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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中尤以《诗经》《楚辞》研究为主要领域,陈子展研究《诗经》的时间

原标题:刚留校时,陈子展先生指导我阅读《诗经》

早年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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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展,名炳坤,字子展,1898年4月14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早年毕业于长沙县立师范学校,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曾在东南大学教育系进修。1927年,因与共产党人士来往密切,遭反动派通缉,从长沙逃到上海,入上海南国艺术学院任教授。1932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始兼职,后为专职,并兼任中文系主任,1950年后一直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代表着作有《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讲话》《唐宋文学史》《诗经直解》《楚辞直解》等。1990年4月8日因病去世,终年92岁。生前曾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经学会顾问、中国屈原学会顾问、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原标题:纪念我的导师:“楚狂老人”陈子展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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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出生在湖南长沙县青峰山村一户农民家庭,幼年就读于私塾,后入长沙县立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学教师。五四运动后,陈先生在东南大学教育系进修两年,后来因病辍学,回到湖南,寄住在长沙船山学社与湖南自修大学。此后,相继在湖南多所中学及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在湖南一师,他结识了一批共产党人,如李维汉、李达、何叔衡、谢觉哉、徐特立、毛泽东等。我听他说起过,他曾跟毛泽东一块儿踢过足球,毛泽东踢前锋,他守门,其时毛泽东比他年长五岁。

一、复旦中文系的历史应从何时开始

诗骚直解堪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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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陈子展工作留影

1927年“马日事变”,他被卷进去了——作为“共党嫌疑分子”,遭到反动派通缉,长沙待不下去了,他逃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应田汉之邀,陈先生进入南国艺术学院任教授。1931年,陈先生旅居日本一年。1932年,他应谢六逸邀请,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开始是兼职教授,1937年起被聘为专职教授,同时兼任中文系主任。1950年院系合并,他卸任系主任一职,郭绍虞先生当了系主任。之后,陈先生便一直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八十年代曾由陈先生介绍,到北京拜访过廖沫沙先生,廖先生告诉我,他是陈先生的“三代学生”——小学、中学、大学,都是陈先生的学生,这大学,就是上海的南国艺术学院,他们师生之间有着深厚的情谊。

关于复旦中文系的历史,从前传下来一个说法,为大家一致肯定:我们这个学校是1905年创办的,就是清光绪三十一年,这个还算比较早的,当然比起北大、南大要迟一些。复旦大学的历史从1905年算起。那么谈到中文系的历史呢,有两个事情必须讲的,一个就是1917年,也就是民国六年,复旦设国文科,这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当时不叫中文,还叫国文,也没有讲“系”,而是讲“科”,设国文科。到校园里八号楼前,就可以看到一个邵力子的塑像,国文科的建立和邵力子有关。这个就在1917年,跟“十月革命”同一年份。到1925年,即8年以后,是民国14年了,设中文系。这两个记载从过去传下来,一直在同时并传:到1917年有了国文科;到1925年有了中文系。其实这两个年份,讲的是一个机构的事情。(复旦)中文系什么时候开设的呢?应该是1917年成立国文科的时候。但是在认识上有些分歧,有另一个说法:就是1925年设中文系。我们曾经采取过后面这样一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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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陈子展(右)与徐志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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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写作

这个说法表面上有些根据,中文系嘛,1917年时还不叫中文系,还叫国文科嘛,那么应该1925年算起。但是这个说法也有点问题,你从1925年设中文系算起,那前面8年国文科算不算中文系?你不能讲这个不是中文系。叫法有不同,那它还是中文系啊。就像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它经历过早期的红军,后来抗战时改成八路军、新四军,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实际上,南昌起义时,红军的名字都没有呢,叫国民革命军呢。不能因为名字的不一样,我们解放军的历史就只能从叫“解放军”开始,那个历史就很短啦。国文科与中文系实际上是同一个机构不同阶段的称呼,所以(复旦)中文系的起源,应该从1917年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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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我的导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展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了《陈子展文存》,将他在1949年前出版或发表的著述文字共计100余万字整理出版。作为他生前招收的唯一一名硕士研究生,整理、编选先生的著述成果固然是我义不容辞之任务,今天看到《陈子展文存》的重新集束面世,使世人得以再次领略先生的学术成果与学问文采,我的心情很是激动欣慰。

