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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刘扬忠先生澳门新葡萄京娱乐app:,但随着文化积累日渐深厚

5月21日中午,答辩结束打开微信,赫然都是赵昌平先生猝逝的噩耗。

我认识傅璇琮先生,是从读他的大作《唐代诗人丛考》开始。在这本书里,他考索了部分大历诗人的行踪,同时引出了大历诗风。读着这本书,我心生仰慕,希望能结识傅先生。其时,我刚写完《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便斗胆将手稿寄给他,征求他的意见,并请他作序。不久,他读完手稿,不仅写了序言,而且给了许多鼓励,从此,我坚定了继续研究士人心态的信心。1997年,我得了一种罕见的疾病重症肌无力。这种病,能治好的极少。相继在几个医院治了几个月,不仅毫无进展,而且发展到无法进食,无法喝水,全靠输液维持生命,只好转到北京医院治疗。其时,我女儿女婿远在深圳工作,一时回不来。多病的妻子不离不弃,便到北京医院护理我。博士生张峰屹君,知我病重,也到北京医院照顾我。另一学生左东岭君,那时正在首都师范大学工作,每每讲完课就骑自行车从城西到东城的北京医院看我,满头大汗,喘着气。我实在于心不忍,一病给学生和亲人带来这么多麻烦!最难忘的是傅旋琮先生,他每隔几天就来医院一次。他腿脚不好,行走不便,而每次来,都是坐公交车,从丰台到北京医院,中间还要转车,困难可想而知。他每次来,都给我带来新杂志,跟我谈论学术界的一些情况。有一次,我见他挤公交车实在不容易,请峰屹送他出医院时,叫一辆出租车送他回去。在医院门口,峰屹叫来出租车,但是他坚决不坐,还是乘公交车走了。多年交往,我知他为人实在,他来看我,是出于真诚的关怀,而非出于礼节。平日交往,书信往来,也都有一说一,互相尊重,互相信任。1990年年初,他编集了部分唐诗论文,书名未定。那时我正在上海,与复旦大学的陈允吉教授提及此事。允吉教授说:“书名叫《唐诗论学丛稿》似较好。”后来我把这意见告诉傅先生,他接受了。与傅先生交往,无话不谈。关于学术问题,他总能提出许多好意见,让我感到非常受益。学术路上同行,平生风义兼师友。在艰难的学术之旅中,有傅先生同行,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而傅先生也帮助我,提携我,视我为知己。在1992年7月11日给我的信中,他写下了如下一段话:“对允吉兄的学识与人品,几年来一直倾倒。私意以为少数可深交者之一。因此前几年在结成论文集时,只请兄与允吉兄作序。北罗南陈,是可以托死生的知交。这是弟与内人常讲的话。”今日重读傅先生的信,悲从中来。知音已逝,留下无尽的思念。

1979年,叶嘉莹从北京至天津,南开大学诸教师在车站迎接。资料图片日前,在《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讲起自己的一次经历:几年前的上海书展与40年前相比,如今的中国人有了更多获取知识、了解信息的渠道,但随着文化积累日渐深厚,作为读者、听者的大众正在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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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兄走了?怎么可能?很想冷静一下, “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在回家的公车上,意识中只有哀伤和回忆。与昌平兄交往的一幕一幕在眼前浮动,隔开了炎热、嘈杂的世界。

文学研究;叶嘉莹;文学遗产;学者;学术

2016年1月23日,着名文史学家、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因病逝世。本报特约三位学者撰文,以寄哀思。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唐代文学卷

中年伤于哀乐,诚知人所不免。几年来,哭刘扬忠先生,哭李伊白,送胡小伟,送杨镰,都不止作数日恶。昌平兄的逝去,更让我痛感一代学人的凋落。

日前,在《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讲起自己的一次经历:几年前的上海书展,她应邀以《古典诗词的文化意蕴》为题进行讲座。虽然讲座题目中正温和,但热情、懂行的读者早早就领光了入场券,还有几位没抢到票的上海亲戚向她诉苦。讲座现场,听众坐得满满当当,不少是弄堂里的阿公阿婆,年轻人大多也是普通市民,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今天——1月23日是上海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这寒冷之于我,不仅由于气温骤降到了十数年来沪上少见的零下六度,更因为彻骨的北风,同时吹送来一个钻心的噩耗——下午,傅璇琮先生在京仙逝!

