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娱乐app下载 > 澳门新葡萄 > 而在《施尼茨勒中短篇小说选》中,形成维也纳独特的咖啡馆文化

而在《施尼茨勒中短篇小说选》中,形成维也纳独特的咖啡馆文化

在我国近现代外国文学翻译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翻译家同时又是作家。特定的时代赋予这一部分启蒙知识分子作家兼翻译家的双重身份。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北京大学德文专业撰写毕业论文时,在赵蓉恒教授的指导和鼓励下,以“施尼茨勒作品中译考略及影响初探”为题,考察这位奥地利重要作家的作品在中国的流布,注意到这一现象。

您现在的位置:公务员期刊网>>论文范文>>文学论文>>现代文学论文>>正文

图片 1

耶利尼克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曾说,她不能相信她会得奖,以前她曾说过,英格博格·巴赫曼应该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次说汉德克等更应该得奖。联想到1981年卡奈蒂获诺贝尔文学奖,伯恩哈德曾两次被提名,耶利尼克曾被称为穿裙子的伯恩哈德,奥地利文学二十世纪以来的杰出成是毋庸置疑的,本文尝试从跨越界线、深度挖掘、描写不幸和语言批判四个方面,用文学史论的方法探讨这个时期文学的特点。

在奥地利德语文学史上,出生于犹太医生家庭的阿图尔·施尼茨勒(1862-1931) 作为著名戏剧家、小说家,为他的祖国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的文学作品多以奥匈帝国都城维也纳为题材,被称为记录反映走向没落的哈布斯堡王朝社会、政治、风俗、人情的编年史。作为心理学家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在文学上的“双影人”,施尼茨勒的创作重在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发掘。“人的心灵是个广阔的原野”成为他著名的格言。

小议奥地利现代文学的译介

一、民国时期的早期译介

由于我国文学领域长期存在的唯我独尊的心态,外国文学直到19世纪后期才随着洋务运动被零星译入中国。20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文学期刊纷纷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机构也大量出版翻译文学作品,一时间文学翻译成为文坛时尚。

施尼茨勒与中国“新感觉派”

奥地利现代文学进入中国的第一人是小说家、戏剧家施尼茨勒(ArthurSchnitzler,1862—1931)。五四运动爆发的同年,茅盾翻译了他的七幕独幕剧《阿那托尔》之第四幕《界石》,反响热烈。施尼茨勒被称为弗洛伊德的“重影人”,其作品善于分析人物心理,情节大多植根于世纪交替时期的维也纳,作品充满地域特色,人物均是当时典型的维也纳形象:官员和医生、艺术家和记者、演员和生活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等,通过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勾勒出对其施加影响的社会图景。这些特点无不吸引着中国文坛,1922年《阿那托尔》全剧译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郑振铎在译本序言中如此评价施尼茨勒:“好像一个弹琴的高手,琴弦虽只有几条,但经过他的弹拨,则琴音高低抑扬,变化无穷”。此后施尼茨勒的作品更是成为汉译的热点,戏剧《恋爱三昧》、《绿鹦鹉》、《生的时刻》、《伴侣》、《错环舞》翻译出版,并且拓展到小说作品,如:《花》、《妇心三部曲》、《薄命的戴丽莎》、《死》、《独身者之死》、《莱森波男爵的命运》、《丽娣琪达的日记》、《苦恋》等。译者中不乏当时中国文坛的名人学者,如田汉、叶灵凤、刘大杰、陶晶孙等,但译介施尼茨勒最多最力的是施蛰存。施蛰存是中国“新感觉派”主要作家,以写心理分析小说着称,他热衷于施尼茨勒,主要是出于对深层心理分析的兴趣。这种影响不光局限于技巧方面,还包括对自我结构的客观分析。施蛰存的都市小说和施尼茨勒显示出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主人公在变迁的社会风尚和本能欲望的夹缝中挣扎的心理过程。他曾将施尼茨勒的文学情趣冠名为“薄暮情调”,而他自己笔下的人物也多数是从小城镇走向大都会的旧式女性,如《春阳》中的婵阿姨,《雾》中的素珍,《阿秀》中的阿秀。他曾坦言自己作品成功的原因是从施尼茨勒等人那里学习心理分析方法,运用在自己的作品中,因为这“使读者感到新奇”。施蛰存善于在人物微妙的情感波动中发现其隐秘的愿望和欲求,因而博得了“中国的心理分析作家”的称号。

