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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胡适以辞职要挟而被录取,由此可见冯友兰在清华大学地位之重要

叶公超在北大时结识徐志摩、林语堂等人,很快成为“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开始在文学界崭露头角。叶公超曾任《北京英文日报》《远东英文时报》主笔。他与徐志摩、陈源、胡适、余上沅、闻一多等同好结盟,为《现代评论》《剧刊》撰稿,介绍当代英美文学。1932年9月,叶公超接编《新月》,他主持“海外出版专栏”,介绍海外文学近况,除自己执笔外,还邀请自己的高足,清华大学的钱锺书、曹葆华、余冠英、李长之、杨绛以及北大的卞之琳、李广田等人投稿。

【24】常风:《逝水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举荐季羡林、钱锺书、冯契

吴宓指甲“伺候”污毁书籍者 读《吴宓日记》,看到他1959年1月2日有这么一段记载: 杨溪来,留午饭,进桑酒。饭后将为溪讲书而郑思虞来,宓乃2:00-3:15陪虞入碚市游一周,观嘉陵江冬春之水第十度呈绿色矣。新华书店购《德国文学简史》冯至等编,八角八分。一册以归。溪覆衾卧开桂室中,于是起,先呈还其上次所借之《西洋小说发达史略》,宓见该书中有溪以指甲刻划之印记三处,甚怒,遂以指甲刻划溪之手背,并命溪立誓不再污毁宓之书籍,然后以S.P.Sherman之《现代文学论》借与溪读。(《吴宓日记续编》第四册 [1959-1960],三联书店,2006年3月,第4页) 老先生的认真和天真,不由让我笑出了声。《西洋小说发达史略》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会让吴宓如此珍视呢? 说起来机缘巧合,我前不久曾在某旧书网买到这本1933年由北平法文图书馆的Henri Vetch出版发行的《西洋小说发达史略》,作者是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英国人吴可读。 《西洋小说发达史略》的英文名为Great European Novels and Novelists,不过,该书封面上未写英文,只有“英国吴可读着 西洋小说发达史略 吴宓题”的字样。从吴可读在前言中感谢吴宓时有“for kindly giving and writing the Chinese title of the book”之句来看,吴宓不仅题了中文书名,甚至连中文书名也是他取的。 在对吴宓表示感谢之前,吴可读还感谢了另一名清华教授“Yeh Tsung-Tze”,即叶崇智,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叶公超。温梓川在《文人的另一面》中谈到清华大学时表示:“那时西洋文学系主任是叶公超,他当时叫叶崇智,公超是写文章用的笔名,现在晓得叶崇智这个名字的人恐怕不多了。”确实,在《清华年刊1925-1926年》的教师名录中,就只有叶崇智而没有叶公超。 钱锺书评《西洋小说发达史略》 就我目力所及,关于这本《西洋小说发达史略》有两篇书评。 其一为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国立编译馆任编译的周骏章所写,刊登在1936年6月19日出版的《国闻周报》第十三卷第四十一期,题目是《评吴可读着西洋小说发达史略》。在提出一些意见的同时,周认为该书“是一部好书,胜过普通中文所作小说论,小说研究,小说大纲和小说ABC。其中所有的讹误,若在校对时慎重校阅,一定可以免去。我们希望此书再版时,一切欠妥之处都修正无误,使本书成为完璧,而读者就可以完全信用它了”。 其二,是钱锺书发表于《中国评论家》1933年第六期的书评,题目是Great European Novels and Novelists,即《西洋小说发达史略》。此杂志我没有见过,不过文章已收录在《钱锺书英文文集》中。钱先生书评开端,是指出吴宓为该书题写的中文书名略有误导之处,因为该书涉及面远比中文书名所蕴含的范围要窄[The Chinese title of this book 《西洋小说史略》(literally, “A Brief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Novel”) which is written by Prof. Wu Mi in austere, four-square characters, is slightly misleading. The book covers a much narrower field than its Chinese title implies]。 书评接着举例说,美国小说就没有被包括在内,虽然所选的亨利·詹姆斯生在美国,但死的时候却在英国。钱锺书认为,吴可读把重点放在了法国、英国和俄罗斯作家上,书的序言里也表示“这些国家的小说似乎读的人更多一些”。由此,钱锺书觉得这本书的英文名Great European Novels and Novelists更能体现该书的倾向性。钱锺书评价说:“作为一本主要是学生使用的教材,这本书是令人钦佩的;该书目前在中国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也可能同样如此。”( This book is primarily a text for student' use, and as such, it is admirable. It is almost unique in China and will likely remain so for a long while yet.) 钱锺书对叶公超的批评 《西洋小说发达史略》一书附录了中国当时已经翻译成中文的“作家和作品中英文对照目录”(Names of Authors and Books in Chinese and Egnlish)。对此,钱锺书表示十分困惑,甚至认为“接近无知”(The list is almost-well, illiterate)。因为目录里只有三十六本小说,又没有说明选择的标准,而每个人都能够列举出他所想到的版本。钱锺书还批评这个目录对提及的三十六本小说的中译本也未能全面搜集。比如《包法利夫人》至少有两种译本,但目录只提到一本。此外,目录中有徐志摩翻译的《赣第德》,而钱锺书认为《学衡》上连载的《赣第德》十分精彩,也完全应该在目录上提及。 吴可读感谢叶崇智,是因为叶为《西洋小说发达史略》一书编写了所附录的“作家和作品中英文对照目录”,而钱锺书在书评中大加诟病的,正是这个目录。不过,平心而论,叶公超编写的“作家和作品中英文对照目录”中的译本多为出版社已经出版过的单行本,极少为杂志连载的其他版本,钱锺书关于《赣第德》的说法,如果不是吹毛求疵,就是另有原因。