陈子展研究《诗经》的时间,前后相加超过50年

陈先生三十年代在大学教课,微薄的收入难以维持家庭的开支,他就开始写杂文,主要为了赚点稿费,补贴家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为了“骗饭吃”。陈先生的妻子过世后,曾又娶了一个,但时间不长,考虑到孩子关系,这段婚姻很快就结束了。他的孩子都是前妻所生,三个女儿,两个儿子。他的后半生,都由小儿子陪伴照顾。

除了它本身应该这样看以外,我们看看别的学校,比如南京大学,南大成立要比复旦要早一点,南大中文系也是从国文科算起的,从创设国文科开始,南京大学有了中文系。如果我们把国文科这段历史去掉,从1925年开始算,明明把自己的历史向后推迟了八年,这样显然不合适。所以我今天谈系史呢,就先把这个强调一下,我们的系史应该从复旦设国文科,即1917年算起,不能因为“中文系”的名称,就把它向后推迟八年,这个不正确。我们有一段时期用了这个说法,应该把它改过来。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陈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可以说包括了近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史研究和《诗经》《楚辞》研究,而其中尤以《诗经》《楚辞》研究为主要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他创获丰硕、成就卓着,蜚声海内外。

陈子展先生原名炳堃,子展是他的字。1898年4月 14日,他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青峰山村一户农民家庭,幼年就读于私塾,后入长沙县立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学教师。五四运动后,陈先生曾在湖南多所中学及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因为在湖南长沙多年,使他有机会结识了一批共产党人,如李维汉、李达、何叔衡、谢觉哉等。我曾听他说起过,他曾跟毛泽东一起踢过足球,毛泽东踢前锋,他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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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的杂文大多短小精悍、刺中时弊,辞锋之犀利、讽刺之辛辣、识见之广博,在当时文坛堪称翘楚。这些杂文发表时,多以楚狂、楚狂老人、湖南牛、大牛等笔名行世。他笔名中的这个“牛”字,很能体现湖南人的个性:脾气有点倔。现代文学史家唐弢先生在《申报·自由谈》合订本“序”中曾写道:如要写现代文学史,从《新青年》开始提倡的杂感文,不能不写;如要论述《新青年》后杂感文的发展,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不能不写,它对杂文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陈子展先生正是这个报纸副刊的经常撰稿人。陈先生在《申报 自由谈》发表的杂文数量,堪与鲁迅比肩。

二、复旦大学中文系老一辈名师的特点

先看《楚辞》研究。陈先生的《楚辞》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他已年逾花甲,一千多年来蒙在楚辞研究领域的层层迷雾,促使他下决心要作一番爬梳剔抉的工作,努力还世人一个近真的《楚辞》原本面目。为此,他翻遍了历代的《楚辞》注本,认真系统地研读了马、恩和西方许多理论家关于人类历史及社会发展的论着,参考了大量的上古时代历史、文化、风俗、天文、地理、政治、军事等出土文物资料和历代文献,其目的在于还屈原与《楚辞》的历史真面目,同时对历来的楚辞研究诸说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1927年“马日事变”,陈先生遭反动派通缉,不得不携家属逃往上海,幸应田汉之邀,陈先生入南国艺术学院任教授,开始了新生活。1932年,他应朋友力邀,开始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37年开始兼任中文系主任。1950年,他卸任系主任一职,之后便一直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直至1990年因病谢世。

抗战期间,陈子展(前排戴眼镜者)与重庆文艺界人士合影

学术研究

第二个问题,谈谈中文系老一辈名师的特点。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和南京大学比较一下会好谈一点。因为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是邻居,而且两个学校都是名校,但在一百多年的发展中走了不同的道路。南大有些老师很爱南大,说我们南大生不逢时,解放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民国的时候是中央大学,解放后要把中央大学的老师分散,分散到东南大学(按,今东南大学,原来叫南京工学院)等许多高校,很多老师就调到别的地方去了。解放以后,复旦大学是重点加强的,它是作为华东地区最重要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来加以扩大和建设的。有些南大的老师谈到这个问题时,讲话有点不无遗憾的味道。

尤其突出的是,陈先生在研究中有意识地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相结合,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多学科——历史、神话、考古、文化、地理、政治、军事、天文、动植物等相融合。在此基础上,他阐发了属于个人的独立研究和独到见解,其治学特点真正体现了自己所奉行的宗旨:不苟同,不苟异,不溢美,不溢恶,实事求是,无征不信。

