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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致王献唐函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沈从文没有到青大执教

不幸的是,此处又有误记。1933年热河抗战爆发,此刻的司徒乔,正随粤东各界慰问团在张家口劳军。他自1932年罹患肺结核后一直体弱,此番舟车劳顿,更加支撑不住,病倒后入住北平西山疗养院。出院后定居什刹海,已是1934年。

因为那时的上海艺术家,多流行长头发、黑西服、大红领结,以效仿法国派头为时髦乐事。艺术家还必须得善交际,会活动,才吃得开。司徒乔的素朴与这种流行风尚不免格格不入。我却推崇他的实践态度,以为难得可贵。在我看来,文学与绘画是同样需要这种素朴诚实,不装模作样,不自外于普通人的生活,才能取得应有进展的。我对司徒乔已不仅是喜欢,而是十分钦佩了。

贡忱另藏有明万历间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三十年代其子季真留美时,将是书与潍县高氏上陶室砖瓦拓片若干种售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末有贡忱题记云:

王寀廷,原名贡忧,字拱底,号眉孙,又号丑石,后以字行。桓台人。光绪癸卯科进士,丁未会考,用为知县,分发广东。民国初田中玉主鲁,任山东省副参议长。开设逢源阁书店,以王懋卿为经理。家富藏书,且多善本,尤重乡邦文献。于古籍碑刻,书画鼎彝收藏颇伙。主修过《重修新城县志》。其藏书之室名曰“止适斋”。1949年后,他将平生所藏悉数捐献给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沈从文在1980年写下《我所见到的司徒乔先生》(以下简称沈文),述说了自己和司徒乔一生的交往。沈文写作时全凭记忆,据冯伊湄1978年出版的《司徒乔:未完成的画》以及2011年增订版(以下简称冯著),沈文误记实在太多,试作此文订正。

一九三三年我从青岛大学到北京工作,又有机会见到了司徒乔先生。当时他住在什刹海冰窖胡同,已经结婚。经过社会的大动荡,重又相见,彼此感觉格外亲热。谈话间自然要欣赏他的新作。生活虽从无安定,他的画却已愈见成熟。不久他就主动提出要为我画张像,留个纪念,约好在北海仿膳一个角落作画。到时他果然带了画具赴约,一连三个半天,他极认真地为我画了张二尺来高半身肖像。是粉彩画。朋友们都说画得好,不仅画得极象,且十分传神。他自己也相当满意,且说,此生为泰戈尔画过像,为周氏兄弟画过像,都感到满意,此像为第四回满意之作。他的热情令我感动,这幅肖像成为一件纪念品,好好保存在我的身边。

1930年代两人的通信,自然会写及王际可。从沈从文给王际真的信中可知:沈从文与王际可书信往还;王际可也曾接济沈从文。

1930年暑假,沈从文放弃了上海中国公学的教职,打算到新成立的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是年8月17日,沈从文在致胡适的信中说:“中公的课程我想不担任了,我过青大去。理由是中公方面我总觉得没有东西可教,预备也不行,恐怕泼汤,至于青大,则初初开学,我胡涂也容易混得去,所以拿了他们的路费,预备月底动身。”然而,沈从文赴青大执教未果,是因为中原大战爆发的缘故。8月20日,沈从文在给王际真的信函中说:“中国之内战又过济南向北而进,天津北平之间火车也不通,天之戾将于人,固亦近于自然矣。”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大战,战火燃烧到山东,交通不便,沈从文没有到青大执教。在胡适和徐志摩的推荐下,到了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课程,此时,陈西滢担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沈从文在武汉大学只执教了这一个学期。1931年春,因为沈从文营救丁玲,错过了武汉大学的开学时间,这个学期未到校。

司徒乔仍然素朴,两年的社会历练,创作了不少作品。画家循例是要举办画展的,这个名为“乔小画室春季展览会”的展销,鲁迅写了序言《看司徒乔君的画》,1928年3月14日写就,发表于《语丝》第四卷第十四期(4月2日),后收入《三闲集》。

司徒乔先生经历了无数挫折,到了可以好好为他热爱的祖国人民作画的新社会,却过早地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为我画的肖像,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失去了!永远不会失去的,将是许多崇敬喜爱他的人对他的记忆!他的工作态度既曾经影响到我的工作,也还必将为更多的人所学习。他在世时从没有过什么得意处,也没有赫赫显要的名声,但他虽死犹生。他给我的最初印象至今还不曾淡漠,永远不会淡漠的!