里尔克与中国现代新诗

“诗人中的贝多芬”里尔克(Rai-nerMariaRilke,1875—1926)是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德语诗人,也是海涅之后最有世界声望的德语诗人,他的诗上承浪漫派的传统,下开现代派之先河,语言的创意和思想的深蕴迄今仍未被后世诗人所企及,其“咏物诗”以直觉形象象征人生和表现自己思想感情,诗歌尽管充满孤独痛苦情绪和悲观虚无思想,但艺术造诣极高。早在1923年《小说月报》译文《现代德奥两国的文学》中就提到里尔克。1924年《小说月报》对里尔克详加报道,1926年郑振铎评价他的诗“形式极秀美整齐,而有神秘的意味”。里尔克的译者首推现代诗人冯至,他翻译了大量里尔克的诗歌和散文:《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豹》、《论山水》、《一个女人的命运》、《啊,朋友们,这并不是新鲜》、《爱的歌曲》、《给奥尔普斯的十四行》等。里尔克使冯至的视线从内心转向物,这种启发既是诗学的,也是与自我相关的。透过里尔克他发现,除了诗人内心的哀乐,还有如此广阔的世界。冯至在对里尔克的接受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中西文化与诗学的沟通,变生疏为亲切,把西方文化资源,尤其是里尔克的诗风化为中国新诗的内在血脉,使得曾被斥为洋八股的十四行体,句句都切合中国语法,一读就感到亲切的中国气味。冯至1942年出版的《十四行集》形式上受了里尔克《给奥尔普斯的十四行》的启发,朱自清将这部作品评价为中国新诗进入“中年期”象征,它的成功更提高了里尔克在中国诗人心目中的地位。象征主义诗人梁宗岱也翻译过里尔克的诗《严重的时刻》、《这村里……》,以及散文《老提摩斐之死》、《正义之歌》、《欺诈怎样到了俄国》和《听石头的人》。还有其他译者如卞之琳、吴兴华、陈敬容等。里尔克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也突出地体现于以辛笛、陈敬容、杜运燮、郑敏等为代表的“九叶”诗人群中。里尔克帮助中国诗人获得了一种更富于现代性的自我意识,进一步实现了中国现代主义者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的突出经验和知性的诗学计划。它使自我更果决地面向世界去观察现实,而观察不是照相式描摹,而是对事物本质的思索体察,这种体察又与对自我的内在关照融合在一起,表达出观察和沉思相结合的现代思维特征,也成为“九叶”诗人共同的美学追求。

同时期被译介的其他作家

同为维也纳现代派核心人物的霍夫曼斯塔尔(HugovonHofmannsthal,1874—1929)是新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主要代表,17岁时就用笔名发表抒情诗和短诗剧,被称为“神童歌德”。《小说月报》也对其代表作《窗前女》、《伊兰脱拉》、《昨日》、《愚人与死》等有详实介绍,但汉译作品发表甚少,郑振铎在《文学大纲•19世纪的德国文学》中的评价,也许可以解释其原因:“他的名望……已是世界的,但他的作品,却不大容易译。因为他们———译者———不能够把他的诗的光彩、神秘及魔术,同样的译出。”维也纳现代派创始人巴尔(HermannBahr,1863—1934)的代表作小说《他底美丽的妻》1929年被中国左联着名作家柔石译出,1935年被彤孙重译,以《美丽的女人》为题。这一时期被译介到中国的还有奥地利着名小说家、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Zweig,1881—1942)。1924年茅盾在《小说月报》上介绍其反战剧本《耶雷米亚》。1926年,其代表作《罗曼•罗兰传》在《莽原》杂志连载发表,此外《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也被翻译出版。

二、改革开放后的译介繁荣

建国初期由于政治意识强化,文学翻译工作的主导思想是“政治标准第一”,文学翻译一度陷入停滞。改革开放后,翻译领域才重新活跃,奥地利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卡夫卡、茨威格、施尼茨勒等作品大量翻译出版,在丰富中国读者视野的同时,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提供着丰富的滋养。