陈先生早年因生活所迫,大部分时间从事杂文写作,借此获取稿费卖文为生。先生的杂文大多短小精悍、泼辣尖锐、刺中时弊,其辞锋之犀利、讽刺之辛辣、识见之广博,在当时文坛堪称翘楚。这些杂文发表时,多以“楚狂”“楚狂老人”“湖南牛”“大牛”等笔名行世。现代文学史家唐弢在《申报·自由谈》合订本“序”中曾写道:如要写现代文学史,从《新青年》开始提倡的杂感文,不能不写;如要论述《新青年》后杂感文的发展,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不能不写,它对杂文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陈子展先生正是这个报纸副刊的经常撰稿人,他的《蘧庐絮语》专栏当时很受读者欢迎。据《申报·自由谈》主编黎烈文说,这个副刊付给作者的稿酬,依据文章质量和社会影响而定,最高者是鲁迅和陈子展两位。林语堂办《人间世》,最欣赏两位作者——曹聚仁和陈子展,理由是:两位作者书读得特别多,写出的文章特别耐读,自然特别受读者欢迎。

陈先生在探讨《离骚》等议题时,喜欢提出和郭沫若不同的意见。但他对郭沫若评价还是很高的,认为,“首先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三代之书,语言文字,历史文学,这是郭沫若最大的贡献”。我曾经注意到,陈先生研究《诗经》,论及《北门》《定之方中》《黍离》《兔爰》《楚茨》《生民》等篇,都对郭老有关的成果作了汲取。在坚持唯物史观这点上,陈先生和郭沫若是一致的。

陈先生早期在复旦任教时,先是研究近代文学,先后出版了两本书——《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与《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这两部书集中阐发了1898年至1928年三十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及其演变,在当时很有影响,即便从今天看来,这两部近代文学研究著作,也依然具有开创性意义,为近代文学研究界所称道、引述。在这两部近代文学史中,陈先生专门论述了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所忽视,而在近代时期曾出现的旧体诗词创作及其作者群——宋诗运动、同光体代表诗人、近代四大词人等。在陈先生看来,1898年应是“近代文学”的真正开端:原因在于,甲午战败对中国的刺激太大了,警醒了中国人,文人们才从八股文中解放出来,接受外来影响,开始倡导“新文体”,从而产生了“诗界革命”乃至文学革命。

南大确实出了很多名师,譬如王伯沆,还有柳诒徵、胡小石、陈中凡、吴梅、汪辟疆、汪东等等。这些人很多都是晚清的世家子弟,有的是在晚清的一些官僚家里当老师,所以他们的国学基础都相当深厚。譬如说胡小石先生,他的学问是很好的,当时在国民党时代的部聘教授里,国学就评了胡小石先生一个。复旦中文系里很有名的老师当中,至少有三位是胡小石先生的学生。一个是刘大杰先生,1922年刘大杰在武昌高师,就是后来的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胡小石到武昌,到那里短期任教,刘大杰听过他的课,而且对胡先生的印象很深。另外就是张世禄先生,张世禄应该算是胡小石的嫡传弟子了,他在中央大学读了好几年书,胡先生对他有很多教导、启示。后来1943年,张世禄又到中央大学当教授,成为胡小石先生的左臂右膀。还有一位濮之珍先生。我们一进校,濮之珍先生给我们讲“语言学引论”。当时濮之珍的丈夫蒋孔阳先生讲“文艺学引论”,朱东润先生就说,你们家里应该取个名,叫“双引楼”。胡小石先生就是濮之珍先生的研究生导师,但濮先生的论文不是胡小石指导的,而是魏建功先生指导的。

陈先生提出,自己不愿无据而否定史有屈原其人,也不愿无据而肯定屈原的任何作品,凡古今人士所揭出的疑问,他都广搜前人成说,并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予以一一爬梳澄清。在《楚辞直解》一书中,他明确提出了属于个人独立研究的论见——屈原二十五篇诗歌作品,集中体现了屈原的人格、志向、理想、追求,是屈原个人真实心声的吐露,而屈原的思想,乃是兼摄了先秦诸子各家(包括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方术家、纵横家等),且又体现了他个人独特风格特色的一家。

除了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杂文名家之外,陈子展先生也是我国现代最早重视近代文学研究、并于20世纪初问世近代文学史著作的少数学者之一。他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问世后广受好评,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部开山之作。陈先生这两部书问世之前,胡适已发表了 《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陈先生没有人云亦云地照搬胡适所言,而是别创一说,且对胡适论著中有所忽视的近代时期出现的旧体诗词创作及其作者群——宋诗运动、同光体代表诗人、近代四大词人等,作了专门论述,体现了他的独家风格。

