与陈光甫负责的这两笔借款工作,并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国际和国内舆论均认为对中国的抗战有打“强心针”的作用。于是,胡适对宋子文反唇相讥:“我要忠告你:第一,借款时间不可能太快。第二,借款条件不能比陈光甫的优多少,因为陈光甫的条件是在现行法律之下无法更优的。”说完,两人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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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日记中抱怨说:“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的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个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

然而,在11月中旬,鉴于美日关系极度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为了争取时间,罗斯福和赫尔决定拿出一个临时过渡方案,向日本做出让步。美国当地时间11月22日,赫尔先召集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三国驻美大使,就与日本达成临时性妥协方案,试探各方的反应,当日下午美方又约请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参加会商。会谈中赫尔提出,鉴于太平洋防务形势紧张,为拖延时间,美方考虑提出一个临时解决方案:如果日本撤退驻越南全境的军队或只留二、三千人,并允不向其他新方向进攻,美方将放松对日经济封锁。胡适提出中方的两点关切:1、所谓不向其他新方向进攻,是否包括中国在内。2、放松对日经济封锁以何为限。赫尔的解释是:不向其他新方向进攻仅指由越攻滇,不包括中国全境。如何放松经济封锁还没有具体办法,日本所坚持希望的是解除冻结资金。胡适当即表示,这两点与中国关系巨大,日本不能南进或北进,必全力进攻中国,这样的话,中国就被牺牲了。而对日经济封锁美方才实行4个月,更不能轻易放松。赫尔解释说,“日美谈判甚少根本接近”,刚才所谈“只是探讨有无临时过渡办法之可能耳”,他要求中方对此严格保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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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端升、周鲠生两兄飞到,同住Ambassador旅馆。

他当然没能再逃避二十年。一个星期之后,他接受了中国驻美大使一职,他说:“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

[60]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5日),宋子文档案,第59盒。

1938年9月,正在欧洲进行民间外交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胡适,被任命为民国政府驻美全权大使。在美担任大使期间,胡适利用自己的留美经历和广博学识,克服重重困难,通过频繁会见、访问和讲演等外交活动,周旋于美国政要之间,并进入美国一些社会团体开展有关中国抗战状况的演讲。他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坚持抗战赢得了美国及国际社会的支持。因而,胡适在美担任大使期间,一直被人们誉为难得的“书生大使”。

卢芹斋

由此可见,胡适的“宣传”工作做得非常好,让对手都感觉到了不小的压力。

[24]这一情况是1941年6月28日,王世杰陪郭泰祺面见蒋介石时,由郭泰祺告诉蒋的,在当天的日记里,王世杰对胡适当时的行为做出如下评述:“予觉适之此举,实属大胆之处置,因依通常手续,适之须先请示政府。惟就当时情势言,适之径自拒绝,确属有利之举措。倘适之据以电告政府请示,必发生无数谣诼,因美政府之对日,当时亦不能有决绝之表示。”参见《王世杰日记》上册,第357页。

蒋介石派出“太上大使”

关于这一天的情形,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日本人对这位中国驻美大使非常反感,《日本时报》曾这样评价胡适:“他不恰当地利用其外交职务,谋划要唤起(美国)民众对日本的仇恨,并把美国拖入对该国的战争”。甚至公开警告美国“要制止外国代理人恐吓美国人民或把美国事物操纵到危险的轨道上,从而违背乔治·华盛顿关于反对对外纠纷的忠告”。

[17]《蒋介石日记》, 1940年9月30日。

1940年6月26日,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抵达纽约。初到美国,宋子文在胡适亲自陪同下,先后拜会了罗斯福、琼斯、赫尔、韦尔斯、汉密尔顿等美国政要,并由胡适向宋子文一一介绍了他本人在美国从事外交工作的有关情况,以及美国政要和各界要人对中国抗战的态度、看法等情况,两人倒也相安无事。

