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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泰戈尔之前到中国的罗素、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杜威和杜里舒等,他也反对畸形的精神文明

我的心伸展到你们的心,你们有我的祝福。我羡慕你们。我做小孩的时候,那时仿佛是东方不曾露白。宇宙暗森森的,我们不曾充分的明白我们自己已经出世在一个伟大的时期里。

正是在老诗人因为得不到理解而黯然神伤的时候,是清华的师生以真诚的心理解了老诗人灵魂深处的这种温暖的博大。就在当时国内欢迎和批评声浪都正烈的时候,清华老师陆懋德就客观地指出:欢迎派和反对派都误解了泰戈尔。欢迎派将泰戈尔视为印度革命领袖,“因欲利用彼鼓吹革命主义”;反对派则批评泰戈尔反对物质文明,而“泰氏亦非劝人绝对不用物质文明,不过指出物质文明之弱点,使人知物质文明之外,尚有精神文明之重要而已”(陆懋德:《个人对于泰戈尔之感想》,《晨报副刊》,1924年6月3日)。此公允之论,直至今日,都显珍贵。

泰戈尔一生非常敬仰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民充满友爱之情。从童年时起,他就关心中国。1920年,他对中国留美学生冯友兰说,自己对没有到过中国感到非常遗憾,“然而我终究必要到中国去一次的。”果然到了1923年春,他派秘书英国人恩厚之到北京,找到徐志摩,说只要中国方面能承担旅费,他很愿意来中国访问。此时,由梁启超主持的讲学社也想邀请泰戈尔来华访问,因此双方一拍即合。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抵达中国。

4月30日,泰戈尔一行在清华休息一天。

清华与泰戈尔的结缘,始于1917年4月26日、5月24、31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106、110、111期)开始连载《印度诗人塔果尔传》。虽然在这之前,欧阳仲涛于1916年2月在梁启超等主办的《大中华杂志》发表了《介绍太阿儿》,且文末注明“未完”,但直到该杂志终刊,未见后续。所以,《清华周刊》上这篇文章,应是国内较早最全面介绍泰戈尔生平与思想的传记。文章将泰戈尔一生分三个阶段,即“幼年时期”、“办学时期”、“学说”。文章介绍了泰戈尔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观点:“一言以蔽之,西洋文化为都市文化,东洋文化为森林文化。西洋之格致,仅及于物质形下之格致也,以此征服天然界,不綦难哉。东洋之格致,直将吾心灵扦外物,外物不必皆为有形之物。”文章也指出了泰戈尔以印度文明代表东方文明。但作者认为,最古老的东亚哲学,“莫古于易,今之通儒”。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文化并不相悖:“咸谓易理与佛经多相通。”文章持论客观,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比较,也中肯有据。1918年夏,《清华周刊·第四次临时增刊》又发表了宋春舫的《国运与文学》,其中将泰戈尔的作品与“国运”相联系:“对于唤起人民爱国之天良,而慰其琐尾流离之困;对于世界使吾人油然而生民胞物与之心,而祝其有恢复自由之一日也。”他希望中国也出现泰戈尔这样能以文学拯救国运与衰颓之势的作家。

“五四”是各种思想相互争鸣的时期。先是五四运动前后,以杜亚泉、梁启超和梁漱溟为代表的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围绕“东西文化”问题与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展开激烈争论。杜亚泉等人反对西方文化,提倡东方文化;反对物质文明,提倡精神文明;主张新旧调和、东西调和,故而被人们称为“东方文化派”。接着,在1923年又爆发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反对科学对人生观的指导,认为中国的精神文明优于西方的物质文明。他们的观点遭到了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和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批判。就“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主要内容来看,实际上是五四运动前后“东西文化”论战的继续和发展。在这两场大的思想文化论战进行的过程中,又穿插发生过“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和“工化与农化”等论战。泰戈尔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场景下来到中国访问的。

1924年4月11日,《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复刊》(10期)还介绍了龙今吾的文章《太戈尔的恋爱观》(原刊于《妇女杂志》,1924年2月1日),并表示“我们望穿眼的太戈尔先生将于四月中来华。此老的作品我们拜读过的很多,然终少见有人拿他的哲学,作分析之研究,”此篇文章综合泰戈尔的诸多作品,概括出泰戈尔的恋爱观。

