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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类型学观察,真正的藏书家不会将藏书当作私产

世上号为藏书家者不可胜数,但境界格局差之霄壤。不少藏书者不过是拜物教徒,他们占有欲极强,“知本”垄断,将珍善本视作另一种可生利的金银,藏之高阁,秘不示人。不知这类藏书者是否读过《聊斋志异·书痴》篇尾的“异史氏曰”:“天下之物,积则招妒,好则生魔……”

50年代以来香港左右对立的文化格局,是二战以来世界两大阵营冷战的产物。及至冷战结束和中美建交,这种格局自然瓦解。徐速的《当代文艺》在1979年结束,《海洋文艺》忽然在1980年被终止,这个时间点并非偶然。右翼作家代表徐速和左翼文学代表作家阮朗,双双于1981年去世,富有象征意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及至1984年底,香港文学报刊大量停止,似乎已经走上了绝路,然而1985年《香港文学》的面世,开创了香港报刊一个新的时代。

[31] 付祥喜:《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主体的三个“危机”》,氏著:《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8-35页。

与早年受到鲁迅影响,且在鲁迅指导下成长起来的那一代青年一样,在普通读者的眼里,唐弢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作为鲁迅精神的维护者、阐发者和践行者而存在的。很多人至今知道唐弢,是因为中学语文课本中收录了他回忆鲁迅的散文《琐忆》,其中关于他替鲁迅挨骂的故事广为流传。 11月3日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举行的“唐弢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上,多位专家重温了这段往事。上世纪30年代初,鲁迅经常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文章,攻击时弊,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检查,不断更换笔名。唐弢也偶尔在这副刊上发表文章,被当做鲁迅的杂文而受到围攻。有一次《申报》编辑黎烈文请客,席间有鲁迅、郁达夫、林语堂等,唐弢则是最年轻的客人。鲁迅跟他开玩笑说:“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在挨骂哩。” 唐弢的写作深受鲁迅的影响。他早期热衷于写杂文,毕生都钟爱杂文这个文体,也为这一文体在鲁迅之后的进一步发展不断做出探索。他的杂文写作继承了鲁迅的韧战、搏斗、反虚伪的精神。正如评论家李敬泽所说,有鲁迅的风骨,又有自己的特色。“读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写的杂文,有些文章有些话至今力透纸背。” 作为鲁迅研究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唐弢也为鲁迅写下了大量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文章,且为编辑鲁迅的着作倾尽全力。他也曾想写完最后定名为 《鲁迅——一个伟大的悲剧的灵魂》的鲁迅传记。遗憾的是,直至1992年他临终前,也只写出了占全书计划的1/3的10万字。 鲁迅研究之外,唐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更是在史料、史论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61年,他与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他提出的一个观点是,必须采用第一手材料,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至少应该依据出版或是早期的印本,防止以讹传讹。在新中国建立后文学史写作中的“以论代史”的主流意见中,他却主张要“论从史出”,文学史尽可能采取“春秋笔法”。 他的弟子、学者汪晖回忆道,谈到用“春秋”笔法时,唐弢曾引用巴尔扎克的说法,“写小说像在数学上只摆方程式”。“他用方程式的比喻,不是说文学史研究有一个普遍的公式,恰恰相反,他主张文学史研究的多样化,而反对单一模式的文学史写作。他的意思是文学研究中的批评‘应该旗帜鲜明,而措辞婉转’,给读者留下独立判断的空间。” 在汪晖看来,二十世纪中国的余温和脉搏正通过唐弢的文字而流布与跳动,他的一些观点至今仍有很大的启发性。“先生曾指出:‘文学史首先是一部文学史’。好的文学史研究是能够发现新的作家、作品,发现经典作品中尚未被充分发掘的内涵的作品。因此,即便是政治上处于对立面的作家,如果作品好,有艺术价值,也需要在文学史中得到恰当的分析。另一方面,文学史研究并不只是作家作品论,它同时需要关照政治的、思想的和运动的脉络。所以,文学史研究不同于当代文学批评,它包含更多的历史成分。也因为此,他倡导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 唐弢一生丰富的藏书,某种意义上也是为研究现代文学而准备的。巴金先生曾这样评价唐弢的藏书:“有了唐弢先生的藏书,就有了现代文学馆的一半。”唐弢收购、保存至今的藏书绝大部分为现代文学书籍,其中不乏价值奇高的初版本和毛边本。唐弢去世后,他的夫人沈絜云及其子女慷慨地将他的藏书完整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文学馆为此特别建立了“唐弢文库”。经过科学分类、鉴定、编目,共计有藏品4.3万件:杂志1.67万件、图书2.63万件,其中一级品141种。 事实上,唐弢确是“爱书成痴,每到一地先去书店”。坊间至今依然流传有不少有关他淘书买书爱书的故事。他的助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福春说,唐弢与书的缘分,在他的200多篇书话里得到了延续。自上世纪40年代起,唐弢以“晦庵书话”的写作闻名于世,融史料的缜密考证和史家的真知灼见于一体,被誉为“现代书话之父”。在他看来,唐弢一生最有成就的是书话。“虽然先生不赞同这个观点。但只有书话最好地融合了他作为文学史家、藏书家与散文家的全部特点,也融合了他的一生。”