王氏售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明万历间刻本《金刚经》、潍县高氏上陶室砖瓦拓片,想来可以在美国查阅到。

王际真早年毕业于留美预备学堂,1922年赴美留学,先后在威斯康辛及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及新闻学,获学士学位。王际真曾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MuseumofArt)东方部职员,后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长期在哥大任教,成为中国文学翻译的先驱。

沈从文的朋友圈以穷学生居多。他提到的几个朋友,焦菊隐出身显赫(曾祖父焦佑瀛),然父辈时家境已趋困顿;董景天(董秋斯)也是农家子弟,虽担任燕大学生会主席,按当时惯例还兼任了校长室秘书,但能给予沈从文的优待,也仅限于让他留宿在校长室的地板上。沈先生晚年回忆,为了帮他买一双新鞋,董景天还当掉了自己的西装。

一九八○年

——沈从文在武汉大学致王际真(1930年于武昌)

昨托王际可先生便致一缄,想尘清鉴。《艺周》深盼先生能赐一大着,以光篇幅。如于二月中此间即可得尊作,载一专刊,殊感幸也。此间所谓艺术,范围极宽,就贵馆甆、铜各器作一文章,亦复佳士!专此,并候安吉。

潘家园书摊得遇《从文自传》,自开明书店1938年初次发行后,此书多次再版,又有中央书店的版本。此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的一印一刷,首印虽高达一万册,但沈先生名气大,书又写得好看,三十多年过去,品相完美的也少见了。网上标价多在八十至一百五十元,摊主开价一百元,收入囊中,回家发现扉页题签“赠司徒双侄 沈从文 八二年八月”。

当时的燕京大学校址在盔甲厂。一次,在董景天的宿舍里我见到了司徒乔。他穿件蓝卡机布旧风衣,随随便便的,衣襟上留着些油画色彩染上的斑斑点点,样子和塞拉西皇帝有些相通处。这种素朴与当时燕京的环境可不大协调,因为洋大学生是多半穿着洋服的。若习文学,有的还经常把一只手插在大衣襟缝中作成拜伦诗人神气。还有更可笑处,就是只预备写诗,已印好了加有边款诗稿信笺的这种诗人。我被邀请到他的宿舍去看画。房中墙上,桌上,这里,那里,到处是画,是他的素描速写。我没受过西洋画训练,不敢妄加评论。静物写生,我没有兴趣,却十分注意他的人物速写。那些实实在在、平凡、普通、底层百姓的形象,与我记忆中活跃着的家乡人民有些相象又有些不同,但我感到亲切,感到特别大的兴趣,因为他所画的正是我想写的旧社会中所谓极平常的下等人。第一次见面,司徒乔给我的印象就极好。我喜欢他为人素朴,我还喜欢他墙上桌上的那些画。

1933年,沈从文辞去青岛山大的教职,在杨振声的邀请下,开始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这次回到北平后,他和司徒乔重逢,“感觉格外亲切”。司徒乔为泰戈尔画过像,为周氏兄弟画过像,也为沈从文画了一幅像。这幅肖像成为一件纪念品,是两人友情的见证,沈从文在动荡的时代时时带在身边。

收信人王献唐

迅翁谈的是交往,而沈从文避开画的艺术性,谈的是自己熟悉的世情。比如当时的中国充斥着假艺术家,“这类人各据了相当地盘,互相呼应,互相叫好,热情装饰在嘴上,俨然作着大得了不得的文化运动”;而司徒君,“他忘了社会对他的压迫,却看到比自己更被不公平待遇的群众;他不用笔写自己的苦闷,他的同情的心却向着被经济变动时代蹂躏着的无产者”。