泰戈尔与清华师生的谈话非常轻松随意,“谈论人生问题——自宗教至性恋,自性恋至财政,不仅听着的人实惠,讲的人不受形式的拘束也着实的愉快”。泰戈尔觉得很愉快,他觉得中国的学生很聪明,自己与学生们很“投机”。徐志摩注意到了诗人情绪的变化:“听老人的口气,似乎他自己以为与学生们的谈话是很投机的。”他遗憾自己当时都不在场,也不知道这些珍贵的谈话是否有人记录下来:“那几番谈话不知道当时或是事后有人记下否(恩厚之只剪着几条断片,却始终不曾整理出来),如其有,我盼望记下的诸君将来有机会发表。”不知他后来是否知道,这些谈话的大致内容发表在《清华周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上了。

在此后近50天的时间里,泰戈尔从南到北,遍游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等城市,先后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讲三四十次。在这些演讲中,泰戈尔一方面回顾和歌颂了中印两国人民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和伟大友谊,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另一方面又大力宣扬他的西方是物质文明,东方是精神文明,精神文明远远高于物质文明的保守主义理论,希望中国人民不要为物质主义所降服。他在演讲中也对科学的功用和价值提出了批评和质疑,认为科学的无限发展,“抑制了人类的精神”,而人类精神被抑制的世界“是一个抽象的没有人性的力量的世界”。他主张东西调和、新旧调和,认为西方要采纳东方的精神文明;东方要学习西方发达物质文明的手段,从而改变东方物质文明过于落后的状态。

遗憾的是,泰戈尔来时的中国,正处于思想混乱、国势衰弱的时代,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正闹着饥荒,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家,包括在泰戈尔之前到中国的罗素、杜威和杜里舒等,欢迎者或反对者都希望他们能带来一种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带着这种先入之见欢迎或反对这些外国思想家时就都会具有某种盲目性,而对他们的思想学术本身并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所以,中国思想文化界虽然出过“罗素月刊”、“杜威五大讲演”、“杜里舒讲演录”,忙得不亦乐乎,但他们所欢迎或反对的都谈不上是思想和学术。当时对泰戈尔的态度也是这样。泰戈尔本是为了恢复和发展中印两国的友谊而来的,是为了推动东西方文明的和谐而来,并非要分出东西方文明的优劣或只取一端,但在当时纷乱的中国文化和政治环境下,他对东西方文化的这种“无问”态度,很多欢迎者和反对者都故意或无意忽略了。

泰戈尔进入国人视野,清华大学有推介之功。

1924年4月12日至5月30日,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着名诗人泰戈尔来华访问,引起中国知识界的不同反应。这些不同反应,既映现了五四时期错综复杂的思想文化斗争,又引发了新的思想文化斗争。

清华与泰戈尔的结缘,始于1917年4月26日、5月24、31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106、110、111期)开始连载《印度诗人塔果尔传》。虽然在这之前,欧阳仲涛于1916年2月在梁启超等主办的《大中华杂志》发表了《介绍太阿儿》,且文末注明“未完”,但直到该杂志终刊,未见后续。所以,《清华周刊》上这篇文章,应是国内较早最全面介绍泰戈尔生平与思想的传记。文章将泰戈尔一生分三个阶段,即“幼年时期”、“办学时期”、“学说”。文章介绍了泰戈尔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观点:“一言以蔽之,西洋文化为都市文化,东洋文化为森林文化。西洋之格致,仅及于物质形下之格致也,以此征服天然界,不綦难哉。东洋之格致,直将吾心灵扦外物,外物不必皆为有形之物。”文章也指出了泰戈尔以印度文明代表东方文明。但作者认为,最古老的东亚哲学,“莫古于易,今之通儒”。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文化并不相悖:“咸谓易理与佛经多相通。”文章持论客观,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比较,也中肯有据。1918年夏,《清华周刊·第四次临时增刊》(第4期)又发表了宋春舫的《国运与文学》,其中将泰戈尔的作品与“国运”相联系:“对于唤起人民爱国之天良,而慰其琐尾流离之困;对于世界使吾人油然而生民胞物与之心,而祝其有恢复自由之一日也。”他希望中国也出现泰戈尔这样能以文学拯救国运与衰颓之势的作家。