许定铭对香港当代藏书界了如指掌,与其诗人、教师、评论家、香港文学史家、藏书家等身份有关。许定铭是广东电白人,在香港长大,少年时的文学阅读受到周白蘋、沈从文、司马长风和徐速等人的启蒙,青年时代的诗歌写作则受惠于台湾《创世纪》《现代文学》《笔汇》《好望角》作者群郑愁予、沈甸、云鹤、管管、周梦蝶等人。许定铭1964年与易牧、白勺、羁魂、卡门、芦苇、龙人等发起成立“蓝马”现代文学社并出版《蓝马季》杂志,并自标为“一群意象创新的诗人”;虽然“蓝马”文学社存续时间不算长,但社刊《蓝马季》及同人的创作实践却在引介达达主义、意识论和提倡现代主义文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现代主义者是一群“颇为任性的人,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喜欢教条与规范,没有心中的英雄,也不会受别人的影响”,其创作“大多是围绕身边的小事,甚少涉及社会大事”……由此可窥见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精神之一斑。

我想举两个史料辨析的例子。一是有关于《循环日报》的,二是关于《红豆》的。

[71] 《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邓小南:《朗润学史丛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06页。

作为香港当代文学发展史的亲历者和参与者,许定铭1970年应约写作长文《香港青年文运的回顾》,对香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运动和思潮走向进行了梳理,并对各社团出版的专集和合集作了点评。此长文在《文社线》连载近十期,为香港当代文学运动保存了重要资料。随着他对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研究的深入,许定铭渐渐不满于一些人诬指香港为“文化沙漠”和“没有文学”。他由此关注内地学者的《香港文学史》编写状况,并在2015年写作的《编写香港新文学史的凌思断片》一文中指出,内地出版的各种版本《香港文学史》存在“大部分内容都非常接近及不够全面”的缺陷,原因是“某些内地学人来到香港,躲到大学图书馆去,苦苦埋首几个月,一部堂而皇之的文学史就面世了”;但可惜的是,由于各大学图书馆轻视现当代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因而“图书馆内的藏品相当贫乏,可能连真实情况的一半也反映不出,资料如此贫乏,怎能写出与事实接近的文学史?”不能不说这是对大陆的香港文学史研究者的一种善意提示。不过,许定铭基于自己对香港1950年代以来文学史料的掌握情况,他满怀信心地告诉人们:“香港肯定已不再是‘文化沙漠’,是一处处蓬蓬勃勃,充满生机的文化绿洲,属于我们自己编的文学史的出现,指日可待。”

香港报刊与香港文学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青年许定铭除了诗文创作与文社活动,还接受了《华侨文艺》编辑丁平的建议:“一个完整的文学家,除了创作,还要写作家研究。”于是许定铭开始研究萧红、刘西渭、李广田、黄裳、罗淑等现当代文学家,并写作了一批高质量的评论文章,被人视为新锐的文学评论家;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臧否褒贬也为人们重评中国现代作家提供了独特视角。

能够表明《文艺新潮》接续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事件,是《文艺新潮》一卷三期编辑的“三十年来中国最佳短篇小说选”。这一专辑重新刊登了沈从文的《萧萧》、端木蕻良的《遥远的风沙》、师陀的《期待》、郑定文的《大姊》及张天翼的《二十一个》5篇现代文学佳作。五六十年代香港已经在谈这些作家,早于1979年才译成中文的夏志清的《中国小说史》。