在王运熙先生引领下初访师寓

这以后,陈先生开始教中国古代文学,先后编写、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讲话》上、中、下三册,以及《唐代文学史》《宋代文学史》(后合编为《唐宋文学史》行世)。另外,陈先生还曾专门开设过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并专门编写了讲义,此讲义在时间上要早于国内不少著名文学批评史家的批评史论著。

中央大学的老师旧体诗词写得非常好,并且肯为吟诗词填花费时间。譬如说南京城里有许多古迹,中文系的老师春天到鸡鸣寺的豁蒙楼,一边饮酒,一边来联句作诗;夏天就到玄武湖;秋天到清凉山的扫叶楼;冬天到牛首山的南唐二主墓,去衔杯题诗。真是赏心乐事啊!这种事情,复旦老师恐怕不大会做。比如赵景深先生,一边是复旦大学的教授,要来上课,同时他还是北新书店的总编辑,上完课就得回去看稿子了,没有这么多的雅兴逸致。

不仅如此,陈先生还将对屈原认识的视野,置于世界文学史的高度,认定屈原的作品堪与古希腊荷马史诗、意大利但丁《神曲》、莎士比亚戏剧、歌德《浮士德》等世界一流大家作品相媲美,这充分体现了其高屋建瓴的深邃目光和宏微结合的真知灼见。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之后,陈子展先生编写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讲话》上、中、下三册以及《唐代文学史》《宋代文学史》(后合编为《唐宋文学史》行世)。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多篇古代文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奠定了其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的地位。

我毕业以后留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学教研室当老师,到教研室报到时,王运熙先生是教研室负责人,他对我比较了解,和我谈论我的进修问题。他认为我历史、哲学、思想史、学术史等方面的书读得太少,要补补课,多读经史。经主要是四部,《论语》《孟子》《诗经》《左传》,有条件就读读《尚书》;史主要是前四史。我遵嘱开始读,颇有收获。

自四十年代中期开始,陈先生开始涉足《诗经》语译——将《诗经》译成白话文刊登在报纸上,发现读者反应不错,颇受欢迎,由此,陈先生对《诗经》产生了浓厚兴趣,结合教学,他开始着手对“诗三百”作逐一的注释、今译、评论和研究,他的《诗经》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问世于三十年代的《诗经语译》;第二阶段,五十年代出版《国风选译》与《雅颂选译》;第三阶段,八十年代集大成的《诗经直解》出版,此后,又有《诗三百解题》问世。可以说,陈先生毕生用力最多、体现功力最深、成就最大的,首先是《诗经》研究,其次是晚年的《楚辞》研究。

另外,他们写文章大多是用文言,他们的文言写得非常好。你比如说上海古籍出的《汪辟疆文集》,全部都是用文言写的,恐怕现在的人很难写出这样的东西。写诗也好,写文言也好,都是跟某种怀古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喜欢古代的东西。

陈先生在阐释屈原及其作品的过程中,特别提倡历史唯物主义。他指出,我们研究古典文学,必须以客观现实、时代思潮、历史背景,以及作者个人的特殊条件,作为创作源泉的反映论,才能对其作出相应的客观评价,如只是从作者的主观情趣和灵感、个人想象和幻想、无目的的抒写和纯审美的渲染角度看问题、作阐释或解说,就会难以说通,也就难以令人信服。这充分体现了陈先生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研究立场和态度。

陈先生毕生用力最多、体现功力最深、成就最大的,首先是《诗经》研究,其次是晚年的楚辞研究。他曾说自己“一生所在,唯此两书”——《诗经直解》《楚辞直解》。两部《直解》可谓他毕生学术研究成果的结晶。

1962年10月下旬,王运熙先生找我谈话,传达中文系开会讨论的决定,为落实周扬同志抢救遗产的指示,决定派我去向陈子展先生学习 《诗经》《楚辞》。陈先生当时年纪比较大了,他的学问要有传人。王先生自己毕业以后也主要是跟着陈子展先生的,当时陈先生是系主任,王先生帮他处理一些系务,所以他和陈先生比较熟悉。当时复旦条件比较好,青老挂钩,年轻教师都有老教师带领。