芦沟桥事变后,清华、北大、南开组成西南联大,在昆明集中。司徒乔先生为我画的肖像随同我到了昆明,整整八年,抗战胜利后,我随北大迁回北京,仍旧带着这幅十分珍贵的画像。听说司徒乔先生也回到了北京,在西郊卧佛寺附近买了所小小的画室。我和家中人去拜访他,见到了相隔十多年的老友和他这段时期的许多作品。给我印象最深处,是他还始终保持着原来的素朴、勤恳的工作态度。他不声不响的,十分严肃的把自己当成人民中的一员去接近群众,去描绘现实生活中被压迫的底层人物,代他们向那个旧社会提出无言的控诉。他依旧保留着他的诚实和素朴。这诚实,这素朴,却是多年来一直为我所钦佩和赞赏的。而在同时艺术家中,却近于希有少见的品质。

王际真、王际可兄弟

沈从文写给王献唐的这封信,看信封上的这几个字,很容易想到此函是武汉大学执教时期。

沈文说“不久,一九二四年大革命爆发,燕京中熟人不少参加革命去了武汉、广州”,这个年份也属误记。被称作“最早欣赏我的好友之一”的董景天,1926年才毕业,年底南下参加北伐;司徒乔原为岭南大学“白十字架团”的成员,得以入读燕京,是受到岭南大学教会、广州基督教会和青年会层层推荐,自然不能轻易辍学,他同为1926年毕业,后滞留北平,直到次年2月才通过同班同学、共产党员张采真的介绍,前往武汉任鲍罗廷办公室艺术干事,沈先生所指年份应为1926年或1927年。

一种了解,一种认识,从了解与认识中产生出一点儿真实同情,从了解与认识中得到一点儿愉快,这在他,是已算很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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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封推断写信时间

上海、武汉、青岛,沈从文浪迹了一圈,又回到了北平,他住在府右街达子营,离司徒乔寓所很近。司徒乔已成婚两年,妻子是法国留学时结识的冯伊湄,毕业于复旦文学系。经过社会大动荡重又相见,彼此格外亲热。

我初次见司徒乔先生,是在半个世纪以前。记得约在一九二三年,我刚到北京的第二年,带着我的那份乡下人模样和一份求知的欲望,和燕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开始了交往。最熟的是董景天,可说是最早欣赏我的好友之一人。常见的还有张采真、焦菊隐、顾千里、刘潜初、韦丛芜、刘廷蔚等等。

收信人王献唐

1933年,沈从文辞去青岛山大的教职,在杨振声的邀请下,开始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这次回到北平后,他和司徒乔重逢,“感觉格外亲切”。司徒乔为泰戈尔画过像,为周氏兄弟画过像,也为沈从文画了一幅像。这幅肖像成为一件纪念品,是两人友情的见证,沈从文在动荡的时代时时带在身边。

1927年7月,武汉变色,司徒乔逃亡上海;次年沈从文也南下,两人重聚。虽然还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但彼此已经历过太多的生死。沈从文的另一拨朋友,因表弟黄村生而结识的国立北京农大的学生,都是湖南同乡,当年还有过雪后天晴,和郁达夫在罗道庄吃“苗乡山城的鹌鹑和胡葱酸菜,新化的菌子油,汉寿石门的风鸡风鱼”的经历。这八位朋友毕业时正值北伐成功,其中六个人都成了县农会主席,过了一阵兴奋热闹的日子,“马日事变”倏然而来,都成了刀下亡魂。