目录

按学术的代际说,赵昌平先生要高我一辈。对他这一辈的学者,我都是称老师的,像陶文鹏先生、刘扬忠先生、葛晓音先生。独有昌平先生,向来以兄称之。这与尊重程度无关,只是出于一种亲近感。

与40年前相比,如今的中国人有了更多获取知识、了解信息的渠道,但随着文化积累日渐深厚,作为读者、听者的大众正在走向成熟,纯正的学术、高雅的文化越来越有市场。同时走向成熟的,还有学人与学术。40年来,既有学人埋首书斋,抽丝剥茧,揭示那些千百年传诵不绝的古诗文、戏曲、小说的魅力,也有学人担起文化传播的重任,让诗、骚、李、杜、韩、柳、欧、苏成为联通古人与今人的精神纽带,成为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文化家园。

从1986年初识先生起,直至现今,我对先生一直执弟子礼,去信时,总以“学生”“生”自署——我虽然从未师从过先生,然而从踏上唐诗学研究之途的第一天起,我已自承为先生的私淑弟子。如果问我,除大学与研究生时期的恩师林庚先生、施蛰存先生外,对我学术生涯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我必毫不犹豫地回答:两本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的两本唐诗学论着,一本是马茂元先生的《晚照楼论文集》,另一本就是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两书均足见通识,而前者启我以如何从诗歌文本的语言组织中去领悟唐诗的魅力,梳理唐诗的轨迹;后者则更教会了我,这种领悟梳理必须尚实求新,充分重视从文化学角度对诗人、诗人群行事交往的考订,并从中把握诗史的演进趋势和形态。可以说,后来风行的唐诗研究的许多方法,如唐诗的历史学研究、文化学研究、地域诗人研究、中小诗人研究等等,在先生这部着作中都已开其法门;所不同的只是,先生从不孤立地运用这些方法,而总是以诗、诗人、诗史为本位,将各种方法综合于一体,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诗学研究风格。这一特点也贯穿于他嗣后一系列论着中,而成为后学的楷法。

通说

现已记不清与昌平兄相交始于何时,只记得读硕士时就给他写信,对他建构式的诗史研究表示钦佩,并请教大历诗研究的问题。那时我正研究戴叔伦诗,从此通信络绎。他是喜欢写长信的学者,经常几页信笺写得满满,细述自己的想法。

1.回归舞台,延续学术薪火

关于先生的学识与学理,论着已多,傅明善先生的《傅璇琮学术评传》更作了全面的梳理,故无须赘论。我只想说一下自己当初读《丛考》时的感受。用“震撼”来形容肯定不为过分,上述研究路向所显示的大气局,使我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浅薄,也因此预感到,我所选择的这条道路将会尤其艰辛。《丛考》是如此地吸引着我,以至如同读一部精彩的长篇小说一般,仅用三四天时间就读了第一遍;接着又特意买来了一套色笔,开始读二遍、三遍,同时划上了五颜六色的种种记号与批语,以至一个多月下来,新书读成了旧书,封面、书脊都破损了。而研读的第一个成果,就是我的硕士论文《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质的提升。当时圈内人都能看出这篇为我在唐诗学界打开局面的文章,除了明显有林庚师、蛰存师、茂元师的影响外,就其架构而言,大多得益于璇琮师《丛考》的思理与方法。不仅如此,我后来的研究,包括近十多年来对“诗学—文章学”体系的理论建构,就其核心——对“文章”自足性与开放性的认识而言,也当归源于《丛考》的启示。

王水照: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

初次见面可能是1988年的唐代文学会,但已没什么印象。比较清晰的记忆始于1992年厦门唐代文学会。他招呼贾晋华、陈尚君、张宏生和我去他房间聊天,留下几张合影,最近整理照片恰好找出。在那次会议上,他介绍我和浸会学院中文系主任陈国球教授认识,后来我们一起出席1995年陈国球教授主办的 “中国文学史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