[23] 王贺:《“常见书”与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开掘——以穆时英作品及研究资料为讨论对象》,《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3期;《“常见书”与现代作家、学者的“集外手稿”——以〈志摩日记〉为讨论对象》,《上海鲁迅研究》第82辑。

真正的藏书家大都有如下特点:一、藏而不秘。他们嗜书成癖,但有深情、有真气,既认为“学术为天下公器”,故绝不会“书与××概不外借”;他们藏书不为私有,而是为了保存资料以免其明珠暗投。比如厦门大学教授谢泳,购书不计成本,且不只为自己的研究;他每遇珍稀资料,虽不属自己的研究领域,但只要知道是某友研究所需,就会果断买下寄赠友人;据说仅此一项,谢泳就所费不赀。二、读而“书话”。真正的藏书家得到好书,虽不会搞出沐浴焚香之类极强的仪式感,但一定如对高古之人或如老友促膝,然后将心得体会形诸文字,公之报端或结为文集,以供同好者知有所本,进而能“接着说”。周作人、郑振铎、孙犁、唐弢、黄裳、姜德明、陈子善等藏书大家的“书话”,钩沉古今,知人论世,让人领悟读书为风雅乐事。三、捐而献之。真正的藏书家不会将藏书当作私产,最后往往会给它们找一个好的归宿,或捐学校或赠图书馆,以贻后学。据我所知,文学研究会成员瞿世瑛先生晚年想为藏书找个好去处,遂与当时主持山东师范学院校务的老友田仲济联系,将全部藏书捐出——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书库”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颇为丰富,即奠基于此。

赵稀方:限于篇幅,《报刊香港》的讨论只到80年代。当然,80年代以后的香港文学报刊也在我的关注之中,并且是较为熟悉的一段。论及80年代以后的香港报刊,最重要的是《香港文学》,它1985年创刊,一直延续至今。今年上半年,我在《大公报》连载发表《从〈香港文学〉看香港文学》一文,旨在借《香港文学》概观80年代中期以后的香港文坛。

这一论述涉及两个互相关联的重要判断,一是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现代文学界仍未有大的创新,大致上仍延续80年代的研究格局,二是近四十年来文献史料、文学史研究者们“深耕细作式的钻研”并未带来对“现代文学这个学科的整体图景”的改变。但对这两个判断的理解,其实都关系着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如何理解现代文学文献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应该说,近年来随着史学界对“碎片化”的批判,这一问题,也似乎成为了困扰我们的一个重要问题。批判的原因无外乎是说“碎片化”不能导向“整体图景”的重新描绘,亦即对现代文学史的重新理解。但在事实上,这一问题本身是有问题的。这不单是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还不够“碎片化”,诸如一些重要作家生平之类的基本史实迄今未能解决、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常因关键性文献的缺乏而徘徊于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窘境不能向前,对一些重要作品的批评以不顾及版本学、校勘学研究而无法使之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也不单单是由于我们可以援用历史主义、实证主义认识论及其修辞,得出“整体化研究如果不以碎片化研究为基础很难站住脚,碎片化研究如果没有整体化视野价值可能要大打折扣”之类折衷、调和的看法,而恰恰是说,无论是史学界所谓的“全史”“通史”或“整体史”,还是文学理论界所谓的“总体性”“整体化”视野的重建,在不同的学术发展阶段,提出这些设想虽然都有其必要性、现实关怀,但在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种设想,既有其洞见、贡献,也是一种“迷思”、一种“想象”、一种重新建构“宏大叙事”的诱惑,而且,在更大的思想视野、川流不息的时间长河中,也不过是一个个“碎片”甚且“碎片”的“碎片”,[64]但“碎片”并不必然导向“碎片化”,正如有宏观、整体之眼光并不必然带来对文学史的重新建构、解释。其实,目前在中国学术界出现的对“碎片化”与“整体化”问题的争论,早在几十年前,西方学界已有充分的讨论和辩论,[65]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是否选择微观研究的取向,既与学术潮流、学者个性纠缠在一起,也因为许多批判“碎片化”的学者未有专精之研究,不免使其批判陈义过高,难以以理服人。

