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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先生与女儿丰一吟在家中翻译,是他由师从夏丏尊开始萌发的文学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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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煌煌十卷本的《巴金译文集》出版,这套书收入了巴金先生一生翻译的经典译作,包括屠格涅夫的《木木》、《普宁与巴布林》、《散文诗》、高尔基的《草原故事》、《文学写照》、迦尔洵的《红花集》、赫尔岑的《家庭的戏剧》等作品,扩宽了读者对巴金的认识,也引发了人们对巴金、鲁迅、周作人、张爱玲等那个时代的、同时兼有翻译家与写作者双重身份的作家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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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熟知的,是画家丰子恺,但丰子恺并不只有画家一个面相,在漫画的基底背后,是他由师从夏丏尊开始萌发的文学志趣。他曾说,作画好比写文章,“我的作画,也不免受了文学影响……我希望画中含有意义——人生情味或社会问题。我希望一幅画可以看看,又可以想想。换言之,我是企图用形状色彩来代替了语言文学而作文。”

丰子恺先生与女儿丰一吟在家中翻译

巴金:“译名”为“文名”所掩

近日,一位青年译者在接受采访时提出:“2000年以前,90年代、80年代出的那些译本基本上是不能看的”,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但与深潜人间世的五四那一批作家大不相同的是,丰子恺的创作在当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至有些“天真”,他绝少直接描写那些粗粝的现实与重浊的黑暗,对于世间的那些苦痛相、悲惨相、丑恶相、残酷相,他往往选择轻快的笔调晕开,不致使其剥蚀心灵。这些悉数映照在他的散文随笔、小说创作以及翻译文本的选择中。

对于丰子恺先生,喜欢他漫画的人往往将其看成大画家,喜欢他散文的人则认为他是散文大家。其实,丰子恺天资聪慧,勤奋刻苦,精通英文、日文,53岁又开始学习俄语并翻译俄国文学作品。他一生出版绘画、教育、音乐、文学、翻译著作达160多部,是著作等身的多才多艺的大师。

在很长一段时间,除少部分文学圈中的专业读者和研究者外,大多数人只知巴金是大作家,却不知他同时也是位大翻译家。

冯骥才先生曾写过一篇《金子做的桥》,提到了很多优秀的翻译家精益求精的精神,今天欣赏一下——

丰子恺曾在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在夏丏尊等人的召集下,一批作家云集白马湖,形成了所谓的“白马湖作家群”,他们以“立人”为基本诉求,提倡美育,丰子恺的文章也因此深深浸润了白马湖之风。

与鲁迅同时翻译日文版 《苦闷的象征》

据悉,巴金的文集有二十多卷,译文集就占了十卷之多,数量上绝不少于一般翻译家,何况其质量又属上乘。巴金通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和世界语。18岁那年,他就根据英译本翻译了俄罗斯作家迦尔洵的小说《信号》,从此开始了伴随他整个文学创作过程的翻译工作。

金子做的桥

文学翻译

丰子恺先生的文学道路,是从翻译起步的。1921年冬,24岁的丰子恺在日本留学10个月后坐船回国。在漫长的海上旅途中,丰子恺开始翻译英日对照的屠格涅夫小说《初恋》。

他的主要译作集中在俄罗斯小说、传记和回忆录。其中有克鲁泡特金《我的传记》,赫尔岑《家庭的戏剧》和《往事与回想》;屠格涅夫的《木木》、《处女地》、《父与子》、《普宁与巴布林》和散文诗;高尔基的《草原故事及其它》和文学回忆录。

文 | 冯骥才

从《初恋》到《源氏物语》

《初恋》于1931年才出版,比丰子恺1925年最早出版的《苦闷的象征》迟了6年,但他依然把《初恋》称为自己“文笔生涯的‘初恋’”。这部英汉对照的注释读物,在当时普及俄罗斯文学过程中,曾影响了一代文学爱好者。作家王西彦曾回忆自己 “对屠格涅夫作品的爱好,《初恋》的英汉对照本也未始不是渊源的一个方面”。

一贯谦虚的巴金不止一次说自己“并不精通一种外语”,“只是懂一点皮毛”,翻译的过程对他而言就是学习的过程,他翻译的作品都是他的“老师”,“翻译首先是为了学习写作”,所以他称自己只是“试译”。

艺术家们所弹奏的旋律,画的画儿,无须经过翻译,不胫而走,就飞到另一个国家去。但文学却不能。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的围墙。作家们大多在墙里边走来走去,要想翻越这面墙,必需通过一道道桥。造桥者就是翻译家。

丰子恺的文学道路,是从翻译起步的。1921年,24岁的丰子恺留学日本近一年后坐船回国。他在日本买了好些书,其中一本英文的屠格涅夫小说《初恋》尤其喜爱。漫长的海上旅途,无聊又沉闷,丰子恺开始尝试翻译《初恋》。虽然直到将近十年后才出版,但他始终将这本书称为自己“文笔生涯的初恋”。这部英汉对照的小说深深影响了一代俄国文学爱好者。

