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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曾当面和郭沫若说过这句话,夏衍同志在主编《华商报》的副刊《茶亭》

在大致描述了当时情况后,张治中对郭沫若回忆录中对他的描写,予以了反驳:

国强则不败,历史教训是惨痛的,文夕大火在历史上也是无非割去的一个教训,愿后人以前人之鉴,书写美好历史。

    长沙文夕大火的影响是深远的。对长沙市来说,就如电视剧中说的:千年缔造,毁于一旦,长沙市政治、经济、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浩劫,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是中国抗战史上与花园口决堤、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的三大惨案之一;对长沙人民来说,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最终导致长沙30000多人丧生。

放火烧长沙,是国民党人在蒋介石指使下所搞的一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功,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只可惜日本人开玩笑,没有出场来演拿破仑。撒下了一大滩烂污,烧了百多万户人家,更烧死了未有统计的伤病兵和老弱病废的市民,到底谁来负责呢?

他还建议:“至于您是不是应该在《人民文学》上作一个更正,又如印单行本时是不是应该删改,这就听您的善意斟酌了。”

父亲在收信后的第三天给郭沫若又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您特别强调‘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的批准的’那句话,并且加以解释,说是‘主要该由蒋介石负责,而你们是执行命令罢了。谢谢您把当时蒋的指令告诉了我,证明我的猜测没有错’。”

3.当时的人民写了对联:“治绩安在?两大方案一把火; 中心何忍?三个人头万古怨。 横批: 张惶失措。”
第一个字连起来正是张治中。
郭沫若在《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第15章对长沙大火的描写:
"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时任省政府秘书长)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
"他(张治中)完全是贪图功名,按照预定计划行事。他把陈诚(时任战区司令长官)蒙着了。十二日的当晚甚至扣了陈诚的交通车。他把周公(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一行当夜极为艰难地撤出长沙市区)。他满以为敌人在进军,这样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结果是一将功未成而万骨枯!"
张治中对此的回应是:11月12日张治中和陈诚住在一处,焦土的事彼此作过商量,火起时大家都在睡梦中。12日晚上张治中还和周恩来通过电话,请周恩来于次日(13日)中午吃饭谈话。至于潘公展任湖南省政府秘书长只一个月,大火前几天就去了沅陵。

在行政上的处分是——18日枪毙了三个人: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长徐昆、公安局长文重孚。

其次,您现在是中共党员,而我是民主人士。您在人大是副委员长,在政协是副主席,我都是常务委员,解放后我们共事十年之久了,您的大作虽写于1948年,而在1958年5月您“把旧稿整理一遍”,再次发表,把我描写成这样的一个人,试想,站在党员对党外人士的立场,同事十年的立场来说,这能说是合适的吗?

蒋介石随即飞来长沙,把警备司令酆悌、警察局长文重孚、警备二团团长徐琨交付军法审判,随即枪决,父亲则革职留任,办理善后事宜。

2.“一处失慎,三起放火”
13日凌晨2时许,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突然起火,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许权迅速得到了士兵的报告,判断是失慎。不到一刻钟,南门又有三处起火。
按计划,举火有四重规定:一是省政府的命令,二是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三是警报器有节奏的长短叫声,四是天心阁上有火柱。许权问前线关麟征总部的电话,得知前方平静无事,而且南门是不举火的地点,所以许权判断是“一处失慎,三起放火”。
此时,不知真相的城内警备司令部见城外起火,以为是信号,便纷纷将点燃的火把投向油桶或居民的房屋。不多久,连天心阁也火光四射,接着全城起火。当晚焚城总指挥酆悌的电话一直占线。
大火已无法扑救,只能宣布弃城。最终长沙大火延续五日五夜,始自行熄灭。

行政处分只在乎息人民的怒气,对于满目疮痍并没有丝毫的裨补。警察是跑光了,省政府的高级人员跑到了沅陵。于是长沙善后这一工作却又意外地落到我们三厅的头上。

可是,郭沫若并不愿意对文字进行修改:“《洪波曲》准备出单行本,也将收入《沫若文集》,我想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想来可以得到您的同意。”

1958年12月号的《人民文学》发表郭沫若的《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其中第15章关于长沙大火有这样的描述:

1.首先要说的就是国民党政府的“焦土政策”。
国民党李宗仁曾在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

长沙经过大火,大概烧去了十分之八九,而有趣的是我们住过的水风井却没有烧掉。长沙师范里面我们还存着一大桶汽油,竟依然无恙。这大约是我们走得迟,放火队被阻碍了的原故吧?