晚餐时分,清华附属高中的同学皆在清华大学聚餐,饭前高唱中英文校歌,“精神为之大壮”。饭毕,同赴新礼堂静候泰戈尔莅临。不久,“吾人望眼欲穿之诗哲由工字厅从容来矣”。全体同学起立致敬。泰戈尔落座后,首先由学生会干事部主席致开会辞。辞毕,同学们同唱校歌。歌毕,冀朝鼎代表全体同学致欢迎辞,“辞中意气壮巍,道东方之文献;情意虔恳,言欢迎之热诚,为该会之最精彩者”。会上,同学们还表演了两出哑剧、国乐、昆腔等节目,“皆极一时之盛”。泰戈尔对国乐表现出浓厚兴趣,一曲完毕后,意犹未尽,请同学们再弹奏一曲(《欢迎太戈尔》,《清华周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

泰戈尔是当代印度着名的诗人和社会活动家。在他身上,保守与进步、传统与现代、出世与入世、贵族与平民、东方与西方等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他既主张向西方学习,又发表过不少批评西方文化的言论,并认为东方的精神文明优越于西方的物质文明。他既反对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又不赞成甘地领导的不合作运动,而提倡与殖民者的合作与和解。他既赞美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巨大进步,又把西方现代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病归因于科学,对科学的功用和价值提出了质疑乃至否定。他既关注现实,热爱生活,又主张脱离社会,退隐田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于受西方兴起的“东方文化救世论”思潮的影响,泰戈尔的思想也日趋保守和退隐。他到处发表演说,批评西方文化,提倡东方文明,鼓吹东西调和、新旧调和与阶级调和,俨然成了东方文化的代表者和守护神。

晚餐时分,清华附属高中的同学皆在清华大学聚餐,饭前高唱中英文校歌,“精神为之大壮”。饭毕,同赴新礼堂静候泰戈尔莅临。不久,“吾人望眼欲穿之诗哲由工字厅从容来矣”。全体同学起立致敬。泰戈尔落座后,首先由学生会干事部主席致开会辞。辞毕,同学们同唱校歌。歌毕,冀朝鼎代表全体同学致欢迎辞,“辞中意气壮巍,道东方之文献;情意虔恳,言欢迎之热诚,为该会之最精彩者”。会上,同学们还表演了两出哑剧、国乐、昆腔等节目,“皆极一时之盛”。泰戈尔对国乐表现出浓厚兴趣,一曲完毕后,意犹未尽,请同学们再弹奏一曲(《欢迎太戈尔》,《清华周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

4月30日,泰戈尔一行在清华休息一天。

于是一场新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就围绕欢迎还是反对泰戈尔访华而展开。斗争的一方,是欢迎泰戈尔的“文学家、玄学家和复古的东方文化派”,这些人“不仅是尊他的文学的天才和作品的伟大,人格的高洁,性情的慈爱,态度的静穆,并且在文学家呢,因此而高唱超现实的灵的快乐的文学;玄学家呢,因此而大发挥其灵魂的神秘的不可解说的精神生活用来反对物质文明及科学;而复古的东方文化派,也同样的要藉以拥护和再兴东方文化。所以欢迎太戈尔的人们,于仅仅欢迎太戈尔以外,又各自负着各自的用意和希望。”斗争的另一方,主要是反对泰戈尔的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这些人“也并非不相对的承认太戈尔人格的高洁,性情的慈爱,态度的静穆,和文学的价值;不过同时对于他的思想的玄妙、虚灵和笼统,性情的重于保守,以为不但无益于中国发展的前途,或且有很不好的影响。”(亦湘:《太戈尔来华后的中国表年》,《中国青年》第27期)为了表示对泰戈尔访华及其讲演的反对,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一些左派青年还组成“驱象团”,到泰戈尔讲演的会场散发批判泰戈尔的文章和传单。