卡夫卡与中国先锋派作家

世界最杰出的现代小说大师之一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德语小说家,是表现主义作家中最有成就者,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卡夫卡在中国一度被视为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学和精神污染物,直到1979年《世界文学》复刊,译载了小说《变形记》,标志着卡夫卡新接受的真正开始。卡夫卡关于人类困境和无奈的深刻揭示,在刚刚经历文革,精神和肉体均饱受磨难的中国读者心中激起了共鸣,他的作品由此成为八九十年代的翻译热点,陆续出版各种译本达60余种,其长篇小说代表作《城堡》、《审判》和《美国》都出版了3种以上的译本,此外还有多部选集和文集出版。90年代规模最大的卡夫卡译介活动,是199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10卷本《卡夫卡全集》列入“世界文豪书系”。作为翻译家,叶廷芳是中国卡夫卡译介最重要的代表,他学识丰富,又有文艺理论功底。他深谙翻译功夫不在文字转换、而要以文学研究为基础的道理。卡夫卡代表了现代派特有的荒诞,通过“变形”、“异化”、“虚无”、“佯谬”揭示生存疑问,通过悖论来抗击专制、专横,对扭曲的现代世界进行控诉,是卡夫卡作品的典型特征。这种控诉加技巧的方式影响着不少新时期的作家,例如宗璞在一系列知识分子题材的短篇小说《我是谁?》、《蜗居》等中尝试引入变形手法,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她说:“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被誉为“中国的卡夫卡”的先锋派代表作家残雪曾透露她早期同卡夫卡的因缘:她在看过卡夫卡的作品后,认为自己过去的写实手法不能表达心中的想法,于是对处女作《黄泥街》的初稿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山上的小屋》在极度变形中传达出的个人受迫害的幻觉,《苍老的浮云》传达的虚无主义的生存感觉,《突围表演》中作为认识论原则的“虚无”,都体现着卡夫卡的烙印。

余华在不同场所都描述了他与卡夫卡接触的情形。在发现卡夫卡之前,他醉心于川端康成温软细腻的描写手法,直到1986年读到卡夫卡的作品,从此改变了他的文学道路,用余华自己的话说:“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拯救了我。我把这理解成命运的一次恩赐。”卡夫卡给余华带来的“震撼”,首先是荒诞对想象力的解放,它不但使余华获得了独创性思考的动力,也为这种思考提供了适当的形式,“卡夫卡在叙述形式上的随心所欲把我吓了一跳??在卡夫卡这里,我发现自由的叙述可以使思想和情感表达得更加充分”。卡夫卡文学的想象性和梦幻性特点让余华开始反思文学的“真实性”:“文学的真实是什么?当时我认为文学的真实性是不能用现实生活的尺度去衡量的,它的真实里还包括了想象、梦境和欲望。”1986年以后余华陆续写下了《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一九八六年》、《往事与刑罚》等一系列作品,在很多方面借助了卡夫卡的想象,包括想象的形式和所想象出来的影像。

中国的“茨威格热”

1978年1月《世界文学》复刊后刊登了孙芳来从俄语翻译的《象棋的故事》,掀开了中国的“茨威格热”的序幕。茨威格以描摹人性化的内心冲动,比如骄傲、虚荣、妒忌、仇恨等朴素情感着称。他一生虽未获得任何文学奖项,却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其作品被译成至少57种文字。1979年张玉书从德语译出《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看不见的珍藏》、《家庭女教师》并结集出版《茨威格小说四篇》。20世纪90年代起茨威格作品的译介极为活跃:1992—2005年期间出版再版小说单行本53种,人物传记68种,选集20种,研究专着4种,戏剧5种,散文3种。大量作品以“小说集”、“全集”和选集转载等形式再版和重译,其中199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的《茨威格文集》含小说3卷本、传记2卷本和1部散文卷,散文卷收录了茨威格书信、评论文章和游记,是中国首部较为全面收录茨威格所有题材的全集。值得一提的还有2000年和2004年张玉书在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茨威格早年诗歌集《银弦集•早年的花环•新的旅程》和戏剧《特西特斯》,使茨威格创作的诗歌、戏剧在中国得到译介。这一时期,共有79篇探讨茨威格及其作品的学术论文公开发表,佐证了中国的“茨威格热”,尤其是2000年以来,期刊文章达51篇,占整个译介史领域学术文章的40%多。《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茨威格的小说代表作,曾被不同的译者多次译出,被改编成符合中国审美情趣的电影脚本,2005年3月同名电影的公映使该小说家喻户晓,从而更加推动了茨威格的译介高潮。