由于丰子恺在日本10个月的苦学生涯,对日本民情风俗和日本文学有许多切身感受,因而他一见到日本优秀作品,便有译介到中国的冲动。丰子恺后来回忆当年在日本见到古本 《源氏物语》情景时说:“当时我曾经希望把它译成中国文,然而那时候我正热衷于美术、音乐,不能下此决心。”这是当时丰子恺的一个梦想,40多年后,这梦想变成现实。

以奥斯卡·王尔德的《快乐王子》为例,巴金和林徽因都曾做过这部书的译者,但巴金译文更胜一筹早已是译界公认。细细翻看巴金的译作你便会发现:流畅,自然,传神,富于感情,是他所有译文的特点,这又与他自己的文学创作风格极其相似。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草婴曾说,巴金的译文既传神又忠于原文,他所译高尔基的短篇小说至今“无人能出其右”;而翻译家高莽则评价说,巴金的译文“语言很美”,表现出了“原着的韵味”。

然而,由一种文字变为另一种文字谈何容易,此中是优是劣,就全凭翻译的本领了。碰上好的翻译,原作的形神俱在,不会受到损失;碰上差的翻译,便驴唇不对马嘴,一切全毁。一次我去某一德语国家,拿着我的一种德文版的小说送人。我的翻译翻了翻便对我说:“这本书你千万别送人了。”我问:“为什么?”他说:“译得太差了。人家看了会说,冯骥才的小说怎么这样糟!”气得我把带去的书都扔在旅店里。

之后,丰子恺又着手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只是他不知道的是,当时鲁迅也在翻译这本书。1925年,两种译本同时译出,分别在报刊连载,又分别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后来丰子恺去拜访鲁迅,谈起《苦闷的象征》,抱歉地说:“早知道你在译,我就不会译了。”鲁迅回道:“早知道你在译,我也不会译了。其实这有什么关系,在日本,一册书有五六种译本也不算多呢。”年轻的丰子恺听了,很是感动,愈发对翻译认真起来。接着又翻译了斯蒂文森的《自杀俱乐部》。

丰子恺带着许多甘美回味从日本回国,不仅在归途中翻译了《初恋》,1925年 4月还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苦闷的象征》。这是厨川白村的文艺论文集。当时,鲁迅先生也已将《苦闷的象征》译毕。两种译本同时译出并分别在上海、北京的报刊上连载,又分别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北新书局出版。鲁迅在1925年1月9日写给王铸的信中提到此书:“我翻译的时候,听说丰子恺先生也有译本,现则闻已付印,为 ‘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

巴金不仅自己爱译,也鼓励他人拿起译笔。在《巴金书信集》中,有相当部分的信是写给包括汝龙、萧乾、文洁若、戈宝权、查良铮、高莽和巫宁坤在内的译者的。只有自己热爱并从事翻译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对其它翻译家的体贴和爱护。

但是,俄罗斯作家是幸运的。当他们的作品进入中国,正赶上那一代的俄文翻译人人笔精墨妙,那真是千载难逢!

但后来战乱频仍,各处辗转,翻译只得暂停。抗战后,丰子恺重新拾起俄文,这时他已经50多岁了。凭着勤奋,他几个月后便能通读托尔斯泰的俄文原著《战争与和平》,两年后便能译俄文书,翻译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柯罗连科的长篇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他又拾起日语,先后翻译了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石川啄木的作品,还有中野重治的《肺腑之言》、大仓登代治的《美国猎》、德富芦花的《不如归》、日本物语小说《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落洼物语》,还翻译了蒙古作家达姆定苏连的《蒙古短篇小说集》。再之后便是那部影响深远的文学名著《源氏物语》。

1927年11月27日,丰子恺去内山书店拜访鲁迅先生,谈起翻译《苦闷的象征》时,曾抱歉地对鲁迅说:“早知道你在译,我就不会译了。”鲁迅也客气地说:“早知道你在译,我也不会译了。其实这有什么关系,在日本,一册书有五六种译本也不算多呢。”据说,当时年轻的丰子恺听了很是感动。

他希望萧乾在有生之年“多译多写多出书”,“不必管别人怎么说”,“把自己心灵中美好的东西贡献出来”。萧乾显然没辜负巴老的期望,晚年不仅写了大量散文作品,还与夫人文洁若合作翻译了西方文学中的一部“天书”天书《尤利西斯》。

汝龙被称为“把一生都献给了契诃夫,却谦卑地没有写出一篇译著前言的老译匠”。他没有俄国留学的履历。翻译《契诃夫全集》是他毕生的心愿,为此他辞去大学里的职务,每天除了睡觉就是翻译。他没有正式单位编制,多年罹患肺心病的他长期依靠翻译支付医疗费。他的遗愿是将自己的全部稿费积蓄捐赠国家。

丰子恺的翻译,不仅数量丰富,而且晓畅自然,颇具韵味,这有赖于他的苦学和严谨态度。据他的女儿丰一吟回忆,丰子恺学习一个外语单词,一般分四天22次的渐次温习,翻译时,丰子恺对于每个词语的使用都反复斟酌考量,当他“仰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十一层楼的洋房发呆的时候,十有八九是为了想形容词的译法”。