曾有很多文章提及叶公超钱锺书师生关系不睦,比如说叶曾挖苦钱说“你不该来清华,应该去牛津”,而钱锺书也在小说《围城》中以“曹元朗”影指“叶公超”,不过多是传言,原因也语焉不详。钱锺书所写的Great European Novels and Novelists书评中对叶公超的批评,应是两人之间矛盾的最早文字记录。这一资料,此前尚无人提起。 季羡林的不实评价和失忆 季羡林和钱锺书一样,都是吴可读在清华大学讲授英文时的学生。不过,吴可读在季羡林笔下,就很不堪了: 现在介绍吴可读教授。他是英国人,讲授中世纪文学。他既无着作,也不写讲义。上课时他顺口讲,我们顺手记。究竟学到了些什么东西,我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季羡林随想录·我眼中的清华园》,中国城市出版社 , 2010年1月) 季羡林《清华园日记》“我的老师们”部分,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虽然时间相距近70年,但我对老师的看法完全没有改变。”可见,他的观点是数十年一以贯之的。《清华园日记》中提及吴可读有数十处之多,颇多怨言及诅咒,恕不一一引用,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检阅。 不过,有一则日记还是值得指出,即1932年12月28日“早晨吴可读忘带讲义,不能lecture,小说又没上”的记载,和半个多世纪后季羡林称吴可读“既无着作,也不写讲义”的回忆明显有了矛盾。 关于吴可读的讲义和着述,1925年到1931年曾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徐士瑚(1907-2002,字仙州,号云生,山西省五台县人。文学家、教育家、教授)在《九十自述》(《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十卷第109-120辑,2000年10月)中有过如下叙述: 西洋小说由牛津大学出身的英人吴可读先生讲,可惜他的英文名字想不起来,他讲得也很慢,所以我们笔记记得也很全。他讲到英、法、德、意、西、俄等国的大小说家,《西洋文学概要》课上,霍先生已经谈到,只不过未对他们的名作多加分析而已。吴先生将每个重要小说家及其作品都作了详尽的阐述与分析,他还布置我们课外细读英国19世纪大小说家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在课堂上作了特别详尽与独到的分析,使我们获益匪浅。他在清华讲授此课有四五年之久,最后将他的讲稿整理成《西欧小说概略》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我1936年8月任山大英文系主任时曾采用此书作为三年级学生上“英国小说”课的教本。 不过,徐士瑚说吴可读“将他的讲稿整理成《西欧小说概略》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并不确切。因为经过多方查询和考证,吴可读在华至少出过五本编着,多半有过再版。其一是1926年6月商务印书馆初版的《注释狄更司圣诞述异》(Dickens’ Christmas Carol),其二是1928年4月商务印书馆初版的《潘墅美人》(The Fair Maid of Perth),其三是1928年6月商务印书馆初版的《窦华德传》;其四是1930年11月商务印书馆初版的《英国散文选》,其五是上面讲到过的《西洋小说发达史略》。从徐士瑚所说“曾采用此书作为三年级学生上‘英国小说’课的教本”,应该是《英国散文选》(Selections of English Prose:From Chaucer to Thomas Hardy)无疑。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散文”不同于平常意义上狭义的散文,它包括诗歌以外的一切非韵文体裁,诸如小说、戏剧、文学批评、传记、政论、演说、日记、书信、游记等等,涵盖面很广。 许渊冲在《联大人九歌》如此叙述:“上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他基本上是拿着Professor Pollard的讲义照本宣科,每句念两三遍,连标点符号都照念不误,要我们听写下来。” 陈福田当时是西南联大英语系主任,他使用吴可读的讲义授课,至少可以说明对其讲义内容的认可。 国民政府对吴可读的褒扬 吴可读,英国牛津大学硕士,自1923年8月到清华学堂担任英语教授,一直到抗战期间受聘昆明西南联大教授任上去世,凡十六年,将全副身心投入了中国的外文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作为吴可读清华大学的多年同事,吴宓在日记中对其记载达数十条之多。1926年9月16日,上午和下午有学生分别求见吴宓,要求撤换陈福田和吴可读,吴宓均未允许,教务长梅贻琦“亦主张不当因学生之要求而撤换教员”。在当天的日记里,吴宓表达了对吴可读的大力推崇和相当强硬的立场: 下午,旧制部《小说》班学生翟楚等三人来,请撤换该班教员Pollard-Urquhart而以楼光来代之。宓不允,谓Pollard-Urquhart先生于小说研究甚深,所读之书极多,故群推许之,而请其特授《小说》一课,何可更换?如君等必欲退课,三数人尽可自由行动云云。(《吴宓日记》第三册223页,三联书店,1998年) 翻译家赵萝蕤则在《我的读书生涯》中回忆说,她在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期间,“还跟吴可读老师读了英意对照的但丁《神曲》,唯一的同班生是田德望学长。与他同窗是在清华三年中的最大收获之一”。 吴可读是1940年在昆明去世的。关于他的死因,《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一书有如下记载: 在日军狂轰滥炸中,西南联大教师虽没有被炸身亡者,但外文系英籍教授吴可读,却在空袭中被汽车撞倒,跌伤膝部,遂即发炎,后送至罗次休养,但治疗无效,不幸于1940年10月24日逝世。吴可读战前即在清华大学任教,为中国教育事业辛勤服务了17年。他虽为英国人,但始终支持中国抗战,曾表示“伟大的中华民族之神圣抗战,一定能得到最后胜利,奠定世界之真正和平,如中国不继续抗战,则世界永无和平之日”。吴可读教授的逝世,是日本侵华*****的又一笔血债。 吴可读逝世后,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1940年12月27日曾发布“阳字第26208号”院令予以褒奖: 查国立清华大学英籍教授吴可读,在校任教16年,启迪后进,劳瘁不辞,近年兼主中国正字学会英语教学研究及推进工作,亦多贡献,兹闻溘逝,悼惜良深,特予褒扬,以昭懋续。此令。