对照《人民文学》上登出的内容,《洪波曲》单行本确实作了一些修订。张治中特别不能接受的“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被改为“放火烧长沙,是国民党人在蒋介石指使下所搞的一大功德。”

“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我们是26日回三塘的。在这之前,我应平江张发奎之邀,曾偕乃超、寿昌二人去访问过他一次。那是24日的事。当晚由张作向导,同去看过一次杨森。那位多子将军送了我们好几根茶树根子的手杖。他谈到地方上有些迷信观音的人在酝酿反战运动,也谈到一些下级政工人员不守纪律,专做特工,一遇紧急,便先行逃跑。仿佛抗战不力就只有那些迷信的地主和特务的政工那样,我们也姑妄听之而已。

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

郭沫若

陈诚和周公都到长沙来过。陈诚是很得意的,长沙善后由他的“部下”来做了一个开端,当然替他增光不少。周公看见大家做得井井有条,也很愉快。我自己很明白:这些完全是在长沙大火中被他短期训练出来的学生,经过了几天的坚苦锻炼,他的学生们是有些进步了。

郭沫若的这些评述,在张治中看来,大约不是一般看法,其中也许含有长久的积怨。为此,张治中对他们两人曾经有过的过节做了一些回溯:“最后,我想和您谈一件事,这件事闷在我肚子里十多年,常想和您谈的,今天应该彻底敞开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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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人不了解真实情况,颇埋怨省主席张文白。事后有人做了一付对联和匾额来讥讽他,流传得很广,匾额是“张皇失措”,对联是“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在这里面把“张治中”3个字嵌进去了。“五大政策”记不清楚;“十万元”是国民政府对长沙市民的抚恤金。少得太可怜了。

据张治中自述:“在下午酆悌来见,提出焚城准备纲要,我看了曾对他说这个计划最好备而不用。还特别指示:在敌人逼近长沙时,须先放警报——紧急警报,待人民离开市区方得开始行动。”

父亲还记得蒋介石对他的发问:“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

1948年8月,“文夕大火”近十年后,香港《华商报》副刊开始连载郭沫若的长篇自传体散文《抗战回忆录》。“回忆录”中郭写到长沙大火,在香港引起舆论关注。又过了十年,《人民文学》再次发表《抗战回忆录》并更名为《洪波曲》,一时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

1948年8月25日,香港《华商报》“茶亭”副刊,开始连载郭沫若的长篇自传体散文。这部名为《抗战回忆录》的文字,主要所写的是作者在上海,南京失守后,准备保卫大武汉而终于放弃了大武汉那一个阶段的经历。在写到长沙大火,退驻桂林,准备撤退到重庆时,郭沫若将离开香港,回忆录也在此告一段落。

蒋介石把焚城责任交给父亲后,随即飞回南岳。到11月12日上午,父亲接到侍从室副主任林蔚打来的长途电话:“奉委座谕,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父亲说他这时候正在军管区兵役干部训练班集合学员点名后训话。

然而冤有头,债有主,埋怨张文白是找错了对头。张文白和其他的人只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而已。据我们后来所得到的确实消息,张文自在12日上午9时,曾接到蒋介石的密电,要他把长沙全城焚毁。因此关于长沙大火的责任应该由蒋介石来负,连“三个人头”认真说都是冤枉了的。

收到张治中元月7日的信后,郭沫若于10日随即还了一信。信开头虽然客气地说了一句:“《洪波曲》中有得罪处,很抱歉。”但对“回忆录”里的描述,却仍有自己的主张:“请您注意那里面的一句话:‘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的批准的,’那就是说,主要该由蒋介石负责,而你们是执行罢了……我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并不是专指您一个人。”