据香港藏书家许定铭先生“书话”中的典故可知:香港有一批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藏书大家。首屈一指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卢玮銮(小思)教授,她是“最早有目的地搜寻香港新文学史料的创垦者”,退休前将搜集所得尽捐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了“香港文学特藏资料库”;她还与郑树森、黄继持等合编了《香港新文学年表》《香港文化众声道》等著作,为香港文学史打造出了雏形。第二位是香港大学孔安道图书馆的杨国雄先生,他专注于收集整理的香港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文化报刊,所收集者“都是编写香港新文学史的重要资料”。第三位是梁秉钧(也斯),他在岭南大学主政时期为学校图书馆搜索的新文学史料也相当可观。另外,香港中央图书馆的“闭架图书库”也有“深不见底的珍本宝藏”。香港的藏书大家还有林冠中、郑明仁、吴萱人、马吉、黄仲鸣、许定铭、陈国球等,都是藏书如海;其中郑明仁的藏书达到了“你讲得出的作家,我都有签名本”的地步,而陈国球、陈智德则主编有《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等“大部头且有系统的书系”……

香港是殖民地,所处的历史语境与中国内地完全不同。在这里,英语是官方语言,中文处于弱势地位。如果说,中国内地面对的是“封建统治”,所以需要文化革命;香港面对的则是“殖民统治”,所以需要维护中国文化。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五四”,是以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为主题的,就此而言,香港在文化上的反殖民倒是延续了“五四”主题的。

[62] 金宏宇:《现代文学的史学化研究》,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5-16页。

我手上有许定铭先生签赠的《向河居书事》(2018)、《醉书小站》(2018)、《书乡梦影》(2017)、《香港文学醉一生一世》(2016)、《醉书札记》(2011)、《旧书刊摭拾》(2011)和《爱书人手记》(2008)等。我一直把这些书当作枕边书,读的越多,钦佩之情越深:许定铭的每一篇文字,无论长短,都是自己的发现、解读与指谬,真正做到了沉潜往复、从容含玩。我觉得这才是读书人应有的斯文心态。许定铭在我心里也渐渐有了这样一个位置:如果卢玮銮(小思)教授自谦是香港文学史殿堂的“造砖者”,那么许定铭不仅是香港文学史殿堂的“造砖者”,还是香港当代文学的指掌者、香港文学地图的绘制者,也是香港文学研究入门者的“盲公杖”——正如郑明仁教授所说,许定铭“写的书话和文坛掌故很受欢迎,享誉两岸四地,七十年代第一批从内地来港寻书的文化人,都要找许定铭做他们的盲公杖。”

赵稀方:有人问我为什么写《小说香港》?我的回答是:博士论文命题作文。不过,谈到《报刊香港》,这倒确乎是我自己的选择。

《新文学资料引论》

赵稀方:今年是五四纪念100周年,有各种讨论五四的文章,我觉得,如果从香港角度看五四,会出现一个不同的角度。

[32] 王贺:《现代文学版本及其图像资料的整理、研究——评黄开发、李今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4期。

《香港文学》的一个与众不同的重要定位,就是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心。香港与海外的关系是天然形成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学生周报》,鼎盛时既有香港版,又有新马版、印尼版和缅甸版,印数也都相当可观。刘以鬯从一开始,就利用了香港这一特殊优势,他没有将《香港文学》局限于香港之内,而是以香港作家为经,延展到整个世界华文文学。

[55] 陈春声:《新一代史学家应更关注“出思想”》,《史学月刊》2016年第6期。

王 杨:书中不同章节中,都有对于香港文学报刊上刊载“旧文学”的性质的讨论,不同于内地新文学对于旧文学的批评态度,而肯定旧文学是对于殖民的文化反抗和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工具。您特别谈到不要以内地现代文学史的眼光来看待类似的文学现象,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将香港作为另一种观察角度?