我相信现在在世界上有的是人们,他们已经听着这时期的感召。

我相信现在在世界上有的是人们,他们已经听着这时期的感召。

泰戈尔的来华访问及其所发表的讲演,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不同的反应。以梁启超、张君劢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玄学派”对泰氏的访问和讲演持欢迎和认同的态度。为了欢迎泰戈尔访华,5月初梁启超在北京师范大学连续两天发表讲演,希望人们用一千多年前中国人欢迎鸠摩罗什和真谛的情绪来欢迎泰戈尔,并“盼望他这回访问中国所发生的好影响,不在鸠摩罗什和真谛之下”。5月8日,在北京学术界举行的庆祝泰戈尔64岁生日会上,梁启超应泰戈尔的请求,为他取了个“竺震旦”的中国名字,“希望我们对于他的热爱跟着这名儿永远嵌在他心灵里”。除梁启超、张君劢等人外,对泰戈尔访华和演讲持欢迎和认同态度的还有在人格和艺术观上都认同泰戈尔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和《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早在泰氏决定访问中国而未来之前,徐志摩就先后发表了《诗人泰戈尔》、《泰山日出》和《泰戈尔来华》等文章,向泰氏表示由衷的欢迎和敬意。泰戈尔到达中国后,徐志摩全程陪同他到各处旅行,给他的演讲作翻译。郑振铎曾先后翻译过泰氏的《飞鸟集》和《新月集》,发表过《泰戈尔研究》、《泰戈尔的艺术观》等重要论文。为迎接泰戈尔访华,他主编的《小说月报》出版“泰戈尔专号”,他自己也撰写了《欢迎泰戈尔》一文,认为泰戈尔是世界上值得我们去欢迎的少数十几个人之一。泰氏来华后,他又亲自参加各种欢迎活动,并在《小说月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介绍泰戈尔及其作品。

1923年,泰戈尔即将访华的消息传开后,清华同学以“望穿眼”来表达欲一睹诗哲风采的心情。为使师生更好地了解泰戈尔的作品与思想,《清华周刊》特约请毕树棠撰文《太戈尔研究指南》,“将近几年来中西书报上关于太戈尔的论著,作一个选择的编纂,和简单的介绍,以为读者研究太戈尔的学说与文艺之助”。《指南》收集从1913年至1923年十年间国内主要期刊上发表、摘录的有关泰戈尔传记、戏剧、诗歌等的介绍、评论等文章74篇,并介绍其大意。同时也收录此一时期美国杂志为主发表的83篇英文论文索引。这是当时国内最全面的泰戈尔论著目录,堪称当时泰戈尔研究指导手册(毕树棠:《太戈尔研究指南》,《清华周刊》,第293期,1923年11月9日)。

我是倦了,我年纪也大了。我也许再不能会见你们了。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一次集会。

以胡适、周作人为代表的一些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参加这场斗争。本来,在泰戈尔决定访华而未来之时,陈独秀曾致信胡适,希望他出来参与“批泰”,并提醒“此事颇与青年思想有关”,但没有得到胡适的响应。胡适、周作人等人对于泰戈尔访华所持的“宽容”态度,说明新文化派内部已彻底分裂,此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结成的反对东方文化派和玄学派的联合阵线已不复存在。众所周知,新文化派内部的分裂起始于1919年夏发生在李大钊和胡适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此后新文化派内部逐渐分裂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俄化派和自由主义的西化派这样两大派别。两派虽然在中国今后是走俄化还是西化的道路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但在文化上都反对东方文化派和玄学派所宣扬的文化观以及对科学价值的挑战与质疑,所以在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和后来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他们还能结成联合战线。然而,在这次围绕是欢迎还是反对泰戈尔访华而展开的思想文化斗争中,以胡适、周作人为代表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仅作“壁上观”,甚至讥讽陈独秀等人反对泰戈尔访华“不免有些神经过敏”。对于胡适、周作人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陈独秀非常气愤。1924年6月1日,他以“求实”为笔名,在《觉悟》上发表《送泰戈尔——并慰失意的诸位招待先生》一文,将胡适与张君劢、徐志摩等人相提并论。

清华大学图书馆也努力搜集泰戈尔的著作,至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图书馆已收藏泰戈尔英文著作25种。清华“图书馆已备(泰戈尔的英文著作)者,虽不完全,亦不大缺” (吴汉章:《泰谷尔著作介绍》,《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第11期,1924年5月,第34-37页)。

5月1日下午3点至5点,为了使清华师生更好地理解泰戈尔当晚的演讲,梁启超在清华演讲“中印文化之关系及太氏之介绍”,虽然内容与在北京师大的演讲大致相同,但也许是因为这次是为当晚泰戈尔的演讲造势,所以“梁先生精神奋健,其气概诚令人钦佩,同学听讲后,受益良深”(《太氏介绍》,《清华周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泰戈尔对梁启超的此次演讲非常欣赏,并请他将此次演讲及之前在北京师大的演讲译为英文,自己带回国。