“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

16日我们到达衡阳三塘之后,17日便奉到命令,要三厅派人火速赴长沙从事善后。这一工作,周公又指派了洪深,要他带领若干得力的人员和两个抗剧队在当晚便赶赴长沙。当大家上卡车的时候,田寿昌自告奋勇,临时参加了。洪与田是大火后最初入长沙的人,掩埋死尸,抚慰居民,安插伤病,恢复交通,实在做了不少的工作。由于工作繁忙,人手不够,19日又由乃超和我另外带了一批人去支援。这时候的善后办事处是设在财政厅里面的。当我到长沙后的第三天,省政府的各厅才有人从沅陵回来参加工作。民政厅长陶履谦、财政厅长尹任先、建设厅长余籍传、教育厅长朱经农,来财政厅拜会我们。我们倒也感觉到有种说不出的情绪。

就在《人民文学》准备发表《洪波曲》的同时,据中华读书报“瞭望”版文章介绍,刚准备成立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便打听到消息。他们经过努力,争取到该稿的结集出版权;该稿同时也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沫若文集》。一处刊物发表,两家出版社印行,一时间,《洪波曲》引起了很大反响。

父亲随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要求他们立即拟出焚城计划。下午四点左右,酆悌、徐权送来了焚城计划,父亲在核定计划时还一再叮嘱:“第一,必须在我军由汨罗江撤退后,等待命令开始实施;第二,举火前必须放空袭警报、紧急警报,待群众离家后方可执行。”

但两位将军和我一样都有点奇怪:为什么日本人却停止了进攻?

3

“《洪波曲》准备出单行本,也将收入《沫若文集》,我想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想来可以得到您的同意。请赐复。”

流离的人逐渐回来了,从废墟中再建长沙的勇气已被鼓舞了起来。以后的工作便不在我们的范围内了。那得让人民的创造力去自谋发挥;而为了减少磨擦,也得早让那些党老爷们去部署他们的威福。

您说:“他把周(恩来)公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更与事实不符。十二日晚上我还和恩来先生通过电话,请他在十三日上午吃饭谈话。大火后我发表告民众书,恩来先生还字斟句酌地为我修改了许多地方。我绝没有欺骗过朋友,更没有存心陷害过朋友。

从香港寄来一份剪报上有郭沫若写的一篇通讯,上面写道:“最好每人送飞机票一张,庶使近者悦而远者来”等讽刺话语。

这件事,按张治中较简略的几句话,是“在政治部时代,我不该撤销您所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使您感到难堪。”

原来是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和警备二团误传日军已至,仓促放火。这时候,日军离长沙还有200多里。

可是,为何就在第二天的凌晨两点,大火突燃,且延烧两天两夜,使一座长沙城顿成焦土呢?此时日寇距长沙还很远,也并没有即刻进攻的准备;更重要的,长沙市民在毫不知情的境况下,突遭大火,损失十分惨重。关于此,张治中当时写有《长沙火变一日记》,后来写有回忆。他认为:“这实在是一次非常的不幸事件,一次意外的、突发的灾变。”

“他完全是贪图功名,按照预定计划行事。他把陈诚蒙着了。十二日的当晚甚至扣了陈诚的交通车。他把周公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他满以为敌人在进军,这样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结果是一将功未成而万骨枯!”

郭沫若此后有上海之行,所以见到张治中14日所写第二封信已是18日,他立即简复一函:

随着电视剧《战长沙》的热播,许多人都被其内容之一的“文夕大火”吸去了目光。文夕大火还是二战中的三大惨案之一,可大火到底是谁下令放的呢?

我十一日曾在上海一行,今晚回京。读到了您十四日的复信,我非常高兴。承您同意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并蒙您进一步指出我的一些错误,谨向您表示感谢。您的信实在是宝贵的史料。

后来,周伯伯还是知道了这件事。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告诉父亲,郭沫若这样写不合适,我们要郭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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