《诗经直解》

有些老师对新文化有点隔膜。比如汪东先生解放前后曾经到复旦大学来任教,曾说:“酒越陈越香,文学越古越好。”他开了国学课,同学们还不大选他的课。这样吃饭就有问题啦,当时上海市政府就把他安排到上海文化保护委员会。汪东的诗写得非常好,我们知道现代一位旧体诗词写得绝好的女诗人,程千帆先生的夫人沈祖棻女士,就是汪东的学生。这些老先生绝大部分向往的不是“五四”以后的中国,他们向往的是清代的“同光盛世”。那时,清代统治者把太平天国扑灭了,吹嘘清室中兴,出来两个人,一个曾国藩,一个张之洞,叫“湘乡南皮之间”。所以他们总免不了有一点遗老遗少的味道。周勋初先生就说:“我们南大的那些老先生,大部分是名士”。名士一般都不大关心现实的,跟时代有比较大的距离。

可以说,集楚辞全部作品注、释、笺、译、论之大成的《楚辞直解》一书,确立了陈先生在现代楚辞学界的地位和影响,他自然被聘为了中国屈原学会的学术顾问,并被列为二十世纪楚辞研究八大家之一。

陈先生之所以会花大力气于这两部《直解》,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历代许多学者都没能科学正确地认识和诠解这两部上古时代的诗歌集子,为此,他花费了自己后半生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投注于这两部《直解》的著述之中,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几易其稿,荟萃各家之长,参酌取舍,成一家之言,向学界和世人奉献了两部厚重的大著。

某日下午,王运熙先生带我去陈先生家,自复旦乘 1路有轨电车到静安寺,转乘公共汽车到常熟路下车,转弯到长乐路,再步行到先生寓所。陈先生家在长乐路946弄2号,这里是个小弄堂,大门其实在942号,但一般是不开的。第一次与陈子展先生见面,我印象很深。陈先生当时大约六十三、四岁,个子不是太高,戴一顶法国帽,身体看起来还比较健康,思维、交谈亦很敏捷,只是抽烟挺厉害。唯一让我感到先生有点苍老的,是他的眼睑微微隆起,我想这是人生契阔与岁月沧桑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

陈先生认为,《诗经》三百多篇作品从各个不同角度和层面反映表现了上古时代的社会生活,它是上古社会和历史的一面镜子,堪称上古社会的百科全书。对历来争议较大的一些疑难问题,如孔子删诗说、采诗说、诗序作者、风雅颂定义等,陈先生都旗帜鲜明地表述了个人看法。为了解析诗篇本义,特别是其中可能涉及的历史与社会的多学科广博知识,陈先生都会予以详尽的引证,而这些引证的材料,很多要涉及天文、地理、历史、风俗、生物、考古、农业、军事、经济等多学科、多层面,他都不厌其烦地引证各种资料予以阐释和说明,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案例有:《曹风·蜉蝣》《小雅·信南山》《小雅·宾之初筵》《周颂·良耜》《周颂·潜》等诗篇。我见过他的一个笔记本,记录了各种古代史料的原始资料,全部用毛笔小楷手抄。与学界其他《诗经》研究学者不同的是,陈先生特别注重对最新文物出土考古资料予以发掘与利用,及时地将这些资料运用于他的《诗经》诠释中,从而对这部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尽可能地作出切合历史和时代的准确阐释。

(一)

陈先生的《诗经》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问世于20世纪30年代的《诗经语译》;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出版《国风选译》与《雅颂选译》;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集大成的《诗经直解》出版。但实际上,他为研究工作所做的各种准备,却早在青年时期即已开始。先生对自己的研究风格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读遍世上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决不妄下结论。他的这种有目的的广泛阅读,为他正式着手研究《诗经》打下了厚实基础,而他沙里淘金的治学态度,使其研究结论更能逼近文本的客观实际,更符合历史和社会的真实。

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读遍世上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决不妄下结论。”对于历来争议较大的一些疑难问题,如孔子删《诗》说、采《诗》说、《诗》序作者、风雅颂定义等,陈先生都旗帜鲜明地表述了他个人的看法,绝不人云亦云。他既要和古人“抬杠子”——指谬正讹、去芜存精,也要和今人作辩论——辨必有据、辨伪求真。