和梁启超等人的欢迎、认同相反,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泰戈尔的访华和演讲则持反对和批评的态度。早在泰氏访华之前,针对当时学术思想界掀起的宣传介绍泰戈尔的热潮,陈独秀写了篇题为《我们为什么欢迎泰戈尔》的文章,发表在1923年10月27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2期上,认为“像泰戈尔那样根本的反对物质文明科学与之昏乱思想”,根本不值得欢迎和介绍。泰戈尔到达中国后,陈独秀、瞿秋白、沈泽民、恽代英、雁冰等人更是分别发表文章批判泰戈尔特别是他在中国的讲演。其中陈独秀的文章最多,言辞也最为激烈。概而言之,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批判的主要是泰戈尔的西方是物质文明、东方是精神文明、东方的精神文明优于西方的物质文明论以及他对科学的功用及价值的挑战和质疑等。一些被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如胡适、周作人对于泰戈尔的访华及其讲演则介于欢迎、认同和反对、批评之间,他们既不同意泰戈尔所宣扬的文化理论,也不赞成以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对泰戈尔访华及其讲演的批判,而主张依据自由主义的宽容立场来对待泰氏的访华及讲演。1924年5月14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发表《“大人危害”及其他》一文,声明自己对于泰戈尔的访华及讲演“在反对与欢迎两方面都不加入”,因为他“觉得地主之谊的欢迎是应该的,如想借了他老先生的招牌来发售玄学便不正当,至于那些拥护科学的人群起反对,虽然其志可嘉,却也有点神经过敏了”。为尽地主之谊,周作人和胡适都应邀出席了北京学术界为泰戈尔举行的欢迎会和泰氏64岁生日庆祝会,但他们对泰氏的讲演未置一词,在泰氏访华期间,胡适也没有就此事公开发表过任何评论。

你们正可以自负,同时也应得知道你们的责任,如今你们生长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期里。我们从我们的苦恼与痛楚的火焰里隐隐的辨认出这时代的伟大,这苦痛是普遍的,我们还不十分知道前途是何等的光景。

泰戈尔的美好形象,就这样永远留在了清华师生脑中。而清华师生的真诚,也给老诗人带来了莫大的安慰。清华精神与老诗人的灵魂在交融中诞生了著名的“清华演讲”,至今都仍在激励着清华人去直面真实、直面责任,为自己、为清华、为中国、为世界,去担当。

以梁启超、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想利用泰戈尔来为自己张目,这自然会引起当时还在继续撰文批判“玄学派”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警惕。据茅盾回忆:“泰戈尔的访华,使当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十分激动,也引起了共产党的注意。中央认为,需要在报刊上写文章,表明我们对泰戈尔这次访华的态度和希望。”后来他们写文章批判泰戈尔,“是响应共产党对泰戈尔的评价,也是对别有用心而邀请泰戈尔来中国‘讲学’的学者、名流之反击。”[《我走过的路》第245248页]实际上,当泰氏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时,时任《东方杂志》主笔的“坚瓠”就断言,随着泰戈尔来到中国,“东方文化与精神生活……等问题,必又成为论坛的争端。”(《欢迎泰戈尔》,《东方杂志》第21卷第6号)

清华师生“望穿眼”