53岁学习俄文,几个月后翻译《猎人笔记》并出版

巴金也勉励过女作家杨苡,“好好译一本书”,海明威的也好,别的也好,“不要急,一星期译几百、几千字都行,再长的书也有译完的时候,慢是好的,唯其慢才可细心去了解,去传达原意”。

记得八十年代初,一家出版社想出版契诃夫的作品,因与翻译契诃夫作品的专家汝龙谈不拢,便绕过汝龙,邀请了一些俄文专家,试译契诃夫的《套中人》。大家全都译这篇小说,为了看谁译的好。结果没有一人能够把契诃夫的味道译出来,结果还得去找汝龙。好像唱《失空斩》,只有马连良才是孔明的味儿。

翻译《源氏物语》,丰子恺用了四年。动笔前,花了近半年时间准备,除了搜集必要的辞书及译本,他还去重新阅读、体会小说语言,以决定翻译的体裁与情调。《源氏物语》多为古文,语言精炼典雅,因此丰子恺用了一种类似汉语章回小说的译文风格,读来蕴藉非常。除此,小说中穿插了近八百首和歌,丰子恺不拘原诗格律,大胆摈弃流行的自由体,采用古体七言和五言诗意译原诗意义与精神,读之使人亲近,也很有味道。

丰子恺的翻译,早期主要集中在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除了《苦闷的象征》《初恋》,还有《自杀俱乐部》以及艺术教育类的教材性质的作品,如《艺术概论》《生活与音乐》等。另一个时期是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这个时期是丰子恺翻译的黄金时期,生活相对安定,时间充裕,主要译作除了他钟爱的艺术教育类外,重点完成了《猎人笔记》《夏目漱石选集》《石川啄木小说集》《蒙古短篇小说集》《落洼物语》《肺腑之言》等,同时又完成了百万字的日本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上、中、下三册。这些译作成为丰子恺文学世界里的一个重要方面。

巴金与汝龙之间的友谊更是早已传为佳话。汝龙原是巴金的读者,后来成为了他的朋友。正是在巴金的启发和鼓励下,汝龙成了一名杰出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和契诃夫专家。是巴金建议汝龙“要系统地介绍一位作家的作品,并建议他集中精神翻译契诃夫”。在《巴金书信集》中,致汝龙的信有37封之多。巴老称赞他“能用功,能苦干,能坚持”,并嘱其一定要保重身体,“要争取尽可能的多活”,“不要只译几本契诃夫就拼掉老命”……

汝龙几乎译了契诃夫的全部作品。早在1952年他就出版了25卷本的契诃夫作品选集。契诃夫那种感觉——那种悲悯的、轻灵的、忧伤的、精微的感觉只存在于汝龙的字里行间。还有一种俏皮、聪明、绝妙的短句子,也非汝龙不可。感觉的事物只能感觉到。尤其是对于契诃夫这种凭感觉写作的作家,只有能够神会到作家特有的感觉的译者,才能去译,否则一伸手就全乱套。汝龙还译过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库普林的《石榴石手镯》,也都译得十分出色,但在人们的印象中他还是契诃夫的专家。

这些翻译,或白话,或文言,都下过笨拙的苦功,却大多给人一种清澈淡泊的感觉,美而不含媚态,烈而不致沸腾,深沉而无重负,与丰子恺的散文相类,都有一种风流自然的态度。

丰子恺翻译成果之丰与他的苦学分不开。丰子恺到日本后,“白天在川端洋画学校读美术,晚上则苦攻日文和英文。他学日文,并不去专为中国人而设的学校,他嫌这些学校进度过缓,却去日本人办的英语学校,听日本老师用日语来讲解初等英语,从这些教授中去学习日文”。

其实,在中国文学翻译界,除傅雷等赫赫有名的翻译家,还有一条并行的翻译家队列存在:像巴金这样非常特别的翻译家。他们既是创作型的作家,同时又是成就斐然的翻译高手。鲁迅、周作人、冰心、张爱玲、梁实秋、杨绛、丰子恺等,都是这一类作家中的代表。这些真正的大家,中西贯通,他们对外文作品的译介与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是彼此滋养彼此成全,相得益彰的关系。通过翻译,他们自身的创作得到了不断地提升;同时,不间断地进行创作则让他们的译笔更加娴熟并具个人风格。

中国的翻译界很有意思。针对俄罗斯每一位大师,都有一两位“专职”的译者。比如普希金的诗译者是查良铮、戈宝权与冯春,果戈理的译者是满涛,列夫·托尔斯泰的译者是草婴,肖洛霍夫的译者是金人等等。他们的译本所达的高度就是原作的高度,很难逾越。莱蒙托夫的诗译者是余振;莱蒙托夫只写了一本小说《当代英雄》,译者是翟松年。我看有了翟松年这个译本,就永远不需要别人再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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