罗家伦,浙江绍兴人。他自幼深受国学浸染,在童年时期,父母就对他进行启蒙教育。在他两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识字、背诵短诗;长大一些后,父亲常向他传授古今诗,每天还亲自选录二三则有趣且富教育意义的典故,对他进行文学教育。由于从小就接受父母在文学方面的熏陶,加之在私塾打下良好的基础,罗家伦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

叶公超素有“文学天才,外交奇才”之美誉。陶希圣评价叶公超有“文学的气度,哲学的人生,国士的风骨,才士的手笔”,这话是一点也不为过。

【28】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页。

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的现代学术体系和学术派别已经基本成形。清华大学文学院做得比较成功,形成“清华学派”。就个人而言,在“清华学派”众多的学者中,冯友兰的成就无疑是最大的。他不仅有研究治学之文才,而且有行政做事之干才,在事功和学术两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之余,冯友兰焚膏继晷,发愤着述。在清华大学的二十余年里,他先后写下了《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和《中国哲学简史》等传世经典。贯穿在这些着作的基本精神就是“中西贯通,古今融合”与“综合创新,旧邦新命”。他在学术上卓越的成就受到文学院教授们的敬佩。清华大学教授刘文典学问大,资格老,持才傲物,眼中无人,曾半开玩笑地说,西南联大只有三个教授,一个是陈寅恪,一个是冯友兰,半个是唐兰,半个是自己。此话虽为戏言,亦足见冯友兰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们心目中的地位。