曾经,古代文学被视作学术的禁区,少人问及。改革开放,禁锢破除,《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杂志陆续复刊、创刊,《全宋诗》《全元戏曲》《古本小说丛刊》等大型古代文学典籍启动编纂,《唐诗鉴赏辞典》《唐宋词鉴赏辞典》等普及读物风靡一时,古代文学又回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古代文学研究又堂堂正正登上了学术舞台。

先生对于我的启迪,不仅是学问上的,更有人格上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应当说是国内众多学会中风气与成果都可称出色的一家。这自然得归功于历任会长的表率作用与尽职尽心,而璇琮师更是诸会长中尤具亲和力与组织能力而威望尤着的一位。以至不仅在他年届七十时,会员们集体挽留他续任一届,而且在他谦谦之风的影响下,后一任会长的产生更顺利到互相谦让的境地,因为高标在前,景行垂范。

王运熙:释《河岳英灵集序》论盛唐诗歌

也是在1992年,我的博士论文《大历诗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翌年 《戴叔伦诗集校注》相继问世。后者是我硕士论文的附录,在读博士时就寄给昌平兄,他回信说经编辑审读可用。可后来并不顺利,几次讨论裁减项目都险被汰除,是他力主保留,最终才得以出版的。多年后闲谈中,提到这段往事,令我感铭不已。

1979年,在海外漂泊了30年的学者叶嘉莹,回国到南开大学讲学。“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临歧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这首绝句是她对当时授课情景的记述。白天讲汉魏南北朝诗,晚上讲唐宋词,让如饥似渴的学子眼界大开。南开大学中文系“77级”本科生、如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当年就是其中的一员。

与我相先后这一辈唐诗学人,直至现今会长、副会长的这一群,每个人都能说出多个先生对自己奖掖有加的故事;而看一下先生的诸多题跋,更可以感到,对比我们更晚一辈的唐诗学人,他也总是有求必应。我是1986第一次参加学会双年国际研讨会的,说是初出茅庐还有点勉强,然而会前先生让我作大会发言。“我不行。”我说。“讲讲吧,没事的。”先生笑说。记得以后二三届年会,已任会长的先生总安排我大会发言,位次还相当显着。直至我在唐诗学界算是站稳了脚跟,才换其他更年轻的学者。从八十年代起约二十年的时间里,我能在繁忙的编务之余,长夜笔耕,坚持唐诗学研究,璇琮师的奖掖可说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有一次,我就韦应物行事中的某一细节与先生笔谈讨论,自忖是姑妄言之,焉知先生不仅肯定了我的意见,而且说以后有机会修订,必说明是我的见解。尽管我再三说不可,然而在《唐才子传笺证》出版时,先生真的郑重其事地在修订稿这一节上加上了备注,说明是吸取了赵昌平同志的意见。这对于那些“安心”在学生论着上署名为第一作者的“导师”来说,无异于一种针砭。我任总编辑后,先生屡次对我说,你不能再自署“学生”了,上古社总编怎能是中华总编的“学生”?我自然不能改称,先生没法,只能笑说,随你吧,只能私下说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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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程千帆先生将 《大历诗风》推荐给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嘱我可请傅璇琮先生作序。我知道傅先生极忙,不忍心打扰他;同时觉得昌平兄对大历诗歌见地独深,且与我的结论不尽相同,请他作序可阐述他的看法,使读者有所参酌,便驰书相请,结果昌平兄极逊谢不可。我心目中只有他最适合为拙著作序,他既然辞谢,我就没有再请别人。后来我所有的著作也都没有再请人作序。

“改革开放伊始,从海外归来的叶嘉莹先生借鉴国外文艺理论,细腻地分析传统文学艺术特色;在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把研究重点集中到‘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这一主题上。”刘跃进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古代文学研究刚刚摆脱机械僵化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束缚,艺术分析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叶嘉莹、袁行霈等中年学者的著述,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注入了一股清泉,“1980年,同样正当盛年的傅璇琮出版了《唐代诗人丛考》,又让很多青年人看到传统学问的魅力所在。”