3.必须恢复并加强太平洋区域的国际秩序,使此种侵略战争不得再见。

他希望美国能够参战,在太平洋上和日本作战,这样可以分散日本的兵力,缓解中国抗战的压力。

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开展全方位外交,寻求除日本以外所有西方列强包括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援助与支持,作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更是把相当多的精力用在了寻求外部世界的帮助上,在仔细考察并评估了各国实力及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及影响力后,从1938年起,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开始把外交的重点逐渐转移到美国方面。蒋介石当时对各国曾有过这样的判断:“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亦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义侠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罗斯福总统必能有所作为。”[2]1938年9月,蒋介石任命在中美知识界均享有较高名望的胡适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行政院长孔祥熙在给胡适的电文中特别指出:“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唯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3]10月1日,外交部在给胡适的电令中向其明确了他此次使美的主要目标:1、促请美国修改或废除中立法;2、争取援华物资;3、促成对日经济制裁;4、期待中美英三国在亚洲合作。[4]

“书生大使”也好,“太上大使”也罢,他们两位大使都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派驻到美国开展抗战外交的,目标都是一致的。然而,由于胡适和宋子文两人之间在分析问题、处理事务等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存在种种不同,以及两人在此前私人关系上存在恩怨,使得胡适和宋子文之间一直存在矛盾和纷争。

两人在这次见面后,很快就有了第二次见面。对此,罗拉在《卢芹斋传》中写道:

5、胡适曾说,自己任大使这几年,“不曾有一个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

[38]外交部致蒋介石函(1941年9月1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第146页。

见著颜骏人先生,略谈。

胡适看不惯宋子文这种专断独行的做派,宋子文也看不惯胡适的书生做派,两人互不服气。1942年9月,胡适辞职,由魏道明继任大使。

[7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the Minister of Netherlan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 27, 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the Far East, Vol.Ⅳ, p669.

关于两人的交往,法国汉学家罗拉在《卢芹斋传》中写道:

4、虽然胡适在驻美大使期间工作成效突出,但是自从宋子文担任外交部部长并前往美国洽谈借款事宜之后,胡适和宋子文之间便产生了矛盾。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展开一系列私人外交活动,向美方发动了一场外交攻势。11月25日,蒋介石通过其私人顾问拉铁摩尔致电时任罗斯福特别行政助理的居里(Lauchlin Currie),向罗斯福总统表明反对的态度。在致居里的电报中,拉铁摩尔提请居里立刻向罗斯福报告蒋介石的强烈反应并拿出应对意见。拉铁摩尔称,他从未见到过蒋介石如此动怒,对日放松经济制裁将极大地提升日本在华军事实力,非常危险,目前所达成的与中国有关的任何一条临时过渡办法都会令中国人对美国的信任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拉铁摩尔最后警告道,倘若中国国民对美国的信任,因日本借助外交胜利逃脱军事上失败的传闻而大受伤害,那么即便是委员长本人也会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把控局势。[49]

中国虽未参加纽约世博会,不过,纽约世博会在1939年10月10日设置了“中国日”。作为驻美大使,胡适参加了这一活动,还发表了演讲《双十节的意义》,在演讲中,胡适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称其在种族革命(五族共和)与制度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两个方面意义重大。卢芹斋很可能也来参加了世博会中国日的活动,两人才有了这一合影。

3、日本轰炸珍珠港的时候,胡适刚刚结束和罗斯福的会面。他在大使馆里接到了罗斯福的电话,罗斯福在电话里说:“胡适,方才接到报告,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轰击珍珠港。”挂完电话,胡适异常兴奋,他的预言终于实现了。他在给国内做完报告后,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这使我国家民族松了一口气,太平洋局势大变了。”

此电措辞强烈,酣畅淋漓,蒋介石料定美方对中方的反应不敢等闲视之,因此对自己的表现也颇为的自得。在25日当天的日记中,蒋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后来,卢芹斋还请胡适看过电影。1944年1月29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罗斯福对宋子文所述各点当场并未表态,只是回应说现在形势变化莫测,也许不久在太平洋发生大战也未可知。经与罗斯福的会谈,宋子文做出三点判断:1、美国尚未将临时过渡方案交予日方。2、在得到中、英、荷、澳四国同意前,美国可能不会与日本开谈。3、如果日本调兵南下,谈判将即刻破裂,大战不可避免。[63]