同时期被译介的其他作家

施尼茨勒的心理分析小说也再次受到关注,翻译出版小说集《一位作家的遗书》和《陌生的女人:施尼茨勒小说集》等。被称为“现代世界文学经典作家”和“20世纪小说革新家”的文学巨子穆齐尔(RobertMusil,1880—1942)倾毕生之力写就的巨着《没有个性的人》是一部以悖谬思维书写的富含哲思的幽默杰作。张荣昌耗费数年心血将其译出,于2000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2008年,张荣昌选编的《穆齐尔散文》出版。1979年后译介里尔克中最见功力的是诗人绿原,1996年绿原的《里尔克诗选》面世。此外,林克的四首里尔克诗歌译作《卡鲁塞尔之桥》、《爱之歌》、《海之歌》和《镜前女士》被收入《外国抒情诗赏析词典》。1997年林克发表他翻译的里尔克诗集《<杜伊诺哀歌>与现代基督教思想》,再版时改名为《杜伊诺哀歌中的天使》,含《哀歌》和《致俄尔普斯的十四行诗》。2009年,译本《杜伊诺哀歌》在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三、结语

奥地利现代文学是在一个错综复杂的文化氛围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无论在题材表现和艺术风格,还是在审美价值上都具有独特的内涵,不但对德语现代文学的影响意义深远,也通过译介作品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并影响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正如约瑟夫•T•肖所说,两种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直接影响的,多数是翻译而不是原着”,不论是卡夫卡、施尼茨勒、茨威格,还是诗人里尔克等都引起了中国译界的广泛关注,从民国时期便被大量汉译,改革开放后的译介更是呈现繁荣局面。当然译介中还存在一些“盲区”,如霍夫曼斯塔尔的文学作品同介绍规模不成正比;此外,更多可圈可点的奥地利现代文学代表人物如诗人特拉克尔、讽刺评论家克劳斯、印象主义倾向小说家阿尔滕贝格还未得到足够重视,值得译界给予关注。

阅读次数:人次

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1862年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医生家庭,1931年亦逝世于兹,他是奥地利享有世界声誉的戏剧家、小说家以及卷轶浩繁的日记撰写家,是德语文学史上维也纳现代派的重镇。巧合的是,他和鲁迅先生一个路子——弃医从文——成为了世界文学史上一颗耀眼明星。

事实上,每个人在深入了解施尼茨勒之前,总会把他脑补成一个风流倜傥,思维灵活的知识分子。但一个艺术家,又怎么会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正人君子呢?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施尼茨勒的自传里记录了他和雅尼特在一起的两年内,做爱的总次数高达583次。

583次,是什么概念?两年一共730天,八成的时间他都和爱人在尽鱼水之欢,在客厅,在沙发,在浴室,在卧室抵死缠绵。恐怕只有乾隆时期的“大才子”纪昀,才能与之不相上下吧。

不过,这些都只算是他的花边新闻,虽然放浪形骸的生活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他那些充满着沉闷、郁结的文学作品仍然是严肃文学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在《施尼茨勒中短篇小说选》中,精选了他的六篇小说,虽然相对于他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这短短六篇仅仅只是管中窥豹,但这六篇同样是施尼茨勒文学精神的经典代表。其中开篇《梦的故事》更是在1999年被美国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改变成电影《大开眼戒》。