民国时期,出现了许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师,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肯定和当时存在许多慧眼识才的伯乐和灵活的招生制度有关,从几位名人的高考经历,便可窥一斑而见全豹。

叶公超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时,结识了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略特。许多年后,艾略特在伦敦遇到卢白飞,开口就问及叶公超,足见二人情谊之深。叶公超在美国求学时,曾出版过一本英文诗集,得到了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赏识。弗罗斯特称赞叶公超会成为中国的泰戈尔。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名教授乔治·马丁和远东问题专家乔治·泰勒以及著名汉学家小卫礼贤等都赞许叶公超的英语是“王者英语”,其声调和姿态简直可以和温斯顿·丘吉尔相媲美。

陈子善认为,作为清华学人的叶公超,“培养了整整一代优秀学人。”【12】莘莘学子因得到叶公超的悉心培养而成才者不在少数。曹葆华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1年入读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1935年毕业。从1933年10月到1936年3月,他以清华大学诗与批评社的名义,创办了《北平晨报•诗与批评》副刊,共出74期,大量译介了瑞恰慈、艾略特、瓦莱里等西方现代主义诗论,这一副刊成为北平现代主义诗歌的主阵地。叶公超是清华大学诗与批评社的指导教师之一。曹葆华在叶公超、温德的指导下,把西方前卫的诗歌理论如瑞恰慈的语义分析、艾略特的现代诗论、后期象征主义瓦莱里的纯诗理论等翻译给国内诗坛,这些译作后来结集为《科学与诗》和《现代诗论》出版。叶公超还为曹葆华的《科学与诗》作序,序文写于1934年7月2日的清华园。叶公超在序言中说:“我希望曹先生能继续翻译瑞恰慈的著作,因为我相信国内现在最缺乏的,不是浪漫主义,不是写实主义,不是象征主义,而是这种分析文学作品的理论。”【13】这里既有叶公超的眼光,又有为师者对学生的鼓励。从《诗与批评》副刊所刊载的诗学译文看,曹葆华不负叶公超嘱托,做出了成绩,以一己之力译介了T.S.艾略特、瑞恰慈的诗学理论及新批评理论,对国内诗坛学界接受和实践西方新批评方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向尊敬宽容刘文典

他后来听说这个题目是陈寅恪先生所出,陈寅恪看了他的答卷也颇为赞许,虽然其标准答案是“祖冲之”。

同时代人中,叶公超与吴宓要算是铁哥们了。1926年,学成归国的叶公超与吴宓结识,想去清华任教。古道热肠的吴宓便为叶公超进入清华的事情四处奔波,与梅贻琦多次协商,但最终叶公超还是没能到清华,而是来到北大。从清华园到西南联大,叶公超与吴宓关系一直很好,吃喝玩乐,谈话教书,吴宓日记随处可见。叶公超来清华时先住在吴宓藤声荷影之馆,吴宓一度天天在叶家搭伙吃饭。到了西南联大时,二人一度住得很近,一起吃饭,吴宓常陪叶公超逛街买菜。叶公超懒散,大小事都支使吴宓去干。叶公超在西南联大时,有段时间与吴宓同住在文林街的一所单身教员宿舍里,没有夫人做伴,所以他每天早晨都要到菜市场买菜。抗战时期,教授们的生活普遍困难,叶公超也不得不放下了教授的架子,买菜要斤斤计较,每次价钱讲妥,他总要从摊贩菜堆里再抓一把放在自己菜篮里,但由于他手脚不灵便,十有八九又会被菜贩把菜夺回去。吴宓有时也陪叶公超去买菜,见此,总觉得有辱斯文,便对叶公超说:“如果你这种爱占小便宜的习惯不改,我就不再陪你逛菜场了。”