在世界博览会中国代表团合影中,卢芹斋处于中间位置,与他的同胞一样表情严肃,照片中还有卢芹斋的朋友——即将派驻华盛顿的中国驻华大使胡适、古董商姚叔莱及其他中国派遣的官员。(《卢芹斋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10月版,169页)

[10]《蒋介石日记》,一年中之回忆录,1938年。

卢芹斋是上世纪最著名的贩卖中国古文物的商人。据说近代以来的不少稀世珍宝,都是由他运往国外的。1938年,胡适担任驻美大使后,两人有过来往。

[7]《蒋介石日记》,杂感,1938年1月20日。

相较之下,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胡适的工作更加实质些,为促进中美合作关奔走组织各种活动。卢芹斋总是积极出钱出力支持胡适的工作,爱国救亡被他视为天职,何况他还是胡适的朋友。

1941年的美日秘密谈判是太平洋战争前的一次重要外交事件,谈判的最终破裂对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起了某种直接推动的作用。对于谋求“中日战争之解决,须作世界战争解决之一部分”[75]的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而言,美日关系的走向直接决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前途。实际上,从获悉美日秘密谈判消息之日起,中国方面一直是怀着一种且喜且忧的心情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国民政府方面喜的是,希望借由谈判让美方出面来遏止日本对华侵略的步伐与野心,国民政府忧的是,不希望美日之间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来达成某种相互的妥协。从目前我们所能发现的档案看,一直到美国方面抛出临时过渡方案前,国民政府与蒋介石更多的是抱着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来看待此次美日谈判的。在美日谈判的最后阶段,美方提出临时过渡方案,其主要意图是美方希望以部分放松对日经济封锁,来缓和对日关系,以便在远东争取更多的时间来为战争做准备。无论美方初衷如何,但临时过渡方案倘若达成,势将牺牲中国的利益。因此在美日双方即将达成妥协的关键时刻,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主动出击,打了一场出色的外交公关战。在此过程中,身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和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常驻美国的宋子文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蒋介石要宋子文代转美方的那封电报,词真意切,感情饱满,既表达了中方的极度失望之情,又直陈美日妥协将可能对中国所造成的危害,危言之下,令美方不敢小视。而宋子文则充分利用其在美国积累下的人脉,多方游走活动,在罗斯福总统与国务院周围汇聚起一股强大的同情中国势力,终令上到总统,下至国务院,都不敢轻言对日妥协。虽然美方最后妥协方案中并没有中止援华的内容,但是倘若临时过渡方案果然执行,历史的天平将要偏向何方实难逆料。从这个角度而言,国民政府的这次成功的外交实践意义重大。

卢芹斋夫妇邀去看“Madame Curie”电影,甚感动。(《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联经公司2004年5月版,193页)

如果说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动员全民抗战、在建立包括中共在内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上等内政问题的处理上,依然存在有许多失败与令人诟病的地方,但是在外交领域,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所取得的成绩无疑令人瞩目,这其中对美外交的成就最为亮眼。抗战开始后不久,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依据列强在远东的利益与实力判断,将英美列入重点寻求帮助的国家,起初国民政府外交努力的重点还在希望由英美出面来调停中日争端,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中国战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国民政府于是转变策略,开始谋求加入英美集团、共同打击日本并战胜日本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并将对美外交作为了工作重心。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国民政府需要说服美国,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对于美国确保在亚洲的利益同样重要。在太平洋战争前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之路充满了波折,为了达到与美联手的目标,国民政府与蒋介石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地游说,提出各种合作方案,在遭遇美方的冷眼与拒绝时能做到隐忍自持,愈挫愈勇,坚忍不拔,终于获得理想结局,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39年10月30日,中国协会在华尔道夫酒店露台上举办筹款晚宴,卢芹斋出资赞助了一张八人桌以表支持。晚宴邀请函上写着:“如今远东局势处在关键时期,中美两国患难与进,本协会感谢您的支持和合作。”(《卢芹斋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10月版,164-165页)