不久,一九二四年大革命爆发,燕京中熟人不少参加革命去了武汉、广州。我却仍在北京过那种不易生活的职业作家的生活。他们来信邀我去武汉,我当时工作刚刚打下基础,以为去上海或许更合适一些。到一九二八、二九年间,因国共破裂,武汉局势动荡极大,不少熟人没有在这种白色大恐怖中牺牲的,多陆续来到上海聚合了。在重聚的人中,除董景天、张采真等,还有司徒乔。这位年青的画家,仍然是那个素朴的样子,他为我们带回了不少作品。对他的人和画,一九二八年我在《司徒乔君吃的亏》一文中曾写道:此时的中国,各样的艺术,莫不是充满了权势,虚伪,投机取巧的种种成分,哪里容得下所谓诚实?在一种无望无助中,他把每一个日子都耗费到为长于应世的高明人所不为的实际努力下了。没有颜料则用油去剥洗锡管中剩余红绿,没有画布则想法子用所有可当的衣物去换取,仍然作成了许多很好的作品,这傻处是我想介绍给大家知道的。我们若相信一个好的时代会快来,要这时代迈开脚步走近我们,在艺术上就似乎还需要许多这样傻子,才配合得上时代需要!

王献唐

按照沈从文对《艺术周刊》的设想,一面将系统地介绍些外国作品与作家思想生活,一面将系统地介绍些中国的东西。在发刊词中,沈从文透露,艺术周刊广泛地向各位专家约稿:

当年上海的“艺术家”,多流行长发、黑西服、大红领结,以效仿法国派头为时髦,还必须会活动善交际才吃得开,沈从文眼中,司徒君的素朴是与这种风尚格格不入的。派头不用耍,技法还是要学的,司徒乔年底去了法国留学,后又去了纽约,1931年回到广州母校授课。据沈文记载,两人再次晤面已是1933年。

1928年王际真从美国归来,回山东老家,路过上海。徐志摩介绍沈从文认识王际真。此后,两人频繁通信。信里包括对日常生活的叙述,青春的苦恼,对人生的见解,对字画艺术的探讨。最重要的一封信,沈从文将徐志摩乘坐飞机在济南不幸遇难的噩耗告诉王际真。沈从文于1930年左右得到王际真的接济。

——沈从文在武汉大学致王际真

前排左一司徒乔、后排左三冼星海、后排右二冯伊湄(1936年沙飞摄于上海)

青岛书法家孟庆泰先生给出信函释文后,信函的写作时间可以判定。先来看一下信函释文:

如容希白先生对于铜器花纹,徐中舒对于古陶器,郑振铎对于明清木刻画,梁思成、林徽音对于中国古建筑,郑颖孙对于音乐与园林布置,林宰平、卓君庸对于草字,邓叔存、凌叔华、杨振声对于古画,贺昌群对于汉唐壁画,罗睺对于希腊艺术,以及向觉明、王庸、刘直之、秦宣夫诸先生的文章,到时图片与文章的安排,若超过了篇幅还很费事。

1933年9月9日,沈张夫妇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举行婚礼。请客约六十人,大都是北方几个大学和文艺界的朋友。恭逢盛会的名单未见记载,司徒乔如果客居北京,是很可能参加的,这离他北京的住所——什刹海冰窖胡同很近。地方也不陌生,1926年正是在这儿,他举办了首次个展,也是这次,《五个警察一个〇》和《馒头店门前》两幅,被鲁迅溢价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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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沈从文在燕京大学认识了司徒乔。沈从文在回忆司徒乔的文章中说:“我刚到北京的第二年,带着我的那份乡下人模样和一份求知的欲望,和燕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开始了交往。最熟的是董景天,可说是最早欣赏我的好友之一人。当时的燕京大学校址在盔甲厂。一次,在董景天的宿舍里我见到了司徒乔。”沈从文到司徒乔的宿舍参观,看到司徒乔画的人物速写,非常赞赏:“那些实实在在、平凡、普通、底层百姓的形象,与我记忆中活跃着的家乡人民有些相象又有些不同,但我感到亲切,感到特别大的兴趣。”为人素朴的司徒乔和沈从文成了极好的朋友。