1929年秋,受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的邀请,英国“新批评”家瑞恰慈来到清华大学外文系授课,主讲文学批评。借此契机,叶公超致力于文学批评的学理性建设。最能体现叶公超“实际批评”观念的是《从印象到评价》一文,该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批评与法则”,二是“实际批评与印象的考验”。叶公超认为“现存的批评文字大致可以分为理论的与实际的两种”【6】,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严羽的《沧浪诗话》,普列哈的《艺术论》,托洛斯基的《文学与革命》等,都是前人的理论,这些现成的法则不构成实际批评的标准,只能做方法上的参考;因此批评要从阅读作品的观感出发,这种阅读观感叶公超用“反应”一词来概括,认为“批评者首要的责任就是考验自己的反应,追究自己的感觉”,“也许需要在不同的心理状态之下重读他所要评价的作品,也许他还要去读别的同类的作品来确定他的反应”【7】,接着叶公超指出这种基于“反应”的批评的内涵:“一,关于作品与作家的各种事实;二,已往所有同类的作品以及当时的评论;三,批评者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环境。”【8】叶公超的“实际批评”,即从具体作品入手,基于反复阅读、比较阅读的“反应”,不把某种现成的文学理论当作批评的尺度,而致力于考察作品沉淀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当下生活中的价值。在《从印象到评价》一文中,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注释,这个注释交代了此文写作的背景与动机:“现在各大学里的文学批评史似乎正在培养这种谬误的观念。学生所用的课本多半是理论的选集,只知道理论,而不研究各个理论所根据的作品与时代,这样的知识,有了还不如没有。合理的步骤是先读作品,再读批评,所以每门文学的课程都应该有附带的批评。”【9】可见叶公超倡导和躬行“实际批评”,也有基于文学教育改革的构想。《从印象到评价》是叶公超文学批评的代表作之一,温源宁认为“他最近的评论文章尤为值得注意,例如,他在作为评论论据的印象和作为评论方法的印象主义之间划出的界限,就很可能具有永恒价值。”【10】也有学者认为,作为《学文》的主编,“叶公超虽然仅仅写了《从印象到评价》一篇论文,但这却是代表他对文学批评的主要见解,写来很费功夫。”【11】这些都是知人之论。叶公超的文学批评数量不丰,他有名士才子气,不轻易落笔,但多数作品经得起历史考验和淘洗,叶公超是以质取胜的文学批评家,他的《从印象到评价》、《论新诗》和《再论艾略特的诗》都是可传世的作品。

对吴宓关怀备至

臧克家,山东诸城人。1930年,他以数学0分,作文最高分考取了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前身)。此时,臧克家已在青岛大学补习班学习了半年,是因病辍学后重考。当时闻一多为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新生入学考试的语文试卷他出了两道作文题,一题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另一题是《杂感》,考生可任选其一。

叶公超与胡适、傅斯年两人关系密切,同为中国近代史的风云人物。在北大时,曾被称为“三驾马车”。有人打趣说,凡事以胡为领袖,傅、叶则是哼哈二将,他们都是喝洋墨水长大的昔日“老北大”的掌门人。

英国诗人、批评家燕卜荪(Empson)应北京大学外语系主任叶公超之请来华,他是瑞恰慈的得意门生。1937年7月北平沦陷,燕卜荪随北大南迁昆明,授教于西南联大外语系,直到1940年回英国为止。“叶先生当时担任外文系主任,他的一大功绩是请到英国青年诗人和文学批评家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到南岳任教。”【23】燕卜荪在西南联大讲授现代诗,他的课程是外语系四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王佐良、杨周翰、穆旦、赵瑞蕻等都选他的课。课堂上,燕卜荪把叶芝、艾略特、奥登、托马斯等诗人的作品以及近代文论进行系统的讲授,让学生大开眼界。燕卜荪的到来,完成了西南联大校园诗人现代主义诗歌的启蒙教育,催生了文学史上有名的“九叶诗派”。

刘文典是一代学者,带有老派文人和名士的做派。他中年丧子,已经不幸;后来,母亲终老故里,生未能尽孝养,死未能视含敛;两个弟弟客死异乡,无力归葬,留下来的孤儿寡母还要他接济。连遭丧亲之打击,刘文典意志消沉,萎靡不振,为解脱苦闷,他染上鸦片,不能自拔。有学生把这情况反应给冯友兰。冯友兰自己生活严肃,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对吸食鸦片十分厌恶,但觉得刘文典大才难得,不能求全责备,吸食鸦片,虽行不可取,但情有可原。于是就问,他是在课堂上抽鸦片吗?学生回答说,没有,是在他自己家抽。冯友兰回答说,人家在自己家里抽就不要管了,只要不耽误上课就可以了。