[32]《蒋介石日记》, 1941年7月9日。

这张八人桌,想来价值不菲吧。

蒋本人在此间的多篇日记中,对此次所取得的成效也进行了总结。如在11月28日日记

China Society的宴会在Waldorf-Astoria Hotel,有三百客人,我演说“We are Still Fighting”,故意提出中日和议的必要条件:

摘要:1941年美日秘密谈判是太平洋战争前的一次重要外交事件,谈判的最终破裂对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起了某种直接推动的作用。由于美日关系的走向直接决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前途,因此从获悉美日谈判消息起,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即对该谈判给予了强烈的关注。出于对国际形势及美日矛盾紧张程度的判断,一直到美国方面抛出临时过渡方案前,国民政府与蒋介石更多的是抱着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来看待此次美日谈判。在美日谈判的最后阶段,当面对美方提出临时过渡方案及美日即将达成临时妥协的关键时刻,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主动出击,打了一场出色的外交公关战。在此过程中,身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和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常驻美国的宋子文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的强烈反对下,美国政府不得不放弃对日妥协方案,转而对日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从而导致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发生和中国抗战局势的全面好转。

昨天卢芹斋夫妇来访。他去年送我一个绿玉的香炉鼎,价值2500美金,我留在馆中陈列了半年,下任时,带了来还他,今天请他带了回去。(《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联经公司2004年5月版,136页)

昨致胡大使电,谅已由其抄阅,请兄设法将中原电之意,转告其陆海两长,并译送居里一份,再望口头说明此事严重之程度,如美对日经济封锁,或资产冻结,果有一点放松之情况,华盛顿或有此种消息之泄露,则我国军心必立受影响,因两月以来,日本在华宣传,多以本月内美日谈话必可如计完成,故我南北各方动摇分子,确有默契,只要美日一旦妥协,或美国经济封锁略有一点放松,则中日两国人民观感,即视为美日妥协已成,中国全被美国牺牲,如此全国人心不仅离散,而亚洲各国失望之余,因其心理之激变,必造成世界上不可想象之惨史,从此中国抗战崩溃,故不待言,日本计划,乃可完全告成,若此美国虽欲挽救亦不可能,此岂只中国一国失败而已哉。此时惟有请美国政府立即宣明,与日本决不妥协之态度,并声明,如日本在华侵略之军队撤退问题未有根本解决以前,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决不丝毫之改变或放松,则中国军民心理方可安定,大局方有补救。否则美国态度暧昧,延宕不决,而日本对华之宣传必更日甚一日,则中国四年以前之抗战,死伤无穷之生命,遭受历史以来空前未有之牺牲,乃由美政府态度之暧昧游移,而与日本[50]毫不费力之宣传与虚声之恫吓,以致中国抗战功败垂成,世界祸乱迄无底止,不知千秋历史将作如何记载矣。[51]

这个香炉鼎,可能是卢芹斋觉得驻美大使馆中没有中国古文物,未免寒酸,故而送给胡适的。胡适卸任后,物归原主。这也让卢芹斋对胡适钦佩有加。1943年1月9日,卢芹斋请胡适吃饭,这一天,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14]《蒋介石日记》, 1939年9月2日。

卢芹斋邀我去吃饭,见着Dr. & Mrs. Francis Taylor(Drector of Metropolitan Museum)、Mrs. Otto Kahn、Mr. Alan Priest。饭后到Mrs. Kahn家去看她收藏的几件铜器。她家有一幅Rembrandt的“The Jewish Student”最可爱。(《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联经公司2004年5月版,138页)

[22]《蒋介石日记》, 1941年5月20日。

New Yord World’s Fair即纽约世界博览会。博览会于1939年4月30日开幕,美国总统罗斯福参加揭幕仪式。此前一年,美国政府曾邀请中国政府参加世博会,但中国当时处于抗战状态,婉言谢绝了邀约。中国未参加纽约世博会,在胡适看来,是明智之举。