[36] 易鹏:《“花心动”:周梦蝶〈赋格〉手稿初探》,洪淑苓主编:《观照与低徊:周梦蝶手稿、创作、宗教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2014年版,第271页。

从现有资料看,在五四爱国运动中,香港同样积极响应。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消息迅速传到香港,香港的《华字日报》等报刊开始大篇幅报道。5月中下旬,香港出现市民抵制日货的反日活动,他们在街上贴“罢用日货”的传单,还有学生手持国货雨伞游行。据陈君葆回忆,香港大学也出现了学生请愿活动,被校方劝阻,但他们仍然以“香港中国学生”的名义发了电文。1924年第1期的《英华青年》刊登了一篇邓杰超所作的小说《父亲之赐》,小说的主人公是五四时期一个卖国贼的儿子,从行文看,这个卖国贼应该是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三人中间的一个。小说由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构成,他为父亲的卖国行为感到羞耻,并为父亲赎罪。小说最后刊载了“杰超按”:“为‘五四’风潮痛恨曹陆章三人卖国而作,今登在本校季刊上。”这种直接表现五四的爱国小说,即使在五四时期内地的新文学中也不多见。

[54] 罗·埃斯卡皮:《文艺社会学》,罗美婷译,台北南方丛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也就是说,香港本土派并非铁板一块,既有认同本土的一派,也有认同中国文化、融合中西的一派。这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辨析香港本土主义,是很重要的一条线索。

[7] 王贺:《目录学向何处去》,《上海书评》2019年3月19日。

来源:《文艺报》2019年08月28日

[4] 严家炎:《唐弢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编:《唐弢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97-598页。

无论是文化身份、城市经验,还是后殖民理论,都是从文化研究角度切入香港文学的,其实我自从进入香港文学领域后,一直感到这一学科缺乏基础史料工作。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香港报刊多数收藏在香港,内地学者少有机会看到。因为做起来难度太大,我一直不作此想,但这毕竟是一个学科的致命之处,我一直牵挂于心。在2013年的冬天,我决定放下手头的工作,开始研究香港报刊。

[34] 张重岗:《冯铁:中国现代文学手稿研究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4月4日。

《循环日报》中国内地不藏,香港大学也只藏有部分微缩胶卷,所藏最全者为大英图书馆。我专门在大英图书馆查阅了《循环日报》的胶片,也查阅过香港大学的微缩胶卷,确认《循环日报》在创刊时并没有副刊。回想当年,自己大清早从剑桥出发,乘坐巴士赶到大英图书馆,在特藏室艰难地调节机器,东倒西歪地看《循环日报》胶片,心中已是惘然。

为什么文献学者需要不断寻求意义,并向同行作出解释、说明?这固然是任何学术工作需要的,但的确在这一领域更为突出。因为,就在马良春、樊骏等人试图建立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学科、力图“完成自身系统工作的建设”未久的20世纪90年代初,孙玉石就发表了与此迥然相侔的看法:“现代文学史料学要成为一门科学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整理,辨伪与考订,不仅在于完成自身系统工程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如何发挥史料建设在现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实现科学化的调节机制。没有完整史料建设基础的理论是残缺不全的理论。同样,没有理论升华的史料建设也是没有完成的史料学。史料学应该尽到促进理论研究科学化的责任”。[49]从表面上看,此一看法是论者在向文献史料工作提出注重理论提升的要求,但在事实上,却也显露出文学史家对现代文学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持以不敢信任、认同的态度。在文学史家看来,文学文献史料研究是需要为文学史研究服务的,过于强调其独立的学科性、专业度,而不能与理论对话、与文学史研究对话,其价值或恐微不足道。这也是迄今为止学界的主流看法,但正如刘福春所论:

王 杨:1949年后的香港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究竟有何意义?

[45] 王瑞来:《既是方法的阐述,也是发展的思考——〈古籍校勘方法论〉导言》,《光明日报》2019年4月10日。

黄国彬的年龄与也斯相仿,他的文学观点所针对的主要是台湾现代诗,不过《诗风》首先提出来的主张,是回归中国传统,当然其最终的目标是融合古今中外。《诗风》的出场是相当奇特的,它最大的特色是将新诗与旧诗并列发表,连《诗风》自己都承认,这种做法是非同寻常的。“这种形式的诗刊恐怕并不多见,因为一般诗刊,发表旧诗便不发表现代诗,发表现代诗便不发表旧诗;新旧两体,互相排斥,势成水火。我们则兼收并蓄,让现代诗与旧诗互相冲击,希望冲击出真正具有新面目的中国现代诗来”。

[56] 周谷城:《民国图书资料的学术文化价值》,见种福元、刘爱平编《中国古旧书报刊收藏交流指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王 杨:《报刊香港》在时段上至80年代截止,请问你对80年代以后的香港报刊文学有何看法?