1952年,在首都召开了“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司徒乔奉命作画。这是个极为浩大的工程,七十五个国家的一百二十五名和平战士形象都要纳入,而且他们的位置、动作及相互关系,既要讲究艺术特点,也要符合政治的要求,比如黑人与白人在亲密交谈,白发苍苍的美国老妈妈与朝鲜女演员紧紧拥抱,法国代表与越南女游击队员挽手并行,印度与巴基斯坦代表把花环挂到对方胸前。中央也极其重视这幅巨作,司徒乔需要参考图片,新华社立即放大送来;弄不清的政治概念和文艺理论,他可以径直去找周扬和郭沫若释疑。1956年,司徒乔倾注四年心血完成了宣纸稿与颜色设计稿,画面中的人物神采飞扬,一派热烈祥和的景象。

抗战初期,日寇紧逼济南,王献唐抢先将山东省立图书馆的重要文物和古籍善本装箱,由屈万里押运至曲阜。王献唐出资尽力,载书播迁,辗转运往抗日大后方四川,妥善保管。为转运、典守齐鲁文物,王献唐和屈万里冒着生命危险。他们肩负起“为中华民族续命”的责任,为齐鲁文化的传承做出贡献,彪炳史册。

——沈从文致王际真1931年于上海

司徒双是谁?网搜时代毫不费劲,她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的老教师,拥有巴黎大学艺术史博士学位,虽然1995年已退休,近年来仍举办“欧洲美术传世经典赏析”讲座。沈从文不谙外语,不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杨宪益任《中国文学》主编,受“企鹅丛书”启发出版“熊猫丛书”,有沈先生著作的法文版收录。司徒双是不是藉此结缘?那倒不是,她得以拜访沈先生,且被称为“侄”,源于她的父亲司徒乔。

在这种背景下,沈从文执笔写信,向王献唐约稿,“就贵馆瓷、铜各器作一文章,亦復佳士(事)”。信函时间当在1934年10月7日《大公报·艺术周刊》创刊后,从信中“如於二月中”之句推断,写信日期可能在1935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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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当时也有了声望,能用手中的笔为老朋友助威。他为此写了几篇文章,比如《司徒乔君吃的亏》,还有一篇《看了司徒乔的画》,署名“甲辰”,发表在香港杂志《伴侣》第七期,后被卢玮銮(小思)、袁良骏发掘。题名与迅翁文章几近相同,估计是早于此文写就,否则以沈氏的傲气,不会用这个题目。

司徒乔擅长油画和水彩画,被誉为中国现代艺坛上的先锋之一。抗战期间,司徒乔远走边疆,采风问俗,描写实景,他的战灾写生和巨幅油画《国殇》有“一股爱护国家民族的洪流,同情人类的爱力”。

1929年8月2日,王献唐出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他着意搜集文物、典籍,扩充馆藏,使山东省图书馆成为当时全国收藏文物典籍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1930年,考古学家吴金鼎赴山东,发现了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邀王献唐同去勘查。之后,他与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人共同领导遗址的发掘工作,并成立山东古迹研究会,对山东其他遗址进行了普查和小型发掘,为山东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王献唐致力于山东文献的整理,文物古籍的保护,堪称齐鲁文脉的守望者。

据沈文,“抗战胜利后,我随北大迁回北京,听说司徒乔先生也回到了北京,在西郊卧佛寺附近买了所小小的画室,我和家中人去拜访他”,此处完全误记。冯著非常详尽,写明了司徒乔前后三次定居北京的时间。且司徒乔1946年1月才离开重庆南下广州,又途经桂湘鄂豫四省,当年6月受南京“善后救济总署”的邀请,为“联合国远东救济会议”布置画展。此后,因肺病加重前往美国治病,再度归来,已是1950年10月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两人的重逢,应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

据王献唐《五灯精舍日记》1935年1月19日载:“王际可来,带沈从文一函,嘱余为《大公报·艺术周刊》撰文,附《周刊》一卷”;20日载:“又接司徒乔及沈从文一函,求为《艺术周刊》撰文,即复。”沈从文、司徒乔的这封信,是王献唐于1935年1月20日收到的。

这是沈从文和司徒乔发给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的约稿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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