[1]这方面的著述很多,下面仅举一些代表作: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陶文钊:《中美关系史 1911-1949》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新著》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鹿锡俊:《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日美关系的反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1930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丁则勤、丁克迅:《太平洋战争前美国在美日谈判第一阶段的远东政策》,《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王建朗:《试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二》,《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周乾:《论1941年中国政府及舆论对美日谈判的反应》,《安徽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也就是说,胡适在这次活动中,发表了《我们将继续战斗》的演讲。演讲中,胡适还提出了中日和议的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胡适并未跟国民政府沟通,可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希望美国来调和中日两国,谋求和平。对此,罗斯福总统提出中日和平的条件之一是中国东北“共享共管”,再加上此前英国首相张伯伦调停德国与捷克,签订《慕尼黑协定》,结果却使捷克灭亡的前车之鉴,胡适认为此时谈和平无异于与虎谋皮,因而坚持“和比战难”的一贯主张。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的这三个条件,也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决不能接受的。

[59]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书》中收录有11月25日宋子文以国防供应公司代表的身份致陆军部长史汀生的电报,宋子文在电报中附上了蒋介石25日电报的译文,他要求面见史汀生,听取其对该电的意见。参见:Dr. T. V. Soong, of China Defense Supplies, Inc., to Secretary of War, Nov. 25,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the Far East, Vol.Ⅳ, pp660-661.

卢芹斋与顾客在古董店

事实上赫尔所提出的临时过渡方案在英、荷、澳三国那里也遇到了阻碍。英、荷、澳三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一直希望由美国出面来遏止日本的南进,因此他们并不反对美日通过谈判来消除危机,然而对美国提出的临时解决办法,各国都提出了不同的修改意见,如英国认为,临时过渡方案中允许日本在印度支那驻军的人数过多,应予缩减。[64]荷兰方面则主张,解除对日制裁必须以不能让日本增长军事潜力为限。[65]这无形也让美国政府感到了压力,加之当时美国国内反日情绪日益高涨,对日妥协令罗斯福政府充满了政治风险,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反对和蒋介石“中国抗战溃败”的威胁,所有这些考虑最终迫使美国政府决定收回成命,放弃临时过渡方案。

此三个条件也是我个人拟的,没有请示政府。

[43]《蒋介石日记》, 1941年11月9日。

查胡适1939年的日记,两人合影的时间似乎是在1939年的双十节。这一天,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41]《蒋介石日记》, 1941年10月17日。

罗拉这话有一点似不符史实。世界博览会是1939年于纽约开幕的,而胡适成为驻美大使则在此之前:193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10月27日,胡适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呈递国书。因此,两人合照时,胡适已经是驻美大使了。

蒋介石很清楚,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只有利害,决无是非”。[11]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与蒋介石一直寻求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获得援助与支持,但中方的所有要求都毫无例外地受到西方世界的冷遇,直到1938年底,中国独撑抗战的局面才开始有所改观。此后随着美日关系的日趋紧张,美国对日态度逐渐强硬。1939年7月,美国宣布6个月后废除1911年与日本签订的《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并着手研究修改中立法。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远东形势充满变数,一方面英美专注于欧洲战事,无暇东顾,另一方面日本则加紧扩大了在东亚的侵略步伐,与美英之间的矛盾继续加大。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中国面临着独力抵抗日本日益疯狂侵略的风险,另一方面中国在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中所发挥的作用开始日益为美英所重视,国际地位也由此得到提升,与美英携手对付日本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强。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一直认为,“中国欲得胜利,必在坚持抗战,必待国际问题之总解决”,[12]欧战的爆发,提供了这样一个“总解决”的机会,1939年9月2日,即欧战爆发的次日,蒋介石即召集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等共商中国的应对之策,蒋介石当时就主张对德宣战,以期先发制人,以避免英国在远东与日本妥协,但考虑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有苏联不能援助与德交战国家的条款,才暂时放弃了这种想法。[13]蒋介石当时考虑的是,中国“必须提前加入英法阵线使倭不能加入”,[14]但随后蒋介石很快意识到,“远东问题之根据在九国公约,其重心在美国,当有单独解决之可能”,因此,是否参加欧战“应视美国态度为标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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