图片 2

一、跨越界线
在德语文学的地理图上,奥地利从16世纪到19世纪几乎是空白,在格里帕尔策和施蒂夫特以前可以说没有出现蜚声德语文坛的作家。自由资产阶级于1848年登上政治舞台与其说因其强大不如说由于其虚弱。到19世纪后期,显赫数百年的王朝帝国日趋衰落,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剧,社会底层的民众奋起要求政治权力。到世纪末,实际上从未真正按照自己意愿执政的自由资产阶级被彻底挤出了政治舞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理想不再是做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些人去国外寻求出路,不少人则从国外来维也纳寻找机会。无望的政治前景使有志有识之士涌向文化界,一时间咖啡馆成了文化精英聚会的场所,形成维也纳独特的咖啡馆文化。
在这里不讲门第出身,不论贫富尊卑都可以在大理石面小桌旁坐下来,或一个人读书看报,沉思默想;或与他人接触谈话,交流思想;单独一人也不孤独,既保持自我,又不脱离社会;自在舒适如在家里,又有人为你服务。文学、艺术、音乐、建筑方面的名家在这里交流经验心得,精神火花在这里碰撞,真知灼见在这里产生,很多传世杰作在这里酝酿形成。巴尔(Hermann Bahr)、霍夫曼斯塔尔(H.Hofmannsthal)、施尼茨勒(A.Schnitzler)、克劳斯(Karl Kraus)等经常光顾的格林施泰德咖啡馆成了青年维也纳派的代名词,由建筑学家阿道夫·洛斯(Adolf Loos)设计的博物馆咖啡馆是音乐家、艺术家和作家喜欢聚集的地方,特拉克尔、穆希尔、卡奈蒂、洛特和布洛赫是这里的常客。
这样的文化氛围在西欧实属罕见,无论在伦敦还是在巴黎文化界各领域的人互不相识乃平常现象,在德国尤为严重,叔本华认为,“谁不热爱孤独,他也就不爱自由”。德国的作家大都在孤独中工作,相信只有割断一切与外界的联系,思想才能自由驰骋。人们可以在《威廉·迈斯特》、《无用人的生涯》、《茵梦湖》中深刻感到德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状况。维也纳的氛围使许多人的活动跨越学科,促使许多人博学多才,比如阿道夫·洛斯,既是作家、又是文化评论家和建筑师;霍夫曼斯塔尔既是作家、戏剧家,又是文艺理论家;勋伯格(Arnold Schnberg)是作曲家、指挥家和画家;科珂什卡(Oskar Kokoschka)是画家,同时也从事文学活动。学科界限的跨越势必推动整个文化的繁荣。文学界克劳斯堪称跨越界限的典型:他既是文化评论家,又写小说、诗歌和戏剧,他一个人创办杂志《火炬》,兼出版人、编辑、作者于一身,坚持了办30多年出版了900多期,成为世界文坛一大奇迹。
跨越界限的第三个方面是犹太知识分子进入文化领域。就文学来说,十九世纪的德语文学从总体来看十分不景气,到下半期已然出现老态龙钟的态势,有影响的作家如凯勒(Keller),施托姆(Storm)和冯塔纳(Fontane),均已步入老年阶段。注重实际的青年文化人纷纷投入到经济、技术、科学以及军事领域,没有经济效益的文学艺术这种颓废活动,在英国交给了妇女,在法国由那些具有闲情逸致的文人墨客承接。在奥地利这个领域迎来了犹太人。他们原本的职业活动不在这里,直到19世纪重要的德语犹太作家实际上只有海涅一人。他们在世纪末进入这个领域除了上述原因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世纪未愈演愈烈的排犹浪潮。他们没有忘记所以能进入德意志社会要感谢法国大革命,感谢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如莱辛、赫尔德、歌德、席勒等,开明的犹太人因此视德意志文化几乎为宗教,是其最坚定的追随者。19世纪和20世纪关于歌德的书绝大部分是犹太人写的。他们对德意志文化的崇拜如同对宗教。这个没有地理家园的民族从事文化活动不是为了逃避,而是回到了精神家园,如果说过去他们把文学艺术作为爱好,那么在这里文学艺术成了使命,如果说过去认为它是价值的表示,那么现在它成了价值的源泉。1900年之后的德语文学再度影响世界,比如维也纳现代派,应该说主要是犹太人的功劳。犹太人在世纪交替时期维也纳的文化天空中,犹如灿烂的群星。曾为克劳斯写传记的英国人爱德华·蒂姆斯①设计了这些精英的天文图,不少犹太人在其中占据着一个个星座中心的位置,他们是: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克劳斯(Karl Kraus)、阿尔腾贝格(Altenberg)、穆希尔(Musil)、洛特(Joseph Roth)、维特根施坦、弗洛伊德、马勒(Gustav Mahler)、勋伯格、科珂什卡等等。霍夫曼斯塔尔也有犹太血统。