[1] 张若英编:《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光明书局1934年版,第1-2页。

我的香港文学研究开始于1995年,《小说香港》旨在辨析香港的文化身份及城市经验。此后,我转向后殖民理论研究,原因是港台研究中屡屡碰到后殖民理论,聚讼不清,所以希望对这个理论进行彻底清理。后殖民理论相当艰深,国内翻译很少,主要依赖外文文献,所以“一入侯门深似海”,一直到2009年,《后殖民理论》一书才完成。其后,为将后殖民原典介绍进汉语世界,又主编了“后殖民经典译丛”。

[46] 详参王贺:《“数字人文”如何与现代文学研究结合》,《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1期。

即以现代主义而言,从《诗朵》《文艺新潮》《新思潮》《浅水湾》乃至《好望角》,香港的现代主义译介和实践差不多前后延续了10年,其意义是衔接了1949年前中国现代文学的纯文学现代主义传统。大体而言,中国的现代主义起始于20年代李金发之后,高峰在30年代,延续至40年代,在1949年后停滞。《文艺新潮》的作者马朗、叶灵凤、曹聚仁、刘以鬯等人,则本身就是来自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他们既接续又发展了3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对于法国现代主义的译介。

[6] 刘增人、陈子善教授谈话记录,2019年6月5日。另,据此谈话记录,可知朱子南《瞿光熙藏书的下落》有关记述有误。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上香港却并没有呼应内地,而是呼吁保存中国文化,融合中西。《英华青年》初创于1919年7月1日,正是五四运动刚刚发生不久的时候。由周夏明撰写的《英华青年·发刊词》谈的是“新旧思潮”的“互相融合”。1924年7月1日重刊的《英华青年》发刊词谈的是中国传统的“抒性感怀”“联吟唱和”,并且强调不分“白话文言”。从两篇发刊词都可以看出,《英华青年》主旨并非在于学习西方文化、批判中国传统,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融合新旧东西,以成一种“文明伟大之学问”。

[39] 陈子善:《“希望不要买毛边书”》,《文汇报》2019年6月16日。

赵稀方:《报刊香港》写了6年,但谈到查阅香港史料,那就更早了。夸张一点说,我查阅香港史料的地方遍布了全世界。2001-2002年,我在英国大英图书馆查阅《循环日报》微缩胶卷,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查阅W.Carlton Dawe1895年撰写的小说集Yellow and White。2005-2006年,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查阅到大量香港上世纪50年代美元文化的材料,当时写出了《五十年代美元文化与香港小说》一文,发表于香港《二十一世纪》2006年第12号上。2007年我在台湾成功大学客座一年,2012年在台湾东华大学客座一年,课余时间全在图书馆,系统阅读台港报刊。台湾与香港关系较为密切,很多香港报刊资料在台湾都可以看到。在欧洲,中国研究资料最丰富的是荷兰的莱顿大学,2008年,我在那里查阅了多种香港早期英文材料。我在香港的图书馆待得时间最长:香港大学创立较早,冯平山图书馆、孔安道图书馆等地特藏部藏有较多旧刊;香港中文大学创立时间较晚,且关注当代中国研究,因此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报刊资料比较多。至于内地的图书馆,我自1995年开始就系统查阅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台港藏书。报刊史料考证,的确是写作中比较难的部分,需要花大量的工夫,不过从材料出发,能够有新的发现,也是很让人兴奋的。

[51] 王风:《现代文本的文献学问题——有关〈废名集〉整理的文与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赵稀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晚清以来的中国近现代文学从此一分为三,内地左翼文学成为主流;台湾则相反,为右翼文学所控制;惟有香港这个“第三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香港依然维持左右文坛二元对立的格局,纯文学及现代主义传统持续发展,传统通俗文学更得以“中兴”,这些都是内地和台湾无法做到的。从一定意义上说,香港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延续。

[26] 钱理群:《有缺憾的价值——在〈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

王 杨:我记得您说过这本书的写作是从2013年开始,从开始写作到出版经历了6年多,从时间上就能看出创作的不易。这本书史料详实,通过对于报刊的细致考察,还厘清了很多有疑问之处,体现了实证精神。创作过程中,考据工夫是不是比较难的部分?

[2] 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辑。

王 杨:以前对于香港本土派的认识,限于也斯、西西一派,《报刊香港》的梳理有所不同,这对我们今天认识香港问题有何意义?

[61] 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赵稀方

[68]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陈平原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胡适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08-7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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