见了面,先由王运熙先生介绍我近期的读书计划,也就是多读经部和史部,他重点讲了八部书——《论语》《孟子》《左传》《诗经 》《史记》《汉 书》《后汉书》《三国志》,围绕经史,再读一些经学方面的书以及学术史、文化史方面的著作,比如皮锡瑞的 《经学历史》、周予同的《群经概论》、梁启超的 《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顾颉刚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等。陈先生认可了这一计划。王先生继续问,《史记》有三家注,有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读哪种好呢?陈先生主张《史记》应读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汉书》应读王先谦的 《汉书补注》。《史记》我早就读完了,读的是三家注点校本,《汉书》读了将近一半,读的是颜师古注,为此不免心生顾虑。我和陈先生如实讲了这些情况。陈先生说这也可以,继续读下去吧。他对年轻人是很好说话的。不过,陈先生也说,以后碰到问题可以查考一下《史记会注考证》和《汉书补注》。作为补偿,此后我读《后汉书》就用了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后汉书集解》的注释体例和《汉书补注》一样,在章怀太子注的基础上,增列了非常丰富的文献资料。我读下来觉得很有好处。

《楚辞直解》

复旦中文系的前辈名师大多是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斗士

陈先生认为,《诗经》三百多篇作品从各个不同角度和层面反映表现了上古时代的社会生活,是上古社会和历史的一面镜子。对于历来争议较大的一些疑难问题,如孔子删诗说、采诗说、诗序作者、风雅颂定义等,陈先生都旗帜鲜明地表述了个人看法。

陈先生的楚辞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他已年逾花甲,一千多年来蒙在楚辞研究领域的层层迷雾,促使他下决心要作一番爬梳剔抉的工作,努力还世人一个近真的楚辞原本面目。为此,陈先生翻遍了历代的楚辞注本,系统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许多西方理论家的论著,参考了大量文物和文献资料。他不愿无据而否定史有屈原其人,也不愿无据而肯定屈原的任何作品,凡古今人士所揭出的疑问,他都广搜前人成说,并经过独立思考,一一予以爬梳澄清。不仅如此,陈先生还将对屈原认识的视野置于世界文学的高度,认为屈原的作品堪与荷马史诗、但丁《神曲》、莎士比亚戏剧、歌德《浮士德》等世界一流大家作品相媲美。

另外,我和陈先生第一次交谈,相互语言不通,他说湖南长沙话,我说江苏无锡话,各自都听不大懂对方说话的意思,影响到了相互交流。但人对语言的适应能力其实很强,也很神奇,我和陈先生只是碰面了一两回,似乎方言的隔阂就不存在了,心里也放下了一块大石头。这样一来,和陈先生的交流基本也没有问题了,陈先生与我商定,以后每两周见面一次,时间定在星期四上午。开始一段时间一直如此,后来因为课程安排等原因,有所变动。

陈先生的《楚辞》研究开始于六十年代。他说自己搞《楚辞》,是既和古人“抬杠子”,也和今人“抬杠子”,他要爬梳、澄清历来在楚辞研究上笼罩的迷雾。我记得他当时明确说,他不赞同武汉大学刘永济教授的观点。由此,他下决心对楚辞作系统全面的梳理,对历代和现代的各家注本作逐家评述,而后提出自己的看法。陈先生翻遍了历代的《楚辞》注本,认真系统地研读了马、恩和西方许多理论家关于人类历史及社会发展的论著,参考了大量的上古时代的出土文物资料和历代文献,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社会学的眼光来看待和阐释楚辞中表现的上古社会的历史与文化。

我讲了这些,回过头来讲,复旦刚好相反。复旦当时的老师,中文系的老一辈人,大多不是名士,而是斗士。这个“斗士”的说法,最早是郭绍虞先生——我们系的一级教授——提出来的。郭先生了不起啊,他在五四运动刚刚发生后,从上海来到北京,当然他五四运动没有亲身参与过。过了一两年,他就发表了文章《马克思年表》,当时研究马克思是很不容易的。

对于两千年来陆续问世的历代《诗经》注本,陈先生指出,它们虽然都有参考利用价值,却也不免门户之见和宗派情结,给本来就难以“确诂”的《诗经》蒙上了层层迷雾,使人真伪难辨、不知所从。鉴于此,陈先生态度十分明确,不唯古人所说是从,不做“毛佞臣”“三家媚子”“朱子信徒”,也不对古人成说一概否定、全盘抛弃,而是一切从客观事实出发,是即是,非即非,明确弃取,毫不含糊,关键看是否合乎诗旨本义。

回顾陈先生这一生,早年的杂文创作,使他驰名文坛;中年的近代文学研究,让他赢得了学界美誉;中晚年的古代文学研究,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并因此驰誉海内外。除了教学工作以外,可以说,陈先生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几乎都奉献给了他钟爱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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