当时,我整日在北京大学解放前报刊阅览室爬梳中国近现代德语文学翻译资料。在查找翻译施尼茨勒的中文资料时,我尤其注意到一位极其重要的译者赵伯颜。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赵伯颜翻译了施尼茨勒三部重要戏剧:《循环舞》、《恋爱三昧》 和 《绿鹦鹉》,而且他是这些作品的第一位中译者。但赵伯颜的名字在今天很多的文学辞典、翻译家辞典中是找不到的,有关他生平事迹的专门资料更是几近于无。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欧洲艺术,在接受了自然主义论文般精准严肃的风格之后,开始慢慢把目光投向人内心更深处。

艺术的表现手法不再依据表象客观事实,更多的表现着人的情绪、知觉、情绪等“虚无缥缈”的“印象”。艺术创作的逻辑被打破,艺术审美的传统被颠覆,一个印象到另一个印象,施尼茨勒正是在这场“印象”的“意识流”中领跑,将那些生活中的痛苦与愤懑,升华成为了一种流派艺术。

由于以前有过做医生的经历,施尼茨勒非常擅长描写人物内心活动、下意识和情感波动,从《小说选》中即可看到,一个内心即阴郁沉闷又放浪形骸的作家,有着怎样的洞察力,才能将人的生死情爱、嬉笑怒骂描写的淋漓尽致。

但说起来,尽管是他的父亲在强迫威逼中把他带入了医学界,但在他完全开始写作之后,也并没有与医学脱离联系。那些精准的观察描写,基本都是他在自家诊所里行医时,通过病人的言行举止而累积起来的素材。

图片 3

二、深度挖掘

作为一位罕为人知的翻译家、作家,赵伯颜的生平事迹今天只能从他写的 《〈循环舞〉 译序》 (发表于1929年11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的《新文艺》 第1卷第3号) 和笔者收集到的一些偶然的零星资料中获知一鳞半爪。

在短篇小说《梦的故事》中,男主人公费里多林是个典型的婚姻中男性的代表。他有着夜间外出的合理理由,工作结束后却不想回家,企图通过寻找刺激与艳遇来跳出乏味的婚姻,报复妻子,他甚至将自己的名誉、生死都置之度外,一心只想体验那种未知的诱惑。

费里多林屡屡拒绝那些想要引诱他的女人,直到他在城堡中遇到那个想要“拒绝”他的裸女。

对“不可得”的欲望使得费里多林几乎陷入一种内心的疯狂,直到他听到男爵夫人D自杀的消息,亲自来到停尸房触摸尸体。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作者没有指明,因为对于费里多林来说,一切都发生在他自己的脑海里,他的自我意识之中,生与死,其实只是一念之差。

这篇小说中施尼茨勒对婚姻中的两性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描写,而其中男主人公内心的活动,更是让人不由自主产生击节叫好的共鸣。这种深刻凝练的精神刻画,可以说是一种仅与人类相关的精神变化,透着一股对情欲的恍然大悟。

不论国别、人种,情欲之心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质朴本性。在经过长时间寡淡的婚姻生活后,两性关系在多巴胺冲动的诱导下,萌发出有违道德的行为,其实才是婚姻生活中最真实的常态。