先生的私淑弟子或得其沾溉者,有不少后来都成为业绩斐然的着名学者,如陈尚君、戴伟华、吴在庆、胡可先等等;然而先生每组织一种重大的学术课题时,他们都会主动放下自己的项目,悉心投入。原因自然在于先生向来的呵护与奖掖。这也是先生任会长期间,能相继组织完成《唐才子传笺证》《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大型基础性研究工程的重要保证。当然,这些项目与先生的示范作用也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数十年来始终保持着尚实求新的学风,而不随波逐流或固步自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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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与昌平兄认识已三十多年,通常这么久的交往都会让我们看到别人的某方面缺陷或不足,但在昌平兄身上我看不到,尊敬有增无减。上世纪80年代初,传统学术刚恢复,昌平兄独辟蹊径,探索一条建构式的诗史研究路径。他发表在 《中国社会科学》的论文《“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建构了从王维到大历诗人之间清雅诗风承传的一段诗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我也深受启发。昌平兄所从事的诗史建构工作,改变了我们对诗史过程和事实的认知,是诗史的新发现。

中年学者硕果频出,老一辈学者也打开书箧,潜心整理旧稿,奋力撰著新作,争分夺秒弥补学术年华。1979年,84岁的复旦大学教授朱东润撰写的《梅尧臣传》出版,此后直至1988年去世,他又出版了《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等多部著作。1980年,67岁的南京大学教授程千帆撰写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出版,此时距离他最初动笔写作此书,已过去了30多年。1982年,85岁的扬州师范学院教授任半塘出版了《唐声诗》;1984年,83岁的杭州大学教授姜亮夫出版了《楚辞通故》;1987年,83岁的四川大学教授缪钺与叶嘉莹合作的《灵谿词说》问世……

据天气预报,明天,不,应说今晨,沪上的气温继续下降,或至零下八度;然而忆念竟在钻心的痛楚中伴随有一缕暖意,提醒着我应当在自己的余生,尽力完成先生一直关心着的我的一部书稿。因以挽联一副,敬奠于先生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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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90年代,理论热、方法热笼罩学界,许多论著以标榜新方法为职志。海外学者的著作也格外引人注目,盲目崇拜的固多,狭隘排斥者也不少。昌平兄则能有所取舍,择善而从,曾以美国学者高友工、梅祖麟的研究为例,撰 《意兴、意像、意脉——兼论唐诗研究中现代语言学批评的得失》一文,评论其唐诗批评的得失,显出包容开放而又不诡不随的学者本色。事实上,以昌平兄对唐诗史乃至文学史的认识,看当时那些宏观叙事或所谓新理论、新方法,不用说会觉得花哨而肤浅,鲜有理论和方法的效用。记得他曾写过一篇《唐诗演进规律性刍议——“线点面综合效应开放性演进”构想》,发表在 《文学遗产》上,我问他怎么和以往写论文的风格大异,他不无顽皮地笑道: “我就是要给那些人看看,这种东西算什么?我们不玩,不是玩不了。我这篇文章,就是玩一下给他们看看!”但平心而论,这仍是很有价值的一篇大文,对诗史的认知方式提出了透彻的见解,虽然在他本人只是随手戏仿之作。

老一辈学者再回学术现场,他们不仅专心著述,也走上讲台,倾囊相授,延续学术的薪火。他们的弟子很快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

长河星坠,朔北惊传蒿里曲

陈尚君:八十年来的唐诗辑佚及其文学史意义

从厦门会议后,我们就熟悉起来。尽管暌多晤少,但每见面都很亲切。吃饭时要么他招呼我去坐他边上,或他看到我坐哪里,过来一起喝杯啤酒。饭后往往招我去他房间闲聊。和他聊天,从来不涉及人事是非,甚至学界八卦,所谈不离学问二字,间及生活情趣。

“‘改革’的氛围,让我们敢想、敢说、敢写,以发自肺腑的文字解读悠长的古代文学历史。‘开放’的语境,让我们能想、能说、能写,以炯朗清澈的目光审视古往今来的文学文化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英德是启功先生招收的第一位博士,“这40年来,经过我们的老师、我们和我们的学生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广莫风寒,东南犹仰赤城标

文体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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