我的年轻的朋友,我眼看着你们年轻的面目,闪烁着聪明与诚恳的志趣,但是我们的中间却是隔着年岁的距离。我已经到了黄昏的海边,你们远远地站在那日出的家乡。

中国知识界对泰戈尔访华及讲演的不同反应,既是五四时期错综复杂的思想文化斗争的反映,同时又引发了新的错综复杂的思想文化斗争。如前所述,泰戈尔希望来华访问,并得到梁启超主持的讲学社的邀请,是在1923年春,当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序幕刚刚拉开。到泰戈尔来华时,论战的高峰虽已过去,但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在撰文继续批判“玄学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梁启超等人邀请同样反对西方科学与物质文明、而肯定东方精神文明的泰戈尔来华访问,就不能不使人对他们的动机产生怀疑:请泰戈尔为自己助战。恽代英便认为“几个中国的‘玄学鬼’搬来”泰戈尔的目的,是“为他们张目”(《告欢迎泰戈尔的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年4月19日)。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泰戈尔来华临行前,曾写信给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谈到他心里的矛盾:“我要到中国去,以什么身份,我不知道。是作为诗人呢?还是要带去好的忠告和健全的常识?”正因为泰戈尔还没有决定以什么样的身份面对中国听众,4月13日他到中国后发表的第一次讲演主要讲的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印文化交流和中印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并一再声明他“不是一个哲学家”,人们只须把他作“诗人看待”。但他到中国后,欢迎他、并整天伴随他左右的是张君劢、林长民、徐志摩等人,这些人不仅开口闭口讲的是东方是精神文明、西方是物质文明的一套,而且在宣传介绍泰戈尔及其思想和作品时,也主要是介绍他反对科学和西方物质文明、提倡东方精神文明的一面。对于张君劢一干人的所作所为,鲁迅看得清清楚楚。他后来在《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一文中写道:“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介绍了:‘唵!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正是在主人们的期望、诱导和安排下,泰戈尔开始以思想家而非诗人的身份到处发表讲演,批评西方的科学和文化,宣传他那一套保守主义的文化理论。

“欢迎派和反对派都误解了泰戈尔”

清华师生“望穿眼”

泰戈尔访华本来是一次正常的中外文化交流,但由于它发生在“五四”后的1924年,故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不同反应,并由此引发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思想文化斗争。作为这场斗争中心人物的泰戈尔,扮演的却是一个道具的角色。他兴冲冲而来,却“精神大为懊伤”地离去。历史是如此地有情又无情,确实值得我们不断地去回味和思考。

泰戈尔访问清华,与梁启超等人的热情邀请有关。作为讲学社的核心人物和泰戈尔访华的主要邀请人与接待者之一,梁启超对泰戈尔在华的行程安排细致入微,并希望借助清华的力量。3月7日,梁启超致信蹇季常,商讨泰戈尔访华住所问题时说:“独太戈尔房须别觅,真是一问题,渠不过一个月后便来,非赶紧设法不可。我想城里找适当的很难,最好是海淀,其次则香山……”并特别提出要时任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帮忙料理(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0页)。

5月2日,有“中国的泰戈尔”之称的辜鸿铭,专程从北大赶到清华会见泰戈尔。两人具体谈了什么,不得详知,但辜鸿铭对泰戈尔并无好感。3日,清华学生梁朝威采访辜鸿铭,请他谈谈对泰戈尔的认识,辜鸿铭认为泰戈尔足以代表印度文化,“然其知中国之事少,且所言不足以救中国之弊;盖其理想太高,太谷尔其犹龙乎”!辜鸿铭将泰戈尔比作中国的老子,并且感叹说“堂堂乎太谷尔也”(梁朝威:《与“中国的太谷尔”谈话记》,《清华周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 !此时的辜鸿铭谈及泰戈尔还算客气,同年7月24日,他在法国《辩论报》上撰文,则直接称泰戈尔给中国带来的只是“谬误和混乱”,“让他不要来给我们讲授什么文明”。

泰戈尔号召青年们拿出自己的光亮,去“参加世界文化的展览”。他说自己不相信一些人的说法,认为中国人都是实利主义的、唯物主义的;他不相信“任何的民族同时可以伟大而是物质主义的……我以为凡是亚洲的民族决不会完全受物质主义的支配”;“人类的文明正等着一个伟大的圆满,等着他的灵魂的纯美的表现。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应得在这个方向里尽你们的贡献”。他劝告青年们要坚持生活的美的原则,不要被物质主义的毒素玷污了自己本来纯洁的灵魂,“不要错走路,不要惶惑”。诗人满怀深情地说:

早在泰戈尔访华的四年前,当时在美国留学的冯友兰问他对灾难深重的中国有什么拯救方法时,他就毫不犹豫地说:“我只有一句话:快学科学!”他一直在主张东方人学习西方科学来摆脱被压迫的地位。在中国他也一再强调他所反对的只是把人降为机器的奴隶,反对滥用科学,反对把科学凌驾于一切之上,也就是说,他反对的是畸形的物质文明,同样,他也反对畸形的精神文明,而不是反对物质或精神本身,“从迷幻中醒过来,破除精神物质的畸形,而各还他的本来地位”(泰戈尔:《东方文明的危机——在上海各团体欢迎会上的讲演》,1924年4月18日)。

诗人把“真实”留给了清华

保持那凡事必求完美的理想。你们一切的工作,一切的行动都应得折中于那唯一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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