吴晗:惊动多所大学名师

叶公超是民国时期叱咤政学两界的风云人物。他23岁登上大学讲坛,同时在北大、北师大教授西洋文学,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叶公超从北京大学、暨南大学到清华大学,再到西南联合大学……作为一名出色的外文系教授,他在14年的教授生涯中培养了无数英才,桃李遍天下:废名、梁遇春、钱锺书、卞之琳、杨联陞、季羡林、常风、辛笛、赵萝蕤、李赋宁、杨振宁、穆旦、许渊冲……加之他又是一位交游广泛的人,同时代的那些文学、教育界的名人,如鲁迅、胡适、傅斯年、徐志摩、闻一多、朱自清、梅贻琦、朱光潜等,都与他多有交集。此外,他还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杜勒斯、肯尼迪的座上宾,英国首相丘吉尔对他更是刮目相看。

第三,叶公超的文学批评具有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方法和眼光。

与闻一多的莫逆之交

周祖谟,中国文字、音韵、训诂、文献学家,北京人。1932年,他18岁,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毕业。那时候各国立大学都是分别招考的。他报考了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和清华大学英语系,都被录取了。

其次,躬行“实际批评”,增强文学批评的学理性,为文学批评正名。

后来,在陈寅恪和吴宓等人的推荐下,刘文典受聘于云南大学。

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故乡,不久,因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逃亡东北。也许是近两年的抱病、流亡、结婚、生子,令臧克家把数学知识都忘了。

【11】【15】【16】【21】【23】【25】【26】叶崇德主编:《回忆叶公超》,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55、45、67—68、70、66、22、32页。

抗战爆发后,陈寅恪因料理父亲丧事没有及时随校南迁,后来辗转香港、桂林和成都,先后执教于香港大学、广西大学和燕京大学,并供职于中央研究院。1945年秋,因陈寅恪未能去四川李庄中央研究院语史所报到上班,所长傅斯年甚为不满,停发其薪水。一时间,陈寅恪一家人生活没有着落。冯友兰得知后,立即致函梅贻琦,建议以清华教授名义尽快聘请陈寅恪回到清华,发给薪水。这样,陈寅恪生计才有着落,并去英国医治眼睛。

正是凭着在文学方面的突出才华,罗家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撰写的《五四宣言》,曾经激励广大有为青年奋起救国。

作为新月同仁,叶公超不仅是《新月》杂志的撰稿者和编者,而且是新月书店的持股人之一,他在新月书店出版过专著。新月书店出版的各类学术、文学书籍近百种,其中不乏产生重要影响且至今价值不菲的著作,比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闻一多的诗集《死水》,徐志摩的诗集《猛虎集》、《云游》,梁实秋的文艺评论集《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陈梦家编的《新月诗选》等。叶公超选编的《近代英美短篇散文选》,以及他和闻一多合编的《近代英美诗选》(上、下)都是新月书店出版的。1928年《新月》第1卷第6期刊出《英美近代诗选》的广告:

大凡非常之人,多有非常之举、非常之行。人文学者更是如此。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借贾雨村说道,古来文人骚客,“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则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于千万人之中,其聪明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偶生于薄祚寒门,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娼。”其主要意思是说,历史上的艺术家和学问家多半性情乖僻,个性张扬。他们追求自由、不服管教;他们特立独行、桀骜不驯:或漂泊于江湖、逍遥于天地,或隐居于山林、寄意于风月;或浪迹于青楼、纵情于声色;或遨游于诗书、托志于琴棋……唯独不喜欢折腰于权贵,奴役于庸夫。现代以来,社会分工细致,职业分途多样,有了固定的文化界与艺术界,有了职业的学问家和艺术家,高等学府、文艺团体与科研机构等比较宽松和宽容环境为这些人提供了寄身之地、立命之处。他们研究范围不同,师承渊源复杂,学术观点各异,政治倾向不一,禀性脾气参差,兴趣爱好纷呈……怎样把他们团结起来,并做到和睦相处、和衷共济,确实是一件十分困难可又特别重要的事情。可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却做到了。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里,冯友兰自豪地写道:“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这首先得益于众多教授的宽容处世与和衷共济,其次得益于院长冯友兰的得力领导。冯友兰连续被推举和聘任为文学院院长,足见他在教授们心中的位置。这首先来自冯友兰在学术上巨大的成就,赢得教授们的佩服,前面已有详述;其次是来自冯友兰对他们的尊敬、宽容和爱护,赢得教授们的爱戴。下面几个例子可做说明。

吴晗,浙江义乌人。1931年7月,他在报考北大的同时,也报考清华历史系插班生,因为文史成绩特优、排名第四(共录取5名),被清华大学录取,直接就读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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