图片 4

德语文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注重描写内心世界。在莱布尼茨单子论的影响下德语作家认为只有去看自己的内心,才能懂得世界。里尔克有个很重要的词“世界内在空间”(Weltinnenraum),“内在”(Innen)和“深层”(Tiefe)成为德国文学艺术的特点。十八世纪德国科学唯一领先世界的学科是地质学,文学家从中得到启发,“矿山”(Bergwerk)是德国浪漫派文学有意识选取的文化象征。在作品中讲到矿山的作家如让·保尔(Jean Paul)、豪夫曼(E.T.A.Hoffmann)、蒂克(Johann Ludwig Tieek)、黑贝尔(Johann Peter Hebel)、阿尔尼姆(Ludwig Achim von Arnim)和诺瓦利斯(Novalis)等。到了二十世纪有更多的著名作家继承了这一传统:里尔克、卡夫卡、黑塞、穆希尔、布洛赫、霍夫曼斯塔尔、托马斯·曼等等。十九世纪在地质学的基础上考古学发展起来。世纪交替时期弗洛伊德对考古学很着迷,这很可能导致他在精神分析方面的研究和发现。无论地质学,还是考古学和精神分析学,德国和奥地利学者这方面的杰出成就,共同点都是“深层挖掘”,那里的昏暗和谜团,常常无法用语言表达,歌德诗歌中有“在胸中迷宫里”的诗行;克莱斯特的剧本《阿姆菲特里翁》女主人公阿尔克梅娜在被宙斯引诱后心中十分迷惑,本我和自我在激烈较量,剧终前的一声叹息“啊!”(Ach)多么意味深长,其中包含着多么复杂的情感哪,正如席勒曾写道:“如果心灵在诉说,那么,啊!它就已经不再诉说了。”可见深层挖掘表现心灵多么艰难。世纪之交奥地利的作家把德语文学的这个传统更进一步发扬起来。1899年维也纳神经科医生弗洛伊德发表了惊世骇俗的论著《梦的解析》,书的封面上印的出版时间却是1900年,似乎他要用他的这本书开启一个新的世纪。弗洛伊德发现了潜意识及其表象——梦,他对梦境的深入分析,他这种对人心灵的洞察促进了人类更透彻地了解自己,对几乎所有人文领域都发生了重要影响。弗洛伊德研究成果的出现并非偶然。霍夫曼斯塔尔关于世纪初的情形说,“今天似乎有两件事情成为时尚:分析生活和逃避生活。”②医生兼作家的施尼茨勒若干时间以来就在其文学作品中阐释人物的本能冲动和潜意识,对此连弗洛伊德也不能不表示钦佩。比如他的小说《梦的故事》(Traumnovelle),主人公弗里多林大夫有一个温馨的家,一天晚上他的一个病人死了,病人的女儿如释重负并表示对医生的钟情,这让弗里多林大夫很是吃惊。他心里很不平静地在大街上走着,在一家咖啡馆里遇到在这里打工弹奏钢琴的一位老同学,他告诉弗里多林今天夜里他要去参加假面舞会演奏,是那种有裸体女人的蒙面舞会。弗里多林很想参加,那同学于是告诉了他进舞会的暗语和服饰要求。在那里他看到了蒙面男女的色情表演,一蒙面女子让他赶快离开,否则会有危险。果然那些男子立刻过来并要动手,这时那位刚警告过他的女人以“牺牲自己”将他解脱。凌晨医生回到家里,妻子向他讲诉刚才做的梦:丈夫落到一位东方女君主手里并被迫使成亲,丈夫不从则受鞭打,还要被处死。妻子这时躺在一男人怀抱中无怨无悔地在一旁观看。弗里多林听了这个梦很恨妻子。上午他听说他的老同学被绑架了。下午他想到要报复妻子便去找那已去世的患者的女儿,但是与她只不过闲聊了几句便离开了。随后他去找前天曾与其相会的女子,不巧这女子住进了医院。在咖啡馆里他从报纸上读到,一位漂亮的伯爵夫人今晨在旅馆里自杀身亡,在医院的停尸间里他看到了女人的业已不年轻的尸体,但是否是那位帮助过他的那个女人,他无法确定,他认识到他的寻找已无意义。又是凌晨回到家里,妻子的枕头旁边放着他忘记归还的面具,他感到妻子已经会联想到什么,难过地哭着瘫倒在床旁。他把一切都告诉了醒来的妻子,妻子说,应感谢命运,我们都顺利地通过了现实和梦幻中的历险。小说的背景是20世纪初的奥地利社会,是资产阶级爱情观念开始松动和瓦解阶段,作者客观冷静地描写了围绕着爱情和婚姻在社会上以及在人的心灵深处引起的迷茫和困惑。在医生及其妻子平静的外表后面,我们看到了作者运用精神分析方法,尤其是通过梦境所揭示的、在他们的无意识领域中激烈的情欲波澜。从作品中我们似乎感到了作者心中的焦虑和不安,投身到艺术世界的文化人并不能完全摆脱原来所受到的教育,都有一种负罪感。施尼茨勒的创作还表明,迄时为止没有哪个作家像他那样,在文学作品中如此全面、深刻地揭示自资本主义盛期以来愈演愈烈的将妇女纳入商品生产过程,以及与爱情和婚姻商品化相适应的、充斥都市生活各个角落的色情活动,披露社会道德的伪善,甚至将嫖娼美其名曰对这种特殊商品的同情和理解。

  • 首页
  • 电话
  • 文学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